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刚写了一篇文章，说到位于圣人之乡的曲阜师范大学在反右与文革时做出的惊世骇俗的事情，那就是收留了一批被冲击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可以在曲阜这个地方颐养天年。

我总是猜测，曲阜师范大学所以如此，还是沾染了一些孔夫子的气息的，尊重知识，从而尊重知识的主要载体——知识分子，总应该是孔夫子的教诲之一吧。

       这篇小文章引来了几个来自曲阜师范大学的朋友的留言，追忆了各自的峥嵘岁月，也同时涉及到了“考研基地”这个有点敏感的词汇。

       尽管我没有去过曲阜师范大学，但是还是想谈谈曲阜师范大学的好与不好。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有些评判肯定也就有不恰当的地方，还望大家海涵。

       其实，我本人是在合肥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我来得北京，再比较北京的各个大学的气息，那和合肥就决然不同了。

所以，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它们的书香气息其实是压不过墙外的世俗气息的，即便建设再高的校园围墙，也依然没有什么作用。

而曲阜，因为寂寞，所以寂寞，反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好好地培育学术风格。实际上，当我去海外的大学访问，发现那里或小镇，或城市的边缘，或城市的闹中取静之处，和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这个待过），和曲阜师范大学（这个是想象的）应该有更多相似之处吧。

但是，中国目前宣扬的是北大、清华（这俩家伙也经常自行掐架），如果之前宣扬它们，还好一些，毕竟那个时代的中关村就是很寂寞的，一个原本是太监们置办家业房产天地的偏远地段嘛，自然好不过和珅们待的地安门一代，成为学术的重镇也是情有可原，可到了今天，再看中关村，当年太监们应该为自己的远见卓识自我倾倒了——这哪里还是偏远地段，简直比皇城根、前门那块还要热闹。

       所以，今日之北大清华已然不会再和当年相比了，尽管更多的状元还是会选择这两个地方，可是，状元再次出门的时候水平大约就是秀才或童生了。

       如此一比，倒是曲阜这样的地方更符合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寂寞和高深。

       也所以，大家一门心思想学习，也是一个可以推断出的结果。

       那么，曲阜师范的不好呢？

       有朋友说到，曲阜师范大学其实是按照高中时代的学习模式来进行大学的教学。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不止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省内的很多大学依然采取着高中时代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大学生。比如，早自习、晚自习这种中学常见的做法，在山东的不少高校（也包括一些中专、专科学校）依然大面积地广泛存在，曲阜师范大学我没有亲见，但是推测应该也是有的。甚至，大学里多没有一个固定教室，而山东省内的高校里却依然保留。

       关键问题在于：这样的做法是好还是不好？

       我的意见是：有好的地方，比如纪律性、比如学习时间的保证而不至于荒废掉，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感情也容易加深，等等。

       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校里确实少见，我觉得山东人所以在科研创新方面确实不如江苏、浙江人，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山东人有各种各样的框框在约束着能力的发挥，尤其是创新能力。

       而大学开始，正是解除各种框框的时候，但是我们依然主动把自己放进框子里，这就使得创新尤其艰难。

       我作为山东人，对此应该说是深有体会，在我从中国科技大学的本科转到山东大学硕士时惊愕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发现不仅山东大学的学生在一个框子里，连很多教授都在主动将自己限定于一个框子里，所以山东人更适合解决问题，而不适合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山东大学当时的数学系（后来的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再后来的数学学院）的一位教授还经常在自己的讨论班宣扬这样的一个科研方法，那就是：我们做科研时就象面对一面墙，要使劲去吹看看墙上有缝没有，如果有，就拿个钉子楔进去，能钻多深就钻多深。如果没有，我们继续吹，直到上面出现缝为止。

       这位教授的弟子基本也就成了先吹后钉的科研人员。全在一面墙上下功夫，不出现缝隙就始终不断地吹下去。

       山东人的实诚就表现在这里了，在科研上，其实这是要命的一种思维模式，它不导致创新成果的出现，顶多会导致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的策略一般不是最优的。

       而据我所知，曲阜师范大学的做法恰恰是充满“山东特色”的，学生们学知识学的一定扎实，可是创新性却有些让人担忧。

       我本人作为典型的山东人，这些问题都曾经困扰我的思维，我也曾经完全按照这种固定模式思想过，也所以，我对于有些老师对于山东不少高校的培养模式，非常赞成在基础扎实的情况下增强创新性思维，把山东人的创新能力也打造成如江苏、浙江人那样的地步。

　　老祖家的闺女也会拿起画笔胡噜几下子，看上去是得了老子的真传了。

　　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不得了，啥都会两下子，应该和北京的素质教材有关，君不见一到周末，要么就奥数，要么就舞蹈，要么就声乐，要么就乐器，总之不把孩子们弄成全才是不拉倒的。

　　我这估计也很快就要面临这类局面了，人家告诫我，4岁的陈热闹已经落后了很多啦，说的我面红耳赤的——看样子陈热闹以后不会弹钢琴肯定是和我这当爹的不够积极有莫大的关系。

　　此事搁下，我们看看女承父业的情况。

　　当然，小居里和她的老公是承了父业+母业的，甚至连得诺贝尔奖都是有继承性的。

　　庞加莱家族也是数学世家，很多这个姓氏的人都有对于数学的独特贡献，写进了大学教科书的庞加莱就不止一个。

　　邹承鲁的夫人李林院士是李四光的女儿，严陆光是严济慈的儿子。这类情形在中国似乎也广泛存在。

　　怎么孩子们就奔了父亲母亲的路子了呢？

　　耳濡目染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父母刻意的职业选择了。

　　孩子，你选老爹爹的这个专业，怎么老爹在这一行当里也还认得几个人吧，以后提携提携你几乎是一定的。

　　另外，老爹既然在这个行当里做事，文献综述总是做过的，所以知道未来发展方向是哪里，所以你就听爹一句话，错不了！

　　如此等等！当孩子的不听都觉得不好意思。

　　郭沫若在自己的儿子女儿选择职业的时候，自己觉得孩子们不应该再学文学，省得以后老得写歌功颂德的文字，你看郭老找的那儿子前途参谋是谁：钱学森。

　　钱学森据说给郭老的女儿参谋了一个电子学，说这个方向未来有大发展，于是，郭老的女儿就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电子学系（6系），之后的20年，果然电子学大热。

　　俺们觉得也应该让陈热闹女承父业，研究应急管理，因为在她的老子我看来，这个学科在50年内都还有的发展呢——

　　至于原因，我不说你也知道。

　　你呢？要不要你们家闺女也承一下父业？

　　我们一般都能够认可一个管理机制的设立有一个目标。

　　机制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做的一些制度上的安排。

　　当然，机制要有一个主体，一般我们最多接触的是执行主体，就是为了达到那个设定目标而去实现机制的一个或一群人。

　　除了执行主体之外，还要有客体，你的这个机制总要作用到某些人的身上，那些机制的作用对象自然就是客体。

　　主体可以直接对客体进行作用，也可以通过间接作用，比如说介质。

　　之前我所知道的驾校关于学员吃饭问题有这样的机制设计。

　　目标：让学员去驾校办的食堂吃饭，以使驾校再学费外再挣点饭费。

　　学员和驾校之间在吃饭问题上却是相互独立的主体，学员可以不去吃你的饭而改去吃附近小饭馆的饭，当然，如果学员自己乐意，也可以主动去吃。

　　怎样让这些学员去吃呢，此时主体开始想机制了，那就是在你办理各种手续时候预先把饭费收一部分，最后执行多退少补的政策。

　　学员交过报名费之后，按说这个费用可以不交，可是交了报名费就基本算是认可了这个驾校，被“绑架”了，退学的成本显得会有点高。因为相对于报名费，预收的饭费是个高阶无穷小，很多人交了也就交了。

　　不过，主体直接作用于客体的机制不是好机制，因为客体明显就会对这样的机制有看法，有反感的情绪，所以，聪明的人设计机制不会采用这类方式。

　　后来，驾校的“吃饭”机制又有所改变，开始采用利用驾校师傅诱使学员去食堂吃饭的做法，当然，师傅本人是免费的，否则人家也没有义务和动力去“为虎作伥”。

　　这就将吃饭机制提升了一个档次，从学员的角度上说，师傅告诉你去哪里哪里吃饭，你如果不去，则一方面会担心学车过程中被“虐”待，甚或有其他类型的担心。总之，如果不顺从这一机制安排就很可能会有潜在的成本付出。

　　中国的动画片所以没有市场，原因很多。

　　俺们觉得：想象力不够强，故事性也不好。

　　不过，这两年总算有所改观：《喜羊羊与灰太狼》出来之后，为国产动画片争了一口气，尽管公司老板是香港人，那也是中国特区的人啊。

　　我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有个主意，我来写100集的系列故事，然后有公司老板愿意投资去做动画。

　　这个可以写到100集的系列动画故事名称就叫《Shopping猫与提包狗》系列。

　　故事梗概：Shopping猫与提包狗是一对夫妻，其中，Shopping猫是海外博士毕业，现在正在北京某大学做副教授，而提包狗则是专科毕业，现在在开出租车。他们俩高中时是同学，大学毕业后结了婚。现在他们有一对双胞胎，还有一个农村亲戚家的孩子在家里寄养，有时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也到他们家或看孩子或造访吃饭。于是，5口固定人员，至少4位常来的人员，就基本构成了生产生活和工作戏剧的一个团队。故事那就是想怎么编排都可以了。

　　主要的矛盾还是在Shopping猫和提包狗两个人的身上。因为两个人的生活圈子不同，学历也有差异，所以一起生活自然就闹出来了不少笑话。

　　当然，在动画片里，Shopping猫是个爱逛街的女人，虽然是博士，可是经常愿意去动物园批发市场，也偶尔去高档大商场，而可怜的提包狗则总是被迫跟随左右，起着拎包的作用。

　　我这里大致想了想，觉得至少有50集的故事可以很快编出来，其余的故事想编难度估计也不大。

　　但是，动画制作是个麻烦事，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及的，需要其他人的参与。

　　这个动画片创意和《喜羊羊与灰太狼》不同的是，对象是所有年龄层面的人，而不只是儿童。俺们判断：一定能火！可是，谁来一些合拍呢？这怕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呵呵——

　　【因为我要先写一段“博客主人按”，且有点长度，所以老吴这篇新文章发在原创里，算是陪衬的绿叶，呵呵，到底谁是绿叶啊？？】

　　博客主人按：其实老吴说的卧龙凤雏二人得一的说法我之前也曾经困惑过，那就是刘备得了俩，咋还是龟缩于蜀道之内，想出来统一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呢？想了想，还是想不清楚了。

　　因为要么传说是错的，要么就是所谓的“得”也是有条件的，说不定曹操得就可以统一中国，而刘备孙权得则不然呢。

　　但是，曹操那边已经是兵精将广了，水平和诸葛差不多档次的参谋型人才也有郭嘉、程昱、华歆、荀彧、司马懿等，多一个诸葛不多，少一个不少。

　　而孙权那边，也有了不少类似的人才，甚至，庞统最后连个面试机会都没得。只能投奔当时还属于最弱的刘备一方，然后一切从0干起，最后才算偏安于蜀地，三国归晋的过程中，蜀国在所有三个国家里提前拉倒了。

　　我赞成老吴关于“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个把人才并不真正重要到缺了不可，如果人才基数足够大，环境足够复杂，时势一定会产出大人才。也就是说，一个能够使人才不断冒出的政策体系，一个好环境，才更值得一个王朝去追求。否则，仅得卧龙，除了勉强在他存在时可以支撑着过日子，过完这个村也一定没有那个店。

　　当年80岁（还是70岁？）的姜子牙出马，据说周文王扶着装了姜子牙的车走了808步，于是周朝就存在了808年。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无稽之谈的，可是，周朝的制度性优势，比如我刚刚撰文谈到的春秋战国时人才辈出尊重知识分子的那个时代，却是可以使那个时代得以延续的。诸侯国互不统属相互竞争的设置模式使得人才流动现象非常多见，失人才者很快就面临国家的各类危机，也自然促使国君们以尊重真正有价值的人才为己任，即便那些人才全是连国君都毫不客气地进行批判的性格，国君们也不敢不尊重。

　　而如今呢？国家引进的西方来的人才，很多人属于拍马唯恐不在人先的狗东西，凡事先考虑自己的好处和收入，宁肯违背基本政策。如此人才和人才观，最后怕也就落个蜀国的下场吧，连奴隶制社会的周朝都可能不及。

——以下是老吴的搜狐文章，链接地址http://cwufp.blog.sohu.com/156388086.html————

　　或许是年纪大了，早上醒来太早，闲着没事儿，也不知道该写点什么。

　　前先天，坐在飞机上，无聊的看着杂志，想起一些争论，人才与环境等等，似乎总有一些没有争论清楚的地方，今天有时间随便写下几句。

　　时势造英雄，或许是中国人对人才最好的总结。现在有句口号，叫21世纪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可以被看作一种臆想。实际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才和蠢材的区别，只有当一个人发挥了什么别人做不到的特殊作用的时候，或者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时候，由于其功绩和不可替代性，被称作了人才。在其发挥作用之前，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人才，刚刚出生的孩子，谁能分辨长大后哪个人才，哪个是蠢材呢？诸子百家是如此，秦朝的英豪是如此，汉朝、三国的英雄、唐宋的文人和艺人哪个又能离开那个时代的特征？现代革命历程中，军事天才哪个是在战争之前就被认为是天才的呢？21世纪是什么竞争？要竞争什么？有谁说得清楚呢？那么怎么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人才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建立一种让任何人都能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才是根本。“三国”把这个说得很透彻了。诸葛、周瑜都是响当当的人才，人评“得卧龙凤雏一人可安天下”，两个都得到的蜀国寿命最短；先有周瑜，后有陆逊的江东接着被灭；倒是看不到特殊天才的魏国最后发展壮大成统一三国的晋。曹操的伟大在于建立了一个能够让人为国效命的人才成长体系，而诸葛亮眼前总是只有那么几个，后来能用的人也就那几个富二代，这样的蜀国如何能够长期存在？

　　即便刘备这样爱才的领袖，具备真正的战略眼光，用人得当，也不能保证蜀国的繁荣昌盛。过分的依赖诸葛亮，导致的结果就是诸葛一完、国家也亡。

　　人才是用来保证国家发展的，而不是用来显摆的，更不是领导人用来向百姓叫板的。当我们用各种人才计划招募大量所谓人才的时候，而且这个人才标准就是一个，SCI点数，我看这种人才更像国庆日天安门广场摆放整齐的菊花，充不了饥，解不了渴，只能是摆设。

　　【博客主人按：这个系列的文章从中国的历史以及传说中取材，并非纯是历史资料，所以，有些可能是不确切的，还请谅解。】

一、什么人方能算得知识分子？

　　何为知识分子？定义有点难下。

　　其实，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定义。

　　简单地给个陈氏判据吧——自己的识字数要稍高于周边环境人群的平均识字数即可认为是知识分子。

　　比如，当年尧时代的许由，也许就他知道下一个冬天在11次月亮圆缺循环之后来临，而其他人不太知道；就他会在甲骨上刻字而其他人都是乱画；那就是当年的大知识分子。

　　而在今天，你不认得几个积分微分符号，说自己是知识分子都有点勉强。

　　所以，知识分子有时代性、地域性。不能说爱因斯坦他老人家是知识分子，俺们这不懂相对论的就不是了。

二、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包括4个方面：

　　一），自在生存的可能性。在不需要讨好任何当权者的前提下生存下去的基本尊严。换句话说，不用像狗那样摇尾就可以得以生存。【这其实是任何人都应该有的基本人权】

　　二），自由旅行、迁徙、发言、撰文、写书、授徒以及不进入社会的权利。

　　三），作出正面贡献的渠道畅通。是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可以为社会带来一些正向的贡献。方式既可以是自己积极主动去献宝时不被鄙视，也可以在家待价而沽。

　　四），不被迫去做负面贡献的可能性。自己可以有权选择不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自己鄙视的当权者所用，不主动去做戕害人类的事情。

　　其实，满足了以上的四条，知识分子的尊严就有了保证。而且以上4条是逐渐具备的，越向下其实越难。

三、原始社会的知识分子们有尊严吗？

　　还说许由，据说当年尧准备把村长的位置来着，被断然拒绝。他宁愿幽居于山林，不去为百姓做贡献，也不想用享受可以有的荣耀。

　　而尧也没有办法，说你必须出来等等的话，而是长叹一声离开，转而羡慕一下许由的自在。

　　再说姜子牙，不知道商末周初时代是不是到了奴隶社会了？暂且存疑。

　　姜子牙80岁垂钓于渭水之上，虽是有装模作样之嫌，可是毕竟名声在外嘛，所以，在河上待价而沽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个时代，按照《封神榜》的说法，云中子、土行孙、申公豹啥的，只有你会一点功夫，都可以被邀请出山，为不同的政治势力卖力工作，报酬也还不错。如果你不干，也基本不会勉强你。有没有因为不乐意出山被杀死的例子？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所以，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们还是有点尊严可言的。

　　对了，说到苏妲己小姐迫害比干等一群知识分子的事情，其实比干也是可以跑的嘛。

四、奴隶社会，诸子百家四处穿梭，知识分子风光无限

　　包括俺们县的邻居，那位如丧家之犬的孔老夫子，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其实，今天的我们已经忘却了众多国君究竟姓字名谁，太多太乱，且光荣事迹也不够显著。

　　而这些多认识了几个汉字的家伙们，当然也不排除部分人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则成为主角。今天我们会议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名号肯定比国君还多。

　　不信你自己举举例子：秦穆公（叫啥我不记得了）、宋襄公、楚庄王、齐桓公小白（只记得小名）、晋文公重耳（只知道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小名还是大号）、勾践、阖闾、夫差，赵武灵王（具体叫啥呀？）、鲁哀公（哪根葱啊？有啥事迹待查），大约耳熟能详的就这些了，还有一些应该能再想起几个，可是得使劲挖挖才行。象燕丹好像只是太子。

　　可是那些“子”们呢？说说——

　　孔子（孔丘）、孟子（孟轲）、晏子（晏婴）、韩非子（其他名字不知道）、墨子（墨翟）、孙子（孙武）、孙膑、庄子（庄周）、老子（李耳）、列子（名字有点忘了，但是应该记得）、公孙子（公孙龙）、惠施、管子（管仲），这些是非常著名的，事迹都在嘴边，此外，还有诸葛亮喜欢的乐毅，还有白起、百里奚等人，连赵括的爸爸都名气不小，更别说廉颇、蔺相如这样的啦。如果我有兴趣，还可以继续列，肯定还能再写它20、30的。

　　而且，在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们在这里不开心了，就可以换个老板，这里薪水低了还可以另外找个工资高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代是知识分子们的时代。而原因其实似乎大家不爱接受——

　　这是一个不统一的时代，各自为政，但是语言又比较接近，都来自古汉语，分成了山东内地口音（鲁国），山东半岛口音（齐国），河北口音（燕国），河南口音（赵国），湖北口音（楚国），咸阳口音（陕西），而已，大的变化不多，象南方或东南部沿海也还没有进入大家的视野。此外，货币也比较容易兑换，拿个刀币很容易变成铜钱。

我在博文《系列：机制的故事【1】》（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2373）中特地表扬了由国务院亲自制订的一个好机制，那就是“煤矿领导要轮流带班和工人同时下井”。

这个机制其实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煤矿风险控制中领导不重视的大问题，我还说了这一好机制的保障机制，那就是网上公开领导下井安排的具体做法和时间表。在此之下的留言讽刺了我，说只要上班也让领导也打卡就足够了，还用什么网络啊，不够麻烦的。

我笑笑，觉得这位留言的朋友太不了解我们中国的现实了。打卡那属于内部控制，也就是领导控制，基本上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糟糕的是，果然就有佐证的事实随后发生，说明好机制之不好用的现实情况。

大家看看以下新闻：

——————————————————

题目为《矿难频发“领导与工人同时下井”真没有》（http://star.news.sohu.com/20100719/n273593386.shtml）

　　17日上午7点50分左右，河南汝州市蟒川乡新岭煤矿发生井下火灾，发现8名遇难矿工的尸体，据称当时下井有六七十名矿工（7月17日中新社）；17日20时10分左右，陕西韩城市桑树坪镇小南沟煤矿发生一起矿难，造成井下工作的28名矿工全部遇难（7月18日新华社）。

　　大连油管爆炸、洪涝、台风灾害……当影响力更大的灾害事件占据媒体显著位置时，人们的眼球似乎已经无暇顾及当日频发的矿难了，同一日连发两起致人死亡的矿难事故通讯社寥寥数语就打发了，也没有当地媒体的跟进后续报道，“全部遇难”昭示着救援的过程都可以省略了，不可能如王家岭透水事故般将救援奇迹大书特书。然而，矿井中逝去的生命岂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带过？

　　从矿难报道的只言片语中，我没有看出这和以往的矿难有所不同的细节。我曾天真地以为，这几天要是发生了矿难定会有所不同——7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以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等行业为重点，全面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企业领导要轮流现场带班，煤矿和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堂堂大国总理说话理应管用，又不是飞鸽传书的年代，通讯如此发达，上传下达难道需要那么长的周期？

　　可能对很多厂矿来说，“矿领导与工人同时下井”犹如耳旁风，至少在河南汝州、陕西韩城就没有做到。总理话音未落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他们真倒霉正好撞在枪口上，肯定要从重处理……反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黑心的煤老板和失职的监管部门来说可谓松了口气。一般而言，媒体报道的篇幅越大说明事件越有影响力，越有影响力领导才会越重视，领导越重视越是从快从严处理。遇难矿工的赔偿事宜也有可能在轻描淡写中，以公众不知晓的方式了结。

　　全部遇难的名单中没有也根本不会出现某某矿领导的名字。按理说，要是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的话，好比将负责人与工人的安全捆绑在一起，一旦出事遭殃的不仅仅是他人的性命，就会逼得相关责任人不敢大意。早在2005年安监总局就出台了《关于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的指导意见》，前几天总理也重申了这个问题。连我等与之无关的人都知道：“领导与工人同时下井”应该有，从现状来说领导身先士卒“真没有”。领导下不下井根本无人监督，规定不能实行，“领导与工人同时下井”彻底沦为一句空话。

　　理论上，这样的规定既不复杂也不难操作，一旦实施对减少甚至杜绝矿难大有裨益。说到底，矿领导等责任人并没有把自己真正当做下井的一份子，不可能有自律的责任心。要是监管松懈更是只管捞钱不顾矿工死活——良心的缺失是任何纸面上的规定所挽救不了的。

————————————————————————————————————————————————

所以，我们可以去好好地设计机制，但是，执行中的太多空子让人无法对好机制产生信心。我们的问题实在是太初等，根本到不了机制的层面。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说了，然后真去做它！

在这类基础打好的情况下，再来谈机制设计，也许是合适的。

突然就觉得自己写那么多《机制的故事》所为何来啊？莫非这些都只能在100年后才可能用上？

　　这里，我们需要看看公平机制的另外一个情形。

　　在之前这个系列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说到了分粥的公平机制之所以公平，以及这一机制的适用或不适用的情形。

　　除非分东西需要公平外，收钱的时候也需要公平。

　　比如，设计累进税率制度就是为了公平，某个数值之下不收个人所得税，超过这个数字之后，收A%，再超过第二个更大的数值之后，超过部分再征收B%的税，B>A。

　　如果是演员这类高收入群体，有时候收入可能一次就是几十几百万，则有例外的税收机制与之对应。

　　个人收入征税，运营收入也一样收税。

　　在我看来，所有机制都有漏洞，有的漏洞开始时就存在，人人知道，要靠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来回避这一问题，而另外有的漏洞则是慢慢去找才会发现，对于后者，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最富的某人一年交的税以“个位数”为单位，可见其合理避税（或就是偷税）的能力有多强，当时澳大利亚一片哗然。

　　税收之外，其实还有其他调节的收费杠杆。

　　在南欧待了几个月，楼下的中国人一家有娃娃在上幼儿园，我就关心了一下幼儿园收费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幼儿园的教育肯定不属于业务教育，是收费的，但是收费也有不同标准，这个标准按照什么来确定呢？据我所知是按照这个娃娃的父母的收入情况。

　　刚好这一家的娃娃爹妈都还在读书，收入就是奖学金或者做研究助理的报酬，算不得高，他们家娃娃收费就只有30多欧元，应该不算高了。而小两口的奖学金的数额在每个月700-970欧元之间。

　　如果是夫妻双方的工作都是正式工作，且都在1500-2500欧元一个月，则收费会高到每月400欧元，这个差距就显出来了。

　　我们家陈热闹算是正常上了北京的某家幼稚园，每个月的费用是在1000元左右，吃饭和比如不定期体检或游泳班以及其他各类培训班的费用另算。这个数额是每个娃娃都一样的，也没有根据父母的收入进行平衡。而我们家小区的一家私立幼儿园，每个月的收费则是2600元左右，和公立幼儿园还是有相当的差距，高太多了。

　　我们的幼儿园收费从来不会考虑到家庭收入问题。

　　其实，这并非就不对，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收入是很难计算的，而在西方，收入不被国家税务部门监控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除非有专家帮你避税或逃税，这对于一般家庭就不可能了，只请专家一项就可能超过你一个月的收入了。

　　应该说，从收税收费上进行调节是一种常见的保障公平，不至于引起贫富差距太大的机制设计。

　很多地方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正县长姓傅，副县长姓郑，好像我们县几十年前就有过这事。

　　很多人对于“fu”字很不感冒，那些姓了傅、付、符、扶、伏、甫、褔的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姓“Fu”却是副职，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有个好玩的例子，夸张了点，不过似乎还算有点意思。

　　某副职干了很多年依然是副职，对“副”敏感到无以附加的地步，最后退休前来到药厂当副职。一天，秘书拿来一份新药的宣传材料，他见最后一句话里有个“副”字，很暗忖：“老子到哪里都躲不开你了，还！”大怒，删去该字。

　　几日后，宣传材料出来了，上面写到：“此新药无任何作用。”

　　众人皆倒！

9月份，将再赴成都。

当然，还是和应急管理有关系，现在每次出门似乎都只和应急管理有关系。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5月11日去了一次都江堰和汶川映秀镇，9月的这次成都之行看看山东协助重建的北川新县城。

其实，前年去绵阳、绵竹等地，已经看到了一些北川的样子，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好，今年再去应该是崭新的面貌了。

这次去成都将带去一篇题为《应急响应过程与灾后重建阶段的“可恢复性”评价Recoverability Evalu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ss and After-disaster Rebuild Stage》的论文以及相应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