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美国种的玉米大部分（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这个事实连反转基因人士都无法否认。于是他们改散布谣言称：美国种的转基因玉米都是当饲料和工业用的，人是不吃的。比如参加深圳卫视转基因辩论节目的三个反方代表郑风田、罗媛楠和熊蕾都那么说。虽然经过我多次驳斥，这种谣言仍然阴魂不散。直到现在，被科学网博客编辑置顶隆重推荐的熊蕾《恐惧的不是转基因》一文，仍然如此说：

“有网友从美国农业部的网站下载材料表明，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和酒精，而供人食用的玉米，全是天然玉米。——我本人2月初去夏威夷旅游时，碰到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农场主，我跟他谈起转基因作物的问题，他也说，他种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都是饲料和工业用，没有让人直接食用的。”

我不知道熊蕾引以为证的那个网友是何许人（别又是那位职业骗子“直言了”吧？），美国农业部的材料又在哪里。美国农业部网站上根本就没有“供人食用的玉米，全是天然玉米”这种说法。至于用一位美国农场主的话为据，就跟美国记者拿一位中国农民的话来证明全中国的农业状况一样的荒唐。

我以前说过，美国转基因玉米品种大部分都是以可供人食用的标准被批准上市的，只有一种被限定为只当饲料用。后来这种玉米（商品名Starlink玉米）被发现流入了快餐市场中，被撤下了，所以现在美国的转基因玉米都是可供人食用的。当然，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一样，大部分是用来当饲料和工业用的，少部分供人食用。美国并不要求食品标记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供人食用的玉米中究竟有多少是转基因的，难以有准确的数据。只要美国的玉米还没有100％都种转基因玉米，反转基因人士就觉得可以狡辩说供人吃的都是非转基因玉米。

但是我们可以用两个理由证明美国人吃了转基因玉米。

第一个理由是间接的。美国种的玉米很难控制是当饲料还是当食品，批准只供做饲料的Starlink玉米尚且流入了食品市场中，何况那些批准可供人食用的转基因玉米。

第二个理由是直接的。玉米有一个品种叫甜玉米，这个品种的玉米几乎100％是供人不做加工就直接吃的（煮着吃的玉米棒、玉米粒基本上都是这个品种）。那么甜玉米有没有转基因的呢？另一个职业骗子“亦明”曾经造谣说，美国人吃的甜玉米都是“天然”的。其实，转基因甜玉米在美国市场上多得是。第一种Bt转基因甜玉米由诺华种子公司研发，于1998年2月27日获得商业化种植批准，商品名Attribute，由Rogers公司销售（http://www.seedquest.com/News/releases/usa/Novartis/N1828.htm）。目前市场上有多种Attribute甜玉米品种销售（例如BC 0805，WH0809，GH0851，GSS0966，BSS0977，BSS0982，WSS0987），品种目录里还强调它们吃起来有多好吃（http://www.rogersadvantage.com/products/corn.asp）。先正达种子公司研发的Bt转基因甜玉米Bt-11，也在1998年在美国获得商业化种植批准，在美国、加拿大、南非、阿根廷和日本都有种植，并出口到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http://www2.syngenta.com/en/downloads/Bt_sweet_corn_update_3-04_final.pdf）。

由于FDA不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做特殊标志，这些转基因甜玉米都被美国人不知不觉吃下去了。美国人即使在知情的情况下，也不怕吃转基因甜玉米。有试验表明，把转基因甜玉米做了说明和非转基因甜玉米放在一起销售，转基因甜玉米的销售份额仍然能占44％（http://ucanr.org/repository/CAO/landingpage.cfm?article=ca.v058n02p103&fulltext=yes）。

你要反对转基因作物是你的权利，但是至少不要靠谣言来反。

    在“一虎一席谈”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辩论现场，有一位观众的发言与众不同：先是做自我介绍，引来一阵掌声，又跑上台给主持人推销一本他写的“免疫健康”的书，然后回到座位上，“揭露”我有关Bt蛋白的安全性的说法是“误导”观众，声称他有很多文献表明Bt蛋白对人体有毒性，并举了几个研究为例，显得很专业的样子。我觉得很奇怪，因没听清他的自我介绍，不知是何许人（看他自我推销的劲头，还以为是某个“养生专家”），低声问罗云波“这是谁啊”，罗教授只告诉我：“他们的御用专家。”

    我在回应时，就顺着罗教授的思路，说有的研究是某些极端组织的御用专家做的，不可轻信，要看这样的研究是否经过了同行评议，有没有在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该“专家”举着一篇论文说：这篇论文就是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它说用Bt大米喂养老鼠，与对照组相比有些参数有显著差异。我把论文要过来，是丹麦研究人员发在Food Chem Toxicol.上的论文，扫了一眼摘要，发现该“专家”断章取义，它的结论恰好相反：“虽然有几个参数有显著差异，但是全都在正常范围内。”这个“专家”有点尴尬，承认没把话引用全是“我的不对”，又狡辩说“还是有显著差异的”。我当场简略解释了一下如何理解这种在正常范围内的“显著差异”，当时不可能把论文读了再具体谈（后面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等节目快结束时，有一个支持我的观众（刘夙）发言，大致说：方舟子给你们科普，你们连听都不愿意听，却把王月丹这种社会活动家当权威，这是很可悲的……我觉得奇怪，怎么突然扯上北大医学部以妖言惑众闻名的副教授王月丹了？然后马上回过神来了，原来刚才那个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专家”就是王月丹啊，我对他未免太客气了。

    这个在自己的每篇博客文章后面必定署上“北京大学免疫学系王月丹博士”吓唬人的王月丹是何许人呢？此人在2007年蒙牛特仑苏事件中，撰文批我“冤枉了蒙牛”，还要向我索赔；在2009年8月碘盐风波中指控中国政府在食盐中投毒毒害中国人，造谣说碘盐会“分解出剧毒物”，“出人命”，是中国政府用来“蒙蔽和毒害我们自己人”；又说中国政府出资让育龄妇女免费补叶酸也是为了“让大家得病”。以前我已几次批过他（参见《北大副教授王月丹又在妖言惑众了》、《北大副教授王月丹是否有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我本来和这种造谣“专家”已无讨论科学问题的兴趣，就像我以前在文章中说过的，对这种妖言惑众者应该追究其制造社会恐慌的法律责任。何况王月丹在转基因问题上造的谣言以前已有几位网友揭露过了。例如，王月丹居然把能引起食物中毒的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和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用的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即Bt）这两种不同的细菌说成同一种菌，引用蜡样芽孢杆菌引起食物中毒的文献证明Bt对人有毒性！在被人指出他把两种细菌混为一谈后，他还一脸无辜地说：“有人说，BT和蜡样芽孢杆菌不是一种，我不争论，大家自己去看文献就知道真相了。”

    但是现在王月丹上了“一虎一席谈”散布谣言，而我不幸由于没有认出他而未能当场揭穿其面目，那现在就再花点时间教教他读文献。王月丹对文献的引用，不仅断章取义，而且还歪曲、捏造。不过我们还是先从被他断章取义的那篇丹麦人文献说起（A 90-day safety study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rice expressing Cry1Ab protein (Bacillus thuringiensis toxin) in Wistar rats. Food Chem Toxicol. 2007 Mar;45(3):339-49.）。对此，王月丹在昨天发的博客文章有个说法：

【我终于忍不住说出，有些实验报道表明了，BT蛋白及转BT蛋白大米会导致生理指标改变时，方先生说，我拿的这些文献都是别有用心的科学家发表的垃圾文章，这不是科学负责的态度。对于文献应该有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一虎先生还是把我的文献给他看了，他还是很客观的没有否认这篇杂志文献的严肃性，只是提出原文是“有些指标有显著性差异，但其值在正常范围之内”，我没有把后面这个“但其值在正常范围之内”讲出来。这本是我专门要和他讨论的问题，什么是正常范围之内呢？那就是一个大的群体中，表现正常的个体指标的总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人类的身高，可以从1米到2米都属于正常范围内。而什么叫做差异呢？那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数值的不同。很多原因可以导致个体的差异，比如遗传，环境和饮食，等等。所以，我的身高1.9米，方先生1.7米，而有的人只有1.5米，甚至1.1米，这就是差异，虽然，我们的身高都在正常范围内。说句笑话，如果说吃BT蛋白后，发育的身高最多也只有1.5米，不吃最多可以到1.9米，二者都在正常范围内，您会想吃还是不想吃呢？】

    王月丹为了妖魔化“正常范围”，居然很不正常地声称人类（指成年人）的身高以从1米到2米都属于正常范围内。对成年男子来说，身高只有1.5米还勉强算正常，1.1米则肯定不在正常范围内，而是侏儒症了（侏儒症的一个判定标准就是成年人身高在1.2米以下）。有人也许会说，即使是在正常范围内，差异也可以有好有坏的倾向。比如说，在成年男子正常身高范围内，一般人会觉得高点好，否则王月丹也不会自称比我高出0.2米（果真如此的话，王月丹不去国家男子篮球队效力是屈才了）。那好，喂食转基因大米的大鼠出现的差异有的就是“好”的差异，比如雄鼠的睾丸重量增加了10％以上，对群交动物来说，雄鼠睾丸重量增加就意味着能制造更多的精液、生殖能力越强，不就是“好”倾向吗？对应到身高上，学王月丹说句笑话，应该是：“如果说吃Bt蛋白后，发育的身高平均1.9米，不吃平均1.7米，二者都在正常范围内，您会想吃还是不想吃呢？”当然，也有的指标吃转基因大米组是偏“坏”的。在正常范围内的显著差异不管是偏“好”偏“坏”，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有无不良反应或毒性才是关键，而那篇论文的结论是给大鼠喂食转基因大米未见“不良或毒性反应”。我们做实验，关心的是是否有出了正常范围的显著差异，而不是在正常范围内的显著差异。正常范围内的显著差异很可能只是统计假象，重复实验可能就有不同的显著差异。

    可见王月丹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他读得懂科学文献的能力。但是他却以导师自居，要来指导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如何“更加完善评估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的”，甚至要给我国农业专家“科普免疫学知识”。在一篇《我国农业专家应该先科普免疫学知识》的妙文中，王月丹如此“有根有据”地引用文献教训农业部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

【据农业部及其聘请的CDC专家称，人类认识Bt蛋白来源的苏云金芽孢杆菌已有百年历史，使用Bt制剂作为生物杀虫剂的安全使用记录已有70多年，大规模种植和应用转Bt基因作物也已超过10年。其间没有苏云金芽胞杆菌及其蛋白引起的过敏反应报告，也没有与生产含有苏云金芽胞杆菌产品有关的职业性过敏反应记录。然而，尽管我国对此从来不予重视，没有研究，国际上早就有因为BT转基因食品过敏的报道，“2000年底，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由转基因玉米StarLink引起的一系列安全性事件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Cry9c是微生物蛋白质，此基因被加入StarLink玉米使之抗虫。Cry9c是Bt蛋白之一。1998年Aventis公司申请美国环保局(EPA)将StarLink用于食品，由于EPA未对它的致敏性作定论，于是仅批准它作动物饲料或工业用。 9月美国消费者组织在tacoshells中检出了Cry9c后，引起了恐慌。EPA召集了专家组研究StarLink玉米的致敏性，他们认为整体致敏的可能性“低”。有44名美国人自称食入StarLink玉米污染的食品后有发痒、恶心和过敏症状，专家认为其中14人的症状有可能与转基因玉米有关。”（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1年第3期）。而据过敏研究的专业杂志J Allergy Clin Immunol. 报道，转基因玉米可以引起个案的过敏反应（Siruguri V, Sesikeran B, Bhat RV. Starlink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 and allergenicity in an individual.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04 May;113(5):1003-4;）。同时，荷兰也报道了，农业人员因接触了BT农药导致了IgE升高，出现潜在过敏反应的报道（Doekes G, Larsen P, Sigsgaard T, Baelum J. IgE sensitization to bacterial and fungal biopesticides in a cohort of Danish greenhouse workers: the BIOGART study. Am J Ind Med. 2004 Oct;46(4):404-7.）。可是，号称权威的转BT安全专家，却没有提供试验动物进食BT食品后的IgE指标。
      我们已经不是靠银针试毒和靠人试毒的时代了，一切要讲科学，如此设计不完善的安全性试验，是无法说服人的。至少是不能从免疫学的角度说服一个免疫学的研究者的。难道我质疑转BT大米的安全性是没有理由的吗？】

    王月丹在此引用了三篇文献，我们就根据他对文献的引用来看看他是否有资格要来给专家做“科普”：

    一、为了说明“国际上早就有因为BT转基因食品过敏的报道”，他引用了《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1年第3期有关Starlink事件的报道。对当时引起轰动的这个重大事件，有多篇专业文献，而王月丹这种“专家”居然根据的是二手的、过时的中文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调查一开始认为有28人出现的过敏症状可能与吃转基因Starlink玉米有关，但是对这些人抽血检验，却未能找到有关的IgE抗体，不能证明他们的过敏症状与吃转基因Starlink玉米有关。详情见CDC的报告：http://www.cdc.gov/nceh/ehhe/Cry9cReport/summary.htm。王月丹还在拿一个已在9年前被否定掉的案例来证明“BT转基因食品过敏”，也敢自称“科普”，而且还是对专家的“科普”？

    二、为了说明“转基因玉米可以引起个案的过敏反应”，王月丹引用了“过敏研究的专业杂志J Allergy Clin Immunol. 报道”。王月丹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这则“报道”的正文，而只是看其标题写的是“Starlink转基因玉米和一名个体的过敏反应”，就以为是在报道转基因玉米引起个案的过敏反应。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病例报道，而是评论一篇研究论文的读者来信。它仍与上面提到的Starlink事件有关。当时有人声称吃了Starlink玉米后得了过敏，有研究人员就拿这个人做双盲对照试验，结果是否定的，让此人试吃Starlink玉米，并没有出现过敏症状。试验结果登在“过敏研究的专业杂志J Allergy Clin Immunol.”上。有3名印度医生读了该论文后，给编辑部写信，对这个试验提出了一些异议，认为还需要有更严格的研究才能排除Starlink玉米与过敏的关系（该读者来信见：http://www.jacionline.org/article/S0091-6749(04)00610-4/fulltext）。就这么一篇评论别人的论文、没有提供任何新案例的读者来信，在王月丹的嘴里就成了“转基因玉米可以引起个案的过敏反应”的报道，还有脸对专家进行“科普”！

    三、王月丹声称“荷兰也报道了，农业人员因接触了BT农药导致了IgE升高，出现潜在过敏反应的报道”。我不知道王月丹是没看这篇论文，还是看过了看不懂或有意歪曲。首先，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作为生物农药的Bt，而不是转基因Bt。其次，它研究的是喷洒Bt农药的温室工人通过呼吸道吸入Bt后，部分人的血清中出现相应的IgE抗体。从呼吸道吸入的Bt蛋白是没有经过消化的，出现相应的抗体有什么奇怪的？这和我们说的经过消化道消化的Bt食品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知道完整的Bt蛋白如果进入体内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用不着王月丹来给我们“科普”这一点。美国政府部门当初为什么只批准Starlink玉米用于饲料，不作为食品？就是因为实验表明这种玉米用的那种特殊Bt蛋白被消化的速度比较慢，为了慎重起见，就不让人吃了。没想到Starlink玉米还是流入了食品中，所以才引起了风波。其他转Bt玉米的Bt都非常容易消化，则没有这种情况，都是做为食品批准上市的。

    总之，虽然王月丹爱以“北京大学免疫学系专家”自居，动辄爱说自己看过什么什么文献，有时还大胆地把文献出处也列上，但是正如我以前一再指出的，“该博士是非不分，搜集资料和阅读理解能力都有问题”、“缺乏一名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态度”，这次又是证明。那么这种人是在哪里受的学术训练，又如何混上了北大副教授的呢？把王月丹当成反对转基因的学术权威的“乌有之乡”对他是这么介绍的：

【王月丹简介：男，1972年生，副教授，医学博士。曾在法国Montpellier大学医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进行学习和研究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医学部生物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兼病原与免疫综合实验室主任。讲授《医学免疫学》课程并负责该课程实验教学的组织和管理。科研方向主要为血液系统肿瘤及其免疫治疗，抗感染免疫和免疫信息学与抗原肽疫苗的研制等。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2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研究1项，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和北京市“科技新星资助计划”的获得者。从1996年以来，共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的12篇，并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4项，获得授权2项。】

    以上简介提到了他在法国和香港“进行学习和研究工作”（其实是短期进修和当访问学者）的经历，却对他是哪里的医学博士语焉不详，不知是否想让人以为他是“海龟”。我只好再搜，搜出其学历如下：

1991-1996 首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1996-1999 苏州医学院 免疫学 硕士
1999-2002 苏州大学 内科学 博士

    一个国内末流医学院的内科学博士能去国内数一数二的医学院任教，那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至少这等胡编乱引文献吓唬人的功力和脸皮，就非常人可及。

【方舟子按：转基因作物问题首先是农业和粮食问题，而有关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最权威国际机构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虽然很多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农业部的权威，但是像熊蕾那样认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也不可信的毕竟还是不多的。然而，在深圳卫视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辩论节目中，“绿色和平”组织的罗媛楠主任却声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技术风险太大，不支持推广转基因技术。我当时只可惜没有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有关报告带在身边。联合国粮农组织差不多每年要发布一份《粮食及农业状况》的年度报告，每年的主题不一样。2004年报告的主题是“农业生物技术”，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去参加“一虎一席谈”的辩论时，我吸取教训，把这份报告带了去（同时还带去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科学院、美国农业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总审计局有关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的报告），只等罗主任再老调重谈。在罗小姐上场之前我已经在引用这份报告的说法了，她一上场，居然又开谈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转基因如何如何，不正撞我早瞄准好的枪口上了？这份报告有很好的中文版本，不用我再翻译。下面我从中摘录一些与当前的辩论有关的段落，小标题是我加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2004年报告
《粮食及农业状况 2003-2004：农业生物技术》摘录

http://www.fao.org/docrep/006/y5160c/y5160c00.htm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尽管科学家们建议对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继续进行监测，但他们已认定这些产品可以放心食用，另外他们认为对更新的、更加复杂的产品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食品安全措施。（p.6）

人们认为食用当前存在的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是安全的，检测其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恰当的。这些结论反映了国际科学理事会（2003年）所研究的科学证据的共识，而且与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观点一致。若干国家的管理部门（尤其是如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美国和英国）应用其国家食品安全程序对这些食品是否增加人类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估。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发现可验证的、因食用由转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导致的有毒或有损营养的情况。数以百万计的人食用了由转基因作物加工得来的食品——主要是玉米、大豆和油菜籽——但未发现任何不利影响。（p.58）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环保作用】

科学界一致同意，转基因抗虫Bt作物减少了对玉米、棉花和大豆的杀虫剂施用数量和次数。对于美国、墨西哥、中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种植的棉花而言，效果特别明显。给环境带来的好处包括减少水污染并减轻对非靶标昆虫的伤害。与那些需要经常施用广谱杀虫剂的常规作物相比，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就说明，转Bt基因作物总体上有益于作物生长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p.68-69）

Bt棉对环境十分有利。在所有个案中，Bt棉的杀虫剂用量均比普通棉低得多。另外，种植HT大豆时，用草甘膦代替了毒性强且持续时间长的除草剂；多数个案中，HT大豆和棉花减少了土地翻耕。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监测，但是到目前为止，任何地区还没有出现转基因作物的负面环境影响。（p.56）

迄今为止，在已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尚未有这些作物造成重大健康或环境危害的可证实的报道。普累克西斑蝶没有灭绝。某些证据显示对除草剂产生耐性的杂草已经出现，但超级杂草尚未侵入农业或自然生态系统。相反，一些重要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开始显现。农民的农药用量减少并在用危害较小的农药来替代有毒化学农药。因此，农业工人和水资源免受毒害，益虫益鸟又回到了田间。（p.76）

由于耐除草剂作物的广泛种植，除草剂的使用发生了变化。明显的是从毒性强转向毒性弱的类型，但除草剂的使用总量还在增加。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耐除草剂作物促进低耕作物的种植，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水土保持。（p.69）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

除中国之外，目前所有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都是由私人公司研究出来并加以推销的。然而，其中有些作物，特别是抗虫棉，正在给小农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而且，通过改变使用农药的做法，正在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目前的实际情况表明，小农像大农场主一样，很可能会从生产转基因作物中受益。实际情况还表明，尽管人们担心这一产业被公司控制，但是农民和消费者目前从转基因作物中得到的经济收益仍比开发和推销这些转基因作物的公司要多。（p.6）

总的说来，从转基因作物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份额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开发和销售的公司。（p.104）

【关于生物技术（该报告主要指转基因技术）能造福人类】

二十一世纪，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未来的30年中，将要在自然资源日益脆弱的基础上，养活20亿新增人口。现在仍有8.42亿人口长期忍受饥饿，他们大多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农村地区；还有上亿人口饱受微量营养元素缺乏之苦，这是一种因日常饮食质量低下、品种单一而引起的隐性营养不良。……可以确信，生物技术有助于战胜上述困难。生物技术能够解决生产中的种种难题，而这些难题对常规育种方法来说更为困难。生物技术能够加快常规育种工作的速度，并为农民提供无病种植材料，能创造出抗病虫害的作物，以取代损害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有毒农药，还能够提供诊断工具和疫苗，帮助防治毁灭性的动物疫苗。生物技术能提高主要食粮如水稻和木薯的营养品质，并能创造出具有保健和工业用途的新产品。（p.3-4）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基因工程能够向消费者提供直接和间接的健康益处。直接益处可以来自改进食品的营养质量（如金水稻）、减少有毒化合物的含量（如低氰化物含量的木薯）和减少某些食品中的过敏原（如花生和小麦）。……间接健康益处可以来自杀虫剂用量的减少、毒枝菌素（由昆虫或病害引起）的发生率降低、经济实惠的食品供给增加及从土壤中去除有害化合物。（p.61）

【关于阿根廷的情况。反转基因人士喜欢吓唬中国农民，说阿根廷农民由于种了转基因大豆如何如何悲惨。我们看联合国粮农组织是如何说的】

1996年，阿根廷和美国开始商业化种植抗农达大豆。在美国，抗农达技术有专利保护，销售使用时与农民签署销售合同；而阿根廷则没有任何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农民可以不用从孟山都手中获得抗农达大豆，而且法律允许他们种自己留种的大豆。结果，阿根廷农民购买抗农达种子的价格溢价较低，约30％；而美国农民则平均多付出43％。两国抗农达大豆推广很快，到2002年，阿根廷约99％，美国约75％的豆田种植了抗农达大豆。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美国，抗农达大豆与普通大豆的产量没有很大差别，但是减少了除草剂和耕地成本，给农民带来了收益。很多农民因此采用了少耕或免耕方式，减少了机械成本和劳力成本，有利于水土保持；杂草量减少也降低了收获成本。在阿根廷，与普通大豆相比，抗农达大豆生产的总变量成本约低8％。（p. 50）

【顺便说一下：反转基因人士声称，虽然美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粮食单产却比中国低。实际情况如何，该报告有个数据】

谷物单产（百克/公顷） 1998-2002

中国大陆：48,883
美国：57,446

（p.163, 167）

【如果有人嫌这个数据太老的话，我再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库中调出2008年的总谷物单产数据如下】

http://faostat.fao.org/site/339/default.aspx

中国大陆：55,353
美国：66,244

自2007年年初闹出了假北大教授丁小平上一虎一席谈当嘉宾的事件，我就对参加这个节目失去了兴趣（我本来也不喜欢跟人当面吵架）。以后节目编导还找过我几次，都被我拒绝了。这次他们又来找我去参加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辩论，我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原因和此前去参加深圳卫视的有关辩论相同：这个问题很重大，公众误解很多，值得去做做科普，不妨再和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当面吵一架。何况我知道他们在招观众时已提前把“拟邀请方舟子”的广告打出去，我要是不去，岂不让人以为我临阵逃脱？上次的反方嘉宾郑风田以及北大著名的“突破型前副教授”刘华杰不是都正在忠告我以后别上电视“出丑”嘛。

节目在今天晚上在北京录制，计划在下个星期六（17日）晚上在凤凰卫视播出。参加的嘉宾包括：

正方：我、罗云波（中国农大食品科学学院院长）、张忠军（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后上场）
反方：汪苹（北京工商大学化工除污方面的教授、提反转基因提案的政协委员）、白益民（财经作家？）、罗媛楠（绿色和平组织的“主任”，后上场）
中立方（？）：薛达元（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媒体报道他当过“绿色和平”的科学顾问，被我几次批过。节目录制结束后他向我澄清，他不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人，立场也和他们不一样，请我不要再在文章中骂他了。）

我以前参加电视节目都是空手去的，这回吸取上次参加深圳卫视的教训，带了一个包，里面装着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农业部、美国科学院、FDA的文件和上网本，只等对方信口开河时拿出来。果然，绿色和平组织罗小姐一上场又像上次在深圳卫视一样开始谈“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转基因技术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办法”，我马上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拿出来念上一段臊臊她。

节目后来变成了主要是正方嘉宾在和观众辩论。这回的观众素质比上次更差，绝大部分显然是“乌有之乡”、“绿色和平”组织的人有组织地来的，观众台坐满了，还有一部分在边上看，有人还打出标语”No GM Rice”。他们的目的是搅局，反方一发言就鼓掌，正方发言就起哄，在现场不停地喊“汉奸”、“卖国贼”、“骗子”、“撒谎”、“我们不听”……。我讲话时坐在我背后的一个“乌有之乡”的人不停地用指头戳我的背部，要往我背上贴美元标志。我向主持人抗议、主持人威胁要把他赶出去后，他才有点收敛，后来还是强行把他换到边上去了。一个“绿色和平”女成员（在罗小姐出场时曾冲着她叫“主任”）在我讲话时在我背后大喊“我们不听”，我回头把她训斥了一顿：“你不听来干什么？你不听有观众想听。连听别人说话的基本教养都没有。”她拿着牌子遮住脸。我上次说像是文革时群众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其实这次更像，“乌有之乡”本来就是一帮文革遗老遗少，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嘛，当然学文革做法最像。节目录制结束时我们正方嘉宾先退场躲起来，等观众走得差不多了，再由保安送走。

北大医学部“著名”副教授王月丹也去当观众，推销他的一本什么免疫健康小册子，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以专家身份声称他读到很多科学文献证明Bt蛋白对人体有害。我没听清他的自我介绍，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王月丹，对他还挺客气的，把他带到现场的一篇有关Bt转基因水稻毒性研究的论文要过来看了一下，当场指出他断章取义。如果当时知道他是撒谎成性、在众多科学问题上造谣惑众的王月丹，不会对他那么客气。我以前已多次指出过，此人没有读懂专业文献的能力，能在北大混到副教授，是北大的“光荣”。

上次的反方嘉宾熊蕾这次也去当观众，显得非常激动，一直试图打断正方嘉宾的发言，最后高呼“科学家都没良心了！”

胡一虎对场面还是有所控制的，多次提醒观众注意礼貌，我基本上也能把话讲完。不过他把最后发言的机会交给四名观众，他们冲我提出的一串质疑，却没让我回答。罗云波也没能做最后陈述。

特别是最后发言的一个女观众，似乎是植物所“首席造谣员”蒋高明的学生，声称她也看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生物技术的报告，说报告指的“生物技术”并非指转基因技术，而是泛指农业科技，包括传统育种方法和蒋高明提倡的生态农业，然后大谈生态农业如何如何好。此人大有指控我歪曲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误导人的意思，因为我在辩论过程中一直在引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这个指控似乎很致命。我要求对此给个回应，但胡一虎说以后私下切磋，就结束了节目录制。

我不知道此人的发言是否会被播出，就在这里回应一下：生物技术在生物学界是有特定含义的，通常指的是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以遗传工程为代表的高科技，没有人会把什么生态农业也包括在内。此人自称读过联合国粮农组织2004年有关农业生物技术的报告，但是在该报告第8页，对什么是生物技术，有明确的定义：“各种不同分子技术，如动植物基因改进和基因转移、脱氧核糖核酸分类和克隆技术。”列举介绍的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基因组学、分子标记、组织培养、克隆等。它在第4页还指出，“虽然本报告，尤其是第2章，涉及到了所有农业生物技术手段及其应用，但是其重点还是放在了转基因作物及其对贫穷国家中贫困人口的影响上。”该报告哪个地方说了农业生物技术泛指农业科技，还包括传统育种方法和生态农业？就蒋高明那种连基因表达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明白的“首席造谣员”，也敢来沾生物技术的光？

附：
4月8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录制实录

作者：刘夙

我在2006年12月28日曾参加过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录制。那一次讨论的话题是应该不应该反对伪科学，这本身已经是十分劲爆的话题了，但是在现场更轰动的事件是正方嘉宾司马南当场揭穿反方嘉宾丁小平伪“北京大学教授”的骗子身份。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有位年轻观众十分激动，差点和丁小平的学生干起架来。这个事件在当时的网媒上很是炒作了一阵，我在新浪网志上发的《12月28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录制实录》因为被新浪博客推荐到了首页，获得了空前的四万三千多的点击率，而我其他文章的点击率迄今都不超过一万，绝大多数连一千都不到。

没想到三年多以后，我又一次走进了这个节目在北京石景山广电中心的录制棚。这次讨论的话题是应该不应该支持转基因，一共请了七位嘉宾。正方（支持转基因的一方）的三位嘉宾是方舟子（科普作家）、罗云波（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和张忠军（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反方的三位嘉宾则是白益民（经济类畅销书作家）、汪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和罗媛楠（“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还有一位嘉宾是薛达元（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既不属于正方也不属于反方。应该说，这个嘉宾阵容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我们承认薛达元真的是中立派的话，那么正反双方都各有一位作家、一位大学教授和一位国际组织工作者，在职业上算是旗鼓相当。但是观众阵容就非常不合理，支持转基因的观众只占不到六分之一，其他都是反对转基因者。据我所知，节目工作人员事前曾在某生命论坛邀请15位支持转基因的观众，而且名额很快就满了，但是今天这些人估计大半都没有来。而据事后节目工作人员介绍，有很多反方观众是自愿参加的，结果一下子就把观众席坐满了。据我的猜测，这些自愿参加的反方观众里面有一些是“乌有之乡”组织的，还有一些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在反方观众里面有两位是比较有名的，一位是原新华社高级编辑熊蕾，一位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王月丹。

和三年多前那场讨论伪科学的节目一样，这次的正反双方的智识基础相差太大，而且双方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所以都只是自说自话，几乎没有对话可言。鉴此，我不想评点节目本身的讨论内容，只评点一下嘉宾和观众。

方舟子说他自从三年多前参加了《一虎一席谈》讨论中医的节目之后，就很不喜欢这个节目的风格，后来一直拒绝接受邀请，但是这次因为和他的专业直接相关，就还是参加了。在场上，他和罗云波一起，和对方的罗媛楠、王月丹相互“斗文献”，算是整场节目中比较“理性”的讨论。

张忠军和薛达元都是调和派，虽然不否认转基因技术有推广价值，但又以“潜在危害性”的理由表现出了太多的谨慎和犹豫。常看新语丝的朋友可能会把薛达元视为反转基因的干将，但是现在看来，他已经比几年前温和多了。

汪苹在今年的“两会”上递交了反转基因的提案，她是典型的反转基因人士，反转基因的大小理由来者不拒，但也没有特别侧重的理由。相比之下，白益民、罗媛楠和熊蕾反转基因的做法就比较具有特色了。白益民动不动就说转基因是美国的阴谋，可见是一位乐此不疲的阴谋论者。罗媛楠身为“绿色和平”的一员，和“绿色和平”的其他很多人一样擅长于对联合国等组织的公开报告进行断章取义的解读。至于熊蕾，先前我还以为既然是名门之后，多少也该有点大家闺秀的风度吧，想不到在场上动辄激动地打断方舟子等人的发言，反复嚷嚷“人民”“人民”，这样的歇斯底里的老太太，和其他平民出身的类似性格、类似年龄、类似性别的人相比，我看并无两样。

其他一些反方观众就更没有风度了。像熊蕾一样动不动打断别人说话还算轻的，最无耻的是一位中老年怪叔叔，一开始坐在方舟子和罗云波后面的时候，不住地在两人身后做小动作，还试图把一个侮辱性的贴纸贴在方舟子身上，当不少人都忍不住要求他离场的时候，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只听主持人的。”而主持人胡一虎未免有点太宽容，始终没有把此人请出场的意思，只是在节目最后一节，在忍无可忍的节目工作人员授意下，一位身材魁梧的保镖终于把他换到了观众席比较靠边的位置，这才终止了他的猥琐行为。

对于那位王月丹，也有一点值得说一下。他显然在反转基因阵营里面有比较高的知名度，以致胡一虎请反方观众发言的时候，好几个人都示意让他发言，连胡一虎都看出他是他们的意见领袖。我在节目最后也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我的发言大意是说，一般民众往往没有精力或能力去了解转基因的原理和相关的政策法律，所以他们就像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情况一样，一定要找人来做他们的意见领袖，即使是反对转基因的一般民众，也必然要有可供他们迷信的权威，比如王月丹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所以真正的民意是不存在的，反转基因的所谓“民意”仍不过是受一小撮人的操纵罢了。我的发言估计肯定会被剪辑掉，因为节目工作人员事后表示他们会努力不把任何涉及到政治的发言放出来。

这次亲身经历让我再次确证，转基因之争在中国的确已经成了左右两派的路线斗争。一旦这个问题演化到这种程度，那么它就绝不是科普能解决的。罗云波说要加强科普，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肯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这次的观众反应就可以看出，尽管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党争，但是像西方那样的“民意领袖”操纵汹涌“民意”的现象在中国早就发生了。支持转基因一方的人士如果认识不到这个事实，那么是很容易葬身于“民意”的海洋的。再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了，有经验的人听我这么一讲，自然能猜出后事如何。
 
2010.04.08

    《科学大争论——转基因作物安全吗？》发表后，有一些读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使我觉得有必要针对现在在媒体、网上流传的一些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误解和曲解做出澄清。
    对刚刚在国内获得安全证书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常见的质疑是：“虫子都不吃，人能吃吗？”甚至一位著名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也表示了这样的担心，建议要先对此做两代人的人体试验，并表示自己愿意当第一位志愿试验者。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用的那种生物毒素（简称Bt蛋白）本身其实是没有毒的，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且毒素蛋白要和昆虫肠道细胞表面上的受体相结合，才会让昆虫中毒。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人身上。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吃食物时一般是要加热、煮熟才吃的，Bt蛋白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加热后会变性，实验表明，Bt蛋白在60摄氏度的水中煮一分钟就失去活性。即使是生吃也没有关系，Bt蛋白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人的胃环境是酸性的，并且人的肠道细胞表面不含有毒素蛋白的受体，因此不会中毒。被人吃下去的Bt蛋白，会像其他蛋白质一样被消化、分解掉。
    美国使用Bt蛋白做为生物农药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面积种植含Bt基因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也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迄今未发现一例人畜因吃这种作物中毒的。用老鼠和绵羊做的实验也表明吃Bt蛋白不会影响哺乳动物的身体健康。此外，获批准的这种抗虫害转基因水稻，Bt蛋白主要出现在茎、叶中，胚乳（人食用的部分）中几乎没有，即使对Bt蛋白的安全性有疑虑，也可放心食用。
    至于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像药品一样做人体试验，甚至做几十年的人体试验再上市，这是不可行的，因为食品与药品不同，我们每天都要在各种场合吃进大量的各种食品，不可能长期对试验者的进食做出严格的控制，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判定指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像在病人身上测试某种特定药品那样去测试某种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哪一个国家要求食品在上市前需要先做人体试验，更合理的要求是做生化检测和动物实验评估其安全性。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被要求做这些检测，反而是杂交水稻等非转基因食品往往未经安全性检测就上市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基因食品也比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
    国内媒体在报道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时，往往称之为“世界上首次批准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这个说法非常不准确。首先，获得安全证书之后还需要经过品种审批等阶段才能获得商业化种植。其次，三大主粮——玉米、小麦、大米——的转基因品种在美国都获得了安全证书，有两种进行了商业化种植：美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已有14年的历史，美国玉米的80％以上是转基因玉米。美国已批准6个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只有转基因小麦在获得安全证书后没有在美国种植，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批准，而是因为现有的抗除草剂和抗虫害转基因小麦都不具有太大的优势（对小麦而言，杂草和虫害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影响小麦产量的主要是病害、干旱、寒冷等因素），研发它的孟山都公司自己撤回了种植申请，而致力于研发抗病害、抗旱等具有更大优势的转基因小麦。
    还有人说，在美国种植的转基因玉米都是当饲料用的，不是供人吃的。这也是谣传。在美国获准上市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大部分是以可供人安全食用的标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上市的，被大量地用来生产玉米粉、玉米片和上千种食品。只有一种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因为制造的抗虫蛋白不那么容易消化，为慎重起见，美国管理部门规定它只能用来做饲料（其他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则能供人食用）。2000年发现它被快餐店用于制作玉米片、炸玉米卷，引起全国性回收，商家损失惨重，曾经轰动一时。有28个人声称吃了这种转基因食品出现过敏反应。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这些人抽血化验，认为他们的声称没有证据。对声称者进行有安慰剂对照的双盲试验，结果也否定了该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也就是说，即使是被批准只供做饲料用的转基因品种，实际上对人体也无害。转基因食品在全球范围内已被几十亿人食用了十几年，未发现因此过敏或出现其他不良反应的案例。
    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量地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从而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有人反驳称，“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表明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了农药的使用。实际上，他们引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一家反对生物技术、提倡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有机食品中心”（Organic Food Center）在2009年11月发布的报告，而且指的是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用量。即使是这份由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发布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从1996年到2008年，由于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美国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达6400万磅。
    该报告关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使用”的结论，也被认为是根据不可靠的数据和不准确的假设得出的错误结论。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在2009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1996～2007年年间，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分别减少除草剂的使用4.6％、6.0％和15.1％。
    其实，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好处倒不在于减少除草剂的使用量，而在于可因此使用低毒广谱除草剂草甘膦，该除草剂公认对人体健康无害。而“天然”作物则往往要用几种较有针对性、毒性较强的除草剂。如果不用除草剂，靠耕耘除草，不仅费时费力，还耗费燃料，引起水土流失，反而破坏环境。
    有一种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意见是，用转基因技术抗虫害只能有暂时的效果，从长远看会适得其反，因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害虫会逐渐产生对毒性蛋白的抵抗能力，出现所谓“超级害虫”。这的确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局规定，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的田地周围，必须保留一块专门种植普通作物，让害虫有个避难所。这样，那些能够抵抗毒性蛋白的突变将会被稀释掉，超级害虫也就不会进化出来。大约有90％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和棉花的种植者都遵守了这个规定。抗虫害作物已大面积推广十几年来，还没发现有超级害虫出现。但是这种局面是否能够长久保持下去？有些专家认为应该有更大、更多的“避难所”，但农民一般不愿意增加这方面的损失，在发展中国家更难以确实实施。关键还是如何通过科普教育，让农民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超级害虫”只是一种很不准确的比喻说法，只是说它能够抵抗某种特定的毒素，并不是说它是一种能够抵抗所有毒素、农药，生命力特别强、危害特别大的超级怪物。所以，即使出现了“超级害虫”，那也不过意味着本来要用来抵抗它的那种转基因作物失效而已，并不是什么大灾难。我们可以另外再转入别的毒素基因去消灭它。
    有一种说法称，种植转基因作物无法留种，是种子公司剥削农民的阴谋。其实，给作物转入抗虫害、抗除草剂、抗病害等基因是不会影响作物的繁殖能力的。当然，也可以转入某些特殊的基因让作物种子失去繁殖能力，这种所谓“终结子技术”虽然已被开发出来，但是并没有获得应用。那么为什么转基因作物的种子往往也无法留种呢？这是因为它们用了杂交的品种，没有留种是杂交导致的，和转基因没有关系。非转基因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同样也没法留种，农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可怕的事。
    总之，目前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理论论证和实验验证，都是安全的，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和证据可以怀疑它们的安全性。即使从长远来看，也是如此。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主要是由于不了解转基因技术。还有一个原因是不了解科学方法。例如，有人要求证明转基因食品绝对没有隐患才能上市，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证明任何食品绝对没有隐患。像一切技术，转基因技术用不好当然也可能出问题，也可能出现意外，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有这种顾虑就认定它有害而否定它。
    实际上，在今天想要完全避开转基因食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市场上绝大部分大豆油和调和油、几乎所有的木瓜以及相当一部分西红柿，都是转基因的。即使你避免在市场上购买转基因产品，上餐馆用餐时也难以避免。转基因食品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而且只会越来越多，无需为此恐慌，而应该学会接受它。

2010.3.31.

（《经济观察报》2010.4.5）

    “著名学者”汪晖研究鲁迅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一书有没有抄袭？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不信，只要把下面这两段话拿去问一个小学生：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 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 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我想小学生都会告诉你，汪晖就是几乎一字不差从勒文森那儿抄来的。而且抄得很低级，连抄了四个“变更”，却只变更了一下人名。汪晖本人倒不敢说什么，把责任推给“学术界”，“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果然，钱理群、孙郁、赵京华、韩东这些“学术界”著名学者都出来澄清了：“抄袭之说不成立”、“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汪著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毫无价值的争论”……什么叫引文不规范？这是引文吗？汪晖能在他抄的这一段后面补注“抄自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吗？我就不信这些著名学者连小学生的判断力都没有。其中有的还是鲁迅研究专家，我读过他们的著作，不知里面是否也有这种在他们看来从前很正常的“引文不规范”？鲁迅在提及剽窃时，有言“‘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而这些鲁迅研究专家怎么反而不以为耻？起鲁迅于地下，见到这伙研究他的专家连基本是非观都没有，还不得再死一次？
    《反抗绝望》三联版的策划编辑舒炜还有脸在《北京青年报》发表长文一面为汪晖辩护（我倒是很想看看舒炜如何为汪晖抄袭勒文森一事辩护的，可惜他却避而不谈），一面控诉最先揭露汪晖抄袭的王彬彬“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据说按那样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原来中国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是像汪晖一样拿别人的著作变一下名字就成了本人“不能否定的贡献”？自从几年前我发现三联把连4级英语水平都达不到的田洺当宝贝，一本一本地出其几乎无句不误的古尔德进化论科普译著之后，就不敢再看三联出的译著。现在知道了三联还有这样的策划编辑，从此也不敢再看三联出的“原创”著作了。三联这块牌子算是彻底砸了。
    一位“著名学者”被发现抄袭，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可算稀疏平常的了。看看如此多的“著名学者”为抄袭者狡辩、围攻揭露者，才是比较不常见的。当然，如果没有这么多不以抄袭为耻的“著名学者”，也就不会有抄袭横行的中国学术界了。

2010.4.5.

http://hd.openv.com/pro_play-BTV5prog_20100401_7188649.html

【方舟子按：虽说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联合国提供的中文版本的文件是从英文版本翻译的，而且往往译得辞不达意。这篇《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也是如此，我只根据英文版本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译。
英文原文见：http://www.who.int/entity/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en/20questions_en.pdf
中文版见：http://www.who.int/entity/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en/20questions_ch.pdf
】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
食品安全规划
瑞士日内瓦

2002年10月15日出版

这些问题和解答已由世界卫生组织拟定，以应对世界卫生组织一些会员国政府就转基因食品的性质和安全提出的问题和关注。

1. 何为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生物可界定为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已以非自然发生的方式改变的生物。该技术通常被称为“现代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有时候也称为“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技术”或“遗传工程”。它可使选定的个体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并且还可在不相关的物种之间转移。

这些方法用以产生转基因植物——然后将它们用于培植转基因粮食作物。

2. 为什么要生产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得以开发和销售是因为对这些食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存在着某些感知的好处。这是指将其转变为一种价格较低、利益更大（在耐用或营养价值方面）或二者兼具的产品。最初，转基因种子开发者希望他们的产品获得生产者的接受，因此集中于农民（以及更广泛的食品工业）所重视的革新上。

以转基因生物为基础开发植物的最初目标是改进作物保护。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作物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增强对由昆虫或病毒引起的植物病的抗性或通过增强对除草剂的耐受性提高作物保护水平。

通过将从苏云金芽孢杆菌（BT）这种细菌中生产毒素的基因转入粮食作物，从而实现抗虫害抗性。这种毒素目前在农业中作为常规杀虫剂使用，并且供人食用是安全的。持续产生这种毒素的转基因作物已显示在特定情况下，如在虫害压力大的地方，需要较少量的杀虫剂。

通过从引起植物病的某些病毒中引入一种基因，从而实现抗病毒抗性。抗病毒抗性使植物较不易受这些病毒引起的疾病的影响，使作物产量更高。

通过从传送抗某些除草剂抗性的一种细菌中引入一种基因，从而实现抗除草剂耐受性。在杂草压力大的情况下，利用这些作物已造成减少使用除草剂数量。

3. 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是否不同于传统食品？

一般说来，消费者认为传统食品（通常已食用数千年）是安全的。当采用自然方法开发新的食品时，食品的某些现有特性可以正面或负面方式发生改变。国家食品当局可被要求审查传统食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的确，通过传统培植技术开发的新植物可能没有用风险评估技术做过严格的评价。

对于转基因食品，大多数国家当局认为特定评估是必要的。已建立特定系统就与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关的问题严格评价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对于传统食品，一般不开展类似评价。因此，对这两类食品，在投放市场销售之前的评价程序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规划的目标之一是协助国家当局确定应进行风险评估的食品，包括转基因食品，并建议正确的评估。
4. 如何确定对人类健康的潜在风险？

一般说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估调查：(a)直接健康影响（毒性）；(b)引起过敏反应的趋势（过敏性）；(c)被认为有营养特性或毒性的特定组成部分；(d)插入基因的稳定性；(e)与基因改良有关的营养影响；以及(f)可由基因插入产生的任何非预期影响。

5. 哪些是与人类健康有重要关系的主要问题？

虽然理论讨论已覆盖一系列广泛的方面，但是辩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引起过敏反应的趋势（过敏性）、基因转移和异型杂交。

过敏性。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除非可以证明转入基因的蛋白产物不引起过敏，否则，不赞成从普遍引起过敏的食品转移基因。虽然对传统方法制备的食品一般并不检测过敏性，但是转基因食品测试方案已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评价。未发现与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有关的过敏影响。

基因转移。如转入的遗传物质对人类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将转基因食品的基因转移到身体细胞或胃肠道细菌会引起关注。如果与用来创造转基因生物的抗生素抗性基因被转移的话，则尤其如此。虽然转移的概率低，但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最近鼓励采用不使用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技术。

异型杂交。将基因从转基因植物转移到传统作物或相关野生物种（称为“异型杂交”）以及将传统种子与利用转基因作物培植的种子产生的作物混合，可对食品安全和粮食保障产生间接影响。正如在美利坚合众国只批准作为饲料使用的一种玉米品种的少量玉米出现在供人类食用的玉米产品中所显示的，这是一种实际风险。若干国家已采取战略以减少混合，包括明确分开种植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的田地。

对于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后监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持续监测的可行性和方法正在进行讨论。

6. 如何开展对环境的风险评估？

环境风险评估包括有关的转基因生物和潜在的承受环境。评估过程包括评价转基因生物的特性及其在环境中的影响和稳定性，以及将发生引入的环境的生态特性。评估还包括可由新基因的插入产生的非预期影响。

7. 哪些是对环境有重要关系的问题？

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包括：转基因生物逃脱和潜在将人工基因导入野生种群的能力；在转基因生物获得之后基因的持续性；非目标生物（如非害虫类昆虫）对基因产物的敏感性；基因的稳定性；其它植物系列的减少，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在农业中增加使用化学品。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问题因地方条件而有相当大的差别。

目前的调查集中于：对有益昆虫的潜在有害影响或更快诱发具抗性的昆虫；新植物病原体的潜在产生；对植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的潜在有害后果和在某些地方情况下减少使用重要的作物轮作方法；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转移到其它植物。

8.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不同的转基因生物包括以不同方式插入的各种基因。这意味着应逐案评估个别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并且不可能就所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发表总体声明。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风险评估并且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险。此外，在此类食品获得批准的国家普通大众对这些食品的消费未显示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断利用以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并酌情包括上市销售后监测，应构成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基础。

9. 国家如何管理转基因食品？

各国政府管理转基因食品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尚未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管理。已制定法规的国家主要着重于对消费者健康的风险评估。一般说来，已对转基因食品制定规定的国家通常还管理转基因生物，并顾及健康和环境风险以及与控制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如潜在检测和标签制度）。鉴于关于转基因食品辩论的动力，立法可能会继续发展。

10. 国际市场上有哪些种类的转基因食品？

今天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所有转基因作物已利用三个基本特性之一进行设计：抗虫害损害；抗病毒感染；以及对某些除草剂耐受性。用以改良作物的所有基因均由微生物产生。

作物特性批准的地区/国家

玉米抗虫害：阿根廷，加拿大，南非，美国，欧盟
耐受除草剂：阿根廷，加拿大，美国，欧盟
大豆耐受除草剂：阿根廷，加拿大，南非，美国，欧盟（仅适用于加工）
甘兰型油菜耐受除草剂：加拿大，美国菊苣耐受除草剂欧盟（仅适用于育种目的）
南瓜属植物抗病毒：加拿大，美国
土豆抗虫害/耐受除草剂：加拿大，美国

11. 国际上进行转基因食品贸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目前尚未制定特定的国际管理制度。但是，若干国际组织正在参与对转基因生物制定协议。

食品法典委员会是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负责汇编构成食品法典：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行为守则、准则和建议的联合机构。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在对转基因食品的人类健康风险分析制定原则。这些原则的前提强制规定在逐案基础上开展上市销售前评估，并包括评价（插入基因的）直接影响和（由于新基因的插入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影响。这些原则正处于制订的后期阶段并且预期于2003年7月通过。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对国家立法不产生有约束力的影响，但是特别在世界贸易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中提及，并可在贸易争端的情况下用作参考基准。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对其缔约方有法律约束力的一项环境条约，管制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转基因食品如果包含能够转移或复制遗传物质的改性活生物体，则属于议定书的管辖范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基石是一项要求，即出口者在有意释放到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首次发货之前征得进口者的同意。该议定书将自第50个国家批准之日后第90天起生效。鉴于自2002年6月以来登记的加快交存，可能在2003年初生效。

12. 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是否已通过风险评估？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均已通过由国家当局开展的风险评估。这些不同的评估在总体上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则，包括环境和人类健康风险评估。这些评估是透彻的，它们未表明对人类健康有任何风险。

13. 为什么在一些政治家、公众利益团体和消费者中间，尤其在欧洲，对转基因食品存在担忧？

自1990年代中期在市场上首次引入一种重要的转基因食品（抗除草剂大豆），在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消费者中，尤其在欧洲，对此类食品的担忧不断增多。这涉及若干因素。在1980年代后期 —1990年代初期，数十年分子研究的结果到了公共领域。在此之前，消费者通常并不十分了解该研究的潜力。就食品而言，由于消费者感到现代生物技术正导致产生新的物种，他们开始怀疑安全性。

消费者经常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就药品而言，许多消费者更容易接受生物技术有益于他们的健康（如改进治疗可能性的药品）。就引入欧洲市场的第一批转基因食品而言，这些产品对消费者无明显的直接好处（不更便宜，不增加保存期，味道并不更美）。转基因种子造成每一耕地面积更高产量的潜力应导致更低的价格。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风险 – 效益状况的风险一边。

在欧洲，由于1990年代后半期发生的与转基因食品无关的若干次食品恐慌，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安全性的信心已显著下降。这也已对关于转基因食品可接受性的讨论产生影响。消费者已从消费者健康和环境风险方面对风险评估的有效性提出疑问，特别注重于长期影响。消费组织辩论的其它议题包括过敏性和抗微生物抗性。消费者的担忧已引起讨论对转基因食品加贴标签使能作出知情选择的可取性。同时，已证实，要测出食品中微量转基因生物是困难的：这意味着往往不能测出极低浓度。

14. 这一担忧如何影响转基因食品在欧洲联盟的上市销售？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的担忧已在总体上对转基因产品在欧洲联盟上市销售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它们已造成所谓暂停批准转基因产品投放市场。一般说来，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的上市销售是广泛立法的主题。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已制定共同体法规。

核准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的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并且基本上需要成员国与欧洲委员会之间取得一致意见。在1991年和1998年之间，委员会的一项决定批准18种转基因生物在欧洲联盟上市销售。

自1998年10月以来，未给予进一步授权，并且目前有12项申请尚待审理。一些成员国已援引保障条款以暂时禁止转基因玉米和甘兰型油菜产品在其国家投放市场。目前有9个案例正在审查之中。其中8个案例已由植物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查，委员会认为在所有案例中，成员国提交的资料不能证明它们的禁止是合理的。

在1990年代期间，管理框架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以应对公民、消费者组织和经济从业者的合理担忧（在问题13之下描述）。一项修订的指令将于2002年10月生效。它将就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方面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决策过程更新和加强现有规则。新的指令还预见到对与转基因生物和环境之间互相作用有关的长期影响进行强制监测。

在欧洲联盟，对现代生物技术产生的产品或含有转基因生物的产品必须履行加贴标签。立法还处理转基因物质意外污染传统食品的问题。它对由基因改良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或蛋白质推行1%的最低限值，低于这一限值，则不需要标签。

2001年，欧洲委员会就转基因生物的可追踪性通过了两项新的立法提案，强化目前的标签规则并对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生物以及对有意将它们释放到环境简化批准程序。

欧洲委员会认为，以现有法规为基础的这些新的提案旨在处理成员国的关注问题和树立消费者对批准转基因产品的信心。委员会期望，这些提案的通过将为在欧洲联盟继续批准新的转基因产品铺平道路。

15. 在世界其它地区对转基因食品公开辩论的情况如何？

将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和转基因食品的上市销售已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公开辩论。这一辩论有可能继续，可能在生物技术的其它利用（如在人类医学）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后果这一更广泛的范畴内进行。即使正在辩论的问题通常很相似（成本效益，安全性问题），但是辩论的结果因国家而异。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标签和可追踪性等问题，作为处理消费者关注的一种方法，迄今尚未取得共识。这在过去几年食品法典委员会内讨论期间已变得明显。虽然缺乏对这些主题的共识，但是已就协调关于风险评估的观点取得重大进展。食品法典委员会即将通过关于上市销售前风险评估的原则，并且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也显示国际级日益增多的了解。

最近，南部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已引起对利用转基因食品作为紧急情况下食品援助的注意。该地区若干国家政府提出关切，涉及环境和食品安全恐惧。虽然在一些国家对去壳谷物的分配已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是其它国家已限制利用转基因食品援助和获得不含转基因生物的商品。

16. 世界各地区人们的反应是否与对食品的不同态度有关？

视世界的地区而定，人们往往对食品有着不同的态度。除营养价值之外，食品通常有着社会和历史内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具有宗教重要性。食品和粮食生产的技术改良可在消费者中间，尤其在缺乏关于风险评估工作和成本/效益评价的良好交流的情况下，引起负面反映。

17. 对农民拥有其作物的权利是否有影响？

是的，知识产权可能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辩论中的一项内容，对农民的权利有影响。对知识产权，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下涉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一项协定）的专利权义务，已根据它们对进一步获得作物多样性的后果开展讨论。在医学中利用基因技术这一相关主题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已审查知识产权与平等获得遗传资源和利益共享之间的冲突。该项审查已考虑潜在的垄断问题以及对人类医学基因序列领域新的专利条例的怀疑。这些考虑可能也影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辩论。

18. 为什么某些团体担忧化学工业对农业日益增长的影响？

某些团体对它们认为的几个化学公司对种子市场不可取的控制程度感到担忧。从作物保护良好规范方面以及从整个社会的视角和依附于食品的价值观念来看，可持续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可从利用一系列丰富的作物中获得最大益处。这些团体害怕，由于化学工业在种子市场的利益，农民使用的品种范围可能缩小至主要为转基因作物。这将影响一个社会的口粮篮以及从长远影响作用保护（例如，形成抗虫害抗性和耐受某些除草剂）。专一使用耐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还会使农民依赖这些化学品。这些团体害怕化学工业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它们并不认为可以持续的趋势。

19. 在转基因生物领域可预期有哪些进一步发展？

未来转基因生物可能包括增强抗病或抗旱的植物，营养素水平增高的作物，强化生长特性的鱼类以及产生重要药用蛋白质如疫苗的植物或动物。在国际方面，在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2000年和2001年组织的专家协商会以及食品法典委员会用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特设专题小组以后的工作中可找到对新发展的反应。此项工作已造成从总体上改进和统一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的框架。诸如评价转基因食品过敏性或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安全性等特定问题已包括在内，并且由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组织的一次专家协商会将于2003年注重于转基因动物产生的食品。

20. 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开展哪些工作以改进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将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主要基于两个理由：(1)公共卫生可从生物技术的潜力，例如从增加食品的营养素成份、降低过敏性和更有效的粮食生产中获得巨大好处；以及(2)同样在全球范围内有必要审查消费通过基因改良生产的食品对人类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显然，现代技术如要构成在生产食品的方式方面一项真正改进，必须对其进行透彻评价。此类评价必须是全面的，包括一切的，不能停留在以前分散的不一致的评价系统，只孤立地注重于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开展工作以提出对评价转基因食品的更广泛观点，从而能考虑其它重要因素。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产品的这一更为全面的评价将不仅审议安全性，而且审议食品保障、社会和伦理问题、获取以及能力建设。在这一新方向方面的国际工作以这一领域其它主要国际组织的参与为先决条件。作为第一步，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将于2003年1月讨论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涉及这一主题的报告内容。该报告正与其它主要组织合作编制，主要是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希望这份报告可构成今后行动的基础，以实现对某些转基因食品的更为系统、协调、多组织和国际评价。

    在我们体内，有一类称为抗体的蛋白质，它们就像警察一样，监控着入侵体内的“坏蛋”——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随时准备好调兵遣将将其消灭。不幸的是，正如警察有时会冤枉好人，抗体也会犯糊涂。有时候，抗体会把自身的细胞当成敌人进行攻击，让人患上“自身免疫症”。还有的时候，抗体攻击的虽然是入侵者，但是这些入侵者并不是“坏蛋”（例如没有完全消化就被吸收进体内的食物蛋白质），抗体对它们如临大敌反而对身体造成了伤害，甚至能导致死亡。这种情形，我们叫做过敏。
    抗体有5种，和过敏有关的那种叫IgE。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IgE究竟对身体有什么益处，很可能是专门用来对付入侵体内的寄生虫的。这个作用对现代人来说微不足道，IgE的副作用——过敏才更引人注目。某些食物含有某种能招惹IgE的蛋白质成分，称为抗原。食物中的蛋白质通常在消化道内被消化成氨基酸再被吸收到体内。但是有的蛋白质抵抗胃酸和蛋白酶分解的能力很强，不容易被消化，能少量地穿过消化道的管壁进入血液中。淋巴细胞会大量地生产针对这种抗原的IgE。IgE和一种主要分布在皮肤、呼吸道、消化道的细胞——肥大细胞结合在一起，下次再碰到同一种抗原时，肥大细胞释放出许多能导致炎症的物质，引起了种种过敏症状。
    幸好，对大多数人来说，IgE的表现还算正常。那些所谓过敏体质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只有大约2～8％的人会对某种或某些食物过敏。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主要是海鲜、奶制品、蛋、花生、坚果、大豆、小麦这几类，90％的食物过敏是由这些食物引起的。
    近年来，对食物过敏的案例似乎在增加。我们不知道这是由于过敏因素真的增加了，还是由于人们对食物过敏更关注了。但是绿色和平组织之类的“环保组织”却声称，这是由于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果真如此吗？
    所谓转基因食品，是用转基因粮食作物生产的。转基因作物和同类非转基因作物的区别，在于转入了某种特定的外源基因。例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转入了一种来自土壤细菌的基因，让它具有了抗虫能力。所有的基因的化学成份都是一样的，都由核酸组成。食物中的核酸都在消化道里被消化、分解成小分子才被人体吸收，是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如果真的有人对食物中的核酸过敏的话，那他不仅会对转基因食品过敏，也会对几乎所有的食品过敏，因为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含有大量的核酸。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转基因食品中的那一点点外源基因有可能引起过敏。
    食物过敏都与食物中的某种蛋白质有关。转基因作物中的外源基因是通过制造特定的蛋白质发挥作用的，这种外源蛋白质有没有可能导致过敏呢？研究人员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已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来自已知能引起过敏的食物的基因将不被采用。例如，为了增加大豆中的甲硫氨酸的含量以提高大豆做为饲料的营养价值，一种巴西干果的蛋白质基因曾被转入大豆，但是实验发现这种大豆可能会引起某些人过敏，虽然它本来就没打算让人吃，也未推向市场。
    已知的过敏原大约有500多种。把转基因作物制造的新蛋白质的化学成分及结构与已知的过敏原一一做比较，如果发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会被放弃。大部分的过敏原都难以消化，因此转基因产生的新的蛋白质要检测是否能够快速地被消化，如果不能，该转基因食物也不能供食用。在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和管理之后，含有过敏原的转基因食物能够上市的可能性很小。目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没有一种被发现含有新的过敏原。
    有一种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制造的蛋白质Cry9c不那么容易消化，为慎重起见，美国管理部门规定它只能用来做饲料（其他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则能供人食用）。2000年发现它被快餐店用于制作玉米片、炸玉米卷，引起全国性回收，商家损失惨重，曾经轰动一时。有28个人声称吃了这种转基因食品出现过敏反应。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这些人抽血化验，没能在其体内发现针对Cry9c的IgE，认为他们的声称没有证据。对声称者进行有安慰剂对照的双盲试验，结果也否定了该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
    转基因食品在全球范围内已被几十亿人食用了十几年，未发现因此过敏或出现其他不良反应的案例。相反地，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防止食物过敏。
    有一些人（主要是5岁以下的幼儿）会对大豆过敏，主要是大豆中一种称为P34的蛋白质引起的。2002年，美国科学家用转基因技术让编码P34蛋白质的基因停止作用，大豆就不再生产P34蛋白质这种过敏原了。我们不知道P34蛋白质究竟有何功能，但是看来它对大豆植株的健康无关紧要，这种转基因大豆与天然的品种长得一样好。大豆中还有两种蛋白质会引起过敏。不过，有一些大豆的天然品种缺少这两种过敏蛋白，因此只要让这些野生品种的P34基因不起作用，就可以培育出三种过敏蛋白都没有的大豆，所有对大豆过敏的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了。

2010.3.29.

（《中国青年报》201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