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09’腔调·风尚阅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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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松鼠会让人们知道了，科普作家，不像方舟子那样激愤，也不像老院士那样伟岸，他们就是一群有趣的年轻人，而且是奋战在时尚与潮流前沿的年轻人。

    顾名思义，哺乳动物最主要的特征是哺乳。人类做为哺乳动物的一员，女人有乳头的原因非常明显。但是男人为什么也有乳头？不仅男人，其他雄性哺乳动物也大多有乳头。在18世纪的欧洲，这是一个让自然神学家非常难堪的问题。自然神学家相信生物体的构造是上帝巧妙地设计出来的，体现了上帝的智慧。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在男人身上安两个显然没用的乳头？
    达尔文在创建进化论时，也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他猜测，在哺乳动物的祖先中，雄性和雌性一样承担着哺乳的功能，当时雄性的乳房也是很发达的。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例如每窝幼仔的数量减少了），不再需要雄性当“奶妈”了，雄性乳房才慢慢退化了。
    达尔文的推测虽然富有想象力，却没有什么依据。在达尔文的时代，人们对生物遗传的机制一无所知。如果达尔文具有现代遗传学知识，也许能做出更合理的回答。我们知道，人类的基因被储存在46个称为染色体的小包裹里，其中一半是父亲给的，一半是母亲给的，配成了23对。其中的22对，男、女没有差别，叫做常染色体。和性别有关的是第23对染色体，叫性染色体。男人的性染色体其实并不配对，一条大（叫X染色体）一条小（叫Y染色体）。女人则有两条配对的X染色体。
    和乳头、乳腺有关的基因都在常染色体上，男女都一样。在胚胎发育的第3～4周，乳头就开始出现了。这时候的胚胎甚至连性腺都没有。在第5周，性腺出现了，不过这个时候的性腺是中性的，它会发育成睾丸还是卵巢，完全取决于有没有Y染色体。在Y染色体上有一个决定睾丸发育的基因。如果存在Y染色体，在第7周时性腺将开始发育成睾丸。如果不存在Y染色体，胚胎的性腺一直等到第13周再发育成卵巢。
    你也许觉得X染色体和女性的发育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有些人多了一条X染色体，是XXY。猜猜看，他们会是什么性别？男性。多出的X染色体并不起作用。可见Y染色体才是决定性别的染色体，有Y，就发育成男性，没有Y，就发育成女性。所以性染色体是X或XXX的发育成女性。如果没有性染色体或者只有Y染色体呢？这些胚胎没法发育，因为X染色体上有很多重要的基因，不能没有它，不像Y染色体是可有可无的。
    带Y染色体的胚胎性腺发育成睾丸后不久（第8周），睾丸开始制造雄激素，在雄激素的影响下，胎儿的生殖器官逐渐向男性分化。如果没有雄激素，胎儿的生殖器官将长成女性。女胎的卵巢虽然也制造雌激素，但是对性别分化没有影响。胎儿不管是男是女，体内本来就都有来自母亲的雌激素。
    有一些人，他们的性染色体是XY，他们有睾丸，睾丸也能制造雄激素，但是编码雄激素受体的基因发生了突变，雄激素没法和细胞上的雄激素受体结合。结果，这些人体内虽然有雄激素，雄激素却发挥不了作用。这些人不仅外生殖器像女人，第二性征也像女人，甚至比正常女人还更有女人魅力——因为正常女人体内有能发挥作用的少量雄激素，就像正常男人体内有能发挥作用的少量雌激素，而这些人体内只有雌激素在起作用，当然女性化十足。这些人从小被当成女人抚养，有的由于相貌漂亮、身材性感而成为服装女模特。他们往往是在等不来月经初潮去就医时，才被发现其实是男人，体内并无女性生殖器官，暗藏在阴部皮肤内的睾丸制造着正常含量的雄激素。
    所以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发育的默认状态是女人。男人的身体是在女人身体蓝图的基础上，在雄激素的作用下改造而来的。男性化的器官在女人身上都能找到对应部分，反之亦然。男人的乳头相当于没有发育的女人的乳头。当然，如果男人乳头有害无益，自然选择会让它完全消失。男人乳头虽然没有什么用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有些男人会得乳腺癌，这有时是致命的，不过，当乳腺癌发作时，往往已过了生育期，自然选择不会因此把它淘汰掉。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显然：男人为什么也有乳头？因为女人需要乳头。男人的乳头乃是为了满足女人乳房发育需要的无用也无害的副产物。
    男人乳头并不是退化器官，而是没有发育的器官，它有血管、神经、乳腺和其他能让它发挥哺乳作用的构造。如果男人体内的雄、雌激素的分泌失调，例如在老年时雄激素分泌量减少，就会让男人的乳房也发育。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服用了影响激素分泌的药物，有的男人甚至能分泌乳汁。既然男人具有分泌乳汁的潜能，为什么大自然不让它也充分发育，分担哺乳的责任呢？
    现存的哺乳动物有4000多种，其中大约有90％其雄性只管交配不管抚养，交配完就一走了之，这些“坏男人”当然不可能去哺乳。剩下的10％其雄性会和雌性组成家庭，共同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但是既然母亲的乳汁已经够吃，让父亲也一起哺乳就没有什么必要，让他们外出觅食把食物带回家，或捍卫领地，作用更大。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只有一种（马来西亚的迪雅克果蝠）的雄性在自然状态下会泌乳，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雄性乳汁是否也用来哺育后代，有可能只是因为它们吃的食物中含有高浓度的植物雌激素，所以刺激了乳汁的分泌，并没有什么用途。
    男人不哺乳，因为没必要，这是两性采取不同的进化策略的结果。当然我们人类可以通过现代医学技术改变进化的宿命。如果哪一天社会上出现了“奶爸”，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2009.12.14.

（《中国青年报》200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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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两篇有关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论文署名之争的文章，一些物理学界人士很不以为然，认为我太外。我不知道这件事如何扯得上外不外行，本来只要根据基本事实人人都可得出结论，并不需要用到物理专业知识。这些反对意见大致有三：

第一种反对意见是，《李政道传》又不是李政道自传，是季承写的，据季承说其写作自始至终和李政道没有关系，因此书中观点不能代表李政道。《李政道传》其他部分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有关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论文署名之争的部分，却完全代表了李政道的观点，与李政道本人此前的说法完全相符。《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收入《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季承、柳怀祖、腾丽编，甘肃科学技术出版2004年04月第1版）中，李政道对此事是这么说的：

“1951年我和杨振宁都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对相变现象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带头的第一篇论文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习惯的排名次序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虽然在第二篇论文中只有一个定理，而其最后主要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来的。1952年，《物理评论》上刊登了这两篇论文，其署名次序出现了与惯例不同的情况：……”

《李政道传》只是重复了李政道本人说过的观点，并非季承的独创。由李政道的自述也可知，他其实比杨振宁更在乎排名，为此还找了一些文献向杨证明。如果杨真计较的话，也完全可以找一些文献证明岁数大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这种情形在他们投稿的《物理评论》上有的是。

第二种反对意见是，物理学界的“惯例”是只有当合作者的贡献相等时，作者署名才按姓氏字母排序，不如此排序就意味着贡献不相等。但是这并不是李政道所说的“惯例”。从上引李政道的话可知，李政道认为的“惯例”是不管合作者的贡献大小如何，都应该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事实上，李政道本人并不认为他和杨振宁的贡献相等，而是认为第一篇主要是他做的，第二篇主要是杨做的。杨、李合作的23篇论文，能说每一篇两人的贡献都均等吗？在只有两个作者时，别人又如何知道是按字母顺序排的，还是按贡献大小排的（只不过贡献大的作者碰巧字母顺序也在前）？

第三种反对意见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邢志忠为代表。他在科学网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粒子物理学界与核物理学界的论文署名国际惯例》，我先把它全文引用如下，再做反驳：

李先生与杨先生论文署名之争连日来旧话重提,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看到有转载方舟子先生对此所做的统计和评论, 感觉有必要在此说一下基本粒子物理学界与核物理学界的论文署名国际惯例.

在高能物理学界, 即基本粒子物理学界, 国际惯例是按作者的姓氏字母顺序署名, 不记作者的贡献大小. 我老人家的姓氏是Xing, 所以特别吃亏. 好在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单干, 一个人发文章, 没有排名顺序的烦恼. 界内的重量级人物, 如大名鼎鼎的Weinberg和Witten, 与人合作时名字也不得不排后面. 他们单独发表的文章, 好多都是流芳千古之作, 所以不怕不被承认. 一般说来, 我们不讲究第一作者.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比如有的导师高风亮节, 愿意把学生后辈的名字放到前面. 但是总体而言, 高能物理学界是十分尊重按字母顺序排名的国际惯例的.

和高能物理学界形同姐妹的核物理学界, 对这个国际惯例恰好不是特别在意. 无论中外, 核物理学界的作者发表文章, 有些讲究按贡献大小排名, 有些讲究按字母顺序排名. 两者的比例, 大概在50%对50%, 误差可能20%或者30%. 但是在高能物理学界, 按字母顺序排名的比例高到90%以上.

方舟子先生所检索的那一期杂志中, 很多文章恰好是核物理方面的, 所以不按字母顺序排名的话, 不足为怪.

李先生和杨先生本质上属于基本粒子物理学界, 所以他们的合作文章署名按字母顺序排列, 实属正常. 也许有人会说, 当年的基本粒子物理学与核物理学的关系紧密, 宇称不守恒的工作和两个学科都密不可分, 岂能只套用前者的国际惯例? 这个嘛, 一定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所以排名这个问题, 有时候比较敏感, 弄不好真伤感情.

至于高能实验物理学的文章, 一个国际合作组动辄上百人, 不按字母顺序排名, 还真不好办. 大型强子对撞机恐怕上千人, 不能一篇文章署上一千个人的名字吧? 这事好几年前就有人操心了, 最终如何解决排名与贡献等问题, 大家拭目以待.

有惯例总比没惯例好, 只要它比较合理并且获得尊重. 我老人家名字排在后面也罢, 起码省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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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研究员的这番“专业见解”，多处与事实不符。

一、从上引李政道的话可知，李政道说的惯例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并非如邢研究员所说的特指基本粒子物理学界。

二、杨、李引起署名争议的论文是统计力学的论文，研究的是相变现象，并不是邢研究员说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并不适用基本粒子物理学界的惯例。

三、我所检索的那一期《物理评论》不按字母顺序排名的文章，涵盖了物理学各个领域，并非“恰好是核物理方面的”。

四、基本粒子物理学界“界内的重量级人物, 如大名鼎鼎的Weinberg和Witten”，并非如邢研究员所说，“与人合作时名字也不得不排后面”。Weinberg和Witten早年发表的论文，都有违反“惯例”把自己放前面的，例如：

S. Weinberg, S. B. Treiman. Electromagnetic Corrections to Isotopic Spin Conservation. Phys. Rev. 116, 465-468 (1959)
E. Witten, D. Olive. Supersymmetry algebras that include topological charges. Phys. Lett. B, 78, 97-101 (1978)
E. Witten, J. Bagger. Quantization of Newton’s constant in certain supergravity theories.  Phys. Lett. B, 115, 202-206 (1982)

还有一篇Weinberg做为共同作者的论文，虽然Weinberg放在最后，但其他人并没有按姓氏字母排序：

S. Okubo, R. E. Marshak, E. C. G. Sudarshan, W. B. Teutsch, S. Weinberg. Interaction Current in Strangeness-Violating Decays. Phys. Rev. 112, 665-668 (1958)

可见即使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也并非都遵循邢研究员所说的“署名国际惯例”。

邢研究员把基本粒子物理学界有此惯例的原因归为“一个国际合作组动辄上百人, 不按字母顺序排名, 还真不好办”，但是一则这个原因不适用于只有两、三个作者的情形，二则即使有上百个作者，也不是非按字母顺序排名不可的。例如2001年分别发表在Science和Nature上的两篇关于人类基因组序列的论文，都各有200多个作者，但都没有完全按字母顺序排名，第一作者分别是项目负责人J.C. Venter和E.S. Lander。

在整个事件争论中，反应出的某些中国学者的治学态度，其实也一样值得注意，不管这些学者有着怎样的专业和头衔。

深圳卫视22度观察

09年诺贝尔奖新鲜出炉，中国本土再次落空。诺贝尔奖已走过百年历史，在获奖的几百名科学家、作家及社会人士中，中国本土竟无一人上榜，不能不成为国人心头之痛。人们不禁要问：我泱泱大国、人才济济，为何百年来无缘问鼎？强烈的“诺奖情结”促使很多媒体、专家也高声呼吁：关注诺贝尔奖、冲击诺贝尔奖！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发出质疑，诺贝尔奖对中国真的重要吗？中国需要诺贝尔奖，是大国崛起的面子工程，还是理性追求的科学精神？中国的诺奖之路又该如何前行？《22度观察》，正在关注。

主持人：欢迎各位收看《22度观察》。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科学家叫做诺贝尔，这位科学家很有钱，他在去世之后就把他的钱全部交给了一个基金，说要办奖，这个奖叫做诺贝尔奖。1901年这个奖就开始颁发，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还从来没有得到过。有些人觉得很遗憾，有些人觉得无所谓，有些人觉得诺贝尔奖本来就是外国人的游戏，跟咱们中国人毫无相干。到底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诺贝尔奖呢？这个奖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很重要呢？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嘉宾，他们是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欢迎您。著名学者方舟子先生，欢迎您。文化批评家叶匡政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今天的评论员，他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先生，欢迎您。

第一帕：诺贝尔奖，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

主持人：请教一下各位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拿到过诺贝尔奖，是我们不行呢？还是他们有偏见？首先有请何院士。

何祚庥：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当然他们也有偏见。物理学奖化学奖怎么样？那是中国人不行。但是如果说文学奖或者和平奖或者经济奖，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讨论了。

主持人：不知道方先生怎么看？

方舟子：说中国人没有得诺贝尔奖，这个说法实际上不太准确。杨振宁、李政道他们当时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拿的还是中国的护照，所以在诺贝尔奖那个网站上是把他们列为中国人的，这就说明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领域并不是歧视华人或者歧视中国人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也得过奖。说你诺贝尔奖不给中国人，并不是说是诺贝尔奖本身的原因，而是我们中国本身的原因。

主持人：还是我们没干好。那叶先生怎么看？

叶匡政：我认为也是我们不行，因为比如像物理学奖、化学奖还是医学奖它这个学科本身都是从西方来的，比如一百年前中国可能没有这些学科，这种基础学科的研究机制的建立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时统宇：我倒是觉得，尤其中国的文学界乃至我们整个的文化界应该反思，我愿意在这里放一炮：中国文学界让我们不是很满意，包括一些著名作家说现在中国的文学创作处于一个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觉得根据不足。坦率地讲在整个中国文学已经有的创作几乎到了所谓脏乱差、身体写作的情况下，我们文学本质的那种对于人性和人情的那种关注和关怀已经显得非常的薄弱。坦率地讲，我想到了我们著名的京派作家老舍先生当年和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擦肩而过，这样称之为人民艺术家的中国的文学家和戏剧学家们，今天我认为已经凤毛麟角了。中国文学界在诺贝尔奖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反思，而不是抱怨。

主持人：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诺贝尔奖跟我们中国人自身的关系？是我们做得不好呢？还是他们没有把这个奖给到咱们身上？那位先生。

观众A：我首先说一句，中国人不要有阿Q精神，你不足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不要说他们的评论体系有问题。诺贝尔奖在经济学领域它的评判标准以及它所评判的成果都是得到全人类所认可的。

主持人：但最近也发现他们前几任得奖的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导致我们目前全球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观众A：理论的影响本身就是理论的成功。

何祚庥：理论它要符合客观实际，这个理论才是有用的理论。它的理论导致很错误的结果，你说这个理论有什么好？

观众B：本人以前比较关注文学这块。我首先认为中国作家应该首先学会外语，并且让世界能够读懂中国的作品，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能够了解外语才能汲取各路文化，从而能够集百家之大成，来成他们一家之说。

主持人：所以呢我们就得学外语，然后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逻辑去写作就容易得奖，是这意思吗？

时统宇：这个观点有点为获奖而获奖，甚至有一些迎合的嫌疑，我觉得这条道路是一条穷途末路，走不得。

观众C：我主要说一下，就是经济学这个领域的颁发上西方是存在偏见的。因为西方在研究经济学这个体系里边，它跟我们国家是有一定偏差的，我们国家有好多很注重实际的能解决人们基本生活问题的这样一些好的经济学家却不能获奖。

时统宇：这位同学，我倒是想发表点不同的意见。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学也有这种获诺贝尔奖的这种实力，我恰恰认为不是。我对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这个群体表示一种整体的失望。坦率地讲当中国的股市到六千点的时候，他们高唱说看见八千点了，当中国股市跌到一千多点的时候，他们又鼓吹要集体重来了。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我们的国计民生，我觉得缺乏一种应该有的那种人文的关怀。坦率地来讲，我认为在中国的这种居高不下，甚至越来越高的房价的这个非常让人感到焦虑的事实面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整体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导视一】

【配音】外籍华人科学家频频得奖，诺贝尔为何只在墙外开花？中国的诺贝尔奖之路，为何如此艰难重重？

【同期】何祚庥：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绝对不是学校可以培养出来的。

方舟子：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不去搞科学研究，怎么可能得诺贝尔奖？

【配音】下一节《22度观察》，为您继续解析中国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奖。

主持人：到底现在就是华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都有哪些人？我们从中看能不能找寻一条规律？到底我们是怎样可以得到诺贝尔奖？

时统宇：这个名单首先一眼看去，他们在获奖的时候有相当一批人都比较年轻，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李政道先生，他获奖的时候只有31岁，杨振宁 35岁，丁肇中40岁，包括我们今年的高锟–光纤之父，他已经有这个称号的时候也就是三十多岁。第二点呢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中国和西方文化教育的背景，比如说199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崔琦，他只出生在河南，在中国的大陆上了小学，在台湾上了中学，在美国受到了本科的就是大学的教育。还有一点我最想强调的，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他们获奖以后一致表示根本就没想到能获奖，他们这些年来一贯的淡薄名利远离浮躁，他们甘于寂寞，踏踏实实搞研究，远离尘世间的利益之争，这是他们成功的最关键的一样。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科学家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何祚庥：我觉得他说的不对，为什么不对？如果了解一下李先生跟杨先生得奖的过程，你说他怎么远离名誉，远离什么得奖，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要知道我们一个国家科学水平不完全取决于人，取决于它一系列的过去的传统，过去老师关注过什么问题，老师的老师关注过什么问题，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它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们之所以得奖，是由于继承了西方的科学的传统，加上在中国的学校基础还不错，能力也很强，跟西方的传统一结合，因此他赶上了时代，就得了奖。

时统宇：中西结合。

主持人：用时髦的话叫与国际接轨。这个名单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除了崔琦之外，其实其他人都没有在中国受过基础教育。

何祚庥：李远哲是台湾受的教育。

方舟子：有的是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像钱永健他就从小就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的教育。李政道、杨振宁当时是在西南联大读的本科，他们也只是受到本科的教育，研究生是在美国读的。

主持人：那就是说这些人没有在新中国受过基础教育，这是不是我们教育有问题啊？

时统宇：对我们的教育制度呢也有一种反思。我很同意这种思路，就是咱们教不出诺贝尔奖来。在目前中国的以应试教育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的这种状态下，要想能够板凳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踏踏实实地搞研究，淡薄名利，尤其现在大学生本科生就业形势这么严峻的情况下，要想冲击诺贝尔奖？做梦吧。

何祚庥：我不认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绝对不是学校可以培养出来的，一流的科技也是在一流的科技实践基础产生的，不是教书教出来的，所以这个跟基础教育没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评价体系有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做好的工作，什么叫做坏的工作，这件事情讲标准跟诺贝尔奖金的标准不一样，得奖给领导人，给官。

方舟子：给奖的话还不是说看你的工作，跟其他的因素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跟人事的关系，排第一位的还看领导喜不喜欢你。

何祚庥：你去了解了解，院士的位置远不如官高。

主持人：毕竟他领导大家嘛。

何祚庥：德国绝对科学家的地位比政治家高得多。

时统宇：实际上到底是官本位，还是学术本位？

何祚庥：学问的话，他怎么奖励科学家？给你封个官，到了院士就要当校长，不当校长好像这个院士就不怎么样了。

方舟子：我们国内采取的这种体制是一种官本位的体制，最后实际上是由当官的来拍板的。如果说体制好了，即使是你去当科学院院长，也影响不了这个评估；体制不好随便再好的科学家当院长，他还是……

主持人：我这就有一个特别活生生的例子，是我父亲的中学同学，他是一家大医院的手艺特别好的大夫，他是某个可的主任，后来医院跟他谈话，说希望你来当院长，他就不想当，他说我要搞医学，我不去管行政。结果他不当，医院就派了另外一个人来当，发现那个人又不行，就老管他，于是他就产生很大的心理反差，说这院长是我不当的，你派了个院长不懂反而还来管我，就不对。于是他也放弃了他的学术研究，整整花了十几年跟那个院长一直在做斗争，直到他前不久退休了。

何祚庥：比如说我就问，我们中国科学落后，我们哪一个领导人站出来说话，你这个科学太落后了？但是一个足球项目要惊动领导人来讲话。为什么我们科学上的落后，领导人就没听见他在讲话？可见得是一个评价体系问题，对不对？反映了领导上对这个科学啊他看的位置不重要。

观众D：我不同意何先生的观点，其实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强调了我们要抓紧抓牢科学技术的研究。

方舟子：诺贝尔奖它主要是颁发给基础科学研究的，作为领导来说可能觉得你这个基础科学研究它不能产生什么太大的经济的效益，所以把重点实际上主要的是放在技术方面，或者是等别人研究出来了我跟踪一下，模仿一下。

主持人：好像当年日本人就这么干的。

方舟子：但是日本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它也重视基础研究，所以日本就拿了很多的诺贝尔奖。所以我们一直说科技、科技、科技，实际上强调的都是技术方面的。

主持人：你要把科技变成生产力嘛。

方舟子：对，都是强调是生产力的一方面，但实际上诺贝尔奖颁发给这种比较具体的技术应用很少。

时统宇：学术科研环境已经非常恶劣的环境下，我还是那句话，要想冲击诺贝尔奖，做梦吧。

叶匡政：我觉得是跟教育有关的，因为我们的教育也好，还是我们的现在研究机制也好，还是给学生的这种人格培养也好，它其实都是功利主义的。无论是对你的科学精神的培养，还是文学精神的培养，还是理想主义的这种或者对良知或者对这种真理的这种探寻，它没有在整个教育体制里面，这一块整个是空白的。

主持人：其实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问题。

叶匡政：对，因为价值观也必然影响到你工作的态度，或者你对待一个学问的态度，基础研究是要远离功利的。

方舟子：现在不仅说老师功利，包括学生也非常功利，对科学本身已经不是很感兴趣了，不像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说向科学进军，然后最好的学生都去学物理学化学学生物，那你现在看看这几年的那些最好的学生，高考状元去学了什么？学经济学金融，都是想着以后要赚钱的，最好最聪明的学生都不去搞科学研究，你怎么说可能去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怎么可能拿诺贝尔奖？

主持人：那我们中国目前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呢？是迢迢千里呢？还是只有一步之遥？

何祚庥：绝对不是一步之遥，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为什么？我们没有传统的问题，我们的科学研究绝大部分都是跟着人家走，就是说人家干什么我就跟着干什么。

主持人：好听点叫借鉴。

何祚庥：借鉴也可以，它糟糕的话就是还不是借鉴，就是抄。这样一种心态鼓励出的东西怎么可能得国际大奖呢？

主持人：我们四位嘉宾都认为目前我们中国人离诺贝尔奖其实路还很远，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谁认为其实挺近的了，过不了两年？女孩子都是理想主义者。

观众E：我是学教育的，所以我对中国的教育还是怀着一种很虔诚的心态。我对中国人得诺贝尔奖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们可以把诺贝尔奖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是激励国人的这么一种全国人民……

时统宇：得诺贝尔奖不是大跃进，不是人海战术，不是全民参与。仰望星空，永远是比较少数人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凡是这种大忽悠、一窝蜂的，大家都搞一个什么工程，一定要在未来多少年或者下几代拿到多少诺贝尔奖，对于我们的教育，对于我们整个科学的发展，我觉得危害太大，此风不可长。

观众F：我想我们的教育应该有个诺贝尔奖的意识，诺贝尔奖它讲的是创造性、创新性，但是我们的教育现在也在提创造性和创新性，我觉得如果从小要他们都有创造意识的话，他们将来很可能就会拿到诺贝尔奖，会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而且我觉得是中国人本土人拿到诺贝尔奖，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如果说像老师刚才说的中国人想拿奖做梦去吧的话，如果这期节目被我们的幼儿看到了，自己就消沉了，说我自己就拿不到。

主持人：你一句做梦吧，伤害了千千万万孩子的心。

时统宇：如果要是这个观点放在三十年前呢，中国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掀起非常火爆的爱国主义热情，出现中国女排得一个冠军大家上街游行，热血沸腾。中国男排包括中国的足球三比零赢了科威特，大家就觉得长出一口恶气，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我们60%的玉米面，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的情况下，中国太需要一个理由证明我能行。但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告诉我们，中国人行不是表现在我们要拿一个奖或者赢一场球，中国的综合实力是通过多方面表现的。我觉得我们在诺贝尔这个情结上过多的一种狭义的，甚至是激愤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恰恰会影响我们得奖。

主持人：对，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障碍，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既要向往，同时也要克服我们的这种心理障碍。好，我们稍适休息，马上进行第二回合讨论。

第二帕：诺贝尔奖，中国真的需要吗？

主持人：通过刚才的讨论我们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中国就目前我们中国的内地人离诺贝尔奖其实还比较遥远。那么在这个比较遥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需要诺贝尔奖？既然太远了我们就放弃了，就跟中国足球一样，我们是不是特别需要一个世界冠军？没有那个冠军我们一样踢球，一样挺开心的，也一样好多球迷。到底需不需要？我们再请教何院士。

何祚庥：中国该不该冲击诺贝尔奖的问题，我是赞成冲击的。为什么赞成冲击？不一定冲击就成功，但这个冲击有一些好处：第一、让我们了解一下跟诺贝尔奖差距多大，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差距多大。了解一下比如那九个人，为什么他能够得诺贝尔奖？当时同时竞争者有谁，为什么他们能胜出？胜出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里有个标准的。为什么他得了？为什么别人没有得？比如李政道、杨振宁得了，吴健雄教授没有得，为什么？因为吴健雄做的实验的思想是李政道杨振宁建议的，原创性在李政道杨振宁，一定要原创性。得不着，就知道我们差距在什么地方，评价体系在什么样，我们挑选的题目它有什么问题。这些地方最影响我们科学发展，所以我赞成适当冲击一下，至于成败看冲击的效果。

方舟子：适当的冲击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过分的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个诺贝尔奖，我说了是自然科学的奖，它本身实际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就是物理化学还有生理医学，生物学很大一块领地它是不奖的。所以如果说过分地去关注这个诺贝尔奖，然后把钱都给投到这几个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领域，你可能就把其他的领域就给忽略掉了，这样的话是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的。第二，得不到诺贝尔奖，也不要说因此对我们中国这个科研的水平就太过于失望。得了诺贝尔奖不一定能够代表说你这个国家的科技整体的科技水平就发展到多大的程度。如果说你很多人很多人得，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时不时来冒一个，这能说明问题；如果说你只冒出那么一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像印度巴基斯坦都有人得过那个物理学奖的，不能说明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整体的科技水平就比我们中国强。

主持人：但我们国人可能就因为这一点：巴基斯坦人都得了。

方舟子：主要是个面子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科研水平在某一些领域里做得还是不错的，就像你刚才提到袁隆平，他得到沃尔夫的农业奖，可以说就是农业领域的一个诺贝尔奖。还有一个我提一下，就是我们已经去世一个院士，叫刘东升，他是搞黄土高原研究的，他得过一个叫泰勒环境奖，这个是环境科学领域的最高奖，也可以说是环境科学里面的诺贝尔奖，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把眼光只关注到诺贝尔奖这一块。

时统宇：那好了，我不跟你玩儿了，我自己踏踏实实干我的事情。我们的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一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先把我们的事情办好，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基础打扎实了，整个科研环境都比较真善美了，干净了，也安静了，我觉得这比获一般两个奖大概要重要得多。

何祚庥：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把我们这个事情办好？好的标准是什么？因为诺贝尔奖的标准我认为是公道的。

方舟子：是世界的标准，说我们中国人不跟你玩，那是跟整个世界对着干。

何祚庥：物理、化学、医学这几个奖它的标准是比较公道的，所以我刚刚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搞好？你不按这个高标准来，你搞了半天就搞不好，这就是我就赞成为什么适当冲击这个原因。适当的冲击知道了人家为什么是好，我们为什么搞了半天还不怎么好。

主持人：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意见？

观众B：我认为我们对那个诺贝尔奖应该区别对待，相对公正的物理化学还有那个生理医学，我们认识差距，并且自我努力，但是它明显存在意识形态性，比如像和平奖、文学奖，我们就应该听之任之，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主持人：但我觉得至少这一届和平奖还是比较公平的。他们说那个奥巴马总统什么事没干，怎么会得和平奖呢？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一旦美国总统什么事都不干的时候，世界就和平了呀，对吧？

第三帕：要得奖，怎么做？

主持人：诺贝尔奖它是一个高峰，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不一定说要把它当做我们必须要去奋斗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目标的话，现在我们该怎么做才有可能接近诺贝尔奖？

何祚庥：必须整治学术腐败，如果不整治学术腐败的话那什么奖也得不到。

叶匡政：无论是我们的学者还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好，能多一点理想主义，多一点对良知的追求，可能离诺贝尔奖距离就会近一点。

方舟子：我觉得对诺贝尔奖没有太必要过度地关注和刻意地追求，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科研的环境，如果你把科研环境搞好了，那以后得诺贝尔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那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至少在目前十年、二十年内，我是看不到中国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得诺贝尔奖的这种希望。

时统宇：我们讨论了一个非常高端也非常专业的问题，但是最后还要回到常识，我想回到大家比较爱看的《士兵突击》的许三多：第一、不抛弃不放弃；第二、更重要的是要有平常心。我认为在未来中国人冲击诺贝尔这个奖的高峰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淡薄名利、甘于寂寞，这个比聪明才智更重要也更迫切。

主持人：谢谢。诺贝尔是一个奖，诺贝尔的奖金很高，很多人都愿意去得这个奖，得到这份奖当然是一份光荣，但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只问播种，少问收获。谢谢各位。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许志仁近日声称：国家卫生部和财政部2004年开始实施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已为十七个省区的近万名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了免费中医药治疗。项目临床实践证明：规范的中医药治疗对艾滋病有确切疗效，可明显改善艾滋病病人发热、咳嗽、乏力、腹泻、气短、皮疹、粘膜溃疡等临床症状；改善和稳定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减轻抗病毒药物的毒副作用。（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
    自从艾滋病在国内成了重大社会问题以后，宣称能彻底治愈艾滋病就跟着成了中医、中药的新卖点。“中医泰斗”邓铁涛在200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时曾预言一年半以后用中医攻克艾滋病。现在4年过去了，中医药对艾滋病的“确切疗效”却不过是改善了某些临床症状、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减轻抗病毒药物（当然指的是西药）的毒副作用，离“攻克”还远着呢。
    这些疗效是否“确切”，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所谓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基本上都是些没有客观衡量指标、很模糊的描述，与病人的心理状态、生活状况有关，并受评判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这些所谓的改善，即使是真实可靠的，也无法排除是病人受到心理暗示产生的安慰剂效应，而不是中药真的产生了疗效。
    要排除安慰剂效应和主观偏差，就必须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国际医学界公认，临床经验（或所谓“临床实践”）并不能证明药物的疗效，最多只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初步的参考。随机分组、有安慰剂对照、双盲、多中心的临床试验，才是证明疗效的可靠方法。用以治疗艾滋病的化学药都是通过了临床试验的，所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认可、使用。而国内用以治疗艾滋病的中药，并没有哪一种被临床试验证明了疗效。
    把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药物直接用于临床实践，实际上是以治疗的名义对病人做人体试验，即使不收取费用，也是违反医学伦理的不人道的做法。许多中药已被发现有毒副作用，甚至严重的毒副作用，更多的中药由于缺乏研究其毒副作用尚不明确。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担心，这些被用来“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病人生活质量”的中药，是否不仅没有疗效，反而会对病人的健康造成伤害？即使是把中药当成安慰剂给艾滋病病人使用，也应该首先保证其安全性。
    对中医药寄予厚望的人，往往声称中医是几千年的经验总结。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有时是可能摸索出针对某些疾病的某些治疗方法，但是这并不适用于像艾滋病这样的新型疾病。对艾滋病古人闻所未闻，“几千年的经验”毫无用处。历史地看，中医药对治疗传染病乏善可陈，肆虐了几百几千年的老传染病最终都是靠现代医学通过疫苗接种、抗生素药物得到控制乃至消灭的。中医药对传统传染病束手无策，却能专治新型传染病，尤其是现代医学尚未解决的“疑难杂症”，岂非怪事？
    中医药不过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的一支。其他国家、民族的传统医学，例如传统西医、印度医、阿拉伯医、非洲医，历史并不比中医短暂，它们的医学思想和治疗方式也是“博大精深”，与中医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相信它们对艾滋病有确切疗效？例如，冈比亚卫生部在2007年发表声明，冈比亚总统根据“传统医药的家庭知识”和“古兰经的教导”，用草药和香蕉制成了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临床实践”证明这种药物有确切疗效，一些病人体内已经不存在艾滋病病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相信、引进这种药物，免费提供给中国的艾滋病病人？如果不信非洲医药能治疗艾滋病，为什么就信中医药能？科学是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文化属性的，医学科学也理当如此。只在某个国家流行、只对某个国家的病人有效的医学，肯定不是科学。

2009.12.3.

（科学新闻09年第23期）

    前面说到，自1952年到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一起发表了23篇论文（不包括有第三者的论文），除了第一篇杨排第一，其他22篇全都是李排第一。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是在同一期Physical Review （1 August 1952, Volume 87, Issue 3）杂志上紧挨着发表的。也就是说，同一期杂志发表了他们的两篇论文，杨要求两人各在其中一篇排第一，这个要求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同一期的杂志还有36篇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论文，其中有16篇没有按作者姓氏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可见在当时，在Physical Review上，不存在李政道所说的“按作者姓氏首字母的顺序排列”这一“国际惯例”，李政道因为杨振宁要求一篇论文的署名不遵守“国际惯例”，就对他心怀不满，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这一期杂志不按“国际惯例”排名的16篇论文如下：

The Disintegration of Cs130
Alan B. Smith, Allan C. G. Mitchell, and Robert S. Caird

The Coherent Neutron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of Nitrogen and Vanadium
S. W. Peterson and Henri A. Levy

The Disintegration of Ce144 and Pr144
Fred T. Porter and C. Sharp Cook

Slow Neutron Crystal Spectrometry: The Total Cross Sections of Co, Er, Hf, Ni58, Ni60, Ho, and Fission Sm
S. Bernstein, L. B. Borst, C. P. Stanford, T. E. Stephenson, and J. B. Dial

The Stopping Cross Section of D2O Ice
W. A. Wenzel and Ward Whaling

Gamma- and Alpha-Produced Scintillations in Cesium Fluoride
W. Van Sciver and R. Hofstadter

Half-Life of 139-Min Dy165
R. Sher, H. J. Kouts, and K. W. Down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in Films of Silver
J. W. Beams, W. E. Walker, and H. S. Morton, Jr.

Impurity Effects in the Thermal Conversion of Germanium
W. P. Slichter and E. D. Kolb

Gamma-Rays from Sc48
Bernard Hamermesh, Virginia Hummel, Leonard Goodman, and Donald Engelkemeir

Azimuthal Variation of Cosmic Radiation for Zenith Angle 40° at λ=19 N
B. Bhowmik and G. S. Bajwa

A Narrow Angle Pair of Particles Produced in Hydrogen
A. B. Weaver, Earl A. Long, and Marcel Schein

Angular Distributions of the Be9+D Neutrons
J. S. Pruitt, S. S. Hanna, and C. D. Swartz

Narrow Angle Pairs of Particles from Nuclear Interactions
J. J. Lord, Joseph Fainberg, D. M. Haskin, and Marcel Schein

Magnetic Shielding Effects in Compounds of Vanadium
H. E. Walchli and H. W. Morgan

Polymorphism of ND4D2PO4
Elizabeth A. Wood, Walter J. Merz, and Bernd T. Matthias

记者：蔡虹 谭娜
2009-12-08北京科技报

“现在有人质疑这项技术的治愈率，我认为肖传国确实需要拿出更多的成功病例来证实他的说法。”

“手术前，大小便失禁，身体没有其他症状；手术后，一条腿肌肉萎缩，走路时，落地重。”打开信封，北京国纲华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剑看到了这样的字条。 11月以来，他接到类似的患者投诉信已经不下二十几封，而这些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曾在河南神源医院接受“肖氏反射弧”手术治疗脊柱裂。

11月10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两位脊柱裂患儿的母亲对河南神源泌尿外科医院（以下简称“神源医院”），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的诉讼请求。而彭剑则作为代理律师出庭。

两位患儿母亲的诉状显示，三年前，她们的孩子在河南神源医院接受了治疗大小便失禁的手术，病情至今没有好转。在接受治疗前，医院宣称这项手术有 “85%的成功率”。但据她们了解，和她们的孩子同期住院的病友中，没有一例治愈。更让她们难以接受的是，手术给孩子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左腿出现萎缩、 变形。

两个孩子患有脊柱裂，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人在胚胎时，脊髓和脊髓神经的发育速度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患有脊柱裂的孩子在胚胎四个月后脊髓生长速度加 快，脊髓神经的生长速度变慢，两者开始出现生长差距，导致椎管闭合不全，从而影响支配膀胱的神经受损，出现大小便失禁等问题。脊柱裂在全球新生儿中平均发 病率为1‰，但中国北方由于孕妇很少补充叶酸等营养物质，该病在发病率则高达5‰。

治疗脊柱裂造成的大小便失禁等症状，目前在医学界还是一个难题，此次状告神源医院的一位母亲就告诉记者,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几乎跑遍了全国的各大医 院，但是都没有收到很好的疗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报纸上刊登的神源医院的广告，“85%的治愈率，手术后8~10个月可以痊愈”让她看到了希望。而 河南神源泌尿外科医院脊柱裂治疗手术采用的方法是基于武汉协和医院教授肖传国提出的“人工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理论，该理论又被称为“肖氏反射 弧”。

前河南神源医院院长高晓群向《北京科技报》解释，目前，治疗脊柱裂的常规手术是对脊髓栓系进行松解来完成的，这就好比把神经看作一个松紧带，由于这根 “松紧带”没有达到脊髓的适应长度，因此栓系松解手术就是将过紧的神经解开后重新衔接以此达到延长这根“松紧带”的目的来完成治疗，而“肖氏反射弧”采用 的方法则是除了松解以外，医生还会用患儿上肢或者腰部健康的神经连接到受损的膀胱神经上，让膀胱神经与健康神经生在一起恢复成健康神经。根据其理论，术 后，如果恢复情况良好，患者就会出现小便的感觉。

高晓群表示，2004年8月，由同济医学院裘法祖、北京大学医学部韩济生等7位院士和一名教授组成的鉴定会认定“肖氏反射弧”对于解决先天性脊柱裂患 儿大小便失控“具有重要意义和突出的创新性”，并授予“国际先进”技术的称号。在高晓群看来，他和肖传国实属合作关系。“我们都是国家973项目的科学 家，共同承担一项研究课题。只是，我在肖传国的大课题下承担着一个分课题。”他说：“超过55%的治愈率都属于世界水平，对于新技术要求不要太高。”

但先进技术怎么会突然惹上官司？“肖氏反射弧”究竟疗效如何？

2006年，一个名叫小善善的脊柱裂患儿经“肖氏反射弧”手术彻底解决大小便失禁问题的新闻曾经轰动一时。

经彭剑律师的介绍，记者联系到小善善的妈妈。

“善善手术后还没有好，他还是不懂排尿，现在走路一拐一拐的。”小善善的妈妈告诉记者，7岁的善善至今还要穿着“尿不湿”。

2006年8月，善善妈妈带他在河南神源医院接受了“肖氏反射弧”手术。“手术以后，善善觉得排尿时不痛了。但是医生要借助电刺激来辅助善善排尿。当 时，有很多媒体报道善善的手术，而一遇到媒体来采访，医生就会给善善喝很多水。医生嘱咐我，由于神经是刚接好的，善善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排尿时需要别人 教。”回到海南后，善善总是在妈妈的指导下，尝试用力排尿。但即使让他坐得再久，他也不能排完。同年，小善善回到河南神源医院接受复查。“当时，善善的情 况仍然没有好转。医院给我们的回复就是慢慢来。”

“这几年，神源医院的何朝宏大夫也会打电话来询问善善的情况。在我们汇报情况以后，他总是告诉我们孩子大点就好了。”善善的父亲无奈地说。

小善善的病虽然没有如宣传中所称的“已经被治愈”，但是关于他的报道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06年12月底，我在电视台看见了关于‘小善善’的报道。抱着希望，我和父亲在2007年1月去了神源医院。当时，神源医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一个私人诊所。” 今年22岁的东北小伙儿谷志波也是一位脊柱裂患者，他告诉记者，医院的简陋并没有打消他做手术的念头。“手术前，我小便时其实是有一些感觉的，但做完手术 后，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现在，我的左脚比右脚明显小一些，左脚脚跟和臀部用针扎都没有知觉。”谷志波说，这项手术共花费了三万元。后来，因为家中再拿不出 钱，他也没有进行复查。手术一年多以后，高晓群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得知他的情况后，高晓群给出的解释是，吃点营养品，再养养，年龄大的人恢复慢，两年以 后也有恢复的。

彭剑告诉记者，“我们通过电话成功访问了74位从2006年8月末至2007年3月下旬在神源医院接受‘肖氏反射弧’治疗的患者或患者家长。统计结果 显示，患者认为手术无效率的比例高达73%、手术后出现其他病症的人数高达39%。如果将‘手术成功’定义为‘治愈，患者大小便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且无残疾 或不良反应’，那么，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例成功，即成功率为零。这个调查结果与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自吹的‘85%的成功 率，且在术后8~10个月痊愈’的宣传存在天壤之别。”

此后，彭剑开始密切接触这些接受过“肖氏反射弧”手术的患者。2009年11月，彭剑在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诉讼请求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电话寻访调查。记者在一份32名病患寻访的统计记录中看到，有23位患者叙述说“无任何明显效果”，19位患者在术后出现腿脚异常。

既然有这么多患者术后没有达到当时医院宣称的疗效，那么“肖氏反射弧”被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和突出的创新性”是怎么来的呢？

记者试图联系“肖氏反射弧”的创始人肖传国，但是他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参与该医院脊柱裂手术的医生、郑州大学附属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何朝宏给出了 这样的答案：“我们有完整资料的是四五百例，目前，手术能达到85%的治愈率。关于成功率的统计，我们都会让病人回到医院，亲自观看他们的恢复情况。”当 记者谈到手术后一些患者出现腿脚异常情况时，何朝宏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作为该技术鉴定方之一的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教授韩济生告诉《北京科技报》，当时，肖传国带了一些患者找到 专家鉴定组，但由于时间关系，专家只亲眼目睹了一男一女两位患者的术后情况。其中一位用手按摩腿部时，可以排出小便；另一位通过电刺激器的辅助，大小便全 部可以排出。“对于治愈率，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们也没有看到全部成功病例，我们认为这项技术在理论上行得通。”韩济生说，现在有人质疑这项技术的治愈 率，我认为肖传国确实需要拿出更多的成功病例来证实他的说法。

参加那次鉴定会的另一位专家也回忆，肖传国提供给鉴定组的，只是部分资料，有选择性地找了七八个病人的。并表示他早期做了20个病例，但专家们并没看这 20个人的资料。

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泌尿外科学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应禄表示“肖传国的这个手术在道理上能讲得通，但不是所有病人的神经都能接得上的而且你得能找得到神经才能接”，郭应禄说，“所以，就算他说得对，能起作用也是有限制的。”

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也表示，神经愈合至今仍是医学上的一个难题，“神经是很难长在一起的。打个比方，每根神经就像电话线，里面有好多分支，只 有每一根分支都对上了，它才能长好。而现有的任何显微手术都做不到这点，只能靠两根神经自己去找，手术能否成功存在偶然因素。”

“我是专门研究神经再生的，我认为这种想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于炎冰告诉《北京科技报》，先天性脊柱裂利用常规的手术也就 是解栓手术，术后的成功率可以达到50%到70%，而这个“肖式反射弧”技术原理就是让重新连接后的中枢神经再生，但是想要使中枢神经再生基本上没有可 能。因为一个器官它是由很多条神经共同支配的，如何寻找到与器官控制相对应的神经其实非常困难，如果接错或破坏了原有的神经，手术后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想恢 复的功能没有恢复，而原来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彭剑告诉记者，目前，神源医院已经空空无人。所剩下的也只有大门口公告栏里的告示：“根据肖传国的指示，医院解散了。”何朝宏告诉记者，医院只是房子 到期了，医生都在郑州大学附属医院的泌尿外科继续开展这项手术。而曾经在医院进行手术的患者，都已经通过电话告知，复查直接转到郑州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 科。

对于神源医院停业，高晓群也表示：“事还在继续做，这个事停掉有多种因素。我不发表意见，人家（指肖传国）选择更好的地方，找更有能力的人帮助他推广。” 当记者表示，按照国家规定，医院是不能突然自行停业时，高晓群说，医院停业是肖传国让关的门，并表示不会对停业再发表看法。

随后，他又向记者透露说，今年五一过后，肖传国已经将自己的院长一职免去，主要原因是与神源医院的经营理念发生分歧。在高晓群看来，他认为应该免费为 患者治病的观念，让肖传国“颇为不满”，肖传国曾对他表示，经营医院就应该以赢利为目的。“随后肖传国更换了院长，推出了新的经营模式，又拉入郑大第四附 属医院，开设一个泌尿外科。无论是名气还是条件，都更有利于肖传国对这项工作的开展。”高晓群说。

高晓群回忆，其实，在这个规模不大，人数甚少的医院里，医生们都有着明确的分工：主治医生分别是杜茂信、何朝宏、高晓群、肖传国以及肖传国的博士生， 除了高晓群之外，其余都属于肖传国的团队，手术都是武汉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杜茂信主刀。手术通常需要神经科、泌尿科、以及骨科的医生共同完成。进 入这项手术的医生并没有经过技术培训，高晓群说：“做多了我们就都会做。”

“这种所谓的医疗新技术无非就是探索性医疗技术在医疗市场上的包装。”在广东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李大平看来，近年来，国内医疗服务市场不断推出各 种花样翻新的“高新技术”项目，令求治心切的患者真假莫辨，无所适从。其中，一些技术在专业上并不成熟，程序上也未经严格审评，却进入了医疗市场。目前， 我国对探索性医疗技术的管理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而“肖氏反射弧”就是一个代表。在法律规范方面，虽然卫生部在今年3月发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 法》，但该办法规定“医疗技术临床试验管理办法”将另行制定。并且主要管理的是临床上已经应用的比较高尖端的技术，例如器官移植类的医疗技术，但是正在对 人体进行实验性的技术，还没有进行规范管理。

在卫生部已经发布的规章制度中，唯一涉及了医疗技术临床试验管理内容的就是2007年1月11日起施行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 行）》，而该办法只对医疗技术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作了泛泛的规定。“如果技术立项的话，只需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后，形式上进行通过，并没有在官方上形成一 个准确的许可，这导致探索性医疗技术钻了很大一个空子。”

李大平指出，因为缺少监管探索性医疗技术却变相用于社会应用，技术应用者可以一直声称自己是在做临床试验。如果一旦探索性技术对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生成了医疗事故，就按医疗事故处理，如果没有发生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目前探索性的医疗技术根本就没有一个官方的机构对其进行评定、许可，所以自然会出现评定一方可以自己找专家进行评定的局面。李大平解释说，其实在美 国，会有一个不属于任何机构的独立伦理委员会对其进行判定，而这个判定的严格程度目前中国根本无法比拟，如果技术一旦出现问题，那么医生将承担严重的民事 责任。

李大平说，随着生物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和医学新技术的商业化趋势大大加快，大量新技术和新成果涌入医疗市场，医 疗机构为了商业利益或名誉利益，任意开展一些所谓的高新技术医疗服务，这一方面极大地侵犯了患者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导致诸多的社会伦理问题。因此，如果缺 乏对医疗高新技术的严格规范和管理，势必造成卫生事业本身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双重损害。

彭剑也告诉记者，对于这场官司他非常有信心。“目前，很多患者都‘投诉无门’，我呼吁中国应尽早建立一个新医疗技术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来解决医疗技术在临床和治疗中所出现的各种偏差问题。”

不久前我和何祚庥院士一起参加深圳卫视“22度观察”节目讨论中国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有位嘉宾称，是因为中国学者不能做到淡泊名利。何院士当即指责其胡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就一点也不淡泊名利，还争名夺利，不也得了诺贝尔奖……可惜节目播出时这一段被删掉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后，反而更争名夺利，搞得两个人关系破裂，成了仇人。几年前江才健《杨振宁传》出版时，就炒过这个话题。最近，据说与李政道有30年亲密合作的季承写的《李政道传》出版，又旧事重提。据说，杨、李关系破裂的导火线，是论文署名问题：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2009年12月07日瞭望东方周刊）

在物理学界，当时（以及现在）有很多人在发表论文时，署名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这一点和生物学界很不一样），但是也有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李政道自己在当时和他人合作写论文时，就几次违反他所谓的“国际惯例”，让自己成为第一作者：

TD Lee, R Christian. Phys. Rev. 94, 1760–1767 (1954)

TD Lee, K Huang, CN Yang. Phys. Rev. 106, 1135–1145 (1957)

TD Lee, J Steinberger, G Feinberg, PK Kabir, CN Yang. Phys. Rev. 106, 1367–1369 (1957)

上面这三篇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论文，如果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李政道都不应该排第一，但是他都排第一了，倒是杨振宁遵循“惯例”把自己名字放在最后。李政道自己定的“国际惯例”在对自己不利时就不遵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杨振宁呢？

我们再来看看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合作。自1952年到1962年，两人一起发表了23篇论文（不包括有第三者的论文），署名情况如下：

CN Yang, T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254 (1956)
TD Lee, CN Yang. Il Nuovo Cimento 3, 749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2, 290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822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119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67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1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45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9, 1755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2, 1419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165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406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Lett. 4, 30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1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2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89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9, 1410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2, 1954 (1961)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6, 2239 (196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8, 885 (1962)

除了第一篇是杨振宁排第一，其他22篇全都是李政道排第一。如果杨振宁真的那么在乎谁排第一，起码也应该要求平分吧？这么多篇论文中，仅仅因为其中有一篇由于杨夫人的建议改变了一下李政道本人也不遵守的“国际惯例”，就让李政道从此“耿耿于心”，谁更在乎论文署名顺序，不是很显然吗？

1994年2月《新语丝》月刊创办时，竹人是应我邀请加入的第一批八名编辑之一。他对《新语丝》月刊的主要贡献是在1994年编了一期《诗歌增刊》。1997年1月，竹人参与试图把《新语丝》出卖给一家现已不存在的商业公司的“政变”失败，对我破口大骂而去，从此与《新语丝》月刊以及新语丝网站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把新语丝当敌人。十几年后忽然在一个“科普网站”上自称是新语丝的创办人为己贴金，还真是“好有趣”、“好有文采”。

附：

【美国科学写作精选导读一】我们为什么阅读科学？

竹人 发表于 2009-12-03 15:59

【导读的导读】

冬日寒冷，除了哔剥作响的冬季壁炉，一杯茶，一盏灯以外，你还需要一个陪你读书的人，他会俯下身，递给你一本书。

他最好年长，最好耐心，最好有趣，最好有文采。

幸而，松鼠会有这么一个人。

竹人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新语丝和国风的创办人之一。曾经作为嘉宾以及幕后筹划人参加过小姬看片会在微软举办的“人工智能” 看片会。以前在松鼠会发过的文章在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

……

——责任编辑 小姬

作者简介

竹人

九十年代美国插队老知青，回国后在某外企从事IT研究。曾参与网刊《新语丝》和《国风》的创办和编辑工作。读杂书，以及泛艺术类之泛泛而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