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说傅苹的谎言和狡辩以及西方记者的政治正确性
26 02 2013年《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记者Didi Kirsten Tatlow写了两篇关于傅苹事件的文章,一篇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www.nytimes.com/2013/02/21/world/asia/21iht-letter21.html ),一篇登在该报的博客上(http://rendezvous.blogs.nytimes.com/2013/02/20/true-or-false-the-tussle-over-ping-fus-memoir/ )。对比这两篇文章,几乎就像是两个人写的。在博客文章中,Tatlow做了一些调查,让我们得以听到傅苹是如何再次改变说辞进行狡辩的,然而在报纸文章中,Tatlow却自己为傅苹狡辩起来,采纳了傅苹团队所谓记忆错误的说法,以中国信息不公开为由声称无法证明傅苹是不是在说假话。难怪傅苹自传的共同作者MeiMei Fox在推特上推荐这篇报纸文章却无视那篇博客文章,在傅苹团队的人看来,即便傅苹回忆录充满了错误,只要不能证明傅苹是有意说谎,就是胜利。
在《傅苹的“美国传奇”》一文中,我表示希望有人能去Albuquerque警察局查查有没有傅苹被越南华人绑架的记录,而且我敢肯定是找不到任何记录的,因为所谓在机场被越南华人绑架去当了三天保姆就是胡编的一个故事。Tatlow博客文章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她去向Albuquerque警察局查了,而且如我所料,Albuquerque警察局并没有这个案子的记录。傅苹的狡辩是,她当时没有要求起诉那个越南华人,“我不知道警察局是怎么保存记录的。”似乎她不要求起诉警察局就不会有这个案子的记录。只要有点美国社会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首先,绑架是重罪,即使傅苹作为受害者不与警方合作,警方也不会因此就不立案。其次,即使不立案,也会有报警、出警、审讯的记录,而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三个被遗弃的小孩,警方需要找社会服务机构处理,更会涉及到一大堆文书,必然会有很多记录。没有任何记录,只能说明这个案子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完全是傅苹捏造出来的。
傅苹对自己在采访、回忆录中的错误,除了归咎于记忆错误,还怪罪给美国记者误解了她的意思而乱写。我曾指出傅苹接下来会把共同作者MeiMei Fox当替罪羊。果不其然,傅苹将其回忆录中的一些错误怪罪给Fox与她交流不善、用词夸张、不懂中国地理和只是在互联网上找不正确的资料来用——无意中透露了这本所谓回忆录并非完全根据傅苹的回忆,而是从网上找资料拼凑而成。傅苹甚至埋怨Fox不按她的要求进行改正。我在《习惯性说谎者傅苹》中举了一个傅苹回忆录胡编乱造的例子:傅苹在其书中说,1982年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苏州大学的全体女生每个月都要被大学官员把手指插入阴道检查有没有经血。现在傅苹改口说,她本来说的是大学官员要求女生自己把手指插入阴道检查有没有经血,Fox写错了,她改正了三次都没有改过来。
就算傅苹本来的意思是官员让女生自己查经血让他们看,这个故事就可信吗?并不。第一,苏州大学当时应该有上千名女生,却从来没有哪个出来说曾经发生过这么离奇的事情,反而有当时在苏州大学读书的女生出来说从未发生过这种污辱人的事。第二,计划生育政策针对的是已婚妇女,当时在校女生几乎都是未婚,根本就不会在她们身上执行计划生育。如果要查未婚怀孕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未婚怀孕的女生会因为不道德而不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处罚。第三,真的要查女生是否未婚怀孕的话,查月经是费力而不准确的做法。因为有那么多的女生,而她们的月经并不同步,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女生都查一遍。即使某个女生当月没来月经,也不能说明她就是怀孕,因为月经不规则是常有的是。学校查女生怀孕的目的不是为了尽早做孕期保健,而是为了强迫人流,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女生是否怀孕干什么呢?完全可以等到有了大肚子等明显怀孕特征后再采取行动。相信这么个普查月经(不管是自查还是他查)的人智力该有多么低下,而编造这个荒唐故事的人心理该有多么变态?
在《卫报》报道当时与傅苹同校同系的程映虹教授从未听说过傅苹主编的学生刊物《红枫》后,傅苹现在改口说,她记错了,她大学时参与编辑的学生刊物叫做《吴钩》(Tatlow错误地把它翻译成”No Hook”——《无钩》)。傅苹在书中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她如何在大学期间组织一个叫红枫的学生社团(还附了一张社团成员合影),主编(现在改口是“参与编辑”)一份叫《红枫》的学生刊物,这份刊物当时如何在校内外闻名,197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人手一册《红枫》,拿着它去见邓小平,被邓小平拿去看,上面一篇反党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主编傅苹因此遭殃……现在傅苹告诉我们她记错了这份著名刊物的名字。傅苹声称这是一个“任何人记忆都会出错”的例子,但我不相信会有人连自己在大学时代主编的刊物的名称都会记错。何况《吴钩》和《红枫》不论是读音还是意思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怎么会把《吴钩》记成了不存在的《红枫》?
傅苹也改口说,197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拿的不是《红枫》,而是《这一代》。我不得不要指出,傅苹又“记错”了。《这一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才出版的联合刊物,而且是由武汉大学出的,与傅苹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江苏师范学院并无代表去参加会议。《这一代》只出了一期就被停刊,停刊的原因是里面的两首诗,而不是傅苹说的那篇“反党”文章,《这一代》上面也没有那篇题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回顾》的文章。
《星岛日报》在去年报道傅苹被评为“杰出归化美国人”时曾说她是靠申请政治避难获得的绿卡,因此人们怀疑她编造如何在中国受迫害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申请政治避难。现在傅苹说,她是靠和美国公民结婚获得的绿卡:在1986年9月1日她在加州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三年后离婚。她说她此前之所以对这次婚姻只字不提是为了保护这个美国人。她在保护这个美国人什么呢?难道她已预见到她的回忆录会受到批评、揭露?她在所有的履历、采访和回忆录中隐瞒这段婚姻的真实原因可能并不那么光彩。搜索婚姻登记记录可以知道在1986年9月10日有一个叫Ping Fu的人和Richard Lynn Ewald结婚,但不是在加州,而是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那里是结婚和离婚的天堂,手续极其简便,在美国影视、文学作品中,跑到拉斯维加斯结婚往往被当成结婚不严肃的表现。傅苹这段她才到美国两年多就结上的婚姻对她来说就像几乎不存在一样,这是她在回忆录里自己表露出来的:
“我几乎30岁了,却没有个人生活。自从我抵达美国5年多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在疑惑,究竟什么是美国生活?如果我要把这个国家当家的话我还有很多要学习和体验的。……最终转变我的个人生活的,不是我上的某门课程或我读过的某本书。而是某种完全没有计划的,与有意让我自己‘融入’无关的东西:一次罗曼史。”
傅苹30岁的时候已与美国人Richard Lynn Ewald结婚了两年,她却还在抱怨自己没有个人生活,不知道什么是美国生活,还在等着来一次罗曼史,与一个奥地利人(她的第二任丈夫)的罗曼史才让她融入了美国社会。这说明她与Richard Lynn Ewald的婚姻名存实亡,与爱情无关,而与绿卡有关。就在与傅苹结婚前的一年多,1985年6月,Richard Lynn Ewald还在拉斯维加斯与一个叫Rungtiva Matysik的泰国人结婚,1986年,Rungtiva Matysik改嫁另一个美国人。
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Tatlow文章说傅苹的某些经历虽然听上去很怪异,但是有可能是真的。它举了傅苹说她由于其研究杀婴的大学毕业论文激怒了政府,被公安绑架囚禁了三天一事。Tatlow给出了两条“证据”:
一个“证据”是傅苹出示了她的一个同学在1982年5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傅苹突然没有毕业就离校,校方说是傅苹由于失恋而精神失常。傅苹声称,那是一个政治掩盖行为,实际上她由于写了一篇关于一胎化政策导致农村普遍杀溺婴的论文,被报纸报道后,国际舆论大哗,给她带来了麻烦。
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首先是时间对不上。这封信是1982年5月写的,而傅苹在其自传中声称她由于论文遭到关押是1982年秋天的事,本月初傅苹的公关人员答复《福布斯》记者的采访时也“确认”傅苹“1982年秋在被政府扣押”。所以5月份信里提到的她突然离校不可能指的是她被关押。其次,傅苹自传中也提到了“因精神失常不毕业就离校”一事,但是是她妈和她为了避免毕业被分配到外地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借口,而不是校方的政治掩盖行为。
Tatlow给的另一个“证据”是,《纽约时报》在1983年4月11日报道说,1983年3月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当前残杀、溺杀、遗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Tatlow会把这当成证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是1983年3月3日,距离傅苹说她被监禁的时间1982年秋晚了半年。该报道标题是《全国妇联负责同志就安徽十五名妇女来信发表谈话 呼吁社会各方面与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是对2月23日该报刊登的一封反映生女孩的母亲在农村遭到歧视的读者来信《我们要求第二次解放》的回应,来信中并没有涉及溺杀女婴的内容,该报道也只是顺便提了一句“近两年来,全国妇联曾不断收到各地寄来的材料和群众来信,反映当前溺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十分突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的原文并没有“残杀”一词,那是《纽约时报》擅加的)。所以该报道的时间、内容无论如何与傅苹的所谓论文扯不上关系。
傅苹声称,她的毕业论文是中国首次报道中国由于实行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现象,由于引起了联合国制裁,中国政府才怪罪到她头上。
实际上,在傅苹声称其完成论文的时间(1982年)之前,中国报刊都已正式报道过实行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现象,而且被美国媒体转载:1981年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s报道说,中国《人口研究》季刊和《南方日报》都报道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这一犯罪行为 (EIR Volume 8, Number 12, March 24, 1981, page 49, Volume 8, Number 13, March 31, 1981, page 54, and EIR Volume 8, Number 21, May 26, 1981, page 50)。中国政府要怪,怎么也怪不到傅苹。既然在傅苹论文完成的之前和之后,中国的报刊都在报道杀女婴的事,可见这并非敏感话题,怎么可能因此去抓傅苹并把她驱逐出境?
Tatlow声称,在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之前,没法知道傅苹说的是不是事实。
美国档案够开放了吧?公开辩论也是允许的吧?但是Albuquerque警方找不到傅苹被绑架的记录,傅苹一句“我不知道警察局是怎么保存记录的”不也让Tatlow不敢说她说谎?虽然Tatlow应该很清楚Albuquerque警方该不该有记录。
事实上,傅苹的中国传奇故事根本不涉及国家机密,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就可以认定傅苹说谎,哪里用得着去等遥遥无期的“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你不能把什么事都归咎于中国不开放、不自由,虽然那样做很政治正确。更不能为了政治正确,就无视眼前的基本事实,虽然某些西方记者习惯这么做。
退一步说,就算傅苹所说的陈年往事的真实性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那么看看傅苹对刚刚发生的事是如何造谣、说假话的,也可以认定这是个没有信用的习惯性说谎者。她前几天才向《卫报》说她不应该把对她的批评称为抹黑行动,现在又对Tatlow控诉起她是如何遭到了抹黑了,但谎话连篇:“他们试图从网上得到我女儿的名字”——其实她女儿的名字在其自传的第一页上就有;“他们派人到上海包围我的家庭,到南京骚扰我的邻居”——我在网上转了傅苹声称是其上海老家的豪宅照片,请人去找找看那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豪宅,虽然有多名网友去找过,到现在也还没找着,怎么去包围?的确有人问了傅苹在南京的邻居关于傅苹的事,但是邻居并不觉得是被骚扰,反而作证说傅苹在说谎;她说她的第二任离异丈夫Herbert Edelsbrunner收到了许多“憎恨信件”——我看到的是,批评傅苹的人如果提到Edelsbrunner都是同情他的,觉得他的功劳被傅苹霸占了,谁会去给他寄“憎恨信件”?难道是傅苹的支持者寄的?
傅苹近日接受其公司所在地一家媒体News & Observer的公关采访(http://www.newsobserver.com/2013/02/23/2699216/geomagic-founder-ping-fu-says.html ),继续造谣,说她遭到了互联网恐怖主义攻击,说对她的抹黑行动是在《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黑客部队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的——其实只要稍微查一下就知道《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是后来的;说我发动了抹黑行动,说我在第二或第三篇文章里说“我才不在乎她成为(抹黑行动的)受害者,我的目标是西方媒体”——我在哪篇文章里这么说过?
Tatlow,你认为要傅苹在这些刚刚发生的事情上撒谎,也需要政治正确地等到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之后吗?
傅苹1996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她本人一个人写的自传《漂流瓶——旅美散记》(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中文自传里,傅苹叙述她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生活,与她现在在英文回忆录里所说的,截然相反,更证明了我们对她的质疑是对的:这是个骗子。在后面的文章中,我就把傅苹的中文自传和英文回忆录做个对比。我也希望Tatlow能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把《漂流瓶——旅美散记》借来读读(Tatlow说她能读、写中文),写一篇追踪报道——这本书是公开可借的,不用留待将来。
2013.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