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的存档

爱因斯坦真要变成恨因斯坦了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名气比在国外大。

  好像中国人提起科学就会提他的名字。

  爱因斯坦不但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哲学家,看他的爱因斯坦文集就知道他的哲学修养有多深了。

  因为说话多,所以,如果仔细翻查,肯定可以找到一些提及上帝的话。

  就象那篇著名的命题作文,里面让涉及到皇室,宗教,神秘和性。一个女生提交了一篇:我的上帝!女王怀孕了,谁干的?

  她赢得了第一名,其中的“我的上帝”当然涉及的就是宗教喽,即便是从戏谑的角度看才是这样。

  而爱因斯坦文集中这类涉及宗教的论说至少有,事实上,还颇有一些。

  因为这个缘故,宗教界人士很兴奋地认为爱因斯坦也是相信基督教的。

  这甚至是到今天都依然在传播的谎言。可是,你能说爱因斯坦没有说过“我的上帝”之类的话,他当然说过,而且他还说“上帝不掷骰子”之类的话呢。

  也许,因此就有人说爱因斯坦了解上帝,还知道上帝是个或不是个赌徒这样的大秘密——

  有的科学家相信宗教,但是大科学家里面相信的却很少。美国科学院院士李7%的人相信。

  但是,即便大科学家们不相信上帝,有的人也还是会偶尔去教堂。

  也许,宗教界人士看见他竟然进了教堂,还划了几个十字呢,就因此判断那就是基督徒。

  我也进过教堂,也划过十字(很夸张地),可是,我和基督徒走的方向完全相反。

  我也进过中国传统的庙宇,还双手合十过呢。那次我在香港甚至进了伊斯兰的清真寺。

  合理猜测一下:爱因斯坦进教堂的次数应该比我要多些,也许他老人家结婚也是在教堂里结的呢。

  可是,似乎这些都无法说明爱因斯坦有宗教信仰。

  如果你一定只把他老人家的这些和宗教有关的事情摆在我面前,而且把他不相信宗教的话全部屏蔽掉,那么,咋一看说不定我都觉得爱因斯坦还是很有宗教信仰的嘛!

  其实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愿意这样误导公众的宗教人士或准宗教人士很多,反正他知道你不会去看爱因斯坦文集,怎么知道他引用的片言只语其实原本是带了嘲讽的口吻和居高临下姿态的呢。

  但是,对于宗教人士们显得稍微有点糟糕的是,还是会有人去看那《爱因斯坦文集》以了解他老人家对于宗教的真实思想的。那么,爱因斯坦信上帝的谎言就很容易被发现。

  或者,退一万步说,爱因斯坦和牛顿一样,一度迷信宗教,对上帝的存在充满泪水。于是,宗教就变成科学了?

  应该不至于吧。牛顿对上帝掏心窝子说的那几百万字的话,再说上一万遍,也一样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那就多来个一手分析,别转基督徒的二手资料了吧。

  引来引去引得多了,爱因斯坦真要变成恨因斯坦了,而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引用者和误导者的本意。

对于华中科大著名哲学教授和他老师的事情猜一句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Blog主人按:仅仅是猜测,请别跟我较真】

  邓晓芒说:“书出版后,杨老师曾说过,‘可以说,这项翻译工作,没有我,邓晓芒自己也是可以独立完成的;但如果没有邓晓芒,我自己是绝对完成不了的!’这句话让我感动。”

  首先,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个话。

  对于杨祖陶先生在《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里用到的春秋笔法,杨本人说到——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记’,也可以称为一个‘补记’。按照‘三方合同’,我是第一著作权人。对于《三大批判合集》的问世也该有点表示,但我没有机会。”他还提到,“当我得到早已于2009年9月出版的《合集》,才根据现代人不可少的‘契约意识’,提出要补一点文字,有幸得到应允。大批的《合集》已进入发行渠道,只能在库存的书后上一个字数严格的‘后记’。”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在学生把书完成并出版后,老师想在书中多多地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所做的努力,而不是被学生掠夺成果后的奋争。

  老先生既然前面说了要好好地支持后学,可是真倒发现这本书颇有价值,然后就去奋力出头,要争点什么了,这种行为就与老先生的身份大不符了。

  这怕也正是邓晓芒委屈又没法说的地方。

  作为自己的授业老师,他对书可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可是他却是第一著作权人,中国的事有趣吧),但是要说完全没有贡献也不是那样,至少他校了一下吧(内容多少另说,全部文章重写一遍叫做校,只校了一页一段也叫“校”)。这样,邓在很多场合就得不断地提到老师他老人家的名字,而且好像还不能少提。少提就是隐瞒,不提就是绝对的欺师灭祖了。

  关于师生中的合作署名问题,我之前曾经连续写过七篇文章,认为还是应该按照贡献,不要看情分。

  这不,为了照顾情分,又是师生终至翻脸的活生生一例。

  中国人又爱面子,所以,这样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在第一著作权人到底谁来当的问题上推来让去。而在学术界不断频出这类事情之后,看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只去照顾情分而不去照顾事实?!

科研选题的五个层次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今天在华侨大学做了两场报告。

  其中下午的一场算是讨论,我阐述了对于科研选题的五个层次的看法。

  第一个层次:方法或方法论的研究选题。

  一般情况,方法或方法论都是可以广泛适用的研究主题,也许要跨越多个学科进行应用,所以要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但是最后却要落脚于研究哲学方面,而且好的方法或方法论要有实现工具。

  这是最难的科研,也是最有价值的科研。比如,评价中的AHP方法,虽然发明它的Saaty教授似乎也没有得啥要命的诺贝尔奖啥的,可是,这个方法的永恒就证明这他本人的永恒。

  第二个层次:开拓学科方向的研究选题。

  因为以往的学科对于某类问题没有很好的适用性,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另外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主题。这就需要开拓新的研究方法。

  在管理领域,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位蔡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叫做可拓学的学科新方法,并受到了基金委十数年的连续资助。应该说,这是一个努力,尽管并不容易。另外一个广为中国学者所知的方向是灰色系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邓聚龙教授提出,并经过他的弟子以及其他应用者的使用而名声很大,甚至国际上还出现了以这个为主题的SCI期刊。这些都属于开拓新的学科方向的努力,尽管都路途艰难。

  华罗庚先生则开拓了多复变函数论的新学科方向,且国外的学者也都纷纷跟上,是一个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方向。

  第三个层次:面向问题及其解决的科研选题。

  数学里有很多公开问题,如哥德巴赫猜想。

  管理学里面有很多实际问题,如环境是否对劳动生产率有强烈影响?如应急管理是否应该采取集中式的指挥模式?等等。

  能够面向这些问题展开科研,并在某种程度上逼近问题的解决,都是科研选题的一个重要考虑。但是,和前两个层次相比,这个要略微低一些。尽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促进方法的形成和完善。

  第四个层次:采用别人的方法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进行辅以改造的应用

  寻找真正的问题,尤其是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并不容易。

  所以,很多科研其实是在采用其他人已经提出的方法,然后根据自己所处领域的实际情况对方法进行改造,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求,最后,对于解决自己领域的问题或者分析自己领域的问题给出一定的参考。

  这是一个稍微大点的应用题,选题者要同时了解别人的方法和自己的领域需求。

  当前我国的绝大多数科研属于这个层次的科研。

  第五个层次:做作业式的科研。

  一般情况下,做作业前我们就知道肯定有一个标准答案或参考答案,而选择科研题目,很多情况下我们也是知道希望得到的结论大致是什么,只是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把中间的空隙填补起来就是。

  做作业式的科研也不能说不叫科研,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尽量避免它。

南方的大学有个好习惯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我去厦门大学,需要订房间。

  结果,开始订了一个蔡清洁楼。

  我玩笑了一句——不会是为了纪念清洁工吧,其实,俺们当然知道,肯定捐款人叫蔡清洁。

  虽然最后因为蔡清洁那里没有网络我转到了逸夫楼,可是,蔡清洁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我在华侨大学报告的那座楼也有名字,叫“陈守仁楼”。里面有个老头的头像,我估计应该就是陈守仁先生。一问才知道,这座楼当时是陈守仁捐建的,不过他老人家当时掏了250万,算是建楼款的一半,另外一个是政府掏的。

  到了香港,我们可以见到的以捐建者的名字命名的楼就更多了,反倒是我在欧洲的大学没有太见到这样的楼,“比尔盖茨楼”啥的,没太见到。

  中国人好名,所以如果有幸留名,其实很多人还是很乐意的。

  在厦门和泉州,到处可见的是陈嘉庚先生的痕迹,厦门大学里有嘉庚主楼,似乎是最高的那座。

  这真是一个好习惯,对于大学就应该利用中国人这种对于名的追逐需要而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命名”机会。在北方,除了邵逸夫到处捐建图书馆和科学馆之外,其他以人名命名的楼还真不算多,最近北大和清华似乎多了起来,是个好趋势。

  我的母校北航有个如心会议厅,是香港女富豪“龚如心”女士捐建的,她正是著名的“小甜甜”女士,一度因为他失踪老公的财产是应该给她公公还是她自己而多次上法庭而知名,而后来她自己过世后也出现了财产争端,很八卦。

  记得我去过一次中山大学,好像也见到了类似的冠名楼,就发觉在这个问题上,南方人似乎更加符合潮流,而北方却差一些。

  现在看,陈嘉庚先生还是很伟大的,既然他有千金散尽为民送利的气魄,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永恒的名声。

南方科技大学给多高年薪你愿意去?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我个人对于朱清时“校长”的热情表示有限度的旁观兴趣。

  香港科技大学建校时请的是在第一位美国大学任职的华人校长,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国际化。

  而朱清时虽然偶尔出过点过头的语言,显得似乎另类,可是他有很多理由不适合当这个建校校长,所以,我对于他的能否很好地承担起建校校长的责任持谨慎的不乐观态度。原因有三:

  1,朱是体制里浸润太久的人。甚至他本人的成功都是利用旧体制才把握了机会的;

  2,朱年龄太大。甚至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层次,他得使劲才会逾一点点的“矩”;

  3,朱本人刻意的地方太多。

  如果深圳真的想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香港科技大学有很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从现在看来,深圳还是不敢去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之前的深圳大学成了个四不像。只听说里面的老师薪水很高,其他方面就没有在耳朵里灌过啥概念了。

  另外,今天和同事聊天,说到南方科技大学这个东西。

  同事说了句:请去的人年薪至少也得40万吧?

  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还真是的。现在听说朱在挖一些和他一样老的名声显赫的老先生。我当然很尊重老先生们的成就和所经历的艰苦岁月,可是,要从这里开始吗?年青的人真的很缺乃至得经过三个层次才考虑到年青人的主体性吗?

  况且了,这所大学要从本科生开始培养起,尤其是要从高二开始,没有很年青的人的热情,更会泯灭了孩子们对这所学校起初抱有的激情,更不要说家长。

  而对于一个年青人,要心无旁骛地培养这些孩子,在没有研究生和博士生帮助的情况下依然做出很好的科研来,的确是一个挑战。40万年薪怕只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否则大家又要陷入到对于金钱和项目的追逐里去了。

有一个字,我念错了20年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厦门,海边,美丽。

  我却想吃海鲜了,因为知道到了北京,再想吃新鲜的海鲜就比较困难了。

  内地的皇帝喜欢吃海蟹,让海边的臣民送去。

  保鲜问题难以解决,经过多年试验,发现可以用尿给海蟹保鲜。

  这样,皇帝就一直在吃尿泡过的螃蟹,且不以为忤。

  某日,皇帝有机会去海边巡视,知道他有吃海蟹的习惯,抓紧上了一盘。

  皇帝一吃,说:这个不好吃,还是原来进贡到宫里的那个好吃。为什么会有不同?

  大臣们大惊失色,可是没人敢说底细。

  现在进京的海鲜应该有了更好的保鲜方法,否则京城里的月亮真是要比京外圆了。

  吃海鲜,我点了一道“花蛤汤”,这是一道经典菜,我在青岛的时候经常就花上8元点一道,然后要一碗米饭吃吃就好。

  厦门大学的朋友说:你念错了,蛤不是‘ga’,而是‘ge’!

  说得斩钉截铁的。

  我说不对啊,我一直念ga,而且ga似乎更合理和好听。

  我冒了一头汗,莫非自己念了20年的会有问题?

  果然,一查词典,我念错了。是ge!

  可是,明明我在青岛听那里的人念ga吗?莫非同一个汉字到了厦门就变了音?或者厦门人用了客家话来读?

  不过,词典上查不到ga,只能用ge,算了,这样下去我确实彻底错了。

再次婉约一下,仿写一首歌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写了几首情诗,朋友说,你怎么还像个20岁的小青年啊,一点没有40岁的成熟和厚重感。

  这个这个,也许一感情化,就20岁了的缘故吧。

  听了罗大佑的《家II》,有点仿写的冲动,就果然仿写了一首。

  你那双忧愁的眼 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踩着忧郁的步 似乎在离开我的视线
  我关上回忆的门 告诉你也许无法两全
  我打开心灵的窗 去卸载那过去的诺言

  挥挥手只留下背影  许一个崭新的愿景
  不知道未来的何时 能重现今天的情形

  你那片苍白的唇 好像依然在发出询问
  你仔细弹奏的筝 是否混淆了真实的回声
  我从此沉默下去 唯怕惊扰了白日的梦境
  提醒你张望天际 那里有一片美丽的风景

  世界不会真没了真情 爱情依然值得憧憬
  只是你漂泊的心灵 暂时还没有找到港口

  十年之后当你身在一个温暖的家中
  也许会回首耻笑今天痴情的拥有

  你那双明媚的眼 透过玻璃窗投射面前
  你那对相伴的脚 迈着毅然果然的步伐
  我再度握你的手 只是感觉到更加温暖
  我打开心灵的窗 看到你已更潇洒的脸

黑天鹅来了之后,黑鸭子们去了哪里?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厦门大学的朋友说,原来的时候,芙蓉湖里一度游着四只黑鸭子,后来当从原产于澳洲的四只黑天鹅被引进了之后,四只鸭子就不见了踪影,俺们猜测,估计有以下原因:

  1,黑鸭子们虽然也是黑,可是黑得不够纯粹,无法和黑天鹅相比,自己羞愧,走了;

  2,黑鸭子们和黑天鹅们竞争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争不过黑天鹅,悻悻地走了;

  3,管理者觉得有了黑天鹅,还要啥黑鸭子干啥,统统撵走拉倒

  4,管理者觉得黑鸭子的存在影响黑天鹅的形象和国际化水准,应该宰杀之,鸭肉烤了给黑天鹅吃,做鸭汤给黑天鹅们喝,就几刀解决了问题。鸭子们从此失去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