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转一条消息给我，要我评论。这条消息的标题是《央视：美国法院判决孟山都转基因除草剂致癌》，内容是：“美国孟山都转基因草甘膦致癌，法院判赔致癌园丁2.89亿美元。中国科协支持的美国间谍方舟子对中国人科普说‘草甘膦除草剂比食盐还安全’，中国科协与美国间谍方舟子长期合作，最终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患上了癌症。中国科协出来走两步解释一下吧！”

没见中国科协出来走两步解释，既然不少人都要我解释，我就解释一下好了。

首先，草甘膦不是什么转基因除草剂。早在有转基因作物之前，草甘膦就已经在作为除草剂使用了。草甘膦是目前使用最多的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在用，非转基因作物也在用。因为草甘膦是孟山都研发的，而孟山都研发的转基因作物中有一种是抗草甘膦的，所以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比如崔永元才会把草甘膦和转基因扯上，以为把草甘膦打倒了，就把转基因也打倒了。其实即使草甘膦被打倒了，也不过是让农民改用别的除草剂，和用不用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草甘膦有没有毒，能不能用，和转基因有没有害，能不能种，完全是两回事。

其次，我曾经比较过草甘膦和食盐的安全性，那仅仅是指急性毒性。比较两种物质急性毒性的大小，毒理学上用半致死量来比较，半致死量大，说明毒性比较小。草甘膦的半致死量比食盐大，也就是说，喝草甘膦把人毒死需要的量，要比吃食盐把人毒死需要的量大，那么就说明草甘膦比食盐安全。这仅仅指急性毒性。但是一个物质除了急性毒性，还可能有慢性毒性，比如是不是会致癌。

一种东西能不能致癌，是由谁决定的？是由美国法院决定的吗？不是。比如这次的判决，是由12名陪审团成员做出的。这些陪审员都是随机找来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对致癌物、癌症的认识，未必比一般人强。即使给他们看科学研究的证据，他们未必看得懂。他们做出的判决，也就不具有权威性。他们判决草甘膦让一名园丁得了癌症，或者是出于对科学证据的误解，或者是被原告律师的雄辩说服，或者是可怜癌症患者，总之，并不具有科学性。

原告律师出示的最关键证据，是草甘膦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5年评为2A类致癌物。所谓2A类致癌物，是指致癌的证据很有限，还不能确定就是致癌物。即使确定为致癌物了，也不能就以此说明某个癌症病例和它有关。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这么归类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有几项调查发现使用草甘膦增加了非霍奇金淋巴癌的发病率。这名园丁得了非霍奇金淋巴癌，就认为是因为他使用了草甘膦引起的。但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根据的这些调查都是回溯性研究，不那么可靠，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能证明草甘膦与非霍奇金淋巴癌的因果关系，更不能用以证明该园丁得癌和使用草甘膦有关。该园丁自述自己在2012年使用草甘膦时出了事故，喷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在2014年就被诊断得了非霍奇金淋巴癌。根据他的这段自述，反而让人相信他得癌症和使用草甘膦没有关系，因为癌症的发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太可能说2012年出事故，过两年就得了癌症，而且还是癌症晚期。但是陪审员未必有这样的医学常识。

原告律师出示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是他们搞到的孟山都的内部邮件。孟山都的毒理学家在邮件里说，“不能说农达不是一种致癌物”（农达是草甘膦的商品名）。原告律师以此说明孟山都高官早就知道草甘膦会致癌，隐瞒下来了，所以该重罚。陪审团相信了这个说法。但是我看了那封邮件的原文，说的是：“草甘膦和农达这两个词语不能互换，也不能再用‘农达’来称呼所有基于草甘膦的除草剂。例如，你不能说农达不是一种致癌物……我们还没有对其配方做过必要的检测做这种陈述。对该配方的检测还没有接近其活性成分的水平。我们可以对草甘膦做这种陈述，而且能够推断说没有理由相信农达会致癌。”（The terms glyphosate and Roundup cannot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nor can you use “Roundup” for all glyphosate-based herbicides any more. For example you cannot say that Roundup is not a carcinogen … we have not done the necessary testing on the formulation to make that statement. The testing on the formulations are not anywhere near the level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 We can make that statement about glyphosate and can infer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Roundup would cause cancer. ）很清楚，原告律师乃是断章取义误导陪审团。孟山都的毒理学家的意思是，对草甘膦已经做过了必要的检测，可以说草甘膦不是致癌物，但是农达除了草甘膦还含有别的辅助成分，和草甘膦不完全等同，对农达还没做过必要的检测，就不能说农达不是致癌物，只能说没有理由相信农达会致癌。这根本就不是在承认农达会致癌，而是否认农达会致癌，只不过用比较严谨的表述罢了。

可见，美国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完全是乱判的。草甘膦是不是致癌物，法院是没有资格决定的。只有专业机构、监管部门才有资格决定。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专业机构、监管部门还有争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草甘膦可能是致癌物，美国环保署、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却都认为草甘膦不是致癌物。草甘膦会不会致癌，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和转基因没有关系。

2018.8.31.

由于数学没有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被认为是数学界最高奖，往往就被当成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其实要获得菲尔兹奖比获得诺贝尔奖还难，因为它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只颁发给40岁以下的人，而且四年才颁发一次。今年轮到菲尔兹奖发奖，发给了四个数学家，其中德国数学家舒尔茨才30岁，是历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堪称数学天才。舒尔茨的数学才华从小就表现出来，多次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过三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最近北京龙泉寺闹出了大丑闻，有人想起那里有个和尚，俗名叫柳智宇，曾经在中国也被称为数学天才，在2006年和舒尔茨同时获得奥数金牌，而且是满分，而舒尔茨不是满分，好像显得比舒尔茨厉害。其实中国对奥数的重视、投入、训练程度是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中国选手获得的分数高未必就是比外国选手更大的天才。而且中国学生参加奥数有非常功利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保送上大学，获得金牌功成名就了就不会再去参加了，不像舒尔茨一次次去参加奥数。柳智宇获得奥数金牌后，被保送上了北大数学系，毕业后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出家去龙泉寺当和尚。

中德两个数学天才的不同结局，让很多人感慨。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有一份叫《赛先生》的网刊，发表了一篇署名蒋方舟的文章《天才的出走》，就对这种对比很不以为然。文章中说：“将柳智宇和舒尔茨进行对比，既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追随本心，便已是难能可贵，没有高下之分，更不由他人评说。”蒋方舟不许别人对比、评说，自己却就在对比、评说，只不过她对比的结果是认为两人没有高下之分。

如果两人真的没有高下之分的话，那么柳智宇选择的道路反而要比舒尔茨的高明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舒尔茨获得数学界最高奖，是世界顶尖的数学家，而柳智宇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和尚，人们知道他是因为其放弃学业出家一事让人惊讶，而不是因为他佛法多么高深。舒尔茨这种级别的数学家，全世界大概也就几十个，而柳智宇这种级别的和尚，全世界起码也有几十万。蒋方舟认为一个世界顶级数学家和一个中国普通和尚没有高下之分，言下之意不就是当和尚要比研究数学高得多吗？

如果以后柳智宇和他的师父一样成了佛学大师而且没有闹出丑闻，是不是就能说他和舒尔茨没有高下之分呢？这要看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如果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当然会说两人没有高下之分甚至要认为柳智宇比舒尔茨高。但是如果是站在科学的立场，就应该说舒尔茨与柳智宇有天壤之别。这份网刊名叫《赛先生》，不就是要提倡科学吗？不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投身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吗？中国不缺佛学大师，但缺舒尔茨这样的数学大师、科学大师。《赛先生》却说柳智宇和舒尔茨没有高下之分，岂不是认为理工科学生毕业后从事科研还不如出家当和尚？如果当年牛顿毕业后不是去研究物理而是去当修道士，《赛先生》是不是也要说没有高下之分？这就是抛弃了科学立场，把《赛先生》办成了《佛先生》。

2018.8.15.

声称发明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被质疑造假到现在，整整两年过去了，其间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多次表示要“验证”、“调查”，昨天在其网站公布了“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其调查结果只有一句话：

【校学术委员会成立调查组，本着“依法依规、严谨规范、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核查了该论文涉及的全部原始实验资料，并委托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重复验证实验，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然而这句话几乎每个部分都是有问题的。

“校学术委员会成立调查组”：也就是说这是学校内部自查。但是河北科技大学因为韩春雨的这篇论文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得到超过两亿元的投资，入选“双一流”，建立“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与韩春雨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怎么能让人相信他们会本着“依法依规、严谨规范、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调查呢？如果河北科技大学真的相信这个原则，真的想让人相信调查结果，那么就应该交给第三方调查，至少应该邀请校外专业人士参与调查，并且公布调查组成员名单。

“认真核查了该论文涉及的全部原始实验资料”：以前韩春雨一再声称由于实验室条件不好没有留下原始实验资料，那么这些原始实验资料是从哪来的？是这两年造出来的吗？敢不敢公布出来让人见识见识？

“并委托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重复验证实验”：世界各国至少有几十家实验室开展过重复验证实验都没能得到结果，河北科技大学为什么不相信这些实验室的结果，还要自己再去找“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难道这家实验室比那几十家实验室都更有资格？在2016年10月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发表过声明：“已经有独立于我校之外的机构运用韩春雨团队的NgAgo技术实现了基因编辑，该机构与韩春雨团队的合作正在洽谈中。具体信息我们会适时向社会公布。”现在可以公布这家号称重复出韩春雨实验结果的校外机构的具体信息了吗？难道是上海神经所仇子龙实验室？究竟有没有这家机构？为什么现在不再采纳这家机构的结果，而是另找“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呢？

“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是发现了论文的结果完全不成立了，还是像韩春雨说的，只是需要改进等着推出“升级版”？

“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很多人看到这个说法，第一反应都是，难道造假还有主观和客观之分？河北科技大学也许只是措辞不当，只是想要强调韩春雨没有造假。然而没有造假，问题又出在哪里呢？这个公告却只字不提。在河北科技大学网站上，另有一篇题为《韩春雨就公布撤稿论文调查处理结果表态》的简短报道，似乎想对此做出一点说明：

【韩春雨表示，在国际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领域，存在许多不可预知的问题。在经历了质疑、撤稿和调查之后，通过校内外同行专家的指导和进一步的实验验证，深刻地认识到，撤稿论文的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存在着不严谨的问题，论文的发表给国内外同行学者造成了误导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也就是说，该调查结果认为，问题出在“撤稿论文的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存在着不严谨的问题”。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不严谨会让人对实验结果做出错误的解释，却没法得出一个漂亮的结果。例如，如果韩春雨仅仅根据论文中的图3就说他发现了基因编辑新方法，这就属于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不严谨。但是韩春雨还知道去做图4的实验，说明他的实验设计是没有毛病的。问题就出在别人重复不出图4的结果。靠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不严谨是怎么搞出图4所显示的DNA条带大小正好的阳性结果？难道要怪罪给韩春雨做实验不戴手套，由于韩春雨说的“不可预知”因素才得出了预知的结果？难道他不严谨地用了CRISPR这个“旧”的基因编辑技术？想当初，面对别人的质疑，韩春雨都说别人实验技术不过关也就是“研究过程不严谨”，声称“在满足一些关键条件的情况下”其系统可以进行有效的基因编辑，反复声称自己多次重复出了实验结果，现在怎么反过来承认自己研究过程不严谨了？严谨的做不出结果，不严谨的反而能做出结果，河北科技大学难道是处在另类世界？

河北科技大学的公告声称秉持“兴业尽责”校训，然而这种留下无数疑问的调查何曾“尽责”。河北科技大学的公告声称“学校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然而这种文过饰非的调查哪里有丝毫的科学精神，对学术不端行为宽容得很。如果真的要弘扬科学精神、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那么不仅应该开除明显作假的韩春雨，还应该处理包庇、纵容韩春雨的负责人。然而河北科技大学校长自己当年就在替韩春雨站台，在开学典礼上把韩春雨当成学校的骄傲，在这样的校长领导下，怎么能指望河北科技大学真正对韩春雨做出调查、处理呢？所以这样的调查，完全就是“主观造假”。两年来，河北科技大学不仅纵容韩春雨造假，而且包庇韩春雨造假，对不起“科技”两字，应该改名河北科假大学。

2018.9.1

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请暂时遗忘袁隆平，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文章的主旨是否认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作者自称专业人士，摆出一大堆一般人没听说过的人名，还列出一大堆数据，显得很专业，很能迷惑人，一些科普爱好者也都在转这篇文章。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篇不懂装懂、胡搅蛮缠的文章。它否定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列出一些中国研究水稻的专家，说这些人的贡献不比袁隆平低，甚至比袁隆平大。但是这些专家有些根本就不是研究杂交水稻的，而是研究常规水稻的。常规水稻虽然也用到了杂交育种技术，但是没有利用杂种优势，是经过很多代培育的自交品种，性状稳定，所以农民可以留种。而杂交水稻利用杂种优势，属于杂种一代，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栽种的品种必须每次都制种，所以农民不可以留种。

这篇文章搞不清楚二者的区别，所以才把常规水稻专家和杂交水稻专家混在一起。例如它介绍黄耀祥，说“黄老爷子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袁隆平老爷子”、“那么把黄耀祥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是绝对应该的”。黄耀祥的贡献是不是超过了袁隆平且不说，问题是黄耀祥研究的根本不是杂交水稻，而是水稻矮化育种，属于常规水稻研究，即使贡献再大，也和杂交水稻无关，怎么能因此把“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改授给他呢？还有些专家虽然是研究杂交水稻的，但都是在袁隆平之后才开始研究的，甚至是在袁隆平指导下研究的，贡献再大，同样也不能去跟袁隆平争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这篇文章否定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的另一条理由是，去国家水稻数据中心查了一下，发现我们现在吃的水稻品种、包括杂交水稻品种，没有几个是袁隆平培育的，就认为袁隆平不能算杂交水稻之父。这条理由也是莫名其妙。且不说现在推广面积较大的杂交水稻品种有的还是袁隆平培育的（例如威优64），我们称一个人是某个领域之父，是表彰他对该领域的开拓之功，评价的是他的历史贡献，跟后来的成果是不是他做的根本就没有关系。例如普朗克被称为量子之父，是因为他首先提出量子概念，开创了量子物理研究领域，怎么能够以现在的量子物理研究成果不是他做出来的就否定他的贡献呢？可能有不少中国人不能理解这一点，才会同样莫名其妙地把研究量子纠缠的潘建伟叫做量子之父，不知潘建伟和普朗克之间都差了多少代人了，潘建伟最多只能说是量子孙子的孙子。

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是因为他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研究杂交水稻的第一人。不仅国内这么认为，国外也这么认为，所以袁隆平才在2004年先后获得农学领域的两个最高奖——以色列的沃尔夫农学奖和美国的世界粮食奖。由于诺贝尔奖没有农学奖，沃尔夫农学奖往往就被视为是农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沃尔夫农学奖授予袁隆平的颁奖词是这么说的：“袁隆平教授是现代农业研究的科学巨人之一，对世界范围的粮食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袁隆平教授研发出新策略显著提高水稻单产，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研发出杂交水稻。在他的领导下，来自众多研究所和大学的数以百计的水稻科学家在十年合作研究之后，水稻单产普遍增加20%，中国水稻产量增加50%。袁隆平教授进一步利用种间杂种优势开创‘超级杂交’。作为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关注超出了中国粮食供应，延伸到世界饥饿的重大问题。他为了帮助提高世界粮食供应，与全世界科学家们分享他的知识、技术和育种材料。”

这个评价简单地介绍了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对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导作用和国际上的合作，有的用语比较主观，但是并没有抹杀中国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如果过度拔高袁隆平的地位，抹杀了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当然不妥；但是如果以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来否定袁隆平的开创性贡献和领军作用，同样不妥。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研究的贡献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他于1964年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实习农场首次发现水稻雄性不育植株，在此基础上在1966年发表论文，提出通过进一步选育, 可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及恢复系, 用作水稻杂种优势育种的材料。正是因为他的这篇论文，国家科委决定大力支持研究杂交水稻，于1967年成立由袁隆平领导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没有袁隆平的这个发现和设想，中国在当时不会开展杂交水稻科研大协作。那篇贬低袁隆平的文章说袁隆平的这篇论文只是指明了方向，不是教程。这是对科研工作的无知。提出想法、指明方向，要比提供具体教程重要多了。研究生导师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出想法、指明方向，而不是提供具体教程。第二，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水稻花粉败育不育植株，袁隆平将它命名为“野败”，用它培育出可以实际用于育种的不育系。之前国内外都发现过水稻雄性不育植株，但是都不实用，包括袁隆平此前自己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植株，先后用了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都没能成功。野败型不育系是第一个成功的不育系。袁隆平无偿和所有杂交水稻育种人员分享“野败”。杂交水稻不管什么品种，其不育系亲本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野败”。第三，袁隆平在1974年领导培育出第一个大面积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虽然南优2号由于不抗病后来被淘汰，但是这个首创之功仍然属于袁隆平。

有人说李必湖才是杂交水稻之父，因为“野败”是李必湖发现的，当时袁隆平在北京查阅资料，和他没有关系。按这个理由，“野败”是海南崖县（即现在的三亚）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李必湖在一处铁路桥边的水坑沼泽野生稻田中发现的，冯克珊岂不是更应该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李必湖是袁隆平的学生，毕业后当袁隆平的助手，去海南找野生稻，是袁隆平带着他去的。没有袁隆平的指导，李必湖、冯克珊不可能去找野生稻，也就不可能发现“野败”。指导思路对了，换了别人也能发现。所以学术界的惯例，学生、助手做出的发现，首先要归功于做出指导的导师。

有人说江西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才是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比袁隆平还早一年培育出野败不育系。颜龙安对袁隆平也很不服气，曾经和袁隆平争过国家特等发明奖排名，认为袁隆平虽然最早研究杂交水稻，但是他比袁隆平做得好，应该排第一。实际上颜龙安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是从袁隆平那里学来的，是在1970年被萍乡市政府派去向袁隆平学习才知道了怎么培育杂交水稻的，而他用的“野败”育种材料也是袁隆平提供的。没有袁隆平的指导和提供材料，颜龙安不可能培育出不育系。当时各个省的农业技术人员都去跟袁隆平学习培育杂交水稻，也都把袁隆平提供的“野败”带回去培育，后来做出的成就有大有小，有的培育出的品种比袁隆平自己培育的还好、推广更多，这并不奇怪，因为育种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袁隆平的指导下，在袁隆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成果，真正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只有袁隆平，怎么好意思去跟袁隆平争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呢？

袁隆平很善于向媒体宣传自己，国内媒体对袁隆平也有神化的倾向。袁隆平对抗虫转基因水稻的质疑非常外行，对转基因技术的推广起到了阻碍作用。这些都让人反感。但是不管怎样，不应该否认他对杂交水稻的开创性贡献。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2018.8.10.

每隔一段时间，中国就要出现疫苗事件，有的是谣传，有的是真有问题。然后就有人趁机妖魔化疫苗，吓唬大家不要去接种疫苗，特别是不要去接种国产疫苗。现在曝光出来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也是如此。几年来为疫苗问题我已经写过好几篇文章、做过几个节目了，现在正在外地度假，本来是不想再多说的。但是崔永元翻出了我两年前评论“山东疫苗案”的推特，大骂我是为“疫苗利益集团”洗地的骗子，指挥一大帮粉丝翻墙到我的推特骂街，好像我要对疫苗出问题负责似的；还有人趁机要为那些以前妖魔化疫苗的媒体人翻案，吹捧其为“民族英雄”，我就再说几句。

这次疫苗事件和两年前的山东疫苗案是在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一个是生产商的问题，一个是中间商的问题，但是导致的结果实质还是一样的，就是疫苗质量出了问题。不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疫苗质量没有保障，就是严重的公共卫生事故，都应该严惩。“山东疫苗案”的主犯后来被追究刑事责任判了十几年徒刑，这次的长生疫苗案也应该追究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而不应该只是行政处罚。

造假者应该处罚，但是公众也没有必要为此恐慌，把不合格疫苗想像得十分恐怖。这次出问题的疫苗有两种。一种是狂犬疫苗，被发现生产记录造假，疫苗本身是不是有问题不清楚。但是这批疫苗并没有出厂上市，即使疫苗有问题也没有造成危害。狂犬疫苗和其他疫苗不同，是比较特殊的治疗性疫苗，如果疫苗有问题，后果会很严重，能导致被狂犬病毒感染的人因为没能产生免疫而死亡，相当于杀人。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有假的狂犬疫苗在市面上流通。有报道有人在被疯狗咬了之后虽然接种了狂犬疫苗但是还是狂犬病发作死亡，怀疑是接种了假疫苗。其实狂犬疫苗的免疫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会有个别人免疫失败或在身体产生抗体之前已经发病，个别的案例是不能证明疫苗有问题的。

第二种有问题的疫苗是百白破疫苗。那个批次的疫苗上市后被抽检发现效价偏低，不合格。也就是说，如果接种了这批疫苗，有可能达不到免疫效果，有效性比较差，甚至完全无效，打了白打。但是疫苗无效的最大危害只是对它针对的那种传染病起不到抵抗作用，本身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网上有传闻说有人打了这种疫苗后失明，这如果不是谣言就是和疫苗接种无关的偶合事件。低效或无效疫苗不是所谓毒疫苗，其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因为每个批次的疫苗在上市前都会做安全性检测，合格了才能上市。对疫苗的有效性则只是做抽检。所以上市的疫苗的安全性都有保障，有效性则不一定有保障。

有人说以后要只打进口的疫苗，信不过国产疫苗了。其实进口的疫苗也曾经被抽检出效价低不合格，并不是就百分之百没问题，何况有的疫苗只有国产的，没有选择。我女儿在北京生活过几年，我都是选择国产疫苗。我相信国产疫苗有问题的只是少数，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国产疫苗普遍有问题的话，各种传染病早就在中国小孩中流行了。例如，如果国产百白破疫苗有问题的话，它针对的那三种疾病就会出现疫情，而实际上这三种疾病在中国仍然是很少见甚至极其罕见的，说明疫苗免疫还是很有效的。

易中天愤怒地问：“已经接种问题疫苗的孩子们怎么办？”好像这些孩子会因此受到多大伤害似的。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补种疫苗。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对疫苗的厂家和批次都有记录，哪个小孩接种了问题疫苗是可以查出来的。实在不放心的话，还可以去查查小孩体内是否产生了抗体，有抗体就说明免疫成功了。

总之，对生产问题疫苗的厂商要严惩，但千万不要因此被吓得不敢让自己的小孩接种疫苗。那些趁机妖魔化疫苗吓唬公众的人，和那些生产问题疫苗的厂商一样没有良心。

2018.7.23

冯小刚因为拍摄《手机2》，惹怒了认为《手机》是在影射他的崔永元，引起了很大风波。不管崔永元怎么骂，都没见冯小刚回应。很多人以为冯小刚不会理睬崔永元，不料过了两个月，这个事件渐渐平息了，冯小刚忽然发表《十问崔永元》，说是《手机2》杀青，可以腾出功夫问崔永元十个问题，又把事件炒起来了。

如果这篇文章是冯小刚亲笔的话，冯小刚的掐架水平要比连一篇短文都写得颠三倒四、只会骂街、面对冯小刚的质问没法自己回答只会转发支持者的反驳的的崔永元厉害多了。当然崔永元的支持者是不会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冯小刚这篇文章“逻辑不通”、“偷换概念”，有一个叫大生刘蟾的人写了篇《冯小刚〈十问崔永元〉里的逻辑谬误》，哀叹中国人普遍“逻辑差”、“不讲理”，声称冯文通篇逻辑硬伤，要以之为反面教材给中国人上逻辑课，被崔永元转载，在网上传疯了，光是其微信公众号就有四五千人打赏，发了一笔小财。

冯小刚和崔永元并不是在论战，而是在骂战。骂战骂不好，就成了崔永元式的骂街，骂的人比被骂的难看（当然崔永元的支持者不这么认为）；骂得好的，会冷嘲热讽、嬉笑怒骂，让人看得过瘾，但也主要是情绪的发泄，如果以论战甚至论文的标准要求其逻辑严谨，上起逻辑课来，未免就有些无聊。其实崔永元的支持者下意识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只要崔永元骂得过瘾，何曾要求他讲逻辑。我们就没见这个叫大生刘蟾的“逻辑大师”以崔永元当反面教材给中国人上逻辑课，虽然崔永元的思维要比冯小刚混乱得多。

更可笑的，是自己明明一脑子浆糊，却要以“逻辑大师”自居。要教中国人逻辑的大生刘蟾，自己就成了中国人“逻辑差”、“不讲理”的典型。我不想一一分析《冯小刚〈十问崔永元〉里的逻辑谬误》里的逻辑谬误——我前面说了，这未免有些无聊。我只举几个例子好了。

冯小刚在第一段质问崔永元：“你说《手机》这部电影伤害了你，请问，《手机》里的主人公严守一干过的事你都干过吗？严守一的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你都有吗？严守一从小没娘，是奶奶把他带大的，你没娘吗？严守一离过婚，你离过婚吗？严守一有个情人叫伍月，在出版社当编辑，你有情人吗？严守一-有个朋友叫费墨，说过‘做人要厚道’，你有这样的朋友吗？严守一在节目里说实话，在生活中谎话连篇，你也是这样的人吗？严守一不告密，不恐吓别人，做人有底线，你有吗？以针砭时弊说话风趣见长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全国就你一个吗？如果他干过的事你都没干过，他有的人物关系你都没有，你吃什么心？何来对你的伤害？你在这里骂骂咧咧演了两个月的流氓，不是碰瓷是什么？”

刘蟾说冯小刚在这里犯了“混淆概念、语义模糊”的错误，因为冯小刚认为《手机》的严守一和崔永元不是完全相同所以不是影射崔永元，这是冯小刚混淆了“完全相同”和“影射”的概念。

其实冯小刚这里最多只能说是表述不太严谨，和逻辑谬误没什么关系。没有人会傻到认为要“完全相同”才是“影射”，冯小刚显然也不这么认为，否则他没必要一一列举严守一与崔永元的不同之处，只要举出一处不同用以证明并非“完全相同”就可以了。

那么怎么判定“影射”呢？刘蟾说：“看过《手机》的都知道，这个人物的工作、处境，不时能让人想起崔永元，甚至误以为这就是根据崔永元的故事改编。这就已经产生了影射效果。因此严守一≠崔永元；但是严守一明显影射了崔永元。”

这完全是以所有看过《手机》的人的代表自居了。如果不是崔永元一直在嚷嚷《手机》“影射”他了，不知有几个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是在“影射”当时口碑还不错的崔永元呢？刘蟾做过调查吗？崔永元自己怎么看，是不能作为标准的，否则那些有受迫害妄想症的人的疑神疑鬼，我们是不是也都要信了？

崔永元认为严守一是在影射他，是因为他们都是“针砭时弊说话风趣见长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而且据说冯小刚还向他采风。所以冯小刚质问他：“以针砭时弊说话风趣见长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全国就你一个吗？”其实，即使全国这样的节目主持人就崔永元一个，也不能说就是在影射。好莱坞电影经常把美国总统描写成坏人，而美国总统就一个，哪个美国总统会因此发疯认定是在影射他呢？

不能因为两个人具有相似的“工作、处境”就认为是在影射，还得看两个人在各个方面的相似程度。冯小刚那一串质问，隐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冯小刚通过拿崔永元与严守一的对比还有讽刺崔永元没家教、没厚道朋友、生活中谎话连篇、做人没底线的意思。我没看过《手机》，如果不是冯小刚这么列举，我还不知道原来严守一和崔永元有这么多不同。既然有这么多不同，为什么崔永元只认为冯小刚是在影射他有情人，而不是在影射他“没娘”、“离过婚”呢？难道“有情人”是他的痛处？

“逻辑大师”因为没有幽默感，所以就老是把讽刺当成逻辑缪误。又如冯小刚质问崔永元：

“你作为传媒大学的教授，又口口声声说你爱电影，文艺作品切忌对号入座，这个基本常识你都不懂吗？《教父》这部电影你看过吧？它描写的是意大利黑帮家族的故事，有哪一支意大利黑帮‘对号入座’找柯波拉碰瓷了？你演了两个月的黑帮，拿了一个剧组的合同，今天恐吓这个，明天威胁那个，你以为黑帮就你这点肚量呢？我告诉你，你演得不像。”

刘蟾说冯小刚在这里犯了“诉诸权威”的逻辑错误：黑帮没找过《教父》，你也不应该找我。他驳斥冯小刚说：即便黑帮不找《教父》，崔永元也有找《手机》的权利。

我不知道有谁会把黑手党当成“对号入座”的权威，认为黑手党没有对号入座别人就也不能对号入座。其实冯小刚在这里不过是讽刺崔永元演黑帮演得不像，连黑帮都不如，跟“逻辑缪误、诉诸权威”毫无关系。

刘蟾批评冯小刚喜欢发动群众，实际上他本人更喜欢发动群众。前面已提到他要代表所有看过《手机》的人，此外他还要代表所有读过冯小刚这篇文章的读者。例如冯小刚在文章第七段质问崔永元：

“你是学新闻的，又是记者出身，但你为了攻击别人，对别人的文章和谈话断章取义，并肆意编造谎言，作为你撒泼打滚的论据，刘震云对女儿说遇到不懂的问题要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却篡改成刘震云让女儿不要脸，去快速获取利益；你说刘震云给你道过三次歉，刘震云就说了两个字，撒谎。难道断章取义和颠倒黑白，就是你的新闻操守吗？”

刘蟾说冯小刚在这里也犯了逻辑缪误：“到底刘震云是否给崔永元道歉，我们不知道；刘震云对女儿怎么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即便这两个都是崔永元说错了，也不会影响小崔的观点——1、明星漏税；2、手机对我有影射、伤害到了我。”

崔永元说刘震云给他道歉，刘震云、冯小刚说没有，双方都是空口无凭，还可说“到底刘震云是否给崔永元道歉，我们不知道”（虽然根据崔永元经常吹嘘别人向他道歉又被否认，我倾向于认为刘震云没有道歉）；但刘震云对女儿怎么说的，冯小刚在文章中列出来了，而且很容易核实，因为崔永元根据的是报纸的报道，报道的原话是什么，查一下就知道崔永元的确是断章取义，刘蟾却说“刘震云对女儿怎么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把所有人都当成和他一样愚蠢。

冯小刚举出这两条，不过是为了说明崔永元一向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没有新闻操守，因此对崔永元说的任何话都不要轻信。刘蟾却说：“即便这两个都是崔永元说错了，也不会影响小崔的观点——1、明星漏税；2、手机对我有影射、伤害到了我。”这都哪跟哪啊？难道冯小刚说什么话都必须是针对崔永元这两个观点，否则就是“逻辑缪误”？

对“影射”一事前面已提到冯小刚做过反驳，对“明星漏税”冯小刚只说了崔永元是“用你参与的一个剧组的合同，臆造事实”，没有多谈，这让刘蟾很不满，也让崔永元其他支持者不满，认为冯小刚是避重就轻、没有回答实质问题。其实冯小刚根本没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崔永元说的是别的明星偷税漏税，又没说是冯小刚本人偷税漏税，冯小刚并没有义务来替整个娱乐圈辩护。

冯小刚要做辩护，除了一句“臆造事实”，的确也没什么可多说的。崔永元要揭露明星偷税漏税，应该是他自己出示证据证明，而不是别人反过来证明自己没有偷税漏税。但是崔永元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他唯一出示过的范冰冰“阴阳合同”他后来承认了是拿别人的合同冒充范冰冰的合同，也就是说是通过造假诬陷范冰冰，可见他手上根本就没有范冰冰偷税漏税的证据，否则何必造假？刘蟾、崔永元的支持者不懂“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去要求崔永元拿出真实的证据证明明星漏税，却要别人证明没有漏税，这才是最大的“逻辑缪误”。根据刘蟾、崔永元的支持者的逻辑，冯小刚也质疑崔永元偷税漏税了，崔永元是不是也应该证明自己没有偷税漏税呢？我列出那么多证据证明崔永元公益基金会的账目问题，崔永元除了不停骂街，何曾见有过实质性的回应？刘蟾、崔永元的支持者怎么不指责崔永元避重就轻、没有回答实质问题呢？

冯小刚在文章里也犯了一条很大的逻辑缪误，他说崔永元：“他不是一个病人，他是一个坏人。”崔永元是一个病人，是崔永元自己也承认并有医院证明的，虽然他究竟犯的什么病有争议。冯小刚否认崔永元是病人，是因为以为病人和坏人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是病人就不会是坏人。这是错的。一个人可以既是病人，又是坏人。

我和冯小刚素不相识，好几年前在微博上还有过口角。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替他辩护，不过是因为看不惯崔永元支持者的嚣张气焰，更无法忍受一脑子浆糊的人偏要教中国人逻辑。当然，崔永元的支持者还是会骂我是冯小刚的“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擅长的“逻辑”。

2018.7.13

（按：该文最早发表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之后被管理方奉命删除。崔永元果然是受到特殊保护的）

在《我打了潘建伟什么假？》一文中，我谈到有一个被伪科学网站“科学公园”吹捧为“知名科普作家”的人，叫汪诘（也叫“汪洁”），写了一篇批评我批评搞量子纠缠的潘建伟的文章，却暴露出他的英语水平和物理水平都相当差。有人告诉我他是上海理工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去搞软件研发。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学工科的，好歹也是学过一点大学物理的，只不过没学好。但是我自己搜了一下，发现汪诘是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金融和投资英语专业毕业的，文科生，连大学物理都没学过的。我还搜到了几年前果壳网在推他，把他作为文科生做科普的代表推出来，说他做科普的特色是让文科生也能懂相对论。这个人原来只是在果壳网做相对论的科普，后来把这些科普出了一本书《时间的形状》，还得了一个图书奖，所以他就成了“知名科普作家”了。

文科生很喜欢谈相对论，显得自己很有知识很有智慧。但是我不认为文科生有可能懂相对论。我说的文科生，指的是只受过文科方面的高等教育，不包括那些一开始学文科，后来改学理科的。例如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德布罗意上大学一开始学的是历史，后来改学物理，再后来还拿了物理博士学位，受过完整的理科教育，就不能说是文科生了。中国的文科生大学是不学物理的，很多文科系连高等数学都不学，即使学高等数学，也只是学得很粗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在牛顿力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到了高等数学，尤其是广义相对论，用到了非常高深的数学，如果没有系统学过牛顿力学，不具有相关的高等数学知识，是不可能真正懂得相对论的。

有人可能会说，没在大学课堂上学过，不能自学吗？很多学科，特别是文科，可以自学，因为专业的门槛很低。但是文科生想要自学物理，基本上是妄想，因为物理要大量地用到高等数学，还得去系统地学习高等数学，那更不可能靠自学了。我在大学力学课上学过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涉及的数学相对简单一些，可以说是完全学懂的，但是广义相对论只能靠自学，因为需要用到的数学太高深，我也只是懂了点皮毛。更不要说完全不懂高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很差的文科生了。所以文科生是不可能学懂相对论的。自己都没学懂，当然不可能去科普。非要去科普，就只能是东抄西凑，现学现卖，没有真正理解，没有识别能力，就难免会有很多错误，像汪诘那样闹出“发送到以太空间”之类的笑话。

当然有很多人不服，他们认为自己靠自学学懂了相对论，不仅学懂了，还研究相对论，甚至推翻了相对论。这种人在网上非常多，我把他们叫做伪科学妄想家。除了相对论，伪科学妄想家还喜欢糟蹋的另一个领域是量子力学。尤其是现在国内量子纠缠被潘建伟炒得很热，好像不谈几句量子纠缠就显得不够档次，前不久甚至连电影明星李连杰也大谈量子纠缠。汪诘也喜欢科普量子力学、量子纠缠，但是文科生也是不可能懂量子力学的，因为它同样需要先系统学过牛顿力学，同样用到很高深的高等数学。

难道文科生就不能学点相对论、量子力学？当然可以，但是只能从科普著作学点皮毛。也就是说，文科生只有被科普的份，如果却要以专家自居去科普相对论、量子力学，和那些伪科学妄想家其实没什么两样。这样的“科普”，不仅会得到宣扬“地心说和日心说一样正确”、“人原地转一圈就相当于反方向转动整个宇宙一圈”的伪科学、反科学网站“科学公园”之流的欣赏，还能得图书奖呢，中国科普现状之可悲由此可见。

2018.7.3.

昨天被一则新闻刷屏：“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6月23日凌晨在东京一家医院逝世，享年108岁。”各家媒体的报道都在标题突出两点：“国学大师”（或“国学大家”）、“享年108岁”，似乎就这么给文怀沙盖棺论定了。然而这两点都是假的。文怀沙不是“国学大师”，而是江湖骗子。他的寿命也没有高到108岁这么吓人，而是97岁，他给自己虚报了11岁。

早在2009年李辉就已撰文揭露了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学术成就”和在1963年被劳教的真相，文怀沙本该已经身败名裂。然而在文怀沙的同乡好友易中天等人的胡搅蛮缠之下（参见我当时写的《易中天的“道德飚车”》），以及文怀沙一些朋友的朋友的“证词”迷惑下，李辉反而成了无理取闹，文怀沙继续以“国学大师”、“百岁老人”的面目招摇撞骗，以致到现在媒体还在炒作他是“国学大师”、“享年108岁”。所以，很有必要再系统地揭露文怀沙生前是如何骗人的。在李辉揭露之后，又有新的材料被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李辉的揭露是无比正确的。中国社会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说什么“死者为大”，好像坏人、骗子一旦死了其劣迹就一了百了，只许其同伙吹捧，不许别人揭露。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尤其是其徒子徒孙利用其死大做文章、继续骗人的时候，更有继续揭露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看文怀沙究竟活了多少岁。文怀沙生前都声称自己出生于1910年，在遭到李辉质疑时，他发表声明仍然说：“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享年108岁”就是这么算出来的。但李辉认为文怀沙应是出生于1921年，其证据是：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严格地说，不能排除记录员抄错的可能性，第一本花名册明显就抄错了。2016年5月8日，刘子冀在公众号“废纸帮”贴出了新证据，是文怀沙在1981年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办理退休手续时自己填写的表格，在出生年月一栏写着：“1921.1.15.”这是文怀沙自己写的，不能再怪别人抄错了吧？出生于1921年，到1981年60岁时刚好到退休年龄。

文怀沙曾经对《扬子晚报》记者冯秋红如此解释其档案记载错误：“当年我抛弃我的家，与一位相爱的年轻女子私奔到解放区。登记夫妻关系时为了显得更般配一点，就把1910年改成了1920年，这事组织上知道，本来不成为问题。”（冯秋红《淡看生死，笑对争议 108岁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仙逝》，《扬子晚报》2018年6月24日）然而档案里写的是1921年，不是1920年，把1910年改成1920年还说得通，改成1921年就不合常理。常理应是，1921年是其出生的真实年份，他才会那么写。

为文怀沙辩护的人说：“20世纪80年代初，文怀沙已将出生年份改回到原先的1910年。”这也与档案不符。根据刘子冀公布的资料，文怀沙曾在1990年9月向文化部申请去苏联访问讲学，亲笔填写了表格。可惜该表格残缺，出生年月部分无存，但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给文化部艺术局、人事处发的同意文怀沙赴苏联访问讲学的报告还完整地保留着，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我院离休干部文怀沙，男，出生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这份报告上文怀沙的出生年月应该和文怀沙自己填写的表格一致，否则就不能作为证明了。可知到1990年时文怀沙自己认定的出生年月还是1921年1月15日，而不是在80年代初就改成了1910年。

有旁证可以证明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在其退休申请表格中，他填写的第一个工作经历是“1943.2 - 1946.6. 四川硌碛国立女师校四川白沙国立女师院附中”。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43年22岁，开始出来工作，到附中当教师，比较合理。如果他出生于1910年，变成了到33岁才开始工作，就不合理了。所以文怀沙的年表在把出生年月往前推的同时，要把参加工作的时间也往前推，变成了：“1928年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不仅把自己的工作从师院附中教师拔高成了师院教授，而且工作时间也与自己在表格填写的不符，何况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只有四川白沙的这所，是1940年才成立的，1928年哪来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还有一条旁证。我偶然发现文怀沙的妹夫陈南濂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五十八年前的订婚照》（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f96bd01009uiz.html ），里面提到文怀沙的父亲文稠（又名文倜生）“抗战期间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东南补给区司令部公路运输处处长，抗战胜利后，1948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他因不满蒋政权反人民战争，忿然离职，投上海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与文老先生在青年时代同学……”徐学禹是近代名人，很容易查出他生于1903年。文稠是他在青年时代的同学，年龄应该差不多。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10年，难道他爹不到10岁就生了他？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文稠20来岁生他，就比较合理了。文怀沙为了让自己出生于1910年，曾说他的母亲淦智远出生于1882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文稠的年龄应该和淦智远差不多甚至更大，到1948年时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怎么还跑上海找工作？而且根据陈南濂贴出的结婚证，文怀沙的妹妹文亦光出生于1932年，难道她母亲50岁才生的她？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10年，难道他妹妹和他相差竟然达22岁？

可见，要让自己早生11年有多么不容易，因为需要改动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就露出破绽。除了要把自己打扮成“百岁老人”的江湖骗子，谁愿意去撒这么大的一个谎呢？

另外，在其出国申请表格中，有文怀沙亲笔写的对其1963年被劳教一事的说明：“一九六三年文犯有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的行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年。八一年元月复查，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但定坏分子开除公职不妥予以改正。并办理退休。（后改离休）”这就很清楚了，他当年被劳教不是因为他后来吹嘘的“反江青”，而是“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文革后他也没有获得平反，而是“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他在外面可以以“反江青英雄”招摇撞骗，否认自己是“流氓”，但在申请表里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流氓”。

文怀沙之所以被媒体吹捧为“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写过楚辞通俗读物，被吹捧为“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对此，当时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舒芜是这么说的：

“《屈原集》是有那么一本书。那是一九五三年，新中国建国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一批选定几种人民性最高的，由编辑部同人各任一种，其中有《屈原集》。……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目标很大，颇有影响。汪校本《红楼梦》一出来就受到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的批评，引起轩然大波。文注《屈原集》也受到臧克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批评，指出文注的格调低下。例如《离骚》句“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本来是说有个婵媛的（漂亮的）女嬃（姊妹），在严厉地（申申）责骂，文注却把“女嬃”解释为意味暧昧的“女伴”，把“申申”解释为“娇喘吁吁的样子”，足以引逗向《金瓶梅》一流的遐想。这虽然只是学术上的批评，与政治无关，但毕竟是中央第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压力不可能不大。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屈原集》的事就是如此。事虽是有，但是重复说一遍，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的编辑任务交派下来的。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我们都是这样理解自己的角色，文先生似乎不同一些，当然只能各取所须。”（舒芜《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10期）

文怀沙曾经出版过一本《鲁迅旧诗新诠》，被吹捧为“鲁迅旧体诗研究的开山之作”。1977年6月，鲁迅研究者王德厚将该书寄给茅盾，询问其看法，茅盾在当年7月11日回信说：“此人理解鲁诗的能力很差，甚至可说是全然不理解。例如‘大江日夜向东流’两诗的‘按语’，莫名其妙，《自嘲》之‘按语’亦然，‘洞庭木落楚天高’、‘禹域多飞将’等诗都‘按’不出来。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茅盾散文集》卷九 书信 致王德厚）茅盾不愧是大作家，虽然文怀沙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出来招摇撞骗，茅盾也一眼看出了这是个妄人和骗子。茅盾没能料到的是，这个妄人和骗子后来居然能够风靡全国十几年，死后还在继续当他的“国学大师”。

这个“国学大师”的国学水平究竟有多高呢？我在2009年曾经点评过文怀沙半文半白、半通不通的声明，全文附后，大家读了就知道这个“国学大师”不仅国学水平很低，语文水平也很差。李辉说文怀沙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那还是抬举他了，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

2018.6.24.

附：

“国学大师”的语文水平

·方舟子·

“国学大师”文怀沙通过香港某网站发表了亲笔书写的声明，全文不过一百多字，却已尽显“大师”风采。我们来欣赏一下，【】内是我的点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按：该成语出自《论语》，原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鸟比人，所以先说鸟后说人。文“大师”把成语给掉了个个儿，以人比鸟，“大师”成“大鸟”了？】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按：“大师”的“诞辰”真是非同凡响，一天之内竟然“忧患频连”，真是“大师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按：“大师”自称的“诞辰”是否也是“歧说”之一，不然何来“其它”？】，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按：“后世史家”？真以为自己是能被后世历史学家研究的大人物啊。】，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按：“大师”认识的子孙就不留赠了？杀熟啊。】，已公开刊布者有【按：“大师”的意思是他还有“内部刊布”的著作？】：“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按：自称一篇33字短文为“真经”，还真有“大师”风范，不，有“教主”风范。】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按：原来“大师”的丰功伟绩就是找钱拉人翻印自己也翻看不过来的古籍，这吓人的一亿四千万言究竟是“约”还是“近”？】）。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顺便说一下：几年前，偶然在央视上看到一个介绍“国学大师文怀沙”的专题片，很奇怪国内何时冒出这么个国学大师出来，就看了一下，只见“大师”在苏州某处名胜古迹游览，指着古人留下的楹联对当地陪同人员说：这个对联挂反了，根据意思，这个该是上联，这个该是下联……我仔细一看，按他的挂法，下联最后一字成仄声了。原来“大师”自创了对联的规矩。(2009.2.22)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6月9日在群学书院-半城读书举办的“医学、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高峰论坛系列公益讲座第二讲上做了题为《转基因：现状与争论背后的意蕴》，以专业人士自居，对关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在这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大争论中，“挺转”与“反转”双方各执一词。以“挺转”的方舟子与“反转”的崔永元为代表，我发现“挺转”的主力都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却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盲目发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但是事实上，科学没有绝对的，都是逐步发现的，小RN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们并没有对于这个问题像方舟子这样摇旗呐喊啊。

而“反转”的主力基本都不是科学界的，用我们东北人的话讲，都是“社会人”，大量传播着毫无科学依据的东西，甚至谣言，我觉得有损双方的对话，也不利于民众真正了解转基因食品。

事实上，我比较赞同早期崔永元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即民众需要有知情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中国存在监管不力。但是后来崔永元被拱到了那个位置，原有理性的声音也变得非理性了。

“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争论的过程中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极其不理性，粗鲁粗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甚至将不同观点转化为私人恩怨，将原有的讨论变成了争论，甚至演变为骂战，经过互联网的发酵之后，双方的鸿沟进一步拓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转基因的争论在西方是一个“利益”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社会问题，“挺”“反”双方的讨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民众的科学素养不高，政府的公信力不足让民众幸福。】

张教授批评“挺”“反”双方的讨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当然是认为自己非常理性、专业的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张教授自己理性、专业到什么程度。

张教授说“‘挺转’的主力都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挺转的主力中当然有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包括中国做转基因的几名院士，例如范云六、戴景瑞、朱作言、张启发，牛肯定比张教授还大。张教授也许认为他们不算挺转的主力，我才算吧。我当然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但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不等于就“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更不等于就不能科普转基因，否则张教授本人也不从事转基因的科研（原来是研究糖尿病的，后来突然研究起了植物微小RNA），更不是大牛，怎么也做起转基因的科普呢？要掌握转基因的知识，并不需要本人做转基因的科研，有生物学教育背景并掌握相关的资料即可。张教授生物学教育背景是有的（虽然不怎么样），但是相关的资料没有认真去掌握。

张教授批评我说：“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盲目发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

我当然认为自己在转基因问题上掌握着科学的真理，否则我还做什么科普，应该去接受科普才对。张教授本人如果不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怎么好意思批评别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科学素养不高”呢？

所以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不是问题，“盲目发声”才是问题。我受过系统的生物学训练（比张教授受的训练还强点），写过两本科普转基因的书（正在编辑第三本）和上百篇转基因科普文章，都是尽量根据科学文献和权威资料，自信对转基因技术和有关争议的了解远不是明显是为了做演讲才临时胡乱找了点资料的张教授可比。张教授说我“盲目发声”，就请他具体地指出来我的书中、文章中哪一点是“盲目发声”，否则他就是在造谣。

张教授还说我：“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这也完全是造谣。我多次说过，绝对安全的食品是不存在的，反转控要求转基因食品证明绝对安全、无害是漫天要价。只要证明了转基因食品和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甚至更安全，就可以放心，而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证明过的，都可放心食用。我从来没有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否则我写那么多文章苦口婆心去科普转基因干什么？

张教授说：“事实上，我比较赞同早期崔永元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即民众需要有知情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中国存在监管不力。”事实上，崔永元早期就一直在造谣转基因食品不安全，例如造谣说转基因食品含有“不明病原体”，难道张教授也比较赞同？张教授还赞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危害人类健康的确切证据，但并不表示将来也不会发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具有累积性和潜伏性，需要长期监测才能对其安全性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凭这点就该把张教授划为“反转派”，他怎么又声称自己不反对转基因呢？一种食品的安全性有疑议还能上市吗？还能放心地吃吗？各个国际权威机构、各国监管部门都认为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是充分、恰当的，张教授凭什么说“需要长期监测才能对其安全性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就因为他极其“专业”地发现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具有累积性和潜伏性”？身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对转基因的认识如此糊涂，却偏要举着“专业”的大棒砸人，要砸南京大学的牌子？

张教授说：“‘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争论的过程中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极其不理性，粗鲁粗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甚至将不同观点转化为私人恩怨，将原有的讨论变成了争论，甚至演变为骂战”，张教授说这种话大概觉得自己很客观公正中立，然而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如果真的对比过双方的言论，都不会说出如此混淆视听的话，居然认为“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是同一类人。所以善意地说，张教授在这里是“盲目发声”，不客气地说，则是因为张教授和我有“私人恩怨”故意颠倒黑白。

在张教授的研究（他自称“重大发现”，并因此开创了“南京学派”）被反转控利用时，我评论过他的研究的实质，让他至今耿耿于怀，在讲座前面这么说：“因为我的这项研究，网上有很多人将我列入了‘反对转基因’的阵营，也有研究者指责我的研究并未被国外实验室重复，因此该项研究是夸张且失实的。”这里说的“有研究者”指的就是我。我在《笑话百出的“小崔考察转基因”》这么说：

【崔永元介绍说，“2011年南京大学张辰宇发现植物中的微小RNA能够进入血液，这表明人们在吃转基因食品的时候，可以摄入食物的遗传信息片段。”张辰宇的实验结果国外几个实验室都重复不出来，可能不是真实结果。即使是真实的，也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无关。转基因作物并不改变植物中的微小RNA，转基因食品中的微小RNA是原来就有的，所以人们在吃转基因食品的时候，和吃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即使能摄入微小RNA，摄入的也是原有的微小RNA。如果担心摄入微小RNA会影响人体，那么首先要担心的是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吃普通大米就要担心被里面的微小RNA影响了人体，吃转基因大米并不增加这种风险。】

其实我当时说得太客气了，不够“专业”。更“专业”地说吧，国外很多家实验室不仅到最近都没能重复出张教授的实验结果，而且怀疑张教授的实验结果是污染所致，是假象，有一个还讽刺说这可能是“只在一个实验室特殊技术或条件下才能做出的结果”（见文献）。当然这不妨碍张教授自称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的发现已经有太多的人重复出来了”，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孟山都如何害怕他这个发现：

【我确实不喜欢孟山都这家公司。因为作为一家垄断公司，它为了自身利益公然阻挠科学发现。我到布鲁塞尔去的时候，碰到了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的发现在当时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市场，而且使他们产生额外的成本大概是每年1.2亿美金左右，就是用来查这些microRNA是否对人体有影响。1.2亿美金啊，那他肯定要反对我了。】

不知道他碰到了哪个孟山都的哪个首席科学家，会这么害怕一个没有获得公认的“重大发现”，每年花那么多钱去查没有哪个监管部门要求查的“这些microRNA是否对人体有影响”。哪个孟山都傻到这种程度，别是蒙山都吧？

看这次讲座的现场照片发现，江苏省还为张教授建了一个“江苏省小核糖核酸工程研究中心”。为一篇别人重复不出来的论文就建一个中心，正如河北省为韩春雨的一篇别人同样重复不出来的论文建了一个“基因编辑研究中心”一样，都是因为现在中国的“重大发现”太多了，钱也太多了。

2018.6.21

文献：

1. Witwer KW. Alternative miRNAs? Human sequences misidentified as plant miRNAs in plant studies and in human plasma. F1000Res. 2018 Feb 28;7:244. 

2. Huang H, Davis CD, Wang TTY. Extensive Degradation and Low Bioavailability of Orally Consumed Corn miRNAs in Mice. Nutrients. 2018 Feb 15;10(2).

4. Kang W, Bang-Berthelsen CH, Holm A, Houben AJ, Müller AH, Thymann T, Pociot F, Estivill X, Friedlander MR. Survey of 800+ data sets from human tissue and body fluid reveals xenomiRs are likely artifacts. RNA. 2017 Apr;23(4):433-445. 

5. Masood M, Everett CP, Chan SY, Snow JW. Negligible uptake and transfer of diet-derived pollen microRNAs in adult honey bees. RNA Biol. 2016;13(1):109-18. 

6. Tosar JP, Rovira C, Naya H, Cayota A. Mining of public sequencing databases supports a non-dietary origin for putative foreign miRNAs: underestimated effects of contamination in NGS. RNA. 2014 Jun;20(6):754-7. 

7. Witwer KW, Hirschi KD. Transfer and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dietary microRNAs in vertebrates: concepts in search of corroboration: negative results challenge the hypothesis that dietary xenomiRs cross the gut and regulate genes in ingesting vertebrates, but important questions persist. Bioessays. 2014 Apr;36(4):394-406.

8. Witwer KW, McAlexander MA, Queen SE, Adams RJ.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d droplet digital PCR for plant miRNAs in mammalian blood provide little evidence for general uptake of dietary miRNAs: limited evidence for general uptake of dietary plant xenomiRs. RNA Biol. 2013 Jul;10(7):1080-6.

9. Snow JW, Hale AE, Isaacs SK, Baggish AL, Chan SY. Ineffective delivery of diet-derived microRNAs to recipient animal organisms. RNA Biol. 2013 Jul;10(7):1107-16.

10. Dickinson B, Zhang Y, Petrick JS, Heck G, Ivashuta S, Marshall WS. Lack of detectable oral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microRNAs after feeding in mice. Nat Biotechnol. 2013 Nov;31(11):965-7.

（按：此文最早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3个小时后被删除）

崔永元因为冯小刚要拍摄《手机2》，骂导演冯小刚、编剧刘震云、演员范冰冰，一开始只是被当成个人恩怨。崔永元因为各种原因经常在网上破口大骂，大家已习以为常了。直到崔永元捅出“大小合同”（又被媒体称为“阴阳合同”），变成了在揭露中国娱乐界偷税漏税的黑幕，于是崔永元再次当上了“民族英雄”——也有人称赞他是“民族魂”，不过这是当年鲁迅逝世后盖棺用语，这么说的人当心崔永元又跳将起来说是在威胁他。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阴阳合同”事件是怎么演变的。5月23日，崔永元转发“范冰冰获国家精神造就奖”的新闻，评论说：“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5月25日，崔永元发了一份合同的截屏，截屏内容很少，只能看清是演出酬金一千万元。崔永元评论说：“一个真敢要，一个真敢给。”联想到崔永元5月23日的微博，人们猜测这是范冰冰的合同。果然，在5月27日崔永元发出了这份合同的更多截屏，评论说：“你不用表演，你是真烂。”该合同截屏虽然多处打马赛克，但是有一处明确写着一千万元是范冰冰参加演出的报酬。这时候围观者还只是感叹娱乐明星的收入真高，高得让人嫉妒。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崔永元在第2天（5月28日）发出一份授权书的截屏，评论说：

“猜猜看：一个人演一出戏，为什么要签两份合同？行话，这叫一大一小双合同。小的不怕曝光，因本人号称值千万。而大合同是五千万。1+5=6 天哪，这也不行那也不干，就拿走六千万人民币。现在问题来，那五千万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拿？怕啥？还有，拿下六千万元以后，这哥们儿只在片场演了……4天。”

这是崔永元首次提到“一大一小双合同”，大合同五千万，小合同一千万。前一天他晒出的合同刚好是一千万，人们当然认为小合同指的就是那份合同，而且那份合同有对甲方的各种限制，例如：“未经乙方认可的造型，乙方有权拒绝拍摄。”“除非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于乙方工作期间安排媒体访问或其他人士到访。”跟这条微博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干”相符。一千万的合同是范冰冰的，人们当然认为崔永元是在揭露范冰冰通过大小合同偷税了（范冰冰自称“范爷”，称其为“这哥们儿”也说得过去）。不仅围观者这么认为，媒体这么认为，范冰冰这么认为（通过其工作室发表了否认有“大小合同”的声明），而且税务局也这么认为，马上宣布要去查范冰冰有没有“阴阳合同”。范冰冰的形象一落千丈，据说华谊公司的股票还因此大跌。

然而，崔永元在接受记者当面采访时，却说那份五千万的合同和范冰冰无关。既然一千万的合同写着是范冰冰的，五千万的合同是别人的，当然就不是“大小合同”、“阴阳合同”了。先晒范冰冰的一千万合同，再晒别人的五千万合同，然后说这个人通过大小合同拿走了六千万，让税务局去查范冰冰，这不是通过移花接木的方法诬陷范冰冰吗？

五千万合同不是范冰冰的，又是谁的呢？崔永元不愿明说，只说是“一个团伙”。但是他的微博一开始说这个合同是“一个人演一出戏”、“这哥们儿只在片场演了4天”，明明指的是一个演员，怎么又变成了“一个团伙”？

不管怎样，崔永元手上没有范冰冰搞“大小合同”的证据是肯定的，否则也不会拿别人的合同充数。一看围观群众要散了，崔永元赶快说，他这儿有“一抽屉的合同”，“数目都吓死你”，“我这个里面最严重的一个人，他和他老婆两个人，七亿五。”有没有人被吓死了我不知道，估计得吓晕几个，因为国产电影制作费达到这个数目的屈指可数，还都被一对夫妻搞走了？崔永元后来说这事是两部电影筹拍，剧组里的某些人以请功夫明星、老电影人的名义一下子就把7000多万骗走，最后各种名目加起来，总共拿走7亿多。“我们往多了算，就算有1亿5千万确实是为了这个电影服务的，那也有5个多亿被黑了。”“其他人合起来一百多亿都不止。证据我都有。”两部电影投资一百多亿，这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电影？是什么神片啊？最后，崔永元终于向记者展示了这份7.5亿元合同的部分内容，人们才知道他说的那对演员夫妇是杨子、黄圣依，涉及的是《大清相国》和《中南保镖》这两部电影的拍摄。这两部电影是杨子在2016年策划的，后来没有拍摄，杨子发了声明说从未签署过7.5亿阴阳合同，相关投资已在2016年全部撤回。原来涉及的是两部吹嘘过但没开拍的电影，即使杨子夫妇像崔永元说的那样巧立名目搞走了7亿多，这和“阴阳合同”有什么关系？难道崔永元揭露的不是偷税而是洗钱？崔永元说杨子托人带话要灭掉他，他以前也说转基因集团带话要灭掉他，现在人都这么文明，灭人前先通知，肖传国雇凶前怎么没托人带话给我，太野蛮了。

崔永元本来是要打倒《手机2》、冯小刚、刘震云、范冰冰的，怎么兜了一圈变成在打杨子、黄圣依呢？崔永元和杨子、黄圣依有什么恩怨吗？杨子、黄圣依的天价合同（如果有的话）又怎么会落到崔永元手里呢？他们和崔永元有什么交集吗？有的，他们和崔永元都曾经有过共同金主——上海快鹿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祥。

施建祥投资过两部电影《大轰炸》和《叶问3》，都由杨子担任总裁的火传媒全权负责策划、宣传、推广，结果因为推广《叶问3》用力太猛出了大事。2016年3月4日，《叶问3》上映，3天后票房号称达到了4.7亿元，引起媒体质疑。电影总局要求各大电商售票机构立即提供与《叶问3》发行方签署的票务合作发行合同和票房情况，发现票房注水严重，引发了连锁反应。《叶问3》在上映之前，已经被快鹿集团打造成了一个金融产品，在理财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等融了一百多亿，票房造假被揭穿后，资金无法兑付，施建祥在3月7日出逃美国。同时，施建祥因涉嫌集资诈骗被上海警方正式立案，70余名涉案协议人被拘捕。2017年1月9日，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对施建祥的红色通缉令。今年6月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再次发布了对施建祥的通缉令。

范冰冰和黄圣依都是《大轰炸》的演员，崔永元则是该片的艺术顾问，以致有人怀疑崔永元手上那份范冰冰一千万元合同就是范冰冰出演《大轰炸》的合同，所以才会落到崔永元手里。崔永元与施建祥的关系非同小可。搜索媒体公开报道可知，最迟在2011年两人就开始了合作关系。那一年的9月27日，崔永元在北京启动“崔永元·新锐导演计划”，给崔永元出资的“朋友”中就有施建祥。崔永元当时是这么说的：“新锐导演计划是一次公益行为，无钱可挣，赞助商突然退出。今天早晨，我紧急向朋友求援，半小时内，张广良先生、佟兴林先生、周立波、胡洁夫妇、施建祥先生、宋旭先生已为崔永元———新锐导演计划捐赠700万元！有朋友就能干大事，谢谢朋友们！这也是新锐导演的福分。”

投桃报李，在2015年-2016年间，崔永元多次为施建祥站台：

2015年2月，施建祥在东方卫视主办“‘快鹿之夜’春满东方2015年春节联欢会”，崔永元是主持人。

2015年6月19日，“一支难忘的歌——庆贺作曲家黄准90华诞暨施建祥影视公益活动‘星梦行动’”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崔永元出席并透露将拍大电影：“明年让你看到我的大电影，现在还不能透露，你就等着吧，肯定特别好！”

2015年12月27日，大银幕（上海）电影投资有限公司开业揭牌暨“8+1”电影战略决策委员会2016新片预告会及受聘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施建祥、崔永元出席。“大银幕”的大股东是上海快鹿，总裁施奇吟不知和施建祥什么关系，此前杨子帮他确认微博认证，说“施奇吟是我的兄弟”。所谓“8+1”电影战略就是施建祥首创、后来被警方认定为集资诈骗的“互联网+电影+金融”的商业新模式。崔永元在现场发表贺词时表示：“我们大银幕第一是为了扶老携幼……第二是我们要全力打造中国的电影产业。一家公司，不论规模大小，都能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所以我们愿意向大家学习取经。当然也会义不容辞的尽自己一份力，为电影产业锦上添花同时还要雪中送炭，也欢迎电影界的有志人士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想到大银幕。做电影就是做艺术，大银幕会把每一分钱都使在刀刃上，做有价值的电影艺术。”听这口气，崔永元俨然是“大银幕”公司的代表。

2016年2月27日，施建祥与崔永元在洛杉矶共同主办主题为“奥斯卡与中国，奥斯卡与公益”的奥斯卡快鹿之夜晚会，两人共举奥斯卡“小金人”。十天后，施建祥跑路。

崔永元与施建祥并不只是这种简单的站台关系，2016年1月开始了密切的商业合作，接连成立三家公司，准备在电影界大干一把：

2016年1月12日，上海永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崔永元文化传播工作室，注册资金1亿元。上海崔永元文化传播工作室是崔永元及其助理穆雪峰于2015年10月30日注册成立的，今年3月15日注销。

2016年1月21日，永元影业（上海）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施奇吟和穆雪峰。

2016年1月22日，永元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还是施奇吟和穆雪峰。

可见崔永元2015年说的“明年让你看到我的大电影”不是随便说说的。可惜，一个多月后，施建祥出逃，崔永元的“大电影”也没了踪影，崔永元的“一抽屉合同”派上了别的用场。但是崔永元和施建祥企业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因为施建祥的出逃中断：

2017年2月4日，上海崔永元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崔永元、监事周佳钰、执行董事陈薇薇、总经理崔艳梅。周佳钰是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董办、创建青年文明号号长。陈薇薇是崔永元的妻子。崔艳梅和崔永元是山楂树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一起卖天价非转基因食品的。

“大电影”的梦想破碎了，崔永元的品牌还在嘛，还可以派上别的用场的。

201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