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青岛的亲戚打来电话。
告诉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说青岛市正在招聘中科院院士来青岛工作，每年给100万。
亲戚然后说：这不比你在北京挣得多啊？
我回答道：多多了！
亲戚接着责问：那你还不考虑来青岛工作？！
我很无奈：我现在还不是院士呢。
亲戚接着很奇怪地问到：那，中科院的不是院士，哪里的又能是院士？！
俺们再回答：有的大学里的大教授也是院士，中科院的人更多的其实不是院士。
不过，我还是积极了表示了一下：虽然我不是院士，可是我离院士很近。
我话里的意思是，我有时候能和院士握手，此时就算是零距离了。
亲戚误会了，说：那你抓紧点，快当上院士，就可以到青岛来领100万了。
俺们也兴奋地说道：好嘞！麻溜的。
【之前，我已经在报道里当过院士了，好像还不只一次，其中一次是西南某大学的网站，我在做过学术报告之后，学生回去写报道：中科院院士陈安在我校XXXXX，搞得我看到后悲伤地乐了。本来想去纠正一下来着，又一想，当不上院士，在报道里当一回，也算过过虚瘾了。就象我国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拿个其他奖似的。】
正如现在的旧体诗即便写得比唐代好也早就无法影响世界了一样，小说或其他各类文体想通过一部作品影响时代的可能基本没有了。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的情况，也没有读过他任何一部作品。
前段时间，看中国的部长文人王蒙就说，天朝的作品未来可以传世的大概就是短信了，于是出现了如此局面——
1，楚辞
2，汉赋
3，唐诗
4，宋词
5，元曲
6，明清小说
7，民国杂文
8，共和国短信
这个排列比较有趣，我喜欢。
这种现象不仅是在中国，其实也存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作品影响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年托尔斯泰写封公开信发表在报纸上，就能引来大家的跟风的潮流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这个新的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个人的看法是1970年代开始，世界就不再为一部作品而激动。中国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到了1980年代，我们还在集体读某一本或几本书，并奉之为精神指南。似乎朱光潜先生的书或者李泽厚先生这类哲学家的书，乃至傅雷先生的家书集锦，都一度有过这等待遇。我自己也因为读了余光中的诗而感动过。应该说，都是幼稚无知的年代了。
我在葡萄牙访问的时候，刚好葡萄牙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若泽·萨拉马戈18日在西班牙兰萨罗特岛家中去世了，享年87岁。他得奖是在1998年，2天后葬礼在首都里斯本市政府大楼贵宾厅举行，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和西班牙第一副首相德拉维加出席。
我并不在里斯本，不过也能够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市政广场看到滚动的字幕，表达对于这个作家的哀悼之情。也许对于葡萄牙这个小国来说，作家萨拉马戈的地位崇高得让大家仰视，可是，这样的尊重可能更多是在对于他认真写作，作品获得了大家认可的背景下。要说因为读了他的作品世界从此不同了，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的，也许没有一个人受如此重大影响。
去年的得奖德国作家赫塔米勒更是一个异数，她在罗马尼亚长大，可是她所处的地区却一直在是说德语，所以对于德国有天生的亲近感。在罗马尼亚政治压力下，她后来跑到了德国，好像这里才是她永恒的家乡。所写作品中不少就是描述在罗马尼亚沉重环境下的生活，我读过几篇她的作品，视角独特，深入人心，不过，看过之后好像也就过去了。
文学是人学，写人在环境中的压抑或释放几乎是永恒的主题，写好却不容易。所以，我读着《约翰-克里斯朵夫》就会为之倾倒，可是，读《战争与和平》就没有太多感觉，而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岳彩亮先生说，后者其实比前者要深刻得多。不过，他的这个结论我今天依然无法信服。
尽管有此争吵，可是我们都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和《战争与和平》都深度影响了世界，前者当我在病榻上缠绵时对我的心灵冲击就是巨大的，我都可以设想它刚刚写出来时文学界激动的样子，以及读到的人会怎样审视自己的内心和决定未来的行为。
而今天的得奖作家的作品，怕难做到了，或者干脆悲观地说，绝对达不到这个地步了。
我有个疑问。这个疑问因为诺贝尔化学奖的揭晓（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0/238373.shtm）而更加强烈。化学奖这次授给了三个人，两个是退休教授。其中的理查德·海克现为美国特拉华大学名誉退休教授，铃木章现为北海道大学名誉退休教授。
这个疑问也许是中国式的，也许不是。请知道的告诉我，谢谢。
如果一位海外的教授退休多年后突然得了诺贝尔奖，他原来的学校或研究所或公司会重新礼聘他回去吗？
或者，会不会出现他老人家突然被多家机构争抢的情况啊，虽然已经是85岁的老头了。
因为我见过类似的情况，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一位退休多年的教授突然当上了院士，抓紧礼聘回来，给院士高薪，然后重新给办公室和配助手。
是不是其他国家也都会这样呢？
求教于方家。
如果他们没人要，我们干脆全要过来得了，这样我们国家就能很快增加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许他们甚至愿意在晚年隆重受邀加入中国国籍呢，我国诺贝尔奖多这个现象不就更加名副其实了啊。
刚刚写了应急管理的基本问题（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4868）。
又想到了诺贝尔的事情，俺们觉得其实诺贝尔多关注的是学科领域中基本问题的解决。可是国人现在对于基本问题并没有兴趣，我们所有的思维模式都是奔了能用，能快速地用上这样一个目的。即便粗陋点也在所不惜。
还记得在大学做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在任意给定的那个“任意小的e”之前，俄国人一定要凑成1，让人感觉思维之奇妙，数学之美。
美国人好像就没有这样的兴趣，只要前面是个有限数，后面加一个无穷小，就认为大功告成了。而我们的思维则在两者之间，差不多能行就可以了。
如果让我说世界上最具备创新意义的国家，我认为应该是英国，美国和俄罗斯，而美国的做法则多源于英国，俄罗斯人的体系是独特的。
在数学方向待着的几年里，我就发现导师或者其他学者每每对俄罗斯人赞不绝口，认为每当科学家从美国人那里发现了什么新东西，后来一查，俄罗斯人已经在20年前就用俄文提出了，于是，修订课本，把原创的俄罗斯想法再放进来体现一下对所谓原创性的尊重。
在其他的学界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存在。
我们的原创和俄罗斯比，大多是韦小宝式的原创思维模式，一个小聪明好像瞒了很多人，于是就开始洋洋自得了。即便曾经让人大吃一惊过，可是后续更深刻的玩意却是没有了。如此，谈何革命性创新。
诺贝尔的宗旨却是鼓励原始性的创新，小聪明式的创新很难持久。无法影响深远。
那些从美国人那里学了些皮毛来的中国学者，往往还没有机会进入本质性探寻，就开始满足自我的荣耀感，因为耻辱感或危机感而带来的研究动力直接消失而化为对于自我实现感的追求，于是，更加丢了诺贝尔的本意，这也是杨振宁李政道的“不同”和更多中国学者的“大同”之差异。
好像中国人的耻辱感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们的归国教授也好，国内学者也好，慢慢地就把诺贝尔放到了脑后，继续自己的在科研行为上正儿八经的严肃游戏。等待更多的周期出现。
诺贝尔科学奖在我们国家就呈现出这样的波动特征，所以，消停就消停了吧，让我们不要再提它。
“我爸是李刚”事件中的河北大学很有意思。
俺们觉得，这个事情充分说明，即便给了大学行政化级别也没用——一旦和社会的权贵阶层产生冲突，他们依然是连副股级的官员都害怕的，尽管河北大学的校领导至少也是厅局级。
既然如此，中国的大学们还要这个所谓的行政化干嘛？给了总理级的行政待遇恐怕他们依然是连芝麻官或者绿豆吏都不敢惹。
所以，正面地看，河北大学这次当孙子的事件很有未来价值，说不定能够为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彻底被埋葬挖下第一锹土，随后埋葬的土会越挖越多，直至彻底埋葬。
如此，今天“孙子”式的河北大学倒是为这个事情做了点贡献。
只是，牺牲了一条鲜活的生命，这个代价使得河北大学领导彻底没脸了。不过，相对于生命，他们的脸分文不值，丢了就丢了吧。
有一句话问：有“宗教情怀”这个东西单独存在吗？
如果我说宽容和善良不是宗教情怀，您觉得我这么说正确吗？
或者换个说法，不宗教的人是不是一旦拥有宽容和善良这样的基本品质，他接着就宗教情怀了？还是依然可以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全世界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情怀，而不是特定的“宗教”情怀呢？
可爱的，请你告诉我，哪种情怀是宗教人具备而非宗教人一定不具备的呢？请给我一个判据！
现在看耶稣们（不只包括耶稣，也包括我们的土特产老子孔子们），觉得他们在当年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年代能够去思考人类的大问题，也确实够不容易的。他们的理论或言辞，不管最后是成了宗教还是没有成为宗教，一些原则性的话倒是现在依然适用，其中也包括以辩术著称的公孙龙类似的话到今天也一样适用。但是，涉及到对世界的理解，他们当年的绝大多数认知可以认为基本是错误的，列子嘲讽孔子的《两小儿辩日》就是一例，尽管列子本人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其实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至少他知道就凭孔子的智力和知识能力一定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
即使耶稣们很不容易，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身为同性恋的王尔德先生有句话更深刻，“不要因为一个人为一件事死了，而那件事就是真理”。
那个时代留下的话很多都是正确的，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能说错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基本理念能说不对吗？肯定是对的！另外，耶稣的很多话我们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正确与否并不代表就是先知，当年的王二麻子的话也有很多正确的，也许比耶稣说的正确的话还多两筐呢！类似地，耶稣说过的错话比王二麻子还多三筐呢。
我个人一直这样相信：世界是向前而不是向后发展的，我们不可能老是端着2500年前的老文章当真理使用，那个时代的人无法清晰地认知世界规律，对于人心的规律他们也许一样无法清晰认知。今天的人们认知到的世界以及世界运行的规律一定超过以前。世界大势，总是滔滔向前，顺之则传，逆之则隐，即便有个别的回流逆流，总趋势却依旧是向前的。
如果孜孜于以往的所谓圣人之言，甚至竟然会顶礼膜拜之，我看至少不是科学的态度。好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宽容，宗教也都有其各自存在的理由，不过，科学和宗教之间如果一定只有一个选择，那么，我相信前者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我宁肯相信当代的宗教更象一个召集大家一起来扭秧歌的村民小组，而大家奔了教堂去其实是去赶集呢，即便不买两把芹菜，也总还是可能遇到熟人的吧？
有人说宗教和科学并不是势不两立，而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我很难赞成这样的话。
宗教让人去相信一种主观的未经验证的东西，而科学则要通过各种手段证明世界是客观而不是主观的，即使我们大家可以各有所思。
我看到有朋友的论证，说到宗教不断地接纳科学，所以宗教很好。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可笑，宗教你怕是不得不接纳科学吧？因为不接纳还是按照你原本主观的东西去告诉大家世界的样子，而实际上世界不是你说的那样，再坚持下去，除了徒留笑柄还会有其他？！换句话说，你如果不用科学根本就玩不转，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嘴里说出的话。
而科学完全可以不依赖于宗教而存在。而且事实上，历史上的科学只有不断地逃离和摆脱宗教的束缚才可能获得发展和光大。
我可以改口说太阳是在绕着地球转，但是事实上它不是！
两者孰强孰弱，还不高下立判！
【这个结论如此显而易见，甚至都不值得去做什么辩论，也所以宗教界的辩论高手就把问题转移为“有些大科学家是相信宗教的”这一论题，而这一问题有灰色地带存在，比如我自己都十分崇敬的大科学家牛顿就曾经晚年糊涂过，利用这种现象的存在，宗教界的人士刚好就去论证牛顿糊涂时其实才是正确的，一般论调是“牛顿发现只有上帝才能解决终极问题，于是，后期才终于醒悟，选择放弃科学而研究神学”。另外，你作为一个小小科学家不是崇敬大牛科学家牛顿吗？那你就得崇敬后期醒悟后的牛顿。竟然不崇拜？那你当然就是错误的，这就成了转而论证“你连比你强很多的大科学家的观点都不崇敬，你是老几”这个观点了。一系列的转移话题，转移地真是好辛苦啊！】
大家聊聊吃素有益健康也就罢了，如果一定要证明吃肉绝对有害于健康，这个怕就把话说歪了。科学网博主间的争执还是得回到科学的基本轨道上来，如果竟然争论起“宗教是不是科学的”这个话题，这个这个怕真是走反了方向。
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名气比在国外大。
好像中国人提起科学就会提他的名字。
爱因斯坦不但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哲学家，看他的爱因斯坦文集就知道他的哲学修养有多深了。
因为说话多，所以，如果仔细翻查，肯定可以找到一些提及上帝的话。
就象那篇著名的命题作文，里面让涉及到皇室，宗教，神秘和性。一个女生提交了一篇：我的上帝！女王怀孕了，谁干的？
她赢得了第一名，其中的“我的上帝”当然涉及的就是宗教喽，即便是从戏谑的角度看才是这样。
而爱因斯坦文集中这类涉及宗教的论说至少有，事实上，还颇有一些。
因为这个缘故，宗教界人士很兴奋地认为爱因斯坦也是相信基督教的。
这甚至是到今天都依然在传播的谎言。可是，你能说爱因斯坦没有说过“我的上帝”之类的话，他当然说过，而且他还说“上帝不掷骰子”之类的话呢。
也许，因此就有人说爱因斯坦了解上帝，还知道上帝是个或不是个赌徒这样的大秘密——
有的科学家相信宗教，但是大科学家里面相信的却很少。美国科学院院士李7%的人相信。
但是，即便大科学家们不相信上帝，有的人也还是会偶尔去教堂。
也许，宗教界人士看见他竟然进了教堂，还划了几个十字呢，就因此判断那就是基督徒。
我也进过教堂，也划过十字（很夸张地），可是，我和基督徒走的方向完全相反。
我也进过中国传统的庙宇，还双手合十过呢。那次我在香港甚至进了伊斯兰的清真寺。
合理猜测一下：爱因斯坦进教堂的次数应该比我要多些，也许他老人家结婚也是在教堂里结的呢。
可是，似乎这些都无法说明爱因斯坦有宗教信仰。
如果你一定只把他老人家的这些和宗教有关的事情摆在我面前，而且把他不相信宗教的话全部屏蔽掉，那么，咋一看说不定我都觉得爱因斯坦还是很有宗教信仰的嘛！
其实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愿意这样误导公众的宗教人士或准宗教人士很多，反正他知道你不会去看爱因斯坦文集，怎么知道他引用的片言只语其实原本是带了嘲讽的口吻和居高临下姿态的呢。
但是，对于宗教人士们显得稍微有点糟糕的是，还是会有人去看那《爱因斯坦文集》以了解他老人家对于宗教的真实思想的。那么，爱因斯坦信上帝的谎言就很容易被发现。
或者，退一万步说，爱因斯坦和牛顿一样，一度迷信宗教，对上帝的存在充满泪水。于是，宗教就变成科学了？
应该不至于吧。牛顿对上帝掏心窝子说的那几百万字的话，再说上一万遍，也一样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那就多来个一手分析，别转基督徒的二手资料了吧。
引来引去引得多了，爱因斯坦真要变成恨因斯坦了，而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引用者和误导者的本意。
【Blog主人按：仅仅是猜测，请别跟我较真】
邓晓芒说：“书出版后，杨老师曾说过，‘可以说，这项翻译工作，没有我，邓晓芒自己也是可以独立完成的；但如果没有邓晓芒，我自己是绝对完成不了的！’这句话让我感动。”
首先，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个话。
对于杨祖陶先生在《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里用到的春秋笔法，杨本人说到——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记’，也可以称为一个‘补记’。按照‘三方合同’，我是第一著作权人。对于《三大批判合集》的问世也该有点表示，但我没有机会。”他还提到，“当我得到早已于2009年9月出版的《合集》，才根据现代人不可少的‘契约意识’，提出要补一点文字，有幸得到应允。大批的《合集》已进入发行渠道，只能在库存的书后上一个字数严格的‘后记’。”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在学生把书完成并出版后，老师想在书中多多地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所做的努力，而不是被学生掠夺成果后的奋争。
老先生既然前面说了要好好地支持后学，可是真倒发现这本书颇有价值，然后就去奋力出头，要争点什么了，这种行为就与老先生的身份大不符了。
这怕也正是邓晓芒委屈又没法说的地方。
作为自己的授业老师，他对书可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可是他却是第一著作权人，中国的事有趣吧），但是要说完全没有贡献也不是那样，至少他校了一下吧（内容多少另说，全部文章重写一遍叫做校，只校了一页一段也叫“校”）。这样，邓在很多场合就得不断地提到老师他老人家的名字，而且好像还不能少提。少提就是隐瞒，不提就是绝对的欺师灭祖了。
关于师生中的合作署名问题，我之前曾经连续写过七篇文章，认为还是应该按照贡献，不要看情分。
这不，为了照顾情分，又是师生终至翻脸的活生生一例。
中国人又爱面子，所以，这样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在第一著作权人到底谁来当的问题上推来让去。而在学术界不断频出这类事情之后，看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只去照顾情分而不去照顾事实？！
今天在华侨大学做了两场报告。
其中下午的一场算是讨论，我阐述了对于科研选题的五个层次的看法。
第一个层次：方法或方法论的研究选题。
一般情况，方法或方法论都是可以广泛适用的研究主题，也许要跨越多个学科进行应用，所以要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但是最后却要落脚于研究哲学方面，而且好的方法或方法论要有实现工具。
这是最难的科研，也是最有价值的科研。比如，评价中的AHP方法，虽然发明它的Saaty教授似乎也没有得啥要命的诺贝尔奖啥的，可是，这个方法的永恒就证明这他本人的永恒。
第二个层次：开拓学科方向的研究选题。
因为以往的学科对于某类问题没有很好的适用性，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另外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主题。这就需要开拓新的研究方法。
在管理领域，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位蔡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叫做可拓学的学科新方法，并受到了基金委十数年的连续资助。应该说，这是一个努力，尽管并不容易。另外一个广为中国学者所知的方向是灰色系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邓聚龙教授提出，并经过他的弟子以及其他应用者的使用而名声很大，甚至国际上还出现了以这个为主题的SCI期刊。这些都属于开拓新的学科方向的努力，尽管都路途艰难。
华罗庚先生则开拓了多复变函数论的新学科方向，且国外的学者也都纷纷跟上，是一个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方向。
第三个层次：面向问题及其解决的科研选题。
数学里有很多公开问题，如哥德巴赫猜想。
管理学里面有很多实际问题，如环境是否对劳动生产率有强烈影响？如应急管理是否应该采取集中式的指挥模式？等等。
能够面向这些问题展开科研，并在某种程度上逼近问题的解决，都是科研选题的一个重要考虑。但是，和前两个层次相比，这个要略微低一些。尽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促进方法的形成和完善。
第四个层次：采用别人的方法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进行辅以改造的应用。
寻找真正的问题，尤其是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并不容易。
所以，很多科研其实是在采用其他人已经提出的方法，然后根据自己所处领域的实际情况对方法进行改造，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求，最后，对于解决自己领域的问题或者分析自己领域的问题给出一定的参考。
这是一个稍微大点的应用题，选题者要同时了解别人的方法和自己的领域需求。
当前我国的绝大多数科研属于这个层次的科研。
第五个层次：做作业式的科研。
一般情况下，做作业前我们就知道肯定有一个标准答案或参考答案，而选择科研题目，很多情况下我们也是知道希望得到的结论大致是什么，只是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把中间的空隙填补起来就是。
做作业式的科研也不能说不叫科研，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尽量避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