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真难看，难看就难看在，它让人几乎每句话都不想错过，每句皆可为警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那平时看书一目十行的速度，在这本书上竟然不成了，唉。

　　比如：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也，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

　　也就是说，梁启超首先认为李鸿章确实是英雄，但是，并非是能主观促进世界改变其走向的英雄，而只是当下世界里顺势冒出来的英雄罢了。

　　另外，我一直觉得“时势造英雄”是俺们国家的先贤说的，从没想到是西哲的话。不知道这句话是梁启超先生翻译过来的还是其他人。

　　他下文对李鸿章的能力做了评价：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而仅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携小智小术，欲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较，让其大者，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我国的政治家恐怕多数如此，根本不知道政治为何物，那些看遍了二十四史或者三国演义的人，还以为政治就是权谋本身呢。这就像很多人理解管理，认为是艺术，而在我的眼里看，管理里面其实科学的成分占99%，艺术之权变仅百一罢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

　　□易中天

　　整谁的容,变什么性

　　三国早被整过容,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由杨晓明任总制片人,朱苏进任总编剧,高希希任总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已经播完。喧嚣已过,尘埃落定,心气平和,似乎可以说上几句。

　　根据主创人员对媒体的再三表白,本剧的创作理念,是“整容不变性”。可惜这话我一直听不明白。整容?给谁整容?整谁的容?历史,还是小说?如果说给历史整容,那么,罗贯中已然整过。如果说给小说整容,那么,《三国演义》呈现出来的,原本就是整容后的形象。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当然,整容后的杰克逊,仍然可爱。但三国不是杰克逊。因为它在被《三国演义》“整容”的同时,已经变了“性”。要知道,就历史的“本性”而言,魏蜀吴、曹刘孙,原本无所谓孰尊孰卑,甚至无所谓谁是谁非。从正面讲,三家都想结束战争,重归和平；从负面讲,三家也都想排除异己,独霸天下。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比如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就跟曹操杀孔融,没什么区别。孙权则更是公开宣称,曹孟德能杀孔文举(孔融),孤怎么就不能杀虞翻(《三国志·虞翻传》)?可见他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自己不喜欢的人,态度和手段并无两样。只不过曹操的事,后来被大讲特讲,做足了文章；刘备、孙权、诸葛亮杀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三国鼎立,逐鹿中原,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这就是“历史的本性”。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却变成了“尊刘贬曹”。那么请问,你们的“整容不变性”,是不变谁的“性”?历史的“本性”,还是《三国演义》的“倾向性”?这可不能不搞清楚。如果整着“男人的容”,想着“女人的性”,那会咋样呢?弄好了刚柔兼济、风情万种,弄不好就是“人妖”。

　　所以,2006年8月,我和总制片人杨晓明、总编剧朱苏进、总导演陈家林(那时还不是高希希)讨论剧本时,就建议他们慎重考虑,做出选择:要么改编《三国演义》,要么改编《三国志》、《后汉书》。按照后来他们“整容不变性”的说法,前者不变罗贯中的“倾向性”,后者不变三国史的“历史性”。但不管不变哪个“性”,都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进行“整容”。不但可以“整容”,就连“扩容”(增加故事情节),都不是不可以。

　　现在看来,杨晓明和朱苏进的选择,是历史的“性”,小说的“容”。《三国演义》那些精彩的段子都要,但不要其倾向性。这其实就是“变性”了。变性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还没看,不敢妄评。这里,只说我为什么反对改编《三国演义》,而主张根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来进行创作。

　　这就要先来看看,《三国演义》的“性”错在哪里。

　　三个代表三个梦

　　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倾向性,就是“尊刘贬曹”。如果仅此而已,也没什么不可以。第一,我们又不是曹家后人,何必跟刘家争个对错高低。第二,曹操制造的“冤假错案”不少(比如杀崔琰)。死后被人痛骂,可以算是“报应”。第三,被“冤枉”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只有曹操一个。比如陈世美,比如蔡邕,都是。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没必要较这个真。

　　关键是《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这个“倾向性”。

　　一般的说法,是“正统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只是“争正统”,也未必一定要“尊刘贬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也没贬低刘备嘛!同样,孙权不是“正统”,罗贯中也没骂过“孙贼”。更重要的是,正统不正统,并不关读者什么事。读书人可能在乎,老百姓就无所谓。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不是当,为什么一定要“正统”呢?

　　然而《三国演义》却是“通俗读物”,走的是“大众路线”。这就得让老百姓看了高兴,看了喜欢。那么,老百姓怎么想?不在乎皇帝姓什么,只在乎皇帝好不好。好皇帝的标准,是仁慈和明智。仁慈的是“仁君”,明智的是“明君”。既仁慈又明智,那就是“圣君”。圣君最好,仁君和明君也不错。因为皇帝仁慈,民众的日子就好过；皇帝明智,官吏的工作就好做。总之,君仁则臣忠,上行则下效。皇帝仁慈明智,官吏就清正廉洁,百姓就安居乐业,结果是天下太平。如果这两个都指望不上,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或侠士),拔刀相助,仗义执言。比方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圣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所以,尽管杖打督邮的,在历史上原本是刘备(《三国志·先主传》)。但是写小说,就得转到张飞身上。这就一举两得:刘备“急喝张飞住手”,说明他是“仁慈的人”；张飞痛打贪官污吏,则说明他是“侠义之士”。哈,三个代表三个梦,全了!

　　更妙的是还有“反面典型”。谁?曹操啊!曹操杀人,所以是“暴君”；曹操篡汉,所以是“奸臣”；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实未必说过),当然是“小人”。好嘛,一边是圣君、清官、侠客,一边是暴君、奸臣、小人,你说该怎么着?当然是“尊刘贬曹”。

　　有了这样一番“道德定性”,《三国演义》的“变性手术”,就做得理直气壮、得心应手、顺理成章,而且皆大欢喜。因为刘备等人可以帮我们“圆梦”,曹操则可以让我们“泄愤”。“尊刘贬曹”能不深得人心吗?《三国演义》能不开花结果吗?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问题是,这不对吗?这不好吗?

　　“结义”不该在“桃园”

　　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

　　我不想说历史,或者只说一句:三国时期确实存在路线之争,但这是曹操与袁绍的事。刘备、诸葛亮反倒和曹操一样,主张“寒门庶族之法家路线”。所以,曹操瞧不起袁绍、袁术,却对刘备另眼相看。但这些可以不管,因为小说不是历史,电视剧也不是。

　　那就讲主题。《三国演义》的主题是什么?忠义。如果说,《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那么,它的灵魂便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因此,电视剧《三国》把桃园结义处理为十秒钟,还不及曹操“一泡尿长”,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网友的不满。不满是应该的,因为剧组已经宣称“整容不变性”。但是现在,你把人家的“命根子”都割了,还说“不变性”?

　　不过,我倒是赞同他们的处理。想想谁最喜欢这一套?旧军队,黑社会。北洋军阀青洪帮,都是要磕头拜把子的。现在,人民军队党领导,西方军队国家化,都不兴这一套了吧?政府、公司、学校里面,也不能整天“大哥”、“小弟”的吧?事实上,现在我们最需要建立的,是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桃园结义跟这些兼容吗?不兼容吧!相通吗?不相通吧!可以对接吗?不可以吧!

　　其实,即便在传统社会,桃园结义的影响和作用,也有正反两面。简单地说,哥们抱团做好事,这影响就是正面的；哥们抱团做坏事,这作用就是反面的。何况这玩意也未必就靠得住。张学良和蒋介石,不是拜了把子吗?北洋军阀跟北洋军阀,不也打起来了吗?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并不一定要“看了《投名状》,才知道兄弟不可靠”吧?

　　我知道这些话,可能很难让人接受。不断有人跟我讲,你不要反对“桃园结义”好不好?很感人的。我承认很感人。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就被感动了,还拉了两个同学操练了一遍。是啊,谁不想自己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呢?更何况,草民的生存是那样的艰难,生命是那样的脆弱,环境是那样的险恶,力量是那样的微薄。如不“义结金兰”,谁管我们死活呀!所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工人,便很少有不在帮的。中共开展工作,还得借助帮会。桃园结义引起共鸣,并不奇怪。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成员,只能依靠这样的办法来生存,来发展,这还是一个好的社会吗?这样的国家,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吗?显然,为了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这样一种“社会契约”的缔结,也是一种“结义”,只不过它不该在“桃园”。

　　谁的麦城,谁在走

　　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

　　或许有人会说:你不能因为一个“桃园结义”,就把整个《三国演义》都否定了。做个手术把它“整容”掉,不就行了吗?

　　听起来是很在理。但可惜,它不是脸上长的瘊子。作为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有着鲜明的主题,严整的结构。用“桃园结义”开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如果去掉,不但后面很多故事没法讲,更重要的是,将无法体现小说的主题──忠义。

　　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

　　就说关羽。关羽是三国人物中,最受后世推崇的。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武圣人、盖天古佛),粉丝比诸葛亮还多。但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武艺。论武艺,他其实不如吕布。但论人品,则吕布不敢望其项背。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已被塑造成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千里走单骑,是忠；华容道放走曹操,是义。关羽,是忠义的典型、忠义的旗帜、忠义的榜样。

　　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其中的矛盾──走单骑,是不义；放曹操,是不忠。事实上,关羽原本是有麻烦的,这就是被俘投降。这在三国时期,其实也很平常。然而宋代以后,观念不同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三国演义》便安排张辽来解围,办法则是用忠义对抗忠义。张辽质问准备战死的关羽:义结金兰,同生共死；你先死了,哥哥咋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先死了,嫂嫂咋办?匡扶汉室,天下大义；你先死了,国家咋办?这三顶帽子扣下来,关羽的“仗忠义而死”,反倒成了“不忠不义”。

　　这真是妙不可言!于是关羽决定“曲线救国”,在“降汉不降曹”的前提下,“有条件投降”。然后,又根据投降的条件,在杀敌立功之后,回归刘备。曹操呢?不但不阻拦,还亲自送行,又赠路费,又赠征袍,并通知各处关隘放行。理由,则是“敬爱关将军忠义”。

　　曹操这样做,可能是真心喜欢关羽,也可能是在“放人情债”。但结果是一样的,即关羽“尽忠于备,失义于操”。关羽自己,也思想负担沉重,很担心因为“过五关斩六将”,被曹操视为“负恩之人”。反正不管怎么说,忠义是要用忠义来回报的。不回报,就是“不忠不义”,这才有了“华容道”。

　　然而问题也就接踵而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义释希特勒”,或者“义释东条英机”?罗贯中也知道讲不通,只好安排诸葛亮来打圆场,道是“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哈哈,话说到这一步,怕是理屈词穷了吧?

　　忠义才是“刘阿斗”

　　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其实,忠义的主题早就走了麦城。请大家想想,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的队伍,原本是背叛汉室的“反政府力量”?这真是笑话!

　　问题是,这样的笑话,却几乎没有人戳穿。因为我们喜欢忠义,我们吃这一套。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又重农抑商。这就不可能产生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不会有法治传统。契约和法治都靠不上,就只能靠道德。或者说,只能“以诚信代契约,以道德代法治”。这就首先要讲“忠”,其次要讲“义”。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上下左右,就都搞掂了。于是秩序得以维持,关系得以维系,天下得以太平。至于它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装着看不见,或者有意无意回避它。我们有这个“阿Q精神”。

　　可惜,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张辽知道关羽迟早要走,报不报告曹操呢?不告,是对曹操不忠；报告,是对关羽不义。这就有一个“忠字当头”,还是“义字当先”的问题。最后他的选择,是先忠后义。这其实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忠在义上。所以,宋江刚一成为梁山寨主,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更重要嘛!

　　然而在三国,忠却是个问题。投降的将领,比比皆是,也都受到礼遇和重用,比如张绣之投降曹操、黄忠之投降刘备、潘濬之投降孙权。潘濬原本是刘备部下,黄忠则投降了两回,先降操,后降备。如果投降就是“不忠不义”,整个“三国史”怎么写,便都成了问题。何况后世还有现实的考虑。做臣的要想,今后战败被俘,能不能“有条件投降”?做君的则要想,降敌的人又回来了,我还要不要?

　　这就要找说法,做解释,打圆场。首先要肯定,如果是“有条件投降”,那就仍然是“忠”。如果投降以后又回来了,那就是难能可贵的“大忠”。其次要肯定,如果对方接受条件,那就是“义”。如果还信守承诺,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大义”。这就不但必须肯定,还必须加以回报。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说,如不回报,以后谁还肯讲“义”呢(《且说〈三国演义〉》)?

　　于是,一贯被骂作“不义小人”的曹操,这一回却表现得“义薄云天”。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华容道被关羽“义释”。

　　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是“很人性”呀!曲线救国,有条件投降,都是“忠义”。这当然很受欢迎。因为从今往后,我们都有后门可开,有退路可走。只不过,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这才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然而改编《三国演义》,又不能没有这“刘阿斗”。没有了“忠义”,《三国演义》也就没有了灵魂。剩下的,可就只有权谋了。

　　诸葛亮,就是这样变成牺牲品的。

　　诸葛亮的“被权谋”

　　“三气周瑜”的诸葛亮,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

　　历史上的诸葛亮,原本是个正派人。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求真务实,执法如山。这样一个人,无疑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恕我迟钝,实在是很难将这些品质,跟“权谋”二字联系起来。

　　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擅权谋。诸葛一生惟谨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他哪里会玩这一套?所以刘备打仗,并不带他。打益州,带的是庞统；攻汉中,带的是法正。庞统这个人,是比较无耻的。刘璋请刘备入川,帮他对付曹操,庞统却劝刘备趁机把益州吞了。刘备犹豫,庞统说这有什么关系。事成之后,封他一个大国,不就行了(《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请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屁话!啊,你抢了人家一栋楼,然后再分他一间大房子,这就叫“忠义”了?但刘备就喜欢这样的。

　　罗贯中也喜欢这样的。因此,他不但帮庞统编了不少故事(比如献连环计),还按照庞统模式给诸葛亮“整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气周瑜”。这当然是历史上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不过这没关系,可以虚构。问题是,你也要写得好,才行吧?好不好呢?要讲吸引人,那是够“精彩”；要讲有格调,那就谈不上。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在这个故事中,“风流儒雅”的周瑜,被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而诸葛亮,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三国志演义〉序》)。前面一条也就罢了,后面一条却大成问题。因为《三国演义》高举的,是“道德的旗帜”。作为其“男一号”,诸葛亮怎么能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如果瑜亮二位都是小人,他们的斗争,岂不成了“狗咬狗,一嘴毛”?

　　那么,“三气周瑜”中的诸葛亮,是小人吗?是,而且“小人得志”。你听他安排军士们喊的是什么口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不是智力的较量,而是故意的羞辱了。真正的英雄,可不兴这样。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言,倘若是英雄,就该惺惺相惜。靠阴谋诡计去消灭对方,这“本身就不是英雄之所屑”(《且说〈三国演义〉》),又哪能再幸灾乐祸,出言轻佻呢?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曹操如何对待关羽,便高下立判!

　　这就决不是真正的诸葛亮,也不该是人们崇拜的诸葛亮,只能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所以,就在这“冒牌货”猫哭耗子之后,庞统便钻了出来,两人又是一番嬉皮笑脸(《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顺便说一句:陋儒,是胡适先生的评语。

　　不客气地说,这是《三国演义》的又一次“走麦城”──“圣人”写成了“小人”。原因,是要把诸葛亮“权谋化”。权谋化的原因,除作者自己喜欢外,也因为读者喜欢。这事我另有文章讨论。实际上,如果只是讲权谋,而读者和观众又能有一个好的心态,那还问题不大。如果还要把权谋和伪善结合在一起,那可就害人不浅了。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便正是这样一个形象。

　　权谋与伪善的二重奏

　　诸葛亮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证据是“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确有其事吗?有,不过具体过程史无记载。《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把诸葛亮说成不想出山,恐怕就很荒唐。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以“贤相”(管仲)和“名将”(乐毅)自许的。他怎么会不出山,又怎么会不想出山?他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显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想出山,就是想当官；而想当官,是可耻的。这可真是“陋儒之见”!第一,出山不等于做官。在刘备帐下,以朋友身份帮帮忙,不可以吗?实际上,诸葛亮出山之后,并无职务。他的“军师中郎将”一职,是赤壁之战以后才担任的。第二,当官也未必就可耻,要看你为什么。如果是为了做事,何耻之有呢?第三,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一个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是出山可耻呢,还是不出山可耻?至少在刘备看来,是后者。据《三国志·陈登传》,刘备在荆州时,曾经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因为此人“有国士之名,无国士之实”,只知道“求田问舍”,竟毫无“救世之意”。试想,如果诸葛亮也是个这样的,刘备会欣赏他吗?

　　所以,陋儒之见,万不可信!相反,在我看来,诸葛亮出山,正说明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听听《毕业歌》吧: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诸葛亮,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更混账的是,徐庶明明早就推荐了诸葛亮,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为什么要改成临走之前才说?就算“此人不可屈致”,总不至于推荐不得吧?莫非怕他抢了地位和风头?这就是“陷徐庶于不义”了。还有,明明是诸葛亮“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却说徐庶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真正的诸葛亮,会这么虚伪吗?

　　其实,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虚伪,是旧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虚伪。这些人的心理,是又想当官,又要摆谱。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好,写的书也好,永远都是酸不溜秋的。他们永远都在做一个梦:自己端个架子在家里坐着,皇帝来请,还请三回。请出来之后,言听计从,恩宠有加；自己则光宗耀祖,大展宏图。这是许多人心里的“黄粱梦”。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故事很精彩,罗贯中也说得天衣无缝。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罗贯中笔下之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也都是他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这,难道不是“权谋”?看不出这一点,只能说明脑残。

　　诸如此类伪善加权谋的地方还有许多。比方说,小孩都知道,刘备摔孩子,是“邀买人心”。甚至就连他那个“携民渡江”,真实意图如何,都很可疑。朱苏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说:“我不承认哪个帝王是忠厚的。”这话我同意!

　　可疑的旗帜,有毒的药丸

　　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举的“道德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被罗贯中(也许还要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整容变性”后的“三国”。显然,它的问题不在“容”(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多远),而在“性”(主题、思想、倾向性)。或者说,不是“容之丑”,而是“性之病”。“性”的问题,也不在“尊刘贬曹”,而在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题既鲜明,人物亦鲜活；罗贯中和毛氏父子,也动机既纯正,手法亦高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麦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侠客梦的关羽,则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显然,这是一个悖谬；而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弘扬的“忠义”。

　　忠义旗帜的高扬,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直接原因在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这种关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离异,就不能叫“离婚”,只能叫“休妻”。

　　这就要讲“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臣子必须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义务,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义务。但这只能叫“对等”,不能叫“平等”,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处于主导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

　　不过,能对等,也不错。因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义,才是普遍适用的。君要讲“仁义”,臣要讲“忠义”,朋友要讲“情义”,买卖要讲“信义”。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义”,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一个模糊的理解,相机行事。正因为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便都是“义”。当然,这也就是关羽。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总之,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这就不好操作。结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虚作假。因为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比如“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处心积虑争权夺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总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但拿掉这面旗帜,也就不是《三国演义》。更何况,如果连这“亦真亦幻”的道德感都删掉,那可真是“多谋寡义”了。

　　不能没有忠义,又不能宣扬忠义。《三国演义》之不可改编,还用再说吗?

　　之前，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有一个88号楼。

　　按照现在的叫法，88号楼就是当年的青年公寓。

　　大约在2001年左近（不好意思，连年份我都有点模糊了），这座楼因为建设北四环的缘故，拆掉了。

　　88号楼是很多在科学院各所读研究生的青年学子的窝，有时候，我这个北航的学生也去过去蹭着听个啥看个啥，或讲座或录像。因为我家Shopping猫在中科院读的博士，我还替她听过政治课，因为要打卡计分，不好不去。

　　这座88号楼是有些历史的，不少后来的中科院的院士教授年轻的时候也住过那里，更不要临近另外一座类似的楼了，更是筒子楼的典型，楼道里还有各种燃气灶具，煞是热闹。也有许多后来的领导，比如一些研究所的所长在自己啥的不是的时候曾经在那里带着老婆孩子做饭，一楼道的油烟【好像我见过似的，呵呵】。

　　88号楼还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确切不确切，那就是陈景润先生曾经在那里跳过楼，从三楼跳下，当时刚好二楼有个平台接了一下，才没有导致悲剧性的后果。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在中科院读博士的师兄就给我指过陈景润跳楼的那个位置，我还唏嘘了一阵。

　　陈景润跳楼的事情后来还有续集，据说有革命领导因为陈景润先生被平台挡了一下没有掉到一楼，讽刺说：不愧是学数学的，连跳楼怎么不死都计算得一清二楚。

　　似乎都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可是，那层平台偶尔还是会在我眼前晃动一下，让人悲叹当年知识分子悲惨的命运。

　　不过，终于还是倒掉了，被拆了，里面曾经住的年轻人现在也都是教授了吧？也许有的还成了大科学家，不知道他们路过那里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当年的情形。

　　【博客主人按：这个系列的文章从中国的历史以及传说中取材，并非纯是历史资料，所以，有些可能是不确切的，还请谅解。】

一、什么人方能算得知识分子？

　　何为知识分子？定义有点难下。

　　其实，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定义。

　　简单地给个陈氏判据吧——自己的识字数要稍高于周边环境人群的平均识字数即可认为是知识分子。

　　比如，当年尧时代的许由，也许就他知道下一个冬天在11次月亮圆缺循环之后来临，而其他人不太知道；就他会在甲骨上刻字而其他人都是乱画；那就是当年的大知识分子。

　　而在今天，你不认得几个积分微分符号，说自己是知识分子都有点勉强。

　　所以，知识分子有时代性、地域性。不能说爱因斯坦他老人家是知识分子，俺们这不懂相对论的就不是了。

二、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包括4个方面：

　　一），自在生存的可能性。在不需要讨好任何当权者的前提下生存下去的基本尊严。换句话说，不用像狗那样摇尾就可以得以生存。【这其实是任何人都应该有的基本人权】

　　二），自由旅行、迁徙、发言、撰文、写书、授徒以及不进入社会的权利。

　　三），作出正面贡献的渠道畅通。是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可以为社会带来一些正向的贡献。方式既可以是自己积极主动去献宝时不被鄙视，也可以在家待价而沽。

　　四），不被迫去做负面贡献的可能性。自己可以有权选择不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自己鄙视的当权者所用，不主动去做戕害人类的事情。

　　其实，满足了以上的四条，知识分子的尊严就有了保证。而且以上4条是逐渐具备的，越向下其实越难。

三、原始社会的知识分子们有尊严吗？

　　还说许由，据说当年尧准备把村长的位置来着，被断然拒绝。他宁愿幽居于山林，不去为百姓做贡献，也不想用享受可以有的荣耀。

　　而尧也没有办法，说你必须出来等等的话，而是长叹一声离开，转而羡慕一下许由的自在。

　　再说姜子牙，不知道商末周初时代是不是到了奴隶社会了？暂且存疑。

　　姜子牙80岁垂钓于渭水之上，虽是有装模作样之嫌，可是毕竟名声在外嘛，所以，在河上待价而沽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个时代，按照《封神榜》的说法，云中子、土行孙、申公豹啥的，只有你会一点功夫，都可以被邀请出山，为不同的政治势力卖力工作，报酬也还不错。如果你不干，也基本不会勉强你。有没有因为不乐意出山被杀死的例子？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所以，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们还是有点尊严可言的。

　　对了，说到苏妲己小姐迫害比干等一群知识分子的事情，其实比干也是可以跑的嘛。

四、奴隶社会，诸子百家四处穿梭，知识分子风光无限

　　包括俺们县的邻居，那位如丧家之犬的孔老夫子，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其实，今天的我们已经忘却了众多国君究竟姓字名谁，太多太乱，且光荣事迹也不够显著。

　　而这些多认识了几个汉字的家伙们，当然也不排除部分人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则成为主角。今天我们会议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名号肯定比国君还多。

　　不信你自己举举例子：秦穆公（叫啥我不记得了）、宋襄公、楚庄王、齐桓公小白（只记得小名）、晋文公重耳（只知道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小名还是大号）、勾践、阖闾、夫差，赵武灵王（具体叫啥呀？）、鲁哀公（哪根葱啊？有啥事迹待查），大约耳熟能详的就这些了，还有一些应该能再想起几个，可是得使劲挖挖才行。象燕丹好像只是太子。

　　可是那些“子”们呢？说说——

　　孔子（孔丘）、孟子（孟轲）、晏子（晏婴）、韩非子（其他名字不知道）、墨子（墨翟）、孙子（孙武）、孙膑、庄子（庄周）、老子（李耳）、列子（名字有点忘了，但是应该记得）、公孙子（公孙龙）、惠施、管子（管仲），这些是非常著名的，事迹都在嘴边，此外，还有诸葛亮喜欢的乐毅，还有白起、百里奚等人，连赵括的爸爸都名气不小，更别说廉颇、蔺相如这样的啦。如果我有兴趣，还可以继续列，肯定还能再写它20、30的。

　　而且，在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们在这里不开心了，就可以换个老板，这里薪水低了还可以另外找个工资高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代是知识分子们的时代。而原因其实似乎大家不爱接受——

　　这是一个不统一的时代，各自为政，但是语言又比较接近，都来自古汉语，分成了山东内地口音（鲁国），山东半岛口音（齐国），河北口音（燕国），河南口音（赵国），湖北口音（楚国），咸阳口音（陕西），而已，大的变化不多，象南方或东南部沿海也还没有进入大家的视野。此外，货币也比较容易兑换，拿个刀币很容易变成铜钱。

新《三国》里，诸葛亮的形象被彻底破坏了。

基本上被塑造成了一个每时每刻都愁眉苦脸的形象了，后期更是如此。这和大家心中的智慧的诸葛亮差别有点大了。

刘禅请了一个胖小伙子来扮，倒是有点意思。刘备在教自己儿子的时候也发现了这孩子玩的东西一学一个会，可是，文化知识却就是不入耳。

所以，让刘禅尊诸葛亮为“相父”——也就是二爹，比二叔近一点，不过还没有到当后爹的地步。

刘禅在诸葛亮老出岐山之后，有次诧异地问道：相父，人家老曹家也没来惹咱们，咱们为啥老平白无故地去惹人家呀？

诸葛亮对此问题早有答案，就阐述了一阵子，解释的大意大家都能想象地出来，我就不说了，或者您去看这段电视剧去。

其实，侵略性这个东西是需要保持的，而且，容易不进则退。

以前有人夸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和抢掠无关，其实这样的事实也许有，可是这样的做法不见得正确。而且，另外说了，中国也不是从来猫在家里不去找人家外国的茬，唐太宗不断地去征朝鲜（还是新罗啊）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如果我们觉得忽必烈还算和我们有点亲戚，不绝对算是蒙古国的前辈，那他老人家前往征服的国家就更多了。这些都应该算在中国对外侵略史里的一页。

所以，诸葛亮的回答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当你老宣扬和平，那么很快就会失去斗志，等到别人来斗你的时候，那就至于投降的份了。而北伐——N出岐山——都属于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的一种训练。

而事实上，三国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更有侵略性的司马家给统一了，刘禅只能装聋作哑地混过了最后的岁月——此处了不思蜀矣！成都这么好的地方，连我都想到那里永远定居下去，刘禅作为四川省省长会自愿离开？

至少俺们不信！可见他老人家也是没办法啦，但是他却不是那侵略性的主儿，那就被侵略吧。

如此世界，侵略性早就不表现在疆土的争夺上，而换到了其他领域，但是不管怎样，好像保持它要好过剔除它。

希腊，在我的知识体系里，是西方几乎所有知识和信仰的源头，那些著名的名字：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都是如雷贯耳的。【不好意思，伊索暂时被我排除在外了。】

中国的诸子（思想家），我们当然更清楚，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等等，在我们耳闻里，大名鼎鼎胜于希腊的几位。

他们的区别是啥？

研究这个的学者不在少数，林语堂也谈过，近代以此为研究方向的就更多了。

我想提出中外诸子的一个显著差异——

中国的诸子著作都特别少，不但书少，而且书里的字也少，但是都很有韵味，有的故事很多，有的对话很多，娓娓道来，阅之可亲。

希腊诸子的著作都是厚厚的，连篇累牍，没空读完，且似乎没啥趣味可言，一个一个面目可憎。

其结果呢？对于中国诸子是喜剧性的，而对于希腊诸子则是灾难性的。

君不见：

老庄孔孟的著作，我们今天读来依然觉得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你说怎么这么奇怪，他们几位老人家怎么几千前写的说的话，今天却依然适用呢？真是有长久的预见性啊！

如果我当时在世，我其实会比这几位“子”更牛，我只写一首诗，诗里只说一个字，保证我比他们还永远正确持续正确呢。这首诗的名字叫：

一切

而诗的内容是

  网

你一看就觉得我抄袭了某著名诗人了，那个诗人也写了一个字的诗，只是他的诗题目叫“生活”。

是，没错。

可是你说我的诗有道理没？再问一句，我的诗是不是永远都有道理，1万年都不过时？

您说什么，有的是树状结构，不是网。那好，我告诉你，树是网的最简单形式，树没有脱离网。

您还说什么，以太？以太这玩意儿是没有的，即便有这么一种古怪的以太，我的网包括“以太”。以太是我定义中特别的网形式。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总之你无论提出任何东西，我都是以网对之，我保证自己永远正确。

先秦诸子所以现在正确的原因，大概大家能看到一点端倪了。

而亚里斯多德（简称亚子）们，非但每天穷于瞎思考，非常无趣，还老出错误，简单的错误比如亚子曾经说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真可笑，连数都不数，都凭推断，当然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还比如，著名那个论断——重物比轻物下落的快。

这个已经被伽利略以及更早的学者用实验证伪了，且用亚子自己的理论给证伪了。

可见，希腊诸子们非但错误，而且永远错误，干脆好像就从来没有对过。

可是，这群人非但不知道自己的错误，还乱写著作，且一部接一部，能写上百部之多，不可思议。能够把随后会证明肯定是错误的东西重复上百本，厉害！

你看我们的思想家，说话永远正确不说，留下个几千个字还让不管多久的后人不断琢磨，那么多聪明人集中起来琢磨，还是永远琢磨不透。

我此时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出生在西周时期，否则我的“一切 网”这个哲学思想能通行到5万年以后还能保持正确。不过，幸好咱们没有出生在古希腊当什么错误的思想家，你看看他们，过一阵子就发现他们某本书写得不对了，再过几十年，那本书里的结论也似乎得修正了。

看着想当皇帝的曹丕还要装模作样地三次辞让，我觉得特别喜剧性+戏剧性。

再想，似乎太子当皇帝前也要来这么三回。

就有点纳闷？

西方的皇帝也这样吗？是三辞或者五辞？还是没辞？

在民主社会，当了总统那是自己争来的，当上了立刻就要发布胜选宣言，乐得那是跳五丈以上，对自己竞选有帮助的人也都一个一个地封官许愿，开始弹冠相庆。

自己想当而不好意思，其实主要还是知道这位置来得不明不白，如果直接受了，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因为太明显了！

而民主社会里，大家啥话都说在前头，争也是明争，即使有《竞选州长》里的一些非正常举措，总还是算在众目睽睽之下来争了。

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轮选举时，据说他还没投票前就知道了结果，那就是刘主席和毛主席一样多的票（估计是举手投票而不是无记名），于是，毛主席说：“我还是投自己一票吧。”这样，才算当上了太祖武皇帝。

不过，这也是应该的，毕竟一切都在明处，投自己一票虽然显得有点不够谦虚，也还逻辑上正常。估计刘主席当时应该投的毛主席的票，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历史文献，如果有，哪个人投谁的票也许和之后的人生命运有这比较紧密的逻辑关系呢！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写得非常精彩的一段。

　　可是，我今天重看了《三国》中的那一节，发现诸葛亮似乎没有必要舌战群儒。

　　事实上，他只需要说服孙权一个人就足够了。

　　而说服孙权一个人，只要举一个案例就够了。

　　这个案例就是：刘琮和他的母亲蔡氏夫人（蔡瑁的姐姐）在投降曹操后被封为青州刺史，然后在赴任的路上被曹操部将所杀。

　　这都是在刘琮率荆州部队和百姓投降之后很快就做出来的一件事情，而随后的赤壁之战却是在数月后的战役，刘琮之死肯定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即使当时并没有网络，可是这类惊天的消息却从来不会传得稍慢一点。

　　这样，在孙权那里，肯定已经知道投降的唯一后果，除非他还不会使用基于案例的推理这一技术方法。

　　实际上，大家还知道的是，鲁肃劝说孙权“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投降，包括我自己，但是主公您不能投降。”这正是出于同一个类型的考虑。

　　《三国演义》里这一点忽略了，我觉得应该改一下前面的内容，将杀刘琮改到赤壁之战之后，就逻辑比较恰当了。

　　有朋友认为其实孙权是用诸葛亮来说服自己的臣下，这些人自己太年轻，压不住；鲁肃们的口才也不足以把他们全放翻。当然，如果真是如此，吴侯必须得靠外来的和尚，我的分析大概也就不对了。

　　以下是那段文字的原文：那本

　　却说蔡瑁、张允归见刘琮，具言：“曹操许保奏将军永镇荆襄。”琮大喜！次日，与母蔡夫人赍捧印缓兵符，亲自渡江拜迎曹操。操抚慰毕，即引随征军将，进屯襄阳城外。蔡瑁、张允令襄阳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抚谕。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抚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遂封蒯越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为关内侯；而以刘琮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闻命大惊，辞曰：“琮不愿为官，愿守父母乡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随朝为官，免在荆襄被人图害。”琮再三推辞，曹操不准。琮只得与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将王威相随，其余官员俱送至江口而回。操唤于禁嘱咐曰：“你可引轻骑追刘琮母子杀子，以绝后患。”于禁得令，领众赶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来杀汝母子！可早纳下首级！”蔡夫人抱刘琮而大哭。于禁喝令军士下手。王威忿怒，奋力相斗，竟被众军所杀。军士杀死刘琮及蔡夫人，于禁回报曹操，操重赏于禁。

有家出版社说现在有四大传记，其中包括《朱元璋传》、《张居正传》、《苏东坡传》、《李鸿章传》。

其实，所以说四大，是因为是名人写名人，比如，《李鸿章传》的作者是梁启超，《苏东坡传》的作者是林语堂，《朱元璋传》的作者是吴晗，《张居正传》的作者是朱东润，最后一个虽然在历史学界很有名气，但是世俗名声就不如前面三位了。

四本书都在我的手上，《苏东坡传》、《朱元璋传》已经看过，《张居正传》和《李鸿章传》则正在看，这次前往武汉，手头带的就是《李鸿章传》。

现在我又从山东老家拿回了《朱元璋传》，算是概要性地复习一下吧。

吴晗的文笔不错，让人看到第一页就有读下去的欲望，故事性也很强，虽然里面罗列类的文字也有一些，不过基本不影响阅读的顺畅性。

前面的序言很有意思，吴晗很显著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国民党为了歪曲历史或者以历史事实回避现实的做法之愤慨。

原文录如下：

“我当时很发火，第一是因为国民党怕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连就近六百年前的红军都怕，怕得好，就让你一直怕下去，我宁肯不出书，这个字万不能改。”“从这十一个字，我看出了国民党学棍的政治和学术水平，就此相应不理，这本稿子不出版了。”

吴晗先生在这里表达出的气节让人为了敬佩不已。

学术的归于学术，政治的归于政治，是一个学者持论坚决之所在，怎不让人击节感慨！

而在这部书的《自序》第二段，他写道：

“第三个本子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分析注意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

第三段，他又写道：

“经过九年来的学习，有些问题比以前认识得似乎清楚一些了，特别关于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人物任务评价问题，学习得比较用心一些，也写了一些文章。”

这个序写在1964年的四月七日。

在我阅读的过程中，就不时发现这本书里冒出些阶级分析的词句，除了让人莞尔之外，还因为有些话加入得特别牵强，就像不该帖的狗皮膏药一般，在那里既不美观也同时散发着一股“狗”的味道，让人十分不爽。

写这篇《自序》的时候，文革已经很快就要到来，吴晗先生马上就要受到冲击了。

不知道他自己在受到冲击后对于《朱元璋传》这部书里的那些狗皮膏药怎样看，也许他只是觉得自己还是没有紧跟形势，写《海瑞罢官》的时候体会上意不够准确，才引得如此下场。

也许，他突然就会想到自己作为学者对于国民党的那些审查官员们的气节来，而这样的气节怎么消失的呢？也许吴晗先生至死都没有明白过来。

当然，人在生命马上就要被威胁甚至面临消失的状态下，谈什么气节是很搞笑的事情，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气节好的学 者和爱国者，不过，对于作为北京市副市长这样历史上根本不会有痕迹的小官且仅仅算是个普通学者的吴晗来说，气节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随时丧失的，只是要看外 界具体的条件罢了。

而且，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先生也许还做了很多使别人的作品也充满阶级、阶级斗争等理论的引导和说服工作——这些几乎一定是有的。

如此，吴晗先生之可爱（面对压力绝不屈服）、可怜（九年的教育终有结果）、可恶（成了某些帮凶意义的人），也就可以看到了。

　　在南欧访问的时间里，看尽山山水水，颇觉“发展中developing”和“发达developed”的差别所在。

　　我来的这个国家恰好是属于“中等发达国家”，应该是在邓小平总设计师口中“在21世纪中叶我国”经过连续改革开放后所能达到的水准。

　　由于这里没有经过二战，甚至连一战的炮火都没有在这里掠过，所以，相对宁静的气氛一直保持了超过百年了。中间即便经历了反对独裁的斗争，但是烈度和我们中国的各次运动相比，差得太多了。

　　看着城区那些已经破败的无法打理的房子，再对比今天的房子，发现从形式到内容大致还是差别不大的，只是外表的差异罢了。也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发达”的含义，那就是基本的生活模式都是以方便、宽裕、舒适为特色的，且历经多年并没有改变。

　　关于这一点感觉，我很古怪地在罗马尼亚也有过，要说，罗马尼亚应该不属于发达国家，连中等怕也不是，但是，基本设施却是一致的，这一方面有欧洲文化的痕迹，另外一方面，则应该也有“developed”的味道。

　　“Developing”和“developed”相比，由于有后面动词词型的差异，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急促和忙乱，一种没有规范、没有确切目标、不断试错、不断重走新路的感觉。

　　在科研上，我们一样具备如此慌里慌张的特征，今天觉得法国的王二麻子说得正确，明天又觉得美国的李四似乎更有道理。于是，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闹剧。

　　记得开始基金制度设立时，就觉得基金这个东西应该是给“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一点零花钱的机构，别让他们太受穷，结果，随后各类资助制度纷纷出台，却把中国的整个气氛给搅起来了，由于在中国资源的天生稀缺性，为了争夺，各类更为炫目的闹剧不断上演，让人眼花缭乱。

　　不知道过去的发达国家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乱局，总觉得不应该如此，我个人倒是对国家一直重视发展经济，而把其他方面放在次重要的地步表示支持，古代从管仲就知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相当艰难，就想着科学家伙们先知先觉地自觉做科研，不求利而只求名，怕真的是奢求了。

　　饿了那么久，或者连身体健康和基本医疗都无法由一个稳定的体系来提供，但是却想着在精神上能够富足，而不视眼前的“利”为诱惑物，从科研的近几年的现状，我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君不见，那些已经在海外解决了吃饭健康问题，且一回国内工资就多出一般教授数十倍，而再看同样还是这位，一旦看到“利”在眼前，依然会猛扑上去，唯恐扑得晚就没了，即便扑的过程中存在他一度鄙视过的不合规之处，却因为对于过去饥饿的长期印象而不惜赤裸裸地抢夺。

　　所以，我们真的还是发展中国家，每天更多的人为了“蜗居”而奋斗，那些本来解决了“蜗居”问题的，则因为过去恐惧痕迹的留存而依然“恐惧”着，甚至在已经面包吃得太多的前提下抢夺用于一般老百姓糊口的馒头，甚至窝头，即便抢夺的人曾经在发达国家有过洋房花园名车，也依然脱不了其人身上的“发展ing”特征。

　　如此看来，我们还得继续…..ing一阵子，也许如邓小平总设计师所预测的，到了2050年左右，我们应该稍微好点了。这正如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一样，任何希图跨越的想法都是梦想，而一旦硬性地去跨越，从混乱演化到有序的时间反而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