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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3年
【方舟子按:中国大陆只禁了其中的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三种药材,其他药材仍在中药处方、中成药中普遍使用,涉及几百种中成药。请仔细核查中药处方、中成药,如果含有以下成分,绝对不要服用,不要存侥幸心理。许多确切的证据表明,哪怕只小剂量服用一次含马兜铃酸的中药,也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增加以后患肾衰竭、尿路上皮癌的概率,服用得越多,概率越大。中国大部分慢性肾病、肾衰竭病例,都因为服用过这些中药导致。国家药监局不愿禁的,我们自己来禁。欢迎传播,功德无量。】
马兜铃属:大叶青木香、滇南马兜铃、南木香、管南香、三筒管、苞叶马兜铃、朱砂莲、马兜铃、天仙藤、青木香、葫芦叶马兜铃、广防己、通城虎、海南马兜铃、汉中防己、藤香、南粤马兜铃、凹脉马兜铃、淮通、背蛇生、管南香、关木通、寻骨风、革叶马兜铃、假大薯、蝴蝶暗消、白朱砂莲、逼血雷、白金果榄、小南木香
细辛属:土细辛、大细辛、杂细辛、杜衡、细辛、金耳环、土金耳环、乌金草、花脸细辛、台东细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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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中医批判
4
01
2013年
1956年,保加利亚医生报告说,他们在保加利亚多瑙河流域的一些小村庄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慢性肾病,与普通慢性肾病很不一样。后来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流域的一些村庄也发现了这种慢性肾病,所以就被称为巴尔干地方性肾病。患病的人通常在40~60岁时出现严重的贫血和尿毒症,其特征是肾脏纤维化、萎缩,肾脏最终缩小到只有正常肾脏的三分之一。除了肾移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治愈。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患者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70年代这些地区开始有了做血液透析的诊所,患者可以通过定期做血液透析避免尿毒症,寿命得以延长到平均69岁。但是随着寿命的延长,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约一半的患者的肾盂和尿道会长出恶性肿瘤。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地方性疾病呢?因为发病地区都在多瑙河流域,医生们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是饮水里含有某种特殊的毒素?这个设想后来被排除了。之后又有新的假说被提出来,例如有人认为当地人吃的粮食储存时被某种霉菌污染,霉菌能分泌损害肾脏的毒素。但这些假说都没有确证。
1991年,在比利时也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肾病。布鲁塞尔一家医院的医生范赫维根在治疗两个患了急性肾衰竭的年轻女患者时了解到,她们都服用了一家减肥诊所提供的减肥药。他怀疑这种减肥药就是病因,随即展开了调查,发现共有70个急性肾衰竭患者都服用过同一个减肥诊所提供的同一种减肥药。这些患者的症状都类似,肾脏纤维化、萎缩,出现尿毒症,必须换肾或终身做血液透析。因为担心肾脏会出现癌变,医生建议这些患者把肾脏和尿道都切除。有39个人同意做切除手术,其中有18人已长了尿路上皮癌,还有19人的尿路已有癌变前兆。
此前该减肥诊所已营业15年,未出现过问题。1990年该诊所改变减肥药配方,用了两种中草药,其消费者中才突然出现肾衰竭患者。其中一种中草药是马兜铃属的防己。比利时研究人员怀疑防己就是祸首。实验证明了他们的猜测,防己中的马兜铃酸能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消息传出后,在世界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法国、日本、台湾等地也都报告发现因吃马兜铃科中药导致肾衰竭的病例,这种肾病因此被称为中草药肾病。各国纷纷禁售或警告不要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药。中国大陆药监部门、医疗机构、药厂对此都置若罔闻,坚持中药有自己的用药标准,把国外发现的问题归咎于他们不会正确使用中药。直到2003年2月,新华社以系列报道方式首度向国内公众披露,北京同仁堂制药集团生产的“清火良药”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含马兜铃酸,导致很多人得了尿毒症,这才引起药监部门的重视,取消了关木通的用药标准。
比利时医生的报告出来后,一些肾病专家很快就想到,中草药肾病与巴尔干地方性肾病的症状非常相似,会不会都是马兜铃酸引起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药理学教授格罗曼到克罗地亚访问巴尔干地方性肾病的患者,拿着马兜铃的图片询问他们是否服用过这种草药。让他失望的是,这些患者并没有服用过,但是他们告诉他这种草在当地很常见。于是格罗曼到乡下实地考察,发现在当地麦田的田间生长有很多马兜铃,在收割麦子时,马兜铃会混在小麦里一起被收割,会不会就是因为当地食用的面粉被马兜铃种子污染了呢?
回到美国后,格罗曼和同事们研究中草药肾病患者的肾脏标本,发现马兜铃酸和肾脏细胞中的DNA反应形成了加合物,而在普通肾病患者中则没有这种加合物。随后,在克罗地亚的巴尔干地方性肾病患者肾脏标本中也发现了马兜铃酸-DNA加合物,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马兜铃酸是巴尔干地方性肾病的病因,巴尔干地方性肾病和中草药肾病是同一种病,应该被叫做马兜铃酸肾病。格罗曼和同事们进一步发现,在马兜铃酸肾病患者的肿瘤细胞中,一个与癌变有关的基因出现了特殊的基因突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约一半的马兜铃酸肾病患者会长恶性肿瘤。如果在某个患者体内发现马兜铃酸-DNA加合物或特殊的基因突变,就可以认定他曾经服用过含马兜铃酸的草药。
马兜铃科的植物有几百种,它们普遍含有马兜铃酸,其中有几十种被用于做中药。吃含马兜铃酸草药的人群最大的当然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1995年台湾建立了医保系统,几乎所有的台湾人都可以报销医药费,包括中药费。通过分析台湾医保报销数据库,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台湾人曾经吃过含马兜铃酸的中药。结果十分惊人:在1997~2003年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台湾人曾经吃过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只要曾经服用过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哪怕只服用过一次,肾脏就会有不可逆转的永久损伤,患肾病和上尿路上皮癌的概率就比一般人高。服用的次数越多,对肾脏的损伤就越大,最终导致尿毒症和癌症。台湾有12%的人患有慢性肾病,发病率居世界首位,台湾医学界认为其主要因素就是服用含马兜铃酸的草药。
中国大陆的情形未必比台湾好多少。据格罗曼说,他在中国的同行向他透露,他们怀疑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肾衰竭病例都是因吃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导致。目前国家药监局只取消了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三种马兜铃属草药的用药标准,但实际上还有马兜铃、细辛、天仙藤、寻骨风、汉中防己、淮通、朱砂莲、三筒管等十几种常用中药药材已知含有马兜铃酸,涉及几百种中药处方(中成药),例如国家批准的中药处方中含细辛的就有一百多种。其中还包括很多儿科中药。小孩一有感冒、咳嗽,国内医生就喜欢开中成药猴枣散,号称是名贵化痰药。猴枣散的成分之一就是马兜铃科的细辛,已知含有马兜铃酸。且不说猴枣散的疗效未经验证,即使它真对咳嗽什么的有效,也犯不着为这点小毛病冒着让儿童慢性中毒的危险去用它。马兜铃酸非常稳定,也没有东西可以抵消其毒性,不要相信通过药材炮制或“复方配伍”就可去掉马兜铃酸的毒性。不要以为现在吃了没事就可放心,小剂量服用马兜铃酸的危害有20~40年的潜伏期。
2013.1.2.
(《新华每日电讯》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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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中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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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1年
2011年11月04日北京晨报
吃猪蹄是否可以美容?喝猪蹄汤真能帮哺乳期妈妈下奶?蛋白粉真能提供更高蛋白质?……昨天,打假斗士、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在访谈中再次对中医食疗提出质疑,并表示,“有病了不如直接吃制剂更有效和可靠。食疗有效基本上是心理安慰的作用。”对此,中医专家认为,食疗是在药物治疗之外的辅助治疗方法,有一定道理和效果。
中医食疗已过时?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日前发表文章,称“中西医结合10多种方法,如食疗吃猪蹄、生萝卜、生荸荠,练习真气运行法,中药、针灸等治疗尘肺的临床路径”。尽管刘维忠此后在甘肃省卫生厅官网删除了这篇文章,但是微博上关于中医的争议再起。
昨天方舟子做客某网站微访谈,剑指中医食疗的有效性。方舟子表示:“某些由于缺乏某种营养素引起的疾病也许通过吃某种食物能够起到作用,例如吃维生素A丰富的食物治疗维生素A缺乏症。即便如此,有病了不如直接吃制剂更有效和可靠。有人觉得食疗有效基本上是心理安慰作用。”他同时认为,“所谓食疗是古代食品与药品、营养学与医学不分家的产物,已经过时。吃食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营养和预防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虽然有时食品也能治疗某些疾病,但不如药品可靠、可控。”
猪蹄美容不靠谱?
猪蹄里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让平时鲜沾荤腥的女孩们对猪蹄来者不拒,方舟子毫不客气地指出:“吃胶原蛋白并不能直接补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而是和吃其他蛋白质一样被消化成了氨基酸再被人体吸收用来合成各种蛋白,而且胶原蛋白属于不完全蛋白质,营养价值还不如其他动物蛋白质,例如鸡蛋、牛奶中的蛋白质。猪蹄含饱和脂肪酸高,不宜多吃。”方舟子认为,对于哺乳期的妈妈来说,多喝水和让宝宝多吸奶有助于“催奶”,“在这方面猪蹄并无特殊性,和吃其他高蛋白质食物没有什么区别”。
高价蛋白粉也被方舟子否定,“蛋白粉是骗人的东西,吃蛋白粉不如吃奶粉。蛋白粉只能提供一点蛋白质,而奶粉除了以更便宜的价格提供等量的更优质的蛋白质,还能提供钙等其他多种营养素。
此外,方舟子还列举了数个不靠谱的食疗,如吃泥鳅去肝火、大病之后得大补、吃猪腰子羊腰子补肾壮阳等等。
食疗即饮食保养?
针对方舟子炮轰中医食疗的种种言论,记者昨晚采访了本市首批健康科普专家、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建。他表示,在中医领域,食疗一直是在药物治疗之外的辅助治疗方法。食疗可以调整人体的脾胃功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通俗说法“吃什么补什么”有一定道理和效果。不过,李建也认为,不应该过多强调食疗的“治疗作用”,而应该把食疗定义为饮食上的保养。
针对方舟子“所谓食疗是古代食品与药品、营养学与医学不分家的产物,已经过时”的说法,作为市卫生局官方认证的健康科普专家,李建直言,方舟子是在用现代医学去解释中医理论,他认为一个非专业人士去评论其他专业领域的事,应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评论前最好能先问问自己对中医到底了解多少。”李建说。
晨报记者 吴亭 徐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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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中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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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2011年
屠呦呦由于在近40年前发现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最近获得了美国颁发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拉斯克奖在生物医学领域地位崇高,其基础医学奖被许多人认为仅次于诺贝尔奖,算是中国本土科学家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在中国媒体上着实热闹了一阵。这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却越炒越离谱。例如,南方一家报纸发表评论,把青蒿素说成是中药制剂,把屠呦呦的获奖说成中医药终于被西方所认可。其实青蒿素是从植物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也就是俗称的西药,中国药监局给它的是化学药准字号,国外也都认为它是化学药。而且国外早就认可青蒿素,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已把青蒿素的衍生物列为基本药物清单中。
还有媒体报道称,青蒿素在国外被称为“中国神药”。我不知道是真有这种说法还是国内记者的杜撰。即使真有此说,也一定很罕见,因为我读了很多有关青蒿素的国外文献,都没见到青蒿素有此称号。历史上倒是有另一种抗疟药奎宁曾被称为神药,不仅外国人觉得神,中国人也认为很神,当年毛委员在苏区得了疟疾,就是靠让人专门去上海买了奎宁治好的。不过,奎宁用得太久、太滥,疟原虫对它有了抗药性,已经不那么神了,青蒿素才取而代之成为抗疟疾的一线用药。
青蒿素药效很快,能够迅速杀死疟原虫,缺点是它的半减期(药物进入体内后活性减少一半的时间)极其短,摄入体内后很快就失去效果。青蒿素衍生物中抗疟效果最好的蒿甲醚一般只在三天内有效,如果三天内没有把疟原虫全部杀死,就会反弹,并很容易让疟原虫产生抗药性。现在在某些地方的疟原虫已对青蒿素有抗药性。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不要单独使用青蒿素,而应与半减期较长的其他抗疟化学药联合使用,避免疟原虫出现抗药性。
早在1982年瑞士科学家已经成功地用化学方法合成了青蒿素,但是合成的成本太高,所以到现在青蒿素还是靠从青蒿中提取。这样做会受很多限制,成本也不低,有时1千克青蒿素能卖到1千多美元。2006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学家用遗传工程的方法,让酵母菌生产青蒿素前体,再进而用以合成青蒿素,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据估计可以降低到一剂药的成本只有0.25美分。用这种方法大规模生产青蒿素的项目已在去年启动,预计明年可以上市。
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振奋了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精神”,这未免太乐观了。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文革特定时期集中全国力量搞人海战术搞出来的,其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无数以讹传讹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效率非常低下,而且要靠运气。自青蒿素发现40年来,开发中药的努力从来就没间断过,但是却再也没能发现第二种获得国际公认的药物。国外试图从植物中发现新药的努力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事实上,人类已经告别了盲目寻找药物的阶段,现在研发新药的主流是理性设计药物,即通过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的机理,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设计出药物,然后据此合成一系列化合物进行筛选。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研发新药的主流,而不是把财力、人力浪费在期盼奇迹的出现。屠呦呦的获奖是对40年前一次奇迹的表彰,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切不可因此迷失方向。
2011.9.28
(《新华每日电讯》20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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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中医批判
23
09
2011年
近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理由是“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由于拉斯克奖被许多人认为是生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大奖,屠呦呦的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有的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把青蒿素称为中药,并说它让人们重新燃起中药创新的希望。其实青蒿素不是中药,而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有很多化学药最初都是以植物为原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达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中药。
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统上使用的、用来治疗相同疾病的药物。中药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又名香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蒿)提取的。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用的话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从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花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误导人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中医由于没有植物形态学和分类学知识,不同种、不同属甚至不同科的植物在某方面长得相似,就常常被当作同一种药物使用。也许黄花蒿有时也被用来代替青蒿使用,即便如此,里面的青蒿素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中医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疟疾的(最著名的是以青蒿、知母、桑叶、鳖甲、丹皮、花粉煎成的青蒿鳖甲汤),而一旦加热到60摄氏度,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疟原虫了。
青蒿素的发现是许多人分工合作、相互竞争的结果,究竟谁的功劳大,至今争论不休。不过,大家都公认屠呦呦起到的关键作用就是发现青蒿素受热就失去活性,想到了要用乙醚提取。屠呦呦称,她是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才恍然大悟不能加热青蒿。由于这个故事,人们会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到了中医的启发,葛洪也因此成了“东晋名医”。其实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肘后备急方》则是收集民间的偏方,并没有用到阴阳五行、辨证配伍,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
事实上,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反而是那些荒诞不经的巫术,葛洪盛赞其“立愈”、“无不瘥”。例如:“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破一大豆(去皮),书一片作‘日’字,一片作‘月’字,左手持‘日’,右手持‘月’,吞之立愈。向日服之,勿令人知也。”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在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808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直到1950年,全中国还有疟疾病人3000万,每年病死数十万人。马未都以青蒿素的发现来说明“西医西药没进入中国时,中国人也活得好好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最受热捧的、最著名的药物之一。在京剧《沙家浜》里,新四军赖以治疗疟疾的药物是奎宁,而不是青蒿或别的中草药。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集中全国力量用人海战术研发出来的。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很偶然地发现了青蒿素。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没有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无数以讹传讹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效率非常低下,而且要靠运气。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就并不奇怪了。
2011.9.19
(《中国青年报》20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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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011年
近日网上流传着张贴在一所大学食堂的“食物相克”告示牌。告示称以下食物在两个小时内不能同时食用,否则会发生中毒乃至有生命危险:螃蟹与柿子、泥鳅、茄子、香瓜或生花生。并提供吃黄泥水、藕节或柑橘皮等解毒秘方。不知为何只列出螃蟹与其他食物的“相克”,让人怀疑这个食堂是不是对螃蟹有特殊感情,怕大家多吃螃蟹。
这只是广为流传的“食物相克”名单中的一小部分。虽然现在有中医否认“食物相克”与中医有关,但在中医典籍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例如《本草纲目》有一节“食物禁忌”,列举了180对不能同时食用的食物,其中有些一见可知过于荒谬,已无人相信,例如“猪肉忌牛肉”。但有的至今广为流传,例如“螃蟹忌柿子”、“生葱忌蜜”。在我指出“食物相克”没有科学依据,只是一种迷信后,就有人声称听说有人吃了螃蟹和柿子、葱和蜂蜜后中毒甚至死亡的,并挑战我说敢试一试吗?
我当然敢试。事实上早就有人试过。1935年,南京民间传说香蕉和芋艿混吃导致食物相克而中毒。这引起了生物化学家郑集的兴趣,他搜集了184对“相克”的食物,从中选出14对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遇到的组合,用老鼠、狗和猴子做实验。他本人和一名同事也试验了其中的7种组合。在食用24小时内观察实验动物和人的表情、行为、体温及粪便颜色与次数等,都很正常,没有中毒的迹象。在郑集试验的“相克”食物中,就包括螃蟹与柿子、大葱与蜂蜜。郑集碰巧是我国最长寿的科学家之一,活了110岁。
近来中国营养学会分别与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合作,做了更严格一些的“食物相克”实验。兰州大学的实验选了5组传说会相克的食物组合,由100名健康志愿者食用,连续吃了一周,没有发现哪一组食物会引起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实验则另外选了12组食物组合,有30名志愿者连续吃3天,也未发现异常,只是有志愿者认为个别组合食物搭配不合理,导致口味不适合。
虽然没有对所有传说中的“食物相克”全都实验一遍,但是既然挑选出来的31组常见组合无一组存在相克现象,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剩下的不常见组合反而会相克。有人说,虽然当时吃了没事,会不会对身体造成慢性的中毒?中医典籍和民间传说的“食物相克”向来指的是吃了以后马上会出现的急性中毒甚至死人,而不是指慢性中毒。古人通过经验可以发现急性中毒,不可能发现慢性中毒。食物对身体造成的慢性损害要靠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或流行病学调查才能发现,古人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没有理由相信“食物相克”会导致慢性中毒。也有人说,“食物相克”是指不同食物混在一起吃有可能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与传统说的“食物相克”不是一回事,古人也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认识,吃某种食物导致营养不良是不可能通过经验发现的。
但是有人仍然对“食物相克”深信不疑,认为不同的食物中的成分是可能起化学反应的。食物成分是否能起化学反应,是必须具体指出并有实验支撑的,不能想当然地泛泛而谈。有人认为“螃蟹与柿子相克”的原因是“螃蟹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柿子的鞣酸相结合容易沉淀,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因鞣酸具有收敛作用,所以,还能抑制消化液的分泌,致使凝固物质滞留在肠道内发酵,使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现象”(一家报纸的介绍)。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的话,那么柿子不仅与螃蟹相克,还与其他高蛋白食品(例如肉、蛋、牛奶)相克,甚至任何含蛋白的食品都可能与之相克,那样的话,柿子就几乎与所有食品都可能相克了,吃柿子时不能再吃别的东西了。更何况,“螃蟹与柿子相克”的说法已被实验否定,没有必要为其找借口了。
有的“食物相克”说法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例如“虾不能与维生素C(或富含维生素C的果汁)同吃”,理由是虾含有一种浓度很高的“五价砷化合物”,它本身对人体无毒害,但是维生素C会把它转化成剧毒的“三价砷”,也就是砒霜,可引起急性中毒,乃至死人。不久前有一个学生在比萨店就餐时因突发心肌炎身亡,其家属就声称是因为店家提供了吃虾喝柠檬水导致中毒引起的。事实上虾所含的砷绝大部分是稳定的有机砷,无机砷的含量很低(不到4%)。按国家标准,每千克鲜虾中无机砷含量不能超过0.5毫克。即使这些无机砷能被维生素C全部还原成砒霜(不太可能),那么也要吃上106千克的虾才能达到口服砒霜致死量的下限(70毫克,含砷53毫克),还没被毒死就已经撑死了。
“食物相克”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说法,外国人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观念,随便乱吃(包括流行往海鲜上浇柠檬汁),岂不早该死绝了?莫非中国人有特殊的身体,食物只克中国人?有的食物本来就有一定的毒性(例如有毒的花酿造的蜂蜜),有的食物多吃会引起消化疾病(例如柿子),食物受某些细菌污染后会引起食物中毒,古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一旦吃了某种食物后上吐下泻、病重身亡,就会胡乱联想到是不是因为食物相克,以讹传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让人们不敢掉以轻心,即使有了较充分的反面证据后,仍然会找出各种借口继续迷信下去,那块“食物相克”告示牌是没有那么容易摘下来的。
2011.8.22
(《中国青年报》201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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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8
2011年
在中西医之争中,放血疗法经常被中医支持者作为历史上西医愚昧野蛮的例子拿出来嘲笑,没想到时至今日却有执业中医在用放血疗法治百病。这是北京一家中医诊所的主任医师,据称是从农村的一位老中医那里学来的。他根据老中医传授的经验,找到皮肤上呈黑紫色的血管,据此判定身体哪个部位有病,然后相应地在胳臂和腿部等血管处用针具放血。据称多数病症都可以用放血的方法治疗,每次放血量因人而异,少则100~200毫升,多则400毫升,最多的一位被放了850毫升。该医师据此发了条“放血850毫升治好了患者多年寒症”的微博,配上血流一地的吓人照片,在网上被疯狂转发,受到了很多谴责后又把它删掉了。
放血疗法的历史非常长,比现在的其他医疗技术的历史可能都长,至少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也许可以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原始人认为人会生病是由于恶魔附体,要治病就应该把体内的恶魔释放出来,放血就是一种释放恶魔的方法。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用四体液学说取代了恶魔说,但并没有放弃放血疗法。他认为人体由土、气、火和水四种元素组成,而疾病则是由于四种体液失去平衡导致的:由肝制造的血液,肺制造的粘液,胆囊制造的黄胆汁和脾制造的黑胆汁。治病就是要让体液恢复平衡,放血和发汗、催吐等都是平衡体液的方法。这算是为放血疗法提供了新的医学依据。以后的西方医生在四体液学说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放血疗法,病情越严重,放血就要越多,根据病人的年龄、体质、季节、天气、地点、发病器官等等构建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放血疗法体系。
在中世纪的欧洲,放血疗法变得更加流行,成了几乎所有疾病的标准疗法。不过,医生虽然建议患者放血,却不屑于自己操刀,具体的操作由理发师来做。理发师成了最早的外科医生。从当时起沿用至今的理发标志——红白条纹柱子——其实就是个放血疗法的广告:红色代表血,白色代表止血带,柱子代表放血时病人握着的棍子。放血疗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达到了顶峰。这时候,放血不仅被当成包治百病的疗法,而且还成为保健的方法,许多健康人也定期放血。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现代医学的兴起,放血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越来越受到质疑,放血疗法逐渐走向没落,进入20世纪后在西方就很少见了。到现在,除了极个别的疾病(例如红细胞增多症)还会用放血治疗,正规的医院已没有人还在用它来治疗普通疾病了。
放血疗法虽然曾经在西方最为流行,但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黄帝内经》就有放血疗法的记载,如“刺络者,刺小络之血脉也”,“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意思是血在脉络中长久积蓄,就用出血的方法除去),声称可以治疗癫狂、头痛、暴喑、热喘、衄血等病证。有学者认为针灸就是从放血疗法演变来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的放血疗法放血量很少,一般也就几滴。
所以这种大量放血的疗法其实是从传统西医那里学来的,只不过洋为中用,用来治疗中医的病症(例如“寒症”),并用中医理论提供依据,叫“出恶血”,用那位放血中医师的话说,“放出的血都是‘脏血’,一旦我看到流出的血变成了鲜红色就会停止放血。”这本是古人不懂血液循环的臆想。血液是在不停循环的,大约每20秒就跑遍全身一次。全身的血液是一体的,没有恶血和好血之分,如果血液有毒则都有毒,没毒则都没毒,所以所谓的出“恶血”、放“脏血”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一开始放出来的颜色较黯淡的“脏血”其实是含氧量较低的静脉血。到后来血液变成鲜红色那就是含氧量高的动脉血也被放出来了。
人体的血液大约80%参与血液循环,另外的20%储存在脾、肝之中,有必要时再释放出来。失血10%以下对健康人来说不会影响健康,可以很快地恢复。所以献血200~400毫升对人体是无害的。但是失血10%以上就会影响到人体健康了,例如引起贫血。失血15%以上甚至有生命危险,需要考虑输血了。人体的含血量大约是每千克体重70毫升。从照片上看,那位被放血850毫升的患者较胖,体重大约80千克,体内大约有5600毫升的血。即便如此,放血850毫升也已超过了15%含血量了,如果属实,是很危险的。在历史上,由于放血过多导致死亡的事例并不罕见,华盛顿之死就被认为与用放血疗法时失血过多有关。
放血疗法或许对某些疾病(例如高血压)有缓解作用,或许还能激发人体的免疫能力,有助于某些疾病的康复。但是我们现在对治疗这些常见疾病已经有了更安全可靠的方法了,就没有必要再用一种疗效不确定、风险性高的过时疗法,不管它的历史是多么的源远流长,不管实施者或患者声称多么有效,卫生监管部门都不应该对此听之任之。
2011.8.8
(《中国青年报》2011.8.10)
(XYS201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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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7
2011年
古人把生日称为“母难日”,这不仅指母亲在怀孕、分娩时要忍受痛苦,而且面临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在古代,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由于一个女人一生中通常要经历5~8次生产,这就意味着一个女人在一生中由于生产而死亡的可能性高达九分之一。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现在发达国家的产妇死亡率已降到万分之一左右。
有许多原因能导致产妇死亡。有的是由于难产或分娩时大出血而当场死亡。有的则是在产后由于感染而死亡。如果在分娩时没有进行消毒,就可能发生破伤风。又由于产后子宫颈口处于开放状态,细菌容易进入子宫内导致子宫内膜、子宫肌层发炎,甚至进一步通过输卵管到达盆腔,引起输卵管、卵巢、盆腔发炎。因此产后如果不卫生,容易发生大面积感染,最终由于败血症而死亡。
严重感染时人会发高烧,发高烧时身体会打寒颤,就跟在寒风中一样。中医不知道这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以为是“伤风”、“受凉”。为了避免“伤风”,产妇不仅要闭门不出,坐床不起,而且要紧闭门窗,密不透风。产妇还要头戴帽子或裹毛巾,穿厚衣服,即使是大热天也必须如此。为了避免“受凉”,产妇不能洗头、洗澡,不能沾水,连刷牙都不行。产妇也不能喝凉水、冷饮,不能吃“凉性”食物,例如水果。
因此就形成了坐月子要忌风、忌水、忌动、忌口的习俗,而且长达一个月。忌风、忌水不讲卫生,反而增加了细菌感染的机会,而忌动、忌口又降低了免疫力,因此坐月子的结果反而更容易“伤风”、“受凉”。越是容易“伤风”、“受凉”就越看重坐月子,形成了恶性循环。坐月子对产妇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在夏天时尤其如此。为了逼迫产妇就范,又有了一套吓人的说法,不坐月子或月子没做好,以后就会得“月子病”,例如头部吹了风或洗了头就会一辈子头疼,刷了牙以后牙齿会一直酸痛,身体哪个地方沾了水哪个地方就会疼等等。
这些做法与现代医学格格不入,恰恰是对着来的。如果是在西方国家,产妇分娩后,护士往往就给她吃冷饮。分娩当天,护士就会让产妇洗澡,而且会逼着产妇下床运动。孕产妇体内的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如果长时间躺着、坐着不动,容易发生下肢静脉血栓。如果血栓随着血液流动到了肺部,栓塞肺动脉,会导致产妇猝死,难以抢救。在发达国家,产妇由于难产、大出血或感染死亡已很少见,最主要的死亡因素就是血栓栓塞。即使产妇老大不愿意也要逼着她们运动,就是为了防止血栓栓塞。适当的运动也有助于产后的恢复。
西方国家的这种做法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很不可思议。他们把这归结为白人的体质比较好。且不说白人的体质未必就都比中国人好,西方国家的居民也并不都是白人,还有黑人、印第安人、亚裔,还有很多华人,他们也都不坐月子。除了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包括东方国家(例如日本),也都不坐月子。难道只有在中国的华人是世界上身体特别虚弱的特殊人种,非坐月子不可?一旦被指出了这个事实,又有人会说,正因为外国女人不坐月子,所以她们老得快,或者老了疾病多。好像这些人做过调查统计,发现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女人到老都比中国国内的女人不健康似的。
“不坐月子,别看现在没事,以后就知道厉害了。”这也是常见的说法,让一些产妇不敢不从。也的确经常有人现身说法,说当年由于月子没做好,所以落下了什么“月子病”。而什么病都可以归为“月子病”。我听过的一个很搞笑的说法是,由于当年坐月子是在夏天,穿凉鞋没有包住脚后跟,所以老了脚后跟皮肤就裂了。反正人老了甚或还没老都难免会出现各种疾病、不适,只要以前坐过月子觉得某方面没做好,就都可以归为“月子病”。难道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就不会得这些病?“月子病”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疾病,是疑神疑鬼乱联想导致的,只有那些做过月子的人才会得,不做月子的人没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反而不会得“月子病”。
坐月子是受中医文化影响的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陋习。这并不是说产妇不需要休产假。产妇在分娩后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适当的休息辅以合理的饮食和锻炼,是有助于身体的复原的。更重要的是,产假有助于带好新生儿。如果因为迷信坐月子,把自己搞得全身脏兮兮、臭烘烘的,对宝宝也不好。说了这么多,也许还会有人问,那你的妻子敢不坐月子吗?当然敢,在医院时没有洗浴条件,她从医院一回家就洗头洗澡,出门散步,想干嘛就干嘛。
2011.7.11.
(《中国青年报》20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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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011年
又一名“神医”被媒体曝光了。一年前我已注意到这位“养生大师”,因为她提倡的养生方法——生吃泥鳅不仅古怪,而且危险。但一年来此人不仅越来越红火,而且还成了包治不治之症的“神医”,“渐冻人”(运动神经元疾病)是她治疗过的最简单的病,而治疗的方法仍然以生吃泥鳅为主,再加上买她发明的固元膏和在穴位注射当归注射液。她要攻克的下一个目标是艾滋病,估计治疗方法也差不多。近年来冒出的“神医”,虽然治疗方法千奇百怪,喝芒硝、吃蹄膀、喝绿豆汤、吃生茄子、吃生泥鳅……但是都是号称根据中医理论,至少在名义上他们全都是扁鹊重生、华佗再世的中医。
为什么“神医”偏爱中医?首先是因为中医的通俗性很容易让一般中国人理解、接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的术语、观念从小就在熏陶着我们,“上火”、“清火”、“开脾”、“补肾”之类的说法深得人心。如果你告诉大家运动神经元疾病是“脊髓前角运动神经细胞、脑干颅神经、运动神经核细胞,以及大脑运动皮质锥体细胞的进行性病变”,没有几个人听得明白,但是如果说“渐冻人”是“身体过度受寒凉”所致,“不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体进入了冬天?那就为身体升温、回暖、化冻不就行了嘛……”虽然是对“渐冻人”这个俗称的望文生义,但是人人能懂,听上去像是那么回事,而其治疗方法“去除体内肝火”、“吃温热食物补充能量”也就似乎很顺理成章了。
只要用几个中医术语编一套说辞,就俨然成了“养生大师”、“中医大师”,这也是因为中医的门槛太低,不具有专业性。本来医学应是最具有专业性的学科,现代医生不经过医学院的教育无法胜任,也不可能获得行医资格。但是“神医”们都没有受过现代医学的教育、训练,都是祖传或自学,只要能背几句中医经典著作,用几个中医术语,就足够了。人们对此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医学院教育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历史上哪有这个玩意儿?“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古代读书人的梦想,说明当医生和当官一样,都无需受过特殊的专业教育。只要识字,就能够成为中医乃至名医、神医。历史上的神医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今天的所谓“国医”有的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时至今日,人们仍然相信好的中医在民间,不是中医学院能培养出来的。相信民间有高人、神人,当然也就会有神医。
中医不具有科学性,这使得它成为“神医”的避风港。和现代医学不同,中医的理论本来就是模糊、粗糙、充满主观的想像的,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而中医的疗法也没有必须用科学方法验证的要求。“中医和西医是两套不同的体系”往往是中医拒绝科学验证的借口,“神医”当然也可以为我所用。虽然在“神医”被揭露的时候,总会有在医疗、科研机构任职的中医出来试图撇清“神医”与中医的关系,但是历史上和现实中中医流派那么多,都自诩正宗,彼此都不服气,凭什么就不许“神医”举中医的招牌呢?“神医”最受诟病的是他们靠偏方治大病,但是翻翻至今仍备受中医推崇的中医经典著作,例如《本草纲目》,里面治大病的偏方还会少吗?其中有的偏方及其理论依据,比今天的“神医”所提倡的,还要荒唐得多。
现代医学是科学,科学受制于自然规律,不可能出现奇迹。对许多疾病现代医学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即使对已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的疾病,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时,也不能保证就百分之百有效。中医则不然。在中医看来,只有不好的医生,没有治不好的疾病。中医理论已涵盖了一切疾病,而一切疾病也都能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加以治疗。古人从不知道的疾病现在都有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比如科班的中医认为“渐冻人”是“脾胃虚损”、“脾肾虚损”、“肝肾阴虚”、“湿热浸淫”,可以据此开出中药或食疗。即使一种疾病刚刚被发现,例如一种新型传染病,中医也马上就能做出病因病机分析,开出预防或治疗药方。
中医的神秘性,正是“神医”的土壤。现代医学不能为健康提供捷径,不能治愈许多疾病,但是中医声称“能”,“神医”当然更“能”。一般的中国人虽然平时有病还是以上正规医院看西医为主,但是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仍对中医心存幻想,总认为中医有其独到、神奇之处,特别是在养生、绝症的领域,更是为中医留下了无比宽阔的空间,“神医”也就可以乘虚而入,而且可以毫不心虚地高举中医的大旗。
2011.7.4.
(《中国青年报》2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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