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让-克楼德·
帕瑟安（Jean-Claude Passeron）在《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春季号
“当代法国哲学专刊”上发表了论文《1945年以来的法国社会学和哲学：无主体
哲学的死亡与复活》。在这篇长达五十页的宏文中，两位作者首次提出“社会学
主要流派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the main trends of sociology）的概
念，后来布迪厄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最终形成了他的反思社会学理论。在布迪
厄看来，社会学者必须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研究，以免错误地将研究主
体的属性赋予被观察的客体。社会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反省他自己
的社会身份和知识结构，以免主体性不必要地、不自觉地影响到客体性。用通俗
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学者必须常常照镜子，以便获得自知之明，否则他或她的研
究就难免会出现问题。
布迪厄在2002年以古稀遐龄谢世之前，早已跻身欧洲声誉最卓著的公共知识
分子之列，然而迄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业已落幕的今天，国外社会学界尚未给反
思社会学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大陆社会学界亦然，尽管布迪厄的主要作品基本上
都有了中译本。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真的很重要吗？社会学研究者如果不照镜子，会出现什
么样的问题呢？其实《学识比姿态更重要》（《上海书评》2009年11月29日）已
经给出了部分答案：如果不照镜子，缺乏自知之明，某些所谓的社会学家就会错
误地将姿态等同于学识，对自己的“研究”有荒唐得可笑的自信。假如这些人仅
仅满足于在躁狂症中自高自大，那倒也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往往会寻求用他们的
“成果”来影响社会，一旦让他们得逞，当权者参考这些错误百出的“成果”来
施政，结局肯定是令人担忧的。最近一本叫做《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的图书便属于此类“成果”。
正如从副题可以看出来的，该书试图描述的是一些聚居在城市偏远角落的工
作未满五年的大学毕业生的生活状况。该书的开头部分是一份调研报告，后面部
分是参与调查的学生撰写的手记。这些手记占到该书的三分之二，然而跟中学生
作文差不多，并不值得多说，本文要谈的主要是由廉思先生执笔那部分中存在的
问题。
按照该书主编廉思的说法，“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理由是什么呢？廉先生认为他要研究的对象：1.大学毕业，2.低收入，3.聚居；
而蚂蚁：1.是最聪明的昆虫，2.“属群居动物”，3.“很弱小”。“我们用‘蚁
族’来命名该群体，不仅指代简单准确，而且抓住了这一群体的本质特征。”
（第31页）
姑且不说把某个人类群体比喻为昆虫是极度缺乏教养的体现（假如说，廉思
和他的团队在青年人中算聪明的，而狗在兽类中也算聪明的，所以人们决定把廉
先生等人称为“狗族”，不知道他们意下如何？），廉先生认为蚂蚁是最聪明的
昆虫，展现出的是极度的无知。蚂蚁的神经系统非常简单，只能按照十种左右的
神经刺激来作出反应。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奥兹
本·威尔逊做过许多关于蚂蚁的实验。有一种蚂蚁，当它在巢穴里嗅到同伴尸体
散发出的外激素时，就会和其他蚂蚁合作把尸体运出巢穴。威尔逊将死蚂蚁分泌
的外激素涂在一只活蚂蚁身上，结果其他蚂蚁把这只活蚂蚁拖出了巢穴，尽管它
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踢腿和挣扎。还有一种蚂蚁在爬行的时候会跟着前方的蚂蚁
走，如果在这种蚂蚁爬行时把它们弄成一个圆圈，它们有时候会不停地走啊走，
直到死亡为止。就算跟蜜蜂相比，蚂蚁的聪明程度也是远远不如的。廉思如果稍
具常识，看过威尔逊那本获得1991年普利策奖的《蚂蚁》，就不会错误地将蚂蚁
当成最聪明的昆虫。
当然，也许期待这位北京大学博士后稍微懂点生物学常识是一种太过奢侈的
指望，但按道理来说，廉先生和他的“强大的阵容”（第23页）既然要做社会调
查，应该有一些社会学常识吧？很遗憾的是，从《蚁族》来看，这个真没有。
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讲，这份调查报告是无效的。该书第10页指出“蚁族”
的人数“仅北京地区就有十万以上”，总体如此庞大，廉思先生是怎么确定样本
的呢？他采用的是一种非概率抽样：“滚雪球的统计调查方法”（第55页），样
本量仅有五百六十三份。在没有完全掌握总体情况的前提下，采用非概率抽样的
做法并非不可以，但是抽样结果出来之后，应该计算主要统计指标的标准差，以
便大概地估算抽样结果的置信度、样本与总体之间的误差。然而在《蚁族》中，
连月平均收入这样的指标也没有标准差，谁也没办法判断是否能由廉先生的样本
来推断他的总体。而且廉先生可能认为“被访者总体的月平均收入为2154元”尚
不够“低”，于是简单而粗暴地“将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那部分数据剔除”，得
到的新数字是“1956元”。（第82页）
现在暂且认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月平均收入确实是1956元，那么，
廉思这个“蚁族”的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可将其定位为低
收入群体”的结论成立吗？答案是否定的。
任何具有逻辑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工作五年以内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和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之间并没有可比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在2009年3月25日发布
的数据，2008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折合月均工资约为3726元，
这个数字诚然比1956元高很多，但有个假设可以证明把这两个数字相比是极其可
笑的。假定中国人平均身高为170厘米，某位北京大学博士后在北京的小学中用
滚雪球抽样的办法，测量出其样本的平均身高是，比如说140厘米，然后忧形于
色地振臂高呼：“北京的小学生太矮了呀，政府应该给他们穿增高鞋、吃增高
丸！”估计许多人都会知道，其实是这位博士后该吃脑残片了。廉思先生的做法，
本质上跟这位假设中的博士后并无二致。
“蚁族”月收入1956元（即年收入23472元）在北京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8年，该市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24725元，比“蚁
族”略高，然而其中20%的中等收入户中的相同指标是21888元，比“蚁族”略低。
换言之，北京有60%的人（包括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月平均可
支配收入不到1956元。如果廉思的调查是可靠的，那么他所谓的“低收入群体”
其实是中等收入群体，这可以从另外一个统计指标得到再次的证实。
2008年北京市平均每人消费支出为16460元，而廉先生调查的结果是，“蚁
族”月均消费支出为1676元，亦即每年20112元，超出北京全市的平均水平3652
元，而且北京全市80%的人年均消费支出在19109元以下。也就是说，廉思所谓的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其实是不低的，在北京处于中等水平，而他们
的消费支出在北京更属于中高水平。说实话，廉先生这种敢于将表明自己胡说八
道的证据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的勇气，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尽管同时也令人大惑
不解：身为北京地区高校的博士后，怎么会连该市人均收入水平都不知道呢？天
知道。
廉思把“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等同于“蚁族”的第三个理由是，前者聚
居，而后者“属群居动物”。人类不都是聚居的吗？就算是北京贡院六号这种每
平方米售价近四万元的豪宅，整个小区不也是有一百六十八套房子吗？也许廉先
生虽然缺乏生物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却知道地球上有一群人独居在广漠的无何
有之乡？
实际上，廉思和他的团队“用‘蚁族’来命名该群体”，不仅指代并不“简
单准确”，而且完全没有“抓住了这一群体的本质特征。”但《蚁族》的问题不
但在于它的主要假设是完全错误的，还在于该书几乎所有分析都是违反统计原理
的。比如说在该书第44页，廉先生认为“蚁族”的收入和工龄有相关性，“每增
加一年的工龄，将导致收入增加为原来的1.092倍”。但是他没有给出这两个变
量的gamma值，没有告诉读者他是否进行了统计检验，谁也无法判断他说的相关
性是否成立。其他类似的荒唐问题多到简直可笑的地步，这里就不逐一说明了，
以免把这篇书评变成社会统计的入门指南。
总之，《蚁族》是一位缺乏生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博士后所主导的一项数据
和结论自相矛盾的调查的报告，如果把这份报告当成社会学专业大二必修课社会
统计的作业，所有头脑正常的教师都会给它一个不合格的分数。当我看完全书，
再回头去看廉思所写的序言，赫然看到结尾写着“这样一本用我们自己的青春写
下的和抚育我们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时，我不由
自主地对廉先生这种非正常人类所能拥有的自信肃然起敬，但也有小小的疑惑：
这种没有镜子的自信牢固吗？廉先生如果去照镜子，能够依然拥有这样的自信吗？
这本应该送到废品回收站的垃圾图书为什么值得用四千多字来评论呢？原因
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倘若廉思只是用这份调查报告来自娱
自乐，甚至哪怕是用来作为晋升职称的条件，那跟其他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
廉先生的志向似乎不仅于此。在《蚁族》中，廉先生屡次洋洋自得地透露，他的
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当然，人各有志，虽然有些学者以真理
为鹄的，但如果有人愿意把得到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
视作为追求，那也是他们的自由。然则令人担忧的是，万一“中央领导同志”果
真“重视”了廉先生的“研究”，并参考它来制定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那么有
些无辜百姓难免要遭殃。例如，假设政府错误地救济了在社会上属于中等收入水
平的“蚁族”，由于政府的福利资源是有限的，那些真正属于社会底层的环保工
人、社区保安、洗碗工、低保户等群体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再例如，廉思认为，大学生“低收入”跟大学扩招有关，言下之意是应该缩
小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这种荒谬绝伦的观点得到了所谓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
呼应。实际上，大学扩招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最正确、最重要的政策，它虽然削弱
了温铁军、廉思等既得利益者从其大学生身份中获取的自豪感，但它让更多出身
底层的青年人有机会摆脱家庭的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它还极大地提高了整体
国民的文化素养，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定初步的基础。诚然，中国高等教育的质
量是很成问题的（《蚁族》就是明证：拥有博士学位的廉思，带领十几名来自北
京各高校的“强大的团队”，竟然只能捣鼓出一份漏洞百出、充满笑料的调查报
告），但假如不扩招，2009年的招生规模仍然维持在1998年水平的108万人，而
不是629万人，那么这多出来的521万人会人间蒸发吗？他们就不需要就业吗？也
许廉思之流的所谓学者眼里只看得见大学毕业生，没上过大学的人是死是活与他
们无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青年男女能够得到月薪1956元的
“低收入”工作，而不用去小餐厅当薪水五六百块一个月的服务员或冒着生命危
险去下煤矿。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大学应该继续扩招下去，而且
扩招的幅度应该继续增长。
第二个原因是，《蚁族》充分地展现了镜子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廉
思正是因为缺乏镜子，才会罔顾事实，错误地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低收入
群体。
这里必须回到布迪厄和帕瑟安那篇文章。在该文的开头，两位作者引用了美
国哲学家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观点：“首先，每个人或者每个世代的思想
中，都会有隐蔽的或者不完全明显的假设，或者多少处于潜意识层面的精神积习
在起作用。这些观念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道理，所以它们被默默地当成预设，而不
是得到公开的表达和讨论；这些思维方式是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所以不会
遭到逻辑的自我意识的眼睛的审视。”那些号称学者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把自身
养尊处优的生活视为理所应当，丝毫不知感恩，甚至还以不能住豪宅开名车为憾，
就会错误地高估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一种太平盛世的幻觉。
当廉思宣布“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
过着这样的生活”（第18页）时，读者不难明白他为什么会把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定义为低收入群体：肉食者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某些人来讲仍然是适用的。
依照廉思的逻辑，如果让李嘉诚来做调查，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将是低收入群体
（这当然只是比喻，李嘉诚先生绝对不会那么蠢）。
最后，衷心希望那些盼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的所谓学者，为其令誉着想（谁敢指望他们为百姓着想呢？），在做研究和写报
告的过程中，能够多多照镜子，认清自己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