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李对于宇称不守恒的贡献大小之争继续发酵，有朋友在我文后留言继续申明这个东西是李政道的贡献，杨是蹭车者。
如果，为什么不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申请评审剥夺杨当年的获奖资格呢？
看留言者的意思，杨完全是贪天之功，对于这个东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
如果，可以写个申请来申诉了。
也让国际物理学界继续笑掉大牙。
合作，就要有个合作的样子，不要既合作就要在合作过程中分得尤其清楚。
而如果准备要分清楚，就别合作。
还是，合作前没想到荣誉和名誉问题，等有了成就才觉得应该好好地掐掐？
事实上，后来两个人又和多个人合作过，也还合作得不错，至少不像他们这样，最后你一拳我一脚地来往不休。
应该不是因为两个人都是中国人的原因吧？
烦请举些老外功成名就后掐架的例子，让俺们别为身为中国人而羞愧。
——牛顿和莱布尼茨？
这个不合适，因为他们没合作过。
——戴维和法拉第？
好像学界公认是后来的戴维嫉妒徒弟。
抑或其他人？
好好让我们开开眼吧。
方舟子关于杨振宁和李政道之争的事情发了两篇文章。
我们很多人看杨李吵架，多是直接从吵架的表象上去分析，方舟子则够狠，直接去验证书里提出的观点，而不是就观点就阐述自己的观点。
比如，《李政道传》的书里说：杨振宁抢第一作者，方舟子就把两人合作发表的论文全部列了个表，里面23篇文章里，李政道是第一作者的有22篇。看到这样的数据，再联系到所谓的“抢第一作者”时间，大家就可以根据数据有自己的判断了。
再比如，《李政道传》的书里也引用了李本人的说法，认为当时的所谓“署名惯例”是按照字母顺序，老方就把当时发表杨李合作文章的那期杂志取了来，发现30多篇论文中的接近半数的文章并非是按照所谓“惯例”进行的署名。于是，关于署名惯例的说法我们立刻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在该问题上，方舟子说：“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是在同一期Physical Review（1 August 1952, Volume 87, Issue 3）杂志上紧挨着发表的。也就是说，同一期杂志发表了他们的两篇论文，杨要求两人各在其中一篇排第一，这个要求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而我们很多科学家伙吵架，都是就观点而观点，这样的架是永远都吵不完的，当然，不排除某些人喜欢吵没头没尾的架，所以，故意不去考据最直接证据，而把吵架当成一种乐趣，此时真相倒是次要的了。应该说，中国人的很多架就是这样吵的，毫无意义。
看了方舟子的这两篇文章，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在很多吵架中，方舟子同学总能在有优势一方的原因了。
——拿证据说话，而不是拿观点说话。
科学家伙们以后吵架，想一招制敌，还是应该学习一下方舟子的做法。
于是，季承先生的这本新的《李政道传》怕是给李先生带来的负面东西更多了，尽管看到方舟子文章的人并不多，可是，铁证如山，总是有人能够用这些直接证据去驳斥市面上流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观点了。
我们“求真”的精神真需要大大提高才是
因为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先生最近出版了新《李政道传》，“杨李之争”的旧事再上水面。
我一向是有“陈氏”观点的人，所以，这里也要申明一下：
1，关于获得诺奖的宇称不守恒定理
如果还有纠结于谁的贡献大的伪问题，我只想问他一句话：“如果没有杨振宁先生的贡献，是不是这一定理会推迟乃至可能没有？”
我个人的回答是：肯定地会至少推迟一些时间。也完全有可能无法获得成果。
在两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一工作中，杨振宁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甚至这一点也是李政道先生所无法否认的。
2，两位先生是不是学术水平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他们俩都不存在所谓“学术水平差”的问题。
他们合作的时候很好，获得了很多进展，有些地方改写了物理课本。即使两人不合作的时候，转而和其他学者合作，也都各自做出了很漂亮的工作，应该说，诺贝尔后的不少工作至少也都不比我们中国的任何顶尖物理学家差。
3，杨先生本人对于决裂一事有忏悔之心
我亲耳听到杨振宁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和李政道的决裂，我非常懊悔。”
能够当众有这句话出来，而且说到“懊悔”这样的自责的话，我认为都非常不容易，同时也值得我们大家敬佩。
4，我同时认为，“杨李之争”的事情不应该继续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发酵。由于两人的事情存在双重名人效应，几乎所有对科学有点兴趣的中国人就会特别关注。但是，那些具体的细节追究来追究，均非本质性的东西，所以，不再追究也罢。
当然，看到这题目，肯定又有人说我是标题党了。
而这次确实是标题党，因为所谓的脱衣服仅仅是脱了上衣的西装外套而已，而且，张君还是位男士。不过，上当您可别怪我，要怪就怪您的好奇心吧。
这次的前往华侨大学，我是准备非常不充分的，非但领带没有带，连正装都没穿，所以，初秋一般的天气使得穿了羽绒服我满身是汗的同时，又因为看到同来学者们西装革履的样子，我再次主动从头上开始向外冒汗。
怎么办？要知道，这次的活动可是一次正式的仪式啊，而华侨大学本来就应该讲究仪表，而这里又是旅游管理学院啊，更不用说了，于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我那厚厚的袖口还略有些脏的羽绒服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就短信找了谢博士和张君，谢博士还以为我是下午讲演时需要西装呢，说可以中午的时候帮我看看，而张君理解得则比较到位，刚好和我又是老乡（他曾经一度在我老家所在的山东泰安读书），立刻知道我是想在揭牌仪式上正装以待。
当然，更好的是，他符合旅游管理研究生的身份，今天穿了一身西装，而且很乐意把他的西装借与我应急，宁肯自己穿一件白色的衬衫。
不管怎样，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当大巴车一到华侨大学的陈守仁经济管理大楼，我们一行人下车，张君一眼就认出了我——穿羽绒服在泉州实在是太扎眼了。
二话不说，张君脱下了西装，我就把自己的羽绒服交于他，又毫不客气地戴了他的领带，这才器宇轩昂地随着嘉宾的人流来到了楼前的揭牌仪式现场。
张君和我个子相比，略微高点，而我比他胖些，所以穿他的西装刚好合适，再看四周，发现所有的嘉宾全部正装，我暗自庆幸有这么一位老乡和一个机缘巧合。
在我拿过他的西装的时候，旁边旅游管理学院的同学们掩口笑者有之，诧异者亦有之，总之，这样临阵磨枪的局面估计他们也都是很少见到。
“旅游安全与应急”之重要可见一斑了，而这次揭牌的恰好就是华侨大学的旅游安全研究基地。
于是，我这个以应急管理为职业的人先在这里被比我年轻十几岁的研究生上了一课，而且局面使得我只有老实听课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