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局网页剽窃我的翻译
16 05 2010年把我翻译的《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关于气候变化与科学完整性公开信》搬了过去,改了几个词,例如把“完整性”改成“公正性”(不伦不类),把“速度”改成“速率”(也许更符合专业用法),就成了他们的东西,删掉了我的名字,只署“责任编辑:赖敏”,来源“中国气象报社”。这还讲什么“公正性”,很讽刺。
分类 : 学术打假
把我翻译的《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关于气候变化与科学完整性公开信》搬了过去,改了几个词,例如把“完整性”改成“公正性”(不伦不类),把“速度”改成“速率”(也许更符合专业用法),就成了他们的东西,删掉了我的名字,只署“责任编辑:赖敏”,来源“中国气象报社”。这还讲什么“公正性”,很讽刺。
方舟子:养生热充斥伪科学
某些养生书靠标新立异、危言耸听来吸引读者
北京晨报
2010年5月14日
方舟子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和影响,为中国科学与社会的进步尽一分力量。
大多数人对伪科学缺乏判断能力,再加上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追求,所以就容易受骗上当。
打假斗士方舟子,最近又因为“打假”而被人告上法庭【方舟子按:这个“最近”不在今年】,戏剧的是,同一个案件在武汉和北京两地法院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两个结果,先是败诉,后是胜诉。
对于方舟子来说,打官司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么多年来,他“打假”无数,有粉丝也有敌人。有人视他为斗士,也有人视他为寇仇。
但是方舟子对记者说:“我只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
一场官司促成打假基金
晨报:你和肖氏案子的情况如何?
方舟子:由于在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期间我质疑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肖传国的履历,肖认为这导致他从此选不上院士,为此曾先后在武汉法院告我三次、在北京法院告我两次。在北京的起诉都被驳回,在武汉的起诉则有一起判我赔偿其精神损失3万元(另两起至今未判),并于最近悄悄地从我妻子的银行帐户中划走了4万多元。同样内容的案子在两地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不是很值得深思吗?不是足以反映现在的司法制度的不健全乃至腐败吗?
晨报:据说由此案催生了一个学术打假的基金,这个基金的具体运作是什么样的?
方舟子:武汉法院以很荒唐的理由(例如“在获奖名单中找不到原告名字不等于原告没有获奖”、“原告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属于国际论文”)判决我败诉后,舆论大哗,国内外有600多名知识分子签署了抗议该判决的公开信,许多人希望能够捐款帮助我应付这些诉讼,因此有一些人发起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接受海外网友的捐款,支持揭露国内的学术腐败。该基金会除了资助因揭露学术造假而导致的诉讼费用,也资助学术造假受害者采取法律行动起诉造假者,例如最近他们设立“扶助学术不端受害人专项基金”,帮助“肖氏手术”受害患者讨回公道。
养生不能信伪科学
晨报: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很多养生的书成为畅销书,您怎么看这些书?
方舟子:目前畅销的这些养生书,基本上都是属于与主流医学对着干的“另类养生”,其中充斥着伪科学、迷信的内容。这些书的编写者大都没有受过生物医学方面的训练,本身就没有多少医学、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不具有科普健康知识的资质,靠标新立异、危言耸听来招徕读者,迎合了许多人害怕生病、试图找到健康捷径的心理,再加上媒体的炒作,所以就流行开了。其中有的作者根本就是江湖骗子,例如来自台湾的“排毒教父”林光常已在台湾被判刑,天津的“刘太医”已被捕。这些人的“养生”书都曾经风靡一时。
晨报:人们关注健康应该是好事,那么,您对于普通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方舟子:在健康方面最不应该追求“另类”,那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主流医学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可能出错,但是总体上都是经过无数专家的研究、有无数科学证据支持的,和只靠某一个人的信口开河的“另类养生”相比,出错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在健康方面一定要听从主流医学的建议,注意饮食平衡、适当的锻炼和放松的心态,长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获得健康的最可靠方法,并没有捷径可走。
不懂的不要轻信
晨报:非科学很容易判断,但是现在很多东西打着科学的旗号在行骗,迷惑性很强,您怎么看?
方舟子:许多人虽然推崇科学、相信科学,但是科学素质比较低,对伪科学缺乏判断能力,再加上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追求,所以就容易受骗上当。
晨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判断这些以科学之名的伪科学?
方舟子:不要轻信某个人标新立异的观点,不要轻信“最新的科学成果”,也不要迷信“传统文化”。那些标榜发明者如何“权威”、“超前”的,那些用你看不懂的“科学术语”进行包装的,还有那些号称与高科技相结合的“传统文化”,往往就是假的。尽可能地多掌握科学知识,多了解科学方法。
打假成为了习惯
晨报: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的假?
方舟子:一方面是因为轻信的人太多,造假很有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监管部门不作为甚至在保护造假,造假很少受处罚,或者处罚力度太小。造假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获益又很大,当然就泛滥开去了。
晨报:作为打假斗士,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方舟子:造假者比我想像的更猖狂,监管、执法部门比我想像的更腐败。
晨报:打假多年,同时打官司也很多年,是什么让您有这样的坚持?
方舟子:当初打假,是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到那么多假,却没有人站出来揭露,只好自己站出来。之后由于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就成了一种习惯了,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和影响,为中国科学、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量。
为了安全,
演讲前不敢预告
晨报:据说您曾受过威胁,您害怕过吗?
方舟子:害怕倒是没有,否则也不会还在继续打假,只是现在变得小心了一些,比如不轻易透露自己的行踪。以前我去某个地方做演讲都会在网上预告,现在为了安全起见,都不预告了。
晨报:是不是也有人打您的假?对于这种人您怎么看?
方舟子:如果有谁能够有根有据地打我的假,欢迎。如果能够证实我在某方面犯了错误,我一定更正、道歉。但是目前这些所谓要打我的假的人,都是因为曾经被我打过假,或者因为某方面的利益被我触及到,因此靠造谣、歪曲事实、捕风捉影来泄恨。
晨报:打假对您来说是工作还是生活?
方舟子: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做科普,打假算是其中的一部分,算是业余工作。
晨报:您现在的固定职业是什么?
方舟子:我现在的职业就是科普作家或自由撰稿人。我现在固定给4家报刊写科普专栏,定期出书,已出了18本书。
晨报: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下您现在的所思所想?
方舟子:我一直在追求生活和思想的自由,做一个自由人。
晨报记者 周怀宗
长颈鹿是从“短颈鹿”进化而来的,这个事实毫无疑义,古生物学家甚至找到了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型“中颈鹿”的化石。但是长颈鹿的脖子是怎么进化来的?这个理论问题的答案就不是那么显然了。我们从中学生物课学到过,历史上有两种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曾经争得很厉害,课本上举的例子,正是关于长颈鹿的进化。
第一个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是拉马克提出来的,其核心是有一种内在的动力驱使生物向前发展,而由于“用进废退”,习性会让生物的器官出现独特的形态。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拉马克举长颈鹿为例说明后者:“观察习性影响长颈鹿奇特的形态和大小,是很有意思的:这种最高的哺乳动物生活在非洲内地,那里的土壤几乎总是干枯、贫瘠的,因此它不得不靠吃树叶为食,一直尽力要够到树叶。由于该物种长期保持着这个习惯,导致了它的前肢变得比后肢长,而它的脖子则延长到了这样的长度,长颈鹿即使不用后肢直立,高度也能达到6米。”
达尔文提出了第二个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那就是自然选择学说。不过,最早用自然选择来解释长颈鹿脖子的进化的,不是达尔文,而是独立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华莱士。他在1858年寄给达尔文的论文中简单地否定了拉马克的假说,提出了新的解释:“长颈鹿获得长脖子不是由于意欲得到高灌木的叶子并为此一直伸展其脖子,而是因为在它的原型中,任何脖子较长的变异都能保证在同一个地方要比它们的短脖子同伙吃到更大范围的草料,因此在食物稀缺时让它们能活得更好。”
华莱士当时并不知道达尔文已秘密研究自然选择学说很多年。他的来稿促使达尔文在第二年发表《物种起源》。也许是不想和华莱士撞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早期版本中并没有提及长颈鹿的脖子进化,而是以长颈鹿尾巴为例。一直到《物种起源》的第6版,为了反击动物学家米瓦特的批评,才用很长的篇幅讨论长颈鹿脖子的进化,其主要观点是:原始长颈鹿中有的较高有的较矮,当食物缺乏时,较高的个体能吃到较高处的树叶,是其他动物吃不到的,因此有生存优势,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一代又一代选择的结果,长颈鹿的脖子就变得越来越长。
遗传学建立以后,人们知道了后天获得的性状是无法遗传的,即使长颈鹿的祖先由于老是伸脖子让脖子长了一点,也无法让后代天生就有长脖子。拉马克的假说无人相信了,达尔文的说法就传开了。非洲草原在旱季时的确会出现食物缺乏,而长颈鹿作为最高的动物,也的确能吃到其他动物吃不到的树叶,达尔文的解释非常直观,很有说服力。
但是这个解释也只是一个假说,并没有证据。反而有些反面的证据。例如,长颈鹿并不是总是伸长脖子吃高处的树叶,在有的地方,长颈鹿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弯着脖子吃低处的树叶。而且,与达尔文设想的相反,在旱季时反而是高树的叶子少了,长颈鹿不得不去吃矮灌木的叶子,这个时候长脖子似乎并没有显示出生存优势。
长脖子还有生存劣势。长颈鹿的头比心脏几乎高了3米,为了能保障大脑的血液供应,长颈鹿的心脏很大,动脉管壁很厚,使得长颈鹿的血压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高的。对生存不利的特征有时也能进化出来。例如雄麋鹿的大角并不利于生存,但是由于雄麋鹿用角打架争夺配偶,让大角有了生殖优势,这些笨重的特征不仅保留了下来,反而越来越笨重。达尔文把这种现象叫做性选择。
那么长颈鹿的长脖子是不是对它们的求偶很重要呢?是的。在求偶季节,雄长颈鹿会挥动长脖子互相撞头进行决斗,脖子越长,就越容易获胜取得交配的机会。这种决斗非常激烈,有时甚至能导致死亡。雌鹿也比较喜欢接纳脖子较长的雄鹿。
因此瑞典动物学家西蒙斯和纳米比亚动物学家希培斯在1996年提出长颈鹿的长脖子是性选择的结果。那么为什么雌长颈鹿也会有个没什么用的长脖子呢?有时候只对一性有用的特征,由于遗传的原因,也会在另一性出现,例如雄性哺乳动物的乳头。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两性还是会出现显著差别的(毕竟雄性的乳头是不发育的)。西蒙斯和希培斯认为雄长颈鹿的头、脖子都比雌鹿重,就体现了这种差异。
但是最近这个新假说也受到了挑战。南非动物学家米歇尔等人测量了38头长颈鹿的头重、颈重、颈长、腿长、颈长与腿长比,发现两性之间并无差异。虽然成熟雄鹿的头、脖子都比雌鹿重,但是它们的体重也比较重,如果考虑到体重的差别,两性的形态差异就消失了。因此他们认为这个结果否定了性选择假说。
在南非,长颈鹿一般都吃高处的树叶,这样一口能吃下更多的叶子。这是因为低处的叶子被其他吃树叶动物吃了,还是因为高处的叶子本来就比较多?另一个南非研究小组做了实验,把一些金合欢树(长颈鹿的主食)围起来不让吃,一个生长季节后,发现这些树高处和低处的树叶量是一样的,没围的树低处树叶量较少是被其他动物吃掉的。也就是说,长颈鹿吃高处的树叶是本能地避免与其他吃树叶动物竞争。这个实验结果支持达尔文的吃树叶假说。
孰是孰非,只能继续争下去。也许是多种因素的一起作用影响了长颈鹿脖子的进化。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比教科书编者想像的复杂得多。
2010.5.10
(《中国青年报》2010.5.12.)
还在写诗的年轻时候,有一些情诗有意识地写成14行,但除了最后两行写成警句,并无任何格律,故称为“伪十四行诗”。有一首写完后发现多了一行,竟舍不得改,更伪了。
琴三章
一、听琴
是旅途中一次不经意的短暂驻足
为你凝视一种遗忘已久的声音
自四面八方不绝涌来
峨峨若高山
一座新的诱惑是新的转机
洋洋若江河
缓缓地消蚀铁石心肠
一声声在你我心间流淌
用一生的等候去倾听
这一刻知音的共鸣
让这一夜梦幻的倾听
从此伴我走遍天涯
我终于听出了你是谁来自何处
而我是谁将去何方?
二、抚琴
你抚琴如抚我
我抚你如抚琴
让同一种温柔在两双手下不绝流出
一点一点淹没一个没有记忆的夜晚
从一双手流向另一双手
从一个音符流向另一个音符
流进我们的血液永不消逝
远离听众的演奏是随心所欲的游戏
乐谱就写在你我的内心
肉体的美丽只是一段和弦
一呼一吸之间化为余音袅袅
最后一声是一次短暂的休止
这是宿命中无法躲避的一次合奏
在黑暗中我们一起倾听将临的高潮滚滚
三、焚琴
你用琴声点燃的火焰
在我轻柔的扫拂下升腾
如花似锦开放在指尖
美丽得就象一片迷途的帆
满载如血的欲望飘向天堂
断一根弦是绝一条路
终点在音符和休止之间轮回
唯一的解脱是烟的方向
奇迹焚毁了
白鹤失去影踪
我们是自身的殉葬者
在火光中静听永生的最后一响
我知道最后的时刻没有声音
那响亮着的是灰烬
(1996.6.)
默祷
当一个人走向一个人
请以如山的胸怀展示如水的路途
让迷路的浪子走入永远的庭院
把路过的每一处风景悬挂窗前
用路边的小花编织秘密的花园
当一个人看着一个人
请以如火的目光化解如石的心肠
让每一片心灵的碎片折射外面的阳光
让我陶醉在这一块小小的光明天地
用昨夜的梦想建造明日的围墙
当一个人默想一个人
请以如神的预言告慰如痴的等候
请给我毁灭的力量
请给我创生的欲望
(1996.9.28.)
如果
如果你是我的奇迹
悄然出现在错误的时刻
在我即将远行的时候
寄一纸带血的信笺
邀我重返家园
如果我是你的道路
指引一个不可改变的方向
那是永世长存的墓地
迎接每一个过客的回归
如果我们相信永生的预言
一次的相遇犹如朝圣
在午夜的祭坛上点燃自己
照亮一种顽固的信念
那么让我们面对一身的灰烬
虔诚地创造千年后复活的神话
(1996.10.)
温柔的部分
你偶然触及了我温柔的部分
就象碰到了一个糜烂的伤口
已经淡忘的痛苦刹那间复苏
美丽的脸上洋溢着平凡生活的诱惑
几乎使我抛弃信守多年的誓言
痛苦与激动、回忆与憧憬
都使我泪眼朦胧
朦胧中把你看成心心相印的旅伴
其实我依旧还只是一个孤独的过客
流浪的路途从未改变
多少年来的符咒屡试不爽
证道的心情只有宁静没有悲伤
你偶然触及了我温柔的部分
我因此变得更加坚刚
(1999.10.3.)
复活
当我从四月的坟地破土而出
萌发的欲望就像早熟的春天
当我从彼岸的天堂踏步而来
幻灭的脸庞就像残缺的月亮
当我从被我抛弃的城市飘过
身影就像一面面无敌的战旗
当我向你描绘一幅虚拟美景
道路在我的指尖隐约地延伸
虔诚的圣女赤裸着长跪床前
最后的诱惑在眼里闪闪烁烁
一记冰凉长吻破除千年符咒
失传的经书正在对视中流传
我像天神一般死去
却以一位俗人复活
(2002.2.15.)
11年前新语丝的网友讨论莎诗时顺手译的,忽然想起,在电脑里搜索了半天竟然没找到,最后还是在“新语丝之友”的存档里翻了出来。十几年来换了太多台的电脑,有的文件可能就丢了,还是放到网上比较保险。以前还译过叶芝的名诗When You Are Old,因没在网上贴过,就找不到了。
原诗每行10个音节、5个音步,交叉押韵。按梁宗岱译法译成每行12个汉字(原想译成每行10个汉字,有几处改不动,汉语没法象英语那样耍赖省略音节),交叉押韵。梁译胜过屠译,但也有几处不准。
我应否把你与夏之一日比较?
你可是比它更为可爱和温婉:
狂风把五月宝贝的蓓蕾吹掉,
夏季给予的良辰又过于短暂:
上苍之眼有时太炽热地闪耀,
它金色容颜常遭遮掩而黯淡:
尤物终将衰减其每一处美貌,
因意外或被天道沧桑所摧残:
但你永恒的夏天绝不会凋零,
你也不会失去拥有美丽资材,
死神不该夸口你踯躅其影中,
当你在不朽的诗行与时同在。
只要人类能呼吸,眼睛能看清,
此诗就将存留,并赐予你生命。
(方舟子译于1999.4.3)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d: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re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梁宗岱译:
18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于雕残或销毁。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雕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屠岸译:
18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拟作夏日?
你可是更加温和,更加可爱:
狂风会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
夏季的生命又未免结束得太快: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每一样美呀,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仪态;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既然谈到了“科学完整性”,干脆翻译一段255名院士公开信的起草人Peter Gleick院士2007年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对科学完整性的威胁》(Threats to the Integrity of Science)中对联邦政府破坏科学完整性的控诉:
在过去的几年,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联邦政府层面上,存在着用各种各样的战略和战术对科学过程的完整性所作的系统性挑战和威胁。独立的政府审核机构和顾问委员会被解散。获取数据和信息的途径减少了。联邦政府的科学家遭禁口。科学声望,而不是科学证据,受到质疑。由联邦政府机构或政府之外的人士准备的科学分析和结论,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被没有做过科研的人加以改变。党派机构的工作已取代了超党派科学家的工作。
Fo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ere have been growing indications of systematic challenges and threats at the federal level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using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and tactics. Independent government review organizations and advisory boards have been disbanded. Access to data and information has been reduced. Federal scientists have been muzzled. Scientific reputations, rather than scientific evidence itself, have been questioned. Scientific analyses and conclusions, prepared within federal agencies or by people outside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changed for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reasons by people who have not done the scientific work. Work by partisan organizations has been substituted for work by non-partisan scientists.
有网友建议造一个新词,写成“科学完正性”,以避免误解。中国文化中没有integrity的观念(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科学事业居然还要追求不破坏其“完整性”),造新词也是一个选择,只要不被当成是错别字。比如有文人故弄玄虚把context这个常用词在指文化背景时翻译成“与境”,我总觉得是“语境”的错别字。
在道德层面上,integrity往往被译为“正直”、“诚信”,其实也不是很妥当。integrity更强调的是对目的、责任、准则、规范、价值的道德坚持。
载于《科学》2010年5月7日
(方舟子翻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全体科学家、特别是气候科学家的政治攻击愈演愈烈,这让我们深感不安。所有的公民都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科学事实。科学结论总会有某些不确定性;科学永远不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当有人说社会应该等到科学家能绝对地肯定时再采取行动,这等于说社会永远不采取行动。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可能造成大灾难的问题来说,不采取行动会让我们的星球冒着危险。科学结论从对基本定律的理解推导而来,受到实验室实验、自然界的观察以及数学和计算机建模的支持。科学家像所有的人一样会犯错误,但是科学过程被设计了寻找并改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质上具有对抗性质——科学家享有声誉和获得认可,不仅是由于支持传统的学识,更是由于证明科学共识是错误的,存在着更好的解释。那正是伽利略、巴斯德、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曾经做过的。但是当某些结论已经过全面和深入的检验、质疑和检查,它们就获得了“充分确立的理论”的地位,常常被称为“事实”。
例如,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的星球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地球起源理论),我们的宇宙是在大约140亿年前的一次事件中诞生的(大爆炸理论),今天的生物都是从生活在过去的生物进化来的(进化论)。即使是这些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如果有人能够显示它们是错误的,仍然能够一举成名。气候变化现在已归到了这个范畴:有确凿、全面、一致的客观证据表明人类正在改变气候,因此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否定气候变化的人士最近对气候科学,以及更令人不安地,对气候科学家的许多攻击,一般是由特殊利益或教条驱使的,而不是诚实地努力提供一个能令人信服地满足证据的另类理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和对气候变化的其他科学评估,有数千名科学家参与,产生了大量和全面的报告,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这是不出意料和很正常的。在错误被指出之后,就得到了改正。但是最近的这些事件丝毫没有改变有关气候变化的根本结论:
(1)由于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地球正在变暖。华盛顿一个多雪的冬天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2)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些气体浓度的增加大多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特别是由于燃烧化石燃料和砍伐森林。
(3)自然因素一直对地球气候变化有影响,但是在现在人类导致的变化影响更大。
(4)地球变暖将会导致许多其他气候模式的变化,其变化速度在现代是前所未有的,包括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和水循环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正在让海洋变得更酸性。
(5)这些复杂的气候变化合在一起威胁着海岸社区和城市、食物和水供应、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森林、高山环境等等。
世界科学团体、国家科学院和个人能够说的和已经说的要多得多,但是以上这些结论应该已足以表明为什么科学家担心后代将要面临的状况,如果人类所作所为一切照常的话。我们呼吁决策者和公众立即着手解决引起气候变化的问题,包括不受约束地燃烧化石燃料。
我们也呼吁,停止基于含沙射影和株连对我们的同事提出犯罪指控的麦卡锡式威胁,政治家为了避免采取行动借助骚扰科学家来分散注意力,以及散播关于科学家的赤裸裸谎言。社会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无视科学,把头埋在沙中并希望我们有好运,或者我们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行动起来,迅速和真正地减少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好消息是,聪明和有效的行动是可能的。但是拖延不可以是一种选择。
Science 7 May 2010:
Vol. 328. no. 5979, pp. 689 - 690
DOI: 10.1126/science.328.597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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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tegrity of Science
We are deeply disturbed by the recent escalation of political assaults on scientists in general and on climate scientists in particular. All citizens should understand some basic scientific facts. There is always some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scientific conclusions; science never absolutely proves anything. When someone says that society should wait until scientists are absolutely certain before taking any action, it is the same as saying society should never take action. For a problem as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as climate change, taking no action poses a dangerous risk for our planet.
Scientific conclusions derive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basic laws supported by laboratory experiments, observations of nature, and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ing. Like all human beings, scientists make mistakes, but the scientific process is designed to find and correct them. This process is inherently adversarial—scientists build reputations and gain recognition not only for supporting conventional wisdom, but even more so for demonstrating that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is wrong and that there is a better explanation. That’s what Galileo, Pasteur, Darwin, and Einstein did. But when some conclusions have been thoroughly and deeply tested, questioned, and examined, they gain the status of “well-established theories” and are often spoken of as “facts.”
For instance, there is compelling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our planet is about 4.5 billion years old (the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Earth), that our universe was born from a single event about 14 billion years ago (the Big Bang theory), and that today’s organisms evolved from ones living in the pas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Even as these are overwhelmingly accepted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fame still awaits anyone who could show these theories to be wrong. Climate change now falls into this category: There is compelling, comprehensive, and consistent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humans are changing the climate in ways that threaten our societies and the ecosystems on which we depend.
Many recent assaults on climate science and, more disturbingly, on climate scientists by climate change deniers are typically driven by special interests or dogma, not by an honest effort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heory that credibly satisfies the evidence.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and other scientific assessments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involve thousands of scientists producing massive and comprehensive reports, have, quite expectedly and normally, made some mistakes. When errors are pointed out, they are corrected. But there is nothing remotely identified in the recent events that changes the fundamental conclusions about climate change:
(i) The planet is warming due to increased concentrations of heat-trapping gases in our atmosphere. A snowy winter in Washington does not alter this fact.
(ii) Most of the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se gases over the last century is due to human activities, especially the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and deforestation.
(iii) Natural causes always play a role in changing Earth’s climate, but are now being overwhelmed by human-induced changes.
(iv) Warming the planet will cause many other climatic patterns to change at speeds unprecedented in modern times, including increasing rates of sea-level rise and alterations in the hydrologic cycle. Rising concentrations of carbon dioxide are making the oceans more acidic.
(v)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complex climate changes threatens coastal communities and cities, our food and water supplies,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forests, high mountain environments, and far more.
Much more can be, and has been, said by the world’s scientific societies, national academies, and individuals, but these conclusions should be enough to indicate why scient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what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face from business-as-usual practices. We urge our policy-makers and the public to move forward immediately to address the causes of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the un restrained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We also call for an end to McCarthy-like threats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against our colleagues based on innuendo and guilt by association, the harassment of scientists by politicians seeking distractions to avoid taking action, and the outright lies being spread about them. Society has two choices: We can ignore the science and hide our heads in the sand and hope we are lucky, or we can ac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reduce the threa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quickly and substantively. The good news is that smart and effective actions are possible. But delay must not be an option.
P. H. Gleick,* R. M. Adams, R. M. Amasino, E. Anders, D. J. Anderson, W. W. Anderson, L. E. Anselin, M. K. Arroyo, B. Asfaw, F. J. Ayala, A. Bax, A. J. Bebbington, G. Bell, M. V. L. Bennett, J. L. Bennetzen, M. R. Berenbaum, O. B. Berlin, P. J. Bjorkman, E. Blackburn, J. E. Blamont, M. R. Botchan, J. S. Boyer, E. A. Boyle, D. Branton, S. P. Briggs, W. R. Briggs, W. J. Brill, R. J. Britten, W. S. Broecker, J. H. Brown, P. O. Brown, A. T. Brunger, J. Cairns, Jr., D. E. Canfield, S. R. Carpenter, J. C. Carrington, A. R. Cashmore, J. C. Castilla, A. Cazenave, F. S. Chapin, III, A. J. Ciechanover, D. E. Clapham, W. C. Clark, R. N. Clayton, M. D. Coe, E. M. Conwell, E. B. Cowling, R. M Cowling, C. S. Cox, R. B. Croteau, D. M. Crothers, P. J. Crutzen, G. C. Daily, G. B. Dalrymple, J. L. Dangl, S. A. Darst, D. R. Davies, M. B. Davis, P. V. de Camilli, C. Dean, R. S. Defries, J. Deisenhofer, D. P. Delmer, E. F. Delong, D. J. Derosier, T. O. Diener, R. Dirzo, J. E. Dixon, M. J. Donoghue, R. F. Doolittle, T. Dunne, P. R. Ehrlich, S. N. Eisenstadt, T. Eisner, K. A. Emanuel, S. W. Englander, W. G. Ernst, P. G. Falkowski, G. Feher, J. A. Ferejohn, A. Fersht, E. H. Fischer, R. Fischer, K. V. Flannery, J. Frank, P. A. Frey, I. Fridovich, C. Frieden, D. J. Futuyma, W. R. Gardner, C. J. R. Garrett, W. Gilbert, R. B. Goldberg, W. H. Goodenough, C. S. Goodman, M. Goodman, P. Greengard, S. Hake, G. Hammel, S. Hanson, S. C. Harrison, S. R. Hart, D. L. Hartl, R. Haselkorn, K. Hawkes, J. M. Hayes, B. Hille, T. H?kfelt, J. S. House, M. Hout, D. M. Hunten, I. A. Izquierdo, A. T. Jagendorf, D. H. Janzen, R. Jeanloz, C. S. Jencks, W. A. Jury, H. R. Kaback, T. Kailath, P. Kay, S. A. Kay, D. Kennedy, A. Kerr, R. C. Kessler, G. S. Khush, S. W. Kieffer, P. V. Kirch, K. Kirk, M. G. Kivelson, J. P. Klinman, A. Klug, L. Knopoff, H. Kornberg, J. E. Kutzbach, J. C. Lagarias, K. Lambeck, A. Landy, C. H. Langmuir, B. A. Larkins, X. T. Le Pichon, R. E. Lenski, E. B. Leopold, S. A. Levin, M. Levitt, G. E. Likens, J. Lippincott-Schwartz, L. Lorand, C. O. Lovejoy, M. Lynch, A. L. Mabogunje, T. F. Malone, S. Manabe, J. Marcus, D. S. Massey, J. C. McWilliams, E. Medina, H. J. Melosh, D. J. Meltzer, C. D. Michener, E. L. Miles, H. A. Mooney, P. B. Moore, F. M. M. Morel, E. S. Mosley-Thompson, B. Moss, W. H. Munk, N. Myers, G. B. Nair, J. Nathans, E. W. Nester, R. A. Nicoll, R. P. Novick, J. F. O’Connell, P. E. Olsen, N. D. Opdyke, G. F. Oster, E. Ostrom, N. R. Pace, R. T. Paine, R. D. Palmiter, J. Pedlosky, G. A. Petsko, G. H. Pettengill, S. G. Philander, D. R. Piperno, T. D. Pollard, P. B. Price, Jr., P. A. Reichard, B. F. Reskin, R. E. Ricklefs, R. L. Rivest, J. D. Roberts, A. K. Romney, M. G. Rossmann, D. W. Russell, W. J. Rutter, J. A. Sabloff, R. Z. Sagdeev, M. D. Sahlins, A. Salmond, J. R. Sanes, R. Schekman, J. Schellnhuber, D. W. Schindler, J. Schmitt, S. H. Schneider, V. L. Schramm, R. R. Sederoff, C. J. Shatz, F. Sherman, R. L. Sidman, K. Sieh, E. L. Simons, B. H. Singer, M. F. Singer, B. Skyrms, N. H. Sleep, B. D. Smith, S. H. Snyder, R. R. Sokal, C. S. Spencer, T. A. Steitz, K. B. Strier, T. C. Südhof, S. S. Taylor, J. Terborgh, D. H. Thomas, L. G. Thompson, R. T. TJian, M. G. Turner, S. Uyeda, J. W. Valentine, J. S. Valentine, J. L. van Etten, K. E. van Holde, M. Vaughan, S. Verba, P. H. von Hippel, D. B. Wake, A. Walker, J. E. Walker, E. B. Watson, P. J. Watson, D. Weigel, S. R. Wessler, M. J. West-Eberhard, T. D. White, W. J. Wilson, R. V. Wolfenden, J. A. Wood, G. M. Woodwell, H. E. Wright, Jr., C. Wu, C. Wunsch, M. L. Zoback
* To whom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E-mail: petergleick@pacinst.org
Notes
1. The signatories are all members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ut are not speaking on its behalf.
2. Signatory affiliations are available as supporting material at 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28/5979/689/D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