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在当前科学尚未解决地震预报的前提下，只要预报制度还存在，地震谣言就依然有市场
废黜地震预报

本刊记者 王莉萍 方玄昌
《财经》杂志2010年第9期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26日

恐惧来自未知。

4?14青海玉树7.1级地震前后，北京、包头、廊坊、邢台四地再次陆续传出地震谣言，很多居民抱着“宁信其有”的心态被谣言左右，迫使四市地震部门出面辟谣。

与此同时，另一种谣言则直接走向市场，一种号称能够帮助预报地震的“土方法”在网上流传：“把一块磁铁用绳子挂在高处，磁铁上粘一大铁块。地震前地球磁场发生剧烈变化，磁铁会失去磁性。铁块掉下来，发出响声……”这让硬币大小的一块磁铁，在网络上公开叫卖时价格抬高到30元。

更多的公众责问再次指向负责预报的地震局：玉树4月14日凌晨5时39分发生的4.7级“前震”，为什么没有能够帮助预报7.1级“主震”？

这一切问题产生的前提都只有一个：人类对地震了解依然太少。

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官方预报制度？中国应不应该取消预报制度、而把防范工作重点转向其他手段？这一系列问题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已经被一再提出，早已不能回避。

为什么只有中国做预报

玉树震后，地震部门工作人员再次面临盘诘。4月16日，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面对中外媒体说：“地震没有被预报，广大的公众，特别是灾区的群众在流血，我们作为地震工作者，感到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难过。”

如果仅仅是因为“地震没有被预报”，则地震工作者大可不必感到痛心和难过。实际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预报不了地震；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不做地震预报这个工作。

在欧洲和美国，“地震预报”甚至是科学家要回避的字眼。“如果提交给 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或USGS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项目建议书中提到‘地震预报’的话，可以肯定不能获得经费支持。”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维斯（Max Wyss）说。

中国地震局一位预报员向《财经》记者介绍说，美国当年也曾考虑要不要做地震预报，专门委托了兰德公司做调研，兰德公司最终给出的利弊分析是：与其做地震预报，不如将经费投入到工程抗震。

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具有官方预报制度的国家有其历史渊源。1966年3月，周恩来总理站在邢台地震后的废墟上说：“我们不能只留下地震史实，要抓住地震现场不放，希望在你们这一代搞出地震预报。”这被看做是中国作地震预报的“最高指示”。1971年，中国地震局的前身国家地震局宣告成立，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把地震预报作为社会责任和政府工作任务的国家。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从事地质研究工作（现从事化学研究）的高级工程师夏新宇将中国的地震预报局面描述为：中国做地震预报，草创的时候就是政治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产物，直到今天还存在这两方面的压力。

“地震局为地震预报而成立，一开始我们的起点就是应用研究，建立台网。而现在，其他职能如中、小型地震应急救援由民政部主管，大型地震由国务院直接领导，防震减灾工作有专门的防震减灾委员会，抗震工程等也可以由各部门承担。如果不提预报，别的部门会质疑，地震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前述地震预报员介绍说，“1988年地震局的思路改变了，原地矿部副部长方樟顺任局长之后推动了防震减灾和救援，后来宋瑞祥提出了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早在1980年，5位科学家曾联名写信给国务院提出将地震局归到中国科学院。赵紫阳、万里都同意了，地震局党组书记胡克实也同意了，但最终，这个当时已经略显庞大的机构依然被保留下来。

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玉树地震相关信息新闻发布会上，与会记者多次问及地震预报。张国民对“预报”二字避而不答：“地震的预测是社会公众强烈的需求，也是我们地球科学家，特别是地震学家毕生奋斗的最崇高的科学目标和重大的科学难题，为此付出了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国际主流地球物理学界认为，由于人类对地震产生、发生的机理研究还远远不够，准确的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在当前是办不到的，这也是全世界除中国之外所有国家不做地震预报的原因。著名地震科学家、日本东京大学地球与行星物理学系盖勒教授（Robert J. Geller）甚至认为，地震永远不能预报。其依据是，地球是一种自组织临界状态，在这种临界状态，一个小的事件会引发大小不等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同著名的“蝴蝶效应”）。而与同为自组织状态的天气现象不同的是，人们根本无法掌握地球深部无数细结构的临界状，所以地震根本不能预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姚振兴也认为，天气预报可以通过测量、方程计算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来，“但地震，现在到底要测量哪些量都不清楚，对于一些前兆和地震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清楚，无法预报。”

实际上，对于“当前不可能准确预报地震”这一事实，中国地震学界也并不否认。中国地震局前地震预报员（现已退休）孙士鋐说：“经过几十年现在地震预报的水平依然很低，一些方法也仅算是科学界的一种讨论，各家之言而已。”

但4月15日，北京市地震局针对地震谣言发布公告称：“经北京市地震局分析会商，北京地区地震活动正常，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这一公告为辟谣而出，但显然，“北京地区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事实上也可以算是一种预报。这一公告给人传达的信息依然是：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依据前震报主震，这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者取得一些成绩的原因。在这次玉树大震前夕，还发生了一个4.7级的前震（两者震中仅相差十多公里），而地震部门没能由此预报7.1级的大震，青海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处长宋晓明针对媒体说，第一次地震发生后，地震预报部门成立应急预案，迅速对地震的下一步趋势进行研判和会商，正在会商期间便发生了7.1级强震。

对此，张国民说：“每一次地震之前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像这种4级多的地震，在全国各地是经常发生的，是一种较普遍现象。凭一次4级多的地震，马上对后面的大地震做出预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基本事实是，全球每年发生的4级以上地震数以万计，如果每次发生这个规模的有感地震人们都要做出反应等待后面的“大震”，世界各地将时常陷入混乱。

对于在“当前是否能够预报地震”这一问题下地震局专家们表现出来的矛盾，业内人士将其解释为地震局当前所处尴尬境地所致：公然承认不能预报，则地震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地震局内部，部分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前兆研究（包括动物异常），以及根据以往地震的发生数据来进行统计，推测下一次地震发生的时间，这被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民科思维”方式。有地质学家认为所谓的预报其实是科学算命，原因是每次地震事后找到的所谓“前兆”，与地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地震的发生随时间变化并无可靠规律。

谣言多来自“民科”

“对于4月25日-28日可能在北京、天津（小华北地区）出现大地震的结果，乃是对部分专家的预测归纳汇总得出的结论。此预测和汇总非官方信息，仅供参考。”这是一家网站刊登的内容，也是北京地震谣言的源头。其所提到的“部分专家”，主要来自“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中国长期活跃着一群以各种方式预测地震的民间人士。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耿庆国就声称预测到了这次地震，他坚信，地震可以实现短临预报，并且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预测。玉树震后，也有致力于地震研究的民间人士表示，“监测到玉树地区震前有异常”。

按照有关规定，各地专业地震机构、工作人员和非专业单位及个人在预报地震时必须要填地震预报卡，地震预报卡包括时间、地点、震级等地震三要素，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统筹管理。耿庆国曾递交给中国地震台网中心14 张地震预报卡（截止2008年年中），但无一发生对应地震，预报准确率为0%。

但公众并不能获得这些民间人士“预报”准确率的具体信息，因此其谣言传播依然具备土壤。加上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误导，中国人普遍相信动物异常行为可以预示地震，以及“小震闹，大震到”这些“常识”；一些民众甚至有了“千年以前张衡就能预测地震，现在怎么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候风地动仪”只能在地震发生之后感知地震。

玉树地震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东分析说：“关于地震谣传，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出现过，但是总体来看，地震知识普及得比较好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方面的情况就好一些。”

相比之下，在美国和日本，政府和公众都清楚地震不能预报，所以注重平时的防范意识和准备工作，各种预报谣言不成气候。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时勘则从大众心理学角度为《财经》记者分析了公众广受谣言影响的背景：“当我们对一个问题不确信时，需要寻找一个合理解释，以满足认识。”

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则将地震谣言产生的根源（也即“对一个问题不确信”之源）直指中国地震局：“只要依然有‘地震预报’的官方声音存在，只要地震预报制度还存在，老百姓依然会对地震预报抱有希望，地震谣言就依然有市场。”

要预警，不要预报？

尽管地震谣言在西方“不成气候”，但在海地、智利和中国玉树一系列大地震发生之后，西方少数非科学界人士确实开始怀疑影片《2012》中的场景是否会真的出现。4月18日，英国《卫报》报道说，美国有实业家已经开始为自己规划能够抵挡核爆、大地震以及洪水的“末日地堡”，且应者甚众。

孙士鋐分析认为，近9个月全球地震活动频次明显高于平均值。“我们有理由认为全球现在进入地震活动的相对活跃期。”

但玉树地震之后，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专门刊出文章否认了这一观点。文章说，从1900年开始，全世界平均每年发生16次大地震（7级及7级以上），其中1986年只有6次，而1943年则达到32次。今年前四个月发生了6次大地震，在正常范围；而从2009年4月15日到2010年4月14日，共发生了18次大地震，这个数字也属于预期的变化范围。

美国地质勘探局将最近地震显得异常频繁的原因归结为前一段时间几个大地震不巧发生在人口相对密集区。

也就是说，对目前地震发生的全球趋势，科学界不认为有明显的异常，也不存在什么变化规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倪四道认为，地震的短临预报目前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地震预警技术，有效减少地震灾害。

自汶川大地震以来，新一轮地震知识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对地震预警的重视是最有价值的遗产。

地震预警，指的是在地震发生以后，利用地震波与电磁波之间的几秒到几十秒时间差，抢在地震波传播到某一地区前告诉公众躲避到更加安全的区域，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员伤亡。

地震危险性评估也是预警系统的一部分。利用地球科学可以对一个地区做相对准确的评估，如果该地地震危险性比较大，就相应提高建筑设防。

与中国的官方预报制度不同，美国、日本等国科学家做的是“评估”工作。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其网站上明确表示，他们会借助科学的数据，计算未来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比如科学家预测在未来 30年内，旧金山湾区发生一次重大地震的概率为 67%，而南加利福尼亚的概率是 60%，他们凭此致力于通过提高基础设施的安全等级来长期减弱地震的危害。

美国、日本、墨西哥是最早应用地震速报与预警的国家。近年来，很多国家对这项技术产生了兴趣，包括澳大利亚、德国、土耳其等。中国台湾也已将地震预警技术纳入实用。

但至今，中国目前似乎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质行动，在《中国地震局支出预算表》里面，并无“地震预警”这一项；其“科学技术”这一大项支出里面，所占比例最大的是表述略显含糊的“应用研究”。

分成两集，分别在5月1日（星期六）、2日（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播出。其发在网上的预告（有30秒片花）的标题分别是《破除“地震不可预测”的迷信》、《”请把地震预测信息告诉我！”》，倾向性极其明显。不知道是预告发布者的失误还是深圳卫视的确有此倾向，如果是后者，难怪会连在网上发布地震预报骗钱敛财的江湖骗子都请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ac6110100ilyj.html

预告：破除“地震不可预测”的迷信

灾难频发，地震能否预测再现争议，对峙双方首次电视激辩。
孙士鋐:’现阶段不能预测’
方舟子:’任何地方的科学家都不曾预测过一次大地震’
任振球:’要破除地震不可预报的迷信’
虎皮鹦鹉、天地耦合预震，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
方舟子:’都是伪科学迷信的内容’
任振球:’这是诬陷、武断’
5月1日本周六晚10点30分，《22度观察》汇聚多方意见，为您解读地震预测背后的玄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ac6110100ilyl.html

预告：”请把地震预测信息告诉我！”

安民，扰民，地震预测信息该不该公开化？
杨延超:’科学面前人人平等，无论震与不震都请告诉我’
预震，防震，轻重缓急如何选择？
孙士鋐:’非发达国家是倾向于搞地震预报’
方玄昌:’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预警和工程防控这方面去，这是明智的一种举动’
5月2日本周日晚10点30日，专家汇聚《22度观察》，探讨如何远离灾难。

    昨天晚上深圳卫视“22度观察”地震预测辩论节目录制现场，有一位台下嘉宾（因为节目录制前见到此人在贵宾室，所以知道不是普通观众）站起来发言，问我：“方舟子，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心想，是不是又遇到范良藻式的人物了？（几年前一虎一席谈辩论伪科学时，范良藻也是这么问我的。）虽然在贵宾室曾见到他和地震局前首席预报员孙士鋐谈得甚欢，但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孤陋寡闻：“不知道。”他又问：“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方法预测地震的吗？”我反问道：“有必要知道吗？”他又说：“你刚才说地震预测都是伪科学……”我纠正说：“我说的是现在号称能准确预测地震的都是伪科学，至少是不科学。”他说：“那是你改口了。”然后慷慨激昂地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用什么方法预测地震，你凭什么说我是伪科学，你自己就没有科学态度。”我张口要反驳（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人跟我说他在研究永动机，我不必知道他是谁、怎么研究，也敢说他是在搞伪科学。”），被主持人打住，要我们听他说。于是此人就大谈自己预测地震的经历，发明了一个通过捕捉中微子来预测地震的仪器，曾经和国家地震局合作准确预测了攀枝花的地震，现在每天在博客上发布地震预报，请大家关注其博客云云。等他谈完了，主持人却不让我回应，把话题转开了，否则我想说：“现在听你讲完了，我更敢说你这是典型的伪科学。你要是用那么简陋的仪器能够捕捉到中微子，别搞地震预测了，拿诺贝尔物理奖去！”

    后来，方玄昌谈到，“天地生人”搞的那个“灾害预测委员会”不久前曾在网上发布预测说4月28日北京、天津要发生大地震，已被证伪了，孙士鋐又有点气急败坏地指责我们无知，是法盲，不知道国家禁止个人发布地震预报，在这里发预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反驳说，我们是在揭露谣言，如果要追究法律责任，要抓也应该抓发布预报的人，比如刚才说自己天天在网上发地震预报的（我指了指那个捕捉中微子的高人）。

    今天读到此人一篇博客文章，吹嘘他是如何挑战我的：“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方舟子，一个被称之为反伪科学的斗士变得哑口无言，大汗淋淋，无语……尔后还叫喊、要抓乱测地震的就第一个把我抓起来。”才知道原来这位高人的大名叫做杨智敏（原是贵阳市京剧团下岗职工），而他也的确几乎天天在其搜狐博客上（http://aaaaa0166.blog.sohu.com）发布中国某地即将发生地震的预报，读者还很不少，每个预报帖子的点击都有好几万。他起初是毫不掩饰，直接发地震预报，后来大概经人指点知道这么做是犯法的，所以用了两个办法来遮人耳目：一个办法是给地震预报帖取一个政治正确的标题，例如“在党的领导下, 在胡主席的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爱党, 爱祖国,”，如果只看标题，决不会想到其内容是在发布地震预报；另一个办法是用天气预报的形式发布，用“大雨、中雨”来表示“大地震、中地震”，用“风力”来表示震级，但其内容显然是地震预报。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二十九条：“除发表本人或者本单位对长期、中期地震活动趋势的研究成果及进行相关学术交流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第八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或者在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扰乱社会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杨智敏发布的是短期、临震预报，显然违法，而且让人给他捐款，更有骗钱之嫌。奇怪的是，此人自2007年9月就开始在其搜狐博客上发布地震预报，发了无数预报帖子，却不仅没有被公安机关请去喝茶，反而越来越嚣张，越来越风光，不仅和很懂法律的地震局前首席预报员打得火热，现在还能上电视推销自己了。相比之下，那些只是在网上发了一个地震预报帖子就被抓起来的，就太倒霉了。杨智敏能够如此超脱于法律之外，莫非是因为有地震局的“专家”当其后台？

今晚参加了深圳卫视“22度观察”辩论地震能否被准确预测的节目录制。共有6个嘉宾，我、方玄昌、孙士鋐坐一边，任振球、郭安宁和一个姓杨的律师坐另一边。

事先问了一下编导都请了什么嘉宾，但不知道也找了伪科学大本营“天地生人”的人当嘉宾和观众，据说是他们临时要求去的。其中任振球是嘉宾，见到又有一个现场批斗我的机会（上次是在一虎一席谈辩论伪科学的节目），激动得不行，时不时地站起来指责说我是拿美国的钱来破坏中国科技创新的、是妨碍中国科技创新的罪魁祸首云云。录制完了意犹未尽，在休息室还抓住我骂我是“大汉奸”，冲我肩膀打了一拳。他在出门时激动地摔了一跤。如果知道此人会去，我就不去了，免得出人命。

最怪异的是地震局前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坐到不相信地震能被预测的我们这一边。我知道此人是一贯相信能用伪科学乃至迷信的方法预测地震的，不久前我才在《相关与因果》一文中不点名批评过此人迷信。事先我知道他会去，还以为是要去和他辩论的，后来得知他是我们这一边的，吓了一跳，表示反对。但编导说孙的观点是认为目前无法预测地震，我还以为孙改变立场了，或者至少会收敛点。没想到他虽然一开始也表示了一下目前无法预报地震，却处处和我们唱反调，大谈民间有预测高人，又说起有些人有特异功能，能事先感应到地震的发生，比如这次在湖南常德就有人接收到玉树地震的震前信息发生耳鸣，向他报告了。他还相信北京工业大学李均之养的虎皮鹦鹉能预报地震。我当然批他，本来坐在一起的两个人成了对头。

孙的狂妄自大令人吃惊。我引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他就说美国人的东西不可信，不屑地冷笑，连我说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每年全世界平均发生18次7级以上的地震，他都不以为然，说那是美国地质调查局毫无根据的道听途说！

此人的不学无术更是一绝，居然分不清震级和烈度的区别，说北京的建筑能抗6级地震，方玄昌和我纠正他说应该用地震烈度评价地震的破坏程度，他居然说我们无知，坐对面的另三个人也就跟着说我们无知。（按：北京建筑的抗震标准为8度，不是6级。震级和烈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对这种“专家”最不客气。他质问我为什么用美国人的数据，不用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我说：“因为我不相信地震局，地震局里有很多搞伪科学、迷信的人，还有搞学术腐败的。”他说美国地质调查局不可信，我就说那你写论文去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商榷啊。他说我无知，我马上就说你才无知，对地震这么无知的人也能在地震局混。这些话估计都会被剪掉。

结果变成了方玄昌和我两个人对四个人。另一边还有个地震“专家”，自称预测出玉树地震的兰州地震局研究员郭安宁。编导显然是计划把孙士鋐当成我们这方的地震专家的，但找错了人，让伪科学那方有两个是地震局的“专家”，反而显得我们这边不专业。因为我的话老被对方打断，不得不扯着嗓门说，又被灯烤得满头是汗，更显得心虚了，呵呵。

观众倒没有一边倒。“天地生人”的骨干、从小在北京长大、住在北京的“英籍华人”陈一文也去当观众，主持人却说他是远道而来（不知是否以为他真的是从英国来的），给了他好几次发言机会。观众有几个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学生，是支持我们的。观众中还有一个江湖人士吹嘘他在网上预测地震如何如何准确，他的仪器能通过捕捉“中微子”来预测地震，很搞笑。

见习记者张潇 本报记者张佳
2010-04-28西安日报

因为引入学术不端系统检测，毕业生们大多不敢在网上找资料，图书馆成为他们查找资料的重要场所。

看着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显示22%的重合率，接受论文检测的同学庆幸自己躲过了25%的“警戒线”。

核心提示

学术不端事件近年时有发生，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的学术道德产生了不良影响。201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主持召开了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座谈会，在会上指出，对学术不端行为要采取“零宽容”政策，严格要求，严厉约束，有一个处理一个，并公开曝光，决不让弄虚作假、剽窃抄袭行为有立足之地。去年以来，国内知名大学相继建立“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用来检测毕业生论文的“真假”。今年，西安部分高校也引入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新一届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面对这一检测系统，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4月，正值西安部分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一审期间。西北大学对今年参加一审的论文启用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刚刚递交了论文的研究生小李心中有些忐忑：“我对这个系统不太了解，以往写论文从没接受过检测，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顺利通过。”

与小李有着同样感受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毕竟，被“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查出造假，不仅是论文通不过，重要的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颜面，丢人事大。

引入高校毕业论文接受严格检测

今年年初，包括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在内的部分高校，相继引入了“学术不端检测仪”系统，通过该软件系统检测，一旦认定论文的结果为抄袭，就直接影响授予毕业生学位。

所谓“学术不端检测仪”，是指利用全文文献为比对资源，通过软件全面检测学术不端行为的系统，该系统由CNKI（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于2009年研发成功，功能类似的还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副教授等人开发的“ROST反剽窃系统”。

“学术不端检测仪”从2009年3月起在部分高校研究生院开始使用。该系统的官方操作介绍说：到目前为止，仅对研究生学术论文的检测，其检测量已达到20万篇次。在每一次检测过程中，待检文章首先按照篇章、段落、句子等层级分层处理，然后创建指纹。指纹即语言的特征，就好像每个人说话的口头禅，之后比对数据库中的比对文献。通俗来说，就是将论文和数据库进行比对，根据其重合处的比例，判断该论文是否存在抄袭行为。通常情况下，高校将这个重合比的限度定为25%~30%。若检测发现超过这个比率，论文就会被提交至该校学术委员会来判定是否存在抄袭行为。

学术检测软件去年首先在武汉部分高校“试水”，4月25日，位于武汉市的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应届毕业研究生司帅告诉记者：“我是学理科的，理工科的学生都是在个人实验或是实践基础上做的论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多一些，不像文科生那样纯理论的东西多。”在顺利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检测后，司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只要是自己亲自做的毕业论文都能顺利通过，主要是文献综述部分管制比较严格，对不用功写论文的人影响很大。但对文科类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毕业设计一般均基于理论，比较容易和原有的文献雷同，相对受限制多些。”　　

直接效果做论文再不敢粘贴复制

对于“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应用，校方则认为这是保证学术纯洁的基本做法。西北大学学位办一位寇姓老师表示，“这个系统尚处于起步阶段，出现问题的原因我们也在分析研究。”

寇老师告诉记者，自从2009年西北大学开始启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以来，学生做论文时再也不敢粘贴、复制了事，写论文的态度明显比以前端正了很多。对于同学们的担心，她表示，学校在评定论文时发挥导师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机构）的作用，对于检测结果，评判引用是否恰当不会单纯依赖机器检测，这一点足以规避检测系统的弊端。“我们希望同学们明白，导师都是专家级的教授，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比较熟悉，单纯的变动和改写很难蒙混过关。校方还是希望同学们认真写作。”

西北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端正学风势在必行，“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只是简单的第一关，在论文检测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导师。学生在论文中是否有抄袭行为，与老师平时的教育和训练是分不开的。“一般情况下，一篇经过认真思考、逻辑严谨的规范论文，不太可能出现学术不端问题。我们教育学生，不管是平时做作业还是做毕业论文，都要求学术规范，即使是引用一两句话，也要说明出处。平时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是不会抄袭的，毕竟，被检查出问题是一件羞耻的事。”　　

下有对策学生揣摩“反检测攻略”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从一开始就受到许多学生的质疑。西安交通大学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小马认为，论文原本就是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撰写过程中避免不了参考别人的学术成果，如果用一个“标准化”的软件来界定一篇由具备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写的文章，很可能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

在网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对这个系统也特别关心，在一片质疑声中，有人总结出了“反检测攻略”。网友“十字花剑”说，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完全改写。先找到参考资料，从中挑选出相关内容，再精心拼凑。最关键的是，最后把语句从头到尾修改一遍，用近义词、同义词重新表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小陈私下将自己的“秘笈”告诉记者：“我把那些文章（引用别人的论文）先用金山快译等翻译软件译成英文，再翻译回中文，甚至都不用仔细改写。老师用软件反抄袭，我也用软件来破解。”西北大学的研究生翟洋（化名）则表示自己的方法“令人难以察觉”：由于高校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软件所用的都是中国论文库，抄袭国外的文章是检测不出来的。英语底子不错的她在自己的论文中直接“搬上”了她翻译的国外论文。她说这样既能避免“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查杀”，又能让自己的论文显得有深度，顺利过关。

除了写作攻略，学生们在网上还发现了一个“对付”学术不端监测系统的办法。在一些购物网站上，可以为自己的论文先做个检测，根据得到的结果自行修改。记者在某知名购物网站上输入“学术不端检测”的检索词条，立刻出现了几百家提供此项服务的“店铺”，这些“店铺”的检测费用从50元到350元不等。随机点开一个店主名为“吴修修”的网络店铺，一行特别撰写的说明映入眼帘：本人为高校内部人员，保证检测质量。仅这项服务，吴修修的“店铺”30天就成交了152次。　

正本清源才能刹住学术不端之风

虽然学校方面一再表示有能力规避系统的弊端，但仍有不少毕业生担心：除了学生自身的问题，管理严格与否也与学术不端行为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很多高校，有些导师带的学生多达十几个，任务量很大，因此严格的学术要求在现实操作中会被打折扣。到了论文修改阶段，有些导师分身乏术，甚至会把修改硕士生论文的工作交给自己的博士生，这就增大了出现问题的几率。

在学术界被称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对这个检测系统存有异议，他表示，“用这种检测系统来检测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省事、懒惰的学术检测，这种量化考核不合理、很荒唐。理科实验中因为方法和步骤的原因，造成重复率高是很容易出现的，直接得出抄袭是不合理的。”他告诉记者，30%的标准也很荒唐，如果抄袭问题出现在论文的核心部分，即使重合率不到30%也是抄袭。国外也有类似的系统，多在教授做初步检查时使用，要求很严格，一两个核心句子有重复都不允许。国内制定的标准，通过也不代表没抄袭，没通过也不能代表有抄袭行为。现在高校普遍采用这个检测系统，主要还是学术不端之风盛行，老师没有精力一个个仔细看学生论文，检查出问题处罚也不严格。在国外，认定学术抄袭会有非常严厉的处罚，甚至会被开除。

方舟子认为，要端正学术之风，只能从根源抓起。目前，这个系统主要针对学生，对老师方面的学术规范很不完善，这对建立学生的学术规范认知非常不利。应该先加强对老师学术不端的处罚力度，高校学术委员会不应只在有人举报时才检查一下。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有效树立起学术规范，学术不端之风才能及时刹住。

应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是规避学术抄袭的一种手段，然而，围绕“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带来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西北政法大学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小刘表示，“其实无论怎样争论，我们都希望在某一天，学术不端的行为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中国大学未能解决剽窃问题

记者：Yojana Sharma
翻译：方舟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0年4月25日，第121期

　　中国大学未能打击剽窃，尽管教育部在一年前破天荒地发给他们一份通知，要求他们负责调查和处理泛滥的造假问题。

　　由于像方是民这样的敢说话的斗士的揭露，许多引人注目的案例才得以曝光。方是民以方舟子为笔名写作，用其受欢迎的新语丝网站揭露学术造假。

　　剽窃案例并不是由大学自己清除的，而是由个人报告给网上论坛或新语丝网站，然后由在美国受过生物化学训练的方舟子严谨地跟踪和审核。

　　但是，方舟子近年来披露的900多起学术腐败案件中，只有20起由大学做了处罚。受处罚的多数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方舟子说。

　　新近暴露的剽窃和造假案大部分是科学方面的。但是中国文化杂志《花岗斋》的读者正密切关注一起文学剽窃大案，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王彬彬指控北京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剽窃他人的作品，未注明是引用。

　　学术界人士说，这个案子有意思的是，争论是由王彬彬本人公开挑起的，而不是由互联网上的博客写手或其他揭发者。

　　据爆出这个事件的《南方都市报》的说法，难得见到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别人。

　　这一指控涉及汪晖研究中国经典文学巨人鲁迅的论文，该论文是1985年他还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生时发表的【译按：此处有误，汪晖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后来印成书出版。这个事件表明当局允许公开几十年前的旧案，试验剽窃指控能公开追溯到什么程度而不会危及大学的名声。

　　王彬彬与汪晖的争论被视为一个试验性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没有涉及到有可能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著名科研成果。

　　即便如此，对学者的剽窃指控还是很敏感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发现在互联网论坛上某些关于这个争论的帖子被删掉，代以显然是故意要误导人的消息：“学术界已澄清了此事。”——这个对报纸报道的擅自改写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王彬彬与汪晖的争论的另一个不寻常之处是，其他学者公开地站队支持两人中的一个。媒体引用政府智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赵京华的话声称，被王彬彬认为是抄袭的例子属于“引用不当”。

　　“那是技术问题，不是不道德的剽窃问题，”赵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告诉《南方都市报》它“经常遇到剽窃案”。

　　学术剽窃问题被归咎于中国在“学术规范”或什么算剽窃方面缺乏共识。有些学者甚至争论说采用西方标准将会“限制学术自由”，该报说。

　　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界缺少西方机构具有的那种正式、严格的同行评议过程。

　　在几年前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开除风波之后，近年来大学当局似乎没有胃口再对学术剽窃采取行动。

　　但是今年3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的6名教授反复地张贴致学校的公开信，并揭露该校李连生发表的论文并不属于其能量研究的专业范围之后，李连生被开除了。

　　这六名教授用实名揭露李连生剽窃他人工作的30个例子。一开始，他们遭到校方的反驳，但是在距他们首次指控两年多之后，李连生终于被开除了。

　　中国学者认为，大学难得执行制定的规章。方舟子说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严肃地对待剽窃问题。即便在学者遭到指控后，许多机构宁愿视而不见，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能够带来国际资金的著名研究人员。

　　由于特别关注中国在科学方面的国际名声，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批评中国的科研造假，以及其他西方学术界的批评之后，教育部才给大学发了第一份关于处理学术剽窃问题的通知，其中包括要采取法律行动和开除肇事者。

　　去年3月份发出的通知要求大学为教师和学生办班“提高他们对学术规范的认识”。

　　“这些措施是为了建立长期预防机制让学术界保持‘干净’，”教育部发言人许梅当时说。

　　三年前科技部设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但是方舟子说，该办公室迄今没有调查过一个案例。他相信这些部定规章不太可能被执行。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00424180813702

CHINA: Universities fail to tackle plagiarism
Yojana Sharma
25 April 2010
Issue: 121

China’s universities are failing to crack down on plagiarism despite an unprecedented education ministry circular sent to them a year ago making them responsible for investigating and dealing with rampant cheating.

A number of high-profile cases have only come to light thanks to outspoken campaigners such as Fang Shimin* with his popular literary New Threads website written under his pseudonym Fang Zhouzi and used to highlight academic fraud.

Rather than being rooted out by the universities themselves, individuals report cases of plagiarism to online forums or the New Threads blog, which are then rigorously followed up and checked by Fang, a US-educated biochemist.

But of more than 900 cases of academic corruption highlighted by Fang in recent years, just 20 have resulted in punishment by universities. Most involve students rather than academics, Fang said.

The majority of plagiarism and fraud cases recently exposed have been in the sciences. But readers of a Chinese cultural magazine Granite Studio have been avidly following a major literary plagiarism case where Nanjing University literature professor Wang Binbin accused Professor Wang Hui at the prestigious Q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of stealing from other works without citation.

Academics say that what i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case is that the spat was brought into the open by Wang Binbin himself, rather than being by bloggers and other whistleblowers on the internet.

According to the Nandu Times, a daily newspaper which broke the story, actual instances of criticising someone by name are rarely seen.

The accusation relate to Wang Hui’s dissertation on the classic Chinese literary giant Lu Xun, published while he was a doctoral student at Nanjing University in 1985 and later published as a book.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ecades-old dispute is being allowed into the open by the authorities to test how far to allow plagiarism accusations to be aired without jeopardising a university’s reputation.

The Wang Binbin vs Wang Hui dispute is seen as a test case, in part because it does not relate to high-profile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undermine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Even so, in an indication of the sensitive nature of plagiarism accusations against academics, Nandu Times reporters found that some posts on the dispute in internet forums had been deleted and replaced with a message that was clearly intended to mislead: “Academic circles have already clarified this issue,” unofficial translations from the newspaper widely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state.

Another unusual aspect of the Wang vs Wang case is that other academics have openly weighed in to side with one or other of the two academics involved.

Zhao Zhinghua, a professor at a state-run think-tank,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s quoted as claiming that Wang Binbin’s examples of supposed plagiarism were “quotations with non-standard citations”.

“That is a problem of technique, not a moral question of plagiarism,” Zhao sai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cently told the Nandu Times that it “often encounters cases of plagiarism”.

The academic plagiarism problem was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consensus in China over ‘academic standards’, or what constituted plagiarism. Some academics even argued that adopting Western standards would “limit academic freedom”, the newspaper said.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academics lack the formal and rigorous peer review process in place in Western institutions, the Times said.

After a spate of sackings a few years ago, there appeared to be little stomach for action against academic plagiarism by university authorities in recent years.

But in March this year, Li Liansheng fro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sacked after six of his colleagues repeatedly posted letters to the university and on the internet highlighting that the area in which Li had published was not within his area of expertise of energy studies.

Using their real names, the six professors exposed some 30 examples of Li plagiarising the works of others. At first they were rebuk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it was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their first complaint that Li was finally sacked.

Universities rarely enforce the rules, according to academics in China. Fang said the country has never taken plagiarism seriously. Even when academics were implicated, many institutions turned a blind eye, rather than lose a high-profile researcher who could bring in international funding.

Concerned about China’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science in particular, it was only after complaints by the British-based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about faked scientific results and complaints by other Western academics,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ry issued its first circular to universities to deal with academic plagiarism, including taking legal action and sacking perpetrators.

The circular issued in March last year ordered universities to set up workshops for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awareness of academic discipline”.

“These measures are intended to build up a long-term prevention mechanism to keep the academic field ‘clean’,” said Xu Mei, a ministry spokeswoman, said at the time.

Three years ago, the Minist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tablished an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yet not a single case has been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Fang. He believes the rules drawn up by the ministries are unlikely to be enforced.

* The ‘China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Integrity Watch blog closely follows the work of Fang.

袁越（发自英国、菲律宾）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16期

导言

转基因农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还不够好。

正文

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来自达尔文，正是他提出了进化论，人类这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祖先，使用同一套遗传密码。但是，人类直到1973年才找到了操纵遗传密码的方法。那一年，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斯坦利·柯恩（Stanley Cohen）从一种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DNA片段，把它塞进了大肠杆菌的环形DNA链（Plasmid，质粒）中，让这个“蒙在鼓里”的单细胞生物成为第一个被人类转了基因的物种。

柯恩采用的方法并不是他原创的，而是借鉴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化学家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1978年，波伊尔成功地把人类胰岛素基因转进了大肠杆菌，“骗”它们生产出和真品完全一样的人胰岛素。在此之前，糖尿病人只能使用从牛或者猪身上提取出来的动物胰岛素，效率不高。

自那以后，已经有多种蛋白质药物通过转基因的方式被生产了出来，其中包括人干扰素、人类生长激素、红细胞生成素和乙型肝炎疫苗等多种常用药物，都未引起争议。另外，采用转基因方式生产出来的凝乳酶也早就被应用于奶酪的生产，同样也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当转基因农作物问世后遭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弹时，科学家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欧洲反对转基因农业的第一次浪潮大概是从1999年开始的。”英国牛津大学植物学系教授廉姆·多兰（Liam Dolan）对本刊记者说：“早期的反对者都喜欢走极端，而当时的科学界对这股反对转基因的声浪缺乏准备，应答不当，也走了极端，因此那段时间双方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在争吵。这种争吵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正常讨论，而是在斗气，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作为转基因植物领域的资深研究者，多兰教授担任过数家英国主流媒体的科学顾问，亲自参与过多场电视辩论。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第一波转基因辩论的正方大都来自孟山都（Monsanto）公司这样的跨国生物技术巨头，反方则大都来自绿色和平这样的极端环保组织，以及宗教界人士。反方的动机主要来自对新技术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扮演上帝”的恐惧，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探讨转基因技术的优劣，而是一心要搞垮这个行业。所以，反方经常采取胡搅蛮缠的方式，散布了大量毫无科学根据的谣言，以此来迷惑公众。同样，正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也说过很多不科学的话。比如曾经有个有机农场控告孟山都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造成了基因污染，孟山都矢口否认，事实上搞研究的人都知道，基因在野外的扩散是很难避免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基因扩散是一种常见现象，并不可怕，但应该向公众解释清楚为什么不可怕，而不是含糊其辞。”多兰教授说：“孟山都这么做就会给人抓住把柄，让反方质疑他们的动机，结果适得其反。”

根据多兰教授的观察，欧洲近年来对待转基因农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消费者的态度开始软化，愿意去了解转基因技术的好处了。“我记得5年前的《卫报》一提到转基因全都是反对的，但今年开始出现了正面的评论文章。”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如今的电视辩论也发生了变化，参加辩论的双方不再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而是出现了很多持有中间立场的辩手，他们承认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大家的分歧是在技术层面，这样的辩论就有营养多了，也容易出现积极的结果。”

可惜的是，由于中国政府去年11月为两种转基因农作物颁发生物安全证书而引发的大辩论似乎又在重复欧洲走过的老路，一方气势汹汹，棍棒满天飞，另一方神神秘秘，迟迟不做回应。老百姓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

转基因农业的疑问与解惑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反方的立场，不难发现反对转基因农业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其中大部分观点都站不住脚，有些甚至是赤裸裸的谎言。

首先，反方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比如有人认为转基因水稻“虫子都不吃，人哪敢吃？”事实上，这个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转基因抗虫水稻转的是一种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基因，俗称Bt。只有鳞翅目昆虫（比如棉铃虫和玉米螟）的消化系统才会对Bt蛋白质起反应，哺乳动物的肠道内没有相应的受体，不可能中毒。事实上，Bt蛋白作为有机杀虫剂已经被人类使用了50年以上，从来没出过问题。

还有人说Bt蛋白会导致过敏反应，这也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台湾台中荣民医院过敏科主任蔡肇基博士曾经对本刊记者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当初台湾打算引进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委托蔡医生对Bt蛋白的致敏性进行检查。蔡医生发现Bt蛋白和尘螨表面的一种蛋白质有7个氨基酸顺序是一样的，虽然目前通常认为两种蛋白质必须有8个以上的氨基酸顺序一样才能导致同样的过敏反应，但为了保险起见，台湾有关当局还是决定暂停颁发进口许可证，委托蔡医生进行调查，直到调查结果证明Bt蛋白是安全的，才终于放行。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全世界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监督体系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因为这个行业太敏感了，一旦出现一次事故，整个行业就要遭殃。相比之下，人们对传统育种、农药和食品添加剂的警惕性远不如对转基因食品高，目前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全都出在这些领域。

其次，反方认为转基因农作物会破坏环境，比如造成基因污染，破坏生物多样性，导致昆虫灭绝或者产生抗性等等。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证明只要处理得当，这些问题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基因确实有可能扩散，但一来几率很低，二来自然界已经存在这些基因，扩散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生物多样性破坏最大的是农业本身，转基因技术能够提高产量，减少耕地面积，反而是有益的。为了减少转基因农作物对昆虫的影响，国际上都规定必须在转基因农田里保留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避难所”，所以迄今为止尚无一例昆虫因吃了转基因农作物而产生抗性的案例出现。比如，转Bt棉花在中国北方商业化种植已经超过10年，棉铃虫尚未对Bt蛋白产生抗性。另外，抗虫蛋白其实有很多种，即使针对一种蛋白出现了抗性，只要换一种蛋白就可以了。

第三，反方认为转基因农作物的专利都控制在发达国家或者少数大公司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支付大笔专利费才能使用这些技术，这等于把国家的粮食安全交给外国人。这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总部设在菲律宾的世界水稻研究所（IRRI）专利部门的负责人杰拉德·贝里（Gerard Barry）博士对本刊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专利都是有适用范围的，美国专利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有很多办法规避。更何况中国科学家目前正在进行的转基因研究使用的都是早已成熟的技术，原来的专利早就过期了。”贝里博士甚至认为，中国有可能从转基因技术中获益，因为中国政府最近5年加大了这方面的科研投入，试图和孟山都等跨国公司争夺市场。“中国政府意识到，农业领域最大的利润空间来自专利农产品的出口，也就是发展出拥有自主产权的农产品，再卖给其他国家。因此，中国恰恰是目前农业新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知识产权中心提供的数据，中国去年颁发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农作物的专利权都在中国手里，公众无须担心。

第四，反方认为转基因农业帮不了穷人，反而会帮助发达国家控制穷国的农业市场，挤压穷国农民的生存空间。这个论点看似合理，但也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没人认为转基因农业是万能药，所有人都同意要想解决贫困问题，必须从多方面下手。菲律宾是南亚地区转基因农业进行得最好的国家，现任总统阿罗约就曾发表讲话指出，发展转基因农业是菲律宾的国策，因为这是保障菲律宾粮食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

必须承认，目前市场上存在的转基因农作物大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的需要而研制出来的，但这不等于发展中国家就无法有效地使用转基因技术，中国、菲律宾和印度等国的例子就是明证。事实上，任何一种新技术在刚刚起步的时候都必须过商业化这一关，转基因技术也不例外。目前该领域的科学家大都集中在跨国公司，追逐利益是他们的天性，但这恰好说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需要全社会的扶持和帮助，否则就会被跨国公司所垄断，无法发挥它的优势。

转基因农业的问题

既然转基因农业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很多欧洲国家反对这项技术呢？“欧洲人不需要转基因，我们的粮食够吃了。”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解释说：“农业不是欧洲人关心的重点，我们更希望维持现状，保护欧洲传统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很多欧洲人反对的不是转基因技术本身，而是这项技术对传统农业方式的改变。”

“转基因只是一项技术，人类对任何技术都应该有选择权，不需要它的时候就不用。”现已退休的菲律宾大学昆虫学家艾米丽娜·博纳多（Emiliana Bernardo）博士对本刊记者说：“比如有些地方没有玉米螟，就不必种植转Bt基因的玉米。有的地方习惯人工除草，就不必种植转了抗除草剂的玉米。同理，任何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国情，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

问题在于，转基因技术是否是人类必须采用的一种新技术呢？种种迹象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就拿主粮来说，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目前全世界谷物产量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1%，而世界人口年增长率则为1.2%。饲养牛猪鸡等家禽家畜的投入和产出比大约为2-6：1，这也要消耗很多谷物。再加上近年来能源作物的飞速发展，全世界对谷物的年需求增长率实际为1.6%，仅仅依靠传统农业方式的改良（比如杂交和耕作方式的改进）不大可能实现这一增长速度。

产量还不是唯一的问题。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石油工业的支持了，农业对土地和淡水资源的依赖也已趋向饱和，这就意味着留给粮食生产的资源空间已经很小，农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就在今年2月9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此次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污染源为化学需氧量（COD）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这是造成中国水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农业也是总氮、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量分别为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最大来源。要想解决农业污染的问题，只有大力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减少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这同样离不开转基因技术。

可是，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转基因技术尚未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目前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农作物大都集中在3个性状上：抗虫、抗除草剂和延迟成熟。它们的获益方都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老百姓看不到转基因技术带给他们任何好处，这就是公众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根本原因。”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总结到：“比如我身上这件棉布衫，极有可能是用转基因棉花织成的，其生产成本肯定比非转基因棉花便宜，但是这里面的好处大都被棉农和衬衫厂得到了，消费者体会不到。相比之下，转基因药品要比非转基因药品便宜很多，而且更加安全，所以消费者立刻就接受了转基因药。”

在多兰看来，要想让老百姓接受转基因农业，科学家们必须向公众展示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好处，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主要原因在于转基因农业在技术上仍然存在很多难点，植物育种学家们远未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很多很好的想法没办法实现。

具体来说，转基因药品的生产只需把基因成功地转到一个细菌中去就可以了，但植物是多细胞高等生物，生长速度慢，转基因操作难度大，其新陈代谢的机理也存在很多疑问，所以植物的转基因很难做，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转基因药品的研发。

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最热门的两个专业就是生物工程和计算机。如今计算机早已变成了支柱产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生物工程却仍在实验室里徘徊，其规模和影响力远远落后于计算机产业。究其原因，除了后者技术难度较大之外，私营企业参与程度不足是关键。相比于计算机产业的百花齐放，转基因农业领域目前只有孟山都、先正达（Syngenta）、杜邦（DuPont）和先锋（Pioneer）等少数几家私营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即使是它们也都因为一些非技术原因而步履维艰。

按照贝里博士的说法，转基因农业的推广面临三大障碍。第一，很多国家缺乏专门的监管机构，无法引进转基因农作物，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如此。第二，一些农产品出口国多年来一直打“有机牌”，生怕引进转基因农业后砸了牌子，泰国、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典型。第三，一些国家的民众因为各种原因拒绝接受转基因农业技术，这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这些国家耕地面积分散，也不缺粮食，农业的压力相对较低，对转基因技术的需要不是那么迫切。

“欧洲曾经卖过一种转基因番茄，比普通番茄含有更多的抗氧化剂，但是欧洲人对于抗氧化剂的好处不是很肯定，需求并不强烈，结果这种番茄根本卖不动。”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相比之下，黄金水稻的优点却很显著，可惜由于反对转基因的人横加阻挠，一直没有被送到最需要它的穷人手中。”

转基因农业的未来

多兰教授所说的黄金水稻是转基因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99年，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德籍植物学教授印戈·珀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和他的搭档，德国弗莱堡大学细胞学教授皮特·拜尔（Peter Beyer）向世人宣布，他们成功地把两个外源基因导入水稻，生产出一种含有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Golden Rice）。众所周知，胡萝卜素是合成维生素A的前体，光是亚洲每年就有约100万儿童死于因缺乏维生素A而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另有约35万亚洲儿童因缺乏维生素A导致失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不是向穷人发放维生素A药片，而是想办法提高穷人膳食中的胡萝卜素含量。大米是亚洲人的主粮，很多东南亚穷人几乎只靠大米维持生存，可惜普通大米中不含胡萝卜素，不可能依靠杂交等传统育种手段来提高大米的胡萝卜素含量，只有借助于转基因。

这个想法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两位世界顶尖科学家花了8年的时间才总算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美国《时代》周刊将珀特里库斯的头像放到了2000年7月号的封面上，并称赞黄金水稻是“第一种完全没有争议的转基因农作物”。可惜事实证明《时代》周刊太天真了，黄金水稻遭到了以绿色和平组织为首的一大批环保组织的激烈反对，绿色和平声称一个人平均每天必须吃3公斤黄金大米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非常不实用。

“绿色和平的说法误导了民众，因为第一代黄金水稻完全是概念性的产品，本来就不是为普通老百姓生产的。”英国牛津大学植物系系主任简·郎戴尔（Jane Langdale）教授向本刊记者解释说：“珀特里库斯只想证明依靠转基因来提高大米的胡萝卜素含量是可行的，他做出来的第一代黄金水稻的胡萝卜素含量只有1.2-1.8μg/g，确实太低了。但是一旦这个概念被证明是正确的，就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产量。事实上，由先正达公司开发出的第二代金水稻的胡萝卜素含量最高已经达到了36.7μg/g，普通人只要每天吃150克这种大米就可以满足身体对维生素A的需要。”

第一代黄金水稻的研发过程一共用到了70项专利，涉及到的公司有32家，包括孟山都和先正达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位列其中。但绿色和平无法指责黄金水稻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些公司全都放弃了各自拥有的专利，为这种水稻最终出口到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铺平了道路。不过，这些跨国公司这么做有些迫于压力的嫌疑，因为黄金水稻获得了空前的关注，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破坏国际人道主义行动。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过去不愿意把研究经费投给水稻研究，就是因为水稻的消费国大都在亚洲，利润空间不大。珀特里库斯教授研究黄金水稻总共花了108万美元，其中60万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24万来自瑞士政府，只有24万来自先正达（通过欧盟转交）。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人道基金会的支持，黄金水稻不可能这么早被研制出来。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要想让转基因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跨国公司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各国政府和人道主义基金会的力量。比如，世界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就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60年创建的，今年正好是它的50周年大庆。这家水稻研究权威机构最早培育出了世界级高产速生稻品种IR8，将绿色革命带到了亚洲，挽救了成千上万亚洲穷人的生命。当黄金水稻遇到来自公众的阻力时，正是IRRI挺身而出，接管了后续试验。研究人员把原始的黄金水稻和亚洲本土水稻进行杂交，试图筛选出适合亚洲人口味的黄金水稻。来自孟加拉国的水稻育种专家帕沙·萨拉提·比斯瓦斯（Partha Sarathi Biswas）告诉本刊记者，杂交已经获得了成功，目前正在筛选胡萝卜素含量高的稻种，并进行安全性试验。预计菲律宾将在2012-2013年批准黄金水稻的商业化生产，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也将于2014年左右引进黄金水稻，帮助这两个国家为数众多的赤贫人口摆脱维生素A缺乏症的困扰。

黄金水稻的研究经费全部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人道机构。贝里博士向本刊记者介绍说，2009年IRRI获得的科研经费高达5400万美元，该所用这笔钱雇佣了1300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贫穷的亚洲国家。他们在这里接受技术培训，然后把学到的先进技术带回国内，帮助这些国家的稻农提高生产技术，增加粮食产量。

除此之外，IRRI还投入了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开发新的水稻品种。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于2009年投资了1100万美元用于C4水稻的研究。C4指的是玉米等植物所采用的光合作用系统，该系统的效率比稻米等植物采用的C3系统高很多。牛津大学的郎戴尔教授正在利用这笔经费将玉米的C4基因转入水稻，从根本上提高水稻的产量。“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概念性的实验，预计今年底就能找到控制C4系统发育的基因，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C4水稻在概念上是否可行。”郎戴尔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如果真的能把C4系统转入水稻中去的话，水稻产量将增加30%以上，同时对水和肥料的需求也会减少，非常适合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同在牛津植物系工作的多兰教授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水稻根系的研究上。他本来是研究植物根系进化的，不久前刚刚取得了重大突破，找到了控制根毛长度的关键基因。他试图把这个基因转入水稻，让水稻长出发达的根系，便于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原本不易被吸收的无机磷。“如果郎戴尔教授成功了，那么新的C4水稻将需要更加发达的根系，我的研究就会派上用场。”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我的目标是不但培育出适合干旱地区种植的水稻，而且培育出无需施用磷肥的水稻，减少磷污染。”

如果说目前已经商业化的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农作物属于第一代，那么郎戴尔和多兰教授等人研究的就是第二代转基因农作物。新的转基因农作物将把重点放在提高农产品的营养价值，扩大农作物的种植范围，以及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其直接受益者将从跨国公司和农民转为全世界广大消费者。这就是转基因农业的未来。

（感谢亚洲植保协会中国分会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国内有的地方要求孕妇领“准生证”之前，必须先去听“优生优育讲座”，而这种讲座由某个厂家赞助，请来“专家”推销其保健品。有个讲座的“专家”是这么推销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要想使自己的孩子聪明，大脑发育好，孕妇必须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α亚麻酸。这种物质在食物中含量不多，比如，如果要达到1000毫克的量，起码要吃4斤核桃。所以要服用α亚麻酸产品，而且必须从怀孕前3个月就开始服用，一直到生完孩子……然后“专家”就推荐了某个品牌的α亚麻酸产品，并发放优惠卡引来听众争抢。
    这种神奇的α亚麻酸（简称ALA）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对人体的机能很重要，而人体又没法合成它，所以是人体必须从饮食补充的两种必需脂肪酸之一（另一种是亚油酸）。我没有找到世界卫生组织对ALA的推荐量，只查到美国医学科学院对以ALA为代表的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推荐量是成年男子每天1.6克，女子1.1克，孕妇1.4克，哺乳期妇女1.3克。
    ALA广泛存在于植物油中，例如亚麻油（含55％）、菜子油（含10％）、大豆油（含8％）。核桃中的ALA含量也非常高。黑核桃的ALA含量在核桃中是较低的，但是100克黑核桃仁含ALA也达2克。如果像那位“专家”说的吃4斤核桃仁，ALA含量至少是40克。所以虽然ALA必不可少，但是要满足ALA的推荐量是很容易的，完全可以从饮食中摄入，没有必要吃保健品。现在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正常饮食之外额外补充ALA对胎儿会有什么好处。
    事实上，国际医学界目前只推荐孕妇服用一种“保健品”——叶酸制剂。怀孕早期缺乏叶酸会影响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出现神经管缺陷。虽然绿叶蔬菜、豆类、肝等食物富含叶酸，但是在烹饪后大部分叶酸都已失去，而且食物中的叶酸只有大约一半能被吸收。因此不容易从食物中获得足够量的叶酸，准备怀孕以及妊娠头三个月的孕妇应每天补充至少400微克的合成叶酸（维生素制剂或强化食品），这能显著地降低婴儿患神经管缺陷的风险。
    其他的营养素当然对孕妇、胎儿的健康也很重要，但是它们可以，也最好从饮食中摄取，与其吃保健品，不如注意饮食的营养和均衡。如果担心自己的饮食营养不够，服用复合维生素也比吃成分、功能、质量都可疑的保健品要好。但是有很多孕妇总觉得要吃点保健品才对得起胎儿，甚至还有人习惯吃中草药进行“保胎”、“安胎”。且不说这些中草药的功效未得到科学验证，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们对胎儿发育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在怀孕期间本来应该尽量避免吃药，但是有的人不敢吃西药，却敢乱吃中草药，以为“天然药物没有副作用”。其实很多中草药已被发现有毒性，还有更多的中草药由于缺乏系统研究，其副作用尚不明确，吃这种“保胎药”是在拿自己的胎儿做药物试验。
    “保胎”产品除了吃的，还有穿的。市场上有多种价格不菲的孕妇防护服在兜售，据说穿了它可以保护胎儿不受电磁辐射的影响。其实日常设备发出的电磁辐射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仅在腹部兜一块“防护服”也起不到屏蔽作用。真正要屏蔽电磁辐射，必须全身全副武装都防护起来。孕妇防护服是中国特产，出了国门就见不到这种产品，也没见有外国孕妇用类似的东西，难道中国的胎儿就对电磁辐射特别敏感？
    国内医生也喜欢提倡“保胎”，比如教育孕妇在怀孕的前三个月要注意休息、避免性生活，怀孕后三个月也要避免性生活，以免流产云云。这些建议可能是受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属于想当然，并没有科学依据。美国医生就不做这样的建议。
    国内医生还喜欢开“保胎药”。我有一个朋友在怀孕两个月时阴道出现轻微出血，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未做任何检测即诊断为“先兆流产”，建议保胎，给开了由匈牙利吉瑞大药厂生产的价格昂贵的药物“多力妈”。我获悉后做了一番检索：该药（Turinal）的成分为合成类固醇激素烯丙雌醇，并无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明其有“保胎”的作用，反而有案例表明它能导致胎儿畸形，例如使男性胎儿的性器官女性化。欧洲大药厂欧加农生产过相同成份的“保胎”药，但在1995年将其退出市场。目前美国、欧洲各国都禁售或停售该药物，它在本国被视为过时药，却在发展中国家推销。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的朋友把药扔了。几天后出血自行停止，后来生下一个健康的婴儿。
    怀孕早期阴道出血非常常见，大约一半左右不影响妊娠，另一半会导致流产。自然流产的原因非常多，例如染色体异常、胎盘异常、子宫异常、性激素不平衡、感染、慢性疾病等等，难以确定，难以干预，也没有必要干预。不分青红皂白就开“保胎药”保胎是荒唐的。即使是孕酮偏低导致的出血，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使用孕酮或相关的激素类药物会有效。因此国际医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对所谓“先兆流产”顺其自然，但是国内却普遍使用所谓“保胎药”，有成分不明的中药，也有过时的西药，为此浪费金钱倒也罢了，本来会正常发育的胎儿若被“保”出了问题，就悔之晚矣。
    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非常看重“保胎”，对孕妇的禁忌之多大概称得上世界第一。这些禁忌荒诞不经（例如《本草纲目》说孕妇吃姜会使孩子多指，吃兔肉会使孩子缺唇，吃蟹会使孩子横生等等），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相信了。现在流行的“保胎”看上去很高科技，其实也是受到了传统习惯的影响，再加上商家、医院的利益驱动。特别是受“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准父母更担心自己唯一的宝宝会出问题，对种种“保胎”也就只好宁可信其有，觉得反正也不会有害处。害处当然是有的，除了“保胎”造成的生活不便和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某些“保胎”做法会对胎儿健康带来风险，让“保胎”成了“害胎”。

2010.1.29

（《健康管理》2010年第2期）

    每次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之后，总会有些人出来宣布，他们早就预测到了这次地震。青海玉树大地震也不例外。自称成功的预测者很不少，预测方法也五花八门，有从卫星云图看出来的，有通过月亮位置计算出来的，有在三门峡看到“地震云”的，有在西安用自己发明的仪器测出来的……
    这次还没有听说蟾蜍搬家之类的异事，倒有异人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原首席预报员对人民网记者说，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湖南常德有一位自称身体可以接收震前次生的信息量的人给他发来短信，报告感觉到耳鸣等身体不适症状，提醒他关注近日可能发生的地震活动。更奇的是，这位地震局专家“明确认为”，此人的身体症状和“青海地震发生是有一定关系的”。
    这位地震局专家自述与民间“地震预测爱好者”很有联系，一年到头大概经常收到各种地震预测报告，那么在地震发生之后回头去找，就很容易找到某个人“预测”到了。地震局专家却不认为这是巧合，而是有“一定关系”，有何依据呢？玉树发生的地震，能让湖南常德的人耳鸣，可见这种“异常反应”不受距离的限制，那么近来的台湾花莲地震、海地地震、智利地震，他提前耳鸣了没有？世界上每年平均大约发生18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他是否也一一提前耳鸣了？在其他时候是不是就不耳鸣？还是说，那是特殊的爱国耳朵，只在中国大陆有人居住的地方要发生大地震时才会预报？每天都有很多人耳鸣，每次大地震之前都能找到很多人耳鸣，他们是不是也有预测地震发生的异常反应？
    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不一定就存在关系，要证明有关系是必须拿出证据来的。但是一些“专家”却不明白这一点。不久以前，有一篇报告称，广西在校大学生超过一半精液质量异常。又有一则网络消息称，广西自2001年至今推广了上千万亩“迪卡”系列转基因玉米。于是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将二者联系起来，断言广西大学生的精液质量异常是因为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引起的。
    且不说这两则消息都有事实错误或误导（“迪卡”系列的玉米是杂交玉米，不是转基因玉米；和国内其他地方的大学生相比，广西大学生的精液质量并不算太差），即使它们都是准确的，就能把二者联系起来吗？不能。已知有很多环境因素能导致精液质量的下降，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其中的因素。你不能毫无根据地把什么坏事都怪到转基因食品头上，就像一位网友讽刺的：“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连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一民房昨倒塌；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一家火锅店发生爆炸；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昨日一青年女子坠楼；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
    即使证明了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关系，也不等于它们就存在因果关系。例如，调查发现，在吸烟者中，肝硬化的发病率比较高，烟瘾大的人尤其明显。能不能因此说吸烟能导致肝硬化呢？不能。肝硬化更可能是酗酒导致的。由于酗酒的人往往也烟瘾大，于是吸烟就和肝硬化联系在了一起。统计学上把类似酗酒这样的隐藏因素叫做混杂变量。
    吸烟与肺癌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证据也充分得多。即便如此，也一直有人否认吸烟能导致肺癌，试图把二者之间的联系怪罪到某个混杂变量，例如空气污染、遗传因素。烟草公司更是以“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为由为自己辩护，而且这个理由很容易被法庭接受。直到2005年，苏格兰法庭还在一起肺癌死者家属起诉烟草公司的诉讼中判决，现有的科学证据不能证明吸烟导致肺癌。
    那么为什么生物医学界主流坚定地认为吸烟导致肺癌呢？这不仅仅是因为吸烟与肺癌发病率的关系极为显著（例如，烟吸得越多的人，患肺癌的风险就越高；历史上，随着吸烟人数增多，肺癌发病率也增加，而随着吸烟人数的减少，肺癌发病率也下降），很难用某一个混杂变量来解释；而且，有很多实验能够说明吸烟是怎么引起肺癌的。在烟草烟雾中有几十种致癌物，实验动物吸了能患肺癌。关键的一个实验是在1996年完成的。这个实验发现，烟草焦油中的一种致癌物——苯并芘被肺上皮细胞吸收后，能引起细胞中一个叫p53的基因的三个位置发生突变，而大部分的肺癌都与该基因这三个位置的突变有关。这个实验结果发表后，连一些烟草公司都不好意思再否认吸烟与肺癌的因果关系。
    相关性是因果关系的前提，但是不等于因果关系。要证明两个相关的事件存在因果关系，还必须找到作用机理，解释因是如何导致果的。一个说法越是惊人，需要的证据就必须越充分。即使地震局专家有证据表明某人的耳鸣和地震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他没有充分的证据来合理地解释地震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千里之外的某个特定的人出现耳鸣的，我们仍然只能把这视为笑话乃至迷信。

2010.4.18.

（《中国青年报》2010.4.21.）

【方舟子按：蒋高明、郑风田只是在重复王月丹（蒋高明误为“王月明”）和直言了等的谎言，没有新的东西。】

转基因水稻该不该种？
国内转基因水稻“第一人”首次回应商业化种植问题

□本报记者 李晓芬
2010-4-19 南方农村报

2009年8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牵头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率先获得我国第一张转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证书，让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迈出了关键一步。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100多名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随后相关媒体组织了多场辩论赛，转基因水稻深陷争议漩涡。

继2005年之后，非法转基因稻种在湖北、湖南等地规模种植的乱象今年初再次见诸报端。近日，湖南省常德市专项调查出了5个疑似转基因水稻种。各界怀疑，一些未进行任何安全评价的转基因稻米可能早已悄然端上餐桌。4月18日，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受南方都市报邀请在“小谷围科学讲坛”开讲，首次面向公众，回应转基因水稻的诸多质疑。

又曝非法转基因稻种流入市场

早在2005年，绿色和平就发布报告称，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及周边地区和松滋市。据称，2005年湖北省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面积为2-2.5万亩，可产转基因大米1-1.25万吨。

随后湖北省农业厅调查后发布声明，对绿色和平组织所称含转基因成分的稻米进行抽查，均未检测到转基因成分。但发现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

时隔5年，同类现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今年3月下旬，正值湖北农户购买稻种高峰。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湖北等地转基因水稻已形成规模种植，而农民自己拒吃收获的转基因稻谷，却将其混在普通稻谷中进入流通市场。
4月14日，绿色和平再次发布报告显示，违法生产的转基因大米和米粉已经进入了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四省的市场；并对湖北、湖南两省8个地区市场上流通的稻种进行快速检测，将呈阳性的样本送往独立第三方试验室进行转基因成分的检测，发现转基因大米、米制品和种子的品系均为Bt汕优63。

近日，湖南常德市农业局部署专项执法检查，共查出5个疑似转基因稻种，其中涉及了武汉九环、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司、武汉敦煌等3家种业公司。

未授权任何单位生产经营转基因稻种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非法转基因稻种可能就来自张启发团队。

“华中农业大学作为法人单位、国家的大学，从来没有跟任何公司签任何形式协议授权任何单位生产、经营抗虫转基因水稻种子。”4月17日，张启发教授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时澄清，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从研发到申报安全证书是按法律法规来做的。“如果市场上有转基因稻种流通，属于违法行为，那些打着华中农大牌子或说是与我们课题有合作的公司、个人，均侵犯了学校名誉权和知识产权。”

对于华中农业大学科学家暗中推动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谋求利益的指责，张启发表示，团队进行的转基因水稻研究资金均来自国家下达的科研项目，国家没有要求学校回收研发资金，所谓通过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来收回巨额研发资金是某些舆论的凭空猜想。

“至于媒体提到的几家公司，与学校有关的公司有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和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司。”张启发说，2002年，华中农业大学在科技部的“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2002年课题”(国科农社函【2002】136号)的指导下，为由湖北省及武汉市科委、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武汉东湖高新集团等多家单位共同出资组建科尼公司提供技术支撑。“我本人从未实际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也没有从该公司领取任何酬劳。”

张启发介绍，公司成立后主要承担了学校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性试验任务(2003-2004年)，完成后于2005年春解散。至于惠华三农公司，华中农业大学以科技入股的形式占30%的股份，但不参与经营管理，其推广的品种中，来自学校的有“华两优1206”、“华两优105”等3个杂交和常规稻品种。

“获得安全证书的两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系目前未启动商业化步骤，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位与个人以任何名义非法从事转基因水稻的生产、销售活动。”张启发强调。

田间生产试验很难做到全封闭

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需要从上一试验阶段转入下一试验阶段时，试验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进行安全评价合格，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严格的审批制度下，转基因稻种是如何流出试验室的？

“抗虫转基因水稻开始中试后，就走出实验室进入田间。我国农业田间生产试验很难做到全封闭。从中试到安全证书获批所经历的整整10年间，不排除有人见到田里长着如此好的东西，就拿走我们的稻种材料。”张启发表示，在进行生产性试验时，按照国家管理规定，转基因稻种由课题组制种，然后由种子推广单位布点，需要给农户提供种子和一定的补偿。

“对参与生产实验的农户，我们明确要求实验稻田生产的水稻应就地封存，不能外流。”但张启发介绍，2003-2004年间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布点1000亩左右，按每亩单产1000斤算，总产100万斤稻谷，虽然要求“不进入流通环节”，但课题组并没有全部回收、销毁，因此也无法控制农户收获的稻谷流向。

这种现象在已获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上也很常见。国家环境保护部首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薛达元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属于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政府难阻转基因作物违法种植

一旦未获批产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品种流向市场，其责任应该由谁承担？育种家还是相关安全监管单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稻种在为获准商业化种植之前流进市场，相关科学家是有责任的，毕竟流出去的转基因种子，农民是不懂的，必须有内行告诉农民，且有很大的利润才会有人出售转基因稻种。

“责任人应该是承担试验的单位，当地省农业厅科教处负有监管责任。”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基因工程与转基因安全研究室主任、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常务副主任卢长明表示，按照相关条例，转基因作物在获得生物安全证书之前，处于试验阶段的作物都要销毁，不能作为饲料原料，更不能流通到市场。

然而，南方农村报记者查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以及细则发现，对于安全等级Ⅱ、Ⅲ、Ⅳ的转基因生物，中试、环境释放以生产性试验的安全控制措施也只是规定，“试验结束后，收获部分之外的残留植株应当集中销毁，对鱼塘、畜栏和土壤等进行彻底消毒和处理，以防止转基因生物残留和存活。”对于谁来负责收购收获部分和处理措施，却没有严格要求。

“这暴露出我国转基因生物管理体系存在严重漏洞，产业化条件不成熟。”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项目主任王伟康说，违法种植事件屡被发现，首先表明目前的监管模式已被证实无法有效杜绝转基因农作物的违法种植；其次该监管体系也无法对已经发生的违法种植事件进行惩处。

对此，华中农业大学表示，转基因生物育种无论从法规层面还是操作执行层面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关键是看转基因作物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优良的。

4月17日晚，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了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张启发。为了更全面展现不同科研领域的专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观点，本报同时采访了科普作家、留美学者方舟子以及持反对意见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

■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在可控范围内吗？

正方

张启发：转基因食品是有史以来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第三方机构的结论是：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安全。长期的安全性试验和评价实际就是针对可能存在的长期效应中的未知问题。在多组动物灌胃试验中，按照每千克大鼠体重，每天两次用5克抗虫Bt蛋白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每克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要达到动物灌胃试验的抗虫Bt蛋白摄入剂量，一个体重60千克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按照成人一天食用500克大米计算，吃完120吨稻米将需要657年。

方舟子：食品和药品不同，通常不可能做人体试验，也没有任何国际机构要求对食品做人体试验。即使有些东西的危害要过几十年才知道，我们也不能要求对所有的食品都做几十年的试验。

反方

蒋高明：8天试验，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这反应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这件事情上的浮躁心理。人不是小白鼠，对老鼠无害不能说明对人体也无害，国外许多科学家发表文章表示，转基因粮食对试验动物是有害的，对人的试验需要更长时间。瘦肉精、DDT、汽油抗震剂四乙基铅等物质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发现其危害的。

郑风田：大米为中国人的主粮，如果贸然推广转基因水稻，真的是把13亿人当小鼠了。建议可以专设一个安全岛，让那些认为转基因大米没问题者食用转基因大米，经过2代60年观察之后再决定是否大面积推广。

■小鼠吃了不中毒，人吃就安全？

正方

张启发：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16年之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数十亿之众，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证据。我查询过媒体报道所谓的转基因安全事件，凡是有文献出处的我都做了查阅，发现这些事件都站不住脚，后来都被证明要么是试验方法设计有问题，要么是统计分析方法有问题，均未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

方舟子：美国使用Bt蛋白作为生物农药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面积种植含Bt基因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也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迄今未发现一例人畜因吃这种作物中毒的。用老鼠和绵羊做的试验也表明，吃Bt蛋白不会影响哺乳动物的身体健康。

反方

蒋高明：对此我没有做过相关研究。这里引用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博士王月明的观点，我国有关的食品管理部门早就知道Bt对人体是有害的，早在2007年，《食品科学》28卷第3期的357页就已经撰文，揭示出Bt其实与人体的致病菌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菌，而后者被认为是可以引起致命性呕吐和肠胃炎的病原体，其产生的热稳定性毒素可以在30分钟内引起人体发生呕吐，并曾经导致一名17岁的瑞士男孩由于呕吐引起的肝衰竭和横纹肌溶解而死亡。

郑风田：他们一直声称Bt蛋白无毒，却一直没有证明：Bt蛋白在基因大米里面还会不会产生其他新物质？这个新物质会不会对人类身体有害？

■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污染吗？

正方

张启发：水稻属于自花授粉植物，个体基因型是纯合的，个体间基因型是同质的，两株水稻发生异花授粉的概率仅1%左右，一般水稻花粉传播距离很难超过1米，且人工种植水稻的稻田没有野生稻，所以，我们并不认同所谓基因漂移的问题，这已为多年的田间试验结果所证实。

转基因水稻不会也不必要“一统天下”。作物生产中应注意品种的合理搭配，在尚有野生稻资源的少数地区，为了保护野生稻资源，可以不种植杂交稻(包括转基因水稻)。

方舟子：转基因作物不过是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即使污染了野生物种，也不过是在原有的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野生品种的优良性状不会因此丧失。即使万一出现了意外的大面积“基因污染”，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反方

蒋高明：转基因作物肯定会污染环境。加拿大转基因油菜本来是具抗草甘膦、抗咪唑啉酮等三种功能中的一种，后来发现了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的油菜，说明它们之间产生了“基因交流”。品种的丧失不仅仅是依靠转基因作物的竞争，关键是农民对转基因种子产生依赖后，自己不留种，那些传统品种必然丧失，短期恢复很困难。

华北农民因转基因棉质量下降，想回过头来种植传统棉花种子，但已经找不到了，因为连续10年不留种了。转基因成分一旦释放到环境中去，就很难消除。

■农民究竟是受益者还是被害者？

正方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有巨大潜在价值，如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3年8月对湖北仙桃千桥村一季转基因中稻的调查发现，稻谷产量增加6%-12%，每亩少投入80-95元，减少打药4-6次(基本不打药)，节约农药20-25元/亩；减少用工可能带来的收入：50元/亩；节约灌水费用：10-20元/亩；减少打农药中毒、中暑的危险。一些非法转基因稻种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屡禁不绝，也反映出其抗虫效果真的不错，能够让我国的稻农享受到现代科技带来的实惠，稻农喜欢种植。这样的好东西为什么要反对呢？

方舟子：种植转基因作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大幅度地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该情况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权威机构认可的。

反方

蒋高明：这些数据在试验室或试验田里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旦到了真正的农民种植的大田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科学家为了试验有明显效果，往往是不计成本的，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满足转基因作物的优势。至于减少农药用量，国外的资料显示，在转基因作物推广的前一两年是会减少，但是七八年下来，总的农药用量反而是增加了。

郑风田：以转基因棉花种植为例，棉铃虫少了，可是蚜虫、红蜘蛛等次生害虫都上升成为主要害虫。最终没有降低农民的成本；科研机构可给转基因种子申请专利，获得高额的回报，而育种单位、经营公司可给新品种定价，经销商也可分一杯羹。

■我国为何先于发达国家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正方

方舟子：三大主粮——玉米、小麦和水稻在其他国家都已获得安全证书或商业化种植。美国自1996年起就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目前美国种植的玉米80%以上是转基因的。美国已批准6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的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小麦在2001年已在美国获得安全证书，由于目前的转基因小麦品种不具有市场优势，所以研发它的公司主动撤回了商业化种植申请，而不是美国政府不批准。

反方

蒋高明：若批准商业化种植，中国肯定是首个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

美国种植最多的转基因作物是大豆和玉米，据有关资料，美国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在美国本土主要是用于动物饲料、生物燃料，再就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国，三者分别占42.5%，32.1%，15.7%，而在美国本土消费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仅为6.2%。美国并没有转基因小麦，宣传“美国主粮是转基因作物”是对公众不负责。如果美国主粮是转基因作物，那么美国公众早就接受转基因食品了，上海世博会就没有必要将转基因和有害产品放在一起，严格监控防止进入世博会。

■转基因稻专利是否会扼住中国粮食主权喉咙？

正方

张启发：我校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这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门发表声明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与孟山都公司等外资企业合作是很正常的，这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研发能力，绝对不是引狼入室。我们一再强调不会同外资企业签订转基因稻种生产、经营协议。

方舟子：转基因技术已有二三十年历史，很多核心专利都已过期了，是否有专利也都是公开可查的，没有什么陷阱。我支持中国大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品种。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也不等于就不能使用。汽车、家电、计算机、手机产品很多都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我们不也都在用吗？不敢用也不等于就万无一失。中国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却要从美国、阿根廷大量地进口转基因大豆来榨油，油价控制在别人手里，不是更糟糕吗？

反方

蒋高明：中国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在转基因作物研发方面，中国并没有拥有独立自主的核心基因和核心技术，而是大部分引进的。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农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加上常规的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种地积极性后，粮食是富裕的。冒很大风险推广转基因，以全民利益换少数专家和公司利益，是值得商榷的。

郑风田：孟山都用专利基本上垄断了阿根廷、巴西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巴西过去禁止种植转基因大豆，但在上世纪末部分土地被偷偷种上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结果在2003年孟山都开始向巴西豆农收取专利费。我国如果真是大面积推广了，向农民收专利费，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