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乌托邦小说源远流长，虽然utopia这个单词要到1516年才由托马斯·莫尔爵士杜撰出来，但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却早在古希腊 时代的作品中就露出了端倪。柏拉图、犹希迈罗斯（Euhemerus）、普鲁塔克（Plutarck）等人的相关描述启发了从莫尔、培根、哈林顿到威廉· 莫里斯到赫尔伯特·乔治·威尔斯等众多乌托邦小说作者。大体而言，乌托邦小说——无论是《新大西岛》还是《乌有乡消息》——的主要功能在于讽刺地批判不尽 如人意的社会现实，而非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乌托邦小说不知何故日趋稀少，而敌托邦（dystopia）小说或者反乌托邦（anti-utopia）小说则逐渐增多，最 著名的当然是杰克·伦敦的《铁鞋跟》（Iron Heel）、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雷 伊·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热衷于写乌托邦或敌托邦小说的，大多为男性作家，女性作家似乎比较稀少，就我个人浅狭的见识所知，英文世界只有写过 《阿特拉斯抖肩膀》（Atlas Shrugged）的安·兰德，写过《使女的传说》（The Handmaid’s Tale）、《末世男 女》（Oryx and Crake）和《洪灾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少数几个。而在东亚文学界就 更少了，似乎只有写过《斎藤家の核弾頭》和《仮想儀礼》的筱田节子，本文要评论的是前者，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已推出陆求实先生的译本，也就是《斋藤家的核 弹头》。
乌托邦小说和敌托邦小说一个常见的手法是将叙事的时间背景设定在未来，《斋藤家的核弹头》也不例外。筱田节子的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发生在 2075年的事情。
在筱田节子的构想中，2075年的日本实行“国民综合分类制度”（第5页），根据社会的和基因的标准将国民划分为许多高低不同的等级。至于这些 等级的待遇都有哪些差异，作者语焉不详，只重点指出，“B级市民最多可生育四胎，C级市民是三胎，D级市民是两胎，D级以下的市民则是一胎都不允许生育， 而且被强制绝育。”（第10页）
主角斋藤总一郎原在日本最高法院担任法官，是特A级市民。但尽管贵为特A级市民，总一郎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似乎并不比其他市民好多少：全家有 十口人，居住的却是只有三十坪（大约一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后来由于技术的发展，电脑彻底取代了法官，总一郎变成了失业的无用之人。丢失工作后的总一郎 可谓祸不单行，日本政府盯上他的小房子，想要将其改建为“一幢一百八十层的高楼，起码可以住一千人”（第１４页）。渴望宽敞居住空间的太太美和子想要迁居 到政府为他们安排的新家——围填东京湾而造起来的海港城，但总一郎却认为那块地是他的先辈历尽千辛万苦而传承下来的，不能毁在他手里。
随后斋藤总一郎和建设省斗智斗勇，展开了一场拆迁和反拆迁的斗争。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筱田节子虽然刻意要写一部敌托邦小说，但在她构造的敌托邦 世界中，建设省居然并不使用暴力拆迁的手段来对付业已下岗、徒有特A级市民身份的总一郎，而是不断地上门劝说，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总一郎当然也不用往自 己身上浇汽油，以自焚来作绝望的抗争，他只需像祥林嫂般喋喋不休地说“这是文明年间太田道灌赐给先祖斋藤正堂的……假如在我这一代的手里毁了它……我没脸 面对我的祖先”（第14-15页）就足以成功地让拆迁人员知难而退。
2075年的日本建设省官员虽然没有精研中国历史，并不懂得“或是停水、断电；或是放狗、放蛇；或是风高月黑之夜，如鬼子进村一样，强行入户将 酣睡的居民抬出并控制住，瞬间就将人房屋夷为平地；或是光天化日之下，‘大侠’突现，冲进‘钉子户’的家中，抡起大锤、铁锹，一通乱砸，威逼其乖乖就范” （这是百度百科对“暴力拆迁”词条的介绍），但到最后，他们还是巧妙地设置了圈套，如愿将总一郎全家骗到了海港城。
日本政府为总一郎安排的新家并非那种交通不便、环境糟糕的老公房或者筒子楼，而是“带有花园的独栋小楼”（第38页），住进这座小楼的美和子 “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幸福感”。总一郎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认命，和全家人慢慢习惯海港城的新生活——尽管在此期间他的父 亲润一郎因病身故，大女儿阿步去了德岛县山村念书，二儿子阿健则由于超常的音乐潜能被选拔到筑波的“日本超优秀儿童能力开发中心”（第48页）。
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建设省官员宣布，海港城下方发现了钒，当地全部居民必须迁往千叶县，以便开采这种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贵重金属。以特A 级市民身份自豪的总一郎起初是支持政府的，但后来发现千叶县的迁居地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适合生活，尤其不适合儿童的成长，于是他慢慢转变了态度。 建设省的步步紧逼使得总一郎无路可退，挺身率领不肯搬走的海港城居民再次展开了拆迁和反拆迁的斗争。
一次又一次的谈判宣告破裂，一次又一次的抗议遭遇失败，总一郎忍无可忍，充分利用特A级市民的高智商，在其他几个人的帮助之下，制造了一枚核弹 头。日本政府假意和他们进行最后的谈判，却派来直升飞机投下病毒，要将负隅顽抗的最后四十余名钉子户统统毒死。总一郎全家碰巧逃过死劫，愤怒而绝望的他准 备和政府决一死战，将核弹头发射到东京市中心。然而总一郎的女儿小夜子悄悄做了手脚，发射出去的核弹头居然变成烟花，射出“祝东京海港城建成！”的金色文 字（第291页）。小说以日本政府拆迁成功、总一郎全家被放逐告终。
《斋藤家的核弹头》谈不上是多么优秀的小说。筱田节子是个高产的作 家，从1991年的《绢的变容》到2009年的《薄暮》，她总共出版了三十八 部小说。作为作者的第十五部作品，《斋藤家的核弹头》体现了一名合格作家应该拥有的写作技巧。筱田女士在讲述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的过程中，合情合理地展示 了斋藤总一郎从忠诚地拥护政府体制和决定到不惜向政府宣战的心理转变，游刃有余地兼顾到总一郎的妻子美和子、母亲孝子、情人高村丽莎，以及有贺大介、三等 陆曹等人的角色塑造。然而小夜子这个怪异角色的出现却是叙事的缺陷：她原先是个体重足以压塌楼板的巨婴，然后在几个月内迅速长大，打退了试图前来暴力拆迁 的政府官员，最后又迅速地衰老，在阻止其父亲总一郎发射核弹头之后奄奄一息地倒在美和子的怀里。筱田节子虽然用大量的文字来解释小夜子异乎寻常的成长过程 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依靠一个和小说中其他所有角色相异的人物来推动叙事的进展，就好比写推理小说的作者用密道或者超自然能力来自圆其说，不得不说是一种 遗憾。
《斋藤家的核弹头》也算不上是多么优秀的敌托邦小说，书中对2075年日本政治体制的构想，基本上还是重弹极权主义的老调。所谓“国家主义种姓 制度”（第5页），是杰克·伦敦在《铁鞋跟》就设想过的。筱田节子担忧技术被居心不良的政府用于控制人民，这个主题在许多先前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至于环 境污染问题，则是近三十年敌托邦小说的必备要素。筱田节子甚至以为到了2075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日本仍会有市场。如果这只是作为叙事的前提，无可 厚非；但假如作者真的这么认为，那难免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斋藤家的核弹头》。实际上，它是一本轻松有趣的读物，和国内那些热衷于讲述贪官与小三如何勾搭成奸、青年女子如何 在职场尔虞我诈的原创小说相比，它更有本钱得到读者的青睐。而且它也有它的优点：筱田节子所构想的敌托邦社会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值得读者去了解和作进一步 的思考。
首先是小说中的拆迁问题。拆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口和资源失衡的问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活的加拿大地广人稀，所以她笔下不太可能（实际上也没 有）出现政府需要将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改造成一百八十层的大厦这种情节。日本人口超过一亿两千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三百三十七人，东京的人口密度更是高 达五千多人每平方公里。如何在众多人口中配置有限的资源，向来是高人口密度国家的核心任务。假如人们持续涌入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那么拆迁所有低层建筑， 修建大量摩天大楼也许是未来唯一的选择。
从《斋藤家的核弹头》来看，筱田节子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显然是悲观的，所以她不惜让总一郎动用核武器。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挨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对 许多大和民族的子民来说，广岛和长崎的惨状代表着世界末日的图景。斋藤总一郎在书中有一段慷慨陈词，大约也是作者和其他许多日本人的心声：“按照国际条约 日本是被禁止拥有核武器的……对于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禁止其拥有，这只是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既得权利而做出的规定，是极其不公平的。” （第259页）而总一郎最终没有成功引爆核弹头，也许正好反映了作者对核战争的深恶痛绝。
其实在我看来，《斋藤家的核弹头》最有意思的地方，莫过于筱田节子构想的敌托邦社会根本就不像敌托邦。人的想象力是受经验和周围环境制约的。对 筱田节子和普通日本读者来说，斋藤总一郎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能自由地选择居住地可能已经是一种足够可悲的惨况，仅仅四十余人遭政府毒死就足以唤起人们 对极权的恐惧和拒斥。但是对那些生活在人民不得不以自焚来对抗拆迁方的铲车、不得不以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守护幼儿园的国家的读者来说，《斋藤家的核弹头》中 呈现的世界绝对是一个值得向往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