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的Blog

　　近些年来，有个新词的出现频率很高，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指一些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看法的学者。这些学者都属于某个学科，但他们所评论的话题却似乎不受任何专业限制。比如说一个在报纸上解答感情问题的所谓专栏作家言之凿凿地断定二甲苯化工厂对环境有害，某位搞历史地理的学者曾经要教铁道部如何解决春运的难题，在美国教历史的某先生最新的力作是点评中国房地产业的走向。尽管所学专业各异、点评话题不同，但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摆出的姿态是相同的——同情弱势群体、为公共利益呼吁等等。配以这种高尚姿态的，则是在其文章或言论中表现出来的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知识分子”往往能赢得一片喝彩声。然而有时候，忧国忧民的漂亮姿态和纵横捭阖的文笔下面掩盖的，却未必是能够与之相称的学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便是例证之一。

　　这个大气磅礴的总设计师式书名足以吓住很多人，涉及的话题也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包罗万象：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从上海社保案到山西黑砖窑，从贫富差距到城乡关系，无不是作者想要指点的迷津，当然也少不了和谐社会——该主题正是与时俱进的孙先生近年来倾力研究的重点。孙立平似乎对自己的学识有极大的自信，然而这本303页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却是显而易见的浮躁与肤浅。下面就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来看看这本书存在的各种问题。

　　肆无忌惮的自我抄袭

　　该书的第二篇文章叫做“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第38-52页）。孙先生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这样的：中国的经济存在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类似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国的经济有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是畸形的；罗斯福新政成功地让美国经济摆脱大萧条，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实行社会变革。

　　这篇文章信口开河，毫无逻辑，但目前暂且不论。现在要谈到的是，这篇文章和它后面四篇文章的关系。那四篇文章都是孙先生看了《光荣与梦想》的读后感，标题分别是“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第53-57页）、“谁种下了祸根？”（第58-62页）、“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第63-67页）和“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第68-72页）。

　　让人震惊的是，该书第二篇文章和随后四篇文章之间重叠的文字极多。第40页第二段到第41页第二段，即从“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仍然是一对难兄难弟”一共九百四十三个汉字的内容，跟第60页第二段到第61页第三段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第44页第三段从“实际上……”到“……每家至少拥有一台收音机”一共两百一十九个汉字的内容跟第55页第四行到第十二行的内容完全相同。第44页最后一段接第45页前八行一共三百四十七个汉字的内容跟第59页最后一段接第60页前四行的内容完全相同。第47页第一行到第五行一共一百一十三个汉字的内容跟第65页第九行到第十四行的内容完全相同。

　　诚然，在当今的学术界，抄袭剽窃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恶劣程度较低的自我抄袭原本是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但孙立平如此大规模地自我抄袭，并且明目张胆地把几篇相互抄袭的文章放到一起，丝毫不怕读者阅读的时候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这在近年尚属罕见的行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重复的段落其实也并非出自孙先生自己的手笔，而是来自其他著作，包括《光荣与梦想》、《美国经济史》、《身残志坚罗斯福》、《1990年大萧条》等，被他作为重要论据而不注明出处地反复使用。

　　孙先生的写作似乎还有“拿来主义”的倾向。该书第33页写道：“所谓信心，就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尽快地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使人们获得信心。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效果，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如果你认为这完全是国家领导人、甚至世界领袖的口吻，那么不用担心，阁下猜得没错，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10月25日下午在亚欧首脑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只不过被孙立平顺手牵羊借来一用而已。

　　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

　　但跟其他问题相比，上面讲到的简直不值一提：该书自相矛盾、信口开河之处比比皆是，其错误之低级、结论之武断，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例如，在该书第17到18页，孙立平赞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观点，认为最近这场经济危机给穷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穷人的生活状况“恶化”，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之内，也就是该书的第28页，孙先生又认为“现在即使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这种自己抽自己嘴巴的做法也许具备行为艺术意义上的美感，但却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经济危机对人们的生存到底有没有影响？

　　社会学本来是一门实证学科，倒不是说社会学家所用的材料必须是亲自经过实证调查得来的，二手资料也可以，但必须经过核实无误才能使用。遗憾的是，身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孙立平似乎并不懂得这个社会学专业大一学生就必须掌握的原理。

　　该书第10页有这样的描述：“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孙立平先生给出的典型是一家造纸企业——“玖龙纸业据传陷于困境，就与其盲目扩张、债务沉重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在2008年的时候，媒体上一度传出玖龙纸业经营困难的新闻，但孙先生似乎并不懂得这是由于玖龙纸业的股价下跌、流动资产大幅减少，导致资产负债率较高造成的。其实他只要上一下香港交易所或者玖龙纸业的网站，看看该公司的年报，就能明白这个“据传”其实是错误的：截至今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35亿2620万元，总负债为186亿3390万元，净负债率是相当正常的55.5%；而该公司年度收入人民币131亿元，净利润16.6亿元，每股盈利0.38元，相对于今年11月6日下午四点12元港币不到的收盘价，市盈率只有27.8。这些哪里像是一家“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的企业的数据？

　　根据《重建社会》前勒口的文字，孙立平“纵横穿梭于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被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但是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孙先生是否算社会学家姑且打个问号，可是至于他是不是懂、甚至“最懂”经济学，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最懂经济学”的孙立平在该书第123页写道：“当前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过高的金融服务业门槛，导致大批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今天，要在中国银行开个账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

　　我想任何有点经济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孙先生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目前中国的“工商税收门槛”是否“苛刻”（“门槛”如何能够用“苛刻”来形容？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管理政策”是否“不合理”、“金融服务业门槛”是否“过高”，这些也许只有“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才能判断。但“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则是谁都能看出来是错误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其他两个部门共同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光是在两年前的2007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其中，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430多万户，个体经营户达到3800多万户。如果这还不算“大量地产生和发展”，我倒想请孙立平先生不吝赐教，到底要怎样才算？

　　至于“要在中国银行开个账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的结论，大概也是孙立平从媒体上得来、并未经核实地接受的。近些年来，确实有些银行营业网点（主要是处于大城市繁华地段、业务非常繁忙的银行营业网点）出于成本考虑，谢绝注册资本过低的企业的开户请求，但这属于个别的机构行为，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确定企业开立基本户的最低注册资本。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只要能够出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法人身份证，任何企业可以选择在任何银行开户。比如说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京西路支行，哪怕你的企业注册资本是最低的3万元，去开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该书类似的错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继续追究下去了，反正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虽然不知道在这张“最懂经济学”的支票上背书的“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有谁，但上文已经清楚地表明，这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

　　学识比姿态更重要

　　那么，其实不懂经济学的孙立平能算是社会学家吗？如果从这本《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来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该书第87页写道：“（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世俗化的过程。”这句话充分表明孙先生并不懂得“世俗化”这个社会学词汇的基本含义。世俗化的前提是一种宗教状态。比如说国家权力的世俗化，在社会学里面，一般是指西欧国家的行政权力从教会让渡给君主。也就是说，必须先存在一个宗教的（或者神圣的）状态，才能有世俗化的过程。至于中国，众所周知，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世俗化自然无从提起。实际上，孙立平也非常有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因为紧接着这句话，他说“利益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然而隔了四行之后，他又认为“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基本的社会驱动力”。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匪夷所思的方程式：“利益”=“社会的‘操作系统’” =“社会驱动力”。“操作系统”如何等于“驱动力”？这个问题除了孙先生，恐怕没有人能够弄清楚。

　　孙立平之所以不能算是社会学家，不仅由于他会发出这些梦呓般的议论，还在于他缺乏社会学家最基本的求证与反思精神。在第115页，孙立平先生：“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在随后的第116页，他援引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将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

　　孙立平反复地表达了他对中产阶层的关怀，在该书的第19页，他指出“中产阶层债务沉重”，在第25页，他还认为“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那么，孙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是翔实的定量数据吗？还是详尽的定性调查？都不是，他的论据足以让很多人跌破眼镜：“有人在网上说，现在过得最惨的就是中产阶层，因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车子，穷人没钱买房子和股票，只有中产阶层，刚刚买了房子却成了房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股票还被彻底套牢。”（第20页）

　　只需花几分钟进行求证，就能发现孙先生引为论据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脑残网友言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信贷余额为3.94万亿元。也就是说，就算假定下等阶层和上等阶层在银行的贷款余额为零，把这3.94万亿统统算到中产阶层头上，为数一亿的中产阶层人均负债仅有4万元不到，这哪里能够得出“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的结论呢？何况2008年底全国居民本外币存款余额高达22万亿余元。

　　当然，《重建社会》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孙立平对腐败现象的批判、对底层劳苦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我想是任何人都应该赞同的。我并不认为孙先生做出这种姿态只是为了博取公众的喝彩，正如我并不认为孙先生近年致力于研究和谐社会理论只是为了向中央致敬。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学识比姿态更加重要；毕竟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学识，顾盼自雄地以为只要看看《光荣与梦想》就能够理解经济危机，甚至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办法，就难免会沦为不知所谓的“公共分子”。   

谢谢你来。谢谢你来到这里。

是的，你是依约而来，但你也可以不出现的。你可以决定别来。然而你来了，在约定的时刻，到约定的地方，让这本书落到你手里。所以谢谢你。

如果你现在是无意识地这么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来到这里，那么你也许会有点困惑，也许需要一点解释。

首先我想让你知道的是，这本书在正确而且完美的时间来到你的生活。你目前也许不知道，但当你完成这次阅读体验时，你将会确信无疑。世间万事发生的次序都是完美的，这本书在你生活中的出现也不例外。

这里有你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渴望的东西。这里能让你实实在在地与神发生最近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第一次的——接触。

这是与神的接触，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接触。

神即将与你展开一场真实的对话，通过我。几年前我不会说出这句话，现在我说出来，是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对话，所以我知道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它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一直在发生。此时此地就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要明白的重要道理是，你部分地造成了这件事的发生，就如你促使这本书在此时落到你手里。生活中的各种事件都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和伟大的造物主共同创造了促成那些事件的每一个因素。

我第一次代表你与神交谈的经验发生在1992年到1993年。当时我写了一份愤怒的信给神，质问我的生活总是不断在挣扎和失败中往复。对生活中的一切，从恋爱、工作、我和子女的交往到我的健康，真的是生活中的一切，我经验到的只有挣扎和失败。我写信给神，想要知道原因——以及如何才能在生活获得成功。

让我震惊的是，那封信得到回应。

它是怎样得到回应，以及那些回应是什么，被写进了1995年出版的《与神对话·第一卷》。也许你已经听说过这本书，甚至已经看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本书的序言你就没必要往下看了。

如果你尚不熟悉第一本书，我希望你很快去看，因为第一卷详细地解释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了，也回答了许多和我们的个人生活有关的问题——关于金钱、爱、性、神、健康与疾病、饮食、人际关系、“正确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本书将不会予以回答。

如果现在神愿意赐给世人一样礼物，我希望那是第一卷的信息。实际上（“甚至在你们要求之前，我便已赐予。”），神已经将它送给我们。

所以我希望在看完本书之后（甚至也许在尚未看完的时候），你将会选择阅读第一卷。这完全跟选择有关，同样地，让你在此刻看到这些字词的是纯粹的选择。创造出你有过的所有经验的也是纯粹的选择。（第一本书解释了“纯粹的选择”这个概念。）

第二卷开头这几段文字是在1996年三月写下的，目的是简短地介绍随后的信息。和第一卷的情况相同，这些信息“到来”的过程及其简单。我在空白的纸张上写下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通常是我提笔时才想到的，问题被写下之后不久，答案就会在我头脑里出现，仿佛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出来。我只是在做笔录而已！

除了开头这几段文字，本书所有内容都是从1993年春天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之间被记录在纸上的。现在我想把它依照它呈现给我的面貌原原本本地呈献给你……

***

今天是1993年的复活节，我依照吩咐，来到这里。我在这里，手里拿着铅笔，面前摆着纸张，准备开始。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在这里是神要求的。我们有约定。我们要在今天开始第二卷，神、我和你正在共同经验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现在我尚不清楚这本书将会说些什么，甚至也不清楚我们将会谈及哪些话题。这是因为我头脑里对这本书没有计划。不可能有。决定这本书的内容的不是我。而是神。

1992年的复活节，也就是去年的今天，神开始与我对话。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确实如此。不久之前，那次对话结束了。我得到吩咐，神要我稍事休息……但也告诉我，我有个“约定”，要在今天回来继续这次对话。

你也有个约定。如今你正在履约。我很清楚这本书不仅是写给我看的，也是通过我写给你看的。很明显，你长久以来不停地寻找神，寻找来自神的话语。我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将要结伴寻找神。那向来是寻找神的最好方法。结伴。我们无法独自找到神，也将找不到孤立的神。我想说的是，只要我们是分离的，我们就将无法找到神。因为若想发现神与我们不是分离的，我们首先必须发现我们彼此之间不是分离的，在认识和意识到我们所有人是一体之前，我们无法认识和意识到我们和神是一体。

神从不曾与我们分离，只不过我们以为我们与神是分离的而已。

这是常见的错误。我们还认为我们彼此之间是分离的。所以我发现，“找到神”的最快办法就是找到彼此。别再彼此隐瞒。当然，也别再隐瞒自己。

停止隐瞒的最快方法是说出真相。对每个人。在所有时刻。

现在就开始说出真相，永别停止。首先，向你自己说出关于你自己的真相。其次，向你自己说出关于他人的真相。再次，向他人说出关于你自己的真相。然后，向他人说出关于他人的真相。最后，向所有人说出关于所有事物的真相。

这是说出真相的五个层面。这是通往自由的五阶之路。真相必将使你得到自由。

这本书说的都是真相。不是我的真相，而是神的真相。

我们——神与我——最初的对话刚在一个月前结束。我想这次应该跟上次一样。也就是说，我提问，神回答。我想我要停下来，开始向神发问了。

神啊——是这样的吗？

是的。

我是这样想的。

不过在这本书里，无须你来提问，我将会亲自发起一些话题。我在第一本书里并没有经常这么做，这你也知道的。

是的。你这次为什么要改变做法呢？

因为这本书是应我的要求而写的。我要求你来——正如你刚才指出的。第一本书是由你自己发起的。

对第一本书，你有自己的想法。而对这本书，你没有想法，只是依照我的意愿去做。

是的，是这样的。

尼尔啊，依照我的意愿行事是很好的。我希望你——还有其他人——常常这么做。

但我认为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如果你的意愿跟我的相同，我怎么会不依照它去行事呢？

这是个微妙的问题——也是个不坏的起点，我们大家可以由此开始这次对话。

让我们来看看你刚才说的话。我可没说过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

哪里啊，你说过的！在上本书里，你非常确凿地对我说：“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是的——但那不是一回事。

不是吗？你别愚弄我啦。

我说“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那并不等于说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

如果你一直依照我的意愿行事，那么你早就到达光明境界啦。这个过程早就结束。你将不会出现在这里。

只要有一天完全依照我的意愿行事，你就能到达光明境界。如果在人世的这些年都依照我的意愿行事，你此刻根本无须参与到这本书中来。

所以很清楚的一点是，你从来没有依照我的意愿行事。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时候，你甚至认识不到我的意愿。

是吗？

是的，是这样的。

那你为何不跟我说你的意愿是什么呢？

我说了。可是你不听。当你听的时候，你又没有真的听进去。当你听进去，你又不相信你所听到的。当你相信你所听到的，你又不按照吩咐去做。

所以说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是极其不准确的。

但反过来说，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首先，因为我认识它。其次，因为我接受它。第三，因为我赞扬它。第四，因为我喜爱它。第五，因为我拥有它，并称它为我自己的意愿。

这意味着你拥有自由的意志，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也意味着我通过无条件的爱，将你的意愿变成我的意愿。

若要我的意愿变成你的意愿，你也必须做到同样的事情。

首先，你必须认识它。其次，你必须接受它。第三，你必须赞扬它。第四，你必须喜爱它。第五，你必须说它是你自己的意愿。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自始至终地这么做的人只有几个。差不多一直这么做的人有十来个。经常这么做的人并不少。偶尔这么做的人有许多。极少这么做的人则是绝大多数——不过从来不这么做的人也有。

我属于哪类人呢？

这要紧吗？从今以后你想要成为哪类人？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吧？

是的。

你的回答呢？

我想成为第一类人。我想要一直都清楚你的意愿，一直都依照你的意愿行事。

你这个志向值得表扬和嘉奖，但你可能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许多成长的道路要走，才能实现这个志向。然而我告诉你：你可以有这个志向。只要你选择，此刻你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你的成长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

那为什么实际上却花了很多时间呢？

是啊。为什么呢？你在等什么呢？你不会认为是我在拉你后腿吧？

没有啦。我清楚地知道是我在拉自己的后腿。

很好。清楚是通往大师境界的第一步。

我想要到达大师境界。要怎样才能做到呢？

继续阅读这本书。那正是我想要把你带到的地方。

　　1998年，全国高校招录新生的规模是一百零八万人；翌年是高校扩招元年，这个数字迅速地增长到一百五十三万人。此后几年，扩招愈演愈烈，到2009年，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安排多达六百二十九万人，足足是扩招第一年的四倍。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的加大：自从2003年首批扩招学生毕业以来，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不再是稀缺资源，找工作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乃至到了今年夏天，竟然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被就业”奇闻。

　　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有很多，有些归咎于高等教育水准的下降，有些认为新增岗位不足应该负责，有些呼吁大学生到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去寻找机会，但这些解释采取的都是局外人的角度，很少有人关注找工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哪些因素关系到求职的成败，就业难将会给社会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更没有人提出如何才能避免被就业的建议。两本社会学著作有助于我们回答后面这四个问题。

　　在当代社会学界，尤其是经济社会学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发表于1973年的论文《弱关系的力量》和1985年的论文《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初探》对后来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格致出版社去年底翻译出版的《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其实是《弱关系的力量》的扩充和进一步发挥。

　　在《弱关系的力量》中，格兰诺维特关注的是求职过程的起点：如何获得工作信息。格兰诺维特发现，由家人、好友构成的强关系在工作信息流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反倒是那些长久没有来往的同学、前同事，或者只有数面之缘的人能够提供有用的求职线索。内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强关系的组成者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弱关系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因此能够使信息流行起来。

　　《找工作》继续分析了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格兰诺维特把求职方法分为四类：通过正式渠道（比如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或者职业介绍所）找到的，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直接向就业单位申请找到的，其他方法。格兰诺维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这样的：“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约56%的被访者使用了这种方法；18.8%使用了正式的方法（9.9%使用了广告，8.9%使用了其他正式方法），18.8%使用了直接申请，6.7%属于混合类型（包括‘不确定’）。”（第7页）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求职者往往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岗位，即使实际上有很多组织的空缺岗位找不到人来填补。对于雇主而言，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们采用个人关系来招聘员工：第一，可以节省招聘成本，无须支付广告费用或者中间人（职业介绍所或者猎头）服务费；第二，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应聘者的情况；当招聘的岗位很重要时，比如说是财务工作人员或者销售主管，雇主就更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

　　在《找工作》的第二章，格兰诺维特对关系进行分类，他发现，在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当中，通过强关系（亲朋好友）的只有31.4%，通过职场上培养的关系高达68.6%（第31页）。这也再次证明了“弱关系的力量”。

　　尽管格兰诺维特研究的是美国的情况，但也适用于中国。正如读者也许凭直觉就能猜到的，在这个人情大国，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比例更高：按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边燕杰对天津的研究，那些在1993年以后上班的受访员中，有高达85%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实际上，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即使被许多媒体蔑称为盲流的民工，他们的流动也并不是那么盲目：许多民工往往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后才开始流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关系在求职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个人关系越发达，他就越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就如格兰诺维特的统计结果表明的那样：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人，只有30%对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而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这个数字则高达54.2%（第9页）。

　　确定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之后，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非正式求职渠道是不完整的，大多数人只能依靠正式的求职渠道：参加招聘会、公务员考试和网上投递简历。各大城市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总是人满为患；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招录职位是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六个，而报考人数多达一百零五万，考录比为77.4：1；许多大学生通过招聘网站发送数十份、乃至上百份简历而得不到面试的机会。

　　这些问题的症结是，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求职者比例在20%以下，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上有80%的岗位供应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对于大学生来说，就算他们能够使用强关系，他们也只能得知80%的隐秘岗位信息中的31.4%，市场上依然有55%的岗位处于他们的了解之外。

　　从这个方面来讲，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扩招造成大学生过剩，因为尽管经过多年扩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总体人数基数过大，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仅有6.5%，大学生远远没有到泛滥成灾的地步。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同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上海生源的求职者比外地生源的求职者拥有更大的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机会。原因很简单，本地生源可以利用父母和亲戚的社会关系，他们获知的岗位信息从理论上来讲要比外地生源多出125%。就全国范围内而言，城市生源的求职者比农村生源的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地往往是城市，而不是在后者拥有社会网络的农村。

　　更糟糕的情况是，农村生源的求职者在申请仅占全部岗位20%的公开岗位时，他们和城市生源的求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也不是平等的。因为城市生源的学生更有可能在申请公开岗位的同时动用他们父母或亲戚拥有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更大的被录用的机会。

　　由此来看，大学生就业难将给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就整体而言，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和城市生源的毕业生将会由于路径依赖造成的分歧而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上越离越远；当前农村和城市的鸿沟也将会因为这种求职过程的马太效应而被放大和加深。

　　最悲哀的是，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是上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必然后果，除非国家恢复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否则就算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再多，经济发展再快，每年新增岗位再多，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也将一直存在下去；大量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如果拒绝从事高强度的低薪工作，将很难摆脱被就业的命运。

　　就业难并非大学生才有的问题，也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单纯依靠这种定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我们无法理解更深层的原因。受过十六年教育的大学生，甚至受过十九年教育的研究生，为什么还会遭到无用的幽灵（the specter of uselessness）的纠缠？

　　无用的幽灵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天才横溢的薄命诗人黄仲则就曾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但是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黄仲则在这里使用了诗歌的夸张手法，清朝读书人即使确实“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或者充当幕僚师爷找到工作。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惨遭无用的幽灵的折磨，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

　　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中，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探讨了无用的幽灵和现代教育机构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

　　桑内特认为，大量的岗位，尤其是制造业的岗位，从北方国家转移到南方国家，使得北方国家许多原来在传统产业供职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自动化生产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机器生产能够在大量提高产能的情况下大批压缩人力岗位，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钢铁业。从1982年到2002年，美国的钢铁产量从七千五百万吨上升到一亿零两百万吨，可是钢铁工人的数量却从二十八万九千人下降到七万四千人（第92页）。这两个因素共同使许多北方国家的人面临无用的困境。

　　全球的岗位迁移和真正的自动化生产都是特殊的例子，它们影响到的更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是现代社会对技能的界定。在古代，技能的有效期几乎是终生的，但它现在变得越来越短。据估计，电脑修理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必须三次重新学习他们的技能；医生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法律、科研和其他行业也遇到这种情况（第95页）。

　　除了技能本身寿命变短之外，现代企业选聘员工的标准也对此产生了影响。像微软、宝洁等现代企业，它们最看重的往往不是应聘者已经取得的成就（比如说大学课程成绩），而是“潜力”。甚至连普华永道、毕马威这样从事专业性极高的业务的企业，它们在招聘的时候也根本不看求职者是否懂得基本的会计原理。所谓的“潜力”，就是能够及时学习新的知识、解决不同问题、和各式人等相处的能力。桑内特指出，这些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它们的“道德的和示范性的力量被当成其他经济部门应该效仿的先进标准”（第10页）。

　　教育部门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越来越不重视培养实践技能，而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日后灵活应变需要用到的知识基础。在桑内特看来，这种把实践技能排除在才华的定义之外的做法是极其肤浅的，它使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现代人丧失了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在桑内特的定义中，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第194页）。一个有匠人精神的木匠会专注于把正在制作的家具做得尽善尽美，即使这么做影响到他的收入。一个有匠人精神的学生会精益求精地把他或她的专业知识学好，而不是浅尝辄止。素质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的技能：中文系的学生不会写公文，新闻系的学生无法独立完成采访，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懂如何编制问卷，建筑系的学生看不懂复杂的设计图纸，会计系的学生做不了财务报表，诸如此类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种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毫无特点、毫无专长的千人一面的毕业生；即使他们真的获得了所谓的素质，拥有了所谓的能力，一旦毕业之后，他们也必将遇到无用的幽灵。因为正如桑内特指出的，普华永道、德勤、思科、高盛等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它们所提供的职位即使全部是公开的职位，数量也极其有限。所有专业的人都去申请那些不限专业的岗位，结果自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下河的永远是多数。而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需要的依然是有一技之长的求职者。不懂制作财务报表的大学生也许有机会进入毕马威，但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一个需要专职会计的小型企业。

　　现在可以来谈谈大学生如何避免被就业了。自从世袭制度在人类社会消失以来，人们一直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先天的聪明才智比后天获取的资源更重要，生理的优秀比社会的优势更值得推崇和令人尊重。在大学里，领奖学金的永远是成绩最好、拥有最多科研成果的学生，而不是参加最多社会活动、拥有最多社会关系的学生。但正如格兰诺维特的《找工作》向我们展示的，如果你不打算毕业后继续深造，而是想要走出象牙塔，那么你的成绩越好、社会活动越少，毕业后得到合适工作的概率就越低。

　　我想说的并不是当今的大学生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参加社团和做兼职上，而是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才能，而且在找工作的时候，它发挥的作用并不比知识的才能小。

　　当然，正如桑内特的《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所指出的，如果你缺乏真正的一技之长，那么即使知道了哪里在招聘，你也未必能够被录用；就算被录用，你也未必能长久保住这份工作。要甩开无用的幽灵，摆脱被就业的悲惨命运，最重要的还是拥有匠人精神，专注地、持续地掌握一门技艺（可以不必和所学的专业有关）。在提倡所谓素质教育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大批——说难听点——无用废物的今天，一技傍身（无论是精通某门计算机语言还是图书编目技巧）能让你永远不会为找工作发愁。

1996年11月，许多美国人不再为圣诞节送什么礼物给亲友发愁，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目标：那是一本叫做《与神对话》的书，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尼尔·唐纳德·沃尔什。这本书只有211页，定价也不高，才19.95美元，但是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没有比它更合适、更贵重的圣诞礼物；因为它通过解答许多关于生活与爱、善与恶、金钱和健康的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够让看过的人产生脱胎换骨的感觉，确实适合在圣诞节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阅读。

于是在毫无媒体宣传的情况下，这本早于1995年就出版的作品凭借读者交口称赞的传播效果，终于在当年11月24日那天悄然第一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位居非虚构类第14位。当年网络尚未兴起，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登上美国最权威的畅销书排行榜让《与神对话》得到了更快被更多读者认识的机会，也得到了更多的赞誉。随后三年的时间里，它上榜的时间高达137周，卖出了数百万册。大家都在问：尼尔·唐纳德·沃尔什是谁？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1943年生于美国中部小城密尔沃基，十七岁考上了该市的威斯康星大学。念完大二之后，尼尔厌倦了学校提供的教育，于是辍学，离乡背井，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某家小型广播电台上班，当时他才十九岁。

随后那些年，凭借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没有学历尼尔在异乡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先是成为广播电台的节目导播，后来改行到了平面媒体，当起报社的记者，最终坐上主编的位子。他并没有眷恋日趋安稳的工作，而是毅然再次改行，到美国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担任公共信息官员。后来他又离开马里兰州，迁居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创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虽然在事业上似乎一帆风顺，但尼尔的个人生活却遇到了很多波折，曾经有一场大火将他的财产全部吞噬，而且导致他先后三次更换工作行业的，实际上是三次失败的婚姻。创办公关公司之后，尼尔第四次结婚，总共生下九个子女。沉重的家庭压力使他不得不辛勤工作，甚至付出了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代价。

到俄勒冈州之后的最初几年，尼尔过着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拥有温暖的家庭和不菲的收入。然而，命运似乎总在和尼尔开玩笑。就在他的生意蒸蒸日上时，一位老先生驾车左拐时撞上了尼尔，差点要了他的命。脖子骨折的他大难不死，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康复。出院后，尼尔发现他的公司已经倒闭，失去收入来源的直接后果是生活质量急剧下降，从而引发了不可调和的家庭矛盾。这次尼尔面对的不仅仅是第四次失败的婚姻，而且还有严重的生活问题：搬出曾经的家之后不到几个月，年过四十岁的他连一套小房子的租金都交不起，只能在俄勒冈州的杰克逊温泉公园露宿，依靠捡易拉罐换来的钱和好心路人的施舍过日子。

如此沉重的打击并没有摧毁尼尔对生活的信心，他振作起来，重操旧业，在某个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兼职。尼尔重新走上了年轻时走过的道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奋的态度，他转为正式员工，最终成为该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他曾见过底层的生活，他曾餐风露宿，但现在他似乎又正在走向人生的巅峰。然而，尼尔再一次感到了生活的空虚。1992年春天，尼尔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遇那么多的挫折和痛苦。2月的某天，尼尔午夜梦回，给神写了一封信。“我的人生为什么如此失败？”他用圆珠笔在黄色便笺本上愤怒地写道。

后来的事情众所皆知：这封质疑的信得到了神圣的回答。根据尼尔自己的说法，他听到一个温柔而和蔼、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声音，回答了这个和其他问题。感到震惊而又豁然贯通的他匆匆把答案写在纸上。他的提问持续了三年，1995年，他把部分抄录下来的答案付梓，就是那本备受美国人欢迎的《与神对话》。

对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者有之，斥之为骗子者也有之。但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无不为它的睿智而折服，为它的爱心而感动，为它的幽默而微笑。那么，《与神对话》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它的名字带有宗教的色彩，但实际上它不属于任何宗教，而是融合了东西方众多宗教和哲学流派的智慧。实际上，《与神对话》中蕴含的哲理，在别的著作中也有痕迹。比如说“神”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和《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相同的。“神”认为感觉比知识更加可靠，日内瓦哲学家卢梭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神”指出，灵魂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神的境界，我们能够在《薄迦梵歌》看到同类的观点。“神”说现实是意志创造的表象，稍微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叔本华的成名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神”提出万物皆神的观点，印度教和斯宾诺莎也有一致的看法。

但是，《与神对话》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最了不起之处，在于它用通俗优美的语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举个例子吧，当今社会的物质生活虽然极其丰富，但现代人并不比古代人更加快乐，或者说现代的富人往往未必比穷人更加快乐，对此心理学、社会学乃至脑神经科学都提出了很多解释，但是它们都没有“神”说得透彻明白：“世界上的钱不够多，时间不够多，爱情不够多，食物、水和同情不够多……总之好东西统统不够多。人类特有的这种‘不够’意识创造和反复创造了你如今看到的这个世界。”（第203页）

《与神对话》不但提供可行的建议让读者消弭这种有害的消费主义意识，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人的愤怒、忧愁与怨憎的来源：过度的个体主义造成的受害者心态。当代社会，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主义的发展使得个体和社会处在对立的两端，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将个人的不幸归咎于社会和政府，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只会怨天尤人。但是“神”指出，唯有意识到你对这个世界的现状负有责任，你才有能力去部分地改变它：“世界以目前的方式存在，是因为你们选择了让它这样。…… 你们可以选择在明日结束砍伐你们的雨林。你们可以选择不再消耗笼罩你们的星球的保护层。你们可以选择中断对地球精妙生态系统的持续攻击。……你们同样可以在明日就停止所有战争。那是简单而容易的事。那只需要——向来只需要——你们全部人同意就行了。然而，如果你们连一致同意停止相互残杀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又怎能挥舞拳头呼唤上苍来整理你们的生活？”（第61-62页）

现代人痛苦的部分根源还在于社会的压力。众多道德观念、制度规范都会对个体施加约束，但这并不是个人焦虑感的来源。个人的焦灼更多地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指责。“神”说：“别妒忌成功，别怜悯失败，因为你不知道在灵魂的权衡中，什么算成功，什么算失败。遇事别称其为灾难或欢乐，除非你已确定或见证它的用途。因为，如果死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它还能被称为灾难吗？如果生只带来悲哀，它还能被称为欢乐吗？然而就算连这个你也别去判断，你永远走你的路，同时允许别人走他们的路就可以了。”

这是一篇介绍性的短文，此处对《与神对话》的描述注定是浮光掠影式的，尼尔在该书中借用“我”和“神”的对话，以层层递进的逻辑，极具说服力地解答了众多关于成功、金钱、人际关系、性爱、健康、长生等芸芸众生都有的困惑，让人们看到了过上一种没有忧愁、没有恐惧的生活的希望。至于看完本书之后，能否像尼尔·唐纳德·沃尔什那样摆脱生活的绝境，那就有待于读者亲自去阅读和验证了。

这本小书是2006年出版的作品，桑内特在书中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做出了精辟的分析。作者在无用的幽灵和消费政治上的洞察力是大师级别的，我相信这将会是所有看完书的读者的共识，就不多说了。

虽然篇幅很短，但《新资本主义的文化》在桑内特的作品中占有一个承前启后的独特地位。在此之前，桑内特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城市的公共文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职场，而对消费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作者在本书中坦承的——有所忽略。这本书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弥补了这个缺憾，并且在最后引出了匠人精神的话题。

可以说，这本书标志着桑内特的文化唯物主义转向。桑内特的文化唯物主义，是一套全面理解当代西方文化的理论，他将会用三本书来完成这套理论的建构。第一本书是已出版的《匠人》（The Craftsman），后续两本分别是《战士与牧师》（Warriors and Priests）和《外国人》（Foreigner）。《匠人》的中文简体字译本也将由我完成，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请感兴趣的读者留意。

由于翻译了《公共人的衰落》，我和作者通过几次电子邮件，他不但解答了一些翻译上的难题，还给我个人生活带来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素未谋面的桑内特教授；但愿我的翻译能够让他的思想在中国找到知音和共鸣。

限于个人的学识与能力，本书的翻译也许会有不妥之处；读者如有发现，敬请原谅；如蒙指正，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