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975年，有着五十三年历史的芬兰 《时代周刊》（Viikkosanomat）在广告客户争夺战中不敌强势的新兴电视媒体，准备关门大吉；三 十三岁的阿尔托·帕西林纳因之失去工作，随后中断多年的记者生涯，卖掉他热爱的帆船，开始创作一本叫做《兔 年》（The Year of the Hare）的小说——按照中国的生肖纪年法，那年正是兔年。当时帕西林纳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现在的读者已经无从知 道。但是当《兔年》的主角瓦塔南抱着那只被撞伤的兔子，躲在小城赫因诺拉，打电话把他心爱的帆船卖给同事时，那份义无反顾的绝然却是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瓦塔南是渐近中年的文字记者，和摄影师同事出差途中，他们开的车撞到一只野兔。他下车去照顾断腿的小兔，迟迟不肯回到车上，同事眼见夜幕将临， 情急之下，自行开车走了。于是这起偶然的事件成为瓦塔南生命中的转折点：他陪小兔在野外度过了美好的一夜，次日决定逃离原本熟悉的生活，包括体面的工作、 不菲的收入和感情破裂的妻子，带着野兔踏上漫无目的的流浪之旅。随后，瓦塔南和野兔远离城市文明，经历了离奇的一年：在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中狂欢，差点毁 掉一对新人的婚礼，伴尸骨未寒的死者在仓库中共度一宿，与狡猾贪婪的渡鸦斗智斗勇，碰巧发现大批深埋河底的二战时期德国部队遗留的军火，和若干到访芬兰的 外国武官共同见证了一场疯帽匠风格的宴会，为了替野兔疗伤而重返赫尔辛基期间认识一名女律师并与之订婚，接连十几天冒着风雪捕杀一只伤害野兔的黑熊，因越 境而被苏联卡累利阿共和国的士兵逮捕却成为他们的座上宾，被遣送回芬兰之后身陷囹圄却凭借流浪期间无意获悉的政界大秘密而得到释放。瓦塔南的这个“兔年” 在出狱之后戛然而止，其后的生活怎么样，帕西林纳并没有直接挑明，只是简单地提到那名女律师在瓦塔南神秘消失之后再也没有消息——这当然是在暗示他们“从 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从写作技巧来判断的话，这本小说——真的是“小”说，英译是小三十二开本，尚不足两百页——是乏善可陈的。帕西林纳这部作品分为二十四节，每节 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展示瓦塔南到某个地方的经历，彼此之间几乎是完全独立的。换言之，《兔年》缺乏精致的长篇小说所需的巧妙布局，它采用了简单的线性叙事模 式，情节跟着瓦塔南逐渐从赫因诺拉向北极圈进发的步伐直线展开。
比如第十三节“渡鸦”，它讲述了瓦塔南在拉普兰南部的波西奥遭遇渡鸦的故事；到了紧接着的第十四节“祭品”，占据了前面整整七页篇幅的渡鸦被瓦 塔南使计弄死之后便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着怪异宗教信仰的滑雪教练卡尔迪南。卡尔迪南跟渡鸦相同，他到了第十五节就无影无踪了，让位给一只黑熊。
就语言风格而言，帕西林纳也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修辞技巧，《兔年》中基本上缺乏别出心裁的比喻、妙笔生花的摹绘、一气呵成的排比或者画龙点睛的通 感。总的来说，虽然帕西林纳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芬兰行动》（Operaatio Finlandia）和《天堂岛的囚 徒》（Paratiisisaaren vangit），《兔年》依然很像文坛新手的处女作。
但正是这本貌似不成熟的小说，过去三十六年来长销不绝，被翻译成二十四种语言。它在芬兰、瑞典和法国已被视为经典，2006年法国导演马克·里 维埃还拍摄了以其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瓦塔南的野兔》（Le Lièvre de Vatanen），三个兔年的流逝丝毫没有影响读者对它的 热爱。这到底是 为什么呢？
答案要到以写作技巧来评价小说的窠臼之外去找。因为有时候，就衡量小说的价值而言，语言学、文体学、修辞学的准绳是不完备的，还需要用上其他学 科的标尺。具体到《兔年》这部小说，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它最大的价值所在，或者说使它成为经典的要素，是作者帕西林纳准确地抓住了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 题。
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题是，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早已成为经典文献 的《大城市与精神生 活》（Die Grosstdte und das Geistesleben）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个人如何在遭受各种社会束缚、背负历史传统和生活 方式的重压的同时，维护其存在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齐美尔看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并不是那些“拒绝在社会-技术体制中沉沦”之人的理想住所。《兔年》 的主角瓦塔南则恰恰是这种人。
帕西林纳如此描述人到中年的瓦塔南：满腹牢骚、愤世嫉俗，年轻时的梦想并没有实现，欺骗过自己的妻子、也被妻子欺骗，有胃溃疡的初期症状，还有 其他许多生活的忧虑。但年轻时的瓦塔南并不是这样的，当初他很高兴能够在一家大媒体供职，尤其热衷于采访那些受到政府压迫的人，他觉得这其实等于在做善 事。然而多年之后，他终于发现，这家周刊永远只关注无关痛痒的事件，刻意对重要的社会丑恶现象保持缄默。于是他“不再认为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第11 页），他只是按部就班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欣慰的，那就是他个人没有参与制造假新闻。他供职的杂志取得成功，但并非由于“传播了信息——而是由于稀释了 它，抹杀它的重要性，将它炒作成茶余饭后的八卦”（第11页）。
瓦塔南这种由于个人理念和社会环境脱节而引起的不适几乎是所有生活在现代大城市的成年人的通病，原因在于，非人格化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本质特征之 一，社会机构的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以个人的情感和好恶为依归。在齐美尔看来，个人的智力发展远远跟不上社会整体的客观文化的进步，因为社会的劳动分 工日趋细密；劳动分工要求个人掌握单一的技能，而对单一技能的过度追求则往往导致主体性的匮乏。也就是说，面对日益增长的客体文化，个人丧失了控制能力， 仅能充当庞大的社会组织的齿轮。对那些极端个体主义的布道者来说，这种个体文化的萎缩和客体文化的膨胀 （Die Atrophie der individuellen durch die Hypertrophie der objektiven Kultur） 正是他们憎恨大城市的重要原因。
也许曾入读拉普兰人民大学（Lapin kansankorkeakoulussa）的帕西林纳并不知晓这种城市社会学理论，至少他没有让瓦塔 南成为弗里德里希·尼采或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那样拥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人物，但是他展现出了敏锐的直觉和艺术的洞察，用旁观者的视角 对日常琐事作出冷静的叙述，以此来取代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反省，成功地通过文学的途径抵达了社会学进路的终点——对现实的剖析和再现。 《兔年》旺盛生命力的来源，正在于书中随处可见的这种叙事艺术与学术理论的殊途同归。
例如，在帕西林纳笔下，尽管瓦塔南的薪水完全不能算微薄，但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赫尔辛基的房租太高，每个月要 花掉他几百马克，这导致他没有办法存钱买自己的房子。甚至连他的业余爱好也受到金钱的制约：“他设法给自己买了一艘帆船，但这也是借钱买来的。”（第11 页）同样地，瓦塔南的这种境遇也是几乎每个现代城市人必须面对的：生活中的一切，从日常的吃穿住行，到人际交往和业余爱好，无不与金钱挂钩。按照齐美尔的 说法，这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大城市，经济交换的集中程度和多样化程度极高，所以交换手段极其重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因而获得了统治地位，它能够 将质的差别转化为量的多寡。在货币经济的影响下，现代城市人的各种生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和许多现代城市人一样，瓦塔南内心深处是抗拒这种 货币经济的统治的，这是促使他逃离城市生活的第二个缘由。
尽管城市生活是如此单调无趣，如此泯灭个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但现实中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会像瓦塔南那样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即使是仇恨大城市的尼 采，也矛盾地热衷于居住在城市里。这主要是因为城市提供了极大的便捷，诚如齐美尔所说，人们在城市里只要随波逐流即可，完全无需自己游泳。除此之外，大城 市的客观环境让其居民变得麻木不仁（Blasiertheit），这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如鱼得水地生活在今日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原因。齐美尔认为，较之 于农村人，城市人的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阈值要高得多，否则就会崩溃。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安宁的乡村，人们相遇往往会面带微笑，寒暄几句。但是 在大城市，比如说上海，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和比沙丁鱼罐头更加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每个乘客相视而笑当然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阈值的提高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自我禁 锢：它将城市人拘押在逼仄狭窄的精神空间之内，促使城市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和金钱有关的事务上，而忽略了心灵的需求和个性的发展。
我猜想帕西林纳会写《兔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厌倦了机械冷漠的城市生活，却又对现 代城市人的这种命运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只好诉诸虚构的艺 术，用一个梭罗式或者说高更式的故事来为自己压抑的情绪寻找宣泄的出口。
有充足的理由表明，帕西林纳很大程度上把瓦塔南当成自己的化身。瓦塔南的年纪、职业无不和帕西林纳相同，爱好也是一样，只不过瓦塔南卖掉帆船， 是为了有钱去流浪，而帕西林纳卖掉帆船，却是为了能够专心创作《兔年》。甚至连他们的婚姻状况也如出一辙。当年帕西林纳和他第一个妻子貌合神离的婚姻已经 走到即将劳燕分飞的末路。瓦塔南的妻子深受消费主义之害，热衷于购买各种过时的奇装异服，而且买回来没几天就会将它们弃若敝屣。这让瓦塔南觉得她要是能找 到合适的新男人，也一定会离自己而去。他们在情感上也并不相互忠实；在小说末尾，瓦塔南被羁押在彼得罗扎沃茨克，芬兰政府提供给苏联当局的报告就指证瓦塔 南犯有通奸罪。而在小说的开头，瓦塔南的妻子由于怀上别人的孩子而去堕胎，面对瓦塔南的质疑，她竟然说：“连死去的胎儿都要妒忌啊？不会吧你！”
只有深刻地理解帕西林纳对城市生活的憎恨和创作《兔年》时的生活状态，读者才不会像英译本最新版序言作者彼科·伊耶（Pico Iyer）那 样，错误地感觉到这部小说是“轻快的”和“欢乐的”。《兔年》诚然采用了匆促的叙事节奏，也不乏令人解颐的诙谐描写，但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波 洛尼厄斯之口说出的，“这看似狂乱，但内中自有理路”：《兔年》荒诞不经的情节背后，是作者帕西林纳跃然纸上的苦闷和抑郁。真正用心去感受——而不是用眼 睛去看——《兔年》的读者，会发现它其实从开篇就弥漫着淡淡的忧伤，随着瓦塔南对现代城市文明越逃越远，这种令人伤感的气氛逐渐增强。在小说快结束的时 候，当瓦塔南不惜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锲而不舍地来到白海岸边，将满腔的愤恨灌注在子弹里，扣动扳机打死伤害他和兔子的黑熊，终于达到了最高潮，如山洪 暴发般地倾泻而出：
“他哭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但眼泪流了下来。他抚摸着熊的皮毛，抚摸着野兔，而野兔正闭着眼睛，躺在他的背包 里。”（第185页）
帕西林纳的情绪得到发泄之后，他为瓦塔南安排了一个童话式的美满结局，他本人也因为《兔年》的大获成功，而摆脱了早已让他厌倦的记者生涯，成为 全职的作家。他并没有像瓦塔南那样逃离城市文明，而是继续居住在芬兰第二大城市：赫尔辛基附近的埃斯泊市（Espoo）。但这并不意味着帕西林纳找到了解 决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题的办法，从他后来的遭遇来看，事实恰好相反：这位当代芬兰最成功的作家似乎从没有向吞噬个性的“社会-技术体制” （gesellschaftlich-technischen Mechanismus）屈服，晚年的他因在酒吧斥责服务员或恶意驾驶等举动而屡次为芬兰 小报贡献花边新闻。在精神病理学的定义中，迟暮的帕西林纳是患者，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生病的也许是现代城市文明。关于这位作家，最新的消息 是，2010年12月29日，其儿子彼得向芬兰媒体《晚报》（Iltalehti）表示，他父亲脑梗塞之后康复状况良好，但失去了写作的能力，只好在未到 古稀之年宣布从此休笔。
帕西林纳和他的《兔年》共同证明了个体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抗和胜利只能在虚构的小说中找到，现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然而这恰恰强化了《兔年》这 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因为现代的城市读者或许早已忘记日出的壮丽和晚霞的绚烂，可是许多人有时候——无论是午夜梦回抑或独处静思——必定会像瓦塔南或者毋宁 说帕西林纳那样，忆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并为现实生活和它的差异感到无奈或哀伤。但不管怎么样，面对令人爱憎交织的城市文明，绝大多数人唯一的选择是认 同齐美尔的说法：“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指责，也不是去原谅，而只能是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