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中国航天技术总体水平还比不上美国、俄罗斯、欧盟，但有一项航天技术绝对位于世界前茅，因为世界上就没有其他国家在搞，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之一，那就是太空育种（也叫航天育种）。中国太空育种不仅产生了很多项“科技成果”，而且早已商业化走向市场，甚至走进千家万户。所谓“太空种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很便宜地买到。在淘宝店输入“太空种子”，有近三百个结果，其中有蔬菜，有水果，有花卉，包括太空椒、太空白菜、太空韭菜、太空芹菜、太空番茄、太空茄子、太空无架豆、太空芸豆、太空豆角、太空南瓜、太空葫芦瓜、太空黄瓜、太空丝瓜、太空冬瓜、太空苦瓜、太空草莓、太空莲、太空郁金香、太空薰衣草……五花八门，共同特点是“超大”，号称这些种子是搭载飞船或卫星到过太空的种子的后代，有优良的变异基因，具有“祛斑、瘦身、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儿童智力发育”等神奇功效。这些种子的祖先是否真的有过天路历程，并没有经过认证。即使有过，就可信吗？

植物种子被送上太空，在宇宙射线、失重的作用下，有可能发生可遗传的变异。这和地面上的诱变育种实际上是一回事，虽然地面上用的是核辐射或化学试剂来诱发种子变异，但是不管是什么外源因素，它们产生变异的机理是一样的，那就是让种子中的遗传物质发生了变化，改变了染色体、DNA的序列或化学结构而引起突变。即使没有外源因素，基因也会按一定概率自发地发生突变。不论是自发的突变还是诱发的突变，其结果如何都是随机的，并没有方向性。由于现存的生物体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都已经很好地适应了环境，发生变异一般来说只会破坏了生物体自身以及生物体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因此绝大部分突变的结果要么中性要么有害，只有极少数会出现育种者想要的某种突变，例如高产、超大。

所以要处理大量的种子，反复地筛选，才有可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优良品种。在地面上这不成为问题，不愁没有足够的种子做育种。但是要上太空却很成问题，飞船或卫星不可能携带很多种子，每次中国航天器上太空携带的种子每种植物只有区区数十克、数百克，用这么少的种子能够发现有益突变的话，必定是非常幸运的，实际上不可能发生。如果有那样的运气，用在地面育种上岂不更能出成果？毕竟，地面育种可供试验的种子数量，要比太空育种的多得多，走运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有专家称太空育种的“有益突变率”比较高。据称，“用传统的γ射线处理种子，一般能够获得3‰～5‰的有益突变频率，也即1000颗被处理的种子虽然都会发生突变，但其中只有3到5颗发生的变化会使它们对农业生产有益；而航天育种获得的数字能够达到3％～5％。”也即太空育种的“有益突变率”是地面育种的10倍。这个数据即便是真的，在实际上也不能说明太空育种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地面育种只要处理10倍的种子就能获得一样的效果，而地面上不要说处理10倍的种子，即使处理100倍、1000倍的种子，也要比把种子送上太空便宜得多。

但是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却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因为它证明了在太空环境下的突变不是随机的，而是可以定向诱发的，能够配合人类的需要朝着“对农业生产有益”的方向突变。生物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就被推翻了，研究者可以去得诺贝尔奖了。鉴于太空育种的研究者只是热衷于如何推销太空品种赚钱、要经费，却不想去得诺贝尔奖，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可信的，经不起别人的检验的。

可见，“太空育种”是一项既没有理论价值也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只是在浪费航天器宝贵的负荷。这就是为什么其他航天大国都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市场上那些超大的“太空品种”是怎么来的？它们与太空育种没有关系，是在地面上培育出来的品种，利用人们对太空的崇拜，给贴上了“太空”的标签，作为一种营销、炒作手段。退一步说，即使太空育种能够碰巧得到某种优良品种，也不可能都是“超大”品种，更不可能具有神奇功效，否则突变就不是随机的了。那样的话，还是请研发者先去得一个诺贝尔奖，再来向消费者推销。

2012.8.22.

（《新华每日电讯2012.8.24.）

有什么因素能诱发癌症呢？你会想到核辐射、抽烟或吃下了含致癌物的食品。但很少人知道病菌、病毒感染也能诱发癌症。至少有20%的癌症是由于感染了某种病原体导致的。但是要知道哪种癌症是由哪种病原体导致的，并不容易。这是因为能导致癌症的那些病菌、病毒，在许多人身上都能找到，而它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导致癌症，即使导致了癌症，从感染到病发，往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等发现得了癌症时要再去找出病因就不容易了。要确定某种癌症是病毒引起的，应能在癌细胞中找到那种病毒的基因。长期以来医学界怀疑宫颈癌是由疱疹病毒引起的，但是在癌细胞中找不到这种病毒。德国病毒学家豪森也找了，同样没找到。1976年，豪森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一个设想：也许宫颈癌是由另一种常见的病毒——人乳头状瘤病毒（简称HPV）引起的？

病毒学家对HPV并不陌生。人体如果感染了它，可能没什么症状，也可能在皮肤上长疣。它能通过性接触传播，生殖器感染了它，也会长疣，但是说女性感染了它会得宫颈癌，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豪森的设想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一个新观点想要让人们接受是需要证据的，这里的证据就是癌细胞中的病毒基因。豪森从皮肤疣中提取出HPV的DNA，然后用它们做探针，去看看宫颈癌细胞中有没有序列和它们匹配的DNA，如果有，就说明癌细胞中有HPV的基因。

起初的几年一无所获。豪森想，HPV有多种类型，也许导致癌症的HPV和导致皮肤疣的不是同一种类型？豪森改变实验条件，不在癌细胞中找与皮肤疣HPV的DNA序列完全匹配的，而是找类似的。如果存在新型的HPV，它们的基因序列不会与已知HPV的完全一样，但有一定的相似程度，用这种方法可以将它们找出来。1983年，豪森在宫颈癌细胞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的HPV，叫HPV 16型。后来他又发现了HPV 18型。因为这个发现，豪森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发现的HPV类型已达到大约100种，有大约40种是通过性传播的，其中有十几种能导致宫颈癌或其他生殖系统癌症，叫高危HPV，其他的HPV（包括那些导致生殖器疣的）则统称低危HPV。

HPV感染的是宫颈管粘膜的基底细胞。基底细胞是表皮最里面的一层细胞，它不断地分裂，向外层生长，越往外越密集、越硬，最外面的细胞角质化了，就好像形成了保护膜，把病毒挡在外面。但是由于摩擦等原因，表皮会出现小损伤，里面的基底细胞暴露出来，HPV就可以跑到基底细胞里面去。HPV刺激基底细胞分裂、生长，基底细胞层变得越来越厚，就长出了疣子。同时HPV利用细胞里的设备复制自己，等这些受感染的细胞被挤到了表皮的最外面，死亡、脱落、破裂，里面的病毒颗粒就被释放出来，去感染别人。

长疣子虽然不好看，其实没什么危害。里面的病毒会逐渐被免疫系统清除掉。在所有的HPV感染中，大约90%会在两年内痊愈，所有的病毒都被消灭了。但是其他的10%，HPV的基因会结合进细胞的基因组中，成了基因组的一部分，免疫系统就没法清除它们了。结合进基因组的病毒基因不制造新的病毒，而是刺激产生越来越多的新细胞。换句话说，这些病毒基因不是通过复制病毒来传播自己，而是通过复制整个细胞来传播自己，而且试图让复制过程无限制持续下去。这个过程是由两个病毒基因E6和E7操纵的。E6生产的蛋白质关掉了基底细胞中原有的一个控制基因，这个基因控制着细胞的正常分裂，一旦被关掉，细胞的分裂就失去了控制，不断地分裂、复制。本来，细胞中还有一种叫p53的蛋白质防止出现这种异常，一旦发现某个细胞的分裂失去控制，它就会启动死亡程序，让那个细胞自杀。另一个病毒基因E7就是盯着p53的，它生产的蛋白质和p53结合，让p53失效，不让细胞自杀，细胞不受控制地分裂、增殖，就长出了恶性肿瘤。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花上10～30年的时间。

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是因为感染了HPV引起的。只有一小部分的HPV感染会导致宫颈癌，但是全世界每年仍有49万人患宫颈癌，27万人因此死亡，这是因为HPV感染非常普遍，是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据美国的调查，26.8%的14～59岁的美国女人感染了至少一种类型的HPV，15.2%感染的是能致癌的高危HPV。男人当然也能感染HPV，也能诱发男性生殖器的癌症。高危HPV如果感染身体其他部位，也能诱发那个地方长癌。从1988年到2004年，美国与HPV感染有关的口咽癌发病率增加了225%。研究者认为这与口交的增加有关。按这个趋势，到2020年，每年HPV阳性的口咽癌发病率将高于宫颈癌。

有一些因素能够增加HPV感染的风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性伴侣的数量。有过2个性对象的年轻女性被HPV感染的风险是只有1个性对象的女性的4.5倍，有3～4个性对象的风险是5.8倍，有5个以上性对象的风险是10.3倍。一个美国女生如果大学期间一年换一个性伴侣，毕业时被HPV感染的概率超过85%。避孕套可以降低HPV的感染风险，但是无法完全防止HPV感染，因为避孕套遮盖不到的生殖器周围、大腿根部都能传染HPV。6个月内多数时间使用避孕套只能降低风险6%，一直使用避孕套的话也只能降低感染风险42%。

既然我们知道了宫颈癌是由某些类型的高危HPV引起的，那么就可以通过疫苗接种来预防。现有的HPV疫苗只是针对HPV 16和HPV 18（有一种疫苗还同时针对导致生殖器疣的HPV），这两种HPV大约导致了80%的宫颈癌，其他高危HPV还没有疫苗可预防。而且，疫苗只对那些还没有被这两种HPV感染的人才有用，最好就在开始活跃的性生活之前接种。美国十几岁少女近一半都已接种了HPV疫苗。等这批人长到三、四十岁时，宫颈癌的发病率有望降低。宫颈癌成了第一种可以通过疫苗接种预防的癌症。

2012.8.15.

（《新华每日电讯》2012.8.1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wMTExNDY4.html

新浪微博一些人到现在还在欢呼不加V（木子美，真名李丽）把我骂走，不加V成了他们的。其实我是被新浪微博管理层气走，他们一方面纵容不加V指名道姓地辱骂、威胁未成年人，一方面处罚我对其反击，我当然不会再在那种地方继续待下去受新浪微博管理层侮辱。新浪微博负责投诉的是新浪微博运营经理胡亚东。前几天网友聚会时有人向我透露胡亚东在新浪微博上的ID是“亚东”。亚东在新浪微博上并不隐瞒其身份，个人简介自称：“微博社区公约项目、举报项目的伙计，类似居委会大妈。”我花了些时间翻阅其微博，有些有趣的发现，证实我此前的猜测，即此事当有新浪更高层的人在背后操纵。

胡亚东是韩寒的粉丝，曾推崇韩寒是“公民代表”，赞赏“韩寒的文损人不露骨”，惋惜“韩寒输在了队友，甚至说是被队友带沟里去了”。他也是罗永浩的粉丝，推崇罗永浩是“江湖嘴仗第一高手”。他还是新浪微博上著名的造假者老榕（谎称自己亲历利比亚政权更换，在微博上推销假货）的粉丝，买过“老榕的枣儿”，把老榕选入新浪微博专家委员会，亲切地询问“老榕同学，压力大不？”。但是他最大的偶像还是木子美不加V，曾经说：“不加V老师是微博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由衷的觉得少了谁也不能少了木子美老师。”难怪如此护着不加V，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也得留下她，“少了谁也不能少了木子美老师”嘛。

我在8月13日15:10宣布为抗议新浪处罚不公离开新浪微博，胡亚东在当天深夜3:40发了一条微博：“白老师，我终于完成了使命。。”新浪员工罗林志留言表扬胡亚东对赶走我一事“功不可没”，胡亚东谦让说：“我不过是走狗和炮灰，您抬举我了。”罗林志回以“掩嘴偷笑”的图标。新浪另一员工申晨则问胡亚东“炮灰，你怎么还没睡？”。

从这些微博和对话可知，“气走方舟子”是计划好的，是“白老师”交给的“使命”，胡亚东只是完成该使命的“走狗和炮灰”，这在新浪员工中是公开的秘密。这个“白老师”是谁，他或她为何指挥得动新浪微博运营经理？胡亚东为何甘当他或她的“走狗和炮灰”？

就在昨天，新浪微博系统向所有“提及方舟子”的用户（包括我）推送一篇长微博《木子美PK方舟子始末——兼论方舟子造谣、诽谤及人身攻击成性》。该文号称“以截图的形式，还原方木大战真相，记录@方舟子 率先造谣、诽谤及人身攻击@不加V 的丑恶嘴脸，揭露方舟子擅于操纵隐瞒重要事实并试图将谎言包装成真相的卑鄙手法。新浪每天接到上万条对方舟子的举报，足以证明此人造谣攻击成性，已成为污染网络环境的一大公害。”把事件的因果、经过整个颠倒了过来，不加V成了受害者，我成了迫害者，以此证明新浪管理层纵容不加V、处罚我的合理性。这篇奇文的作者是职业方黑“大洋彼岸的绅士”。为什么说此人是职业方黑呢？因为他的微博简介写的就是：“不为名，不图利，以揭露方氏假打黑打集团为己乐。”他匿名发的一千多条微博几乎全都是在造谣、攻击我和我的家人，说我“一直是网络上最大的流氓和恶棍”、“迫害许多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要把我“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让我“遗臭万年”。

能够动用新浪微博系统向所有提到我的用户推送一个匿名攻击帐号写的长篇谤文，这恐怕已超出了胡亚东的权限，证明有比胡亚东级别更高的新浪管理层在背后操纵此事，说明新浪微博对我和我家人的攻击、抹黑是有系统有计划进行的，不是个别工作人员所为。一个号称在中国数一数二的门户网站，动用这么大的力量来抹黑一个人，还要借助于匿名长篇谤文，其令人作呕的程度，可与不久前《南方周末》动用一社力量来抹黑我相媲美。

我离开新浪微博，驻扎在搜狐微博后，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新浪微博号称人气比搜狐微博旺，我在新浪微博也有四百多万粉丝，但微博的平均转发数和评论数明显不如在搜狐微博，且在新浪微博上的评论以水军的骂街为主，不如搜狐微博的评论可读，内容相似的微博（例如评论书法的微博）对照尤其明显。难怪我在新浪微博时经常有人向我抱怨转不了或评论不了我的微博，也难怪新浪微博从不制止骂街水军。要抬举谁、限制谁、打压谁、抹黑谁，新浪微博管理层玩得很溜。一个舆论发表平台，被管理层乃至某个工作人员出于私利肆意操纵，一旦真相大白，遭正直的人唾弃是迟早的事。

2012.8.18.

和讯博客首发

2012年08月16日北京晨报

网络争论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是现实中的拳脚相加，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然而，事情真的就如此的理所当然吗？谩骂、殴打、对人不对事……种种怪现象在网络和现实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原因？

对于这些，方舟子可能是感触最深的人之一，他说：“我从上网开始，就一直受到各种人身攻击，可能是因为我在网上更多的是跟人辩论，所以遇到的谩骂也就更多。更多时候，如果对方开始谩骂，我觉得就已经说明对方输了。他们辩不过我，就开始骂我，后来发现骂我没什么用，就转而骂我的家人。我觉得这种种问题，其实都是因为许多人缺少在公共空间讨论的规则意识，所以才有屡屡突破底线的事情”。

争论不是为了说服谁

北京晨报：对你来说，和人辩论、争论应该很多，那你争论的目的是什么？

方舟子：我始终坚持一条，争论、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观点、立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一般都已经有了成熟的思维、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他对某件事、某个现象还没有观点。所以，我觉得，争论和讨论其实是给旁观者看的，是争取那些还没有固定观念的人。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些呢？

方舟子：要争取旁观者，我觉得应该做到两点，第一，摆事实讲道理，情绪化的表达不但无法让人认可你，甚至会有反作用。其二，语言要有一点儿技术性，讽刺也好，幽默也好，都应该有一点儿。

爆粗口并不是个性

北京晨报：那你觉得骂人和讽刺有什么区别呢？

方舟子：骂人并非不可，但是也要有理有节，骂得不好，骂的人比被骂的人还难看。比如爆粗口，这恰恰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只要放下身段，拉下脸皮，骂街又有谁不会？但是现在，网络上，许多人满嘴的脏话，反而有很多粉丝觉得这是个性，这个我不认同。所以，我觉得，即便是骂人，也要骂得好看一点儿，也要有底线，最起码不要突破底线，不要涉及无关亲属。

北京晨报：有人指出你在网上“骂战”中也曾涉及到别人的亲属，是这样吗？

方舟子：这个是说韩寒父亲的事情，韩寒的父亲和我女儿是不一样的，他本身也是当事人，并非无关的亲属，而且我女儿是未成年人，和争论又毫无关系，这是不能相比的。

传统和教育的缺失

北京晨报：你刚说到许多名人在网络上也是脏话连连，而许多争论也时常会演变成人身攻击，你觉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方舟子：许多人缺乏在公共空间讨论的意识，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规则，所以有屡屡突破底线的，乃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出现。

北京晨报：这个规则应该是怎样的呢？

方舟子：如前面所说，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就事论事，不能骂街，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等。

北京晨报：为什么缺少这样一个规则呢？

方舟子：有教育的原因，我们缺少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一个文明人的素养教育。也有传统的原因，中国人有株连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一骂人就把家人小孩都牵连进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体的。而且就是在辩论中，中国传统中也更多是感性的、比喻的，而缺少理性辩论的传统，不太讲逻辑的严密。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在总结各种逻辑上的谬误，一旦辩论中犯了这些谬误，人们都知道这是错的，这都说明辩论是需要一些规则的。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东西，讲的是以势压人、以情动人等。

改变从教育做起

北京晨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呢？

方舟子：作为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办法，一个公共平台，它拉偏架，偏到我无法容忍，那我只能用脚投票，选择走开。

北京晨报：如果个人没有办法，是否意味着别的方式可以改变？

方舟子：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一个地方如果作为公共讨论平台，那么它应该提供适当的约束，而非纵容。其二，更重要的是，教育中应该增加关于逻辑的、素养的、现代礼仪的内容。我们从小就没有学会怎么辩论，怎么在公共空间表达。因此，只有在教育中培养逻辑的观念，才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才有可能最终实现理性的辩论。不然的话，即便是有人遵守规则，但别的人都不遵守，甚至为不遵守叫好，那怎么可能改变现状呢？

晨报记者 周怀宗

看着运动员在奥运会场上创造出一个个记录，你也许会想，为什么他们能，你不能？是不是这些运动员天生就适合运动，在他们身上有运动基因？你也有运动基因吗？

如果有运动基因的话，要怎么把它们找出来呢？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最著名的一个可能和运动能力的强弱有关的基因是在2003年由澳大利亚科学家找出来的。它和肌肉的收缩有关系。肌肉有三种，心肌、平滑肌和骨骼肌，和运动能力有关的是骨骼肌，下面我们说的肌肉，就是指骨骼肌。

肌肉由肌肉细胞组成，也叫做肌纤维，肌肉的收缩就是它们引起的。肌纤维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收缩速度慢，叫慢肌纤维，它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但力量较小；另一种是白色的，收缩速度快，叫快肌纤维，它的力量较大，但也较快感到疲劳。

我们把肌纤维一层层解剖下去，最后会发现它是由两种具有收缩功能的蛋白质组成的，分别叫做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肌肉会收缩最终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运动引起的。有一类蛋白质和肌动蛋白结合在一起，辅助它们的运动，叫做辅肌动蛋白。辅肌动蛋白有两种，一种在所有的肌纤维里都有，叫做辅肌动蛋白2，简称ACTN2，还有一种辅肌动蛋白只有在快肌纤维里才有，叫辅肌动蛋白3，简称ACTN3。

控制ACTN3的基因有两个版本，我们分别把它叫做R版本和X版本。R版本是正常的版本，而X版本就不太正常了，因为由X版本生产不了ACTN3蛋白质，起不到辅助肌动蛋白收缩的作用。

不过，我们每个人体内每种基因都有两份，一份遗传自父亲，一份遗传在母亲。每个人体内的ACTN3基因也有两份，如果这两份都是正常的R版本，叫RR型，快肌纤维的收缩当然都很正常。如果一份是R版本，一份是X版本，叫RX型，快肌纤维里面还有正常的ACTN3，功能也不会受影响。但是如果两份ACTN3基因都是X版本，叫XX型，这时快肌纤维里一点都没有ACTN3，快肌纤维的收缩就会受影响。

在2003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在欧洲人群中，有18%的人是XX型。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XX型，也就是说，全世界大约有10亿人体内没有ACTN3这种蛋白质。没有ACTN3，并不会得病，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只不过快肌纤维的功能受影响，参加某些需要爆发力的运动，例如短跑、跳高、跳远，成绩就会受影响。

因此也就不奇怪，几乎所有的短跑、跳高、跳远运动员，他们都不是XX型，而是RR型或者RX型。2007年，发现有一个两次参加奥运会的西班牙跳远运动员，他居然体内没有ACTN3，是XX型，这个发现非常意外，发现者还为此发表了一篇论文，可见他有多罕见。

不管怎样，ACTN3基因明显和爆发力强弱有关，这个发现公布后，媒体就把它叫做运动基因。有些基因检测公司还为此大作广告，说是可以检测你家小孩的ACTN3基因版本，来决定你家小孩有没有运动天赋，值不值得把他培养成未来的奥运会冠军。

这种广告可信吗？如果你交了钱去做基因检测，得到的结果告诉你你家小孩的ACTN3基因版本是XX型，快肌纤维功能不佳，那当然最好不要试图把他培养成需要爆发力的运动员，但是他还可能成为需要耐力的运动员，例如长跑运动员。实际上，有研究发现，体内没有ACTN3，耐力反而会有所增加。

如果你家小孩的基因型是RX型或RR型，体内有正常的ACTN3，就有运动天赋了吗？成为奥运会冠军的可能性就比一般人大吗？未必，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RX型或RR型，你能说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有成为奥运会冠军的潜力？你很可能就是RX型或RR型，你会觉得自己也能成为奥运会冠军吗？

所以，把ACTN3基因称为“运动基因”，是一种误导。人类的体质遗传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例如与身高、体重有关的基因可能就有好几百种。运动技能是更复杂的现象，它不仅和运动系统有关，还和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等有关，综合了人的各方面的能力，因此涉及的基因也就要多得多，把单独某个基因孤立出来，称之为“运动基因”是很不妥当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与运动有关的基因被发现了，有的基因突变相当罕见。例如芬兰的越野滑雪运动员埃罗·门蒂兰塔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获得过三枚奥运会金牌和两次世界锦标赛冠军，赛后的血液检查发现他体内的红细胞数量比一般人多了20%以上，曾被怀疑他使用了兴奋剂。1993年，芬兰科学家在调查了门蒂兰塔家族多达200人的血液样本后还了他的清白。原来，门蒂兰塔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EPOR)基因发生突变，使他能够产生比常人更多的红细胞，携氧能力也比常人增加了25%～50%。

即使一个人运动方面的基因不错，有运动天赋，那也离不开后天的培养和刻苦的锻炼。反之，一个人的运动天赋不好，后天的努力有时也可以弥补。就像那位西班牙跳远运动员，他在爆发力方面的基因不算好，但是在奥运会上还是跳出了8.26米的好成绩。

2012.8.8.

（《新华每日电讯》2012.8.10）

我在今年6月13日写过一篇文章《微博的自我污化和管理问题——以我的经历为例》，提到我和我家人在新浪微博上遭受的语言暴力，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憎恨我的人，或实名或匿名，先是造谣、辱骂我，发现这对我没有杀伤力后，就进而造谣、辱骂我妻子，最后又发展到指名道姓造谣、辱骂我女儿——最早这么干的是自称“易中天堂妹”的易天（真名何楠），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女儿的姓名，就连发几条微博点名骂开了，其他方黑也跟着骂。我发现后，通过新浪微博的举报系统投诉，没有任何回音。只好找到新浪高管，给了我一个电子邮件帐号，说是如果公开举报渠道走不通，可通过该电邮直接向负责投诉的人员反映。随后他们封掉了两个专门为攻击我家人而开的匿名帐号，删掉了易天四条辱骂我女儿的微博，但未对易天进行处罚。

此后我如果发现有点名辱骂我女儿的微博，就通过电邮反映，一开始大约在几个小时内会有回复，删掉微博，但是不处罚发帖者，我多次提醒新浪管理人员，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定，像这种情况，除了删微博，还应该扣掉5个信用分并给予禁言7天的处罚。但新浪对我的提醒、抗议置之不理，那些违规者（包括易天）也就继续肆无忌惮地发辱骂我女儿的微博，而新浪处理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有时几天都没有反馈。新浪也拒绝再封那些攻击性匿名帐号，原先被封掉的“蒋方舟子”改成“蒋芳舟子”后，继续一天十几个微博地谩骂我家人，新浪也不予处理。

8月5日，韩寒父亲韩仁均转了一条点名我的女儿并暗示她是于光远的私生女的造谣微博（于老生于1915，今年都快100岁了），于是韩粉们纷纷发微博把我女儿的名字和于老的名字放在一块冷嘲热讽。我向新浪管理方反映，新浪拒绝对此进行干预，连微博都不愿意删除，任其传播。新浪负责处理投诉的胡姓负责人（胡亚东）在电话里向我表述了三点：第一、你的女儿名字不是隐私，我们不能阻止别人提及她的名字，如果只是暗示她和于光远有什么关系，不算人身攻击，不能处理。第二、你既然攻击了韩寒的父亲，就应该容忍别人攻击你女儿。（韩仁均是成年人、是事件当事人、自己就在参与攻击别人，怎么能与我的女儿相提并论？）第三、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上万条对你的举报，如果接到你的举报就处理，是不是也应该处理你呢？（难道新浪处理举报是不看举报内容是否属实，只看举报数量的？）

我听了这番话后，说，既然如此，我和你没什么说的，只能向更高层反映。我找了两个新浪的高管，其中一个（最开始就是她给我那个举报电邮帐号并说有问题找她的）不接我的电话，也没有回打（我打了两次），另一个说会安排处理。那些微博后来基本都删掉了（韩仁均的那条保留着），但是发帖人也没有受处罚。

然后就是“不加V”（即木子美，真名李丽）的事。我开始揭露蒋方舟代笔事件后，木子美就跳出来一天十几、几十条微博地攻击我，把此前方黑的那些馊饭又炒了一遍，我基本不予理睬，只在她为了攻击我去讨好肖传国时给她截屏。然后她又转而攻击我妻子，我也没有理睬，直到她转发谣言造谣说我妻子曾经为于光远堕胎后，我才说她不仅身脏，而且心也脏。我为回答读者的疑问科普滥交的害处，触到了自诩曾经与300多个人有性关系的木子美的痛处，她借机继续骂我妻子，继而又把我女儿也骂上了，我才说她是“三脏女”（身脏、心脏、嘴也脏）。至此木子美在几天内就完成了一个方黑几个月的进程，路数是一模一样的，从骂我到骂我妻子到骂我女儿，然而骂得更恶毒，她在8月12日下午和晚上发的三条微博特别引起了公愤，一条骂我女儿“长大肯定十八脏，万人骑，比她妈年轻时堕胎还多”，一条指名道姓地说我女儿：“等她长到14岁 找帮男人去轮奸丫”，还有一条在前一条基础上加了一句“她可能活不到14岁”。

用如此恶毒的语言辱骂一个小女孩，有人性的人都无法容忍，尤其是第二条，已涉嫌犯罪。许多人向新浪举报，得到的答复都是“非当事人举报，不予受理”。我只好在下午6点时通过电邮举报，除了举报木子美，还举报几十条跟着辱骂我女儿的，比如傅德志的微博。在8点时得到回复说“稍后处理”。但一直没见处理，我就发微博批评了新浪的不作为。到第二天（8月13日）上午11点05分，胡先生给我发了电邮，说是由于我公开批评了他们，所以他们决定不再接受我的举报，停用该电邮信箱，我以后如果有问题，只能通过公开渠道举报（而事实上我通过公开渠道的举报，绝大部分都没有任何回音，个别的会告诉我因为“非当事人举报”“未针对具体违规行为进行举报”或“对举报未予充分举证”而不予受理，唯一受理的一次是侵犯本人肖像权做虚假广告的）。我举报的那几十条辱骂我女儿的微博，他拒绝处理，至今还在。

11点11分，系统通知我说我那条说木子美是“三脏女”的微博被人举报违规，由站方直接处理，删掉微博，扣掉我5分。举报者是“子默默曰”，理由是“举报违规”，既非木子美本人举报，也没有列举具体理由，这时他们不说“非当事人举报”不予受理、“未针对具体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不予受理、“对举报未予充分举证”不予受理了。同时木子美也有两条微博被删除，扣掉了10分。一个用户有80信用分，扣掉10分对其毫无影响，所以木子美可以继续发微博谩骂我女儿，欢呼着她的胜利。

对未成年人如此恶毒的攻击、涉嫌犯罪的威胁，新浪的处罚仅仅是扣掉10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仙人指路010”和“灯塔与小舟”仅仅因为讽刺韩仁均“挂了”向我喷粪的告示，就立即被扣掉5分并禁言7天。莫非新浪认为，说一个成年人“挂了”，要比威胁让人去轮奸一个小女孩恶毒得多？

新浪虽然删掉了木子美的那两条微博，却把微博的内容完整地放进处理告示中，其中就包含着我女儿的姓名。我向新浪抗议这种做法，新浪不予理睬。新浪果然践行着胡氏理论：你女儿的名字不是隐私，我们新浪就是要广而告之，让全体新浪用户都知道她的姓名，让方黑们以后个个都可以指名道姓地辱骂她！

木子美至少有十几条辱骂我妻女的微博，新浪只挑出了两条处理，其他都给留着。而且为了践行另一条胡氏理论“处理别人也必须处理你”，同时处理了我一条微博，扣掉我5分。在新浪看来，我在妻女受到辱骂时，反击一句“三脏”，和辱骂未成年人是同样性质的？

所以我只能用脚投票了，离开新浪微博，只保留搜狐微博。木子美和她的炮友们欢呼着她的胜利，《人物》杂志副主编林天宏、南方报系的多位记者和编辑、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等人赞扬着木子美多么威武、终于把方舟子骂跑了，天下从此太平了，好像搜狐微博不存在了似的。我上网近二十年，什么烂人没遇到过，什么谩骂没有见识过，还会怕骂？我抗议的是新浪对辱骂未成年人行为的纵容，处罚的不公，没有人性，没有道德，没有公正。这样的平台，当然不值得留恋。

但是这些造谣、威胁、辱骂我家人的人，不能不让他们付出代价。接下来我将开始一系列的维权行动。维权所得将作为我女儿的教育基金，算是当爹的由于揭假得罪人害得她从小就受人辱骂的补偿。

2012.8.14.

和讯博客首发

署名蒋方舟的第一本书《打开天窗》号称是蒋方舟在七岁时（1997年暑假）就开始写的一本散文集，在她九岁时（1999年）出版。按蒋方舟自己的说法，她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是边写书边识字：

“我当时是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字还不会，因为那时候才开始教拼音和笔划，基本上不会写字就要开始写书。”（2006-07-26 新浪聊天实录，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005au.html）

“（主持人问：你几岁开始识字的？）写第一本书之后。……（主持人问：识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同时吧，当时不会写字就要写书，然后写书的同时在识字。”（2008年10月07日凤凰网“非常道”蒋方舟访谈文字实录http://www.ifeng.com/fcd/200810/1007_3040_820087_6.shtml）

不会写字，甚至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写书呢？蒋方舟的母亲尚爱兰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是由蒋方舟口述录音，然后尚爱兰帮她抄：

“如果说她写第一本书时还是对着录音机说，我来帮她抄的话。”（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10828/class014800018/hwz474081.htm）

但是《打开天窗》并不是谈话记录，而是一篇篇用书面语写成的结构完整的文章，蒋方舟最多提供了一些发生在学校的素材，最终由尚爱兰构思、落笔而成。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作者是尚爱兰，而不是蒋方舟。也许是意识到这个说法的漏洞，后来蒋方舟改口说是她本人亲自动笔写的，不能用拼音，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

“吃力，最大的困难就是不会写字，我基本上字就是查字典画出来的，那时候不是写字，就是按照形状画出来的，第一篇文章400字，写了七、八个小时，很吃力。……因为不识字，然后就照着字典一个一个查出来，一个一个画出来，挺神奇的，我现在觉得那个场面挺魔幻的。”（http://www.ifeng.com/fcd/200810/1007_3040_820087_6.shtml）

蒋方舟在别的场合还说，除了查字典，有时由尚爱兰在旁边写上蒋方舟不会写的那个字，再誊上去。（视频：蒋方舟做客天下女人 http://eladies.sina.com.cn/s/v/2006/1212/1658346533.html）

一个是蒋方舟不自己写，而是口述录音由尚爱兰抄写，一个是蒋方舟自己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偶尔由尚爱兰在一旁指点不会的字（有时蒋方舟不提及这点，可见这不是主要的）。显然这两个说法不可能同时成立，必有一个说假话，或两个都说假话。第一个说法是报纸报道尚爱兰的话，姑且认为是记者记错了吧，第二个说法是蒋方舟接受网站和电视采访时说的，不可能是记录错误，姑且认为说的是实情。但是问题来了：一个不识字的人，怎么可能通过查字典来写作？

查字典有三种方法：一是按笔划查，二是按偏旁加笔划查，三是按拼音查。对不识字的人来说，只能是按拼音查。但是拼音和汉字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对多的关系，常用字更是如此。要从众多同音字当中选中自己要写的字，就必须要能看得懂字的解释，但是她又不识字，看不懂解释，又如何分辨同音字？

也许有人会说，蒋方舟说错了，她此前已识字了，只是不会写。《白字小姐》一文不是说她二岁半开始认字嘛。即便《白字小姐》说的是事实，她此时对最常用的汉字也认不清，能把“地”认成“他”，“升”认成“开”，“士”认成“土”，“在”认成“花”，这样的识字水平根本读不懂简单的句子，怎么可能看得懂字典的解释？也许有人会说，那就找尚爱兰帮忙，帮她选字。那样的话，又何必查字典，让尚爱兰直接把字写下来给她看，不更省事？何况她从没有说过让尚爱兰帮忙查字典。所以，靠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边识字边写作，是不可能的事。

既然尚爱兰笔录的做法本身就有代笔之嫌，该说法已被蒋方舟自己否定，而蒋方舟本人又不可能靠查字典来写作，那么就剩下了一种可能：由尚爱兰以蒋方舟的名义来写。最多是尚爱兰写出来后让蒋方舟誊一遍，蒋方舟叙述的把字“一个一个画出来”的“魔幻”场面，也许描述的就是这一誊写的过程。当然也有可能连誊写都不用，直接由尚爱兰敲入电脑了。不信，就请蒋方舟也出一本《黑暗与猥琐》手稿集，让我们见识一下画字神功。

2012.8.12.

从悉尼奥运会开始，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的宣誓词都加了一句“要致力于一个没有兴奋剂和药品的运动会”。近年来对兴奋剂的检测越来越精准，对违反者的处罚也越来越严厉，但是每届奥运会都会查出有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这次的伦敦奥运会也已查出一名阿尔巴尼亚举重选手和一名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而取消其参赛资格。为什么他们要铤而走险，兴奋剂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对兴奋剂并不陌生，每个人都用过，很多人每天都用——茶、咖啡、可乐等很多饮料里含有咖啡因，那就是一种兴奋剂。只不过它是合法的。运动员非法使用的兴奋剂有一类和咖啡因相似，但是作用更强，它们通常是苯丙胺、麻黄素或类似的化学物质。它们能刺激神经系统，引起全身心的兴奋，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代谢加快，让人不感到疲倦。这是最早使用，也是最早被禁止的兴奋剂。它们要在即将比赛时使用才会有效。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兴奋剂都是起兴奋作用的。目前用得最多、查得最严的是类固醇类的激素，多数是雄性激素的衍生物。它们不是用来兴奋神经，而是用来增强肌肉的生长发育，让肌肉变得更加发达。这类激素要长期使用才有效，在比赛前反而可以不用。这样靠运动会期间的检测很难以查出来，而要靠平时的突击抽查。阿尔巴尼亚举重选手被查出服用司坦唑醇，那就是一种类固醇药物，和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被查出的是同一种药。

有些体育项目按体重来分级别，例如举重、拳击项目，在低重量级比赛会占便宜。有的运动员就会非法使用利尿剂，大量地排尿，让身体脱水，体重减轻，让自己通过体检进入低重量级级别，之后再补充水分让身体恢复正常。使用利尿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掩盖其他兴奋剂的使用。现在对兴奋剂的检测通常是查尿液，使用利尿剂后，大量地分泌尿液，兴奋剂残留物在尿液中的含量大大降低，就不容易被查出来了。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呋喃苯胺酸，那是一种利尿剂。体操比赛并不按体重分级别，所以她服用利尿剂应该是为了掩盖服用了其他兴奋剂。

还有的运动员会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来增加血液中的红细胞的数量。红细胞在体内是携带氧气用的，红细胞数量多了，身体的耐力也增强了。因为促红细胞生成素是身体本身就有的，所以是很难分清是不是使用了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没有技术手段能够鉴别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在那些需要耐力的项目，例如自行车、游泳、长跑项目，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的情况非常普遍。后来发现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和内源的在生化属性上有所差异，通过尿检（有时配合血检）能够识别出来。自悉尼奥运会开始就有了检测促红细胞生成素的项目，时不时地爆出运动员被查出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丑闻。曾获得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的我国女运动员李哲思就是因为在赛外被查出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而参加不了伦敦奥运会。

运动员增加红细胞的笨办法是输血，几十年前就有人用。有了促红细胞生成素之后，就很少有人采用输血的办法了。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能被查出后，据说使用输血的人又多了。如果输的是别人同血型的血，是能够通过血检查出来的。如果输的是自己的血（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储存，在比赛前再输回去），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办法能检测出来。正常人血液中的红细胞比容（红细胞占全血容积的百分比）不超过50%。所以如果在血检时发现运动员的红细胞比容超过50%就可以认为通过输血作弊。但真作弊的运动员也可以想法控制在红细胞比容不超过50%。

比促红细胞生成素更难检测的另一种激素是生长激素。这也是因为生长激素身体本身也分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为通过血检有办法检测出运动员使用生长激素，也有过被检测出的个别例子。但实际上目前的检测方法并不可靠。有时生长激素被查出属于意外。例如1998年1月中国女游泳运动员原媛和她的教练周哲文去澳大利亚珀斯参加世界游泳锦标赛，被澳大利亚海关查出携带了13瓶生长激素。

兴奋剂的品种非常多，已经被列入禁用目录的就有两百多种，它们进入人体后，又会代谢成别的物质，这样要检查的物质，就有好几百种，查起来很麻烦。检测的精度越来越高，已经达到了纳克也就是十亿分之一克级别甚至更低，这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倒入一勺糖，搅匀了，还要能把里面的糖分子检测出来。即使是这样，运动员还是有办法骗过检测，例如偷换尿液样本，或者是通过服用利尿剂稀释尿液的成分。

由于对兴奋剂的检测精度很高，有时就会造成误伤，冤枉了运动员。这是因为一些常用药物、保健品也含有兴奋剂成分。一些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也往往把误服含违禁成分的药物、保健品作为借口。这次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也是以生病服用了她奶奶给的草药为自己辩护。中国运动员往往误以为中药是天然无副作用，可以随便服用，把中药当补品来吃。其实已知有一千多种中成药都含有兴奋剂成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标上“运动员慎用”的标签。

甚至有的食物也含有违禁兴奋剂成分。例如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就是一种兴奋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我国游泳运动员欧阳鲲鹏尿检被查出含兴奋剂成分而被禁止参赛，他的说法就是吃了含瘦肉精的猪肉。2012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在浙江宁波举行，中国女排以1胜4负的战绩名列第5。女排主教练俞觉敏在总结这次比赛时称，球队发挥欠佳与3周未吃肉有密切关系，“因为害怕瘦肉精，我们出来比赛不敢吃肉，导致队员在体能和体质上明显下降”。

兴奋剂检测这么难，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还未必能查出来，反而会造成误伤，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让兴奋剂合法化呢？一个原因是兴奋剂的使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甚至导致死亡，这与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宗旨相违背。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选手简森（Knud Enemark Jensen）在参加100千米的比赛时突然瘫倒，送到医院不久即死亡。尸检发现他服用了两种兴奋剂。他的死亡促使国际奥委会自1968年起开始对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检测兴奋剂。

既然兴奋剂被禁用，如果有人偷偷使用它就对老实遵守禁令的运动员不公平，违反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但是总会有人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提高比赛成绩。兴奋剂的检测永远落后于兴奋剂的使用，因为只有当某种兴奋剂被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被列入禁用名单并研发检测它的技术。兴奋剂的种类会越来越多，技术会越来越高超，检测会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比赛的公正，又不能不禁止。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

2012.8.1.

（《新华每日电讯》2012.8.3)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09xLw0PW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