方舟子的Blog

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葛剑雄最近这段时间到处做演讲、上电视节目，讲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历史。

他演讲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他说，学术有自由，但是宣传有纪律，作为历史学者要服从高瞻远瞩的领导。做学术研究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做出来的学术成果有政治问题，暂时不能发表，也要着眼于国家利益，要服从大局。

可见，葛剑雄理解的“学术自由”是，做了学术研究以后不把你抓起来，还给你一口饭吃，就算有自由了。如果做出来的成果被禁止发表，怎么能叫有学术自由呢？如果结果发表不了，还研究干什么？难道是做完以后藏起来，留到死后再发表吗？

其二，他说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现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很时髦，腾讯刚刚宣布要清理微信的言论，其中第一条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那么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呢？葛剑雄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凡是怀疑、否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的、不利于处理政治和历史问题的历史观和所谓的历史真相，都属于历史虚无主义，都要反对。

但是葛剑雄又口口声声说，做历史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历史事实是不利于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的，是不利于处理政治和历史问题的，那就变成历史虚无主义”了，是不是就不能尊重了？

葛剑雄在讲座中举了一个例子。苏联解体以后，以前共产国际的档案都被公开了。显然葛剑雄认为这些档案对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会构成挑战，所以他认为，这些档案的内容要禁止在网络上传播，因为它们是历史虚无主义。不管这些档案的内容是真是假，都不能传播，都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这怎么能够叫做“尊重历史事实”呢？

葛剑雄的这些言论在网上引起了一番风波，有人去问他，他说：“我只是捅破了一层纸而已。”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听领导的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公开的，并没有被一层纸包着，不需要葛剑雄去捅破这层纸。葛剑雄的独特之处，或者说无耻之处，在于：第一，他支持这种做法，认为历史就要为政治服务，历史学家就要当政治家或者政客的奴才，或者说好听一点就是御用文人。第二，更恶劣的是，他要为这种做法提供合理性依据，要从理论上证明这么做是对的，是应该的，历史的功能就是这样的。他搬出孔子作为自己论证的依据，孔子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说明历史就是政治，历史要维护当代政治，要维护当代政权的合法性。

他的这种证明方法是有问题的。孔子的那套做法，即使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也不受推崇。中国古代推崇的是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有气节的历史学家，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涉及到两个历史典故。

齐国当权的大臣崔杼把齐国国君齐庄公杀了，齐国的史官（太史）在史册里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个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继续在史册里这么写，崔杼也把他杀了。太史的第二个弟弟还是这么写，崔杼还是把他杀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还是这么写，崔杼杀得手软，没有再杀下去。第三个弟弟从宫里出来，碰到另外一个史官，手里拿着一个木简（那时候还没有纸，是用木简来写字的），上面写着“崔杼弑其君”，等着崔杼把第三个弟弟也杀了他就顶替上去。所以叫“在齐太史简”。这些史官是不会为尊者讳的，当时齐国最大的尊者、地位最高的人就是崔杼，他们宁愿一个一个地被杀，也要把这件事直接写下来。

“在晋董狐笔”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春秋时候的故事。晋国的赵穿把晋灵公杀了，当时晋国主持朝政的赵盾没有去处理赵穿。晋国的史官董狐就写“赵盾弑其君”，把国君被杀的事怪到了赵盾身上。从现代历史学角度来看这么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但是至少说明董狐没有“为尊者讳”。当时晋国最大的尊者就是赵盾，董狐不仅没有为他避讳，反而把国君被杀的责任直接赖到他的头上。

这些典故说明，中国的史官推崇的是这种敢于秉笔直书、有气节、有骨气、连命都不要的人。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是孔子的那一套，那么也不等于说我们现在也必须那样做。从来如此就对吗？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应该根据现代的历史观来写历史。作为一个现代历史学家，不能还把孔子当作是一个圣人，只要孔子说的话就不能违背，他几千年前说的那些话我们都还要照办。

葛剑雄的这一套逻辑，也很难经得起推敲。他认为历史要维护当代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政权是变来变去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每一次改朝换代，以前的历史怎么办？对以前的那些历史学家怎么看待？现在的政权不是一直就有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台的。在民国时代，有左翼的历史学家，甚至有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他们肯定是怀疑、否定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的。那么，按照葛剑雄的观点，这些当时被认为是进步的历史学家，他们难道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吗？

葛剑雄的专业是历史地理，是历史学家谭其骧的学生。他搞的专业一般的人是不会去看的。他之所以在公众中出了名，是因为在20多年前出过一本书《统一与分裂》。这本书后来一直再版。这本书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分裂才是中国的常态。按照中国官方的政治观点，这种历史观点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处理葛剑雄说的“政治与历史的问题”的，比如说，不利于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么葛剑雄当时写这本书是不是也在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呢？他是不是要做一番自我批判，把这本书下架呢？

葛剑雄以前在公众中名声还不错，很多人认为他敢讲真话，是一个有风骨的学者。他现在这番言论传出来以后，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认为会不会是被断章取义了，是不是话里有话。当然不是。我以前跟葛剑雄打过一些交道，一起做过电视节目、演讲，还打过几次笔战，都是关于学术造假的。其中比较出名的一次笔战是关于朱学勤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的。朱学勤是从复旦大学拿的博士，时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葛剑雄包庇了朱学勤。我当时写过文章批评葛剑雄，葛剑雄有反驳，我又反驳，很热闹。我以前对葛剑雄的看法，认为他是名不符实的，并不是人们认为的是一名有风骨的、敢讲真话的学者，但是，他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的。现在像他这样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以真小人的面目出现来鼓吹历史学家就应该当领导的奴才，还是让我觉得有一些惊讶的。连这种以前还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学者都已经赤裸裸地要当奴才了，更不要说那些一贯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学者了。

作为历史学家，看问题应该有历史的眼光，不要太短视。作为历史学家，要知道，当代的政治再热闹也是转瞬即逝的。放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当代的政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现在的风云人物，比如说葛剑雄推崇的那些号称能够高瞻远瞩的领导，以后都会变成过眼云烟，可能在历史上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即便留下了，反而是骂名。甘愿去当领导的奴才，就不怕以后也跟着挨骂吗？

2021.6.13. 录制，2021.8.10.整理

有报道称，中国航天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张陶请两个院士吃饭，要他们推荐他当院士，院士们没答应，他恼羞成怒把这两个院士痛打了一顿。

我看到该报道的标题，以为是因评选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引起的风波。看了内容才知道说的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科学院，怀疑是不是野鸡机构。国外有很多野鸡机构自称科学院，只要交了钱就可以成为它的成员，也就成了“院士”。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国际宇航科学院是冯·卡门在1960年创建的学术性机构。并不是交了钱就能够加入的，要由以前的成员推荐、评选，不算是野鸡机构。

不是野鸡机构不等于这种机构一定有含金量。很多国家有结社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成立科学院，每个领域都有一个、甚至多个科学院。这些科学院的含金量是参差不齐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含金究竟有多高呢？我们可以跟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做对比。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含金量已经是非常低了，如果国外某一个科学院的含金量比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含金量还要低，那就说明它没有什么含金量。

我查到2018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简称“火箭院”）有一篇报道，里面说，我们火箭院不仅出了近30名两院（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12名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数量比两院院士还少，是不是国际宇航科学院比两院还要高档呢？我把它列出来的这12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挨个搜了一下，发现里面有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已经去世了，但是在他的简历里并没有提自己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还有一个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健在，他的履历里也没有提自己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也就是说，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心目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不值一提的，是他们获得的无数荣誉里一个没有含金量的头衔，所以在履历里根本就不提。剩下的那10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都不是两院的院士，有的选过工程院院士没选上。他们的简历才把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当成一个重点推出的头衔。从这就可以看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含金量是不如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的。

这个没有什么含金量的院士头衔却引起斗殴，说明这个头衔在中国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很受重视。除了火箭院，中国还有别的机构也在搞航天。我想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到它的网站去查一查，发现上不去了，出来一个通知说“已经超过了资源限制”。似乎是因为斗殴事件，很多中国人都去它的网站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超过了流量限制，网站就停了。难道这个网站流量那么小，比平时多一些人去看，就把网站给搞宕掉了？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他们发现国际宇航科学院突然在中国出了名，而且不是好名声，干脆先把网站关了。这种做法倒是让人觉得这个宇航科学院还是蛮野鸡的。

网站上不去了，我没法得到这个宇航科学院中国院士的详细名单，只能去找中文的报道。中国以前有一些关于这个科学院的新闻报道。从这些报道来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有1000多名，其中中国的院士有140名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科学院的院士里头有10%居然是中国人。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是航天大国，所以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人数就特别多。我就挑了一些中国的院士去搜，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航天领域的专业人士，有的做的是别的研究，只不过刚好有一个课题跟航天有关，就入选院士了。例如，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本行研究的是水生生物，但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课题是研究“太空生物学”的，跟宇航沾边，他就被选为院士了。还有的是搞心理研究的，可能曾经给宇航员做过心理辅导，也入选院士了。北京理工大学有一个法学教授，是研究国际法的，曾经发表过关于“空间法”的文章，因此也入选院士了。所以，这些院士虽然是做学术研究的，其实跟宇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沾点边。

还有的院士根本就不是做学术研究的。例如杨利伟也是这个宇航科学院的院士，他是宇航员，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有很多跟航天有关的国企、私企的老总、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也都是院士。这些人更不是搞学术研究的，而是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张陶也不是做学术研究的，他的简历里虽然自称是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但是是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只要跟航天沾点边的企业的老总都能给自己搞一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张陶显然觉得自己也可以。要当院士，按照规定需要由别的院士来推荐，所以他找到两个院士来推荐，没想到他们不干，就打起来了。

为什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没什么含金量，在中国却很受重视，以致引起了打架斗殴呢？那是因为“院士”的头衔听上去很好听。对那些想当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没当成的人来说，有这么一个国际科学院院士的头衔，能够唬得住人，也可以被称为“院士”了。

国际宇航科学院在别的国家不被当回事，在中国很受重视，“院士”的头衔在中国有市场，他们当然也乐意配合。国际宇航科学院的官员、其他国家的院士到中国很受优待，可以免费吃喝玩乐，还可以赚钱。2010年国际宇航科学院在中国搞了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其唯一一个研究中心，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就中国有，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有市场。而且它现在还准备在中国搞一个创新研究院，号称是要为太空技术产业化提供一个平台。这不就是想要赚钱吗？所以一拍即合，它很配合中国的业界人士、企业老总，他们想当院士就给一个院士头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

我上面说了，由于很多国家有结社自由，其他的领域也都有类似于国际宇航科学院这样的组织，它们的名称有的也叫“科学院”。这样的组织非常多，特别是在医学领域这种科学院更多。只不过，中国的航天领域出人才，他们发现这么一条让自己有一个院士头衔的途径，在航天领域首先放了一颗院士卫星，给自己弄了这么多的“国际院士”。有这些航天的“院士”带头，其他领域当然也可以跟着学，也可以到自己领域的国际科学院弄一个院士的头衔当当。我估计很快其他领域也会纷纷地出现国际科学院的“院士”。到时候，中国的院士、而且还是国际的院士就满大街都是了。

国外的科学院的成员就叫“会员”（member），并不叫“院士”。像美国国家科学院，含金量比中国科学院高多了，它的成员就没有“院士”这么一个头衔。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美国只是被叫做“教授”、“博士”，没有人称为“院士”，因为美国没有“院士”这么一个称呼。但是，中国把所有的科学院的成员全部都叫做“院士”，这样就乱了。我认为，只有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的成员可以称为院士，其他级别的科学院的成员最好还是不要把他们叫做院士。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混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看到报道说“两个院士挨打”，我还以为是科学院或者是工程院的院士挨打，没想到是从没听说过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成员挨的打。

但是，我这个建议是没用的。中国这些专家、高管、教授之所以热衷于加入国外的科学院，就是为了那个院士的头衔。所以，他们还是要自称院士的。而且，这样的院士会越来越多，到最后就是：院士满地走，教授不如狗。

2021.7.4.录制，2021.8.12.整理

中国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各行各业、各路人马都要出来向党表忠心，自然少不了获得“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以取得了抗疫的胜利来证明党的伟大。他说：“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每家每户自觉封闭隔离，短暂牺牲了外出自由，抵御了新冠病毒的侵袭，个体自律换来了集体自由，赢得了全国抗疫的胜利！”

类似的话另外一个网红医生张文宏也说过。张文宏是在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答外国专家关于中国怎么样平衡自由和安全的问题的时候说的。他说，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听从了政府的建议，为了保护老年人自觉地待在家里；而且，中国并没有发布强制戴口罩的命令，但是人人都自觉地戴口罩。

钟南山、张文宏说的与事实不符。我们先说戴口罩吧。在去年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各地都发布过命令，要求大家都必须戴口罩。有一些地方还派出了“红袖章”、警察甚至特警，上街去抓那些不戴口罩的人。我当时在推特发过不少这方面的视频，很血腥很暴力。

再说封闭和隔离。中国每一次哪个地方发现了新冠病例，都是由政府发布命令，封城、封小区、封街道。发布这种命令当然都是强制的，有一些地方甚至是要把居民给封死在家里，在门上贴封条、上锁、上铁杆，甚至把门焊死。有一些人想方设法逃出来，被警察抓住了以后要处罚，关那么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多地警察都发布过这种“警情通告”。如果说是大家自觉自愿地在家里封闭、隔离，那么贴封条、把门焊死干什么呢？抓人干什么呢？有一些地方因为封闭的时间太长，受不了了，起来反抗。像6月份在佛山黄歧，已经被封了20多天了还不解封，居民忍无可忍，爆发示威、反抗，当地政府派出大批的警察镇压。

所以，钟南山、张文宏明显是在撒谎，而且撒的是弥天大谎。张文宏比钟南山还要可恶，还要无耻。钟南山说的那番假话面向的是中国的受众，中国人都知道他说的话与事实不符，所以不会把钟南山说的话当回事，误导不了人。而张文宏就不一样了，他是向国际宣布的，受众是外国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就有可能被张文宏的谎言误导。

张文宏、钟南山敢撒这种弥天大谎，说明他们的人品是有问题的。这就让人怀疑，他们说的其他的话是不是也都是假话。连这么明显的假话他们都敢说，更不要说那些不那么明显的假话了。可笑的是，钟南山和张文宏在国内都被认为是敢说真话的专家，有无数的粉丝，在他们说的假话被揭露以后还要出来替他们辩解，说“他们是有苦衷的”、“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不得不说一点假话”。其实，即使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并不是说非得说这么大的假话不可的，并没有手枪顶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这么说，他们完全可以不说。即使他们没有胆量说真话，也可以选择不说假话。他们说这种假话实际上就是在主动地献媚。

他们之所以敢说这么明显的假话，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众多的粉丝能很善解人意地替他们做辩解。而且，他们也知道，在国内是没有人敢公开地说他们在说假话的。特别是对钟南山，敢说他说假话，不只是被封号，有可能就被抓起来，是寻衅滋事，甚至是侮辱英雄烈士，因为人家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嘛。以前有的地方警察就抓过在网上侮辱钟南山的人。所以，他们能这么肆无忌惮，什么假话都敢说。

有人可能会说，封闭、隔离不是很正常的防疫手段吗？因为中国人素质不行，所以只好采取强制的做法。如果真的是素质不行所以要强制的话，就不要说成是大家自觉自愿的。而且，虽然封闭、隔离的确在国际上是一种通用的防疫手段，但是国外的封闭、隔离跟中国的封闭、隔离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

我们先说封闭吧。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国家、地区也都搞封闭，比如说去年加州也发布过“居家令”，就是类似于中国的封闭。但是，那种封闭跟中国的封闭是不一样的。加州号称也搞封闭的时候，并不是说人不能出家门，只是要求“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出家门”，如果有必要还是可以出去的。比如说出去买东西，甚至出去健身——跑步、远足，都是可以的。在加州“封闭”期间我天天都出去远足，或者买东西，没有哪一天是完全待在家里的。但是，中国的封闭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要把人真的就给封死在家里，绝对不能外出，甚至生活都出问题了。在家里不能出去买东西怎么办？只能是买配菜、配餐，而且是高价的、质量很差的配菜、配餐，网上有一大堆的反映。这就让人怀疑，中国之所以这么热衷于动不动就封小区、封街道，是不是把这当成了一门生意来做？

再说隔离。隔离是全世界都一样，被隔离了以后是要禁止外出的。国外的隔离针对的只是病人，已经被新冠感染了，怕到处乱跑传染给别人，所以要求不要外出。有些国家的隔离也是靠自觉，像美国的隔离，如果被感染了，要求自觉在家里隔离。也有一些国家是强制性的，不许外出。但是，中国的隔离可不只是限于病人，密切接触者要隔离，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甚至跟病人其实连什么接触者都算不上，只不过是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条街道，也全都要被隔离起来，或者是集中隔离，或者是把整个小区、整条街道都封了。

而且，隔离的时间越来越长。国外的隔离一般就是两周或更短的时间，中国开始是两周，后来延长到21天，现在普遍的做法是一个月，以后有可能时间会越来越长。像最近广州的荔湾有一个小区被封了一个月，为了迎接七·一建党一百周年总算解封了，解封的时候大家表现得都是感激涕零的，一起唱红歌。这就像是犯人，总算放出来了，可能很多人的确真心高兴。但是，能说他们是自觉自愿坐牢吗？被封这么长时间，对工作、生活都造成影响。有时是莫名其妙地被封、被隔离的，仅仅是因为跟病人住在同一个地方，甚至坐了同一趟的地铁、高铁，然后就被封、被抓去隔离。不能说没有人是心甘情愿的，但我敢说，绝大部分人不是心甘情愿的。

钟南山、张文宏都在说，中国的疫苗对新冠病毒所有的变异、包括德尔塔变异都是有效的，所以中国要赶快推广疫苗的接种，等到接种的人群比例足够高，就可以建立起免疫屏障了。全国各地为了向党献礼，都赶在七·一之前宣布已经提前完成接种计划了。就是说，接种率已经高到足以建立免疫屏障了。

但是这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绩来宣布而已。实际上中国的这些专家、官员没有一个真的相信通过国产疫苗的接种能够建立起免疫屏障。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例新冠病例，同样还是要封闭、隔离的。就像最近在云南瑞丽发生了疫情，但是云南瑞丽早在四月份已经几乎所有的人都接种疫苗了，比例高达97%，按张文宏、钟南山的说法早就该建立起免疫屏障了。但是整个瑞丽城的几十万人一样都强迫在家里坐牢，不准外出。隔离到什么时候放出来，“要看疫情而定”，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徒刑。

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会一直采取这种封闭、隔离的措施的，别指望专家、官员真的相信会建立起免疫屏障、可以自由活动。一有病例，还是要封闭、隔离，而且还要强奸民意，说你是自愿的。

2021.7.8.?录制，2021.8.14整理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宣布他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接种的是国药疫苗。他说，接种完了以后一切照常，只是停了两天的俯卧撑。这明显是听从了老中医的建议，打完疫苗以后不能激烈运动。估计他当天没洗澡，也不敢喝酒。

胡锡进发这条微博的目的是号召大家都去打中国的疫苗。他认为中国的疫苗“有全世界最好的安全记录”。中国的疫苗已经打了上亿人了，有没有接到什么样的不良反应我们都不知道，哪来的记录？跟美国的疫苗接种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以前介绍过，接种完美国的疫苗以后要到疾控中心网站填报有没有不良反应，这些情况都会统计、公布出来，记录摆在那里。中国疫苗的不良反应有没有记录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做统计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即使做了统计，也没有公布。胡锡进凭什么说中国疫苗的安全记录是最好的？是不是他认为，没有记录就相当于最好的记录？

胡锡进还说，他相信中国的疫苗肯定是有效的。我不怀疑中国的疫苗会有一定的保护效力。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保护效力是高是低？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胡锡进说，效果怎么样是不能看各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的，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这句话说得也没错，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疫苗，一开始说有效率100%，后来说80%，都是自己随便说的一个数字而已，连数据都算不上。而被第三方（像巴西、秘鲁、智利）公布出来的中国疫苗的数据都很不好看，有效率不高。

我们再来看其他国家的疫苗。美国的疫苗、英国的疫苗都已经有第三方的数据了，不只是研发疫苗的公司自己公布的。而这些第三方公布出来的结果跟临床试验的结果都是相符的，也就是说，已经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了。这方面的数据最多的是辉瑞的疫苗，因为辉瑞是世界各国用得最多、最广泛的一款疫苗，在美国、英国、以色列这些国家使用以后统计出来的实际使用的数据，都证实了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跟临床试验的结果是相符的。第三方的数据已经摆在那里了，胡锡进怎么不相信呢？怎么还说对中国的疫苗“很有信心”呢？他让大家相信的究竟是数据，还是他的信心呢？他的信心算什么呢？他连个专家都不是。

胡锡进不仅吹嘘了一番中国的疫苗，还顺便贬低了一下辉瑞的疫苗。他说在接种疫苗之前有人找他，说有办法帮他搞到辉瑞的疫苗，但是被他拒绝了，因为他不知道辉瑞疫苗是不是真像辉瑞公司说的那么管用，而且他怕运气不好会得小概率的面瘫，“我那么俊的脸”呢。为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中国的疫苗。

首先，辉瑞疫苗是不是像辉瑞公司自己说的那么管用？我刚才说了，已经是被第三方、各国的实际使用证实了，胡锡进到现在还怀疑人家的数据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像它说的那么管用，纯粹就是无理取闹，这不仅是不相信辉瑞一家公司，而且是不相信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

其次涉及到安全性的问题。胡锡进说接种辉瑞的疫苗会让人得面瘫，这都好几个月前的谣言了，他还好意思拿出来说。接种完疫苗以后得面瘫不一定就跟接种疫苗有关系，完全可能是偶合。我们要看的是发生的比例是不是高到有可能让人怀疑是接种疫苗引起的。即使认为接种了疫苗和得面瘫之间一定有关联性，中国疫苗的记录也并不是那么好。中国的疫苗现在在香港也有接种，它的不良反应就很难瞒得住了。根据不久以前香港卫生署公布出来的数据，在接种了辉瑞疫苗（在香港叫“复必泰”）以后得面瘫的有1例，但是接种了科兴疫苗以后得面瘫的有6例。如果相信疫苗接种与面瘫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的话，接种科兴疫苗得面瘫的人要多得多，胡锡进怎么就不怕接种了中国的疫苗以后得面瘫呢？

更有意思的是，胡锡进这句话透露出了在中国大陆、至少在北京是能够接种上辉瑞的疫苗的，如果你愿意、有门路的话有人能够帮你搞到。这就奇怪了，辉瑞的疫苗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上市，甚至还没有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使用，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接种辉瑞的疫苗呢？当然是高官、权贵们才有这样的能耐。这在中国也不是啥秘密，因为中国的高干是能够使用最新的进口药物的，而这些进口药物很多都是还没有被中国药监局批准使用的，他们能够用上还没有被药监局批准的辉瑞的疫苗，是不奇怪的。

复星医药在去年宣布，跟德国的BioNTech公司已经达成了协议，在今年这家公司要向中国提供一亿剂辉瑞的疫苗。今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复星医药究竟已经拿到了多少辉瑞的疫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复星医药已经向香港提供了一百多万剂辉瑞疫苗，也向澳门提供了十几万剂的辉瑞疫苗。那么，有一部分疫苗留在了中国内地，完全可能。而且，疫苗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辉瑞疫苗保质期就有半年。如果运到中国大陆了，总得用掉。我们不知道运了多少、用了多少，但从胡锡进的那句话我们知道，有人已经用了，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

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机密，被胡锡进透露出来。他后来发现不妙，吓得赶快把那一条微博删掉了。但是已经迟了，胡锡进已经透露出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有特权的人已经接种辉瑞的疫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中国一直在推广接种疫苗，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高官出来像西方国家的那些高官那样表演一下接种疫苗。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实际上已经偷偷地接种过辉瑞的疫苗了。

如果可以选择接种辉瑞的疫苗还是中国的疫苗，当然应该选择接种辉瑞的疫苗，因为辉瑞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已经被证实了，而且要比中国的疫苗高得多。如果有选择而不去打辉瑞的疫苗那是傻子。胡锡进为了表明自己爱国，要接种爱国疫苗，所以甘愿当傻子。但是，其他的高官、权贵可不都傻。

不要说中国内地了，在香港也是这样。香港有一些医学专家、官员口头上都表示支持中国疫苗，但是实际上都以各种借口打辉瑞的疫苗，也就是“复必泰”疫苗。有的说，因为是医生要接触病人，风险比较高，所以就选择接种辉瑞的疫苗。也有的说，为了便于跟国外的亲人见面，所以接种辉瑞的疫苗。总之，就是用各种借口接种辉瑞的疫苗，因为这些人并不傻。因为是在香港，所以他们接种疫苗的情况我们能够知道。香港现在虽然已经是一国一制了，但是在新闻报道这块还没有被完全管起来，我们还能够知道这些官员、医学专家接种的是什么疫苗。但是在中国内地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所有的舆论都是管得死死的。我们可以推测的是，中国的官员是不傻的，不会都像胡锡进那么傻的，如果有选择他们不会去选择中国的疫苗，肯定是要打辉瑞的疫苗的。

中国现在大规模地推广、接种疫苗，当然接种的是国产疫苗。我刚刚看到的一条消息，中央电视台宣布北京大兴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已经达到80%，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一个叫邵一鸣的专家，问这意味着什么。邵一鸣说，这意味着大兴区已经建立成了免疫屏障，新冠病毒不可能再在大兴区传播了。看到这条新闻我觉得很纳闷。中国国产疫苗的接种是有很多很多的禁忌的，未成年人目前来说不能接种，75岁以上的老人也不能接种，有基础病的不能接种，孕妇不能接种，备孕也不能接种……把所有这些人都排除，怎么做到80%的人都接种的呢？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具体的数据，发现实际上大兴区已经接种的人数是80万人，这包括那些只打了第一针的，实际上还没有起到作用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把它算进去吧，不管是打了第一剂还是两剂，有80万人。大兴区常住人口有160多万，实际上疫苗的覆盖率也就50%左右。那怎么算出来80%的覆盖率呢？原来是把接种的剂数——127万剂，除以人口的数量得出的80%。为了让覆盖率显得好看，发明了一种新的算法。按照这种算法，如果所有的人都打了两剂完成了疫苗的接种，那么疫苗的覆盖率岂不是变成了200%？

退一步说，即使接种覆盖率真正达到了80%，是不是就能够达成群体免疫呢？中国的专家一直在说，可以，只要有70～80%的人都接种了疫苗就达成了群体免疫。这是把疫苗覆盖率和免疫率混为一谈。如果疫苗的有效率是100%或者接近100%，像辉瑞的、莫德纳的疫苗那样达到95%，那么如果有70～80%的人接种了疫苗，就有70～80%的人有了免疫力，那就可以建成群体免疫。但问题是，打的是中国的疫苗，中国的疫苗有效率没有那么高的，只有50%甚至更低。按50%算的话，即使80%的人都接种了疫苗，实际上也只有40%的人是有免疫力的。那怎么能建成免疫屏障阻止病毒的传播呢？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因为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太差，即使所有的人都接种了，也只有50%的人有免疫力，是形不成群体免疫的。

有一些中国的专家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是现在都在强调，中国要自己研发信使RNA疫苗。意思就是说，信使RNA疫苗有效性高，接种它才有可能达成群体免疫。但是，要研发出信使RNA的疫苗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即使有这个技术，也要花时间做三期的临床试验。今年别指望能够用上国产的信使RNA疫苗了。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进口辉瑞的疫苗。

《华尔街日报》报道，有可能中国在七月份之前就要批准辉瑞疫苗的使用。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有辉瑞的疫苗可以用了，我建议大家有选择的话还是选择辉瑞的疫苗，即使很可能是要付费的，甚至是要付比较高的费用的。它是已经被时间证明了，被各国证明了，的确是安全、有效的。不要像胡锡进那么傻，去打“爱国疫苗”。身体的健康比“爱国”还是更重要的，大家不要跟胡锡进学。

2021.4.18.录，2021.8.4.整理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被他的同事姜文华杀害后，复旦大学官网出了悼念王永珍的专辑，发表复旦师生回忆、悼念王永珍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复旦中文系主任朱刚写的，题目叫做《求仁得仁，永珍安息》，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朱刚或者编辑认为这句话写得非常好，把它作为标题。但是，这句话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很多人都怀疑朱刚是不是高级黑？

这句话为什么有问题呢？这跟一个典故有关。商朝有两个兄弟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灭商朝，曾经劝过周武王，但周武王不听，把商朝灭了。伯夷、叔齐不想吃周朝的米饭，逃到了首阳山靠采野菜维生，饿死了。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对伯夷、叔齐这两个人要怎么看？孔子说，他们是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他们饿死了会怨恨吗？孔子说，求仁而得仁，有何怨？意思是，伯夷、叔齐追求仁，最后也得到了仁，死得其所，也就无怨无悔。

这句成语后来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人们说“求仁得仁”更多的含有一种讽刺的意味，意思是自己找死。我想，朱刚胆子再大，也绝对不敢在复旦师生都在悼念王永珍的时候，写文章讽刺王永珍是自己找死。退一步说，就算朱刚想用的是孔子原来的意思，表示的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王永珍死得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好像他当党委书记就是准备要死的，那也是说不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朱刚是乱用成语，没有明白“求仁得仁”究竟是什么意思。

朱刚的这篇短文还含有各种各样的乱用词语，非常地不通。可以说，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有问题的。我只举几个例子。

“凶手在警，亦无从问得事实也。”“凶手在警”，他想表示的是凶手在警察那里，但“在警”是生造的用法，如果写成“凶手在押”，就说得通了。“亦无从问得事实也”，“也”字是乱加的。古文虽然经常用“也”，但是“也”用在句末作为语气助词只有这么几种情况：表示解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表示很肯定的判断，“孔子，圣之时者也”；表示感叹，“苛政猛于虎也”；表示疑问或反问，“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最后一种情况是祈使句，“不足为外人道也”。但这句话这几种情况都不是，属于乱用。一些不会写古文的人就喜欢乱加“之、乎、者、也”，以为这样才像古文。

“长篇大论，有如宿构。”他的意思是，网上的谣言非常多，好像早就已经都写好的了。但是，形容文章“有如宿构”是不能这么用的。这也有一个典故。三国有一个叫王粲的才子写文章非常快，而且写完以后不用改，别人往往认为他的文章是早就构思好的，也就是“宿构”。这是作为褒义词称赞文章写得又快又好的，不能把它作为贬义词用来形容谣言。

“唯复旦师生，不为所动。”“不为所动”指很有立场、原则，不怕威胁、利诱，不能用来表示不会被谣言迷惑。而且“唯”字未免用得太夸张了，好像全世界只有复旦师生不会被谣言迷惑，其他人全部都被误导。

“实赖永珍人品口碑，在周围人心目中屹立不倒。”前半句用“实赖”是很文雅的表述方式，后半句纯粹就是大白话，一句里头融合了文言与大白话，读起来非常地别扭。

“君子之泽，三世不斩，区区十日，又何足道。”“君子之泽，三世不斩”是朱刚发明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刚好是反过来的。这句话最早是孟子说的。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意思是，君子的影响过了五代也就没了，小人的影响过了五代也没了，我没有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向别人学习的。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影响力再大的人其影响过了五代也没了。后来还被缩水了一下，说成“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朱刚反用这句话吹捧王永珍，难道意思是王永珍比君子还伟大，即使过了三代影响力还在，他的恩泽也还在赐福他的后人吗？即使他这么肉麻吹捧王永珍，跟“区区十日，又何足道”也不衔接。难道他的意思是，反正王永珍至少影响三代，所以就不用去管这十天的谣言了？

有一些人不会写文章，为了显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文学才华，偏偏要用文言文来写。但是他的语文本来就不行，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变成这样的半文半白、半通不通，反而暴露出他语文基本功非常差，连一些很常用的词语都不会用。朱刚的这篇文章，就是很典型的想附庸风雅反而没附好。

中国大学的教授、校长在语文方面出丑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像北京大学前校长把“鸿鹄志”念成了“鸿浩志”，当时也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成了一个大笑话。但是，那个校长是搞化学的，念了一个白字，只是一个笑话而已，对评价他的专业能力不会有什么影响。朱刚就不一样了，他是中文系的主任，语文水平应该是非常高才对，怎么也是这么差呢？

有一些人说，会不会是外行领导内行？像王永珍是学化学的，却去数学学院当党委书记。不是的。我查了朱刚的履历，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本科、硕士、博士全都是在复旦中文系读的，然后留校当了教授。他研究的是宋代文学，被认为是研究苏东坡的权威。他的古文应该非常好，不然怎么研究宋代文学？但是从这篇短文可以看出来，他的古文功底是极差的，可以说连我初中时候的功底都还不如。这就让人奇怪了。古文功底这么差，很可能根本就看不懂宋代的那些文献，怎么研究宋代文学？难道是学生帮他研究，他只是挂名吗？

复旦现在号称已经变成“世界超一流大学”了，在某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超过了伯克利。我原来以为复旦别的学科没法跟伯克利比，至少中文应该是能够超过伯克利的吧。现在看来，复旦中文系未必能够超过伯克利的东亚语言系，复旦中文系教授水平未必能够超过伯克利的汉学家。语文水平这么糟糕的人却在当着“世界超一流的”、至少是中国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的主任，而且没有自知之明，一篇写得这么差的、根本就不通的文章还好意思拿出来发表，复旦大学的官网居然还把它登出来，编辑或其他的老师居然没有人看出这篇文章的问题。这正是现在中国学界怪现象的一个缩影。

2021.6.19.

我说“张文宏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有一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却说他不知道。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育心理学教授戴耘在一个自吹“做公众号里的《纽约客》”的网刊上发文《“抄袭”的事实认定与道德判断：由张文宏被指“抄袭”想到的》，以“当教授的二十多年经验”介绍他熟悉的“学术著作和学生论文（包括博士论文）”抄袭的鉴定，却说：

“‘抄袭’在学术论文的文献回顾（literature review）中尤其容易发生，因为涉及如何‘复述’别人的成果。比如指控张文宏医生的博士论文中有三千字的内容涉及‘抄袭’，就是‘文献回顾’部分。抄袭和复述之间，有时并无鲜明的边界，这方面可以参看方舟子在他指控张文宏抄袭的信中如何‘咬文嚼字’。就本人而言，不能孤立看一两句话或一两个引用失误。”

“即使像方舟子那样穷追不舍的‘打假英雄’，他有他发声的权利，只要他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如果阅读了我上面的文字，就应该清楚‘抄袭’并非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

诚然，有时候判定抄袭或剽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例如对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正文核心部分剽窃FDA分支杆菌实验室成果的判定，如果不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就无法发现。文字的抄袭如果抄袭者做了改动而不注明，也不容易判断。但是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综述部分的抄袭不属于这种情况。他是肆无忌惮地拿着别人的两篇文章逐字逐句一路抄下去，抄了7千多字，除了偶有删节和抄错，其他都一模一样，对这种全盘的文字抄袭，不需要专家，只要认识汉字的人都能看出来。

戴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当然认识汉字。他声称看过我的举报，却对我出示的张文宏论文综述部分与别人综述文章大段大段的文字雷同视而不见，声称只是“咬文嚼字”“不能孤立看一两句话或一两个引用失误”。为什么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当起了睁眼瞎？一个可能原因是他把张文宏当成了不容置疑的偶像。他吹捧张文宏“低调、敬业、有水平”“在人生重大关头显现出耀眼的道德力量”，于是在张文宏的耀眼光环下，戴耘暂时性失明，看不懂汉字了。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利益。张文宏是上海政府动用维稳手段力保的红人，而不顾事实跳出来为张文宏辩护的教授们也以上海的教授为主，包括附和“综述无所谓抄袭”、呼吁当局打压揭露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的客居教授马毅，出国前当过上海科技大学的常务副院长。戴耘也是如此。他有一个在其英文简历里不敢写出的身份——华东师大紫江讲座教授，号称每年保证回国工作两个月以上。

一个为了“信仰”或利益而无视事实的人，却指责别人揭露造假是胆小，是别有用心：

“一些人对许多大人物的学位造假，学术成就造假只字不提，却扒出张医生许多年前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抓住不放，本身的行为逻辑是奇怪的。那些拿他的博士论文说事的人，许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依靠诋毁张医生的人格以达到自己的不上台面的目的。?”

且不说在我历年揭露过的造假者中，地位比张文宏高得多的大人物有的是，即使此前从来没有揭露过学术造假，为什么这次就不能揭露？为什么就不能揭露许多年前的博士论文造假？戴耘难道不知道，国外有多少名人就栽在多年前学位论文造假上？以德国为例。2011年德国国防部长、2013年德国教育部长都因为被网民揭露博士学位论文抄袭，被撤销博士学位，辞职下台。最近德国妇女部长被发现博士论文抄袭，校方启动撤销博士学位程序要求她回应，她也辞职下台。戴耘怎么不以相同的理由为这些德国部长辩护？怎么不指责揭露造假是诋毁这些官员的人格？

一个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甘当学术造假者帮凶的人，却在美国大学教育学院当教授，这是不是误人子弟？戴耘声称他在美国大学专门开课教学生怎么避免抄袭，他是不是还教学生一旦为了信仰、利益，就可以无视抄袭？近年来戴耘频繁去中国活动，以“美国英才教育”专家的身份出书、开课、办讲座，难道是要教出像他一样有立场无是非，为了信仰和利益可以抛弃做人、做学问的基本原则，毫无羞耻之心却挥舞道德大棒乱打的“英才”？

2021.8.26.

我曾在2010年、2011年分别写过《汪晖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朱学勤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再写一篇《张文宏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方对得起世界抄一流的复制大学复旦大学的威名。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

那么张文宏存在什么样的“写作不规范”呢？

黄海南、韩金祥1998年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的《KatG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与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以下简称黄文）开头：

“结核分支杆菌[MTB]耐药性的出现是困惑结核病治疗的主要原因，许多感染了耐药性MTB的患者，因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异烟肼(INH)是抗结核治疗中最主要的药物之一，是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治疗结核病最基本的组成部分。MTB对INH的耐药性问题备受关注，揭示抗结核药物耐药的机制，创建一种对临床分?离菌进行耐药性快速检测的有效手段，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分子生物学枝术的不断发展，新近几年用于MTB耐药基因检测的方法日趋成熟，为从分子水平上探明MTB的耐药机制奠定了基础[1,2]。”

张文宏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以下简称张文）第二部分讨论部分的开头：

“结核分支杆菌[MTB]耐药性的出现是困惑结核病治疗的主要原因，许多感染了耐药性MTB的患者，因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异烟肼(INH)是抗结核治疗中最主要的药物之一，是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治疗结核病最基本的组成部分。MTB对INH的耐药性问题备受关注，揭示抗结核药物耐药的机制，创建一种对临床分?离菌进行耐药性快速检测的有效手段，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9]，随着分子生物学枝术的不断发展，新近几年用于MTB耐药基因检测的方法日趋成熟，为从分子水平上探明MTB的耐药机制奠定了基础[10]。”

张文一字不差地照抄黄文，未标注引用黄文。

黄文的后面部分被张文宏照抄入其综述部分。黄文总共3400多字，张文抄了3100多字，没有抄的部分主要是黄文介绍与张文实验结果相同的别人实验结果部分，为了掩盖张文实验结果是剽窃他人结果。张文综述其他部分则主要是照抄王晓川、韩清韶、梁标1998年发表在《中国防痨杂志》上的《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性的基因研究进展》，抄了4000多字。

当时没有这些期刊论文的电子版，张文宏是拿着纸质论文照抄输入电脑的，抄得很辛苦。又因为他没有分子生物学基础，看不懂他抄的文章，所以只是机械性照抄，在抄袭过程中出现了韩寒式的莫名其妙的抄写错误，例如把“限制性内切酶”抄成“限制性内切地”，把“碱基系列测定”抄成“碱基旬测定”，把“KatG基因C端编码”抄成“KatG基因C”，把”KatG基因缺失”抄成”KatG基因突变”，这些错误暴露了张文宏这个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硕士完全不懂分子生物学，对分子生物学术语非常不熟悉，才会出现这样的抄写错误。这种零基础的人怎么可能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这样的抄袭怎么不影响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们可以去问问你们家的小学生，张文宏这是写作不规范还是抄袭？建议自己完全不懂学术规范、早就堕落成学术造假包庇机构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就此解散，并请委员会主任、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副主任、化学系教授唐颐，副主任、基础医学院教授吴健，以及全体委员都去重新上小学语文课，学习怎么写作文才不叫抄袭。

2021.8.24

《中华传染病杂志》总编辑张文宏及编委会：

贵刊于2001年发表了一篇根据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核心部分整理而成的英文论文：

张文宏、陈澍、季朝能、庞茂银、邵凌云、华正豪、翁心华.??定向诱变方法研究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机制的关系?[J] .?中华传染病杂志,2001,19( 6 ): 326-330.

该论文实验结果剽窃自美国FDA分支杆菌实验室Rouse等人发表于1996年的一篇论文：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of the katG gen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ffects on catalase–peroxidase activities and isoniazid resistance

[David A. Rouse](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Rouse%2C+David+A),?[Joseph A. DeVito](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DeVito%2C+Joseph+A),?[Zhongming Li](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Li%2C+Zhongming),?[Heather Byer](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Byer%2C+Heather),?[Sheldon L. Morris](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Morris%2C+Sheldon+L)

[Molecular Microbiology](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3652958)[Volume 22, Issue 3](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toc/13652958/1996/22/3)?p. 583-592

张文宏等人的论文只是重复了Rouse等人论文的部分结果：Rouse等人的论文构建了katG基因13个突变点的14个突变体，检测了这些突变体的过氧化氢酶和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而张文宏等人的论文只是构建了其中一个突变体S315T，检测了其过氧化氢酶活性，且结论一致。

张文宏等人的论文虽然引用了Rouse等人的论文，但只是在方法部分引用其过氧化氢酶检测法，没有引用Rouse等人论文的结果，反而声称此前没有S315T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有关的直接证据，是他们的这一研究结果首次提供KatG?影响过氧化氢酶活性的直接证据?(“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found the direct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S315T mutant 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H resistance.””nevertheles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provided a direct evidence other than clinical evidence that a mutation in KatG affected the activity of catalase which was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ate at which isoniazid was metabolized.”)，无视他们只是在重复Rouse等人的结果。所以这是有意剽窃Rouse等人的结果。

根据贵刊《稿约》，论文必须具有创新性，发表后如果发现存在剽窃问题，必须撤稿。张文宏等人的论文不仅不具有创新性，而且把别人的创新作为自己的创新，有意隐瞒别人的结果，属于剽窃，应予撤稿。如果对没有任何创新、如此严重剽窃的论文不予撤稿，贵刊不要再浪费国家经费办了。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22

中国教育部：

我于2021年8月16日、8月19日两次实名向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举报复旦大学1997级博士生张文宏（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综述部分严重抄袭、论文核心部分剽窃他人成果（见附件一、附件二），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未根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的要求给予答复，于8月23日在复旦大学网站公布调查结果称：“校学术规范委员会依据2017年《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实施条例（试行）》的有关程序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根据原上海医科大学1999年1月修订的《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细则》，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

这个调查结果是荒唐的，是公然包庇张文宏的学术不端行为。综述是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未按惯例将综述作为前言，而是放在最后，但并非可有可无的“附录”。综述是科研成果的一部分，体现研究者对研究课题相关文献的阅读、理解、掌握能力，是学术水平的表现，因此综述有问题绝非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如果复旦大学认为综述是博士学位论文无关紧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就此取消对综述写作的要求？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的综述部分全盘照抄他人两篇综述七千多字，这是严重的抄袭，并非写作不规范，在20多年前这种严重的抄袭行为也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剽窃了美国FDA分枝杆菌实验室的成果。严重的抄袭和剽窃行为绝不可能符合任何年代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在任何时候都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无视学术规范，公然包庇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说明复旦大学不具有自己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能力，也不是合格的博士培养机构。建议教育部根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的规定，采取以下措施：

一、由教育部委托第三方机构重新调查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问题。

二、责成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全体委员接受学术规范教育。

三、对复旦大学历年授予的博士学位的论文进行全面核查，尤其要检查其综述部分是否存在抄袭。

四、撤销复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

中国公民：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24

附件一、正式举报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抄袭和涉嫌造假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

贵校1997级博士生张文宏（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存在严重的抄袭。查重结果，该论文涉嫌抄袭比例高达34.8%。其综述部分几乎逐字逐句全盘照抄如下两篇他人综述：

1998年发表在《中国防痨杂志》上的《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性的基因研究进展》，作者：王晓川，韩清韶，梁标

1998年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的《KatG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与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作者：黄海南，韩金祥

而且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列入这两篇综述，显然是刻意隐瞒，有意造假。

张文宏本科是临床医学，硕士是中西医结合专业，没有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需的专业资质；其用三年时间一面当医生一面在职读博士也不可能完成这么完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因此，该论文实验部分极不可能是他本人所做，可能是侵吞他人研究成果或购买论文，应对其论文的实验结果部分也做调查。

即使只是看该论文的抄袭情形，也是极其严重和罕见的，足以说明这是完全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应撤销张文宏的博士学位。

如果贵委员会对如此明显的严重抄袭视而不见，那么不过再次表明贵委员会不是处理而是包庇学术不端的机构，应该解散。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16.

附件二、再次举报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造假：论文主体部分剽窃他人成果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

此前我向贵委员会举报贵校1997级博士生张文宏（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存在严重的抄袭，综述部分几乎逐字逐句照抄两篇别人写的综述。现在再向你们举报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文主体部分不仅缺乏原创，而且剽窃国外研究结果。

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的初步分析；二、定向诱变法克隆katG基因突变体以及对其功能的比较分析；三、katG突变体的检测与评价。

其中，第一、第三部分不具有原创性。第一部分，国外早就克隆出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张文宏未在论文中列出别人早已克隆出该基因并做了分析的论文，但说“国内首次……”“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相当于承认国外已有，勉强不算剽窃。第三部分，用PCR—SSCP技术对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进行筛查，国外也已有类似多项研究(Heym, B et al.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93)  175, 4255–9. Musser, J. M., et 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96)  173, 196–202. Temesgen, Z. et al.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robes (1997) 11, 59–63.) 张文宏在文中回顾PCR—SSCP技术应用情况，却未提及这些用于筛查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的文献，声称“本课题建立了以PCR—SSCP技术对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进行筛查的技术”，有剽窃之嫌，至少应补上其有意无意漏掉的前人研究。

但问题更严重的是第二部分。这是该博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是唯一具有“原创性”的。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定点诱变的技术克隆了katG基因的两个常见突变体R463L与S315T，S315T位的突变导致过氧化氢酶活性较野生株显著下降(约降低50%左右)，R463L突变体并未带来katG的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

该研究只是重复了美国FDA分支杆菌实验室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的部分工作：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of the katG gen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ffects on catalase–peroxidase activities and isoniazid resistance

David A. Rouse, Joseph A. DeVito, Zhongming Li, Heather Byer, Sheldon L. Morris

Molecular MicrobiologyVolume 22, Issue 3 p. 583-592

该论文用定点诱变的技术克隆了katG基因的14个突变体，其中即包括张文宏论文中的那两个突变体。该论文用相同的方法检测了这些突变体的功能，其中对张文宏论文中的那两个突变体的检测结果是：

S315T突变体的氧化氢酶活性是野生型的40%(“The peroxidase and catalase activities of the S315T mutant in BCG were 60% and 40% of the wild type, respectively.”)，R463L突变体并未带来katG的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Catalase activity was not adversely effected by the substitution of leucine for an arginine at position 463.”)。与张文宏论文的结论完全一致。

可见，张文宏博士课题的主体只是重复了Rouse等人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引用Rouse等人的结果，反而把这当成其本人的发现。后来张文宏等人将这部分内容写成英文论文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上（张文宏、陈澍、季朝能、庞茂银、邵凌云、华正豪、翁心华.  定向诱变方法研究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机制的关系 [J] . 中华传染病杂志,2001,19( 6 ): 326-330.），也把这作为其原创成果。

是不是张文宏不知道Rouse等人的论文呢？不是。张文宏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了Rouse等人的这篇论文，但是属于有意或无意的“错引”。他在这句话后面引用了Rouse的论文：“此后美国的Rouse等人也证实在相当部分的敏感菌株中发现有R463L的变异”，但是这并非Rouse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张文宏后来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的论文也引用了Rouse的这篇论文，但是只是声称采用了该论文检测氧化氢酶活性的方法。可见，张文宏知道Rouse这篇论文，但只是在无关紧要甚至错误的地方引用，却把Rouse论文的结果当作自己的发现，所以这是故意剽窃。

证明张文宏故意剽窃Rouse论文结果的另一个证据是，张文宏在综述部分几乎全文照抄黄海南的综述文章，却删掉了黄海南文章中介绍Rouse这篇论文结果的这句话：“应用位点直接诱变技术[14]来改变野生型katG基因中13个密码子，对这些部位发生突变的意义进行评价，结果13个密码子中的9个出现点突变时，能引起耐药变异，并且过氧化氢-过氧化物酶活性与INH耐药呈负相关。”显然，张文宏怕人知道他只是在重复Rouse论文的结果，才在全文照抄时特地删掉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Rouse论文的第三作者是当时在FDA分支杆菌实验室工作的李忠明，他是张文宏博士论文的两名指导老师之一。张文宏在论文致谢部分感谢李忠明的“详尽指导”，在论文中三次感谢李忠明提供了实验材料。李忠明是FDA普通职员，并无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资质，他能成为张文宏的博士导师，很显然，是李忠明指导张文宏剽窃了FDA实验室刚发表的论文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并利用在FDA实验室工作之便向他提供了必要的实验材料。所以这是跨国剽窃。（李忠明已于2003年3月回上海创业）

总之，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不仅综述部分全盘抄袭，而且正文主体部分缺乏原创、剽窃他人成果，是完全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靠抄袭、剽窃得来的博士学位不予撤销，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应解散，复旦大学博士学位也会变得分文不值。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19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

此前我向贵委员会举报贵校1997级博士生张文宏（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存在严重的抄袭，综述部分几乎逐字逐句照抄两篇别人写的综述。现在再向你们举报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文主体部分不仅缺乏原创，而且剽窃国外研究结果。

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的初步分析；二、定向诱变法克隆katG基因突变体以及对其功能的比较分析；三、katG突变体的检测与评价。

其中，第一、第三部分不具有原创性。第一部分，国外早就克隆出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张文宏未在论文中列出别人早已克隆出该基因并做了分析的论文，但说“国内首次……”“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相当于承认国外已有，勉强不算剽窃。第三部分，用PCR—SSCP技术对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进行筛查，国外也已有类似多项研究(Heym, B et al.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93)  175, 4255–9. Musser, J. M., et 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96)  173, 196–202. Temesgen, Z. et al.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robes (1997) 11, 59–63.) 张文宏在文中回顾PCR—SSCP技术应用情况，却未提及这些用于筛查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的文献，声称“本课题建立了以PCR—SSCP技术对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进行筛查的技术”，有剽窃之嫌，至少应补上其有意无意漏掉的前人研究。

但问题更严重的是第二部分。这是该博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是唯一具有“原创性”的。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定点诱变的技术克隆了katG基因的两个常见突变体R463L与S315T，S315T位的突变导致过氧化氢酶活性较野生株显著下降(约降低50%左右)，R463L突变体并未带来katG的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

该研究只是重复了美国FDA分支杆菌实验室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的部分工作：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of the katG gen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ffects on catalase–peroxidase activities and isoniazid resistance

David A. Rouse, Joseph A. DeVito, Zhongming Li, Heather Byer, Sheldon L. Morris

Molecular MicrobiologyVolume 22, Issue 3 p. 583-592

该论文用定点诱变的技术克隆了katG基因的14个突变体，其中即包括张文宏论文中的那两个突变体。该论文用相同的方法检测了这些突变体的功能，其中对张文宏论文中的那两个突变体的检测结果是：

S315T突变体的氧化氢酶活性是野生型的40%(“The peroxidase and catalase activities of the S315T mutant in BCG were 60% and 40% of the wild type, respectively.”)，R463L突变体并未带来katG的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Catalase activity was not adversely effected by the substitution of leucine for an arginine at position 463.”)。与张文宏论文的结论完全一致。

可见，张文宏博士课题的主体只是重复了Rouse等人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引用Rouse等人的结果，反而把这当成其本人的发现。后来张文宏等人将这部分内容写成英文论文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上（张文宏、陈澍、季朝能、庞茂银、邵凌云、华正豪、翁心华.  定向诱变方法研究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机制的关系 [J] . 中华传染病杂志,2001,19( 6 ): 326-330.），也把这作为其原创成果。

是不是张文宏不知道Rouse等人的论文呢？不是。张文宏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了Rouse等人的这篇论文，但是属于有意或无意的“错引”。他在这句话后面引用了Rouse的论文：“此后美国的Rouse等人也证实在相当部分的敏感菌株中发现有R463L的变异”，但是这并非Rouse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张文宏后来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的论文也引用了Rouse的这篇论文，但是只是声称采用了该论文检测氧化氢酶活性的方法。可见，张文宏知道Rouse这篇论文，但只是在无关紧要甚至错误的地方引用，却把Rouse论文的结果当作自己的发现，所以这是故意剽窃。

证明张文宏故意剽窃Rouse论文结果的另一个证据是，张文宏在综述部分几乎全文照抄黄海南的综述文章，却删掉了黄海南文章中介绍Rouse这篇论文结果的这句话：“应用位点直接诱变技术[14]来改变野生型katG基因中13个密码子，对这些部位发生突变的意义进行评价，结果13个密码子中的9个出现点突变时，能引起耐药变异，并且过氧化氢-过氧化物酶活性与INH耐药呈负相关。”显然，张文宏怕人知道他只是在重复Rouse论文的结果，才在全文照抄时特地删掉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Rouse论文的第三作者是当时在FDA分支杆菌实验室工作的李忠明，他是张文宏博士论文的两名指导老师之一。张文宏在论文致谢部分感谢李忠明的“详尽指导”，在论文中三次感谢李忠明提供了实验材料。李忠明是FDA普通职员，并无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资质，他能成为张文宏的博士导师，很显然，是李忠明指导张文宏剽窃了FDA实验室刚发表的论文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并利用在FDA实验室工作之便向他提供了必要的实验材料。所以这是跨国剽窃。（李忠明已于2003年3月回上海创业）

总之，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不仅综述部分全盘抄袭，而且正文主体部分缺乏原创、剽窃他人成果，是完全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靠抄袭、剽窃得来的博士学位不予撤销，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应解散，复旦大学博士学位也会变得分文不值。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