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说：“你看方舟子也做了很多好事，但他有一个上限：不举报官员，只举报学者和名人。”（http://news.sohu.com/20130712/n381392523.shtml）实际上我举报的官员多了，部长、省长、市长、厅长一抓一大把。这种开口就造谣的国际组织有公信力吗？

傅苹在去年年底出的英文回忆录《弯而不折》其实是她的第二本书。在1996年她已出过一本中文回忆录，不过是在国内出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名叫《漂流瓶——旅美散记》。这两本回忆录描述的傅苹生活截然不同。在把它们进行比较之前，我们先要说明《漂流瓶》的体裁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回忆散文：书的副标题叫“旅美散记”，书前的内容提要称“这部散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旅美经历”，书中附有很多张傅苹及其家人、朋友的照片以证明其所写都是真人真事，后记还交代了文中提到的真人真事的现状，傅苹在今年1月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说她在中国出的这本书是介绍她在美国的生活（http://www.wnyc.org/shows/lopate/2013/jan/14/bend-not-break-china-america/ ）。

虽然这本回忆散文主要内容是关于傅苹的美国生活的，但是也时不时地会提及其在中国的生活。从这些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其英文回忆录完全不同的傅苹：

一、傅苹从小在南京长大

傅苹在其英文回忆录中声称自己从小就寄养在上海姨妈家里，把姨父、姨妈当爸爸、妈妈，直到8岁时文革爆发被红卫兵赶回南京，才知道南京有其亲生父母，而且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内心还是把姨父、姨妈当成“上海爸爸”、“上海妈妈”。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没有一个字提到上海姨妈、姨父，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小时候在上海生活。相反地，她说：“我是在大学校园长大的，校外那条有名的南京御道街是古代皇帝经过的道路，所以才叫御道街。”（p.15）“这是午朝门，离我家很近，我小时候常在这儿玩呢。”（p.88）

近日傅苹接受《博讯》采访时声称：“自己的亲爷爷在傅苹出生前到了台湾，傅光培是她曾祖父傅慈祥的长子，因此傅光培是她的‘户口’意义上的祖父。”并附了一张她几岁时傅光培抱着她在宿舍楼照相的照片。如果傅苹是被上海姨妈、姨父收养的，由于姨妈、姨父都与傅光培无血缘关系，在当时在任何意义上傅光培都不是其祖父。

二、傅苹从小在父母身边生活，并和其他小孩一起受教育

傅苹在其英文回忆录中声称，她在1966年被赶回南京后，她的父母都被送去改造，她和妹妹单独生活了5年，到1971年时她母亲才回家，而她父亲则等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才回家，在文革期间她父亲一直在东北伐木。在十年间傅苹没有在学校受教育，而是在工厂制作收音机和计速仪，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6小时，每天学习2小时毛主席语录。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一直就在父母身边长大。请看她回忆的一段小时候趣事：“记得小时候，老师最喜欢给我们出的作文题就是《我的理想》。当然啦，做作文的时候必须正儿八经地咬文嚼字，写得文采飞扬。所以，文章中的理想总是写得很崇高的。在家里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我忽然对爸爸妈妈宣称，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开三轮车的司机。这可把他们吓了一跳。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干大事业，有出息，所谓望子成龙嘛。这种小三轮车是很多个体户跑单帮用的，行动起来不但蹦蹦蹦地吵声不断，屁股后面还冒着黑烟，我们叫它‘放屁虫’。”（p.15）接下来她提到这种三轮车是开在南京御道街上的。

《我的理想》这种作文通常是小学生写的，长大想当三轮车司机这种不懂事的理想也是幼儿园或小学生才会有的。所以这里说的“小时候”应指的是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说，傅苹受过和同时代人一样的小学教育，写过相似的作文，而且当时爸爸妈妈都在身边听她讲述理想。

三、傅苹从小没有吃过苦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童年描写得悲惨无比，受到红卫兵的虐待，10岁时遭到十几个红卫兵的轮奸、毒打，在工厂当童工。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写自己为赚钱去给一个美国家庭打扫卫生，擦地板很辛苦，受了雇主的气，按理说这和她上述的悲惨童年比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她却说：“我在我的国家也是教授的女儿，被父母宠爱，何曾吃过这般苦，可是苦又算得了什么，气才真正受不了呢。”（p.11）这说明傅苹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教授女儿，何曾吃过什么苦？

四、傅苹没有被越南华人绑架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声称自己刚到美国，抵达目的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时，在机场被一个越南华人绑架去给他的子女当“妈妈”，被关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才被警察救出。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在美国遭到的最大苦头就是打工，最大的奇遇就是谈三角恋爱和在高速公路开车爆胎，遇见的最悲惨的事是同屋的中国留学生摔断了腿却住不起医院，但对这段被绑架历险记只字不提，相反地，还说她到阿尔伯克基市第三天，就去和一个在南京时的邻居凯利约会去了，并抱怨说：“我来了三天，他才迟迟地与我联系，似乎有点过于冷淡。”(p.38)即使她记错了时间，把第四天记成了第三天，那么她那三天里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凯利想要联系她也联系不上，她怎么会去怪他过于冷淡呢？可见她到阿尔伯克基市就一直处于别人能联系上她的正常状态，所谓被绑架，是胡编的。

五、傅苹刚到美国时英语口语相当不错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声称她刚到美国时只懂三个英语单词，因为语言不通没法做任何交流，连飞机上的饭都不敢向美国空姐要。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两次提到她在国内时背过英语九百句，而且背熟了，一到美国就全派上了用场（p.2, p.7）。她去语言学校报到时，能用英语介绍自己“你好，我的名字叫傅苹”，能对叫简爱的老师说比较复杂的英语：“简爱，这名字真好，我很喜欢那本文学名著。”能用国内学的英语应付分班考试：“在国内学的一点点英文似乎可以应付一大半的考试题，我暗自得意起来。”（p.2）根据考试的结果，她被分到了中级班。(p.4)

那么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在中文回忆录的前言中，傅苹说她父母亲帮助校对誊抄，即该书关于其国内的生活部分的真实性是经过她父母认可的。其对她小时候生活的回忆，对她在美国学习、打工的介绍，与其他人的经历相似，没有离奇之处（关于她在美国的经历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不算太离谱）。所以很显然，她的中文回忆录要比英文回忆录可信得多。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要在中国出版，所以不敢直写悲惨故事呢？她在英文回忆录里的那些离奇故事，父母文革期间受迫害，自己和妹妹相依为命，到美国时只会三个英语单词，在美国遭到绑架等，都不是什么敏感、犯忌的内容，没有必要回避。如果真的发生过，并写下来的话，不影响其出版，只会增加该书的可读性。

所以傅苹自己也很清楚，她胡编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很难骗过中国人，用中文写作时，就要老实得多。她当时在学校工作，没有经商、没有名气，也就还没有编造自己的人生传奇的动机。但是等到她创建了公司，有了名气，面对美国人时，就可以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的想像信口开河编造自己的励志故事了，在这种时候美国人、美国媒体很容易骗。她没有料到的是她在英文世界的这些信口开河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她17年前在中文世界出的回忆录还会被挖出来，两个世界的回忆录放在了一起，明明白白地揭示了一个骗子的真面目。

2013.2.27.

《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记者Didi Kirsten Tatlow写了两篇关于傅苹事件的文章，一篇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www.nytimes.com/2013/02/21/world/asia/21iht-letter21.html ），一篇登在该报的博客上（http://rendezvous.blogs.nytimes.com/2013/02/20/true-or-false-the-tussle-over-ping-fus-memoir/ ）。对比这两篇文章，几乎就像是两个人写的。在博客文章中，Tatlow做了一些调查，让我们得以听到傅苹是如何再次改变说辞进行狡辩的，然而在报纸文章中，Tatlow却自己为傅苹狡辩起来，采纳了傅苹团队所谓记忆错误的说法，以中国信息不公开为由声称无法证明傅苹是不是在说假话。难怪傅苹自传的共同作者MeiMei Fox在推特上推荐这篇报纸文章却无视那篇博客文章，在傅苹团队的人看来，即便傅苹回忆录充满了错误，只要不能证明傅苹是有意说谎，就是胜利。

在《傅苹的“美国传奇”》一文中，我表示希望有人能去Albuquerque警察局查查有没有傅苹被越南华人绑架的记录，而且我敢肯定是找不到任何记录的，因为所谓在机场被越南华人绑架去当了三天保姆就是胡编的一个故事。Tatlow博客文章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她去向Albuquerque警察局查了，而且如我所料，Albuquerque警察局并没有这个案子的记录。傅苹的狡辩是，她当时没有要求起诉那个越南华人，“我不知道警察局是怎么保存记录的。”似乎她不要求起诉警察局就不会有这个案子的记录。只要有点美国社会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首先，绑架是重罪，即使傅苹作为受害者不与警方合作，警方也不会因此就不立案。其次，即使不立案，也会有报警、出警、审讯的记录，而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三个被遗弃的小孩，警方需要找社会服务机构处理，更会涉及到一大堆文书，必然会有很多记录。没有任何记录，只能说明这个案子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完全是傅苹捏造出来的。

傅苹对自己在采访、回忆录中的错误，除了归咎于记忆错误，还怪罪给美国记者误解了她的意思而乱写。我曾指出傅苹接下来会把共同作者MeiMei Fox当替罪羊。果不其然，傅苹将其回忆录中的一些错误怪罪给Fox与她交流不善、用词夸张、不懂中国地理和只是在互联网上找不正确的资料来用——无意中透露了这本所谓回忆录并非完全根据傅苹的回忆，而是从网上找资料拼凑而成。傅苹甚至埋怨Fox不按她的要求进行改正。我在《习惯性说谎者傅苹》中举了一个傅苹回忆录胡编乱造的例子：傅苹在其书中说，1982年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苏州大学的全体女生每个月都要被大学官员把手指插入阴道检查有没有经血。现在傅苹改口说，她本来说的是大学官员要求女生自己把手指插入阴道检查有没有经血，Fox写错了，她改正了三次都没有改过来。

就算傅苹本来的意思是官员让女生自己查经血让他们看，这个故事就可信吗？并不。第一，苏州大学当时应该有上千名女生，却从来没有哪个出来说曾经发生过这么离奇的事情，反而有当时在苏州大学读书的女生出来说从未发生过这种污辱人的事。第二，计划生育政策针对的是已婚妇女，当时在校女生几乎都是未婚，根本就不会在她们身上执行计划生育。如果要查未婚怀孕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未婚怀孕的女生会因为不道德而不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处罚。第三，真的要查女生是否未婚怀孕的话，查月经是费力而不准确的做法。因为有那么多的女生，而她们的月经并不同步，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女生都查一遍。即使某个女生当月没来月经，也不能说明她就是怀孕，因为月经不规则是常有的是。学校查女生怀孕的目的不是为了尽早做孕期保健，而是为了强迫人流，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女生是否怀孕干什么呢？完全可以等到有了大肚子等明显怀孕特征后再采取行动。相信这么个普查月经（不管是自查还是他查）的人智力该有多么低下，而编造这个荒唐故事的人心理该有多么变态？

在《卫报》报道当时与傅苹同校同系的程映虹教授从未听说过傅苹主编的学生刊物《红枫》后，傅苹现在改口说，她记错了，她大学时参与编辑的学生刊物叫做《吴钩》（Tatlow错误地把它翻译成”No Hook”——《无钩》）。傅苹在书中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她如何在大学期间组织一个叫红枫的学生社团（还附了一张社团成员合影），主编（现在改口是“参与编辑”）一份叫《红枫》的学生刊物，这份刊物当时如何在校内外闻名，197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人手一册《红枫》，拿着它去见邓小平，被邓小平拿去看，上面一篇反党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主编傅苹因此遭殃……现在傅苹告诉我们她记错了这份著名刊物的名字。傅苹声称这是一个“任何人记忆都会出错”的例子，但我不相信会有人连自己在大学时代主编的刊物的名称都会记错。何况《吴钩》和《红枫》不论是读音还是意思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怎么会把《吴钩》记成了不存在的《红枫》？

傅苹也改口说，197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拿的不是《红枫》，而是《这一代》。我不得不要指出，傅苹又“记错”了。《这一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才出版的联合刊物，而且是由武汉大学出的，与傅苹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江苏师范学院并无代表去参加会议。《这一代》只出了一期就被停刊，停刊的原因是里面的两首诗，而不是傅苹说的那篇“反党”文章，《这一代》上面也没有那篇题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回顾》的文章。

《星岛日报》在去年报道傅苹被评为“杰出归化美国人”时曾说她是靠申请政治避难获得的绿卡，因此人们怀疑她编造如何在中国受迫害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申请政治避难。现在傅苹说，她是靠和美国公民结婚获得的绿卡：在1986年9月1日她在加州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三年后离婚。她说她此前之所以对这次婚姻只字不提是为了保护这个美国人。她在保护这个美国人什么呢？难道她已预见到她的回忆录会受到批评、揭露？她在所有的履历、采访和回忆录中隐瞒这段婚姻的真实原因可能并不那么光彩。搜索婚姻登记记录可以知道在1986年9月10日有一个叫Ping Fu的人和Richard Lynn Ewald结婚，但不是在加州，而是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那里是结婚和离婚的天堂，手续极其简便，在美国影视、文学作品中，跑到拉斯维加斯结婚往往被当成结婚不严肃的表现。傅苹这段她才到美国两年多就结上的婚姻对她来说就像几乎不存在一样，这是她在回忆录里自己表露出来的：

“我几乎30岁了，却没有个人生活。自从我抵达美国5年多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在疑惑，究竟什么是美国生活？如果我要把这个国家当家的话我还有很多要学习和体验的。……最终转变我的个人生活的，不是我上的某门课程或我读过的某本书。而是某种完全没有计划的，与有意让我自己‘融入’无关的东西：一次罗曼史。”

傅苹30岁的时候已与美国人Richard Lynn Ewald结婚了两年，她却还在抱怨自己没有个人生活，不知道什么是美国生活，还在等着来一次罗曼史，与一个奥地利人（她的第二任丈夫）的罗曼史才让她融入了美国社会。这说明她与Richard Lynn Ewald的婚姻名存实亡，与爱情无关，而与绿卡有关。就在与傅苹结婚前的一年多，1985年6月，Richard Lynn Ewald还在拉斯维加斯与一个叫Rungtiva Matysik的泰国人结婚，1986年，Rungtiva Matysik改嫁另一个美国人。

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Tatlow文章说傅苹的某些经历虽然听上去很怪异，但是有可能是真的。它举了傅苹说她由于其研究杀婴的大学毕业论文激怒了政府，被公安绑架囚禁了三天一事。Tatlow给出了两条“证据”：

一个“证据”是傅苹出示了她的一个同学在1982年5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傅苹突然没有毕业就离校，校方说是傅苹由于失恋而精神失常。傅苹声称，那是一个政治掩盖行为，实际上她由于写了一篇关于一胎化政策导致农村普遍杀溺婴的论文，被报纸报道后，国际舆论大哗，给她带来了麻烦。

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首先是时间对不上。这封信是1982年5月写的，而傅苹在其自传中声称她由于论文遭到关押是1982年秋天的事，本月初傅苹的公关人员答复《福布斯》记者的采访时也“确认”傅苹“1982年秋在被政府扣押”。所以5月份信里提到的她突然离校不可能指的是她被关押。其次，傅苹自传中也提到了“因精神失常不毕业就离校”一事，但是是她妈和她为了避免毕业被分配到外地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借口，而不是校方的政治掩盖行为。

Tatlow给的另一个“证据”是，《纽约时报》在1983年4月11日报道说，1983年3月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当前残杀、溺杀、遗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Tatlow会把这当成证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是1983年3月3日，距离傅苹说她被监禁的时间1982年秋晚了半年。该报道标题是《全国妇联负责同志就安徽十五名妇女来信发表谈话 呼吁社会各方面与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是对2月23日该报刊登的一封反映生女孩的母亲在农村遭到歧视的读者来信《我们要求第二次解放》的回应，来信中并没有涉及溺杀女婴的内容，该报道也只是顺便提了一句“近两年来，全国妇联曾不断收到各地寄来的材料和群众来信，反映当前溺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十分突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的原文并没有“残杀”一词，那是《纽约时报》擅加的）。所以该报道的时间、内容无论如何与傅苹的所谓论文扯不上关系。

傅苹声称，她的毕业论文是中国首次报道中国由于实行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现象，由于引起了联合国制裁，中国政府才怪罪到她头上。

实际上，在傅苹声称其完成论文的时间（1982年）之前，中国报刊都已正式报道过实行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现象，而且被美国媒体转载：1981年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s报道说，中国《人口研究》季刊和《南方日报》都报道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这一犯罪行为 (EIR Volume 8, Number 12, March 24, 1981, page 49, Volume 8, Number 13, March 31, 1981, page 54, and EIR Volume 8, Number 21, May 26, 1981, page 50)。中国政府要怪，怎么也怪不到傅苹。既然在傅苹论文完成的之前和之后，中国的报刊都在报道杀女婴的事，可见这并非敏感话题，怎么可能因此去抓傅苹并把她驱逐出境？

Tatlow声称，在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之前，没法知道傅苹说的是不是事实。

美国档案够开放了吧？公开辩论也是允许的吧？但是Albuquerque警方找不到傅苹被绑架的记录，傅苹一句“我不知道警察局是怎么保存记录的”不也让Tatlow不敢说她说谎？虽然Tatlow应该很清楚Albuquerque警方该不该有记录。

事实上，傅苹的中国传奇故事根本不涉及国家机密，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就可以认定傅苹说谎，哪里用得着去等遥遥无期的“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你不能把什么事都归咎于中国不开放、不自由，虽然那样做很政治正确。更不能为了政治正确，就无视眼前的基本事实，虽然某些西方记者习惯这么做。

退一步说，就算傅苹所说的陈年往事的真实性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那么看看傅苹对刚刚发生的事是如何造谣、说假话的，也可以认定这是个没有信用的习惯性说谎者。她前几天才向《卫报》说她不应该把对她的批评称为抹黑行动，现在又对Tatlow控诉起她是如何遭到了抹黑了，但谎话连篇：“他们试图从网上得到我女儿的名字”——其实她女儿的名字在其自传的第一页上就有；“他们派人到上海包围我的家庭，到南京骚扰我的邻居”——我在网上转了傅苹声称是其上海老家的豪宅照片，请人去找找看那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豪宅，虽然有多名网友去找过，到现在也还没找着，怎么去包围？的确有人问了傅苹在南京的邻居关于傅苹的事，但是邻居并不觉得是被骚扰，反而作证说傅苹在说谎；她说她的第二任离异丈夫Herbert Edelsbrunner收到了许多“憎恨信件”——我看到的是，批评傅苹的人如果提到Edelsbrunner都是同情他的，觉得他的功劳被傅苹霸占了，谁会去给他寄“憎恨信件”？难道是傅苹的支持者寄的？

傅苹近日接受其公司所在地一家媒体News & Observer的公关采访(http://www.newsobserver.com/2013/02/23/2699216/geomagic-founder-ping-fu-says.html )，继续造谣，说她遭到了互联网恐怖主义攻击，说对她的抹黑行动是在《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黑客部队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的——其实只要稍微查一下就知道《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是后来的；说我发动了抹黑行动，说我在第二或第三篇文章里说“我才不在乎她成为（抹黑行动的）受害者，我的目标是西方媒体”——我在哪篇文章里这么说过？

Tatlow，你认为要傅苹在这些刚刚发生的事情上撒谎，也需要政治正确地等到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之后吗？

傅苹1996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她本人一个人写的自传《漂流瓶——旅美散记》（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中文自传里，傅苹叙述她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生活，与她现在在英文回忆录里所说的，截然相反，更证明了我们对她的质疑是对的：这是个骗子。在后面的文章中，我就把傅苹的中文自传和英文回忆录做个对比。我也希望Tatlow能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把《漂流瓶——旅美散记》借来读读（Tatlow说她能读、写中文），写一篇追踪报道——这本书是公开可借的，不用留待将来。

2013.2.25

哈洛尔德·伊万斯（Harold Evans）是英国著名的新闻人，著名到什么程度呢？2000年他被国际新闻协会评为50年来50名世界新闻自由英雄之一。2004年他因为在新闻领域的贡献而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英国著名的调查记者，首先报道过多起著名事件，因为正义敢言而名噪一时。后来移居美国，担任过《大西洋月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杂志的主编，目前为路透社的非在编编辑（editor-at-large）。其妻子是美国新闻界的重量级人物，《新闻周刊》和《野兽日报》的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

就是这么一位西方新闻界大佬，最近在《野兽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傅苹的迫害》（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2/11/the-persecution-of-ping-fu.html ），把世界华人对傅苹回忆录的批评称为是对傅苹的迫害。伊万斯的妻子布朗是傅苹的重要支持者，曾在美国公共电台推荐傅苹回忆录，其主办的《野兽日报》也力推过傅苹回忆录，并在傅苹受到批评时最先发表报道，违反新闻道德，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对傅苹的批评称为有组织的抹黑行动。伊万斯本人曾代表路透社采访过傅苹，对傅苹的“传奇故事”毫不怀疑。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出来继续为傅苹站台，并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在其站台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拙劣的文风和低下的新闻素养，与其新闻界大佬的形象完全不符。

伊万斯主要针对的是亚马逊网站上傅苹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后面的大量的1星（最低）书评。傅苹回忆录原先在那里基本上都是美国人撰写的5星（最高）书评，在上个月月底开始出现了几百条由华人撰写的负面书评，把它的平均分拉到了不到2星。这个看上去不寻常的现象本来有一个很寻常的解释：因为我在上个月月底开始批评傅苹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广大读者对这本书的注意。我的读者群这么大，有几百个亚马逊用户因此去发表负面书评，根本就不足为奇。但是伊万斯不这么认为。他在文章中故意对我只字不提（为什么说是故意呢？因为此前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包括《野兽日报》自己的报道以及傅苹的回应全都点名或不点名地提到我的作用，他不可能不知道），把大量负面书评的出现归为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水军发的。伊万斯声称，在亚马逊发书评只要有一个电子信箱即可，一个人可以用多个信箱注册多个帐号，冒充两个人、20个人、100个人发书评。他对亚马逊的这种“公开性”很不满，而且抱怨亚马逊处理投诉不力。作为曾经的调查记者，伊万斯甚至懒得去查一下在亚马逊发书评的基本要求。要在亚马逊发书评，并非只要有电子信箱即可，还必须曾经在亚马逊购买过东西（不一定是购买要评论的书），必然在亚马逊留有真实姓名和地址。虽然在亚马逊可以用化名发书评，但是评论者的身份都是真实的，一个用户很难同时在亚马逊上有两个帐号发评论，更不要说一百个帐号。

lin是最早在亚马逊对傅苹回忆录发表负面书评的，并不断补充，成为最为详尽的、讨论最多、也最受好评的书评，一直被自动置顶，也就遭到伊万斯特别关照，攻击说这个lin不知道是“男人、女人还是两性人”，虽然lin自己在书评里说了是女人，并可由亚马逊作证。伊万斯还说lin的书评虽然是负面的，却冒充5星书评。虽然有的负面书评故意打5星进行讽刺，但lin的书评在被删除前一直就是打的1星，可见伊万斯调查工作之马虎。在傅苹团队的不断投诉下，lin的书评被亚马逊以“扰乱视觉”为由删除。lin新发的书评才改给了讽刺性的5星，但那是伊万斯文章发表之后的事了。

二、在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或中国政府组织的“憎恨运动”。伊万斯并引用了一大段资料来证明中国存在拿钱发贴的五毛。网上当然有五毛，这并非秘密。但是你不能像国内微博上的“公知”那样把批评者一概当成五毛。想要证明傅苹的批评者是五毛，至少要能够回答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费心费力组织这么场跨国运动？傅苹并非中国政府的敌人，恰恰相反，近年来她频繁到中国访问、做报告（例如2009年7月10号在南京大学做报告），其创办的杰魔软件公司在上海有分公司，中国媒体此前多次发表过吹捧她的报道（例如：《莫愁·智慧女性》2009年10期《美国新富傅苹：我靠中国智慧成功》，《深圳特区报》2012年2月24日《美籍华人女企业家傅苹获“杰出美国人”称号》，《中国新闻报》2012年3月14日《华裔女企业家傅苹演绎精彩人生》）。傅苹回忆录虽然讲了自己在国内时的悲惨遭遇，但是那也不是什么敏感的话题，亚马逊上描写中国黑暗面的书籍比它更出名的、更悲惨的还有的是，为什么就没有哪一本享受了这样的待遇？所以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要对傅苹或对她的回忆录采取什么行动。

即使中国政府莫名其妙地要抹黑傅苹，它又如何组织得起来？在亚马逊网站上写负面书评的基本上都是海外华人，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因为那是在美国的网站，必须买过东西才能写书评，而且必须用英文写。只要抽查几篇负面书评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大多数是由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华人写的，才有那样的英文写作水平。中国政府怎么指挥得动这么多的海外华人，其中很多已加入美国国籍？而且华人不分政治派别一面倒地给予傅苹回忆录负面评价，斥责傅苹说谎，几乎找不到有华人支持傅苹的（一两个“方舟子反对的我就支持”、借此攻击我的方黑忽略不计），中国政府何时有了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何况质疑傅苹回忆录真实性的还有非华人学者（见《卫报》的报道），难道中国政府连他们都指挥得动？也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网站号召大家去写负面书评。相反地，倒是见到傅苹及其团队的人在号召支持者去写正面书评和向亚马逊投诉。

伊万斯控诉说，宾州（州立）大学亚洲历史学家Erica Brindley因为在亚马逊支持傅苹，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伊万斯没有告诉读者的是“人肉搜索”的结果：Erica Brindley是傅苹回忆录代笔者MeiMei Fox的嫂子。Erica Brindley是以“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汉学专家”的身份站出来力挺傅苹的，因为她的发言内容与她的身份不符，人们才怀疑她是否与书的作者存在利益关系，搜索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这种“人肉搜索”完全是正当的，这就好比伊万斯当年为反应停的受害者维权时，如果有人跳出来剧烈地为反应停厂家辩护，他肯定也会想到要去查查此人是否与厂家有着利益关系。伊万斯还控诉说，有一个叫Van Harris的人因为替傅苹说话，就遭到了人身攻击。首先对傅苹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恰恰是Van Harris自己（我也受到其人身攻击，虽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而且他还威胁傅苹的批评者。此人是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自由图像设计师，有可能与位于该州的傅苹的公司有合作关系。

伊万斯说，回忆录难免有错误，指出记忆错误应该受欢迎。他难以忍受的是批评者试图让傅苹丧失信用，乃至破坏她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并不认为傅苹回忆录中大量的关键性错误是回忆错误，而是有意说谎。那么，对于一个靠撒谎来获得名声和利益的人，难道不该让她丧失信用，破坏她的生活吗？

伊万斯如此没有专业精神地力挺一个撒谎者，不像一个合格的新闻人，更不要说是一个新闻界的英雄。如此大失水准，是因为对中国的无知、对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对华人的偏见。试想，如果换另一个族群，例如犹太人揭露那些捏造自己在大屠杀中的悲惨故事的人（这种事曾发生过），伊万斯敢毫无根据地说这些批评者是在拿钱搞抹黑行动吗？显然不敢。为什么对华人就敢？还不是种族主义偏见在作怪，似乎华人天生就没有正义感，没有独立性，只会听从政府指挥，拿钱替人办事。不管你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不管你是否已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在伊万斯这些人看来，你仍然是个中国民族主义者，随时准备效忠中国政府——伊万斯等人这么做，才是抹黑行动。

2013.2.21.

傅苹回忆录不仅讲了她在中国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人生传奇，也讲了她在美国的人生传奇，但是后者和前者一样，都是离奇得经不起推敲，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撒谎的习惯性说谎者的信口开河。

我们先来看看她刚到美国的情形。其回忆录一开头就说，1984年1月14日，她从上海飞往旧金山，飞了14个小时（2005年她接受《公司》采访说是12个小时），也就是说，她坐的是上海飞往旧金山的直达航班。飞机上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当空姐，她因为只会说3个英语单词，连吃喝都不敢要，只靠打手势要了一叠餐巾纸来写东西。也就是说，她坐的是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公司》采访更明确说是坐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

但是在80年代美国航空公司没有中国到美国的直飞航班，需要在东京转机。第一个由美国航空公司运营的中美直达航班是1996年5月1日西北航空从北京到底特律的航班，第一个上海到旧金山的美国航空公司直达航班则迟至2000年4月才由联合航空公司开通。（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_route_authority_between_the_United_States_and_the_People%27s_Republic_of_China ）

所以傅苹应该和当时的留学生一样，坐的是国航的直达航班。国航是中国人当空姐，不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她为了捏造其不懂英语的窘迫，给改成了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

傅苹接着说，她抵达旧金山后，去柜台购买飞往目的地Albuquerque的机票（她要去那里的新墨西哥大学上学）。她身上带着一张80美元的旅行支票，那是她在上海查到的从旧金山到Albuquerque的票价。但是柜台工作人员不卖给她票，经过一个懂汉语的工作人员的翻译，她才知道票价涨了5美元，而她身上没有带多余的钱。这时排在她身后的一个陌生美国人替她交了5美元让她买票，也让她首次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温暖。

这个讨好美国人的小故事漏洞百出。

第一，她既然能够在上海查到去Albuquerque的票价，为什么不直接买联票，而要在转机时再补买？那样票价更贵，而且冒着买不到票的风险，完全不合情理。

第二，美国机票票价的确是浮动的，买得越晚越贵，如果是当天现买最贵，而且1984年1月14日是星期六，票价比平时更贵。按我在90年代初的经验，像她这样一张机票（从旧金山到Albuquerque要飞两个半小时），在星期六现买的话要花几百美元，1984年的情况不会差别太大（80年代出国的老留学生确认了这一点），怎么可能85美元就搞定了呢？而且美国票价和中国票价不一样，一般不会是整数，她怎么会在上海打听到票价刚好是80美元？即使编个79美元也更合理。

第三，她为什么带的是旅行支票？旅行支票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而且旅行支票是为了避免携带大宗现金才会去换的（银行通常也有一个最低金额要求，比如至少换200美元），比现金安全（需要签名，可以挂失），但不方便使用。她只有80美元，完全可以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带现金，为什么特地去换成旅行支票？《公司》的采访说，她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政府官员给了她一张去旧金山的机票和80美元的旅行支票让她去Albuquerque留学——如果旅行支票是政府送给她的，还说得过去，但是她现在不好意思再胡说是政府把她驱逐出境的，而之前旅行支票的说法却延用下来，显得莫名其妙。

第四，一个人出国，怎么可能只带正好的票钱，却不带任何零花钱？难道她或她的家人不会考虑到她途中可能要花钱吃饭、打电话、乘坐公共交通？当时的留学生虽然穷，美元兑换也控制得很严，但是最惨的也会身上带几十美元的零花钱。当时出国留学可以在银行以极低的官方汇率兑换几十美元的零花钱，还有黑市可兑换。像她这样身上除了票钱一分钱不带从而要靠陌生人救济的，闻所未闻，也不合生活常识。她又不是孤儿，全家人都到上海给她送行，临行前吃大餐（有照片为证），凄凄惨惨送到机场，她的姨妈还塞给她一盒鸭肉让她在飞机上吃，家里又有钱，怎么就不给她零花钱呢？如果像《公司》报道说的那样，她是被塞进飞机驱逐出境的，政府官员没给她零花钱，那还说得过去。但是她现在不敢再那么说了，这个谎就圆不了了。

傅苹接着说，她抵达Albuquerque后，在机场给盛先生打对方付费电话，但是盛先生没有接电话。盛先生是傅苹父亲的学生，是他安排傅苹到新墨西哥大学留学的。后来傅苹知道当时盛先生已毕业，外出旅游了。

当时在美国打对方付费电话要这么打：拿起公共电话拨0，这时会有接线员问你要干什么，你说要打对方付费电话，告诉接线员对方号码、姓名和自己的姓名，再由接线员拨通对方电话。傅苹自称只会三个单词“Hello, Thank you, Help”，而且也听不懂英语，怎么跟接线员交谈？难道她是用汉语拨的电话，而且碰巧碰上了一个会讲汉语的接线员？如果是这样的巧合，岂不更该在书里大书特书？

傅苹接着说，她拿了一大箱行李坐在机场外面不知所措，这时来了一辆车，一个越南华人用口音很重的汉语问她是否需要帮忙，她说要去新墨西哥大学，越南华人就提出送她过去。途中越南华人说要在家门口停一下看看自己的孩子，让傅苹进去花一分钟跟孩子们打声招呼。傅苹一点都不怀疑地下车跟他进门。一进门，越南华人给她一盒饼干，结结巴巴地说：“我老婆离开我了。我要去上班，你帮我照看小孩几个小时。”然后他冲到屋外，用挂锁反锁住门跑了。屋里有两个三、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女婴，一起对着傅苹叫“妈妈”。这是一座美国政府给难民住的公寓，里面没有电话，窗户很高而且有铁栏杆，从里面爬不出去，让傅苹想起中国的监狱。孩子他爸一直没有再出现。第二天，他们吃完了饼干，只在空空的屋内找到一盒通心粉和奶酪，吃了以后就开始饿肚子了。于是傅苹和孩子们对着窗户大喊“Help!”没人听到。第二天继续喊，还没人听到。第三天再喊，有邻居听到了报警，警察把他们带到市中心的警察局，警察想让傅苹起诉那个越南华人绑架罪，傅苹不愿意，警察就把她送去了新墨西哥大学。傅苹人生的最后一场苦难就此结束，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这个故事的漏洞更是多得像筛子了：

第一，越南华人老婆跑了，上班前就去机场绑架一个陌生女人来给小孩当保姆，他可真有创意，真放心啊，就不怕陌生人拿小孩出气？如果这个越南华人不顾自己小孩死活，又何必去绑架一个保姆？

第二，越南华人走前留了一盒饼干，可见还考虑到吃饭问题，不想把他们饿死。但是一盒饼干和一盒通心粉也不够四个人吃一顿啊（就算他没料到会一去不回），他真不想饿死自己的小孩，总该多留点食物吧。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是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啊？实际上，美国穷人什么都缺，就不会缺吃的，因为政府会给穷人食物券，尤其是家有小孩的，食物券多得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可见编这个故事的人根本就不了解美国穷人的生活，是按中国穷人思路来编的。

第三，哪有三、四岁的小孩见了陌生女人就叫“妈妈”的？

第四，美国住宅的窗户通常不会有防盗栏杆，即使个别有防盗栏杆的，也很容易从里面打开，这是为了火灾时逃生的需要。像那种监狱式的铁栏杆窗口虽然在中国住宅很常见，在美国住宅是不可能有的，在政府补贴的公寓更不可能有，因为那是违反消防条例的。这又是按中国的思路来编。

第五，四个人一起对着窗户高喊“救命”，连续喊了三天才有邻居听到，这政府的补贴公寓的隔音效果也太好了吧？实际上美国房子的隔音都是非常差的。

第六、越南华人说要送傅苹去学校，她那一大箱行李应该被带上车了。傅苹跟着越南华人进屋时，行李应该还留在车上，因为越南华人只说进去一分钟打声招呼，如果拿行李就会让傅苹起疑。傅苹一进屋，越南华人就反锁门开车跑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傅苹的行李一直在越南华人的车上。这个越南华人后来消失了，故事讲完时都没有再出现，那么傅苹后来是怎么拿回她的行李的？编故事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漏洞吧？

第七，这个越南华人绑架和虐待儿童的罪行很明显，警方不需要傅苹的配合也可以通缉、起诉他。如果去当地调查应该可以找到诉讼记录，即使因为抓不到人而没有进入诉讼程序，那么也应该有当时出警、审讯傅苹的记录。不过我敢肯定是找不到任何记录的，因为本来就是胡编的一个故事。

如果说傅苹的中国传奇需要有一定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知识才能看穿，美国人受骗上当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傅苹的美国传奇却是根据美国生活常识就可以看穿的，却也把美国读者骗得团团转，好评如潮，这一怪现象，的确够“传奇”的。

2013.2.17.

英国《卫报》在2013年2月13日发的第二篇关于傅苹回忆录引起的争议的报道很下功夫，不仅把我们已发现的问题拿去询问专家和让傅苹解释，而且还新发现了两处此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一处是傅苹在书中声称孙中山“将我的爷爷和叔公像亲生儿子一样养大”，在研究孙中山生平的专家质疑这一说法后，傅苹对记者改口说，孙中山是照顾他们，而不是实际收养他们。报道发表后，傅苹在加拿大人John Kennedy的博客下面留言，称她的曾祖父是民国烈士傅慈祥，并奇怪专家为何要否认其存在。http://www.scmp.com/comment/blogs/article/1149921/some-vindication-ping-fu-and-malicious-chinese-cyber-trolls?page=all#comments

没有人否认历史上有过傅慈祥这个人，专家否认的是孙中山与傅家存在收养关系。傅苹有可能是傅慈祥的曾孙女并靠这层关系去美国留学，那么傅家与孙中山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呢？

傅慈祥是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的成员，1900年与唐才常成立自立军, 准备在武汉三镇起事，被张之洞发觉而遇害，史称“自立军起义”或“庚子起事”。傅慈祥留有两个儿子：傅光培（也叫傅养荪）、傅光植（也叫傅芸荪）（还有一个儿子傅光祖似乎没有成年）。小儿子傅光植默默无闻，大儿子傅光培则是武汉名流，写过多篇回忆文章，在《缅怀先父傅慈祥——纪念庚子汉口起事八十周年》一文中他写道：

“1912年四月，孙中山先生交卸临时大总统职后，莅临首义之区视察，那时我才十二岁（方舟子按：应是十六岁）。先父同学刘道仁引我去见孙先生，我问刘怎称呼？刘叫我称大总统。我向孙先生鞠躬称大总统。刘向孙先生介绍：‘这是傅慈祥的儿子。’孙先生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不要叫我什么总统，叫我伯伯好了。’孙先生问了我的年龄后，嘱我好好读书，继承父志。”

在傅慈祥牺牲11年后，孙中山才首次见到傅慈祥的儿子，而且连年龄都不知道，其陌生可知，怎么可能存在收养或近乎收养的关系？孙中山只是客气地要傅光培叫他伯伯，就被傅光培大书特书，传为佳话（一些文献都提及此事），如果对傅家子弟有实质性的照顾，例如接济、提携，那更要大肆宣扬了。但是傅光培却只字不提，说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就仅限于这一面，没有得到特别的照顾，更没有被收养。傅光培一直在武汉工作、生活，有一女儿，傅苹的祖父很可能是傅光植，如果那样的话，他甚至连孙中山的面都没见过。

另一处是傅苹声称在1979年邓小平读了她发表在学生刊物上的文章，她因此遭到校方的关押、批评。她在书里声称，1979年10所高校文学社的代表计划在北京聚会，会议在最后一分钟被政府禁止，改由邓小平私下接见与会代表。接见时代表们人人手里拿着一册傅苹编的《红枫》杂志，邓小平问大家最近在读什么，一个代表就把《红枫》给了邓小平，然后邓小平就看到了登在上面的大胆文章。

1979年7月，由武汉大学张桦发起，10所大学文学社团代表在北京聚会。张桦近年来写过回忆文章，接受过采访，对事情的经过叙述甚详（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538323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十所高校的15个人，会议在张桦家举行，官方并无干预，后来他们还去见了文艺界领导陈荒煤。与会代表并无傅苹所在的江苏师院的人，邓小平也没有接见与会代表。傅苹说邓小平接见是她听人说的，问题是除了她，有关这次会议的回忆没有别人这么说过。邓小平接见并阅读她的文章更可能也是她做的美梦。

这次会议后，这十所高校的文学社以及后来加入的南开大学、杭州师大、贵州大学文学社共13所文学社联合出版了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创刊号就被官方叫停。傅苹声称《这一代》登了她的文章。但是查《这一代》的目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403821.html ），里面并无傅苹说的文章。实际上，《这一代》激怒高层的，是里面的两首诗：王家新《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与傅苹或其文学社没有关系。

傅苹声称她主编的《红枫》杂志很出名，但是和她同时在同一个系读书并且也有自己的文学社团的程映虹教授却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傅苹辩解说是因为那是一份地下杂志，所以别人不知道。但是她又说其他学校的文学社代表人手一册这份“地下杂志”，难道只是在本校地下，到校外就跑地上了？

现在已发现的傅苹回忆录的虚假不实之处已有十几处，其回忆录出版商声称这些只是小错误，以后要改正。实际上这些都是重大的、关键性的错误，如果真的都要改正的话，她那部回忆录得全盘重写，而且将变得没有那么励志。一个习惯性说谎的人，是事无巨细都忍不住要说假话的，其书中的虚假不实之处绝不止这些，也不限于只是其国内的经历造假，其在美国的经历也同样造假，以后我还会一一指出。

2013.2.15

傅苹曾经给美国媒体提供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她和一群红卫兵打着“红卫兵团”的旗帜在南京灵谷寺合影，表明她本人就是一个红卫兵，而不是受红卫兵迫害的黑分子。傅苹辩解说，她不是红卫兵，在照片上她没有戴红卫兵袖章。曾采访她的谷歌公司Chade-Meng Tan也说他看不出傅苹戴了红卫兵袖章。实际上，如果用高分辨率照片(http://www.fastcompany.com/multisite_files/fastcompany//inline/2013/01/3004166-inline-inline-2-bend-not-break-leadership-lessons-resilience-amid-struggle.jpg  )，可以清楚地看到照片上的傅苹戴了红卫兵袖章，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袖章上的“红”字。这不仅证明了傅苹是红卫兵，而且证明了她在说谎。

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傅苹在接受采访以及她在其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关于其在中国的经历的描述中存在的一系列荒唐可笑之处：她在文革10年没有上过学而是被劳动改造、她目睹老师被红卫兵四马分尸、她在10岁时被10～12个红卫兵轮奸、在她在苏州上大学期间全体女生被学校官员每月用手指检查月经、她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一生下来就被杀死、她关于溺婴的毕业论文被《人民日报》报道、联合国因其论文制裁中国、她入狱三天在邓小平过问下被释放、她被驱逐出境去美国学习、她刚到美国时只会三个英语单词，等等。

傅苹写了一篇“澄清”，把这些问题归为美国媒体乱报道、翻译错误或记忆错误。我已写了两篇文章指出她的所谓“澄清”乃是狡辩和继续撒谎。我再举两个新发现的例子：

在被人指出文革期间在工厂上班是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不是惩罚后，傅苹“澄清”说她从小在工厂劳动没领工资，不是正式工作。但是其新书的宣传视频却出示了她的工作证（http://www.amazon.com/gp/mpd/permalink/m30Y16VFDBM89J ），表明她是正式上班，而且工作证的照片上她已成年。据其发小说，她中学毕业时上山下乡政策变了，家中第一个子女可以留城，她父母通过关系帮她当了工人。她在文革期间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好得多。

傅苹的“澄清”承认《人民日报》没有报道过她关于中国溺婴的研究，但是她在1982年读过《人民日报》一篇呼吁男女平等的社论，暗示这是因为她的研究而发的。中国报纸刊发呼吁男女平等的社论并不是奇怪的事，但是我很想看看《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能跟她的研究扯上关系的。于是我查阅了《人民日报》1982年的报纸（电子版全文），却没能找到有任何关于男女平等的社论、评论或报道。傅苹号称当年是因为《人民日报》的报道而被捕的，对如此重大的人生转折点，她总不至于记错吧，那么请问《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在哪里？难道像“四马分尸”一样，她又把做噩梦当现实了？

傅苹指责别人不看她的回忆录就做批评，其实我们批评她胡编的那些故事，在其回忆录中也都能找到。她的所谓回忆录，应该被归为虚构小说，而且是虚构得非常拙劣、蒙骗美国读者的小说。这部小说中与中国历史事实、社会常识相违背的荒唐可笑之处，比比皆是，我下面再举一些例子。

傅苹声称，她在南京出生没多久（1958年），就被父母送给在上海的姨妈抚养，过着天堂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她被红卫兵赶回南京，过着地狱般的悲惨生活。傅苹父亲是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既非穷人，又非不要孩子（傅苹还有个妹妹），为何要把自己的第一个子女送人，而且送给已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姨妈，令人不解。据傅苹的发小说，傅苹其实一直生活在南京，并没有在上海生活。从书中某些细节看，她似乎从小在南京长大。例如她在书中称自己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一个废弃的机场玩，梦想着当宇航员。在当时（60年代）上海并没有废弃的机场（何况她说她在上海是住在南京路一带），南航附近倒是有一个，即南京的明故宫机场。又如，她在书中说，她去苏州上大学，这是她去过的离南京最远的地方。她如果从小寄养上海而且像她说的因此经常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跑，就应该知道苏州只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站，不会比上海还远。

为了证明自己小时候在上海过着幸福生活，书中出示了一张她的“上海老家”的照片，是一幢很气派的有大门、有花园的三层洋楼。但是这张照片看上去是从某本老建筑资料书里找来的，而不是来自家庭相册。那个年代照相是很奢侈的事，如果要向人显摆自己住的豪宅，也是在豪宅前合影，而不是单独给豪宅来一张。傅苹却没有出示自己在这幢豪宅生活的生活照。她与其“上海妈妈”、“上海哥哥”的合影，都看不出豪宅的影子，而且衣着打扮并不豪华。

傅苹的书写道：1958～1965年她寄养在上海姨妈家，每天晚上，在纱厂上班的姨父下班回家，到门口高喊“甜心，我回家了！”，姨妈跑出来迎接他，两个人拥抱、亲吻，然后手拉手走进门……估计连美国人看到这儿都要感叹那时候的上海老夫老妻真浪漫真有爱哦。但我不知道有哪个中国夫妇会过着如此肉麻的生活，已生了5个小孩还天天在小孩面前拥抱、亲吻、手拉手。

傅苹说她小时候在上海姨妈家享受着每天晚上顿顿八菜一汤四前菜的生活，其中她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蟹肉白果浇薄荷芒果酱。这些菜都是姨妈亲手做的，傅苹那时候还没去上学，在家里看着姨妈做菜。那么这一幕应该发生在1959～1964年间。那时候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大饥荒，正是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她家却能过着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是非常奢华的生活，这回做的该是美梦吧？她最喜欢的那道菜怎么看也不像是中国菜，因为用了薄荷芒果酱；也不像西餐，因为用了白果。

傅苹的书中说，1966年文革爆发，在她被赶回南京之前，她的“上海哥哥们”先被红卫兵强迫去上山下乡。强制性的上山下乡是1968年12月开始的，而且上山下乡并不由红卫兵负责，恰恰相反，红卫兵自己就是上山下乡的对象。

傅苹称，1966年夏天，上海红卫兵把她赶回南京，开着军用面包车送她去上海西站，将她一个人扔上火车，火车到南京后，又有两个南京的红卫兵等在火车站直接奔她所在的车厢接她，开着轿车送她去南航。在她看来，红卫兵好像比公安局还要组织严密、资源丰富，上海、南京的红卫兵密切配合，大费周章就为了把一个8岁小孩赶回家去。其实红卫兵不过是个松散的中学生组织，自己就是一群小孩，他们没有能力、精力和心思去组织这么一次送人回老家的行动。难道上海红卫兵还要打电话、发电报通知南京红卫兵去哪次列车哪个车厢接哪个小孩？发电报肯定来不及，只能打长途电话，美国读者知不知道当时打长途电话多么困难、昂贵？长途电话必须去长途电话局打，而且往往要等上两三个小时才能接通，而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运行时间据她说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红卫兵的工作效率该有多高？还开着车接送？美国读者知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坐轿车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这是接黑帮小孩，还是接大领导？红卫兵只是一群中学生，有谁会或敢在城市街道上开车？她以为那是美国？

傅苹称，红卫兵把她从火车站接来，扔在南航门口，正碰上南航全体教师被送去接受劳动教育，她的父母只在卡车上对她喊了一句“照顾妹妹”就被带走了。文革期间大学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是1968年10月开始的，比傅苹声称被赶回南京的时间至少晚了两年多，所以她描述的一到南京就与亲身父母生离死别的这一幕，也只是她的噩梦。

傅苹的书中说，1966年夏天，红卫兵穿着长筒靴来抓她。在南京她被红卫兵挂牌子、坐“喷气式”批斗（第一次听说小孩也被这么批），红卫兵长筒靴的腐败味道刺激她得了偏头痛，这一疾病从此持续她一生。上海、南京是南方城市，当时那里的人不可能穿长筒靴，在夏天更不可能穿，即使想穿也很少有人买得起。红卫兵的服装是解放军装，穿的是胶鞋（所谓解放鞋）。傅苹描述的把穿长筒靴当制服的红卫兵更像是纳粹党卫军。她显然是根据纳粹大屠杀的故事来编造其文革悲惨经历的。

傅苹回忆录书名叫《弯而不折》，据称这是她的姨父教她的竹子的品德。这也是骗美国人的。虽然很多中国人做事宁弯不折，如墙头草随风摆动，但那会遭人鄙视，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品德是“宁折不弯”（这是成语），以竹子为喻，即郑板桥所说：“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君子之豪气凌云，不为俗屈。”

傅苹如此歪曲事实，美国媒体却仍然如此捧她，倒也算得上“弯而不折”。

2013.2.13.

傅苹自传造假一事，对美国社会来说，有没有新闻价值呢？当然有。傅苹并不是普通的美籍华人，而是美国公众人物。她是奥巴马政府商业部下一个国家咨询委员的委员，算是“奥巴马智囊”，去年刚被国土安全部移民局授予“杰出归化美国人”称号，其新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她频频接受各大媒体访谈推销自己和书，所有这一切，都与其中美两重天的“人生传奇”分不开。现在其在中国的“人生传奇”被众多华人指出是捏造、虚构的，该公众人物的诚信遭到质疑，不值得报道出来让美国公众知道吗？

但是我给十来个曾经采访过我的美国记者写信让他们关注一下此事，只有一个回复说会留意一下。他们未必觉得此事没有新闻价值，很可能是觉得报道它属于政治“不正确”，有替中国说话之嫌——设想一下，如果是一本美化中国的畅销书被发现充斥谎言，美国媒体恐怕早就一哄而上了。倒是有欧洲和澳洲的媒体主动来联系我要做有关报道。英国两家主要报纸《卫报》和《每日电讯报》已较为中立地报道此事。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家美国英文媒体——和《新闻周刊》（Newsweek）同属一家公司的新闻网站《野兽日报》（The Daily Beast）在2月4日报道了傅苹自传遭到质疑一事。但是这完全就是傅苹及其出版商的公关稿（傅苹自传的代笔人Meimei Fox曾在facebook上说过找媒体反击对傅苹的攻击），从其标题就可看出：《傅苹反击网上中国人对其〈宁弯不折〉回忆录的攻击》（Ping Fu Defends ‘Bend, Not Break’ Memoir Against Online Chinese Attack），通篇报道只有傅苹一方的一面之词，并巧妙地裁剪材料甚至断章取义来为之作证。

傅苹新书原来在亚马逊得到的书评都是最高的5星评分，在我揭露其造假后，几百名华人都跑去给它打最低1星的评分，使其平均分很快降到不到2星。傅苹团队（包括《野兽日报》）把原因归结为两点：

一、一个“著名中国学者”（指我）和其他互联网用户根据《福布斯》错误的报道指责傅苹造假，虽然《福布斯》和傅苹后来做了澄清，但仍然未能平息事态，给傅苹自传负面评价的人都没有看过她的书，而是受到蛊惑。这是个谎言。我此前已经说过，虽然《福布斯》的报道引起了我对傅苹造假的注意，但是我从第一篇批评文章起，就不只是根据《福布斯》的报道，而是根据傅苹此前接受的各种采访和其新书供免费阅读的前两章。所以即便《福布斯》报道有误，也不妨碍我对傅苹的批评。虽然批评傅苹的人中很多并没有看过其回忆录，但是写出最有份量的英文书评的lin和xgz都是看过的。而且我们并不仅指针对她书中的谎言，还针对她在书出版前后接受各种访谈中的谎言，以及美国移民局关于其事迹的错误介绍。

二、中国政府雇佣的有组织的抹黑傅苹的行动。这也是一个谎言。虽然负面评价是突然之间大量出现的，但是那是读者在看了我的揭露文章后自发去贴的，并没有人组织。说是中国政府雇佣，更可笑。在亚马逊写英文书评的人大部分是在美国的华人（英文亚马逊网站与中文亚马逊网站的账户并不通用），有很多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中国政府指挥得了吗？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费劲针对傅苹搞一场抹黑行动？说是因为傅苹回忆录中对文革惨状的描写有损中国形象。亚马逊上关于文革惨状的回忆多了，比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扬，怎么就没有华人去攻击她撒谎？人们不满的不是傅苹写了文革惨状，不满的是她捏造事实。

亚马逊上三百多篇一星书评中，有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有的则难免用了情绪化语言，《野兽日报》报道故意只摘录那些情绪化的评论。写负面书评的人英文程度有高有低，有的写一手漂亮的英文，有的则有很多语法错误。《野兽日报》故意摘录那些充斥语法错误的书评。如此精心裁剪，都是为了给读者这么个印象：这是中国政府组织一批在中国的人搞的抹黑行动。难怪有美国人惊呼，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做到亚马逊上面来了。

《野兽日报》记者Katie Baker为了抹黑批评傅苹的人，还故意断章取义：

“的确，傅苹的批评者有很多看来是反感于该书向非中国读者宣扬中国丑事——即文革的创伤。其他的批评者看来是忌恨傅苹逃离中国在美国重新安置并过上了成功的生活。正如一个博客作者写道，‘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激怒中国人的是傅苹……过上了比一般人更好的生活。”（Indeed, many of Ping’s critics seem to take offense at the book’s airing of China’s dirty laundry—namely, of the trauma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o non-Chinese readers. Others seem to resent Ping for having escaped China to resettle into a successful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one blogger wrote,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that outrages Chinese is that Ping … lived a better-than-average life.”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2/04/ping-fu-defends-bend-not-break-memoir-against-online-chinese-attack.html ）

《野兽日报》引用的是Normad在福布斯网站的留言：

http://www.forbes.com/sites/russellflannery/2013/01/31/one-bold-and-controversial-lady-bend-not-break-author-ping-fu/?commentId=comment_blogAndPostId/blog/comment/958-5217-6375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that outrages Chinese is that Ping was not prosecuted in China. She lived a better than average life.
She was a member of the Red Guard that prosecuted others. She did not get chased out of China because of her imaginary senior project. On the contrary, she received a college education, which only a fraction of percentage of Chinese students were privileged enough to receive at that time, and which definitely required “red” family, three generations of firm followers of the Party.

很显然，Normad说的是傅苹在中国的生活比普通中国人过得好，并未受迫害，却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这才激怒了中国人。而Katie Baker却割裂上下文关系，甚至删掉句子中间的话，拼凑出一句引言来作为中国人嫉妒傅苹在美国的美好生活而抹黑她的证据。这种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引用，是违反新闻基本道德的。我向《野兽日报》主编写信反映其记者Katie Baker这一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做法，却既没有回音也不见其更正，说明《野兽日报》根本不在乎什么新闻道德。The Daily Beast, you are the sham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2013.2.8.

傅苹除了捏造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经历，也捏造她在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的见闻，因为她很清楚，计划生育是除了文革之外，最容易触动美国人神经的另一个中国丑闻，不管如何地夸大其词，美国人也会信以为真。她那一批留学生中，不少人就是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遭到迫害为由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

傅苹上个月接受美国电台WNYC的The Leonard Lopate Show采访时，说她在做大学本科论文时，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被杀死，有的是刚生下来就被扔水里淹死。（http://www.wnyc.org/shows/lopate/2013/jan/14/bend-not-break-china-america/ 12:15）

傅苹一直说，她之所以会去调查杀婴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政策始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傅苹毕业于1982年6月，据她的说法，在她毕业之前经历了其论文内容被国内报纸广泛报道、国际舆论谴责、她被监禁等重大事件，这些都是在其论文完成后发生的。这样算来，傅苹做调查、写论文的时间最多也就一年多（实际上本科生一般都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写毕业论文的，我们姑且相信傅苹很早就准备毕业论文），她亲眼看到几百名女婴被杀死，也就意味着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她面前杀死女婴。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溺杀女婴的陋习，但是自1949年以后这已被当成犯罪，即使没有完全绝迹，也是很罕见的地下行为。就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行一胎化政策（其实某些地区的农村实行的是一个半政策，即第一个是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后刺激了杀女婴，那也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当着傅苹的面堂而皇之地杀婴？所谓溺杀女婴，指的是“旧社会”的一种做法，婴儿刚生下来时发现是女孩就把她淹死，然后谎称生下死胎。在医院生产显然不可能再这么做，在家中生产倒不排除这种可能，难道那些产妇临盆时都会通知傅苹上她们家去看如何把女婴杀死吗？

请问这是不是傅苹又出现了把想像当现实的“回忆错误”了？

傅苹在其书中说，1982年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苏州大学官员查所有女生的月经，强迫她们每月上交卫生巾。有些女生上交了朋友用过的卫生巾，官员们就把手指插入“我们的”阴道检查有没有血。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在当时卫生巾还没有引进到中国。傅苹也许会狡辩说她用“卫生巾”的说法只是为了让美国读者容易理解。即便如此，这种每月检查月经，还要手插入阴道的做法，在当时中国大学校园绝对不可能发生。需知当时的中国在性方面还是极为保守的，当时的女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没有任何性经验，怎么可能允许让官员对身体进行这种侵犯？不要说有实质的实施，即使有此规定，也要舆论大哗了。全校女生那么多，月经又并非都同时发生，那么是不是天天都要有一大批官员忙着检查女生有没有来月经？所有女生都要查，而不是针对个别女生的，那就是一个全校学生都知道，因而在社会上也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怎么没有第二个江苏师范学院的女生反映曾经发生过如此不可思议的怪事？

请问这是不是傅苹又出现了把想像当现实的“回忆错误”了？这个人是不是得了某种受迫害性妄想症？

对一个已习惯于张口就说假话的人来说，把她在不同场合对同一个事件的说法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其前后矛盾之处。例如，2010年1月，傅苹在演讲中说她在文革十年（1966～1976）实际上没上过学，而是去农村种水稻。（Fast forward 10 years,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the year I was supposed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I actually never went to school during the 10 years. I went to countryside planting rice fields.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q55Z9O3bc 10:40） 上个月她接受PBS采访，却说她因为太小没被送去农村劳动，而是去工厂生产收音机和计速表。(I was assigned to work in a factory. Some of the older kids gets to send to the countryside. But I was too young to do that. So I went to the factory to build radios and speedometers. http://video.pbs.org/video/2330983908/ 7:22） 现在她又“澄清”说自1972年起学校复课，她就认真读书。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都是她亲口说的，她要我们相信哪个？

傅苹在其“澄清”中实际上都已推翻了此前她在访谈中的所有惊人的说法，只坚持两点：她10岁时被红卫兵轮奸，她大学毕业前夕被秘密囚禁3天。她的共同作者Meimei Fox的嫂子、宾州州立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副教授Erica Brindley说，这是很个人的经历，你们没法推翻它。这也许就是傅苹至今仍一口咬定它们发生过的原因。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她有关这两件事的具体说法，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们先来看她所谓在10岁时遭到红卫兵轮奸一事。在所有采访中，她都淡定地谈论此事，说是在她十岁那年，她妹妹被红卫兵扔进河里，她跳下去救出妹妹，激怒了红卫兵，10～12名红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她，她醒来的时候，人在医疗室里。更令她伤心的是，这件事发生后，她被人叫做“破鞋”。

我们认为傅苹说的这事不可信，并非如她说的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轮奸这种事”。中国当然也会发生轮奸这种暴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见过因轮奸被判死刑的判决。但是在所有其他人有关文革暴行的回忆中，从没有过红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女孩的叙述，更何况是十几个人参与的轮奸，更何况是十几个人轮奸幼女。文革期间当然可能发生强奸，但是在一个极其重视女性“贞洁”的国家，即使在文革期间，强奸幼女也是严重的犯罪。十几个人公然轮奸幼女，而且广为人知（傅苹说她因此被称为“破鞋”），在当时也会被判死刑，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可能吗？

有人也许会说，因为傅苹是黑帮分子的子女，所以再怎么折磨她都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傅苹虽然在各种采访中都声称自己是黑帮子女，其实她父母是南航的普通教师，连“地、富、反、坏、右”都算不上，根本不是黑帮。即使是黑帮子女，在文革期间被打死了也许没人管，但是被十几个人轮奸则肯定是不会被放过的。十几个人轮奸幼女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记录发生过，傅苹是中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轮奸案的唯一受害者，还是撒了个弥天大谎？为什么当时南航的其他教师子弟没有听说过傅苹曾经被轮奸？

我们再来看傅苹毕业前夕囚禁了三天一事。傅苹在PBS接受采访时说，在她的论文被中国报纸报道的那一年，碰巧美国人Steven Mosher也出了批评中国计划生育的Broken Earth一书，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违反人权的谴责，所以她就被抓了。

在我没能找到中国报纸对她的论文的报道后，傅苹现在“澄清”，她的论文从未被中国报纸报道，等于自打了一嘴巴。Steven Mosher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强迫人工流产（不是溺婴）的研究的确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注意，但是Broken Earth一书是1983年9月出版的（http://bookmooch.com/detail/0029217008 ），成为畅销书并引起舆论注意是1984年（1984年9月开始出平装本）。而傅苹自称是在毕业前夕被抓，即1982年，那显然发生在Broken Earth书出版之前，与它无论如何都扯不上关系。

傅苹声称，她被抓后，担心自己会被判死刑，但是由于邓小平过问了一下“那个写论文的学生现在怎么样了”，她被关了三天就被释放了，并被命令离开中国。（她接受谷歌的采访，http://www.youtube.com/watch?v=s4vRtvswO8s 从10：30开始）

居然连邓小平都知道她，还亲自过问？她据称是被关在南京，邓小平的随口一句话是怎么得到如此快速的传达和执行的？她是怎么知道邓小平过问的？又是某个匿名人士告诉她的，还是仅仅是她的想像？如果连邓小平都知道她，保护她，谁还敢动她，她还用得着被迫离开中国？

我们也许无法用直接的证据推翻傅苹在10岁被轮奸和毕业前夕被秘密关押3天这种“个人的经历”，但是在能够核实的其他问题上都已证明了傅苹说谎，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她独独在这两条没有证据的惊人事情上说了真话？

20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