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的Blog

自古天才出少年

lijihong — Mon, 07 Nov 2011 02:49:29 +0000

1943年底，已经举家在美国浪迹了整整五年的伯特兰·罗素来到普林斯顿，在风景秀丽的卡内基湖畔租了一座房子。此时已到了他这段旅美生涯的尾声，因为翌年开春，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将会邀请他自秋季学期伊始重新担任三一学院的教授。在后来的自传里，罗素是这样回忆他在普林斯顿的日子的：在普林斯顿时，我和爱因斯坦混得很熟。我常到他家去，每周一次，和他、哥德尔以及泡利谈天。这些交谈有点令我失望，因为他们三个虽然都是犹太人，都是流亡者，也都是见过世面的大城市人，但我发现他们对形而上学有着德国人的偏见。尽管我们大家费尽了心机，可是却从来没有找到可以展开争论的共同前提。（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第466页）这段话引起了科学史研究者伯顿· 费尔德曼（Burton Feldman）的注意，毕竟这段文字提到的四个人中，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是和牛顿、达尔文同级别的科学巨人；泡利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和中微子的发现者，被称为比爱因斯坦还聪明的人；罗素是当之无愧的分析哲学之父，在人文社科领域有着百科全书式的贡献；哥德尔虽然是这四人中唯一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但他是公认的逻辑学大师，堪称现代的亚里士多德。这四个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在一起都谈些什么呢？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争论吗？是什么样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因素促使他们在普林斯顿相遇？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伯顿·费尔德曼专门写了一本书，也就是2007年出版的《梅塞街112号：爱因斯坦、罗素、哥德尔、泡利和科学纯真的终结》，并在今年9月份以《爱因斯坦天才俱乐部》（Einstein’s Genius Club）的书名再版。除了罗素自传中的上述文字，这四个科学天才的会面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甚至连当事人对此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在王浩撰写的《哥德尔反思录》（Reflections on Kurt Gdel）中，哥德尔本人对罗素的说法颇有微词：至于这段提及我的话，我必须澄清的是，首先，我其实不是犹太人（尽管我认为这个问题毫不重要）；其次，这段文字会让人误以为我曾和罗素有过多次讨论，但实际上并没有（我记得只有过一次）；第三，说到我的“纯正”柏拉图主义，它并不比罗素自己的柏拉图主义更加“纯正”。（第112页）由于爱因斯坦和泡利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任何看法，所以人们只能从罗素和哥德尔的各执一词中去寻找真相。也许正如凯瑟琳·威廉姆斯在这本书的导读中所说的，哥德尔在爱因斯坦家出现的次数没有罗素说的那么多，然而他也不止出现了一次。但不管怎么说，在1943年冬天到1944年春天，这四位天才科学家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生活。费尔德曼的《爱因斯坦天才俱乐部》就是以这个事实为切入点的。为了讲述他们为什么会在普林斯顿碰头，费尔德曼花了将近一半——差不多一百页—— 的篇幅来介绍他们的生平。应当承认的是，费尔德曼的归纳提炼能力是很突出的，因为爱因斯坦、罗素、哥德尔和泡利的经历都极其丰富，而且关于他们的传记也几乎称得上汗牛充栋，但他却有本领用相对简短的介绍来扼要地突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性格特征、科学贡献和学术交往，并且也不忘穿插各种脍炙人口的轶事。爱因斯坦是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当他参加苏黎世理工学校（后来更名为瑞士联邦工学院）的入学考试时，却有三门课程——法语、化学和生物——不及 [...]

潮州，潮州

lijihong — Sun, 09 Oct 2011 06:08:40 +0000

福尔摩斯被窃丑闻

lijihong — Sun, 21 Aug 2011 14:38:46 +0000

保罗·艾伦的两段人生

lijihong — Mon, 27 Jun 2011 00:58:51 +0000

载2011年6月2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当代美国商界最成功的两对拍档应该是伯克希尔的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以及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尽管前者合作超过四十年依旧莫逆于心，后者早在二十七年前便已分道扬镳，但两者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巴菲特和芒格联袂打造了美国历史上业绩最优秀的投资公司，盖茨和艾伦合力开创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赚钱的技术公司。巴菲特和盖茨都是习惯在聚光灯下频频露面的全民偶像，各家媒体会巨细靡遗地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有关他们的图书虽然不能说汗牛充栋，但也为数不少。芒格和艾伦相对而言则较为默默无闻，普通读者如果想了解他们的生平、爱好和理念，市面上可供选择的图书则是凤毛麟角，值得推荐的只有查理·芒格的拥趸彼得·考夫曼编纂的《穷查理宝典》，和保罗·艾伦亲自操觚而成的《创意人生》（Idea Man）。和大多数自传不同，保罗·艾伦并没有在《创意人生》中过多地描写自己的家庭和童年，只是用第二章简单地介绍父母的情况。他母亲热爱阅读，“无论是贝娄或巴尔扎克，简·奥斯丁或钦努阿·阿契贝，内丁·戈迪默或林语堂”，这些人的作品她都看；受其母亲的影响，艾伦“上幼儿园之前就能自己看书” （Idea Man，第12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明页码）。他父亲则是个性格沉稳、为人和蔼，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但也很宽容；每当艾伦在家做实验惹出麻烦，他从来不加以责备。总而言之，这个家庭“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第19页）。小学毕业之后，父母将艾伦送进了当地的贵族学校：湖畔中学。正是在这个地方，艾伦发现了他最擅长的事情——编写计算机程序，并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伙伴——比尔·盖茨。第一眼见到盖茨，艾伦发现了这个人身上有三个特点：“他真的很聪明；他真的很好胜，想让你知道他有多聪明；他真的有恒心。” （32页）艾伦和盖茨实际上分属两个社会阶层：艾伦的父亲只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而盖茨的父亲是华盛顿州律师协会的主席，他的家豪华得让初次到访的艾伦“有点震撼”。艾伦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和做科学实验，而盖茨从小最喜欢阅读的是父母给他订阅的《财富周刊》。盖茨曾经拿着这份杂志，问艾伦：“你知道管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艾伦说他不知道。年仅十三岁的盖茨满怀期待地说： “也许我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公司。”（第32-33页）尽管有这些差异，但由于有着相同的才华和爱好，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计算机都是大型机（Mainframe），它不仅体积庞大，而且价格昂贵，只有极少数的政府单位、科研机构或者大型企业才负担得起。由于运转程序需要耗费许多纸张，也由于设备的稀少和昂贵，当时人们使用大型机需要按时付费。湖畔中学的计算机使用时间很快就不够热衷于编写程序的艾伦和盖茨用，但巧合的是，当地有一家计算机公司募集程序测试员，这对拍档双双应征成功，不但得到了无限时使用大型机的便利，也熟悉了它们的性能，并开始掌握一些计算机语言，比如BASIC和FORTRAN。直到各自上了大学，艾伦和盖茨依然在寒暑假期间结伴为不同的公司打工，甚至还成立了一家销售交通信息软件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只有三个客户，从1974年到1980年，它的总收入是6631美元，净亏损是3494美元（第67页）。这次失败并没有影响艾伦和盖茨继续创业的热情。1974年，在盖茨的怂恿之下，艾伦向学校申请休学，到波士顿寻求新的机会。那年12月，决定合伙成立软件公司的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某家比萨店里畅想他们的未来，艾伦问：“如果一切顺利，你觉得我们的公司会有多大规模？”盖茨回答说：“我觉得我们能请三十五个程序员吧。”（第2页）艾伦坦承当年他觉得盖茨这个目标非常远大。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年轻人正站在计算机发展历史的转折点，而他们很好地抓住了机会。 1974年4月，家用计算机之父亨利·爱德华·罗伯茨领导的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推出了基于英特尔8008芯片的新款微型计算机——牵牛星8080（Altair 8080），售价不到四百美元，这使得计算机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触手可及的可能。在《大众电子》（Popular Electronics）杂志上看到牵牛星8080的广告后，早已预见到计算机迟早会走进个人时代的保罗·艾伦立刻找到比尔·盖茨，谋划如何利用他们在BASIC语言上的优势，为牵牛星8080撰写一套程序。后来的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艾伦带着盖茨编写的程序，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找罗伯茨，并得到了他的认可。为了和罗伯茨签署“牵牛星BASIC”的授权合同，艾伦和盖茨合伙组建了微软公司。在组建时他们发生了第一次股权上的争执。艾伦开始以为两人将会平分公司的股份，但盖茨却说：“你要一半是不对的，你在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领薪水，这BASIC几乎全是我在波士顿写的，但我一分钱也没拿。我觉得我应该占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第91页）艾伦虽然很震惊，但还是接受了，这为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随着家用计算机市场的迅速壮大，各家计算机生产企业对软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牢牢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最关键的举措是成功地和IBM签署了MS-DOS的授权合同），让微软在数年之间从一家小公司变成行业内的翘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拍档的互补性：艾伦专注于新软件的开发，而盖茨在销售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在微软规模越来越大的过程中，艾伦和盖茨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艾伦对待下属比较友好，能够平等地与他们探讨问题。而盖茨则完全相反，他喜欢以高压的姿态催促员工尽快完成任务。假如有人没有按时完成工作，盖茨会轻蔑地说：“我一个周末就能把这软件写完！”假如某个程序员有考虑不周的地方，盖茨往往会大吼：“这是我听过最他妈蠢的事情！”（第114页）他们在技术方面也经常发生争吵，但真正伤害双方交情的，还是股权方面的纠纷。按照《创意人生》的说法，这种情况后来又发生了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微软起诉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成功之后——这场官司直接导致亨利·爱德华·罗伯茨从此退出计算机行业，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当时微软刚走上正轨，软件销售蒸蒸日上，盖茨提出要重新分配股权：他想要占到百分之六十四。保罗·艾伦又是大吃一惊，但不喜争辩的他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最终还是答应了。艾伦认为双方占有的股份体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和一个律师的儿子之间的差别”（第103页）。第二次是在斯蒂夫·鲍尔默加盟微软时发生的。鲍尔默是盖茨在哈佛的同学，当时在宝洁的市场营销部工作，并在斯坦福商学院进修。1980年4月，盖茨提出聘用鲍尔默，并分给他百分之五的股份，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多股份，鲍尔默不会离开斯坦福。艾伦同意了盖茨的提议，但几天之后，他结束度假回到公司，吃惊地发现盖茨给鲍尔默写了一封信，许诺给鲍尔默百分之八点七五的股份。艾伦当场大发雷霆，表示再也没兴趣聘请鲍尔默，并指责盖茨言而无信。后来盖茨坚持原来的想法，又同意多出来的股份从他那里扣，艾伦才勉强同意。（第132页）第三次则是在保罗·艾伦病重时。1982年9月，艾伦被查出患有淋巴瘤。为了接受治疗，艾伦不得不中断他在微软的工作。但在休养期间，他总是忍不住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年12月，艾伦无意间听到盖茨的办公室传出盖茨和鲍尔默的说话声。他站在门口，想听听两人在说些什么，结果发现他们正抱怨艾伦几个月没有工作，准备通过发行期权的方式来稀释艾伦的股份（第164-165页）。这几次纠纷让保罗·艾伦感到很失望，于是决意离开微软，哪怕盖茨写了很长的信挽留他。当然，他的决定也是受到淋巴瘤的影响：“如果我的病治不好，那么回到微软也白搭，那里有太多压力了。如果我能痊愈，那么我现在已经明白，人生苦短，不能总是过着不开心的日子。”（第167页）离开微软之后，保罗·艾伦过了一段潇洒的日子。除了陪父母，就是到法国和新结识的女朋友吃喝玩乐。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永远随心所欲地、奢华地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1986年3月13日，微软第一次公开募股，艾伦一夜之间拥有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四年之后，微软股价的上涨使他成为十亿巨富；而到了1996年，年仅四十三岁的他身家已暴增到一百亿美元。人但凡有了足够的钱，便能较为轻易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至少对保罗·艾伦来说是这样的。他喜欢篮球，于是买下了开拓者队；他喜欢橄榄球，于是买下了海鹰队；他喜欢音乐，于是组建了乐队；他喜欢出海和潜水，于是请德国最好的造船厂为他打造了一艘长达一百三十七米的豪华游艇。保罗·艾伦令人值得敬佩之处，倒并不在于他有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兴趣，而在于他能够将自己的兴趣和科学的利益结合起来，尽管他赞助的主要几个科研项目都显得太过超前。他斥两千五百万美元巨资，帮助伯特·鲁坦研制出“太空船一号”（Space Ship One），而这背后的动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幼向往太空，希望有朝一日普通人也能够到外太空旅行。“太空船一号”创下了诸多历史记录：第一艘能够以三倍音速飞行的民用飞机，第一艘飞行高度超过一百公里的民用飞机，也是第一艘可重复使用的民用航天器。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会禁止政府继续向外星文明搜寻研究所（SETI）拨款，该研究所面临关闭的困境，是保罗·艾伦伸出了援手，使那些执着于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外星人发出的信号的科学家能够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如果说前面提到两个项目都有点另类，另一个由艾伦资助的科研项目的意义就容易理解得多。2003年，他出资一亿美元，成立艾伦研究所，聘请了许多顶尖科学家从事人脑地图的绘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 [...]

马金森谈出版业的趋势

lijihong — Sun, 19 Jun 2011 12:31:44 +0000

对国内出版业来说，今年可谓多事之秋：不少地方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走上奔向双百亿的合并之路，带着浓重暴发户气息的京东网气势汹汹地叫嚣永远以四折的价格销售二十四家儿童出版社的图书，各地独立小书店关门大吉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汉王科技高管集体减持公司股票成为两市今年最大丑闻…… 在这些纷纷扰扰之中，出版业到底向何处去？企鹅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金森（John Makinson）先生近日访问上海，在企鹅中国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女士的陪同下接受本报专访，以其全球顶尖出版人的视野，谈起这个行业的趋势。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无论是在英美还是中国，出版业的并购行为都很常见，而且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趋势，比如最近有传言说上海两大出版集团将要合并。您认为并购对出版商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马金森：对出版商的发展壮大来说，并购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企鹅集团是仅次于兰登书屋的世界第二大大众图书出版商，这个地位和几次大的并购是分不开的。1996年，我们收购了普特南集团（Putnam Berkley Group），这对企鹅集团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当年我们在美国的生意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比在英国的小。还有很重要的是，那时美国企鹅在出版文学小说方面很厉害，有很多高端的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儿童图书也出，但在商业小说这一块不行。收购普特南让我们变得更加均衡，我们开始出版顶尖的畅销小说，比如汤姆·克兰西、帕翠西亚·康威尔等人的作品。为了让我们出书的种类更加丰富，收购普特南之后，我们又收购了道灵·金德斯利（Dorling Kindersley）。衡量并购是否必要，其中一个标准是双方有没有互补性。如果大家做的图书都差不多，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但也不能说出版商的壮大只能靠并购，内部自发的发展也很关键。企鹅集团下属有个出版社，叫做“河源”（Riverhead），它是由美国企鹅的总裁苏姗·彼得森·肯尼迪创办的，出版过许多高品质和非常畅销的文学作品。我们2001年新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财经出版社，叫做“投资组合”（Portfolio），它现在已经是美国和英国顶尖的财经图书出版机构。在我看来，如何开创新的出版品牌，也许是比并购更重要的事情。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光是在英国，今年头三个月出版业就有二十四宗并购的记录。这个数字和去年第四季度的数字相同，但涉及的金额却增长了419%。你认为这种并购行为未来还会持续增长吗？马金森：我觉得这要看未来的情况。比如说，亚马逊在图书零售方面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强势，不排除有些出版商会谋求合并，以便和它抗衡。别的出版机构我不知道，企鹅集团目前没有这样的压力。但谁知道呢，未来也许会收购别的出版社也不一定。不过现在确实没有重要的并购计划。合并组建成一个大集团，会不会影响各个出版社原来的独立性呢？马金森：基本上不会。就以“河源”为例，他们想出什么书，通常自行决定就可以了。当然，“河源”需要向集团汇报工作，假如他们想花大价钱，比如说几百万美元，去买一本作品，那么他们需要征得我的同意。这种约束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但总的来说，各个出版社还是很独立的。组建成大集团的好处是，单个来看，这些独立的机构每年出版的图书比较少，但它们背后是整个培森集团，所以能够在印刷、纸张方面得到便宜的报价，可以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发行渠道、仓库、营销团队也是共享的。如果是小的出版社，它要做全国性的作者巡回签售会比较困难，但在大集团里面就简很单，别的城市也许会有同集团的其他出版社。如果你属于一个国际性的出版集团，那么你可以在各个国家同时推出一本书，这样你的市场就会比原来大很多。当然，如果集团对下属出版社的管理太细，就会影响它们内部的工作环境。我们一直努力地维持整个集团的规模和各个出版社融洽的内部氛围之间的平衡，该管的地方要管，不该管的地方要放手。规模很大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你很难控制每本图书的质量。比如说最近被炒得很火爆的《三杯茶》内容造假丑闻？马金森：每当我们要出版一本书，我们必须信任作者。如果是非虚构类作品，我们必须相信作者所记录的是实际情况，而不可能去复查每本书的内容，因为企鹅集团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四千种。我们和作者签署合同，作者保证他所写的非虚构作品是真实的，格雷格·摩顿森和《三杯茶》也是这样的。现在企鹅终结和摩顿森先生的合同了吗？你们会召回这本书吗？马金森：没有，企鹅跟摩顿森的合同还是有效的。目前也没有召回这本书的打算。关于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再多了，我们集团要讨论过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另外一个和出版业相关的主要趋势是，亚马逊等网络书店迅速兴起，传统的大型连锁书店和独立书店则日渐衰落。现在不少出版商也在它们的官网卖书，包括你们企鹅，这种做法对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原有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吗？马金森：传统的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关系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有些销售商，尤其是亚马逊，已经开始涉足内容出版。我们办网站，主要是为了和读者有更直接的联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卖书，从企鹅官网卖掉的书是很少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我们刚办了一个新网站，叫做“书国”（bookcountry.com），用户可以在上面发表书评，进行讨论，发布自己的作品，结识朋友，也可以在上面买书。这个网站4月底才在美国和英国上线，如果发展顺利，会带来一定效益。在目前这个数字化时代，出版商和销售商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是互补的关系，而是增加了一些竞争的色彩。别的出版商我不知道，但对企鹅集团来说，我们在网站卖书，是为了方便那些来访的网民。在官网卖书不是我们的战略，我们有别的销售渠道。企鹅的书能够在亚马逊、苹果在线商店等地方销售，并控制了定价权，卖多少钱我们说了算，也能拿到消费者资料。我觉得对出版商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掌控定价权，并且从消费者信息中了解到购书人想要买什么，他们愿意付出多少钱。总而言之，出版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关系是最重要的，至于书是从企鹅官网、亚马逊或者苹果在线商店卖掉的，我觉得那并不重要。现在亚马逊上卖出的Kindle格式电子书比平装本图书还要多，许多人认为电子书的时代已经来临，您觉得呢？马金森：我觉得可能有点言之过早。目前总的情况是这样的，在美国，电子书的销售占到整个图书市场大约百分之十的份额，很快会增长到百分之二十。在英国，电子书则只占到百分之八的市场份额。所以你知道，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尽管它的增长非常快。电子书市场要真正兴旺起来，必须有很多电子书的内容，读者也必须拥有各种各样的设备，比如说Kindle或者iPad，这样才能用来购买和阅读电子书。而且很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销售电子书的平台。美国在这些方面发展比较早，所以它的电子书市场也比其他国家要发达。英国起步比较晚，但电子书的销售规模今年应该很容易能够翻一番。总的来说，电子书发展很快，但现在还没有成为图书市场的主流。现在不少人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挺悲观的，他们认为实体书最终会消失。您觉得这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吗？马金森：不，不，我不认为实体书最终会消失。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得对读者做一个划分：有些读者读书就是为了看内容，这些人会变成电子书消费者，他们会在Kindle或者iPad或者其他设备上看电子书。他们也有可能会购买廉价的平装本图书。但还有另外一类读者，他们热爱实体书带来的体验，以及人与书之间的关系。他们或是喜欢去书店看书，或是喜欢手里捧着书的感觉，也可能要送书给朋友，或者书架上有空位需要填补。我相信这类消费者对实体书的忠诚度会非常高。我们这些出版人的责任就是，要确保这类读者的需求得到满足，把书做得更漂亮，让他们觉得读实体书是一种享受。也就是说，我们要出版更多的礼品书，价格更高的书，采用更美观的封面，更精良的印制。在我看来，实体书是不会消失的，书店也同样不会消失。但这两种图书消费群体的分化肯定会变得更加厉害，选择电子书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变化确实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实体书的末日。这就是内容消费者和图书收藏者的区别。马金森：是啊。但是内容消费者和图书收藏者也可能是同一个人。比如说，你今天会买一本电子书在iPad上看，但明天你可能会去书店购买一本漂亮的精装版图书。所以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这两类消费者，但他得到的两种消费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说，那些质量低劣的、便宜的图书可能会受到电子书的冲击而消失。就拿美国来说，那里的图书基本上分为三类：大众市场版，平装版，精装版。 [...]

“Alternative Channels” Emerge for Publishing Foreign Books in China

lijihong — Fri, 18 Feb 2011 03:01:05 +0000

By Bruce Humes (http://www.bruce-humes.com/)原文链接：http://paper- republic.org/newsletters/china-publishing-news-0217/fk-afbe938cbec0fe65f295/ Back in the 1950s until the mid-1980, all China exports had to pass through state-run trading firms. Manufacturers did not export, period; only I/E firms could, and that made them very profitable (if bureaucratic) monopolies. It was only with the rise of Deng Xiaoping and economic reform that makers and Sino-foreign [...]

五花八门的欧美1月热点新书

lijihong — Sun, 13 Feb 2011 02:30:16 +0000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近期美国风头最劲的图书，莫过于《虎妈妈的战曲》（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1月11日——出版日期，下同），作者是闽南裔的美国教授蔡美儿。本来这只是蔡美儿写她过去十几年养育两个女儿的回忆录，但经过媒体的热炒，已经俨然成为中美家庭教育比较的典型样本。1月3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更是以蔡美儿及其女儿蔡思慧的照片作为封面，并刊登了专题报道，标题噱头十足：“蔡美儿的育儿经引起美国的恐惧”。在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的当下，《虎妈妈的战曲》可谓生逢其时，迅速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相比之下，蔡美儿的丈夫贾德·鲁本菲尔德的历史悬疑小说《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1月20日）就没那么风光，尽管从内容来看，它是很精彩的，尤其是在再现历史细节方面，但销售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在美国，和金钱有关的书似乎比较容易畅销，比如有本叫做《投资答案》（The Investment Answer，1月25日）的小书，出版当天就名列亚马逊图书排行榜榜首。作者丹尼尔·古迪在加利福尼亚开设了一家投资顾问公司，在这本只有九十六页却要卖十八美元的小册子里，他试图解答下面五个问题：投资时单干比较好还是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如何配置投资中股票、债券和现金的比例？投资组合应该侧重于哪类资产？投资策略应该是积极进取的，还是消极被动的？何时应该卖出持有的资产，何时应该买入更多？这其实是每个投资者都有的疑惑，所以《投资答案》的畅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美国读者也没有那么俗气，尽管指导中年女性如何减肥的《永远性感》（Sexy Forever，2010年12月28日）和宣称可以让读者成为超人的《四小时健身法》（The 4-Hour Body，2010年12月14日）之类的图书很有市场，但《隐秘的真实：平行世界和宇宙的深层定律》（The Hidden Reality: Parallel Universes and the Deep Laws of the Cosmos，1 月25日）和《一千种礼物》（One Thousand Gifts，1月17日）同样受欢迎。前者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布里安·格林，也是当今世界顶尖的弦理论专家，曾在卡拉比-丘成桐流形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隐秘的真实》是他写的科普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读者介绍宇宙里存在平行世界的可能性。《一千种礼物》则是由基督教福音派的出版公司Zondervan推出，虽然重弹的是人们要在生活中感恩的老调，但因为作者安·福斯卡普的特异经历和优美文笔，依然一纸风行，并且好评如潮。相形之下，英国新年的热点新书就显得有文化多了，比如说《耶路撒冷考略》（Jerusalem: The Biography，1月27日）。众所周知，在地缘政治的视域里，耶路撒冷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地方，但这个地处偏僻的城市是如何成为“圣地”和中东和平的关键的呢？西蒙·萨巴格·蒙特费尔试图用这部皇皇巨著——厚达六百九十六页——追本溯源地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蒙特费尔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在传记写作领域素来享有盛名，尤其擅长还原俄国政治人物的生平，他所著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波将金》、《红色沙皇斯大林》曾获得许多重要的奖项。这次他为一座城市立传，可谓别开生面。另外一本值得专门介绍的畅销书是《长歌》（The Long Song，1月6日）。严格来说，它不能算新书，因为它的精装版是去年2月4日出版的，而且入围了上届曼·布克小说奖的决选名单，这次新推的是平装版。它的作者安德丽雅·利维祖籍牙买加，是当代英国第一流的女作家，她的第四部小说《小岛》（Small Island）先后斩获橙子小说奖、惠特布莱德小说奖、惠特布莱德年度图书奖、英联邦作家奖，并被推举为历届橙子小说奖最佳作品。《长歌》讲述了生活在十九世纪牙买加某个甘蔗种植园的黑人女奴的悲惨命运，通过这个微观的切入点反思大英帝国长达三百年的黑奴贸易，称得上是血泪淋漓的杰作。黑人的历史成为文学主题由来已久，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哈伯·李《杀死一只反舌鸟》，从托妮·莫里森的《宠儿》到凯瑟琳·斯托克特的《相助》，相关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数是美国作家在讲述美国的故事。安德丽雅·利维的《长歌》讲述的主题较为新奇，小说主角“七月” （Miss July）的身份也有异于其他黑奴：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强奸了她母亲，导致了她的出世。在十九世纪，像她这样的私生子固然得不到白人家庭的认可，但可以从事劳动强度较低的家务工作，不用到田地里去干粗活。于是黑奴阶层内部也因为肤色深浅的不同而产生了分化，这在以前是不广为人知的。从这个方面来说，《长歌》有点像美国作家爱德华兹的《已知的世界》（The Known World），算是拓展了黑人文学的疆土。实际上，有关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史的小说并不稀见，只是目前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比如说，格林纳达出生的英国作家雅各·罗斯在2008年出版的《派特·本德》（Pynter Bender）就是一部异常出色的作品。其实英国的大众阅读跟美国的差异并不是太大，教读者如何做面包、蛋糕、饼干等的《简易烘培术》（Baking Made Easy，1月6日）出版后一直盘桓在畅销书排行榜的前三名。而且英国读者的阅读趣味也表现出追随时尚的倾向，例如石黑一雄的《永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和马克·罗格等的《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等旧书则因为近期同名电影的上映而再次大卖。法国的热点新书就更加五花八门了，畅销榜单上有理财图书《省钱宝典》（Sauvez votre argent，1月20日），有人物传记《法兰莎》（Frankgoise，1月19日），也有译为法文的美国小说《曲溪镇的最后一夜》（Dernière nuit à Twisted River，1月20日），更有批判现行税务制度的《税务革命：二十一世纪该如何征收所得税》（Pour une révolution fiscale : Un impt sur le revenu pour le XXIe siècle，1 月27日）。《法兰莎》讲述的是前法国文化部长法兰莎·纪贺（Frankgoise Giroud）的生平。纪贺女士既是传媒人，也是作家：她早年在 ELLE杂志当编辑，后来自立门户，创办了新闻周刊《快报》（L’Express），此外还著有《居里夫人传》等图书。《法兰莎》的作者劳尔·阿德勒本身也是著名的媒体人和作家，他曾为玛格丽特·杜拉斯、汉娜·阿伦特等著名女性立传。《曲溪镇的最后一夜》则是约翰·欧文在2009年的新作。近年来，英美文学作品的法文译本往往卖得很好，而在美国和英国的图书市场上，则很少见到英译的法国作品能够卖得好，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也许是因为英语世界变得越来越封闭，而法国读者的心态则越来越开放，而在从前，法国人在文化上的傲慢是举世皆知的。法国的福利非常好，每年用于福利保障的财政支出约为五千亿欧元，占GDP的30%以上，相应地，该国的税负也很高，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调查，是全球税负最高的国家。萨科齐上台之后大力推动医改，但见效甚微，政府的财政赤字依然居高不下。在这样的背景下，《税务革命》的热卖也就不难理解了。该书的三位作者痛陈法国的税务制度既不民主，也不平等，更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号召发起一场税务革命。其实法国政府可以请这三位作者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那样他们就会明白，高福利高税负并不是最糟的，总比低福利高税负强一万倍。

兔年伊始读《兔年》

lijihong — Sun, 13 Feb 2011 02:23:37 +0000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975年，有着五十三年历史的芬兰《时代周刊》（Viikkosanomat）在广告客户争夺战中不敌强势的新兴电视媒体，准备关门大吉；三十三岁的阿尔托·帕西林纳因之失去工作，随后中断多年的记者生涯，卖掉他热爱的帆船，开始创作一本叫做《兔年》（The Year of the Hare）的小说——按照中国的生肖纪年法，那年正是兔年。当时帕西林纳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现在的读者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当《兔年》的主角瓦塔南抱着那只被撞伤的兔子，躲在小城赫因诺拉，打电话把他心爱的帆船卖给同事时，那份义无反顾的绝然却是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瓦塔南是渐近中年的文字记者，和摄影师同事出差途中，他们开的车撞到一只野兔。他下车去照顾断腿的小兔，迟迟不肯回到车上，同事眼见夜幕将临，情急之下，自行开车走了。于是这起偶然的事件成为瓦塔南生命中的转折点：他陪小兔在野外度过了美好的一夜，次日决定逃离原本熟悉的生活，包括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和感情破裂的妻子，带着野兔踏上漫无目的的流浪之旅。随后，瓦塔南和野兔远离城市文明，经历了离奇的一年：在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中狂欢，差点毁掉一对新人的婚礼，伴尸骨未寒的死者在仓库中共度一宿，与狡猾贪婪的渡鸦斗智斗勇，碰巧发现大批深埋河底的二战时期德国部队遗留的军火，和若干到访芬兰的外国武官共同见证了一场疯帽匠风格的宴会，为了替野兔疗伤而重返赫尔辛基期间认识一名女律师并与之订婚，接连十几天冒着风雪捕杀一只伤害野兔的黑熊，因越境而被苏联卡累利阿共和国的士兵逮捕却成为他们的座上宾，被遣送回芬兰之后身陷囹圄却凭借流浪期间无意获悉的政界大秘密而得到释放。瓦塔南的这个“兔年” 在出狱之后戛然而止，其后的生活怎么样，帕西林纳并没有直接挑明，只是简单地提到那名女律师在瓦塔南神秘消失之后再也没有消息——这当然是在暗示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从写作技巧来判断的话，这本小说——真的是“小”说，英译是小三十二开本，尚不足两百页——是乏善可陈的。帕西林纳这部作品分为二十四节，每节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展示瓦塔南到某个地方的经历，彼此之间几乎是完全独立的。换言之，《兔年》缺乏精致的长篇小说所需的巧妙布局，它采用了简单的线性叙事模式，情节跟着瓦塔南逐渐从赫因诺拉向北极圈进发的步伐直线展开。比如第十三节“渡鸦”，它讲述了瓦塔南在拉普兰南部的波西奥遭遇渡鸦的故事；到了紧接着的第十四节“祭品”，占据了前面整整七页篇幅的渡鸦被瓦塔南使计弄死之后便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着怪异宗教信仰的滑雪教练卡尔迪南。卡尔迪南跟渡鸦相同，他到了第十五节就无影无踪了，让位给一只黑熊。就语言风格而言，帕西林纳也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修辞技巧，《兔年》中基本上缺乏别出心裁的比喻、妙笔生花的摹绘、一气呵成的排比或者画龙点睛的通感。总的来说，虽然帕西林纳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芬兰行动》（Operaatio Finlandia）和《天堂岛的囚徒》（Paratiisisaaren vangit），《兔年》依然很像文坛新手的处女作。但正是这本貌似不成熟的小说，过去三十六年来长销不绝，被翻译成二十四种语言。它在芬兰、瑞典和法国已被视为经典，2006年法国导演马克·里维埃还拍摄了以其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瓦塔南的野兔》（Le Lièvre de Vatanen），三个兔年的流逝丝毫没有影响读者对它的热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要到以写作技巧来评价小说的窠臼之外去找。因为有时候，就衡量小说的价值而言，语言学、文体学、修辞学的准绳是不完备的，还需要用上其他学科的标尺。具体到《兔年》这部小说，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它最大的价值所在，或者说使它成为经典的要素，是作者帕西林纳准确地抓住了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题。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题是，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早已成为经典文献的《大城市与精神生活》（Die Grosstdte und das Geistesleben）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个人如何在遭受各种社会束缚、背负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的重压的同时，维护其存在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齐美尔看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并不是那些“拒绝在社会-技术体制中沉沦”之人的理想住所。《兔年》的主角瓦塔南则恰恰是这种人。帕西林纳如此描述人到中年的瓦塔南：满腹牢骚、愤世嫉俗，年轻时的梦想并没有实现，欺骗过自己的妻子、也被妻子欺骗，有胃溃疡的初期症状，还有其他许多生活的忧虑。但年轻时的瓦塔南并不是这样的，当初他很高兴能够在一家大媒体供职，尤其热衷于采访那些受到政府压迫的人，他觉得这其实等于在做善事。然而多年之后，他终于发现，这家周刊永远只关注无关痛痒的事件，刻意对重要的社会丑恶现象保持缄默。于是他“不再认为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第11 页），他只是按部就班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欣慰的，那就是他个人没有参与制造假新闻。他供职的杂志取得成功，但并非由于“传播了信息——而是由于稀释了它，抹杀它的重要性，将它炒作成茶余饭后的八卦”（第11页）。瓦塔南这种由于个人理念和社会环境脱节而引起的不适几乎是所有生活在现代大城市的成年人的通病，原因在于，非人格化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机构的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以个人的情感和好恶为依归。在齐美尔看来，个人的智力发展远远跟不上社会整体的客观文化的进步，因为社会的劳动分工日趋细密；劳动分工要求个人掌握单一的技能，而对单一技能的过度追求则往往导致主体性的匮乏。也就是说，面对日益增长的客体文化，个人丧失了控制能力，仅能充当庞大的社会组织的齿轮。对那些极端个体主义的布道者来说，这种个体文化的萎缩和客体文化的膨胀（Die Atrophie der individuellen durch die Hypertrophie der objektiven Kultur）正是他们憎恨大城市的重要原因。也许曾入读拉普兰人民大学（Lapin kansankorkeakoulussa）的帕西林纳并不知晓这种城市社会学理论，至少他没有让瓦塔南成为弗里德里希·尼采或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那样拥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人物，但是他展现出了敏锐的直觉和艺术的洞察，用旁观者的视角对日常琐事作出冷静的叙述，以此来取代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反省，成功地通过文学的途径抵达了社会学进路的终点——对现实的剖析和再现。《兔年》旺盛生命力的来源，正在于书中随处可见的这种叙事艺术与学术理论的殊途同归。例如，在帕西林纳笔下，尽管瓦塔南的薪水完全不能算微薄，但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赫尔辛基的房租太高，每个月要花掉他几百马克，这导致他没有办法存钱买自己的房子。甚至连他的业余爱好也受到金钱的制约：“他设法给自己买了一艘帆船，但这也是借钱买来的。”（第11 页）同样地，瓦塔南的这种境遇也是几乎每个现代城市人必须面对的：生活中的一切，从日常的吃穿住行，到人际交往和业余爱好，无不与金钱挂钩。按照齐美尔的说法，这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大城市，经济交换的集中程度和多样化程度极高，所以交换手段极其重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因而获得了统治地位，它能够将质的差别转化为量的多寡。在货币经济的影响下，现代城市人的各种生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和许多现代城市人一样，瓦塔南内心深处是抗拒这种货币经济的统治的，这是促使他逃离城市生活的第二个缘由。尽管城市生活是如此单调无趣，如此泯灭个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但现实中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会像瓦塔南那样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即使是仇恨大城市的尼采，也矛盾地热衷于居住在城市里。这主要是因为城市提供了极大的便捷，诚如齐美尔所说，人们在城市里只要随波逐流即可，完全无需自己游泳。除此之外，大城市的客观环境让其居民变得麻木不仁（Blasiertheit），这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如鱼得水地生活在今日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原因。齐美尔认为，较之于农村人，城市人的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阈值要高得多，否则就会崩溃。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安宁的乡村，人们相遇往往会面带微笑，寒暄几句。但是在大城市，比如说上海，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和比沙丁鱼罐头更加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每个乘客相视而笑当然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阈值的提高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自我禁锢：它将城市人拘押在逼仄狭窄的精神空间之内，促使城市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和金钱有关的事务上，而忽略了心灵的需求和个性的发展。我猜想帕西林纳会写《兔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厌倦了机械冷漠的城市生活，却又对现代城市人的这种命运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只好诉诸虚构的艺术，用一个梭罗式或者说高更式的故事来为自己压抑的情绪寻找宣泄的出口。有充足的理由表明，帕西林纳很大程度上把瓦塔南当成自己的化身。瓦塔南的年纪、职业无不和帕西林纳相同，爱好也是一样，只不过瓦塔南卖掉帆船，是为了有钱去流浪，而帕西林纳卖掉帆船，却是为了能够专心创作《兔年》。甚至连他们的婚姻状况也如出一辙。当年帕西林纳和他第一个妻子貌合神离的婚姻已经走到即将劳燕分飞的末路。瓦塔南的妻子深受消费主义之害，热衷于购买各种过时的奇装异服，而且买回来没几天就会将它们弃若敝屣。这让瓦塔南觉得她要是能找到合适的新男人，也一定会离自己而去。他们在情感上也并不相互忠实；在小说末尾，瓦塔南被羁押在彼得罗扎沃茨克，芬兰政府提供给苏联当局的报告就指证瓦塔南犯有通奸罪。而在小说的开头，瓦塔南的妻子由于怀上别人的孩子而去堕胎，面对瓦塔南的质疑，她竟然说：“连死去的胎儿都要妒忌啊？不会吧你！” 只有深刻地理解帕西林纳对城市生活的憎恨和创作《兔年》时的生活状态，读者才不会像英译本最新版序言作者彼科·伊耶（Pico Iyer）那 [...]

也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lijihong — Sun, 30 Jan 2011 16:27:07 +0000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0年12月25日早晨，浙江乐清农民钱云会接到一个电话；接完之后，穿着厚外套和运动鞋的他带着雨伞，向阴沉沉的家门之外走去。钱云会也许没有想到，此去将是他和家人的永别：片刻之后，一辆解放悍威巨型工程车从他肩膀和脖子处碾压而过，令他当场毙命，陈尸于这片他生活了整整五十三年的土地。这起貌似交通事故的事件迅速成为岁末年初最大的新闻，在互联网和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当地警方在12月29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这是一起寻常的交通意外；但有些媒体和网友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而怀疑钱云会是死于谋杀。这种怀疑是有原因的：钱云会当过乐清寨桥村的村委会主任，曾因为乐清电厂征用该村耕地引发的纠纷而率领村民上访，先后三次被抓到看守所关起来。可以肯定的是，钱云会事件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日益增多且渐趋尖锐的土地纠纷的缩影。实际上，城市化进程遭遇的土地问题已经严重得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例如，12月23 日，国土资源部在北京召开了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专家研讨会。在钱云会惨遭横祸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将土地管理法修改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而国土资源部提交的修订草案，更是早在2009年6月便已报送国务院审议。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则主要表现为土地产权制度之争，有些学者认为私有化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最佳方向，有些则坚称当前的集体所有制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不容更改。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贺雪峰是后一派的中坚，他彻底反对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在其近著《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贺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和论证。《地权的逻辑》旗帜鲜明地对几种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主要观点做出了有力而成功的驳斥。近年来，鼓吹土地私有化最用力的，大部分是生活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或者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华人经济学家，如张五常、陈志武、文贯中、周其仁和已故的杨小凯之流，他们经常在《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发表有关言论。由于国内媒体普遍而言对海外人文社科学者有着近乎病态的盲目崇拜，部分编辑记者往往在约稿或采访时对那些长期过着学院生活的教授礼敬甚备，甚至不惜由衷或违心地对其大加吹捧，某些学者于是多少有点在自我膨胀中忘乎所以，习惯性地凭借自身有限的专业知识和对现实一鳞半爪的了解来妄发议论，或作痛心状，或作严肃状，总之是一副能为帝王师、破解社会问题者舍我其谁的派头。但他们慷慨激昂的陈词通常与他们的雄心壮志不符，尤其是上述那几位提倡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例如周其仁曾发表题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的文章，宣称“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权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惊人数目的货币财富”。这个观点被贺雪峰讥讽为“站在北京看农民的土地”（《地权的逻辑》，第73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注明页码）。事实也是如此，北京和上海的农村土地每亩也许能卖出上百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而在湖北京山，根据贺雪峰的调查，同样面积的土地价格只有区区两千元（第24页）。以中国的幅员之辽阔，农民人数之众多，任何企图用个别来推断总体、用均值来掩盖离散的经济学思维定式在有着多年农村调查经验的贺雪峰面前，都是错漏百出和不堪一击的。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第二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集中对这些经济学家进行了畅快淋漓的剖析和批判，反驳了他们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三大理由（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构建民主自由的宪政社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贺雪峰教授这部新著最大的学术价值，是对农村、土地和农民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和所有一般名词相同，农村只是一个便于交流的泛化标签；正如苹果有青苹果、红苹果、黄苹果等不同种类，中国的农村也有沿海地区农村、内陆地区农村、平原地区农村、丘陵地区农村等差异。具体到沿海地区农村，富裕的如江阴华西村，贫穷的如乐清寨桥村，它们之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别，有时候甚至大于某些中小城市和部分农村的距离。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权的逻辑》把当前中国的农民细分为四类：纯农户、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以农业为次的兼业户、外出务工经商不再兼业的农户（第29页）。这几类农民的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和现实利益诉求都各有不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再可以用农村、农民和农村土地这样的抽象表述来指称全国所有农村户籍的人，以及他们所在的村庄和土地，而应有具体所指”（第72页）。那些为土地私有化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最大的软肋，就是假定农村是一组没有任何离散度的变量，认为他们从某个观察点总结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这种经济学假设对高度复杂和分化的中国农村地区来说，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地权的逻辑》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破”和“立”两部分：“破”前文已经介绍过，是对那些提倡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家的反驳，而“立”则是提出作者本人支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看法。很遗憾，尽管丰富的农村调查经验帮助贺雪峰摧枯拉朽般地打倒了周其仁、杨小凯等人的经济学谬论，但在模糊不清的逻辑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干扰之下，这种社会学优势并没有转化成其立论的牢固。换句话说，贺雪峰对土地私有化的批驳是成功的，但他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辩护则是失败的。贺雪峰坚决拥护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普通农民并不想要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只图农业生产方便。《地权的逻辑》反复地强调这个观点，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的：“笔者在全国20多个省市农村调查，极少听到农民要土地所有权，倒是笔者的舅舅说土地应该私有化，而我的舅舅恰恰是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他认为土地应当私有化，来自他的读书看报，而非自己意愿的表达。”（第2 页）贺教授的舅舅看到这段话会有什么反应，一般读者不得而知，不过这里面的逻辑缺陷，却是一目了然的。许多农民受制于生活环境和教育经历，对土地产权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毫无所知，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可是它能成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合理性基础吗？我们不妨用鲁迅作品中的例子来寻找答案。《伪自由书·“人话”》写道：“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假设贺雪峰教授去问这位农妇要不要选举权，要不要吃蓝罐曲奇，我猜她是不要的，只希望能够睡午觉和吃柿饼。这种层次较低的农民意识其实并不好笑（鲁迅已经指出），反倒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它万万不能成为反对社会制度进化的理由，否则我们现在也许还生活在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之下。另一个让贺雪峰觉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土地制度在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贺雪峰认为，“中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扩展城市和建设基础设施，从而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奥秘正在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第324页）；他忧心的是，倘使土地私有化，政府就不能轻易地从征收农民的土地中获得收益，而“国家正是占有了土地收益，才有能力为全国大多数农民提供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自序，第9页）。哪怕单就此处的引文来看，读者也不难发现贺雪峰教授被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蒙蔽了逻辑的眼睛，从而丧失了看清现实的视力。诚然，贺雪峰教授说得没错，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确实建立在对农村资源的剥夺之上。而且这种剥夺是双重的，除了上述的用近乎零成本的代价征用农地来建设道路和城区这较为明显的一重之外，还有一重是相对隐秘的，那就是利用城乡户籍双轨制对农民的劳动进行剥削。比如说，您为自来水、天然气、电力、宽带服务等支付的费用，包括了相关企业员工的退休金、医保金等在内；而农民在销售您日常三餐所吃的大米和肉菜禽蛋时，并没有附加这部分成本。数以千万计在城市的寒风中或烈日下修建道路或房屋、在各种小工 [...]

谈谈《老人与海》的三种译本

lijihong — Sun, 09 Jan 2011 03:12:50 +0000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老人与海》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余光中译译林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一版231 页，25.00元作为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历来极受欢迎，在中国大陆也不例外。这位失落一代的标杆人物作品甚多，最广为人知和最畅销的，当然是《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老人与海》，每年光在卓越和当当这两家网络书店就能卖出上万册。对比绝大多数新书总销量三四千册的现状，这个数字足够让某些出版商垂涎欲滴。事实亦是如此：尽管获得海明威外国版权基金会授权的国内出版社仅有两家，但如果您去卓越上检索，会发现有库存、可销售的版本多达三十种左右。最近《老人与海》人丁兴旺的译本家族又增添了一员，也就是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余光中译本。说是新出，但据译序所说，译文早在 1953年初便已完稿，1957年由重光文艺出了繁体字版；这次由译林推出简体字版，余光中先生“大加修正……全书所改，当在一千处以上”（第4页）。余先生似乎较为谦逊，自称他最初的译本“能得七十分”，至于这个改过“一千处以上”的译本能得多少分，倒是没有提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新译本知所取舍，读来就顺畅多了”。考虑到余先生在海峡两岸文名素著，其代表诗作《乡愁》近乎家喻户晓，兼且著有《余光中谈翻译》，与蔡濯堂（思果）先生遥相唱和，俨然有译界指路明灯之状，他这个译本应该是准确优雅兼而有之，如他在谈翻译的书中所期许的，成为英汉文学翻译的典范。但可惜的是，就业已付梓的译文来看，读者恐怕难免会产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慨。这个改过“一千处以上”的译本第2页就出现了明显的纰漏。在小说的开头，男孩打算请老人去喝酒，于是说：“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引文出自Scribner’s Sons在1965年出版的原著，第11页，以下仅注明页码。）余先生给出的译文是：“我请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过了，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书中的Terrace其实是一个酒吧，它的原型是哈瓦那柯希玛尔湾的La Terraza酒吧。这个地方如今已成为当地名胜，许多热爱《老人与海》的游客都喜欢去那里缅怀海明威。此处余先生似乎将首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 Terrace看成一般名词terrace，所以译错。张爱玲的译本（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1月版，以下简称张译）和吴劳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以下简称吴译）各是“露台酒店”和“露台饭店”，虽然有些出入，但也都算译对了。这个露台酒吧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具体地点，余先生这个无心的疏忽导致了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后面就出现了这样让人费解的译文：男孩把这些食品盛在一个双层的金属盒子里，从平台上带来。他袋里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纸做的餐巾包好。 “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第10页）由于余先生将露台酒吧误译成“平台上”，后面这个“马丁老板”显得特别突兀。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都将最后一句译为：“马丁。那老板。”这样读者就能知道马丁是露台酒吧的老板，而不会感到摸不着头脑。如果说上面这个错误是疏忽所致，那么另外一个错误应该归咎于余先生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不熟悉。老人和男孩在酒吧喝过啤酒，便把渔具搬回老人住的棚屋，随后男孩问老人晚饭吃什么，老人回答说：“A pot of yellow rice with fish.”（原著第16页）余先生将其译成：“一罐糙米拌鱼。”（第7页） Rice诚然有大米的义项，但米拌鱼怎能下咽呢？而且Yellow Rice并非糙米，它是加勒比海地区常见的菜肴，跟东南亚菜的咖喱炒饭或者长三角地区的扬州炒饭差不多，主要原料也是大米，只不过添加的作料是藏红花或者胭脂树籽榨的油，所以是黄色的。为了增加营养和改善口味，当地人往往给黄米饭添加鸡肉、鱼肉等配料。吴译作：“有锅鱼煮黄米饭。”张译作：“一锅黄米饭，就着鱼吃。”它们虽然和原文有点出入，但并没有余光中先生的译文离谱，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令人意外的是，同一页的最后一行又出现了一处明显误译。我们先来看看原文是怎么写的：“I’ll 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