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的Blog

1943年底，已经举家在美国浪迹了整整五年的伯特兰·罗素来到普林斯顿，在风景秀丽的卡内基湖畔租了一座房子。此时已到了他这段旅美生涯的尾 声，因为翌年开春，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将会邀请他自秋季学期伊始重新担任三一学院的教授。在后来的自传里，罗素是这样回忆他在普林斯顿的日子的：

在普林斯顿时，我和爱因斯坦混得很熟。我常到他家去，每周一次，和他、哥德尔以及泡利谈天。这些交谈 有点令我失望，因为他们三个虽然都是犹太人，都是流 亡者，也都是见过世面的大城市人，但我发现他们对形而上学有着德国人的偏见。尽管我们大家费尽了心机，可是却从来没有找到可以展开争论的共同前 提。（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第466页）

这段话引起了科学史研究者伯顿· 费尔德曼（Burton Feldman）的注意，毕竟这段文字提到的四个人中，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是和牛顿、达尔文同级别的科学巨人；泡利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和中微子的发现 者，被称为比爱因斯坦还聪明的人；罗素是当之无愧的分析哲学之父，在人文社科领域有着百科全书式的贡献；哥德尔虽然是这四人中唯一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但他是公认的逻辑学大师，堪称现代的亚里士多德。这四个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在一起都谈些什么呢？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争论吗？是什么样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因素促 使他们在普林斯顿相遇？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伯顿·费尔德曼专门写了一本书，也就是2007年出版的《梅塞街112号：爱因斯坦、罗素、哥德尔、泡利和科学 纯真的终结》，并在今年9月份以《爱因斯坦天才俱乐部》（Einstein’s Genius Club）的书名再版。

除了罗素自传 中的上述文字，这四个科学天才的会面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甚至连当事人对此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在王浩撰写的《哥德尔反思 录》（Reflections on Kurt Gdel）中，哥德尔本人对罗素的说法颇有微词：

至于这段提及我的 话，我必须澄清的 是，首先，我其实不是犹太人（尽管我认为这个问题毫不重要）；其次，这段文字会让人误以为我曾和罗素有过多次讨论，但实际上并没有（我记得只有过一次）； 第三，说到我的“纯正”柏拉图主义，它并不比罗素自己的柏拉图主义更加“纯正”。（第112页）

由于爱因斯坦和泡利并 没有对这个问题发 表过任何看法，所以人们只能从罗素和哥德尔的各执一词中去寻找真相。也许正如凯瑟琳·威廉姆斯在这本书的导读中所说的，哥德尔在爱因斯坦家出现的次数没有 罗素说的那么多，然而他也不止出现了一次。但不管怎么说，在1943年冬天到1944年春天，这四位天才科学家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生活。费尔德曼的 《爱因斯坦天才俱乐部》就是以这个事实为切入点的。

为了讲述他们为什么会在普林斯顿碰头，费尔德曼花了将近一半——差不多一百页—— 的 篇幅来介绍他们的生平。应当承认的是，费尔德曼的归纳提炼能力是很突出的，因为爱因斯坦、罗素、哥德尔和泡利的经历都极其丰富，而且关于他们的传记也几乎 称得上汗牛充栋，但他却有本领用相对简短的介绍来扼要地突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性格特征、科学贡献和学术交往，并且也不忘穿插各种脍炙人口的轶事。

爱因斯坦是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当他参加苏黎世理工学校（后来更名为瑞士联邦工学院）的入学考试时，却有三门课程——法语、化学和生物——不及 格，结果推迟了一年才得以就读这家著名的学校。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学怪人，虽然他的性格不乏童真诙谐的一面，但他 对和平的呼吁，以及对犹太人复国运动的帮助，完全不逊于任何一个同时代的政治家。

和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相比，伯特兰·罗素的家世要 显 赫得多。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曾两次应维多利亚女王之邀组建内阁，并亲自担任首相，而他的教父则是名垂青史的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穆勒。尽管如此，罗素的生活 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许多波折。他二十九岁便因发现罗素悖论而声名大噪，随后几年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更是获得了世界级的声望。但一战期间，由于倡 导和平的反战观点，他被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开除，甚至被判劳改六个月。他出身贵族，但在1945年前一直生活在捉襟见肘的困窘当中；那年《西方哲学史》风 靡一时，给他带来了巨额的版税收入，永久地结束了他的财政危机，可这时他已经是个七十三岁的老人了。别以为罗素的传奇人生到此为止。1948年，他从挪威 前往瑞典，乘坐的飞机半途因风暴而失事，四十三名乘客中有十九名死于非命，而七十六岁的罗素在冰冷的北欧海洋中奋力向救生船游去，获救时几乎毫发无损。

哥德尔的性情是这四人中最古怪的。在学术上，他二十五岁就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完备定理，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在日常生活中，他绝对是个怪人：由于 他患有严重的受迫害妄想症，总是疑心有人要毒死他，他的妻子阿黛尔不得不一口一口地喂他吃饭。而每逢冬天，无论天气有多冷，他家里绝对是不能开暖气的，因 为他相信家具受热散发出来的气味会让他丧命。1938年，哥德尔执意要和相识十年的阿黛尔结婚，却遭到了全家的反对：阿黛尔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舞女，比 哥德尔大七岁，而且还离过婚。在哥德尔的亲朋看来，他们两个实在不是理想的伴侣。不过时间证明了哥德尔的选择是正确的。阿黛尔无微不至地照顾哥德尔，直到 他在1978年因疑心医生试图毒死他而绝食去世。

按照泡利的导师马克斯·玻恩的说法，泡利是“能够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天才，而且从 纯 科学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比爱因斯坦还要伟大”。这位奥地利的理论物理学家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就糟糕了，因为他特别讨厌发表论文，喜欢通过长信跟尼尔斯· 玻尔和维尔纳·海森堡讨论科学问题。他的大多数创见从来没有公开发表，只在讲座上揭晓。除了发现不相容原则和自旋，泡利对量子力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对 同行的批评和引导上。他以尖酸刻薄著称，甚至连爱因斯坦也逃不脱他的嘲弄。有一次，爱因斯坦在讲座上陈述了他的某个观点，泡利的点评是：“爱因斯坦教授说 的倒也不全都是蠢话。”而他对某篇论文的评价是“这篇论文太糟糕了，甚至连错误都算不上！”但他的批评完全是从学术出发，再加上他往往是正确的，所以同行 对他也没太大意见，累次遭到他批评的爱因斯坦在1945年提名他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那些斯德哥尔摩的评委则听从了爱因斯坦的建议。从来不做实验的泡 利在物理学界还以“泡利效应”闻名：只要他出现在实验室附近，那些实验器材必定会莫名其妙地失灵。

促使这四个天才的人生道路在普林斯 顿 相交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和泡利是犹太人，他们逃离德国和奥地利自然在情理之中。罗素滞留美国，是因为当时返英的海上航路被德军切断。而哥德尔虽 然不是犹太人，但在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德国纳粹政府废除了大学里的私人讲师（Privatdozent）这个职位，因之失业的哥德尔只好接受普林斯 顿高等研究院提供的工作。

介绍完他们的生平之后，费尔德曼并没有深入地分析这四个天才的学说，以及他们的相聚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思 想 碰撞，而是介绍起理论物理学在二十世纪的进展来，全书的终结篇更是详细地回溯了原子弹的制造过程。要知道的是，爱因斯坦和罗素是极力反对核武器的，他们在 1954年和其他九位科学家共同发表了著名的《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哥德尔对政治和军事的兴趣几乎等于零，在1938年，他竟然这么问从奥地利逃到普林 斯顿任教的犹太数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是什么促使你来美国呢，伯格曼先生？”至于泡利，虽然美国负责曼哈顿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他的学生，德国负 责研制原子弹的维尔纳·海森堡是他的好友，但他本人跟这两个军事计划是毫无联系的。结合这本书的主题和开篇来看，费尔德曼的这个结尾显然是十分奇怪的。

说实在的，《爱因斯坦天才俱乐部》有着别具匠心的开篇，引人入胜的中段，最终却给了读者莫名其妙的结局。在我看过的美国科普作品里面，它绝对在水准以 下。尽管如此，费尔德曼在书中点明的一个现象，却值得国内读者、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者深思。

费尔德曼敏锐地发现，和诗人、小说家或者 艺 术家不同，科学家——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作出重要贡献时往往非常年轻，比如约翰·纳什是二十二岁（博弈论）、约翰·冯·诺伊曼是二十岁（序数 的标准定义）、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是二十一岁（代数基本定理）、埃瓦里斯特·伽罗瓦也是二十一岁（伽罗瓦理论）。哥德尔证明不完备定理时只有二十五 岁，泡利发现不相容原理时也是二十五岁；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是二十九岁，罗素提出罗素悖论时也是二十九岁。而且这些科学家通常在三十岁以后便不再有 重要的发现，开始走上漫长的学术下坡路。罗素在三十岁后虽然出版了汗牛充栋的作品，但再也没能实现自我超越；哥德尔到美国之后，兴趣转向哲学，逐渐沉沦为 一个没有创见的哲学家；泡利相对比较厉害，三十岁那年还预言了中微子的存在，但这是他最后的贡献。甚至连爱因斯坦也摆脱不了这个命运，1916年提出广义 相对论之后，他就开始淡出学术的舞台。

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种现象，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要在科学上取得突破，它最应该仰仗的 是 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可是在中国，学术制度侧重于支持那些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有名望的科学家（比如两院院士），科研资源也主要集中在这些人手里。悖谬的 是，这些人早已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超越自我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似乎没有哪个院士在当选院士之后还有重大的科研成果问世。更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中国特 有的中央集权式的科研计划安排，在国内的大学或者其他科研单位，科学家（无论年轻与否）要获得经费，必须依照科技部、教育部或者所在单位拟定的题目，并遵 循一定的程序进行申请，负责确定立项和经费审核的通常是远离学术前沿的院士和资深教授。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下，中国科学界贡献世界级 成 果的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国情特殊论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黄种人科学家和白种人科学家相同，也都是自古天才出少年。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三个曾经获 得菲尔兹奖的华裔数学家。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最高奖，每四年颁奖一次，颁给有卓越贡献的年轻数学家，每次最多四人得奖。自从1936年颁发以来，总共有 三个华裔数学家得到这个奖项：丘成桐（1982）、陶哲轩（2006）、吴宝珠（2010）。丘成桐在1976年证明卡拉比猜想时只有二十七岁，陶哲轩 2004年证明格林-陶定理时是二十九岁，吴宝珠（越南籍，祖上是广东人）2008年证明朗兹纲领的基本引理时虽然年纪稍大，但也不过三十三岁。

在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的今天，中国在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却乏善可陈，政府明显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近年来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逐渐增多。但如果现 行的科研制度不着重支持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不给他们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国内科学界对诺贝尔奖的渴望恐怕还要过很多年才能得到满足。

小时候，大约是上小学三四年级吧，因为身患痼疾，每隔一段时间，父母总要带我去府城的时钟楼看病。所 谓府城，是早年潮州周边乡下人对其城区的尊称：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置潮州府以降，那里一直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数百年的历史记忆深入人心，哪怕1949年后潮州变成粤东行署辖下的潮安 县，人们还是习惯敬畏地称之为府城。而时钟楼，其实就是潮安人民医院，它占据了原先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堂。始建于1885年的天主教堂本有高达七层的钟楼，文 革期间被以“破四旧”的名义拆除，但时钟楼这个俗称却保留了下来，并由医院继承。

       我家 所在的小镇属揭阳县，和潮州隔着枫江，距府城只有十六公里。然而那是一个乡下小孩热衷于冲到马路中央猛嗅刚驶过汽车的尾气并觉得奇香无比的年代，要到府城 去，若非骑自行车，便只能到设在省道1930线边上的小站，拦住自揭阳县城开往府城的班车——似乎是每天早、中、晚三班，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去的 那天吃过早饭之后，父母会带我去等车。

或许是父母把时间掐得很准，又或许是幼小的我没有时间概念，反正每次等不 多久，就能看到在两条由苦楝树、木棉树、凤凰树等交错组成的绿线之间，那辆班车沿着黑色的乌油路面，远远地自西向东慢慢驶来。班车照例是坐不满的，三座一 排的铁架塑胶垫座椅，父母和我坐下正好，而我喜欢靠窗的位子。茂盛的树木、翠绿的稻田、偶尔的耕牛、稀疏的房屋迅速地进入玻璃窗，又迅速地退出。这些景 观，和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当然并无二致。然而当它们在班车之外流动起来，却让我觉得新奇而振奋。

依次路过有许多陶窑错落的凤塘和枫溪，班车会停在西河路的西车站。下车后当然是先去环城西路的时钟楼医院，但说来奇怪，看病是我去府城的主要目 的，可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反复多次的求诊过程的记忆竟然消磨殆尽，反倒是西湖公园门外美味可口的牛肉粿条、开元寺内面目狰狞的四大金刚和湘子桥上漆 黑光亮的鉎牛，如同锚定在码头的小舟，任凭岁月长河的冲刷而岿然不动。

多次求医问药而病情毫无改善之 后，我逐渐学会了如何与那种慢性病和平相处，父母也放弃徒劳的时钟楼之旅。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有踏足那于幼年的我而言象征着古迹名胜和现代文明 的府城，但是拜乡土教材之赐，潮州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居然日益丰富形象起来。

我从乡土教材和其他书籍上学到，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改义安县为潮州，唐天宝元年（742年）改成潮阳郡，但不久之后的乾元元年（758年）又改回潮州，并沿用至今；潮州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是韩昌黎，最驰名的物产是陶瓷，最独特的风俗 是工夫茶。我还了解到，开元寺的香火已经延续了千余年，湘子桥是韩愈的侄子、也就是八仙过海中的韩湘子修建的，和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名 桥，以及其他许多令教材编写者引以为豪的东西。

等到上中学，我每年会去一两次潮州——“府 城”这个称谓已经渐渐消失了。动因不是去看医生，而是去探望我的兄长：二哥在潮州一家汽车修配厂上班，三哥有段时间也在某家服装厂打工。那时两车道的乌油 路变成四车道的水泥路，两旁生长多年的树木早已被连根拔起，而国营的班车也停开了，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开的中巴：从早上六七点到夜幕降临，数不清有多少班， 总之随时都有车坐，可是未必有空位，有时只能站着。

其时我已颇读了几本书，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 年岁，每次到潮州去，自不免要造作地装出几分怀古思幽的情怀。到湘子桥东的韩文公祠去，会刻意想起韩愈自长安至潮州途中的诗作，试图感受他的心境。唐宪宗 元和十四年（819年）， 韩愈因谏迎佛骨，惹得宪宗龙颜大怒，将其贬为潮州刺史。自刑部侍郎的高位被谪为离长安万里之遥的蕞尔小吏，昌黎先生自然是不痛快的；他既留恋原来的生活， 也对未知的潮州充满恐惧，一路上怨言不绝：“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次邓州界》）、“一封朝奏九重天，夕 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题临泷寺》）。而登临金山北阁，则以为郑兰枝的题诗实在不配题在如此雄壮的山麓：北阁西倚金山，基座是壁立千仞的明代城墙；东望韩江，放眼有不舍昼夜 的浩浩洪流。时至今日，我闭目遐思，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年伫立其上，看着远处巍峨的凤凰山，近处秀丽的笔架峰，以及清澈的江水，往来的舟船，心底浩然而生的 那种超脱爽朗的感觉。郑兰枝的诗格局既小，层次又乱，末尾两句“梵宫自是长明镜，照彻韩潮万象澄”更难逃挂脚韵之讥。

我最喜欢去的，是湘子桥。湘子桥当然不是韩湘 子修的，它又名广济桥，始建于宋乾道七年（1171年），最初东段叫“济川桥”，西段为“丁公桥”，明宣德十年（1435年）更名“广济”。由于韩江宽达五百 余米，水位既深，水流又急，当年没有水泥混凝土，更无沉箱技术，修成单纯的梁桥或拱桥几乎是不可能的。古代那些无名工匠用一个貌似简单的天才构想弥补了施 工技术和材料的缺陷：两岸水浅之处立桥墩，渐次向江心靠拢，水流湍急处则以铁链锁住十八艘横放的梭船，梭船之间铺设木板，以浮桥的形式连通东西两端的拱 桥。在中国的桥梁史上，集梁桥、拱桥和浮桥三种形态为一体的桥梁，只有这一座。

但我喜欢它，却并非由于这个原 因。1958年， 为了便于车辆通行，潮安县政府将江心的浮桥改为钢梁桥，我当初见到它时，那令它名载史册的特点早已不复存在，况且这种需要许多阅历和知识才能辨认的惊人之 处，也并非一个乡下少年所能欣赏。我喜欢它，是因为桥的两边总是排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水果的、卖草药的、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卖杂货的，甚至还有卖旧 书的，各得其所，和熙熙攘攘的往来行人车辆一起，热热闹闹地上演一出伴随着小贩的吆喝、顾客的还价、单车的铃声、汽车的喇叭、江船的马达等乐章的市廛胜 景。在久居闹市且已“屏除丝竹入中年”的如今，我对这种市井的喧嚣自是敬而远之，但那时却是觉得新奇至极，急切地东张西望，生怕漏掉了什么好玩的东西。

湘子桥西广济门内的东门街、下水门街、开元路、太平路也因此而拥有极大的吸引力。那一带是潮州旧城的 核心区域，集中了众多的商铺和食肆。开元寺附近密集的香烛店和素菜馆我不感兴趣，各种日用篾器、工夫茶具我也不关心，那些色泽金黄的腐乳饼、香气扑鼻的蚝 仔酪却能让我垂涎欲滴。东门街和太平路多的是饭店，肠粉、春饼、粿汁、油锥、韭菜粿、鼠壳粿……无不是令人食指大动的美味。可惜当年我只是个穷学生，囊中 没有大快朵颐的充实，顶多只能花三五块钱，吃一份蚝仔酪解馋。

高考之后，我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故乡，去广州 念大学。起初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会使“潮州”变成我的身份认同的标签。学校里的同学自动分为两类：外省的，本省的。而本省的又分为三个小类：说 广府话的，说客家话的，说潮州话（或者潮汕话）的。当我在家乡的时候，一条宽不足三百米的枫江就足以将潮州和揭阳清楚地分开；但是到了广州，没有人在意我 家离潮州旧城有十六公里之遥，也没有人在意潮汕地区是由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个地级市组成。反正你原本说的是潮州话，你的身份属性就是潮汕人。于是在 广州的四年，我慢慢把潮州纳入了家乡的范围——这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代表城市文明的异域。

但它先前在我心里崇高的形象却渐渐变得低微。我每年寒暑假回家，也还去潮州，动因跟先前相同，去探望我的兄长：二哥还在那里工作，三哥虽然离开 了，和我同年高考的四哥却上了韩文公祠隔壁的韩山师范学院。和潮州相比，广州显然是更合格的现代城市文明代表。我记得上大学后第一次去潮州，竟然讶异于它 的衰落和破败：街道太过狭小，有些路面铺着的居然还是青得发亮的石板；旧城区的房子显得太矮，而且颇有年久失修的颓唐迹象；沿江的明代城墙崩塌之处甚多， 显见保护不力；而最讨厌的是蹲守在各处景点门外的车夫，遇到游客会尾随不休，纠缠着游客坐他们的三轮车……

我不知道，在通往现代文明的路上，是我走得太快，还是潮州走得太慢。我只知道，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成长背景，帮助我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定义我自己。

也就是说，虽然作为物质文明的潮州不再是我向往的对象，但作为文化传统和 生活方式的潮州是我认同的。大学毕业后，我就食沪上，近十年来，时常在旅途上奔波，见闻固然不能算广博，但所踏足的地方，却遍及大半个中国。我曾在初春的 丽江眺望披着金色斜晖的皑皑的玉龙雪山，在盛夏的漠河凝视凌晨三点日出的清冽的黑龙江，在深秋的西安注目耸立千年的雄伟的大雁塔，在严冬的上海看见光影斑 驳的安静的巨鹿路。于这些舟车劳顿中，我慢慢理解到，旅行的意义其实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而在于这些流动反复地证实，走过 再多的路途，见过再多的风景，最让你感到安全和温暖的，依然是最初的故乡。

我早已习惯每天和我太太喝上几巡 工夫茶，时常惦念白粥咸菜鱼饭和薄壳米的早餐，偶尔哼起潮剧《彩楼记》中优美的唱段，披阅古代诗词时遇到佳句会情不自禁地用潮州话念出来。这些日常生活的 琐碎点滴，无不证明我从头到脚都是正宗的潮州人。但对于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潮州，那个儿时的府城，我中间却有许多年没去过，主要是由于我终年漂泊在外、“还 家反似寄，数日又长征”的缘故。

今年春天，那相随二十几年的顽疾终于恶化到我再也不想忍受；我决定听从医 生的建议，通过开刀来彻底摆脱它。由于听说手术后有一段时间不能坐飞机，所以我赶在手术之前，先回了一趟家。因为想起童年到府城求医的往事，我在回家之前 已计划好再去潮州看看。原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旧地重游，竟然让我对潮州的印象大为改观。

从我家去潮州，四车道的水泥路已经变成双向六车道的沥青路——如同“府城”被遗忘那样，“乌油”这个词似乎太土，已经没什么人提起。沥青路的中 央是一列起到隔离作用的花圃，种满了大头榕和应季的花卉；两旁也新植了各种行道树，虽然小，但总让人看到树荫有可能再像多年前那样茂密的希望。私人中巴仿 佛呼应这些年的国进民退，是彻底停开了；政府运营的班车再度兴旺起来，每小时一班，都是配备豪华皮座椅的空调车。但我无缘体会这种公共交通的便利：毕业后 一直在中学任教的四哥执意要开车载我和母亲去。

潮州的变化也很大，沿江的城墙是彻底整修过 了，原本城墙下面乱七八糟的棚屋、大排档等等变成了绿地。湘子桥也拆掉重建，依照清代古城图中的样式修旧如旧：两边桥墩上盖起了亭阁，江心恢复了十八梭船 和木板组成的浮桥，那只雍正二年（1724年）铸成的鉎牛依旧镇在浮桥的西端。或许是因为门票毫无道理地高达五十元之故，我们去那天桥上游人很 少，走在其上完全没有当年那种热闹的生活气息。但这种宁静的氛围有助于游客将注意力集中在周边的景色上，东边是秀丽的笔架峰和庄严的韩文公祠，南边可见到 近处江心的凤凰洲和远处有龙湫宝塔美称的涸溪塔，西边是肃穆的城墙和广济门，北边是恒古不变的凤凰山和浩汤而下的韩江水，处身其间，很容易有置身于另一时 空的恍惚。

更大的变化出现在太平路。据清代乾隆年间撰修的《潮州府志·卷八》记载，太平路上曾有四十七座旌表 历代潮籍官员文人的牌坊，到1950年剩下十九座。次年“百岁乡宾”坊因失修倒塌，压死一名邮政工人；当时政府为了安全起见，将未倒的十 八座全部拆除。2007年，潮州当局决定重现太平路的旧貌，于是整饬沿路商铺，使其恢复原有的明清风格，并重建见诸史书的四十七座牌坊。这些牌坊沿着不长的太 平路一字排开，蔚为壮观，也显示潮州历来是人文鼎盛之地。韩愈治潮八月，其间驱赶为患百姓的鳄鱼，整顿久已荒废的州学，造福潮州甚多。有宋一代，潮州举人 考中进士的有一百七十二人，而明代也达到一百六十人之多。那些刻着众多谀词的“状元坊”、“圣朝使相坊”、“四进士坊”、“三世尚书坊”现在当然没有道德 上的优越，但作为历史的见证，它们和周边的屋宇相得益彰地营造出一种极其逼真的历史氛围，是值得去感受的。

也有没变的地方，比如开元寺，里面的香火一如 既往地旺盛，两棵菩提树的繁茂也与昔日无二。从开元路到上西平路折右向北，沿路以精美绝伦的潮州木雕著名的己略黄公祠、保存了明初殿堂建筑原貌的学宫、堪 称潮州民居模板的宋代许驸马府，无不是十余年前萧条的模样。但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过度开发的名胜古迹，竟觉得这样的萧条或许才是它们本来应有的韵味。

这夜深人静的时分，回顾完我个人对潮州的情感纠葛之后，我竟不知如何收笔。思绪纷飞间，我忽然怀疑起 自己因新近的游历而对潮州产生的好感来。我不知道下次再去，会有什么新的感想。但这或者正是潮州的魅力所在，因为一个值得重游的地方，必定要有新的感受带 给旅人——是的，旅人，这是我这类颠沛者的命运：哪怕回到故乡，也无非是过客。但我释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人能够永远地停留在一个地 方。

2011-5-24 凌晨1点53分

载2011年6月2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当代美国商界最成功的两对拍档应该是伯克希尔 的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以及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尽管前者合作超过四十年依旧莫逆于心，后者早在二十七年前便已分道扬镳，但两者仍然有许 多相似之处。巴菲特和芒格联袂打造了美国历史上业绩最优秀的投资公司，盖茨和艾伦合力开创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赚钱的技术公司。巴菲特和盖茨都是习惯在聚光 灯下频频露面的全民偶像，各家媒体会巨细靡遗地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有关他们的图书虽然不能说汗牛充栋，但也为数不少。芒格和艾伦相对而言则较为默默无 闻，普通读者如果想了解他们的生平、爱好和理念，市面上可供选择的图书则是凤毛麟角，值得推荐的只有查理·芒格的拥趸彼得·考夫曼编纂的《穷查理宝典》， 和保罗·艾伦亲自操觚而成的《创意人生》（Idea Man）。

和大多数自传不同，保罗·艾伦并没有在《创意人生》中过多地描写自己的家庭和童年，只是用第二章简单地介绍父母的情况。他母亲热爱阅读，“无论 是贝娄或巴尔扎克，简·奥斯丁或钦努阿·阿契贝，内丁·戈迪默或林语堂”，这些人的作品她都看；受其母亲的影响，艾伦“上幼儿园之前就能自己看书” （Idea Man，第12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明页码）。他父亲则 是个性格沉稳、为人和蔼，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但也很宽容；每当艾伦在家做实验惹出麻烦，他从来不加以责备。总而言之，这个家庭“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第19页）。

小学毕业之后，父母将艾伦送进了当地的贵族学校：湖畔中学。正是在这个地方，艾伦发现了他最擅长的事情——编写计算机程序，并遇到了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伙伴——比尔·盖茨。第一眼见到盖茨，艾伦发现了这个人身上有三个特点：“他真的很聪明；他真的很好胜，想让你知道他有多聪明；他真的有恒心。” （32页）

艾伦和盖茨实际上分属两个社会阶层：艾伦的父亲只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而盖茨的父亲是 华盛顿州律师协会的主席，他的家豪华得让初次到访的艾伦“有点震撼”。艾伦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和做科学实验，而盖茨从小最喜欢阅读的是父母给他订阅的 《财富周刊》。盖茨曾经拿着这份杂志，问艾伦：“你知道管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艾伦说他不知道。年仅十三岁的盖茨满怀期待地说： “也许我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公司。”（第32-33页）尽管有这些差异，但由于有着相同的才华和爱好，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计算机都是大型机（Mainframe），它不仅体积庞大，而且价格昂贵，只有极少数的政府单位、科研机构或者大型企业才负担得起。由于 运转程序需要耗费许多纸张，也由于设备的稀少和昂贵，当时人们使用大型机需要按时付费。湖畔中学的计算机使用时间很快就不够热衷于编写程序的艾伦和盖茨 用，但巧合的是，当地有一家计算机公司募集程序测试员，这对拍档双双应征成功，不但得到了无限时使用大型机的便利，也熟悉了它们的性能，并开始掌握一些计 算机语言，比如BASIC和FORTRAN。

直到各自上了大学，艾伦和盖茨依然在寒暑假期间结伴为不同的公司打工，甚至还成立了一家销售交通信 息软件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只有三个客户，从1974年到1980年，它的总收入是6631美元，净亏损是3494美元（第67页）。

这次失败并没有影响艾伦和盖茨继续创业的热 情。1974年， 在盖茨的怂恿之下，艾伦向学校申请休学，到波士顿寻求新的机会。那年12月，决定合伙成立软件公司的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某家比萨店里畅想他们的未来，艾伦 问：“如果一切顺利，你觉得我们的公司会有多大规模？”盖茨回答说：“我觉得我们能请三十五个程序员吧。”（第2页）艾伦坦承当年他觉得盖茨这个目标非常远 大。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年轻人正站在计算机发展历史的转折点，而他们很好地抓住了机会。

1974年4月，家用计算机之父亨利·爱德华·罗伯茨领导的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推出了基于英特尔8008芯片的新款微型计算机——牵牛星8080（Altair 8080），售价不到四百美 元，这使得计算机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触手可及的可能。在《大众电子》（Popular Electronics）杂志上看到牵牛星8080的广告后，早已预见到计算机迟早会 走进个人时代的保罗·艾伦立刻找到比尔·盖茨，谋划如何利用他们在BASIC语言上的优势，为牵牛星8080撰写一套程序。

后来的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艾伦 带着盖茨编写的程序，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找罗伯茨，并得到了他的认可。为了和罗伯茨签署“牵牛星BASIC”的授权合同，艾伦和盖茨合伙组建 了微软公司。在组建时他们发生了第一次股权上的争执。艾伦开始以为两人将会平分公司的股份，但盖茨却说：“你要一半是不对的，你在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 领薪水，这BASIC几乎全是我在波士顿写的，但我一分钱也没拿。我觉得我应该占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第91页）艾伦虽然很震惊，但还是接受了，这为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随着家用计算机市场的迅速壮大，各家计算机生产企业对软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 牢牢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最关键的举措是成功地和IBM签署了MS-DOS的授权合同），让微软在数年之间从一家小公司变成行业内的翘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拍档的互补 性：艾伦专注于新软件的开发，而盖茨在销售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在微软规模越来越大的过程中，艾伦和盖茨 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艾伦对待下属比较友好，能够平等地与他们探讨问题。而盖茨则完全相反，他喜欢以高压的姿态催促员工尽快完成任务。假如有人没有按时 完成工作，盖茨会轻蔑地说：“我一个周末就能把这软件写完！”假如某个程序员有考虑不周的地方，盖茨往往会大吼：“这是我听过最他妈蠢的事情！”（第114页）

他们在技术方面也经常发生争吵，但真正伤害双方交情的，还是股权方面的纠纷。按照《创意人生》的说法，这种情况后来又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微软起诉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成功之后——这场官司直接导致亨利·爱德华·罗伯茨从此 退出计算机行业，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当时微软刚走上正轨，软件销售蒸蒸日上，盖茨提出要重新分配股权：他想要占到百分之六十四。保罗·艾伦又是 大吃一惊，但不喜争辩的他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最终还是答应了。艾伦认为双方占有的股份体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和一个律师的儿子之间的差别”（第103页）。

第二次是在斯蒂夫·鲍尔默加盟微软时发生的。鲍尔默是盖茨在哈佛的同学，当时在宝洁的市场营销部工作，并在斯坦福商学院进修。1980年4月，盖茨提出聘用鲍尔默，并分给他百分之五 的股份，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多股份，鲍尔默不会离开斯坦福。艾伦同意了盖茨的提议，但几天之后，他结束度假回到公司，吃惊地发现盖茨给鲍尔默写了一封信，许 诺给鲍尔默百分之八点七五的股份。艾伦当场大发雷霆，表示再也没兴趣聘请鲍尔默，并指责盖茨言而无信。后来盖茨坚持原来的想法，又同意多出来的股份从他那 里扣，艾伦才勉强同意。（第132页）

第三次则是在保罗·艾伦病重时。1982年9月，艾伦被查出患有淋巴瘤。为了接受治疗， 艾伦不得不中断他在微软的工作。但在休养期间，他总是忍不住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年12月，艾伦无意间听到盖茨的办公室传出盖茨和鲍尔默的说话声。他站在门口，想听听两人在说些什么，结 果发现他们正抱怨艾伦几个月没有工作，准备通过发行期权的方式来稀释艾伦的股份（第164-165页）。

这几次纠纷让保罗·艾伦感到很失望，于是决意 离开微软，哪怕盖茨写了很长的信挽留他。当然，他的决定也是受到淋巴瘤的影响：“如果我的病治不好，那么回到微软也白搭，那里有太多压力了。如果我能痊 愈，那么我现在已经明白，人生苦短，不能总是过着不开心的日子。”（第167页）

离开微软之后，保罗·艾伦过了一段潇洒的日子。除了陪父母，就是到法国和新结识的女朋友吃喝玩乐。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永远随心所欲地、奢华 地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1986年3月13日，微软第一次公开 募股，艾伦一夜之间拥有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四年之后，微软股价的上涨使他成为十亿巨富；而到了1996年，年仅四十三岁的他身家已暴增到一百亿美元。

人但凡有了足够的钱，便能较为轻易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至少对保罗·艾伦来说是这样的。他喜欢篮球，于是买下了开拓者队；他喜欢橄榄球，于是买 下了海鹰队；他喜欢音乐，于是组建了乐队；他喜欢出海和潜水，于是请德国最好的造船厂为他打造了一艘长达一百三十七米的豪华游艇。保罗·艾伦令人值得敬佩 之处，倒并不在于他有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兴趣，而在于他能够将自己的兴趣和科学的利益结合起来，尽管他赞助的主要几个科研项目都显得太过超前。

他斥两千五百万美元巨资，帮助伯特·鲁坦研制出“太空船一号”（Space Ship One），而这背后的 动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幼向往太空，希望有朝一日普通人也能够到外太空旅行。“太空船一号”创下了诸多历史记录：第一艘能够以三倍音速飞行的民用飞 机，第一艘飞行高度超过一百公里的民用飞机，也是第一艘可重复使用的民用航天器。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会禁止政府继续向外星文明搜寻研究所（SETI）拨款，该研究所面临关闭的困境，是 保罗·艾伦伸出了援手，使那些执着于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外星人发出的信号的科学家能够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

如果说前面提到两个项目都有点另类，另一个由艾伦资助的科研项目的意义就容易理解得多。2003年，他出资一亿美元，成立艾伦研究所，聘请了许多顶尖科学家从事人脑地图的绘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 的任务——光是绘制老鼠的脑图，就需要拍摄八千五百万张高清照片，能装满六十万G的硬盘——但对治疗大脑相关疾病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更为难得的是，艾伦研究所将这些三维脑图 的资料放到网络上免费和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共享。

当然，离开微软之后，保罗·艾伦除了收购球 队、赞助科研、四处游玩，也从事一些投资活动，其中不少是非常失败的。在艾伦看来，有的是由于不够有耐心，有的则是由于他自己“眼光太过超前”（第283页）。例如他曾在1993年买入美国在线百分之二十五的股 份，但1995就 转手卖掉。这笔交易虽然赚了七千五百万美元，但如果他多等五年，等到时代华纳收购美国在线——这桩收购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蠢的并购”——他持有的股份 将会价值四百亿美元！又比如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预见到如今流行的三网融合，因而投巨资购买了一家有线电视公司，但最终却因为眼光太过超前 而整整亏损了八十亿美元（第293页）。

应该说，作为一本传记，《创意人生》是非常优秀、非常值得阅读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或者道德上的启发，而是因为传主保罗· 艾伦曾经做出的历史贡献，也因为他的杰出人生再次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亘古对立。

正如艾伦自己所说，他成年到现 在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微软的八年和离开微软后的二十七年（第332页）。在微软那八年，以及之前在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两年，保罗·艾伦个人的经历和家用计算机 发展的历史完全是重叠的，《创意人生》的前半部几乎可以当成家用计算机的发展历史来读。家用计算机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不言而喻，艾伦在家用计算机的普及过程 中起到的作用也无法被高估。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在在如此重要的行业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仅从这方面来说，《创意人生》毫无疑问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献。

离开微软后，保罗·艾伦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没有前一段人生那么突出，但他认为，“我永远为 我们在微软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但我的第二段人生更为丰富多彩，更真实地反映了我的本性”（第332页）。这是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难以逃脱的命运：当做着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时，他们往往并不快乐；等 到终于能够享受人生时，他们对历史的进程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促进作用。

但话又说回来，没有人能够永远当 时代的弄潮儿；像保罗·艾伦这样，年轻时叱咤风云，然后急流勇退，转而寻找个人的快乐和实现个人的梦想，已经是太过完美的人生。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0年12月25日早晨，浙江乐清农民钱云会接到一个电话；接完之后，穿着厚外套和运动鞋的他带着 雨伞，向阴沉沉的家门之外走去。钱云会也许没有想到，此去将是他和家人的永别：片刻之后，一辆解放悍威巨型工程车从他肩膀和脖子处碾压而过，令他当场毙 命，陈尸于这片他生活了整整五十三年的土地。
这起貌似交通事故的事件迅速成为岁末年初最大的新闻，在互联网和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当地警方 在12月29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这是一起寻常的交通意外；但有些媒体和网友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而怀疑钱云会是死于谋杀。这种怀疑是有原因的：钱 云会当过乐清寨桥村的村委会主任，曾因为乐清电厂征用该村耕地引发的纠纷而率领村民上访，先后三次被抓到看守所关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钱云会 事件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日益增多且渐趋尖锐的土地纠纷的缩影。实际上，城市化进程遭遇的土地问题已经严重得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例如，12月23 日，国土资源部在北京召开了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专家研讨会。在钱云会惨遭横祸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将土地 管理法修改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而国土资源部提交的修订草案，更是早在2009年6月便已报送国务院审议。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则主要表现为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有些学者认为私有化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最佳方向，有些则坚称当前的集体所有制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不容更改。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贺雪峰是后一派的中坚，他彻底反对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在其近著《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贺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和论证。

《地权的逻辑》旗帜鲜明地对几种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主要观点做出了有力而成功的驳斥。近年来，鼓吹土地私有化最用力的，大部分是生活 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或者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华人经济学家，如张五常、陈志武、文贯中、周其仁和已故的杨小凯之流，他们经常在《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 发表有关言论。由于国内媒体普遍而言对海外人文社科学者有着近乎病态的盲目崇拜，部分编辑记者往往在约稿或采访时对那些长期过着学院生活的教授礼敬甚备， 甚至不惜由衷或违心地对其大加吹捧，某些学者于是多少有点在自我膨胀中忘乎所以，习惯性地凭借自身有限的专业知识和对现实一鳞半爪的了解来妄发议论，或作 痛心状，或作严肃状，总之是一副能为帝王师、破解社会问题者舍我其谁的派头。
但他们慷慨激昂的陈词通常与他们的雄心壮志不符，尤其是上述那几 位提倡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例如周其仁曾发表题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的文章，宣称“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权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惊人数 目的货币财富”。这个观点被贺雪峰讥讽为“站在北京看农民的土地”（《地权的逻辑》，第73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注明页码）。事实也是如此，北京和上海的农 村土地每亩也许能卖出上百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而在湖北京山，根据贺雪峰的调查，同样面积的土地价格只有区区两千元（第24页）。以中国的幅员之辽阔，农民 人数之众多，任何企图用个别来推断总体、用均值来掩盖离散的经济学思维定式在有着多年农村调查经验的贺雪峰面前，都是错漏百出和不堪一击的。贺雪峰在《地 权的逻辑》第二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集中对这些经济学家进行了畅快淋漓的剖析和批判，反驳了他们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三大理由（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构建民主自由的宪政社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贺雪峰教授这部新著最大的学术价值，是对农村、土地和农民进行了初步的分 类。和所有一般名词相同，农村只是一个便于交流的泛化标签；正如苹果有青苹果、红苹果、黄苹果等不同种类，中国的农村也有沿海地区农村、内陆地区农村、平 原地区农村、丘陵地区农村等差异。具体到沿海地区农村，富裕的如江阴华西村，贫穷的如乐清寨桥村，它们之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别，有时候甚至大于某些中小 城市和部分农村的距离。
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权的逻辑》把当前中国的农民细分为四类：纯农户、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以农业为次的兼业户、 外出务工经商不再兼业的农户（第29页）。这几类农民的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和现实利益诉求都各有不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再可以用农村、农民和农 村土地这样的抽象表述来指称全国所有农村户籍的人，以及他们所在的村庄和土地，而应有具体所指”（第72页）。那些为土地私有化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最大的 软肋，就是假定农村是一组没有任何离散度的变量，认为他们从某个观察点总结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这种经济学假设对高度复杂和分化的中国农村地区来说，当 然是毫无意义的。

实际上，《地权的逻辑》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破”和“立”两部分：“破”前文已经介绍过，是对那些提倡 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家的反驳，而“立”则是提出作者本人支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看法。很遗憾，尽管丰富的农村调查经验帮助贺雪峰摧枯拉朽般地打倒了周其 仁、杨小凯等人的经济学谬论，但在模糊不清的逻辑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干扰之下，这种社会学优势并没有转化成其立论的牢固。换句话说，贺雪峰对土地私有 化的批驳是成功的，但他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辩护则是失败的。
贺雪峰坚决拥护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普通农民并不想要完 整的土地所有权，只图农业生产方便。《地权的逻辑》反复地强调这个观点，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的：“笔者在全国20多个省市农村调查，极少听到农民要土地所 有权，倒是笔者的舅舅说土地应该私有化，而我的舅舅恰恰是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他认为土地应当私有化，来自他的读书看报，而非自己意愿的表达。”（第2 页）贺教授的舅舅看到这段话会有什么反应，一般读者不得而知，不过这里面的逻辑缺陷，却是一目了然的。许多农民受制于生活环境和教育经历，对土地产权这个 政治经济学概念毫无所知，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可是它能成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合理性基础吗？
我们不妨用鲁迅作品中的例子来寻找答案。《伪自 由书·“人话”》写道：“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 道：太监，拿个柿饼来。’”假设贺雪峰教授去问这位农妇要不要选举权，要不要吃蓝罐曲奇，我猜她是不要的，只希望能够睡午觉和吃柿饼。这种层次较低的农民 意识其实并不好笑（鲁迅已经指出），反倒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它万万不能成为反对社会制度进化的理由，否则我们现在也许还生活在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之下。
另一个让贺雪峰觉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土地制度在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贺雪峰认为，“中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扩 展城市和建设基础设施，从而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奥秘正在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第324页）；他忧心的是，倘使土地私有化，政府就不 能轻易地从征收农民的土地中获得收益，而“国家正是占有了土地收益，才有能力为全国大多数农民提供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自序，第9页）。哪怕单就此处的引 文来看，读者也不难发现贺雪峰教授被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蒙蔽了逻辑的眼睛，从而丧失了看清现实的视力。
诚然，贺雪峰教授说得没错，这些年 来的经济发展确实建立在对农村资源的剥夺之上。而且这种剥夺是双重的，除了上述的用近乎零成本的代价征用农地来建设道路和城区这较为明显的一重之外，还有 一重是相对隐秘的，那就是利用城乡户籍双轨制对农民的劳动进行剥削。比如说，您为自来水、天然气、电力、宽带服务等支付的费用，包括了相关企业员工的退休 金、医保金等在内；而农民在销售您日常三餐所吃的大米和肉菜禽蛋时，并没有附加这部分成本。数以千万计在城市的寒风中或烈日下修建道路或房屋、在各种小工 厂小作坊挥洒汗水的农民工也从来没有得到这部分应得的劳动报酬。问题在于，这能够成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理由吗？我相信十九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如 果地下有知，肯定会将贺雪峰教授引为隔世知音，因为当年他们也曾套用这种逻辑，义愤填膺地说，黑奴的劳动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农产品，林肯的废奴主义若是成为 国家制度，奴隶主就得不到那么多好处了。
至于“为全国大多数农民提供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以近些年的财政收入衡量，国家确实有这个能力，但实 施这种能力了吗？当前国家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主要覆盖低保、医保和义务教育三个方面，就以农村医保为例。2009年度国家财政收入高达68477亿元，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是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总额为646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大规模”云云，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两百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在一千五 百亿到两千亿元之间。
贺雪峰虽然对周其仁等经济学家深恶痛绝，但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受到经济学的影响。比如《地权的逻辑》提出的第三个支持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理由，是集体所有制能够解决农田水利灌溉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土地一旦私有化，则由于农民的自私本性，所有需要村民协同处理的事务都 不能完成。抛开这种论调背后荒诞的“理性人”假设不谈，贺教授在调查中遇到的此类现象，其实不应该归咎于村社集体分配调整土地权力的弱化，而应责怪地方政 府的不作为和违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 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

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巨系统，学者在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应当时刻警惕将问题简化的 倾向，对待三农问题尤其应该如此。农村土地制度仅仅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任何旨在论证改变土地所有制就能化解三 农问题的尝试都是徒劳的。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够一劳永逸地缩短城乡差异的经济学家固然无异于痴人说梦，坚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最适合中国的贺雪峰教授也未免 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村民自治制度，没有一个愿意约束自身权力的政府，没有一批能够正确地认识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农民，中国农村 的土地无论改道走私有化之路，还是继续集体所有的旅途，都丝毫不能改变当前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的现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管理法》的修订没有 改良的方向。近几年来，国家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狂飙突进，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这应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继续将农地 据为国有的冲动。综合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当前最理想的农村土地制度也许应该是一种三权分立的制度：地方政府代表国家继续保留确定土地用途和核准土地用途 变更的权力，村社集体继续保留区域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农民继续拥有长期不变的固定承包权利，并新增在遭遇政府征地或者村社集体调整耕地时的否决权。这样 的制度安排也许没有办法实现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在相对完善的法制环境中，绝对可以避免目下农村地区司空见惯的因征地或拆迁引起的纠纷和悲剧。

　　1967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让-克楼德·
帕瑟安（Jean-Claude Passeron）在《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春季号
“当代法国哲学专刊”上发表了论文《1945年以来的法国社会学和哲学：无主体
哲学的死亡与复活》。在这篇长达五十页的宏文中，两位作者首次提出“社会学
主要流派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the main trends of sociology）的概
念，后来布迪厄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最终形成了他的反思社会学理论。在布迪
厄看来，社会学者必须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研究，以免错误地将研究主
体的属性赋予被观察的客体。社会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反省他自己
的社会身份和知识结构，以免主体性不必要地、不自觉地影响到客体性。用通俗
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学者必须常常照镜子，以便获得自知之明，否则他或她的研
究就难免会出现问题。

　　布迪厄在2002年以古稀遐龄谢世之前，早已跻身欧洲声誉最卓著的公共知识
分子之列，然而迄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业已落幕的今天，国外社会学界尚未给反
思社会学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大陆社会学界亦然，尽管布迪厄的主要作品基本上
都有了中译本。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真的很重要吗？社会学研究者如果不照镜子，会出现什
么样的问题呢？其实《学识比姿态更重要》（《上海书评》2009年11月29日）已
经给出了部分答案：如果不照镜子，缺乏自知之明，某些所谓的社会学家就会错
误地将姿态等同于学识，对自己的“研究”有荒唐得可笑的自信。假如这些人仅
仅满足于在躁狂症中自高自大，那倒也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往往会寻求用他们的
“成果”来影响社会，一旦让他们得逞，当权者参考这些错误百出的“成果”来
施政，结局肯定是令人担忧的。最近一本叫做《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的图书便属于此类“成果”。

　　正如从副题可以看出来的，该书试图描述的是一些聚居在城市偏远角落的工
作未满五年的大学毕业生的生活状况。该书的开头部分是一份调研报告，后面部
分是参与调查的学生撰写的手记。这些手记占到该书的三分之二，然而跟中学生
作文差不多，并不值得多说，本文要谈的主要是由廉思先生执笔那部分中存在的
问题。

　　按照该书主编廉思的说法，“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理由是什么呢？廉先生认为他要研究的对象：1.大学毕业，2.低收入，3.聚居；
而蚂蚁：1.是最聪明的昆虫，2.“属群居动物”，3.“很弱小”。“我们用‘蚁
族’来命名该群体，不仅指代简单准确，而且抓住了这一群体的本质特征。”
（第31页）

　　姑且不说把某个人类群体比喻为昆虫是极度缺乏教养的体现（假如说，廉思
和他的团队在青年人中算聪明的，而狗在兽类中也算聪明的，所以人们决定把廉
先生等人称为“狗族”，不知道他们意下如何？），廉先生认为蚂蚁是最聪明的
昆虫，展现出的是极度的无知。蚂蚁的神经系统非常简单，只能按照十种左右的
神经刺激来作出反应。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奥兹
本·威尔逊做过许多关于蚂蚁的实验。有一种蚂蚁，当它在巢穴里嗅到同伴尸体
散发出的外激素时，就会和其他蚂蚁合作把尸体运出巢穴。威尔逊将死蚂蚁分泌
的外激素涂在一只活蚂蚁身上，结果其他蚂蚁把这只活蚂蚁拖出了巢穴，尽管它
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踢腿和挣扎。还有一种蚂蚁在爬行的时候会跟着前方的蚂蚁
走，如果在这种蚂蚁爬行时把它们弄成一个圆圈，它们有时候会不停地走啊走，
直到死亡为止。就算跟蜜蜂相比，蚂蚁的聪明程度也是远远不如的。廉思如果稍
具常识，看过威尔逊那本获得1991年普利策奖的《蚂蚁》，就不会错误地将蚂蚁
当成最聪明的昆虫。

　　当然，也许期待这位北京大学博士后稍微懂点生物学常识是一种太过奢侈的
指望，但按道理来说，廉先生和他的“强大的阵容”（第23页）既然要做社会调
查，应该有一些社会学常识吧？很遗憾的是，从《蚁族》来看，这个真没有。

　　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讲，这份调查报告是无效的。该书第10页指出“蚁族”
的人数“仅北京地区就有十万以上”，总体如此庞大，廉思先生是怎么确定样本
的呢？他采用的是一种非概率抽样：“滚雪球的统计调查方法”（第55页），样
本量仅有五百六十三份。在没有完全掌握总体情况的前提下，采用非概率抽样的
做法并非不可以，但是抽样结果出来之后，应该计算主要统计指标的标准差，以
便大概地估算抽样结果的置信度、样本与总体之间的误差。然而在《蚁族》中，
连月平均收入这样的指标也没有标准差，谁也没办法判断是否能由廉先生的样本
来推断他的总体。而且廉先生可能认为“被访者总体的月平均收入为2154元”尚
不够“低”，于是简单而粗暴地“将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那部分数据剔除”，得
到的新数字是“1956元”。（第82页）

　　现在暂且认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月平均收入确实是1956元，那么，
廉思这个“蚁族”的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可将其定位为低
收入群体”的结论成立吗？答案是否定的。

　　任何具有逻辑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工作五年以内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和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之间并没有可比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在2009年3月25日发布
的数据，2008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折合月均工资约为3726元，
这个数字诚然比1956元高很多，但有个假设可以证明把这两个数字相比是极其可
笑的。假定中国人平均身高为170厘米，某位北京大学博士后在北京的小学中用
滚雪球抽样的办法，测量出其样本的平均身高是，比如说140厘米，然后忧形于
色地振臂高呼：“北京的小学生太矮了呀，政府应该给他们穿增高鞋、吃增高
丸！”估计许多人都会知道，其实是这位博士后该吃脑残片了。廉思先生的做法，
本质上跟这位假设中的博士后并无二致。

　　“蚁族”月收入1956元（即年收入23472元）在北京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8年，该市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24725元，比“蚁
族”略高，然而其中20%的中等收入户中的相同指标是21888元，比“蚁族”略低。
换言之，北京有60%的人（包括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月平均可
支配收入不到1956元。如果廉思的调查是可靠的，那么他所谓的“低收入群体”
其实是中等收入群体，这可以从另外一个统计指标得到再次的证实。

　　2008年北京市平均每人消费支出为16460元，而廉先生调查的结果是，“蚁
族”月均消费支出为1676元，亦即每年20112元，超出北京全市的平均水平3652
元，而且北京全市80%的人年均消费支出在19109元以下。也就是说，廉思所谓的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其实是不低的，在北京处于中等水平，而他们
的消费支出在北京更属于中高水平。说实话，廉先生这种敢于将表明自己胡说八
道的证据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的勇气，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尽管同时也令人大惑
不解：身为北京地区高校的博士后，怎么会连该市人均收入水平都不知道呢？天
知道。

　　廉思把“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等同于“蚁族”的第三个理由是，前者聚
居，而后者“属群居动物”。人类不都是聚居的吗？就算是北京贡院六号这种每
平方米售价近四万元的豪宅，整个小区不也是有一百六十八套房子吗？也许廉先
生虽然缺乏生物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却知道地球上有一群人独居在广漠的无何
有之乡？

　　实际上，廉思和他的团队“用‘蚁族’来命名该群体”，不仅指代并不“简
单准确”，而且完全没有“抓住了这一群体的本质特征。”但《蚁族》的问题不
但在于它的主要假设是完全错误的，还在于该书几乎所有分析都是违反统计原理
的。比如说在该书第44页，廉先生认为“蚁族”的收入和工龄有相关性，“每增
加一年的工龄，将导致收入增加为原来的1.092倍”。但是他没有给出这两个变
量的gamma值，没有告诉读者他是否进行了统计检验，谁也无法判断他说的相关
性是否成立。其他类似的荒唐问题多到简直可笑的地步，这里就不逐一说明了，
以免把这篇书评变成社会统计的入门指南。

　　总之，《蚁族》是一位缺乏生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博士后所主导的一项数据
和结论自相矛盾的调查的报告，如果把这份报告当成社会学专业大二必修课社会
统计的作业，所有头脑正常的教师都会给它一个不合格的分数。当我看完全书，
再回头去看廉思所写的序言，赫然看到结尾写着“这样一本用我们自己的青春写
下的和抚育我们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时，我不由
自主地对廉先生这种非正常人类所能拥有的自信肃然起敬，但也有小小的疑惑：
这种没有镜子的自信牢固吗？廉先生如果去照镜子，能够依然拥有这样的自信吗？

　　这本应该送到废品回收站的垃圾图书为什么值得用四千多字来评论呢？原因
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倘若廉思只是用这份调查报告来自娱
自乐，甚至哪怕是用来作为晋升职称的条件，那跟其他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
廉先生的志向似乎不仅于此。在《蚁族》中，廉先生屡次洋洋自得地透露，他的
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当然，人各有志，虽然有些学者以真理
为鹄的，但如果有人愿意把得到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
视作为追求，那也是他们的自由。然则令人担忧的是，万一“中央领导同志”果
真“重视”了廉先生的“研究”，并参考它来制定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那么有
些无辜百姓难免要遭殃。例如，假设政府错误地救济了在社会上属于中等收入水
平的“蚁族”，由于政府的福利资源是有限的，那些真正属于社会底层的环保工
人、社区保安、洗碗工、低保户等群体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再例如，廉思认为，大学生“低收入”跟大学扩招有关，言下之意是应该缩
小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这种荒谬绝伦的观点得到了所谓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
呼应。实际上，大学扩招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最正确、最重要的政策，它虽然削弱
了温铁军、廉思等既得利益者从其大学生身份中获取的自豪感，但它让更多出身
底层的青年人有机会摆脱家庭的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它还极大地提高了整体
国民的文化素养，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定初步的基础。诚然，中国高等教育的质
量是很成问题的（《蚁族》就是明证：拥有博士学位的廉思，带领十几名来自北
京各高校的“强大的团队”，竟然只能捣鼓出一份漏洞百出、充满笑料的调查报
告），但假如不扩招，2009年的招生规模仍然维持在1998年水平的108万人，而
不是629万人，那么这多出来的521万人会人间蒸发吗？他们就不需要就业吗？也
许廉思之流的所谓学者眼里只看得见大学毕业生，没上过大学的人是死是活与他
们无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青年男女能够得到月薪1956元的
“低收入”工作，而不用去小餐厅当薪水五六百块一个月的服务员或冒着生命危
险去下煤矿。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大学应该继续扩招下去，而且
扩招的幅度应该继续增长。

　　第二个原因是，《蚁族》充分地展现了镜子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廉
思正是因为缺乏镜子，才会罔顾事实，错误地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低收入
群体。

　　这里必须回到布迪厄和帕瑟安那篇文章。在该文的开头，两位作者引用了美
国哲学家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观点：“首先，每个人或者每个世代的思想
中，都会有隐蔽的或者不完全明显的假设，或者多少处于潜意识层面的精神积习
在起作用。这些观念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道理，所以它们被默默地当成预设，而不
是得到公开的表达和讨论；这些思维方式是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所以不会
遭到逻辑的自我意识的眼睛的审视。”那些号称学者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把自身
养尊处优的生活视为理所应当，丝毫不知感恩，甚至还以不能住豪宅开名车为憾，
就会错误地高估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一种太平盛世的幻觉。

　　当廉思宣布“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
过着这样的生活”（第18页）时，读者不难明白他为什么会把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定义为低收入群体：肉食者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某些人来讲仍然是适用的。
依照廉思的逻辑，如果让李嘉诚来做调查，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将是低收入群体
（这当然只是比喻，李嘉诚先生绝对不会那么蠢）。

　　最后，衷心希望那些盼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的所谓学者，为其令誉着想（谁敢指望他们为百姓着想呢？），在做研究和写报
告的过程中，能够多多照镜子，认清自己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