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记者：侯悦林 潘述一
辽宁日报2010-03-08

    就像大气中的冷热气团一样，中西医的每次遭遇都会引发一场激烈对决，二者相争的结果不是谁战胜了谁，而是在思想领域下起“毛毛雨”，使公众的科学认知再次得到涤荡。在反中医的阵营中，当之无愧的“意见领袖”之一，首推自任“中国科学警察”的生物化学学者方舟子。与之“对阵”的，是创立中医体质新学说、推动千年中医又向前发展的“全国老中医”之一王琦。三年前,这两位“重量级”辩手就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辩论。虎年春节前夕，两人分别接受了记者面对面专访，再次阐释了他们心目中对中医的理念。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作为门外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科学素养，站在新的角度看待中西医之辨。

    【正方观点】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走不同道路的科学体系，而且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必然由中医指引。

    ——人体的分解可以无限地分下去，从生理结构到蛋白质，从细胞到基因，借助于现代的仪器把人体分解得很细，这是西医的进步。但人是一个整体，不能只看局部。人生活在自然界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体质也不一样。不同节气，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尽相同，医生看病时这些都要问。古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把人的精神和肉体合二为一来考虑。

    【反方观点】

    ——我不同意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西医应该用于指现代医学诞生之前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医术。现代医学虽然是从西医发展来的，但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吸纳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的贡献。

    ——既然我们不再把科学称为西学，就不应该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更不应该相信在现代医学之外还另有一套可与之分庭抗礼甚至还超过它的医学科学体系。

    ——我们不必因为中医不科学而妄自菲薄。毕竟，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各国、各民族的医术（包括西医）也都不科学，并不比中医好多少，甚至更糟糕。

    ——现代医学接受中医的某个疗法是可能的，接受中医理论则完全不可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古人的智慧能够超越现代科学。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重归蒙昧。天文学不会重归占星术，化学不会重归炼金术，生物学不会重归神创论，同样，医学科学也不会重归玄学、原始医术。

    【专家介绍】

    王琦，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体质学》学科带头人。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的全国五百名著名老中医之一，中国医师协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临床药物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国际中医体质研究会主席。

    方舟子，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生物系、索尔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1998年起主要从事写作和网站建设。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揭露了多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领域的腐败现象。

    王琦：能治病凭啥不科学

    分出谁是科学谁是伪科学岂不荒谬

    王琦集学者、教授、名医于一身，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体质学说创始人。2008年1月8日，王琦教授完成的“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的研究及其应用”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今，他研究的中医体质学说不仅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还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今后医学发展方向——“个性化”诊疗提供了思路。

    说起中医，王琦认为人的形与神不能分开来看。不可否认，借助于现代的仪器能把人体分解得很细，这是西医的进步。但是，反过来看，当你把一个人看作一个个细胞的时候，整体性就出问题了。人不仅有神经、血管、细胞，他还有对自然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心理态度、价值取向等。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不能只看局部。人生活在自然界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体质也不一样。不同节气，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尽相同，医生看病时这些都要问。古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把人的精神和肉体合二为一来考虑。

    他举了一个例子，患同一种病的两个小姑娘看病，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江浙人，中医开出的药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两地的气候不同，两个人的体质不同，她们能接受的药物和药物对她们的影响都会不同，这些不是一支抗生素就能解决的问题。王琦说：“像这种情况，100个人可能有100个药方，不能复制，不能用目前的仪器设备分辨出来，不能用西医理论解释清楚，但它又确实需要。难道用抗生素就科学了？我开的药方就不科学了？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分出谁是科学、谁是伪科学，岂不荒谬。”

    由于不懂中医硬说中医不科学是不对的

    “在你面前有一朵菊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植物学家说这是头状花序；化学家说这是酮类化合物；文学家说这是傲霜之花；中医则认为可以平肝明目。你说谁说的对？横看成岭侧成峰，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也会不同”。王琦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向记者说明人对事物的认知，应该是多样化的。

    王琦在提到中医和西医的话题时，先提到了一部电影《刮痧》。电影中，孩子的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孙子治感冒，美国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却以虐待儿童的罪名将孩子父亲送上法庭。

    王琦说，这是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以西方人对医学的理解，刮痧是一种虐待，这与中医对刮痧的理解，实在是差之千里。

    “一个人淋了雨感冒了，你说这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只有消炎才是科学。我用发汗驱寒的方法，激发机体抗病能力，病也能治好。同样是治病，凭什么说你的科学我的不科学？”王琦说。

    “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文明，中西医的讨论应该平和。我从来不说西医不科学，中医和西医的认知方法和价值体系不同，如果用西医的标准衡量中医，由于不懂中医就硬说中医是不科学的，这是不对的。”王琦把中西医定义为两个走不同道路的理论体系。他特意提到，方舟子批判《本草纲目》时，提到吊死人的绳子也能治病，他这是拿现代人的标准来要求明代人，他并没有看到《本草纲目》真正光辉的地方。

    创立中医体质学说源于爱琢磨

    作为国内外学者公认的中医体质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王琦是从1976年开始从事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基础与临床研究的。他能创立九种体质学说，并非偶然，这源于王琦是一个喜欢事事琢磨的人。

    上世纪70年代，爱琢磨的王琦喜欢到街上观察人，同样是等车，有人慌慌张张，有人漫不经心，还有的气定神闲，这实际上代表着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在中医临床实践中，他也注意到不同体质的人对疾病的易感性不同，患病后发展规律不同，用药后的反应也不同，而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的“体质”差异。

    30多年过去了，只要有时间，王琦现在还是喜欢在马路上盯着人看。只不过他不光能看出人的气质和性格，来来往往的人在他面前一闪而过，王琦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知道对方经常生什么病，今后可能会生什么病。

    有人笑称，他相面功夫一流。这个功夫练了30多年，光是流行病学调查就做了2万多例。

    上世纪70年代，在全国中医研究生班读研究生的王琦琢磨毕业论文要写什么，当时他的想法是写一个今后要研究的东西，将来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最后他认定了体质学说。于是，他写了一篇名为《论祖国医学的体质学说》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看了以后，告诉他“不让你毕业到时别怪我”。不过，老师也没一棒子打死，让王琦把论文拿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看看，如果不行再写一篇别的题目的论文。结果老中医看过之后很认可，指导老师也很高兴。王琦又把这篇论文寄给了杂志社，却差一点胎死腹中。杂志社的人觉得，中医有藏象学说、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没听说过有什么体质学说，就决定把稿子退了。幸运的是杂志总编在投稿记录中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觉得非常有价值，这才追回了稿件。1982年，他又与盛增秀合作出版了第一部中医体质学说专著《中医体质学说》，被称为中医体质学说的奠基之作，从此中医体质学说自成体系，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2003年中医体质研究被列入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2005年，“基于因人制宜思想的中医体质理论基础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项“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课题。此外，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中医体质学》业已出版，这标志着《中医体质学》已进入了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范畴。

    王琦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很少有人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学说得到认可。毕竟，中医已经很久没有产生过新的学说了。王琦说，中医体质学说，是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去研究。

    中医体质研究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懂

    王琦几十年来有一个习惯，走到哪儿都要拿一个大大皮包，里面装的都是材料。只要没事，他就会拿出来看。

    记者翻看了王琦包里的材料，全是数据、表格、图谱以及各种看不懂的数学公式。“这还是中医吗？”面对记者的疑问，王琦笑了。

    中医古书对体质有过描述，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体系，不便于临床应用。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体质辨认重点研究室的调查表明，既往中医界对体质类型的研究，由于缺乏方法学的支持，缺少精确的、可重复性的资料和数据，缺少标准制定的相关要素，故分型虽多，却难以规范。

    王琦带领的课题组采用国际前沿的研究个体差异的方法——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拷贝数变异（CNV），为体质研究提供分子生物学解释。经过30年对全国21948例中医体质分类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掌握国人不同体质类型、不同年龄、性别、地区人群的基本特征及其分布规律。即中国人可分为9种基本体质类型：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

    用分子生物学而不是中医文献，这样的研究“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反对中医的人，没有反对中医九种体质学说的”。有人评价王琦的研究是用西医的观点道出了中医的内涵。王琦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以中医为理论基础，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论证。所以体质学虽然研究的是中医内容，但能够得到国际的认可。

    王琦通过体质学的研究，架接起中医学和国际间医学交流的桥梁，并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等国外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王琦无形中将中医和西医联系在一起，使双方有了对话的渠道。

    中医为个体化诊疗指明发展方向

    说起体检，过去都是用医学仪器对身体各种指标进行检测的西医体检。2009年10月10日，卫生部颁布《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在“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范”中，纳入了“中医体质辨识”一项，这是唯一一项中医体检内容。《规范》是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制定的，在它们为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时，给予参考依据。中医体质辨识让公共卫生服务更加有针对性，这意味着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进入体检时代。

    这是让王琦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幸福的原因，不光是自己的学说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更因为它将造福全体国人。67岁的王琦说到这里，笑得像个孩子。

    “我们会通过量表让每个人判定自己属于何种体质，还会罗列出每种体质易患的病种，然后为个人提供饮食起居等方面的调整，降低得病的可能性。”王琦说，“正因为体质辨识可以了解疾病走向、降低罹患疾病的概率，所以被称为‘中医体检’。”

    “例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中风属于痰湿体质多发病症。如果你是这种体质类型，按照我们提供的措施调整生活，可以减少患病概率。”王琦解释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体质辨认重点研究室成员靳琦认为，传统中医学讲究“养生避邪”的个体预防，但是在预防疾病方面缺乏大规模推广的模式。体质辨识让中医进入了群体预防体系，为大面积人群“治未病”提供方法与途径。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有效减轻国家经济负担。

    国外也进行过以预防疾病降低医疗支出的尝试。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了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为基础的防病运动。据中华中医药学会体质分会提供的资料显示，这项运动使美国高血压发病率下降55%，糖尿病减少50%，肿瘤减少1/3，人均预期寿命延长10年，而用于这方面的费用仅为同一时期医疗费用的1/10。

    天津中医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认为，王琦在对古今中外体质理论整理挖掘的基础上，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地研究探索，终于将中医体质学说发展成为中医体质学一门学科。学习中医体质学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从重视“病”转变到重视“人”，为个体化诊疗提供依据，对临床治疗很有价值。同时，中医体质学也丰富了“治未病”的理论。

    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今后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化诊疗。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一批学者认为：“西方医学只是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而王琦开创的中医体质学，却可用于干预、预防和治疗疾病，这将有利于全球性的公共健康。”王琦认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必然由中医来指引。

    王琦开创的体质学说，虽然只有30多年的时间，但是已经开创了一个中西医对话的渠道。随着中医逐渐为世人所知，或许，伴随中医100年的存废之争，正是源于双方缺少沟通的渠道。王琦希望通过现代科学方法来诠释古老的中医，并将其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

   方舟子：中医应该废医验药

    为什么中医不是科学

    在任何场合提及中医，方舟子都坚持一个论调：中医不是科学。他说这不是他独创的观点，只是作为传译者转达了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而已。他举例说，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都把中医和其他国家的民间医术一起归为“另类医学”，不属于医学科学。而国际反伪科学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则干脆认为中医是玄学、巫术、伪科学。

    如果说中医不是科学，那么首先要认定什么是科学。方舟子逐条解析说，首先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你总不能说，这是中国的物理，那是美国的化学吧？既然物理化学不分国籍，怎么医学就能分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呢？所以，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很荒唐的。”与之相比较，发展于西医的现代医学，就不需要国人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因为现代医学就是一门没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嘛！”

    其次，科学有着被广泛接受的检验标准，例如逻辑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测量性等。方舟子说，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

    记者问道，但是的确很多人认为感冒服用板蓝根冲剂或维C银翘片有效果。方舟子答道：“经验是经常靠不住的。吃了一种药，病就好了，并不等于这种药真正有效。而且感冒本来就是不吃药也可以自愈的，而服了药觉得有效，很可能还是心理暗示的结果。”“心理暗示效果会有那么强吗？”面对记者的疑问，方舟子举例说，一些发病机制与精神情绪有关的疾病状况受病人的心理因素影响很大，给病人服用无药效的假药（即安慰剂）也会出现一定疗效。比如高血压、失眠症、焦虑症、胃十二指肠溃疡等，安慰剂的疗效能达到30%甚至更高。

    方舟子说，一个中药药方往往有七八味药，在理论上君、臣、佐、使说得头头是道，在实际上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去做对照试验验证一下，看这七八味药是否真的都在起作用。“真正的科学精神，应是在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之后才确定某种药方的疗效。而且临床试验必须采取双盲方法，并有安慰剂对照组。”

    “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如果以‘个体化治疗’为借口自欺欺人，拒绝临床试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西医的标准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不同人之间的确存在个体差异啊？”记者问道。方舟子表示，个体差异，现代医学是承认的，但疾病在人身上的表现是大同小异的，不要说人，就连人与哺乳动物也都有很大相似性（所以实验室才会养小白鼠），所以一个真正有效的药应该是对大多数人都有效。而中医则是走向了个体化差异的另一个极端。

    在方舟子看来，中医最看重的上千年的经验虽然有时含有科学因素，但是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所以“经验科学”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

    他以《本草纲目》为例，举证其中很多在今天看来相当离奇、荒唐的偏方。比如吃鱼卡刺了怎么办——把渔网煮成汁或烧成灰喝了，就能让鱼骨掉下。再如，有人上吊死了，把上吊的绳子拿来烧成灰，水服能够治狂癫。对这类奇特的偏方，李时珍显然深信不疑，而且还赞叹其奇妙：“观此则古书所载冷僻之物，无不可用者，在遇圆机之士耳。”

    方舟子说，对《本草纲目》一概否认、抛弃无疑是不智的，但是很多没有经过科学检验的经验未必可靠，可能只是以讹传讹。古人对前人的经验之谈是如此的轻信，有时候甚至到了荒诞的地步，这只能说明，古人经验可借鉴价值是比较低的。

    有几人清楚中药的毒性？

    “中药治本，没有副作用；西药见效快，但副作用太大。”“中药吃不好起码也吃不坏。”这是多数人对中药的普遍看法。更有商家为了谋取利益在某些保健品广告宣传中写道“中药完全无副作用”。

    一直以来，方舟子对中医最激烈的指责就是中药的毒副作用。他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要反对“中药没有副作用”的宣传，要在中药说明书中清楚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在自己的学术打假网站上，方舟子不遗余力地列出他所获悉的包括板蓝根、雄黄、朱砂等百余种中药的毒副作用。他说，人们所持“中药是天然药物，无毒副作用”的信条要尽快打破，否则贻害无穷。

    2006年，中国药学会对国内1551例药物不良反应病例分析称，中药不良反应所占的比例仅次于抗生素类药物。其实，关于中药的毒副作用，中医界也是承认的，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是药三分毒”。对此，方舟子抨击得十分严厉，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这表明中医对某种药物究竟有什么毒副作用，服用后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一个经常被拿来举例的典型事件是，2006年英国药品与卫生制品监督署宣布发现有5种中药能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其中“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达11－13％，超过该国标准的11.7万倍；何首乌被发现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或微毒的中草药也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重金属中毒等。如我们所熟悉的益母草如使用不当，可致下肢瘫痪、孕妇流产、大汗虚脱等严重后果。

    2006年第8期《中华现代中医学》杂志刊载的一篇关于中药毒副作用的研究文章也承认，“对中药毒副作用的研究虽然有进展，但还很肤浅，约有90%以上的中药毒性、毒理还未能掌握。”

    反观西药，其毒副作用也很明显，却很少被人攻讦，这是为什么呢？方舟子解释说，西药化学成分明确，研究深入，药效、安全剂量及毒副作用，都已经详尽地写在说明书上，可谓“把丑话说到前头”。而中成药的说明书，在注意事项上，很多都是语焉不详的一句“孕妇禁用”，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中药对普通人都很适用的误导。

    方舟子再次强调，“我们不是因为有些中药有毒就否定中医。我们只是要求：第一，不要欺骗消费者说中药没有毒副作用；第二，中药要像西药那样清楚、具体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三、没有做过毒理试验、毒副作用不明或毒副作用过大的中药不能上市。”

    方舟子答疑录

    问：您承认自己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医，那么就您所批判的对象来看，你认为什么是中医？中医的主要的理论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你说的“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医”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我没有在中医学院读过书，或给老中医当学徒，那是显然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对中医不了解，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懂中医”。我对中医的了解估计要比大部分中医支持者多，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批判的需要，我至少还翻过中医典籍，读过中医的医案、“经验之谈”，所以总体上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了解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

    问：您怎么看待中医中讲究人身是个整体，通过调理身体机能提升免疫力来抵抗病毒等理论？您认为这种强己以御敌的理论也是伪科学的吗？

    答：中医像其他民族的古代医学一样，对人体解剖、生理几乎没有具体的认识，当然只能笼统地讲整体，这是一种蒙昧的、神秘主义的整体观，应该否定。相反地，现代医学也讲整体，但是是一种建立在对解剖、生理的具体认识上的整体，是科学的整体观。

    所谓“免疫”、“病毒”都是现代医学的概念，中医哪里知道什么“免疫”、“病毒”？中医对免疫、病毒一无所知，又如何能做到“通过调理身体机能提升免疫力来抵抗病毒”？只有现代医学才能通过接种疫苗等方法做到这一点。

    “强己以御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而是一种治疗思想，现代医学同样强调要“强己以御敌”，而且能够做到，比如上面说的免疫接种。而中医即使有这种思想，一般也做不到。

    问：至于“验药”，您认为判定一种可以食用的材料是否成药的标准是什么？中药与食材的本质性区别在哪里？一些食材中也可能含有微量重金属等致病因素，一些药草如果蒸煮炒炸也可以成为美味，照此来看，验药要怎么下手呢？

    答：食物和药物的区别是很清楚的，食物是给身体提供营养素、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的，在正常服用范围内一般不会有副作用，而药物是用来纠正失常的生理机能的，即使在正常服用范围内也会有副作用。所以食物的安全标准要比药物高。我们国家现在对食物的检测已经有一套标准，如果食物中的微量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是不应该销售、使用的。中医完全把食物和药物混为一谈，一方面认为所有的食物都有药性、都能入药，另一方面又把药物当成食物吃。我们要验的，是那些被医生、医院当成药物使用的中药，如果有人要把药草当食物吃，那是他个人的自由，虽然我认为这种做法很危险，也最多只能提出忠告。

    问：中医讲究应病症决定用药，只要病症消失就说明治疗有道，例如在肿瘤的治疗上就讲有带瘤生存一说，而西医现在也正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例如有病人咳嗽，就选用最能止咳的药，而不是说解决为什么咳嗽的问题，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医刚刚发展到中医的某个程度。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这种说法表明中医支持者根本就不懂现代医学。现代医学最注重找出病因加以彻底的治疗，而不会简单地消除症状就认为万事大吉。只治症状不治病因，并没有把病真正治好，有时候是很危险的，会掩盖了病情、耽误了治疗。有时候因为病因不明，或者虽然知道病因但目前还没有办法消除病因，才不得已只治症状。

    问：在中药中存在违规添加西药成分，以提高即时疗效，制造虚假口碑的现象，但中西医结合能不能开辟一条中医现代化的新路？

    答：中医理论是一套前科学的体系，与现代科学完全无法兼容，不可能用现代医学对其做出改造或结合。（答疑部分摘自《批评中医》，方舟子）

    准妈妈一旦怀孕，准父母就会既满怀期待，又非常担忧。毕竟，胎儿是在一个见不到摸不着的地方生长着，谁知道会出什么问题呢？尤其是在现在“只生一个”的政策约束下，只许一次成功，更让人不敢掉以轻心，对种种保护胎儿的说法都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保胎”市场。例如让孕妇吃种种“保胎药”，虽然并无证据证明这些药物真能对胎儿起到什么保护作用，反而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又例如孕妇人人在腹部围一件辐射防护服，虽然日常设备产生的微弱辐射不会对健康产生什么危害，靠一件防护服也不可能屏蔽掉电磁辐射——那必须全副武装才行。
    古人不必担心什么辐射，但是古代孕妇并不就因此轻松。有更多的事情让她们担惊受怕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孕妇禁忌之多，大概也是一项世界之最：孕妇不能在墙上钉铁钉，会把胎儿钉出洞来；不能拿针，会把胎儿刺瞎；不能用剪刀剪东西，会把胎儿剪成“兔唇”；不能捆绑东西，会生下手指伸不直的小孩；不能用夹子夹东西，会让胎儿没有耳朵……这在中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仍然有很多人信。有的农村媳妇即使自己不信，也不敢不从，因为怕万一生下的小孩有什么问题，会被老人怪罪。
    吃方面的禁忌也很多。《本草纲目》“妊娠禁忌”条罗列了85种，其中有的是水银、乌头、附子、斑蝥之类的毒药，普通人也吃不得的，何况是孕妇。但是里面也有的是常见的食物，例如生姜、小蒜、兔肉、狗肉、马肉、驴肉、雀肉、蛤蟆、鲤鱼、泥鳅、鳝鱼、螃蟹、蟹爪、龟、鳖等。
    为什么这些食物普通人吃得，孕妇就吃不得呢？《本草纲目》对此有的没有解释，有的则具体说明吃了会有什么后果，原因是什么。其理由，和禁止孕妇拿针动剪刀的理由并没有什么不同：
    孕妇吃生姜会生下有多余手指的孩子，那显然是因为姜的样子像手指。
    孕妇吃兔肉会让孩子缺唇，这个的原因很显然，因为兔子“上唇缺”。奇怪的是，李时珍还说兔子的屁股有9个孔，雌兔子是靠舔雄兔子的毛怀孕的，小兔子是从雌兔子的嘴里生出来的，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养的什么兔子。
    孕妇吃马肉会让孕期过长，那显然是因为马的孕期长达12个月。
    孕妇吃螃蟹会让孩子横生，指的是胎位是横着的，生产时婴儿手臂先露出来。这当然是因为螃蟹横行导致的。
    孕妇吃麻雀肉，会让孩子淫荡。这是因为李时珍认为麻雀的本性最淫荡。这其实有点冤枉麻雀了，淫荡的麻雀虽然也有，但是有些麻雀是搞一夫一妻制的，在动物中无论如何算不上最淫荡。
    此外，孕妇吃狗肉，会让孩子哑巴；吃鳖，会让孩子脖子短；吃蛙，会让孩子短命；吃羊肝，会让孩子多厄运；吃驴肉，会难产；鸡蛋和鲤鱼一起吃，会让孩子生疮；鸡蛋和糯米一起吃，会让孩子生虫……这些的原因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应该都不是随便说的，也不可能是源自经验，可能也都和这些食物来源的外形或行为有关。其实李时珍本人有时也稀里糊涂的，例如他把鲤鱼列为孕妇禁吃的食物，但是又说鲤鱼能治妊娠水肿、胎气不长、胎动不安，吃它能“保胎”，让孕妇真不知该吃还是不吃。
    这种思维方式现在美其名曰“取象比类”，由食物的形态联想到它能相应地改变人体，其实很像用针扎人偶来嫁祸于人之类的感应巫术。这种思维方式在各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很流行，在各国民间至今也不乏信仰者，但是在医学界也有很多人相信，就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了。当然，过于荒唐的说法现在会被做为迷信按下不表，例如今人编的《中药大辞典》在生姜、蟹、兔肉等条目都不说孕妇禁食，想必编者担心，说吃了这些东西会让小孩多指、横生、缺唇，在今天要被有文化的人当笑话看。
    但是听上去不那么可笑的，就都全盘照收。例如在《中药大辞典》的“蟹爪”一条，仍然沿用《本草纲目》的说法说它能堕胎。吃某种东西会堕胎，听上去不荒唐，所以得以保留。但是说蟹爪能堕胎的依据是它能破胞，这是由于其尖利的形状产生的联想。类似的，蟹爪因其尖利，还被认为有破血、消积的功效，能治疗难产、产后淤积腹痛等。
    对草药的“取象比类”就更多了。例如通草到现在也是被归为孕妇慎服、忌服的，因为据说它能堕胎。它能堕胎是因为其本性通利，它有这样的本性又是因为它“茎有细孔，两头皆通”。通草至今被当作下乳汁、利小便、通鼻塞的良药，也全都是因为它的茎很通。所以李时珍说了，最好的通草，是那些含着一头吹，气能从另一头出来的，这样的通草最通，药效也最好。
    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时也会下意识里产生吃了什么就会变成什么的恐惧。例如中国政府已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做为政策，但是很多文化人却担心吃了转基因食品会把自己或后代的基因也给转了。这世界上不含基因的食物还真不多，这些人在吃其他含基因的食品时，例如吃猪肉时，不知为何就不担心被转入猪基因？

2010.2.1

（《中国青年报》2010.2.3）

正如基督徒喜欢宣扬某某无神论者后来如何幡然改悔信了主，中医人士也喜欢宣扬某个原先对中医药有怀疑的人如何在事实面前心服口服。几家报纸都登了《中药治甲流 钟南山“很服气”》的报道，记者署名不同，内容、语句却大同小异，似乎是一篇用于宣传的通稿。让钟南山“服气”的“金花清感方”是“经过北京顶级中西医专家长达7个月的科研攻关”搞出来的，钟南山又是在北京参加活动，是否碍于人情表的态，不得而知。

但医学是科学，一个药物是否有效，不在于某个人物是否服气，而在于是否有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临床试验要符合国际公认的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的原则。从报道看，“金花清感方”的所谓“临床对照观察”，并不符合这些原则。比如只有200余人参与，这最多算是临床二期试验。一个药物要证明有疗效，必须经过临床三期试验，通常要上千名患者参与。又如它设的是“不用药对照组”，但按惯例应该设安慰剂对照组，否则即使用药组比不用药组有改善，也无法排除是安慰剂效应。“金花清感方”的“临床对照观察”事先对病人进行了挑选，不符合随机原则。它并没有用双盲法，似乎用的是汤药，那样的话病人很清楚自己在吃什么药，恐怕连单盲也没有做到。

    一个药物即便对某种疾病有疗效，如果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不良反应尚不明确，也不应该贸然使用。这个“临床对照观察”样本太小、时间太短，难以确定该药方的不良反应，只能是归为“不良反应尚不明确”。虽然中药商家喜欢宣传“中药是纯天然药物，没有毒副作用”，但是许多中药都已被发现有毒副作用，甚至是严重的毒副作用。由于该药方保密，外人无法根据文献质疑其安全性。但是从透露出的成分看，有的已被发现会产生不容忽视的不良反应，例如桔梗能导致过敏反应、心房纤颤、低血糖，甘草具有和人体肾上腺皮质产生的激素醛固酮相似的作用，因此长期或大剂量服用可引起假性醛固酮增多症。电子显微镜观察表明甘草能致心肌损伤。甘草还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孕妇服用能导致早产，儿童服用能导致乳腺发育，男子服用能降低血液中睾酮的含量，导致阳痿、睾丸和阴茎萎缩。

    何况这个中药只是要用来治疗甲流轻症患者，不敢用来治疗重症患者。但是现在各国医学界都认为，甲流轻症患者可以自愈，不必治疗，甚至无需上医院，自我观察即可。钟南山推荐大家去吃这个疗效与副作用均不明确的药物治疗一种无需治疗的疾病，是什么意思呢？不由让人想起9月初北京市教委组织全市中小学生服用号称能预防新型甲型H1N1流感的漱饮中药的那场闹剧，除了让中药商借此发了一笔小财，让中小学生在打疫苗之前额外使用了一周已知有潜在毒副作用的药物之外，又有什么益处？

    我们不妨和该药想要取代的达菲的研发过程做个比较。达菲从研发到获批准上市，用了6年的时间，做了离体实验、动物实验、三期临床试验。世界各地一千多名患者参与了临床试验，严格遵循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的原则，证明了它对流感有一定的疗效，并且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以其研究结果让全世界都服气，都用它来治疗流感重症患者。

而像“金花清感方”这样经不起推敲的“临床对照观察”，只能在国内自娱自乐，拿到国际上会让人笑话的。如果钟南山真的对此“服气”，也不过是让人感叹中华医学会会长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科学素质，正应了中国医生基本上都是“中医”那句话了。

2009.12.31.

（《科学新闻》2010年1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许志仁近日声称：国家卫生部和财政部2004年开始实施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已为十七个省区的近万名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了免费中医药治疗。项目临床实践证明：规范的中医药治疗对艾滋病有确切疗效，可明显改善艾滋病病人发热、咳嗽、乏力、腹泻、气短、皮疹、粘膜溃疡等临床症状；改善和稳定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减轻抗病毒药物的毒副作用。（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
    自从艾滋病在国内成了重大社会问题以后，宣称能彻底治愈艾滋病就跟着成了中医、中药的新卖点。“中医泰斗”邓铁涛在200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时曾预言一年半以后用中医攻克艾滋病。现在4年过去了，中医药对艾滋病的“确切疗效”却不过是改善了某些临床症状、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减轻抗病毒药物（当然指的是西药）的毒副作用，离“攻克”还远着呢。
    这些疗效是否“确切”，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所谓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基本上都是些没有客观衡量指标、很模糊的描述，与病人的心理状态、生活状况有关，并受评判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这些所谓的改善，即使是真实可靠的，也无法排除是病人受到心理暗示产生的安慰剂效应，而不是中药真的产生了疗效。
    要排除安慰剂效应和主观偏差，就必须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国际医学界公认，临床经验（或所谓“临床实践”）并不能证明药物的疗效，最多只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初步的参考。随机分组、有安慰剂对照、双盲、多中心的临床试验，才是证明疗效的可靠方法。用以治疗艾滋病的化学药都是通过了临床试验的，所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认可、使用。而国内用以治疗艾滋病的中药，并没有哪一种被临床试验证明了疗效。
    把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药物直接用于临床实践，实际上是以治疗的名义对病人做人体试验，即使不收取费用，也是违反医学伦理的不人道的做法。许多中药已被发现有毒副作用，甚至严重的毒副作用，更多的中药由于缺乏研究其毒副作用尚不明确。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担心，这些被用来“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病人生活质量”的中药，是否不仅没有疗效，反而会对病人的健康造成伤害？即使是把中药当成安慰剂给艾滋病病人使用，也应该首先保证其安全性。
    对中医药寄予厚望的人，往往声称中医是几千年的经验总结。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有时是可能摸索出针对某些疾病的某些治疗方法，但是这并不适用于像艾滋病这样的新型疾病。对艾滋病古人闻所未闻，“几千年的经验”毫无用处。历史地看，中医药对治疗传染病乏善可陈，肆虐了几百几千年的老传染病最终都是靠现代医学通过疫苗接种、抗生素药物得到控制乃至消灭的。中医药对传统传染病束手无策，却能专治新型传染病，尤其是现代医学尚未解决的“疑难杂症”，岂非怪事？
    中医药不过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的一支。其他国家、民族的传统医学，例如传统西医、印度医、阿拉伯医、非洲医，历史并不比中医短暂，它们的医学思想和治疗方式也是“博大精深”，与中医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相信它们对艾滋病有确切疗效？例如，冈比亚卫生部在2007年发表声明，冈比亚总统根据“传统医药的家庭知识”和“古兰经的教导”，用草药和香蕉制成了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临床实践”证明这种药物有确切疗效，一些病人体内已经不存在艾滋病病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相信、引进这种药物，免费提供给中国的艾滋病病人？如果不信非洲医药能治疗艾滋病，为什么就信中医药能？科学是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文化属性的，医学科学也理当如此。只在某个国家流行、只对某个国家的病人有效的医学，肯定不是科学。

2009.12.3.

（科学新闻09年第23期）

“中医理论最基本的东西是去激发人体自身的潜能，让你自身的免疫力去对抗病菌病毒”，不过是重复中医骗子的老生常谈，还好意思说成是“我一个比较个人的观点”？这已经不是对伪科学过于宽容，而是直接在宣扬伪科学，这么搞下去，应该改名叫伪科学老鼠会。如何看待中医，是一个中国人是否具有科学素养的试金石。这些迷信、支持中医的人，首先就该被别人科普，就别误人子弟要科普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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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病菌的演化和人的演化的确是一场斗争，我想说一个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听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花更多的科研力量去好好研究中医。中医中药现在可能有一些误区，但是中医理论最基本的东西是去激发人体自身的潜能，让你自身的免疫力去对抗病菌病毒，而用药物去压制只能加大它们的演化压力，只能逼迫它们向抗药的方向演化。这是我一个比较个人的观点。

龙漫远：像陈振夏刚才说的，为什么两性生殖有好处呢，因为它能产生更大的变异；变异变大了以后，自然选择选择的幅度会增加。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是，无性生殖的生物在自然界中也改变，也演化，而且速度并不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没有最后定论，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成为一般结论。叶盛刚才谈到中医的事情，假定中医能够帮助人类对抗病毒，其实也是环境对病毒施加的压力，我们还是不知道两种方法哪种更好。我觉得，中医经过几千年，毕竟是经验的产物，它是应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的。

    今年年初因为有多篇参与署名的论文被发现是造假之作而成为舆论焦点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近日又有惊人之言。在11月14日至15日在京召开的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大会上，李连达表示，我国“甲流”病死率为0.065%，而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约为1.24%，比我国高将近20倍。李连达认为，我国“甲流”病死率低，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正确的防控措施，二是我国最早使用“甲流”疫苗，三是得益于中医药治疗流感的优势。李连达还认为，达菲不是抵御“甲流”流行的最佳选择，中医药治疗有标本兼治的综合功效，应积极慎重地研究治疗流感的有效中药。（《人民日报》11月16日）
    李院士声称“甲流”的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约1.24%，这个高得惊人的数据，想必不是由于他有不为人知的信息来源，而显然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的2009 H1N1流感感染病例数和死亡人数自己计算出来的。据WHO网站公布的资料，各国截止11月8日报告的感染病例超过503536，死亡人数至少6260，以此计算，病死率恰好是1.24%。
    但是李院士这么计算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WHO对感染病例有如下说明：“由于各国不再要求检测和报告病例，报告的病例数实际上低于真实的病例数。”也就是说，WHO列出的感染人数是早已过时的数据，实际的感染人数远远高于报告的病例，据此计算病死率，当然会高得离谱。例如光是在美国，估计已有数百万人感染了“甲流”，比WHO统计的全世界感染人数还多得多。准确的数据没有人知道，但是国外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甲流”的病死率与季节性流感相当。据哈佛大学Marc Lipsitch博士的估计，“甲流”的病死率大约是0.007%~0.045%。如果李院士提供的我国“甲流”病死率是真实可靠的，反而比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还要高。
    李院士之所以拿病死率做文章，是为了说明中医药治疗流感有优势。但是即便我国病死率真的远远低于世界平均病死率，李院士自己也承认，还可以有别的因素，何以证明就与使用中医药有关系？虽然自从“甲流”流行以来，中医药界就一直在宣传中药治疗“甲流”的效果如何如何的神奇，我国一些地方也普遍使用中药预防、治疗“甲流”，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中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被证明了对流感确有疗效。李院士对达菲很不以为然，但是达菲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的，因此被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以及WHO视为治疗流感的特效药物；而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会相信中药的神奇作用，WHO也不推荐用中药来预防或治疗流感。
    李院士是“我国著名中药药理学专家”，年初涉嫌学术造假据称与中药厂商的利益之争有关。现在有多家中药厂商都在利用“甲流”乘机做虚假宣传推销药物，此次李院士宣传中医药治疗流感的优势，不管是否抱有经济动机，都不应该据于虚假的数据。李院士自称不懂英文，又经常受其学生蒙蔽，也许因此导致他对国外研究状况的陌生和误解，未必是有意的造假。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曾经说过，“院士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李院士既非流行病学专家，也非病毒专家，他有关“甲流”病死率和治疗方案的说法，都是出了“院子”的外行言论，本不值得人们的重视。即使是在自己的“院子”之内，由于知识老化、水平有限或为了私利，院士的言论也未必都是可信的。但是院士毕竟不是平常人，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院士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院士发表的任何言论，都会被视为权威依据广为传播和接受。如果院士不自重，信口开河乃至有意造假，就更有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

2009.11.19

（《科学新闻》2009.11.23.）

中国最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有三分之一为中成药，还把中药饮片也包括进去。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2007年版）基本药物标准清单不包括任何中成药、中药。(其中收有植物药番泻叶片剂，因现在中医也用番泻叶，会让人误以为是中药，其实那是原产印度的西方传统泻药。历代中药本草都无记载，是近代才传入中国的——我查到的中药著作有关番泻叶的最早记载是1935年出版的《饮片新参》)

下面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中文版，“清单中列入对治疗重点疾病最有效、安全和符合成本疗效的药物”，供国内患者参考。

http://www.who.int/medicines/publications/essentialmedicines/ChineseEML15.pdf

    近日北京市教委在组织全市中小学生服用号称能预防新型甲型H1N1流感的漱饮中药，要求连服7天。今天我从报上看了其药方，吓了一跳：“每人份药量为：金银花2克、大青叶2克、薄荷2克、生甘草2克。”

    这里最成问题的是“生甘草2克”。大剂量服用甘草的危害，国内外医学界早已知道，中外文献上有大量的报道，对此没有什么异议。甘草的主要成分是甘草酸，它具有和人体肾上腺皮质产生的激素醛固酮相似的作用，因此长期或大剂量服用甘草可引起“假性醛固酮增多症”：由于尿量减少、体内水分储存量增加，导致水肿；身体积存过量的钠引起高血压；血钾流失过多引起低血钾症，导致心律失常，肌肉无力。电子显微镜观察表明甘草能致心肌损伤。

    甘草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孕妇服用甘草能导致早产。儿童服用甘草甜素片能导致乳腺发育。甘草能降低男子血液中睾酮的含量，导致阳痿、睾丸和阴茎萎缩。（具体文献见方舟子《常用中成药的真相——复方甘草片》）

    根据实验和临床的证据，为避免出现不良反应，甘草甜素（甘草酸的钾盐和钙盐）的可接受量为每日每公斤体重0.015～0.229毫克。另一项研究认为甘草酸的可接受量为每日每公斤体重0.2毫克。根据后一项研究，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服用的甘草酸不应超过12毫克，甘草酸占甘草的含量大约是5%，即每天服用的甘草不应超过0.24克。按照北京教委提供的药方，其甘草用量高达成年人可接受用量的大约9倍，更何况是给未成年人喝的。

    通俗地说，甘草是一种类似激素的药物，大剂量服用对少年儿童的危害更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漱饮中药”能对任何流感起到任何预防作用，最多只是起到安慰剂作用。但是做为安慰剂，首先必须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北京教委组织中小学生服用已知有严重毒副作用的激素类药物，实际上是在毒害少年儿童。学生家长们为了自己的孩子的身体健康，应该加以抵制。

    近年来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神医”还没有哪位有从宝岛舶来的林光常那么风光。这位被称为“排毒教主”、“地瓜王子”的另类养生“博士”，在2006年8月到2007年8月短短一年间，成为大陆媒体的宠儿，吸引了无数追随者，在电视上讲一通“抗癌食品第一名是红薯”，就能让当地红薯价格顿时飞涨三倍；说一句“可乐是刷马桶的”、“牛奶是牛喝的，不是人喝的”，就能让当地的可口可乐大减价，牛奶销量下降了20～30%。他的著作《无毒一身轻》也盘踞畅销书的榜首。

    正当“林博士”在大陆春风得意之时，却后院起火。2007年9月初，台湾检察机关起诉林光常犯有常业诈欺等罪，限制其“出境”，让他无法如期到大陆举行新书推介会。林光常的著作也在台湾被禁售。2008年8月，台湾法院判决林光常诈欺的罪名成立，判刑两年六个月。

    当时与林光常在大陆争夺养生市场的还有杜撰自己为明朝太医之后的刘弘章。或许是限于形象和口才，“刘太医”并没有上电视推销自己，但“刘太医谈养生”丛书也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的前茅，以至有人产生“‘刘太医’和‘林博士’，信谁？”的疑惑。“林博士”在台湾哄然倒下后不久，“刘太医”也在天津被逮捕，并以非法经营罪遭起诉。

    比较这两个案件，有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两人都采用了捏造专家身份、吹嘘自己的医学水平等欺诈手法误导患者购买产品，但“林博士”在台湾因此获罪，而“刘太医”在大陆却没有被追究其诈骗行为，否则属数额特别巨大的诈骗罪，应被判刑十年以上。冒充“博士”、“教授”、“院士”、“专家”、“太医后代”，让患者相信所推销的另类养生或医疗理论，骗取患者购买图书、保健品、药品，几乎是每个“神医”都采取的招数，那么这种诈骗行为是否应该被追究？显然应该，而且这种诈骗危害健康，更应该追究。但是尽管在大陆有众多“神医”在电视、电台和报刊上公然推销医疗保健骗局，日进斗金，却从未有人因此被追究涉嫌诈骗之罪。即使极个别的倒霉蛋惹上了官司，也是以其他罪名被起诉的，大多数人则安然无恙。在一个诚信丧失的社会，欺诈也许已被视为必要的营销手段，连司法机关也见怪不怪了。

    林光常在台湾的沉沦，始于一名误信林光常、拒绝化疗的癌症患者在病逝前一天咯血致书报章，控诉林光常赚黑心钱。林光常一被抓，其在台湾的追随者即做鸟兽散。但“刘太医”在大陆被抓，却有一批仍然迷信他的追随者四处为其喊冤，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上海交通大学一名教授的妻子得胃癌后听信“刘太医”的指导，不入院治疗，很快病故，该教授却执迷不悟，继续支持“刘太医”。

    这些追随者未必与“刘太医”有利益关系，他们可能是真心地相信“刘太医”的医术。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缺乏科学、理性传统，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低到只占几个百分点，却有一帮文科教授还嫌科学过于强盛，以唱衰科学、反对科学为己任，有意混淆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迷信的界限。在这种环境下，再荒诞的医疗保健理论也不难占有庞大的市场，为企盼出现养生奇迹的民众提供着心理安慰。其追随者绝非仅限于文盲、半文盲，其中不乏高学历、高职称人士。

    “刘太医”、“林博士”这样的“神医”既非空前，更不绝后。此前，有严新、张宏堡等“气功大师”也曾风靡一时，在大陆骗不动了就转战到海外华人商场。像“一代神医”胡万林那样因非法行医罪被判刑15年的，只是罕见的特例，而且至今也有人在为其鸣冤叫屈。今天，畅销的医学类畅销书、热播的医学讲座节目几乎毫无例外全是与现代医学唱反调的另类养生乃至迷信，其宣扬者都没有受过生物医学方面的训练，本来不具有提供健康指导的资质，却不妨碍他们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追随者，说得越玄乎越荒唐就越有人相信，从《人体使用手册》、《求医不如求己》、《从头到脚说健康》、《不生病的智慧》，到几家电视台同时推出的王晨霞掌纹医学讲座，央视与“神医”李培刚的“面对面”，以及央视“感动中国”导演建博客、出书吹捧并有多位名人支持的道教“活神仙”，无不如此。

    “神医”的盛行离不开媒体（包括出版社）的推波助澜。国内媒体往往模糊了广告与新闻报道的界限，把医学讲座、报道做成了“神医”的广告。它们未必都是付费广告，只不过“神医”善于吸引眼球，媒体为了追求收视率、销售量，甘愿免费为“神医”做广告，甚至反过来向他们支付报酬。2007年4月，我曾应邀在北京卫视《搜城记》节目与“林博士”进行辩论，但节目的主角是“林博士”，我只是到节目接近尾声时才上场和他切磋，大部分时间坐在台下看他的表演，经过剪辑播出后，更是成了重点介绍“林博士”的养生观，我的质疑则成了陪衬。我相信电视台并没有收取“林博士”的费用，只不过他们认为其观点和表演更有市场，为了迎合观众才有这番安排。更有一些编导、编辑和记者真诚地相信、崇拜“神医”，积极主动地为他们做宣传。

    媒体本应该成为质疑、揭露保健骗局的主力，却有意无意地成为“神医”的帮凶、帮闲，反映出的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丧失，新闻道德和科学素养的缺乏。有公众的热衷，有媒体的热捧，有司法机关的纵容和保护——有这样的土壤，神州大地必然“神医”辈出，今天倒下一个，明天站起十个。

2009.7.21.

（《中国新闻周刊》2009027期）

【评】

“甚至有外国药学家、外籍华人一进病房就要求服中药。”

哪个外国药学家这次跑中国当中药的小白鼠了？

“北京纯中药治疗成功的多个案例，在全球都是突破。”

一看这次流感并不比普通流感更恶性，绝大部分病人都能自愈，就敢用“纯中药治疗”了。找一些轻症患者纯喝水治疗成功，在全宇宙都是突破。

“中医是看病人病症，治疗过程并不是把病毒“枪毙”、消灭，而是将毒排出体外，比如赈汗退烧，解决了感冒症状就是胜利。”

要赈汗退烧、解决感冒症状有何难哉，这样的西药有的是，但是现代医生不会说这就是胜利。

“中医认为，有内火易感冒，熬夜三天准感冒，空调太凉就感冒。”

这是哪门子感冒？在中医看来，流鼻涕就叫感冒？

“甲型H1N1也是首先袭击过劳者——北京发现的患者大多是乘飞机舟车劳顿者。”

笑话，不乘飞机舟车，你让这些在国外传染的患者怎么回国？走着回来？那岂不更劳顿？

“最终选用9味中药，组成一方，包括：八角茴香（中医又称大茴香）、降真香、苍术、白芷、山奈、鬼箭羽、藿香、桂皮、甘草。”

中医传统上从来不用八角治感冒。中医认为八角“温阳、散寒、理气”，用来治疗“中寒呕逆，寒疝腹痛，肾虚腰痛，干、湿脚气。”（《中药大辞典》）从无用以治疗感冒一说。现在因为达菲用八角做为原料，这些“中医专家”居然据此发明出了一个以八角为首要成分的治疗流感的方子。现在达菲也有用大肠杆菌做为原料生产的，中医是不是也要发明一个用人中黄治流感方子？

既然用中药香囊就能预防流感，“效果良好”，“中国人从不惧怕流感”，中国还急着生产疫苗干什么？给每个人发一个香囊不就得了。等疫苗上市了，这些中医“防控人员”有种就别去打疫苗，被感染了就用纯中药治疗。

这种报道应该多登，登多了，中医骗子们的面目就更容易被看清。

（方舟子）

中国卫生部门是一群变态的家伙在主管

一群骗子中医还要口口声声提以前治疗SARS,那个姜良铎是刘清泉的师傅,非典时开了个著名的药方,听说北京大部分人都喝过,其实就在东直门医院他们自己地头人人都喝,啥用没有.他们集中治疗病人那栋小楼没有负压层流之类的设施,喝药有屁用,最后传染了几十人.这样他们也有脸出去吹,央视也帮他们做节目, 除了变态的人哪做得出来?

姜教授果然是师傅,脸皮比徒弟还要厚,敢于说出白痴才会说的话:”中医认为，有内火易感冒，熬夜三天准感冒，空调太凉就感冒。甲型H1N1也是首先袭击过劳者——北京发现的患者大多是乘飞机舟车劳顿者。”

原来是北京病患的原因不是因为在北美接触了病毒后回国,而是他们搭飞机太累了.原来搭飞机比民工兄弟干体力活累多了,不然民工兄弟那么累都TMD没得上甲流?没办法,不如坐飞机累呀.

（oztiger）

他们一点儿也不变态，他们是屁股决定脑袋和嘴巴：)

（true）

靠！看了就像骂这帮狗日的！还北京日报登的！

开来要起草个公开信，让这些无耻货色只吃、只用、只看中医。

要允许“国家级”老中医给他们做手术，tnnm两千年前就能替他们挖脑壳子了，现在还不是小菜一碟？谁tmd有病了去看西医，立刻拖出去砍了。

要把中医和西医坚决地做到势不两立，别让他们扯个狗屁中西医结合。

（whatistrue）

早就有突破了 － 八角炖猪肉

（mr_madaha）

这帮人为了混饭吃，良心都不要了。

（bluesea）

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有新突破

2009年07月02日 08:44:03 　来源：北京日报

北京地坛医院用纯中药治疗8名甲型H1N1患者，已有6名康复出院。6月29日，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北京医学会、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召开北京中医药防控甲型H1N1流感专家座谈会，认为——

与会的中医专家曹洪欣、高思华、黄璐琦、晁恩祥、姜良铎、周平安，都是国家和北京市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流感专家组成员，经历过防治SARS的医疗实践，并在第一时间就参与了对甲型H1N1患者的防治工作。中医应对流行病的准则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赵静局长的简介了北京市中医药防控甲型H1N1的进展，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王玉光和北京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李秀惠，分别讲述了两所医院中医药治疗甲型H1N1有显著疗效。

晁恩祥教授：

北京纯中药治疗成功多个案例

突破了达菲一药应对的严峻局面

国家中医药防控甲型H1N1流感专家组副组长、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内科首席专家晁恩祥教授日前刚与全国各地的甲流防控中医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他说：大家认为现在我国的甲型H1N1患者尚没有重症。“首先没犯肺”——流感侵肺最为严重，因此称较温和。这已与墨西哥4月突发症就高死亡率大不相同。

第二，全国十几个有甲流患者的省市都采用了中医药方式治疗，特别是北京、广东，中药非常有效，不亚于达菲，且无达菲的副作用，甚至有外国药学家、外籍华人一进病房就要求服中药。北京纯中药治疗成功的多个案例，在全球都是突破。因为5月份，有卫生专家说，只有达菲才能对付这次甲流。

姜良铎博士：

风热病仅在肺表，不在肺里

疏风清热排毒解毒中医是强项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姜良铎是中国首位中医博士，创立了排毒解毒调补理论与方法，以及中医微生态理论，他从流感病毒的变异性说起，疫苗的研制速度从来都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而中医应对流行病的准则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的辩证思维和对病理过程的处理，更适于治疗甲型H1N1。

姜良铎教授说，中医是看病人病症，治疗过程并不是把病毒“枪毙”、消灭，而是将毒排出体外，比如赈汗退烧，解决了感冒症状就是胜利。现在看这次甲流应是风热病，仅在肺表，不在肺里，疏风基本就可应对。中医药里，疏风清热解毒的感冒药有多种，都会有好疗效。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从不惧怕流感。

讲清热清火，姜良铎教授特别希望，多宣传健康的生活行为。他说：中医认为，有内火易感冒，熬夜三天准感冒，空调太凉就感冒。甲型H1N1也是首先袭击过劳者——北京发现的患者大多是乘飞机舟车劳顿者。

周平安教授：

精选9味中药组成良方

创造香疗小环境防病毒侵袭

中国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中医内科首席专家周平安教授以瘟热病为研究对象，已为预防甲型H1N1提供了“两道汤”、“两种茶”、“一道凉拌菜”的药食同源方，并查验了从明代至当代SARS爆发，中医应对瘟病的系列药方、方式，最终选用9味中药，组成一方，包括：

八角茴香（中医又称大茴香）、降真香、苍术、白芷、山奈、鬼箭羽、藿香、桂皮、甘草（见右图）。

采用中医药“香疗”的方式，制成香囊随身戴，已首先用于甲型H1N1的防控工作者，效果良好。

周平安教授说：中医古来就有小气候环境说。利用八角茴香、藿香等所具有的挥发性，不断发出清香、药香，在人的鼻口周围形成一个小环境，这个小小的芳香空间，可以起消毒和抑制病毒的作用；而香气进入鼻腔，对呼吸道黏膜可起到保护，还有一定的排痰作用。这9味中药安全、方便、经济，适于百姓预防流感。

金大鹏：

还要重视病毒重组的危险性

北京医学会会长金大鹏说：20世纪出现的三种流感病毒，曾在世界范围内大传播：

1918年（西班牙流感） H1N1病毒；

1957年（亚洲流感） H2N1病毒；

1968年（香港病毒） H3N2病毒。

科学研究发现，流感大流行的爆发可能通过两种机制：其一是禽流感病毒与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重组，导致新的病毒出现；其二是某种流感病毒直接由动物传播到人类，并在人群中适应的持续传播。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预警级别提升到6级，对甲型H1N1这样一个新型重组病毒，是很有道理的。北京市中医药工作者做了不少新探索，一定会在今后的防控工作中大有作为。

王彦峰：

现在是发挥中医药作用最好时机

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听取了发言后，认为北京市对甲型H1N1的防控是积极有效的。他说，这次流感对中医药界，既是挑战，也是发挥传统中医药作用的最好时机。中医药为国家民众分忧，才会有优势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瘟疫，都是中医药治疗有效；中医的药食同源理论和实践，用于预防更好；全国都有中医药资源，可请专家来摆摆家底，筛选药品，形成良方对公众公布；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的中医药的治疗，也应继续总结规律，以便让医务人员乃至公众了解、掌握。他还特别指出：防控工作要加强做好，特别是向公众积极有效地传播预防知识。

本报记者 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