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 21

福尔摩斯被窃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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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如果新星出版社的宣传语属实，那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的注释者刘臻先生虽 然未必能够顺利加冕为“国内第一福学名家”——因为严格上来说，当前国内并没有任何“福学家”，但他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做法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可惜拿到这 套《图注本》，详加勘读之后，我的心情一下子从敬畏转为鄙夷：原来《图注本》的绝大部分注释都是抄袭自莱斯利·克林格的《新注版福尔摩斯故事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

沈丁华等译

刘臻注

新星出版社

2011年7月第一版

页，580元

 

福尔摩斯被窃丑闻 - 李继宏 - 李继宏的博客

 

 

如果问谁是英语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也许今天许多人会选择近年风头之劲一时无两的哈利·波特；但在2003年，莱斯利·克林格（Leslie S. Klinger）却认 为是福尔摩斯。他认为柯南·道尔笔下这个角色足以跻身世界上三大著名的虚构人物之列，另外两个是米老鼠和圣诞老人。

克林格先生是福尔摩斯研究的世界级权威，由他独力注释的《新注版福尔摩斯故事集》（The New 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以下简称《新注版》）前两卷在2004年出版之后广受好评，翌年即获美国推理小说协会颁发的爱伦·坡最佳批评奖。由于这个原因，克林格先 生的答案难免有偏颇之嫌。其实我们很难说福尔摩斯、哈姆雷特或者詹姆斯·邦德谁更著名，就好比我们很难说宝马和奔驰哪个知名度更高。尽管如此，福尔摩斯之 极受欢迎，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以中国大陆为例，现在可以买到的福尔摩斯系列作品恐怕有数十种之多，而且均是长销多年，从未绝版。就在最近，市面上 又多了一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以下简称《图注本》）。

《图注本》共九卷，译者为沈丁华、秦白樱、 兴仲华等人，注释者为刘臻。出版方自称这套《图注本》是“最权威的译本……最准确流畅的翻译”，又称刘先生为“国内第一福学名家”，用“两千余条注释…… 无孔不入地解读福尔摩斯的一切谜团”。从这些宣传语来看，这套书的质量似乎应该对得起它的定价——五百八十元，尤其是那“两千余条注释”，足以让国内其他 版本相形失色。

 

为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故事添加注释，是福学的传统。所谓福学，就是 福尔摩斯学。虽然柯南·道尔生前并不重视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四部小说和五十六篇短篇小说，认为它们是“庸俗之作”（pulp fiction）和“纯粹为了赚钱 而写的垃圾作品”（pot-boilers），但许多热爱福尔摩斯和华生的读者则将其奉为“正典”（the Canon）。他们甚至组建了福尔摩 斯协会，对“正典”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福学。福学的基本假设是，历史上真有福尔摩斯其人，华生是福尔摩斯事迹的忠实记录者，这两者的关系就像詹姆斯·博 斯韦尔和萨缪尔·约翰逊；至于柯南·道尔，他只是华生的文学经纪，负责联系出版华生所写的福尔摩斯故事。

福学家当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们热衷于钻研各篇福尔摩斯故事之间的联系，乐此不疲地想要从中勾勒出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完整生平。虽然他们的研究 带着游戏性质，但考证之细致、推论之严密，跟正统的历史研究并无二致，并且得到了不少颇值得称道的福学成果，例如威廉·巴灵-顾尔德的《注释版福尔摩斯故事集》（The 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杰克·特雷西的《福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Sherlockiana）、斯蒂夫·克拉克森的《正典概要》（Canonical Compendium），以及上文提到的《新注版》。这些福学著作又以第一本和最后一本最为权威，影响也最大。尤其是《新注版》，共三大卷，长达两千八百余页，更有 数千个详尽的注释，堪称福学研究的里程碑。

反观国内，虽然按照李欧梵的考证，福尔摩斯的 故事早在1896年 就被译介成中文，以《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名字在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上连载三期，而中华书局又曾在1916年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但直 到今日尚未出现福学研究的热潮。如果新星出版社的宣传语属实，那么《图注本》的注释者刘臻先生虽然未必能够顺利加冕为“国内第一福学名家”——因为严格上 来说，当前国内并没有任何“福学家”，但他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做法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可惜拿到这套《图注本》，详加勘读之后，我的心情一下子从敬畏转为鄙 夷：原来《图注本》的几乎所有注释都是抄袭自莱斯利·克林格的《新注版福尔摩斯故事集》。由于这是一篇简单的书评，不可能逐一注明抄袭之处，所以下面我打 算只以短篇小说“波西米亚丑闻”为例，来说明刘臻先生的抄袭问题有多么严重。

 

《图注本》第三卷《冒险史》中的“波西米亚丑闻”共有七十四处注释，而《新注版》则有八十六处。经过详细的对比，前者共有五十九处可以判定是抄 袭自后者。比如“波西米亚丑闻”的第一条注释如下：

《波西米亚丑闻》一八九一年七 月发表于英国版《海滨杂志》。一八九一年八月《海滨杂志》的美国版刊登了这篇小说。《冒险史》中的许多故事也同时卖给美国的各类报业集团。比如，在美国版 《海滨杂志》发表《波西米亚丑闻》之前，至少有七家报纸刊登了这篇作品。有的报纸将《波西米亚丑闻》更名为《女人的智慧》（《巴尔的摩太阳周报》）、《国 王的情人》（《波士顿星期日全球报》）等等。后来的不少小说也是如此。比如《歪唇男人》的标题改为《乞丐奇谈》，《蓝宝石案》的标题改为《吞下宝石的圣诞 鹅》。（《图注本第三卷》，第4页）

而《新注版》相应的注释如下：

“A Scandal in Bohemia” was published in the Strand Magazine in July 1891. There was a New York edition of the Strand Magazine, and the story appeared there as well, in August 1891. However, many of the stories from the Adventures were also syndicated, that is, sold by a syndicate to newspape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 Scandal in Bohemia,” for example, appeared in at least seven newspapers before the New York Strand Magazine publication. Some of the papers did not use Watson’s titles as they appeared in the Strand Magazine; “A Scandal in Bohemia” appeared in one paper as “Woman’s Wit”, and “The King’s Sweetheart” in another.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ran under the title “The Strange Tale of a Beggar” while “The Blue Carbuncle” was headed “The Christmas Goose that Swallowed a Diamond.”（《新注版第一卷》，第5页）

相信略懂英文的读者无需我多说，也能看出来 《图注本》的注释是对《新注版》的抄袭。按照学术界通行的规范，如果注文不说明出处，那就意味着它是注释者亲自考证的结果。可是作为当代中国人，刘臻如何 能够通过亲自查找资料发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至少有七家报纸刊登了这篇作品”呢？这当然是情理之所无。愚钝如我，实在想不通刘先生和新星出版社何以敢如此 嚣张地将一目了然的破绽公之于众，莫不是当喜欢推理侦探小说的读者脑袋里装的都是浆糊？

又如《图注本第三卷》第10页第二条注释为：

与现代人的感觉相 反，邮件在当时是一种可靠而快速的通信方式。英国教育家罗兰德·希尔研究了邮政系统之后，于一八三七年开始邮政改革，一八四〇年 引入了邮票作为预付邮资的方式。铁路和汽船让邮政拥有更快速、正规可行的寄送服务。到了一九〇〇年， 伦敦城区每日有十二班邮递，伦敦其他地区每日有六到十一班收信及递送服务。信件一般在寄送后的二到四个小时便可送达。紧急消息可以使用专递服务，只需要加 收很少的费用，或者使用区域信使服务，私人邮递员寄送，半英里三便士。伦敦外埠的信件一般隔日送达。

如果这些注释文字是原创的，那么刘臻先生可能是邮政史专家，或是集邮爱好者。但既然如此，在提到1840年的邮票时，他又何以不顺便说明当 时英国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就是现在价值近两千英镑、几乎所有集邮者都想拥有的“黑便士”？又或者刘先生两者皆不是，只是通过搜索引擎发现相关的信 息，并亲自整理成文？其实只要在Google的搜索框键入“Postage Stamp”，然后点开第一个搜索结果，即可看到维基百科上详细的介绍。但刘臻先生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有现成 的便宜可拣，那就是《新注版》的相应注释：

Contrary to modern expectations, the mail was then a reliable and rapi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Reform began in 1837, with British educator Rowland Hill’s study of the postal system, and in 1840, prepaid postage by stamps was introduced. The advent of the railway and the steamship permitted a far speedier, more regular, and more reliable mail service a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ssed. By 1900, according to Whitaker’s Almanack (1900), in the City district of London, there were twelve deliveries daily, while in other London districts there were from six to eleven collections and deliveries. Letters were normally delivered within two to four hours of posting. More urgent messages could be designated for “express delivery” at a small additional cost, or the “district messenger service,” a private carrier, could be used for 3 pennies per half-mile. Overnight delivery was the standard for mail outside London.（《新注版第一卷》，第10页）

我恳请读者原谅我大段地引用刘臻先生的“注 释”和莱斯利·克林格的注释，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充分地表明这位“国内福学第一名家”的抄袭是多么肆无忌惮。如果说上一条注释限于研究条件，刘先生因为无论 如何考证不出来，不得已而抄袭，所以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条关于邮政史的注释则属于不可宽恕之列，因为刘先生原本可以通过简单地检索资料而组织出更好 的注解。

对《图注本》的了解越多，我就越为新星出版社和刘先生的过分自信和他们对读者智商的过分藐视而感到震 惊。哪怕是小学生，在抄作业的时候也会知道不要抄得一模一样，而应该进行细微的改动，只要他稍微有点头脑，只要他对即将看到他的作业的人稍微有点尊敬。这 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否则一旦出现错得如出一辙的情况，那么抄袭的事实就会板上钉钉，任你再怎么狡辩也洗脱不了罪名。刘臻先生不幸正好犯了这样的弱智错 误。

《图注本第三卷》第20页第二条注释为：

兰厄姆旅馆，一八 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开业。其建筑风格华丽，根据威廉·H·吉尔的说法，是“世界上最为华丽的旅馆。占 地一英亩，拥有六百个房间。餐厅可以容纳两千人同时聚餐。……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锦衣玉食的波西米亚国王会住在那里了。”一八八九年八月三十日，柯南·道尔 在这里和J.M.斯图达特、奥斯卡·王尔德吃饭，并在餐桌上答应创作《四签名》。

《新注版》相应的注释如下：

The Langham opened June 12, 1863. Now the Langham Hotel Hinton and restored in 1991, it was built in a florid style and, according to William H. Gill, it “was by far the most magnificent hotel in the world. It covered an acre of ground [and] contained over 600 rooms. Its huge dining room was packed with 2000 diners on the day of its opening…Small wonder that it attracted the flashy King of Bohemia!” （《新注版第一卷》，第19页）

莱斯利·克林格不知道怎么回事，弄错了伦敦朗 廷酒店（也就是《图注本》所谓的“兰厄姆旅馆”，顺便说一声，这套书正文的翻译乏善可陈，文字粗鄙，错误屡见不鲜，新星出版社提到的“最权威的译本……最 准确流畅的翻译”只是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的开业时间。按照朗廷酒店集团官方的介绍，该酒店1863年7月17日奠基，1865年6月10日开业。朗廷酒店集团在香港、上海、北京 等七个中国城市设有十四家分店，并不是那种默默无闻的小旅馆，刘先生既然要为它添加注释，何以不去该酒店官网查看资料？这实在是令人费解。《图注本》这个 错误是其抄袭《新注版》的又一个铁证，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无论如何找不到伦敦朗廷酒店开业于1863年6月12日的记载。但刘臻的注释比克林格的注释多了最后一句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谜团在下文将会被解 开。

 

行文至此，我相信不用再举更多例子，读者也已经明白《图注本》和“国内福 学第一名家”到底是什么货色。或许有好奇而细心的读者会问，你刚才说七十四条注释有五十九条是抄袭的，如果剩下十五条都是刘臻先生的原创，那么可以说明他 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不是《射雕英雄传》里的裘千丈那种欺世盗名之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说，《图注本第三卷》第6页第二条注释是《新注版》所没有的，注文是：

这句话并不在作者最初的手稿里，在后来的清样中添加了进去。

柯南·道尔的“波西米亚丑闻”手稿原件现藏于美国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的哈里·兰森中心，但有影印本出 版。刘臻先生也许曾通过影印本看到“最初的手稿”。但他如何能看到“清样”呢？某份英国杂志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样被一个现在的中国人看到，读者你信吗？信不 信由你，反正我是不信的。

该书第20页第一条注释也是《新注版》所无，它写着：

按照上文华生的叙述，这天是星期二，怎么会还有三天就到下周一呢？另外前文提到华生星期四“到乡下去过一趟”。因此威廉·S·巴林-古尔德推理本案应该是发生在星期五，而且是 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五）。根据伦敦《泰晤士报》的天气预报，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九日本岛大风，早晨普遍降雨，还发生打雷和闪电。这印证了华生淋雨的 事实。

也许刘臻先生确实为了这个小小的注释而亲自跑 去英国查阅1887年 的《泰晤士报》，但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实在太过匪夷所思，超乎我的想象力。实际上，刘先生在这里可能一不小心又露了马脚：所谓的“威廉·S·巴林-古尔德”就是上文提到的威廉·巴灵-顾尔德，他是《注释版福尔摩斯故事集》的 注释者。我大胆地猜测，刘先生的注释不仅抄袭了莱斯利·克林格，也抄袭了威廉·巴灵-顾尔德。只可惜《注释版福尔摩斯故事集》绝版多年，在国内不容易找到，这个猜想只能留待以后再进行 验证了。

难道十五条不是抄自《新注版》的注释就没有一条能让读者相信它是刘臻先生亲自注解的吗？不，我可不这 么认为。至少有一条肯定是刘先生注解的，那就是《图注本第三卷》第13页第三条注释：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 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

这一条我相信确实出自“国内福学 第一名家”的手笔，因为英美的福学家不会认为赫拉克勒斯有注释的必要。

 

在中国，文人学者为求出名而不惜抄袭剽窃，并不算如何罕见的新闻，而出版机构版权意识之淡薄，也早已是举世皆知。但说实话，这套《福尔摩斯探案 全集·图注本》还是让我大吃了一惊。对企图凭借一条关于赫拉克勒斯的注解而登上“国内福学第一名家”宝座的刘臻先生，除了异想天开似乎没有别的词可以用来 形容他。而至于新星出版社，作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成员，作为一家出版大量外国作品的单位，竟然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莱斯利·克林格和美国诺顿出版公司 的版权，真不知道它今后如何与版权代理机构打交道，如何应对克林格先生获悉此事后可能提起的诉讼。

Jun 19

马金森谈出版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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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出版业来说，今年可谓多事之秋：不少地方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走上奔向双百亿的合并之路，带着浓 重暴发户气息的京东网气势汹汹地叫嚣永远以四折的价格销售二十四家儿童出版社的图书，各地独立小书店关门大吉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汉王科技高管集体减持 公司股票成为两市今年最大丑闻……

马金森谈出版业的趋势 - 李继宏 - 李继宏的博客

 

在这些纷纷扰扰之中，出版业到底向何处去？企鹅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马金森（John Makinson）先生近日访问上海，在企鹅中国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女士的陪同下接受本报专访，以其全球顶尖出版人的视野，谈 起这个行业的趋势。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无论是在英美还是中国，出 版业的并购行为都很常见，而且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趋势，比如最近有传言说上海两大出版集团将要合并。您认为并购对出版商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马金森：对出版商的发展壮大来说，并购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企鹅集团 是仅次于兰登书屋的世界第二大大众图书出版商，这个地位和几次大的并购是分不开的。1996年，我们收购了普特南集团（Putnam Berkley Group），这对企鹅集团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当年我们 在美国的生意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比在英国的小。还有很重要的是，那时美国企鹅在出版文学小说方面很厉害，有很多高端的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儿童图书也 出，但在商业小说这一块不行。收购普特南让我们变得更加均衡，我们开始出版顶尖的畅销小说，比如汤姆·克兰西、帕翠西亚·康威尔等人的作品。为了让我们出 书的种类更加丰富，收购普特南之后，我们又收购了道灵·金德斯利（Dorling Kindersley）。衡量并购是否必要，其中一个标准是双方有没有互 补性。如果大家做的图书都差不多，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也不能说出版商的壮大只能靠并购，内部自发 的发展也很关键。企鹅集团下属有个出版社，叫做“河源”（Riverhead），它是由美国企鹅的总裁苏姗·彼得森·肯尼迪创办的，出版过许多高品质和非常畅销的文学作品。我 们2001年新设 立了一个专门的财经出版社，叫做“投资组合”（Portfolio），它现在已经是美国和英国顶尖的财经图书出版机构。在我看来，如何开创新的出版品牌，也许是比并购 更重要的事情。

 

一项 最新的研究表明，光是在英国，今年头三个月出版业就有二十四宗并购的记录。这个数字和去年第四季度的数字相同，但涉及的金额却增长了419%。你认为这种并购行为未来还会持续增长吗？

 

马金森：我觉得这要看未来的情况。比如说，亚马逊在图书零售方面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强势，不排除有些出版商会谋求合并，以便和它抗衡。别的出版机 构我不知道，企鹅集团目前没有这样的压力。但谁知道呢，未来也许会收购别的出版社也不一定。不过现在确实没有重要的并购计划。

 

合并组建成一个大集团，会不会影 响各个出版社原来的独立性呢？

 

马金森：基本上不会。就以“河源”为例，他们想出什么书，通常自行决定就可以了。当然，“河源”需要 向集团汇报工作，假如他们想花大价钱，比如说几百万美元，去买一本作品，那么他们需要征得我的同意。这种约束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但总的来说，各个出版社 还是很独立的。

组建成大集团的好处是，单个来看，这些独立的机构每年出版的图书比较少，但它们背后是整个培森集 团，所以能够在印刷、纸张方面得到便宜的报价，可以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发行渠道、仓库、营销团队也是共享的。如果是小的出版社，它要做全国性的作者巡回 签售会比较困难，但在大集团里面就简很单，别的城市也许会有同集团的其他出版社。如果你属于一个国际性的出版集团，那么你可以在各个国家同时推出一本书， 这样你的市场就会比原来大很多。

当然，如果集团对下属出版社的管理太细，就会影响它们内部的工作环境。我 们一直努力地维持整个集团的规模和各个出版社融洽的内部氛围之间的平衡，该管的地方要管，不该管的地方要放手。

 

规模很大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你很 难控制每本图书的质量。比如说最近被炒得很火爆的《三杯茶》内容造假丑闻？

 

马金森：每当我们要出版一本书，我们必须信任作者。如果是非虚构类作品，我们必须相信作者所记录的是 实际情况，而不可能去复查每本书的内容，因为企鹅集团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四千种。我们和作者签署合同，作者保证他所写的非虚构作品是真实的，格雷格·摩顿 森和《三杯茶》也是这样的。

 

现在企鹅终结和摩顿森先生的合同了吗？你们会召回这本书吗？

 

马金森：没有，企鹅跟摩顿森的合同还是有效的。目前也没有召回这本书的打算。关于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再多了，我们集团要讨论过才知道接下来怎么 办。

 

另外 一个和出版业相关的主要趋势是，亚马逊等网络书店迅速兴起，传统的大型连锁书店和独立书店则日渐衰落。现在不少出版商也在它们的官网卖书，包括你们企鹅， 这种做法对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原有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马金森：传统的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关系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有些销售商，尤其是亚马逊，已经开 始涉足内容出版。我们办网站，主要是为了和读者有更直接的联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卖书，从企鹅官网卖掉的书是很少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我们刚办了一个新网站，叫做“书国”（bookcountry.com），用户可以在上面发表书评，进行讨论，发布自己的作品，结识朋友，也可以在上面买书。这个网站4月底才在美国和英国上线，如果发展顺利， 会带来一定效益。

在目前这个数字化时代，出版商和销售商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是互补的关系，而是增加了一些竞争的色 彩。别的出版商我不知道，但对企鹅集团来说，我们在网站卖书，是为了方便那些来访的网民。在官网卖书不是我们的战略，我们有别的销售渠道。

企鹅的书能够在亚马逊、苹果在线商店等地方销售，并控制了定价权，卖多少钱我们说了算，也能拿到消费 者资料。我觉得对出版商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掌控定价权，并且从消费者信息中了解到购书人想要买什么，他们愿意付出多少钱。总而言之，出版商和消费者 之间的直接关系是最重要的，至于书是从企鹅官网、亚马逊或者苹果在线商店卖掉的，我觉得那并不重要。

 

现在亚马逊上卖出的Kindle格式电子书比平装本图书还要多，许多人认为电子书的时代已经来临，您觉得呢？

 

马金森：我觉得可能有点言之过早。目前总的情况是这样的，在美国，电子书的销售占到整个图书市场大约百分之十的份额，很快会增长到百分之二十。 在英国，电子书则只占到百分之八的市场份额。所以你知道，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尽管它的增长非常快。

电子书市场要真正兴旺起来，必须有很多电子书的内容，读者也必须拥有各种各样的设备，比如说Kindle或者iPad，这样才能用来购买和阅读电子书。而 且很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销售电子书的平台。美国在这些方面发展比较早，所以它的电子书市场也比其他国家要发达。英国起步比较晚，但电子书的销售规模今年 应该很容易能够翻一番。

总的来说，电子书发展很快，但现在还没有成为图书市场的主流。

 

现在不少人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挺悲 观的，他们认为实体书最终会消失。您觉得这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吗？

 

马金森：不，不，我不认为实体书最终会消失。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得对读者做一个划分：有些读者读书就是为了看内容，这些人会变成电子书消费 者，他们会在Kindle或者iPad或者其他设备上看电子书。他们也有可能会购买廉价的平装本图书。但还有另外一类读者，他们热爱实体书带来的体验，以及人与书之间的关系。他们或 是喜欢去书店看书，或是喜欢手里捧着书的感觉，也可能要送书给朋友，或者书架上有空位需要填补。我相信这类消费者对实体书的忠诚度会非常高。我们这些出版 人的责任就是，要确保这类读者的需求得到满足，把书做得更漂亮，让他们觉得读实体书是一种享受。也就是说，我们要出版更多的礼品书，价格更高的书，采用更 美观的封面，更精良的印制。

在我看来，实体书是不会消失的，书店也同样不会消失。但这两种图书消费群 体的分化肯定会变得更加厉害，选择电子书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变化确实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实体书的末日。

 

这就是内容消费者和图书收藏者的 区别。

 

马金森：是啊。但是内容消费者和图书收藏者也可能是同一个人。比如说，你今天会买一本电子书在iPad上看，但明天你可能会去书店购买一 本漂亮的精装版图书。所以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这两类消费者，但他得到的两种消费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换句话说，那些质量低劣的、便宜的图书可能会受到电子书的冲击而消失。就拿美国来说，那里的图书基本上分为三类：大众市场版，平装版，精装版。 大众市场版很便宜，十美元左右一本。我觉得这个类别的未来有点黯淡，但平装版和精装版依然会存在。

 

刚才你说你相信书店也不会消失。 在中国，由于图书定价太低和各种其他原因，我们经常听到有独立书店倒闭的消息。英国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马金森：英国有个非常大的连锁书店，叫做“水石”（Waterstone’s），它刚刚被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绅士亚历山大·马穆特收购了。“水石”是一家很受尊敬的书店，可惜经 营状况不是很好。它被收购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俄罗斯人的钱能让变得更稳定，能继续做下去。但不可否认的是，将来英国的实体书点会越来越少，因为它们要 面临亚马逊的竞争，而实体书又要面临电子书的竞争，所以实体书店承受很多压力。其实我自己在英国也开了书店，我相信好的书店会继续活下去。

 

近些年，外国出版商纷纷以各种方 式进入中国，这似乎已成为一个趋势。比如说，法国的阿歇特集团和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在北京共同注册了一个合资公司，企鹅集团准备效仿阿歇特或者收购中国本土 的出版社吗？

 

马金森：暂时没有。我们希望在中国的业务继续扩大，但没有考虑设立合资公司或者收购出版社。也许有一 天会这么做，但不是现在。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和中国的出版商合作，推广企鹅的知名度。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出版社，让它们来出版企鹅各个种类的图书，比如说企 鹅经典文库，儿童图书，人物传记或者别的。在中国，企鹅不会只跟某个出版社合作，因为在我们看来，不同类别的书交给不同的出版社会更有针对性。

 

听说去年企鹅在中国的销售翻倍 了，您如何评价中国市场呢？

 

马金森：中国市场是很有趣的，它是个很大的市场，而且增长也很快。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外国出 版商会越来越开放。但是你也知道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图书市场有太多的束缚，外国出版商很难得到真正的发展。你说去年我们的销售额翻倍，但那是因为 基数本来就很小，和印度相比小多了。我们在中国没有出版权，在印度每年出版大概两百五十种图书。等到将来这个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我相信外国出版商会给中国 读者带来更多的图书。

 

现在 越来越多的外国出版社购买中国图书的翻译版权，介绍到英语国家去。但我发现，它们买的都不是很好的作品。比如企鹅买过王刚的《英格力士》、王晓方的《公务 员笔记》，何家弘的《血之罪》等。这些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市场表现看，都不是优秀的作品。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马金森：这个问题要让我们中国分公司的总经理周海伦来回答比较好。

周海伦：我们选书，主要是从西方 读者的品位出发，而不是以中国读者的喜好为标准。在中国卖得好的书，未必适合西方读者，也未必能在英美卖得好。所以我们的考虑是，要选一些让西方读者感兴 趣的东西。比如在西方读者眼里，中国政府是很神秘的，所以我们选择了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我们觉得它是一本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来的好书，提供了一个局 内人的视角，让读者可以深入地了解中国。这类书哪怕在中国很不被看好，不受欢迎，我们也认为有意思，值得翻译成英文。

我不介意人家说我们选的书不是第一流的。我们不追求出版在中国最畅销的书，我们想出的是那些能够改变西方读者对中国的看法的书。

Feb 17

“Alternative Channels” Emerge for Publishing Foreign Books in China

外国文学 2篇评论 »

By Bruce Humes (http://www.bruce-humes.com/)
原文链接：http://paper- republic.org/newsletters/china-publishing-news-0217/fk-afbe938cbec0fe65f295/

Back in the 1950s until the mid-1980, all China exports had to pass through state-run trading firms. Manufacturers did not export, period; only I/E firms could, and that made them very profitable (if bureaucratic) monopolies. It was only with the rise of Deng Xiaoping and economic reform that makers and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gradually won the right to handle their own export business. And things worked pretty much the same for selling into China.

You will be forgiven if you think that it’s not all that different today in China’s publishing world. If you hold the rights to a foreign book and want to get it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the PRC, an ISBN—often called a shūhào or kānhào —is a must.

The catch is that the government grants an ISBN only to state-run publishers who are empowered to publish under their own imprint or “co-publish” as they see fit. So it’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rights-holders cue up to get their foreign books published by big-name state-owned publishers like Yilin Press,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ress,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Nan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South Sea Publishing.

Estimates are that the top 15 percent publishers account for 80 percent of foreign books published in the PRC.

So what, you might ask? The answer: the rights holder (foreign publisher, agent, author, etc.) might well be able to get a better deal—and ensure the China edition is better packaged, translated and more sensibly marketed—if able to “shop around.”

In fact, since 2009 a variety of alternative channels have emerged. Call them what you will: middlemen, agents, “content providers,” co-publishers. Yes, all of them must eventually negotiate with a state-run publisher in order to obtain an ISBN, but they are a different breed; because large state-run publishers have long enjoyed a profitable monopoly on both ISBNs and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channels, until recently they have had little incentive to invest precious resources in the books themselves.

Chu Chen Books is an example of these new-fangled hybrids that are beginning to challenge the monopoly of the state-run publishers. Dedicated to producing books i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fields, it is a new Beijing-based joint venture with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founded in mid-2010.

General manager Chu Chen explains that thanks to its state-owned partner, obtaining an ISBN is not a problem, so he can focus on sourcing quality works—he employs an American scout in Beijing—and handling translations in-house via his team of bilingual editors. He can then take advantage of his partner’s longstanding industry connections and marketing muscle. As a small firm allied with a big player, Chu Chen Books arguably offers advantages to rights holders who want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book than they would get at a much larger state-run publish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options that are emerging for getting published in China, we interview publishing professional Li Jihong (李继宏), co-founder of Shanghai Silk Books (上海帛书文化传播). In his former life as a freelance translator, he translated 19 different titles into Chinese—including the huge best-seller, The Kite Runner by Khaled Hosseini—numbering 15 in mainland China, two in Taiwan, and three to launch in 2011. But as co-founder of Silk Books, he is now engaged in each of the key steps for publishing a foreign work in the PRC.

Below, italicized words are questions posed by Bruce Humes on behalf of Paper-Republic’s China Publishing Newsletter , while Li Jihong’s responses follow in the standard font.

You began your career in China publishing as an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or, and worked briefly for Big Apple Agency. What made you want to strike out on your own?

Early in my career, what annoyed me most was the way my translations were sometimes changed without my permission. There are many translators in China who don’t care how the editor handles their work, but I’m not one of them. For me, my name on the title page means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I don’t mean my translations are perfect; I’m not that arrogant. There were always dozens of typos or misinterpretations in my first drafts, but I caught them on the proofs. A few editors were considerate enough to highlight copy and request my input. But not all were so thoughtful and some even lacked the necessary bilingual skills. They misread the source text and arbitrarily replaced correct renditions with flawed, even absurd ones.

The literary translator rarely reaps major economic rewards, but being offended by inept publishing executives makes it worse. And that’s basically why I left my position as Content Director at Century Horizon (世纪文景) in 2007 when ridiculous changes were proposed to my translation of Khaled Hosseini’s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

As a freelance translator, I was still prone to such maltreatment, plus my income was unstable. In 2008 I did a stint as a literary agent for Big Apple, but the legwork was tedious and the Shanghai subway commute miserable.

So when my friend Xie Fangwei proposed launching a small publishing business, I thought: Why not? So we set up Shanghai Silk Books Publishing (上海帛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and forme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Oriental Morning Post (东方早报). This newspaper is the second largest in Shanghai in advertisement revenue, and we benefit from this tie-up mainly through capital that we can use to pay advances.

What’s the mission of your new firm? And how do you position yourself: As a literary agent? As an “independent” publisher?

Our mission is to introduce high-quality translations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orks in the ‘New Age Movement’ genre. We believe that Silk Books can differentiate itself by providing healthier, more spiritually nourishing reading matter to its Chinese readership.

Silk Books cannot be defined as a literary agent or an independent publisher. It’s something new that I might label “content provider”. We secure the translation rights for a title we have targeted, render it in Chinese, and sell the translated texts to state-owned publishers for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royalties. We decide the cover desig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ublisher. Crucially, the text cannot be altered unless I approve it. Silk Books determines the marketing plan and implements it, typically via book reviews and advertising.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are handled by the publisher.

Take us briefly through the major steps that a foreign book must undergo prior to publication in the PRC. Which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navigate, and why?

In our case, there are six key steps: (1) Acquiring the translation rights through negotiations with a literary agent; (2) Seeking an appropriate state-owned publisher and signing a publishing contract with it; (3) Application by the publisher to the local Press and Publica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for a Rights Contract Registration Number (版权合同登记号) and an ISBN, without which a book cannot be published in the PRC, and which can only be granted to an approved state-run publisher; (4) RCRN in hand, we pay income tax to the authorities on behalf of the literary agent; (5) Transferring advances to the account of the literary agent; and (6) Initiat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reafter, things proceed pretty much as in the US or the UK.

The first challenge we confront is proving that Silk Books is a trustworthy firm. For example, we tried to buy The Pillars of the Earth and World without End by Ken Follett and What Is the What by Dave Eggers a couple of years ago, but our offers were rejected by their agent, the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Bardon advised us to find a state-owned publisher to sign the contracts on behalf of Silk Books. But we wouldn’t do that, or we would have lost control over the translated texts. So we have had to give up some good titles. Fortunately, there are agencies willing to cut deals with us, such as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Penguin China and Grayhawk Agency.

The second challenge is to arrange a publishing contract with a state-owned publisher. Believe it or not, it took me almost eight months to conclude the final agreement on publishing Conversations with God (Book One) with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 role we play is, as I have said, utterly new. No one had done such a thing. Hence I must manage to convince each business partner that our approach is sound and potentially profitable.

To ensure publication within China, as I understand it foreign copyright-holders have three main options: directly approach a state-owned China publisher; select a foreign agent such as Big Apple to market their book to a China publisher; or work through a firm such as your own. Are there other options besides these three? What are the pros-and-cons of each approach?

There is another choice now. France’s Hachette and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in China have formed a Beijing-based joint venture publishing firm,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We can safely say that more and more joint ventures will appear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China.

As for the pros-and-cons of the approaches you’ve mentioned, by choosing to directly approach a big publisher or work through a small firm like ours, foreign rights holders can save on the costs they would normally pay to a large marketing-driven agency like Big Apple. But if they choose to work via an international agent, there is no real guarantee of getting a quality Chinese rendition. For example, Stephen King is a bestselling author in the US, but his works are unwelcome in the China market, because the translations are worse than bad!

You were recently featured in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that identified you as the translator of “Conversations with God” by Neale Donald Walsch. Tell us a bit about this project.

When Mr. Xie and I resolved to extend our friendship into business, he suggested that perhaps Conversations with God as our starting point, for he had rea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Wang Jiqing, and he loved it. One night I downloaded the original English text and was astounded by how inspirational it was. After a thorough read, my inner voice firmly told me I should share it with my compatriots. Luckily,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were still available, and several months later we signed the contrac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Eventually I realized that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was full of misinterpretations and unclear phrasing, and so I determined to render it myself. I negotiated the contract, finalized the paper type, size and design of the book, and arranged for reviews and media promotion.

Before I undertook this project, I already had eleven translated titles to my name, and three years in the publishing field itself. So I was confident that it would be a classic, and my gut instincts didn’t fail me— Conversations with God (Book One) was the Number 10 best-seller on Amazon.cn in 2010.

Unbeknownst to most authors and their agents outside China, many global best-sellers are significantly altered when they appear in Chinese. Some publishers commission translations from an English translation,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language, but hide this fact; others heavily censor sensitive text; and almost all pay miserable wages to their translators, refuse to share any royalties, and insist on the briefest of deadlines. In your opinion, how bad is the situation, and what advice can you give?

What you describe is commonplace in China. For example, my translation of La Caverna de las Ideas by Jose Carlos Somoza was based on its English version, The Athenian Murder , translated by Sonia Soto. But the publisher chose to omit any reference to Ms. Soto on the title page, even though I credited her in the Afterword to the Chinese edition.

Censorship in China is so notorious that it hardly rates a mention. The most famous case is Hillary Clinton’s Living History . Its Chinese Publisher—Yilin Press (译林出版社)—censored so much that the rights owner of original text was infuriated and insisted that Yilin recall all 200,000 copies from the market. But the situation is improving now. In a sense the real enemy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not the infamou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GAPP), but the internal self-censorship carried out by the publishers themselves.

As for your last question, I think what foreign publishers, agents or authors can do is to pray—may God place their works in the hands of a qualified and responsible translator!

Please name 3-4 firms that, like yours, are not large state-run publishers, but are in the business of helping foreign rights holders get published in China.

Thinkingdom House (新经典文化) for popular fiction, Tobebooks (立品 图书) for books in the religion/spirituality genre, and Huawen Tianxia (华文天下) for popular fiction and non-fiction all come to mind.

Feb 12

五花八门的欧美1月热点新书

外国文学 1篇评论 »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近 期美国风头最劲的图书，莫过于《虎妈妈的战曲》（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1月11日——出版日 期，下同），作者是闽南裔的美国教授蔡美儿。本来这只是蔡美儿写她过去十几年养育两个女儿的回忆录，但经过媒体的热炒，已经俨然成为中美家庭教育比较的典 型样本。1月3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更是以蔡美儿及其女儿蔡思慧的照片作为封面，并刊登了专题报道，标题噱头十足：“蔡美儿的育儿经引起美国的恐惧”。 在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的当下，《虎妈妈的战曲》可谓生逢其时，迅速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相比之下，蔡美儿的丈夫贾德·鲁本菲尔德的历史悬 疑小说《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1月20日）就没那么风光，尽管从内容来看，它是很精彩的，尤其是在再现历史细节方面，但销售可以用 惨淡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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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金钱有关的书似乎比较容易畅销，比如有本叫做《投资答案》（The Investment Answer，1月25日）的小书，出版 当天就名列亚马逊图书排行榜榜首。作者丹尼尔·古迪在加利福尼亚开设了一家投资顾问公司，在这本只有九十六页却要卖十八美元的小册子里，他试图解答下面五 个问题：投资时单干比较好还是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如何配置投资中股票、债券和现金的比例？投资组合应该侧重于哪类资产？投资策略应该是积极进取的， 还是消极被动的？何时应该卖出持有的资产，何时应该买入更多？这其实是每个投资者都有的疑惑，所以《投资答案》的畅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然，美国读者也没有那么俗气，尽管指导中年女性如何减肥的《永远性感》（Sexy Forever，2010年12月28日）和宣称可以让读 者成为超人的《四小时健身法》（The 4-Hour Body，2010年12月14日）之类的图书很有市场，但《隐秘的真实：平行世界和宇宙的深层定 律》（The Hidden Reality: Parallel Universes and the Deep Laws of the Cosmos，1 月25日）和《一千种礼物》（One Thousand Gifts，1月17日）同样受欢迎。前者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布里安·格林， 也是当今世界顶尖的弦理论专家，曾在卡拉比-丘成桐流形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隐秘的真实》是他写的科普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读者介绍宇宙里存在平行世 界的可能性。《一千种礼物》则是由基督教福音派的出版公司Zondervan推出，虽然重弹的是人们要在生活中感恩的老调，但因为作者安·福斯卡普的特异 经历和优美文笔，依然一纸风行，并且好评如潮。

相形之下，英国新年的热点新书就显得有文化多了，比如说《耶路撒冷考略》（Jerusalem: The Biography，1月27日）。 众所周知，在地缘政治的视域里，耶路撒冷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地方，但这个地处偏僻的城市是如何成为“圣地”和中东和平的关键的呢？西蒙·萨巴格·蒙特费尔 试图用这部皇皇巨著——厚达六百九十六页——追本溯源地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蒙特费尔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在传记写作领域素来享有盛名，尤其擅长还原俄国 政治人物的生平，他所著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波将金》、《红色沙皇斯大林》曾获得许多重要的奖项。这次他为一座城市立传，可谓别开生面。

另外一本值得专门介绍的畅销书是《长歌》（The Long Song，1月6日）。严格来说，它不能算新书，因为它的精装版是去年2月4日出 版的，而且入围了上届曼·布克小说奖的决选名单，这次新推的是平装版。它的作者安德丽雅·利维祖籍牙买加，是当代英国第一流的女作家，她的第四部小说《小 岛》（Small Island）先后斩获橙子小说奖、惠特布莱德小说奖、惠特布莱德年度图书奖、英联邦作家奖，并被推举为历届橙子小说奖最佳作品。《长 歌》讲述了生活在十九世纪牙买加某个甘蔗种植园的黑人女奴的悲惨命运，通过这个微观的切入点反思大英帝国长达三百年的黑奴贸易，称得上是血泪淋漓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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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的历史成为文学主题由来已久，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哈伯·李《杀死一只反舌鸟》，从托妮·莫里森的《宠儿》到凯瑟琳·斯托克特 的《相助》，相关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数是美国作家在讲述美国的故事。安德丽雅·利维的《长歌》讲述的主题较为新奇，小说主角“七月” （Miss July）的身份也有异于其他黑奴：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强奸了她母亲，导致了她的出世。在十九世纪，像她这样的私生子固然得不到白人家庭的认 可，但可以从事劳动强度较低的家务工作，不用到田地里去干粗活。于是黑奴阶层内部也因为肤色深浅的不同而产生了分化，这在以前是不广为人知的。从这个方面 来说，《长歌》有点像美国作家爱德华兹的《已知的世界》（The Known World），算是拓展了黑人文学的疆土。实际上，有关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史 的小说并不稀见，只是目前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比如说，格林纳达出生的英国作家雅各·罗斯在2008年出版的《派特·本 德》（Pynter Bender）就是一部异常出色的作品。

其实英国的大众阅读跟美国的差异并不是太大，教读者如何做面包、蛋糕、饼干等的《简易烘培术》（Baking Made Easy，1月6日） 出版后一直盘桓在畅销书排行榜的前三名。而且英国读者的阅读趣味也表现出追随时尚的倾向，例如石黑一雄的《永别让我 走》（Never Let Me Go）和马克·罗格等的《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等旧书则因为近期同名电影的上映而再次大 卖。

法国的热点新书就更加五花八门了，畅销榜单上有理财图书《省钱宝典》（Sauvez votre argent，1月20日），有人物传记《法 兰莎》（Frankgoise，1月19日），也有译为法文的美国小说《曲溪镇的最后一 夜》（Dernière nuit à Twisted River，1月20日），更有批判现行税务制度的《税务革命：二十一世纪该如何征收所得 税》（Pour une révolution fiscale : Un impt sur le revenu pour le XXIe siècle，1 月27日）。

《法兰莎》讲述的是前法国文化部长法兰莎·纪贺（Frankgoise Giroud）的生平。纪贺女士既是传媒人，也是作家：她早年在 ELLE杂志当编辑，后来自立门户，创办了新闻周刊《快报》（L’Express），此外还著有《居里夫人传》等图书。《法兰莎》的作者劳尔·阿德勒本身 也是著名的媒体人和作家，他曾为玛格丽特·杜拉斯、汉娜·阿伦特等著名女性立传。

《曲溪镇的最后一夜》则是约翰·欧文在2009年的新作。近年来，英美文学作品的法文译本往往卖得很好，而在美国和英国的图书市场上，则很少见 到英译的法国作品能够卖得好，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也许是因为英语世界变得越来越封闭，而法国读者的心态则越来越开放，而在从前，法国人在文化上的傲慢是举 世皆知的。

法国的福利非常好，每年用于福利保障的财政支出约为五千亿欧元，占GDP的30%以上，相应地，该国的税负也很高，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调查， 是全球税负最高的国家。萨科齐上台之后大力推动医改，但见效甚微，政府的财政赤字依然居高不下。在这样的背景下，《税务革命》的热卖也就不难理解了。该书 的三位作者痛陈法国的税务制度既不民主，也不平等，更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号召发起一场税务革命。其实法国政府可以请这三位作者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那样他 们就会明白，高福利高税负并不是最糟的，总比低福利高税负强一万倍。

Feb 12

兔年伊始读《兔年》

外国文学 无评论 »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975年，有着五十三年历史的芬兰 《时代周刊》（Viikkosanomat）在广告客户争夺战中不敌强势的新兴电视媒体，准备关门大吉；三 十三岁的阿尔托·帕西林纳因之失去工作，随后中断多年的记者生涯，卖掉他热爱的帆船，开始创作一本叫做《兔 年》（The Year of the Hare）的小说——按照中国的生肖纪年法，那年正是兔年。当时帕西林纳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现在的读者已经无从知 道。但是当《兔年》的主角瓦塔南抱着那只被撞伤的兔子，躲在小城赫因诺拉，打电话把他心爱的帆船卖给同事时，那份义无反顾的绝然却是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瓦塔南是渐近中年的文字记者，和摄影师同事出差途中，他们开的车撞到一只野兔。他下车去照顾断腿的小兔，迟迟不肯回到车上，同事眼见夜幕将临， 情急之下，自行开车走了。于是这起偶然的事件成为瓦塔南生命中的转折点：他陪小兔在野外度过了美好的一夜，次日决定逃离原本熟悉的生活，包括体面的工作、 不菲的收入和感情破裂的妻子，带着野兔踏上漫无目的的流浪之旅。随后，瓦塔南和野兔远离城市文明，经历了离奇的一年：在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中狂欢，差点毁 掉一对新人的婚礼，伴尸骨未寒的死者在仓库中共度一宿，与狡猾贪婪的渡鸦斗智斗勇，碰巧发现大批深埋河底的二战时期德国部队遗留的军火，和若干到访芬兰的 外国武官共同见证了一场疯帽匠风格的宴会，为了替野兔疗伤而重返赫尔辛基期间认识一名女律师并与之订婚，接连十几天冒着风雪捕杀一只伤害野兔的黑熊，因越 境而被苏联卡累利阿共和国的士兵逮捕却成为他们的座上宾，被遣送回芬兰之后身陷囹圄却凭借流浪期间无意获悉的政界大秘密而得到释放。瓦塔南的这个“兔年” 在出狱之后戛然而止，其后的生活怎么样，帕西林纳并没有直接挑明，只是简单地提到那名女律师在瓦塔南神秘消失之后再也没有消息——这当然是在暗示他们“从 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从写作技巧来判断的话，这本小说——真的是“小”说，英译是小三十二开本，尚不足两百页——是乏善可陈的。帕西林纳这部作品分为二十四节，每节 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展示瓦塔南到某个地方的经历，彼此之间几乎是完全独立的。换言之，《兔年》缺乏精致的长篇小说所需的巧妙布局，它采用了简单的线性叙事模 式，情节跟着瓦塔南逐渐从赫因诺拉向北极圈进发的步伐直线展开。

比如第十三节“渡鸦”，它讲述了瓦塔南在拉普兰南部的波西奥遭遇渡鸦的故事；到了紧接着的第十四节“祭品”，占据了前面整整七页篇幅的渡鸦被瓦 塔南使计弄死之后便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着怪异宗教信仰的滑雪教练卡尔迪南。卡尔迪南跟渡鸦相同，他到了第十五节就无影无踪了，让位给一只黑熊。

就语言风格而言，帕西林纳也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修辞技巧，《兔年》中基本上缺乏别出心裁的比喻、妙笔生花的摹绘、一气呵成的排比或者画龙点睛的通 感。总的来说，虽然帕西林纳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芬兰行动》（Operaatio Finlandia）和《天堂岛的囚 徒》（Paratiisisaaren vangit），《兔年》依然很像文坛新手的处女作。

但正是这本貌似不成熟的小说，过去三十六年来长销不绝，被翻译成二十四种语言。它在芬兰、瑞典和法国已被视为经典，2006年法国导演马克·里 维埃还拍摄了以其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瓦塔南的野兔》（Le Lièvre de Vatanen），三个兔年的流逝丝毫没有影响读者对它的 热爱。这到底是 为什么呢？

答案要到以写作技巧来评价小说的窠臼之外去找。因为有时候，就衡量小说的价值而言，语言学、文体学、修辞学的准绳是不完备的，还需要用上其他学 科的标尺。具体到《兔年》这部小说，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它最大的价值所在，或者说使它成为经典的要素，是作者帕西林纳准确地抓住了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 题。

 

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题是，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早已成为经典文献 的《大城市与精神生 活》（Die Grosstdte und das Geistesleben）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个人如何在遭受各种社会束缚、背负历史传统和生活 方式的重压的同时，维护其存在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齐美尔看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并不是那些“拒绝在社会-技术体制中沉沦”之人的理想住所。《兔年》 的主角瓦塔南则恰恰是这种人。

帕西林纳如此描述人到中年的瓦塔南：满腹牢骚、愤世嫉俗，年轻时的梦想并没有实现，欺骗过自己的妻子、也被妻子欺骗，有胃溃疡的初期症状，还有 其他许多生活的忧虑。但年轻时的瓦塔南并不是这样的，当初他很高兴能够在一家大媒体供职，尤其热衷于采访那些受到政府压迫的人，他觉得这其实等于在做善 事。然而多年之后，他终于发现，这家周刊永远只关注无关痛痒的事件，刻意对重要的社会丑恶现象保持缄默。于是他“不再认为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第11 页），他只是按部就班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欣慰的，那就是他个人没有参与制造假新闻。他供职的杂志取得成功，但并非由于“传播了信息——而是由于稀释了 它，抹杀它的重要性，将它炒作成茶余饭后的八卦”（第11页）。

瓦塔南这种由于个人理念和社会环境脱节而引起的不适几乎是所有生活在现代大城市的成年人的通病，原因在于，非人格化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本质特征之 一，社会机构的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以个人的情感和好恶为依归。在齐美尔看来，个人的智力发展远远跟不上社会整体的客观文化的进步，因为社会的劳动分 工日趋细密；劳动分工要求个人掌握单一的技能，而对单一技能的过度追求则往往导致主体性的匮乏。也就是说，面对日益增长的客体文化，个人丧失了控制能力， 仅能充当庞大的社会组织的齿轮。对那些极端个体主义的布道者来说，这种个体文化的萎缩和客体文化的膨胀 （Die Atrophie der individuellen durch die Hypertrophie der objektiven Kultur） 正是他们憎恨大城市的重要原因。

也许曾入读拉普兰人民大学（Lapin kansankorkeakoulussa）的帕西林纳并不知晓这种城市社会学理论，至少他没有让瓦塔 南成为弗里德里希·尼采或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那样拥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人物，但是他展现出了敏锐的直觉和艺术的洞察，用旁观者的视角 对日常琐事作出冷静的叙述，以此来取代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反省，成功地通过文学的途径抵达了社会学进路的终点——对现实的剖析和再现。 《兔年》旺盛生命力的来源，正在于书中随处可见的这种叙事艺术与学术理论的殊途同归。

例如，在帕西林纳笔下，尽管瓦塔南的薪水完全不能算微薄，但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赫尔辛基的房租太高，每个月要 花掉他几百马克，这导致他没有办法存钱买自己的房子。甚至连他的业余爱好也受到金钱的制约：“他设法给自己买了一艘帆船，但这也是借钱买来的。”（第11 页）同样地，瓦塔南的这种境遇也是几乎每个现代城市人必须面对的：生活中的一切，从日常的吃穿住行，到人际交往和业余爱好，无不与金钱挂钩。按照齐美尔的 说法，这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大城市，经济交换的集中程度和多样化程度极高，所以交换手段极其重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因而获得了统治地位，它能够 将质的差别转化为量的多寡。在货币经济的影响下，现代城市人的各种生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和许多现代城市人一样，瓦塔南内心深处是抗拒这种 货币经济的统治的，这是促使他逃离城市生活的第二个缘由。

尽管城市生活是如此单调无趣，如此泯灭个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但现实中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会像瓦塔南那样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即使是仇恨大城市的尼 采，也矛盾地热衷于居住在城市里。这主要是因为城市提供了极大的便捷，诚如齐美尔所说，人们在城市里只要随波逐流即可，完全无需自己游泳。除此之外，大城 市的客观环境让其居民变得麻木不仁（Blasiertheit），这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如鱼得水地生活在今日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原因。齐美尔认为，较之 于农村人，城市人的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阈值要高得多，否则就会崩溃。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安宁的乡村，人们相遇往往会面带微笑，寒暄几句。但是 在大城市，比如说上海，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和比沙丁鱼罐头更加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每个乘客相视而笑当然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阈值的提高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自我禁 锢：它将城市人拘押在逼仄狭窄的精神空间之内，促使城市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和金钱有关的事务上，而忽略了心灵的需求和个性的发展。

 

我猜想帕西林纳会写《兔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厌倦了机械冷漠的城市生活，却又对现 代城市人的这种命运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只好诉诸虚构的艺 术，用一个梭罗式或者说高更式的故事来为自己压抑的情绪寻找宣泄的出口。

有充足的理由表明，帕西林纳很大程度上把瓦塔南当成自己的化身。瓦塔南的年纪、职业无不和帕西林纳相同，爱好也是一样，只不过瓦塔南卖掉帆船， 是为了有钱去流浪，而帕西林纳卖掉帆船，却是为了能够专心创作《兔年》。甚至连他们的婚姻状况也如出一辙。当年帕西林纳和他第一个妻子貌合神离的婚姻已经 走到即将劳燕分飞的末路。瓦塔南的妻子深受消费主义之害，热衷于购买各种过时的奇装异服，而且买回来没几天就会将它们弃若敝屣。这让瓦塔南觉得她要是能找 到合适的新男人，也一定会离自己而去。他们在情感上也并不相互忠实；在小说末尾，瓦塔南被羁押在彼得罗扎沃茨克，芬兰政府提供给苏联当局的报告就指证瓦塔 南犯有通奸罪。而在小说的开头，瓦塔南的妻子由于怀上别人的孩子而去堕胎，面对瓦塔南的质疑，她竟然说：“连死去的胎儿都要妒忌啊？不会吧你！” 

只有深刻地理解帕西林纳对城市生活的憎恨和创作《兔年》时的生活状态，读者才不会像英译本最新版序言作者彼科·伊耶（Pico Iyer）那 样，错误地感觉到这部小说是“轻快的”和“欢乐的”。《兔年》诚然采用了匆促的叙事节奏，也不乏令人解颐的诙谐描写，但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波 洛尼厄斯之口说出的，“这看似狂乱，但内中自有理路”：《兔年》荒诞不经的情节背后，是作者帕西林纳跃然纸上的苦闷和抑郁。真正用心去感受——而不是用眼 睛去看——《兔年》的读者，会发现它其实从开篇就弥漫着淡淡的忧伤，随着瓦塔南对现代城市文明越逃越远，这种令人伤感的气氛逐渐增强。在小说快结束的时 候，当瓦塔南不惜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锲而不舍地来到白海岸边，将满腔的愤恨灌注在子弹里，扣动扳机打死伤害他和兔子的黑熊，终于达到了最高潮，如山洪 暴发般地倾泻而出：

“他哭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但眼泪流了下来。他抚摸着熊的皮毛，抚摸着野兔，而野兔正闭着眼睛，躺在他的背包 里。”（第185页）

帕西林纳的情绪得到发泄之后，他为瓦塔南安排了一个童话式的美满结局，他本人也因为《兔年》的大获成功，而摆脱了早已让他厌倦的记者生涯，成为 全职的作家。他并没有像瓦塔南那样逃离城市文明，而是继续居住在芬兰第二大城市：赫尔辛基附近的埃斯泊市（Espoo）。但这并不意味着帕西林纳找到了解 决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题的办法，从他后来的遭遇来看，事实恰好相反：这位当代芬兰最成功的作家似乎从没有向吞噬个性的“社会-技术体制” （gesellschaftlich-technischen Mechanismus）屈服，晚年的他因在酒吧斥责服务员或恶意驾驶等举动而屡次为芬兰 小报贡献花边新闻。在精神病理学的定义中，迟暮的帕西林纳是患者，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生病的也许是现代城市文明。关于这位作家，最新的消息 是，2010年12月29日，其儿子彼得向芬兰媒体《晚报》（Iltalehti）表示，他父亲脑梗塞之后康复状况良好，但失去了写作的能力，只好在未到 古稀之年宣布从此休笔。

帕西林纳和他的《兔年》共同证明了个体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抗和胜利只能在虚构的小说中找到，现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然而这恰恰强化了《兔年》这 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因为现代的城市读者或许早已忘记日出的壮丽和晚霞的绚烂，可是许多人有时候——无论是午夜梦回抑或独处静思——必定会像瓦塔南或者毋宁 说帕西林纳那样，忆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并为现实生活和它的差异感到无奈或哀伤。但不管怎么样，面对令人爱憎交织的城市文明，绝大多数人唯一的选择是认 同齐美尔的说法：“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指责，也不是去原谅，而只能是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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