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是靠不住的

31 12 2009年

    在中国农村推行计划生育的一大阻力是重男轻女的观念,生了女孩的家庭总想要再生男孩,有许多地方为此做了让步,在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第一胎是男孩的不能再生,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撰文抨击说,这样下去,岂不是女孩越来越多,男孩越来越少,会造成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其实,由于生男生女的概率相同,只要不用人工流产或溺婴的方式人为地选择婴儿的性别,那么不管采用什么生育策略,都不会改变男女比例。即使生男孩只能生一个,生女孩可以一直生到生下男孩为止,也不会使女孩多于男孩。
    这个结论违反了人的直觉,会有许多人无法接受。不相信的人可以具体算一算进行验证:1000对夫妇生育,500对生了500个男孩,停止生育;500对生了500个女孩,继续生育;后者又得250个男孩,250个女孩;后者再得125个男孩,125个女孩……加起来男女孩总数相同。现在中国男女比例的确严重失衡了,不过是女孩少于男孩,这是由于女孩被流产或溺杀引起的。
    许多貌似简单的数学题,其答案往往与人们的直觉不符。请看这三道数学题:
    一、球拍和球的总价是1.1元,球拍比球贵1元,那么球的价格是多少?
    二、如果5台机器用了5分钟生产5个零件,那么100台机器生产100个零件需要多少分钟?
    三、在一个湖里有一片睡莲,睡莲的面积每天扩大一倍。如果睡莲覆盖整个湖需要48天,那么它覆盖半个湖需要多少天?
    直觉告诉我们,答案分别是:0.1元、100分钟和24天。美国研究人员把这三道题混杂在问卷中让10所大学的3000多名本科生解答,发现大部分人都凭直觉回答。但是直觉是错的。正确的答案分别是:0.05元、5分钟和47天。按答对1题得1分计算,这些学生的平均得分只有1.24分。即使是那些给出正确答案的人,往往也是首先想到直觉的答案,然后意识到这个答案是错的,才去找违反直觉的正确答案。
    直觉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反应,不经思考快速地自发产生,不受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理性思维则需要做有意识的思考,反应要慢得多。直觉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一张脸,不可能要经过思考才辨认出是熟人;看到一块石头迎面砸来,不可能等到想起会被砸伤才躲开。这些都要靠直觉做出快速的自发反应。但是在面临更复杂的问题时,就需要用到理性思维才能解决。
    在生活中我们在交替使用这两套思维系统。例如,我们讲母语时,用的是直觉思维,而讲外语时用的是理性思维,所以不可能像讲母语那么流利。我们听到气象员用摄氏报出气温时,会直觉地感到气温的高低,但是如果听到的是华氏温度,就要用到理性思维了——美国人则相反。通过反复的训练,有可能让理性思维转化成直觉。例如,人们在学开车时,要靠理性思维进行判断,反应比较慢,开车时间长了,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本能,具有迅速的应变能力。
    但是有时对同一个问题,直觉和理性思维会给出相互冲突的答案,而直觉往往能战胜理性,从而让人产生烦恼。虽然统计表明飞机是最安全的旅行方式,但是许多人仍然害怕乘飞机,直觉地认为飞机不安全。这些人乘车时并不担心会出事,虽然出车祸的概率要比飞机失事高得多。
    有时统计数据反而激发人们本能的恐惧,出现严重的后果。1995年10月,英国医药安全委员会警告说,第三代避孕药与第二代避孕药相比会让静脉血栓症的风险增加100%。这听上去很吓人,许多人因此不敢再用避孕药避孕,导致第二年英国人工流产增加了9%。其实血栓的风险本来就低,风险增加100%,不过意味着每7000多人中会多1例而已。英国医药安全委员会现在的说法是,第三代避孕药只是略微增加了血栓的风险,除非你有患血栓的危险,否则无需停用第三代避孕药。
    人们在进入陌生的领域时,会本能地感到恐惧,做出过分谨慎的直觉反应。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疫苗接种的疑虑和反对,就是一种由于缺乏科学知识,未经理性思考做出的本能反应,并被某些组织和人士利用来制造社会恐慌。本能反应一旦做出,就很难通过出示科学证据来说服,因为说理诉诸的是理性思维系统,不容易影响人们的直觉。
    让理性战胜直觉,并非不可能。毕竟,对那三道数学题,还是有人给出了违反直觉的正确答案。在回答它们时,名校学生与一般学校的学生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在10所学校中,得分最高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平均2.18分,最低的是托莱多大学的学生,平均只有0.57。也许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天生就对数学有更好的直觉,但是也可能是长期进行数学训练的结果,让他们有更好的答题能力。对从小就在“奥数班”磨练过的中国大学生来说,更不容易被这类数学题误导。
    当然,善于解答数学难题不等于善于应用理性思维。习惯于理性思维特别是科学思维的人,在人群中只是极少数。要让人们了解科学知识还比较容易,但是科学知识往往与人们的直觉不符,要让人们利用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思维做出正确的判断,则困难得多,因为那是在抗拒人们的本能。也许科学思维也要“从娃娃抓起”。人们如果从小学习外语,就能让讲外语成为一种直觉;从小训练下围棋,就能对局势有很好的直觉。如果从小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是否也能让科学思维战胜直觉反应?

2009.12.28

(《中国青年报》2009.12.30.)



质疑井冈山大学“严肃处理两教师学术造假事件”

30 12 2009年

    井冈山大学校方在获知两名教师被一次撤掉70篇论文的消息后不到一周,就做出了开除这两名教师的公职的决定,如此雷厉风行,当然要归功于两名犯事的教师既非大牌教授,更非校领导,不过是两个讲师。但是看了井冈山大学校方公布的调查、处理结果,有两点令人难以理解:

    一、调查结果称追回钟华所有造假论文的全部奖励3.2万元,而刘涛的造假论文因内容不属于其专业研究范围,未予奖励。但是查井冈山大学《2007年论文奖励汇总表》,刘涛的28篇造假论文和钟华的39篇造假论文都在奖励之列,难道这个论文奖励汇总表是闹着玩的?如果刘涛的全部造假论文和钟华的大部分造假论文都得不到奖励,他们费心思一篇篇地造那么多假论文干什么呢?就为了帮助井冈山大学在国际上出名吗?

    二、这两教师的造假论文都不是自己一个人署名,钟华的造假论文共有12个共同作者,刘涛的造假论文共有4名共同作者。这些共同作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按井冈山大学的处理结果,似乎是说这些共同作者的名义都被盗用了。这些造假论文已发表了两年,两位教师用它们来评职称、获得奖励,他们的同事居然此前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名义被盗用?这些“名义被盗用”的共同作者对这份杂志并不陌生,有的也在上面大量地发表论文,例如刘荫秋自己就在上面发了13篇第一作者论文。其中化工学院前任院长曾锡瑞是多篇造假论文的共同作者,他此前也不看申报奖励的论文,完全不知情吗?(井冈山英雄在该杂志发表论文时喜欢让老院长沾光,有老院长大名的论文达38篇,老院长应赶快声明所有这些论文都和他无关)如果是为了便于发表而去盗用著名权威的名义,还可理解,但是这份杂志是不审稿的,盗用他人的名义有什么用?难道是为了陷害这些同事?

附:
严格依法依规治校  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我校严肃处理两教师学术造假事件

20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tructure Reports Online》(《晶体学报,E辑:结构报告网络版》)官方网站发表社论,公布了以我校化学化工学院讲师、硕士钟华和工学院讲师、硕士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该刊物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并作出一次性撤消的决定。

2009年12月23日下午,学校有关部门获知两名老师涉嫌学术造假的消息后,立即向学校进行汇报。学校对此高度重视,根据学校主要领导的指示,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就有关情况进行初步调查核实,并形成了初步处理方案:成立学校和学院调查小组和有关学科的专家鉴定组,立即开展核查工作;自12月23日起,对两名当事人予以停职调查,由于钟华正在外地学习,要求其立即回校接受调查;立即撤销当事人有关学术成果,追缴已发放的相应奖励;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对当事人做出进一步严肃处理。

12月24日上午,学校将情况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12月27日下午,学校专门听取了调查小组的调查情况汇报。12月26日晚,学校党委书记万继抗、校长张泰城在接受《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栏目记者采访时,对事件作了正面回应,表明了学校的态度。

12月28日晚,学校学术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听取了事件调查组对钟华和刘涛两名教师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与会委员对事件进行了学术评判。校学术委员会认定钟华有以下学术不端行为事实:伪造及篡改数据,制造虚假论文公开发表;伪造及篡改数据,替他人制造虚假论文公开发表;未经他人许可,盗用他人名义作为合作作者发表造假论文;造假论文数量特别多。校学术委员会认定刘涛有以下学术不端行为事实:要求钟华代写论文并提供条件,构成造假授权事实;持造假论文骗取成果确认;未经他人许可,盗用他人名义作为合作作者发表造假论文。造假论文数量特别多。

校学术委员会认为,钟华、刘涛的以上行为事实分别属于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中列举的“伪造或篡改数据”、“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和“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类型,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为捍卫学术尊严,根据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江西省教育厅《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和《井冈山大学科研行为道德规范》的相关规定,学校决定对钟华和刘涛作如下行政处理:撤销钟华的造假学术成果,追回所有造假论文的全部奖励3.2万元;撤销刘涛的造假学术成果(因其论文内容不属于其专业研究范围,按学校规定,未予奖励);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撤销钟华、刘涛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解聘钟华、刘涛的高等学校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撤销钟华、刘涛的高等学校讲师专业技术资格;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撤销钟华于2009年12月15日获得的高等学校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开除钟华、刘涛的公职。钟华为中共党员,鉴于其所犯错误事实,为了严肃党纪,教育本人,警示他人,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给予钟华开除党籍的处分。

近年来,我校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对教师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对教师科研成果进行规范管理。2006年1月1日发布了《井冈山大学科研行为道德规范(试行)》;学校学术委员会多次主持召开全校性学术道德会议,强调学术规范;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在全校性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教师要珍惜自己特别是学校的声誉,要坚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近期,学校将在全校开展“规范学术行为,加强诚信教育”专题教育活动。

钟华、刘涛学术造假事件发生以后,学校深感痛心,又十分愤慨。虽然这是我校个别教师的个人行为,但对学校声誉造成了重大损害。学校将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大对师生的学术规范教育,对科研工作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坚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再次发生。



井冈山大学晶体学英雄榜

28 12 2009年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晶体学报E部分》)近日一次撤销井冈山大学的70篇论文,创下了世界纪录,并宣布将井冈山大学列入黑名单,让井冈山大学在国际上一举成名。

Acta Cryst. E其实只是一个小分子晶体数据库,在那里发的“论文”一篇只有一页,只是一篇实验记录,几乎没有门槛(估计任何人声称测了一个新的小分子晶体结构,都可以在那里登),引用率极低(2007年的影响因子为0.508)。但是由于这份杂志被SCI收录,而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在中国大学是可以得到奖金的,于是中国人发现了一条发财捷径。根据井冈山大学《2007年论文奖励汇总表》,井冈山大学2007年一共发表SCI论文144篇,其中116篇在Acta Cryst.发表,其化工学院的教师几乎人人都在上面发表过论文,赚取外快。该校一篇SCI论文奖励5千元,其中的冠亚军钟华、刘涛据此分别赚了19.5万和14万元!这两个人赚钱赚疯了,连花几个小时做简单的测量实验都不做了,干脆编造一套晶体数据交上去,终于东窗事发,连累了井冈山大学其他人。

这条赚钱捷径并不是井冈山大学的英雄们想出来的。早在2005年我们就发现宁波大学理学院院长郑岳青在类似的晶体刊物上大量地炮制SCI论文赚钱,称之为“郑岳青现象”。随后又发现郑院长既不是最早这么干的,也不是干得最欢的——纪录保持者似乎是黑龙江大学高山教授,平均每3天发表1篇晶体“论文”。全国各个高校都有人这么干。也不乏后起之秀,比如青岛科技大学副教授李雪梅在该校读博期间三年共发表了110篇Acta Cryst. E论文。这些晶体学国际杂志成了中国人的天下。就在发表撤稿说明的这一期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共有290篇论文,其中有134篇来自中国大陆,几乎占了一半。

中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总数据说已在世界上排第二,屈居美国之后。近日中国社科院也宣称中国科技实力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本来按照这种发表速度,中国论文总数和科技实力赶超美国,指日可待,没想到被Acta Cryst. E编辑部整了一下。这背后是不是有美国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阴谋?这个问题,留给爱国英雄们研究。

以下是2007年井冈山大学Acta Cryst.英雄榜:

化学化工学院  钟华 39
工学院  刘涛 28
化学化工学院  刘荫秋 12
化学化工学院  隋岩 12
化学化工学院  刘冬生 4
化学化工学院  应少明 4
化学化工学院  方小牛 3
化学化工学院  胡荣华 3
化学化工学院  罗志刚 3
化学化工学院  陈华龙 2
化学化工学院  刘九辉 1
化学化工学院  施踏青 1
化学化工学院  曾锡瑞 1
化学化工学院  周小春 1
化学化工学院  陈文通 1
化学化工学院  钟凡 1



新语丝新镜像点开通:xinyusi.info

26 12 2009年

xinyusi.info



金合欢的关系图

26 12 2009年

这是网友“会飞的藏红花”为《金合欢的关系网》画的插图。

guanxiwang.jpg



最忠贞的爱情鸟

24 12 2009年

    “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女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唐·孟郊《列女操》)自古以来,鸳鸯就被中国人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源于至迟在晋朝就已有记载的一个传说:鸳鸯雌雄一刻也不分离,如果有一只被抓走,另一只就会相思而死。
    可惜现代鸟类学家的观察破坏了人们美好的想像。事实上,鸳鸯雌雄只在交配的季节才在一起,而在雌鸟孵蛋、抚养幼鸟期间,雄鸟并不承担责任,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在下一个交配季节,雄鸳鸯通常还会回来找原配,这也许让人感到一丝欣慰,但是和那些雌雄终身不分离的鸟类相比,这又不算什么了。鸳鸯的忠贞只是文人看到鸳鸯成双成对戏水时的异想天开而已。
    至于说鸳鸯夫妇如果被拆散,就会相思而死,更是无稽之谈。生物的本能是繁衍后代、传播自己的基因,除了人类,没有其他生物能抗拒这种本能。所以,再忠贞的鸟也不太可能为亡夫亡妇守节或殉情,放弃继续传播自己的基因的权利。它们将会另觅新欢。如果突变出一只殉情的鸳鸯,它的“殉情”基因将难以传播,很快会被淘汰掉。
    如果要在鸟类中寻找忠贞爱情的象征,许多奉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鸟类都比鸳鸯够格。生活在南冰洋岛屿上的漂泊信天翁(以下简称信天翁)是其中最忠贞的一种。信天翁的雌雄一旦结为“夫妻”,就会从此生活在一起,“婚姻”关系通常会一直持续到有一方死亡为止,“离婚率”只有大约0.3%。有一对信天翁夫妇被发现一起生活了40年——这个纪录还得归功于信天翁的长寿,它是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能活60多岁。
    信天翁还是能飞行的现存鸟类中最大的一种,翼展能达到3.5米。如此巨大的翅膀让它能不拍动翅膀在空中翱翔几个小时,特别适于长途飞行。每次出去觅食,信天翁要花上几天时间,飞行几千公里——已知的纪录是12天飞行了6000公里。信天翁在荒凉的小岛上筑巢,附近没有食物,必须远行到外海才有可能找到食物,主要是乌贼和鱼。要在南冰洋找到足够的食物填饱肚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用这么长的时间跑这么远觅食。一旦发现了食物,信天翁就会拼命地吃,有时候吃得太饱飞不起来,只好先在海面上歇息。
    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要养活自己已不容易,何况养育后代?但是后代是不能不要的,否则我们今天就见不到信天翁了。只能是尽可能地减轻养育后代的负担。信天翁每两年才生育一次,每次只生一个蛋。在12月10日到1月5日这段时间,雌鸟产下一个蛋,然后开始孵它,但是雄鸟也热心地想要参与,有时会强行把雌鸟推开,抢着孵蛋。此后雌雄轮流孵蛋两个多月,幼鸟才破壳而出。
    幼鸟出世后,父母还要轮流出海觅食,回来从胃里吐出液体食物喂养幼鸟。父母必须喂养幼鸟9~10个月,每天喂给幼鸟1.5千克的食物,才能让它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会飞的鸟。刚出生的幼鸟体重只有80克,到它们会飞时,体重达到8千克,增加了100倍,可见父母喂养负担之重。而实际负担比这还重,因为在幼鸟会飞时,体重其实还有所减轻了。在会飞之前,为了完全过冬,幼鸟体内必须储存大量的脂肪,要把自己吃成一个肉球。这时的幼鸟站起来能有1米高,体重达35千克,是它父亲的3倍重!
    有的动物,例如许多种昆虫,产下的卵能自己孵化,孵出的幼虫能自己觅食,虽然大部分的卵和幼虫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但是毕竟还有长大的机会,所以它的父母只管生不管养,只是通过增加产卵量来增加后代存活数量。但是对鸟类来说,对生下的蛋不能不管,否则幼鸟不会孵出,蛋百分之百会成为食物。幼鸟孵出后,通常也不能置之不理,还必须喂养它、保护它,否则它的生存几率会是零。
    因此父母至少必须有一个要承担孵蛋、喂养幼鸟的责任。虽然父母对后代贡献了等量的遗传物质,但是在其他方面却不平等:母亲花费了大量的能量生产营养物质供后代食用,她提供的蛋要比父亲提供的精子大得多,也贵重得多。也就是说,母亲对后代的投资要大得多,如果蛋被吃掉或幼鸟夭折了,母亲的损失也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多数鸟和鸳鸯一样,通常是雌鸟留下来孵蛋、养育后代,而雄鸟只管交配,完了一走了之。
    但是对信天翁来说,虽然已把一窝蛋的数量减少到了无法再少的一个,要孵化、养育这种巨鸟仍然是一大挑战,只靠母亲一人无法完成,父亲不得不共同承担责任,否则他自己的基因无法传播,交配成了无用功。在幼鸟长大后,母亲或父亲为什么不另觅新欢呢?这是因为寻找中意的配偶相当费时间,平均要花上2~3年才能确定关系,相当于少生了一窝,显然不如回到知根知底的老夫老妻身边更合算。可见,信天翁白头偕老的浪漫,其实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为了保证自己的基因能够传播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即使是这种从一而终的爱情鸟,雄鸟有机会也会搞婚外恋甚至强奸,让其他雄鸟替他养儿育女,因为这能更多地传播他的基因。夫妻一方死亡,活着的一方绝不会守节或殉情。这些鳏夫寡妇由于有育儿经验,能增加后代存活率,它们会成为抢手货,挑来挑去,往往就是鳏夫配上了寡妇。这一切,都是传播基因的游戏。

2009.12.21.

(《中国青年报》2009.12.23.)



转基因何曾“偷偷摸摸”?

23 12 2009年

——评张伟《“偷偷摸摸”转基因》

 

    农业部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一事,在本月初国内外媒体有大量的报道,新华社也在12月11日报道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主席高度评价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不知为何这个月快过完了,《中国青年报》记者才醒过来发现这事是“偷偷摸摸”?

    关于此事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早在10月22日就发布在中国生物安全网上,人人都可以去下载。中国生物安全网是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的网站,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在这里发布最为正式,难道要同时送给“环保组织”、“环保人士”或张伟记者一份才不叫“偷偷摸摸”?

    张记者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描述得十分神秘,好像是个什么见不得人的机构,“连这个机构最早成立的时间,外界都很难查到。”我不知道张记者是怎么查的。随便一google,就可查到:2002年7月8日,农业部在京召开第一届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立大会;2005年6月22日,农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立大会。新华社当时都发过报道。今年是第三届,我没有查到成立报道,也许是还没有开成立大会。但是农业部已向各个农科院、高校、研究所发了《农业部关于印发第三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农科教发[2009]6号),某些农科院、高校、研究所网站都有其成员成为委员的报道,有的还把聘书在网上公布,可见并不是什么神秘机构。张记者如果真想知道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何不向农业部或农科院索要那份通知?何必耸人听闻地说“尽管许多人努力地寻找它的成员身份,网上也充满各种询问和打探,但都没有结果”?

    早在2004年,国内就已有了农业部启动转基因水稻安全认证的报道,当时曾引起很大的风波,一些研发转基因作物的专家已回答过媒体的质疑,我本人也写过几篇文章澄清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误解,驳斥过“绿色和平”组织散布的谎言和谣言,其中有三篇就登在张记者供职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2004.12.15.)、《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2004.12.29)、《虫都不吃,人可以吃》(2005.4.20)。张记者如果不是偏听偏信“绿色和平”组织、蒋高明的无稽之谈,在报道前做点功课,也不至于让这些组织、个人继续在媒体上误导公众,散布恐慌吧?

    比如关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张记者借网人之口攻击说:“既然虫子都不能吃的东西,人能吃吗?”他提到:“他们先后在小鼠、大鼠等身上进行了毒理试验,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然后质疑说:“你们能把人当老鼠吗?”

    在小鼠、大鼠等身上进行毒理试验是验证食物和药物的安全性的常规方法,不只是对转基因食品才如此。如果不相信这一常规方法,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质疑其他食物和药物的安全性?“环保组织”宣称转基因食物有问题的实验也是在小鼠、大鼠等身上做的,张记者为什么不也去问他们:“你们能把人当老鼠吗?”

    我们对Bt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非常有信心,不只是由于动物毒理试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且是由于对Bt转基因水稻的抗虫害原理有相当透彻的了解。至少有三重防线保证了转基因水稻用来抗虫的Bt内毒素不会对人体有害:一、Bt内毒素是一种蛋白质,在60摄氏度的水中煮一分钟就失去活性。在生米煮成熟饭时,已不可能存在还有活性的Bt蛋白。二、Bt内毒素本身实际上没有毒,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人的胃环境是酸性的,不能做有毒的加工。三、Bt内毒素产生的毒蛋白要和昆虫肠道细胞表面上特定的受体结合才能起到作用,而人的消化道细胞表面上没有这种受体。Bt内毒素做为生物农药,在蒋高明提倡的“有机农业”中广泛使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面积种植含Bt基因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也已有十余年的历史,迄今未发现一例人畜因吃这种作物中毒的。

    张记者称:“保守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欧盟,因为科学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确实无害,因而严格地限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口。”而事实是,欧盟主管食品安全的欧洲委员会对转基因作物早就有结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物和食品更安全。欧盟已经批准了多种转基因玉米和油菜籽。

    张记者所信赖的那些反转基因技术的组织、个人,没有一个上得了台面。“绿色和平”组织由于一贯通过造谣偏执地反对任何生物技术,连其创始人和前领导人Patrick Moore都看不过去了,指斥其智能和道德已破产,走向了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蒋高明虽然挂着“植物所首席研究员”的头衔吓唬人,却由于在生物学问题上犯了太多的常识性错误,说了太多的假话,虽然能继续欺骗媒体人士,在专业人士眼中早已名誉扫地,没有人理睬他的呼吁,有什么奇怪的?

    至于袁隆平院士,在杂交水稻方面当然是很上得了台面的,在转基因水稻问题上却一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我那篇《虫都不吃,人可以吃》已不点名地批评了他)。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位50年代在农学院受教育的院士对现代生物学的陌生所致,而不是出于杂交水稻和转基因水稻的行业利益之争。袁院士对转基因水稻的批评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也可学他的语气说:“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杂交水稻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从张记者的这篇报道,以及他以前发表的科学方面的报道(我曾不公开地批评过)看,张记者并不具有做科学报道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素质和科学态度。建议张记者认真学习《科学新闻》主编贾鹤鹏剖析反对转基因的传播案例的《NGO:传播的科学》一文(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6937),学会做科学传播的一些基本常识。

附:
“偷偷摸摸”转基因

本报记者 张伟
中国青年报2009-12-23

    农业部最近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过程,加重了关于转基因粮食安全问题的不安。

    这一过程十分隐秘:一家国外通讯社最早发现这个消息时,它被摆放在一家“几乎很少更新”的专业网站上,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连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都没发觉。

    该安全证书由全称为“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部门颁发。获得证书的是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转抗虫基因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证书自2009年8月17日起,有效期为5年。据此,这两个水稻品系将可以在湖北省境内成规模种植。

    对于安全证书的颁发过程,农业部只提供了一份简短的书面回复。根据这份回复,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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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回复,使普通人开始关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这个听上去十分专业的机构。

    有很多证据都表明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资料显示,它的设立,根据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组成人员则是“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每届任期3年。前一次换届,新华社曾专门就此发布消息。

    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拥有数十名成员的庞大机构,平常人根本难以触及。尽管许多人努力地寻找它的成员身份,网上也充满各种询问和打探,但都没有结果。连这个机构最早成立的时间,外界都很难查到。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作为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发放前的最终环节,该委员会的作用不容小视,而这个证书则是“转基因作物上市前最难突破的关口”,如果有谁能担保转基因食品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请求公布这些专家的名单”。

    这个请求无人理睬,蒋觉得这一切“是暗箱操作”,他认为,这说明相关人士对转基因水稻“自己也没底”。

    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曾花费很多时间来搜索这个委员会的信息。最终,他们只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网上找到一篇新闻,透露该校的5名研究人员被聘为第三届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绿色和平组织负责农业项目的官员方立峰觉得,与转基因相关的整个共同体都失声了。这种失声,成为人们的质疑重点。

    作为一家民间机构,绿色和平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种植。“我们一直希望,这种关系到人们生命安全的信息应该公开,人们即使不能决策,起码该有知情权。”该组织这样解释其立场。

    而与民间组织的活跃相比,事涉其中的政府机构与科研人员,则显得极为低调。

    蒋高明是为数不多愿意公开表态的专家之一。他的研究领域与转基因技术无关,是生态农业,这让蒋高明觉得有点尴尬,因为那些更应该表态的人“实在太安静了”。

    “由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至今还存在争论,对转基因水稻的审批起码应该透明。”他通过博客和发表文章数次呼吁。不过,他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无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

    事实上,在媒体将各种质疑重复了几遍以后,农业部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表示,“现在各大媒体、部属媒体和地方媒体都已经不再炒作此事了。”

2

    人们要求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声音背后,是对转基因食品一直存在的巨大忧虑。人们担心,经过转基因的作物,在被人类食用以后,会不会有“无法预料”的后果。

    新获得安全证书的“Bt汕优63”转基因水稻,被认为可以杀死昆虫,并且防治虫害。针对这一特性,网上最常见的攻击是这样开始的:既然虫子都不能吃的东西,人能吃吗?

    这个质疑已经被专业人员化解。中国水稻研究所一名研究员表示,这种导致昆虫死亡的基因,针对的是某种昆虫特有的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不会对人造成危害。

    为了证明这种作物的无害性,早在获得安全证书以前,参与研究的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员林拥军就曾表示,对这种转基因水稻,他们先后在小鼠、大鼠等身上进行了毒理试验,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这种论调,也在网上引起攻击。一种质疑是:“你们能把人当老鼠吗?”

    尽管并不掌握完整的科学信息,人们仍然无法消除对于这种人工作物的忧虑。许多人在网上将批准生产转基因水稻视作“科学研究”突破了“道德底线”,并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事实上,关于转基因作物是否存在危险,国内外的科学界一直没有定论。相左的证据不断出现。反对者引述国外科学家的报告称,实验中,幼鼠食用转基因土豆后,内脏免疫系统受到了损害。但支持者的实验结果则与此相反,是“丝毫没有出现损伤”。

    保守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欧盟,因为科学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确实无害,因而严格地限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口。在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因为反对者同样无法提供证据证实转基因作物有害,政策一直倾向于推广转基因作物。

    之前,番茄、棉花、大豆等转基因作物已经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并且一度在防治病虫害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对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谨慎态度。

    中国水稻研究的权威袁隆平表示,他本人的学生也参与了水稻转基因的研究。不过,不久前,袁隆平公开表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他的理由是,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

    “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袁隆平说。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一些转基因项目的研究者,曾反复抱怨他们的研究成果市场化被“过于严格”的审批过程阻挠。

    对于转基因技术,还有很多别的质疑。许多科学家担心,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通过授粉等途径向四周“漂移”,可能会引发生态危机。另一个质疑指出,在推广转基因棉花时,因为管理混乱,棉花种子来源很杂,许多都没有得到正式的评估和批准,有人甚至说不出自己所种的棉花来源。人们担心,和穿在身上的棉花相比,最终要吃进嘴里的水稻,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会引起不可知的危险。

3

    2008年,农业部官员曾表示,生物安全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例会,会上每次都要讨论“是否批准转基因水稻”的问题,始终无法通过。当时该委员会还是第二届,委员共有74名,有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转基因技术“出发点是好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危险是不能预计的”。

    不过,说这番话之前,2008年4月,农业部已经完成为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而进行的调研。媒体报道,这次调研的结果是,认为应该“在科学、安全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原先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缩短转基因作物上市的过程”。此举被视为针对转基因水稻而作,标志着“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提速”。

    也有人注意到,早在2007年,关于转基因作物发展的16字方针已经从“科学规划,积极研究,稳步推进,加强管理”调整成“加快研究,推进应用,规范管理,科学发展”。这个转变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

    随着“提速”的开始,只过了大概一年时间,之前被认为存在“危险”的技术,就悄无声息地被批准生产。

    相关部门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许可,被认为是国家一个长期工程的必然结果。在2004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被定为16个重大专项中的一个,总预算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从那时起,转基因就“变成了非常热的研究领域”。蒋高明评价:“不管发现出了什么问题都不会停,因为钱一开始花,就停不住了。”

    此次得到安全证书的项目,据悉自1995年起就开始进行研究,2003年至2004年已经完成了生产性试验。该项目的研究人员曾表示“不希望无限地等下去”,因为一个现在很有优势的品种,若干年后就可能丧失其竞争力。

    如今,他的希望已经成真。尽管农业部在回复中强调,该转基因水稻“还要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和经营许可证,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应用”,但当消息传出时,与种子生产有关的3家上市公司股票应声暴涨。

    农业部评价称:“这是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取得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成果,为商业化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科学大争论——化石是怎么回事?

22 12 2009年

    化石是保存在岩石中的古生物遗骸或遗迹,这在今天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是最顽固的神创论者,对此也不会有什么争论。但是对古人来说,这个事实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直到18世纪,科学界对化石是不是源自生物体,还充满了争议。
    国内有的文章称,北宋沈括(1031~1095)最先揭示化石成因,比达·芬奇早了400多年云。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确提到,在太行山崖间有螺蚌壳,据此认为这一地带过去乃是海滨。此前唐朝书法家颜真卿(709~785)在《麻姑仙坛记》已有“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的说法。比沈括稍后的朱熹(1130~1200)也提到:“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他们说的螺蚌壳,实际上是贝壳化石,但是他们显然是把它们当成了真正的贝壳,并不能据此说明他们对化石的来源已有正确的认识。
    贝壳化石与现在的贝壳非常相似,并不难推测它们的来源。古希腊人比中国古人早了一千多年就已有类似的说法。第一个较为准确地指出化石的来源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公元前570~480)。他在内陆和山上发现了贝壳,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采石场发现了鱼和海草的化石,又在马耳他岛发现了各种海洋动物的化石,据此得出了一个在当时相当超前的结论:山脉必定曾经位于海中,地球在历史上多次交替出现世界性大洪水和干涸。此后几位古希腊哲学家也都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要接受这种观点,首先必须相信世界是非常古老的。这对古希腊哲学家来说不是个问题。但是到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后,人们的世界观就完全不同了。在基督教看来,世界是在几千年前由上帝在六天内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世界观让人们对化石感到疑惑不解。既然世界历史这么短,显然不能认为化石是生物体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而遗留下的遗迹。何况化石的种类、形态是如此繁多,它们的成因似乎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恐龙、大型古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很容易看出它们是骨头,但是在现存生物中又找不到对应的部分,因此它们就被认为是古代巨人或神话动物的遗骨。类似的,中国古人也把这类化石当成“龙骨”,要么是龙死去后的遗骨,要么是龙脱胎换骨时蜕下的。
    大多数化石并不像贝壳或鱼化石那么好辨认。许多化石与当时人们已知的生物都没有相似之处,因此很难让人把它们与生物体联系起来。例如尖锥状的箭石(乌贼等头足纲动物的内壳化石)和海百合化石。某些海百合化石有星状图案,这类化石就被认为是流星陨落后的产物,称为“星石”。当时人们说的“化石”指从地下挖出来的所有东西,岩石、矿石、宝石也包括在内。这种分类的混乱也导致了认识上的混乱,看上去不像生物体的化石理所当然地被归为了某种矿石。
    有些化石看上去与现存的动物很像,但是当时流行的观点却认为它们是和生物体没有任何关系的自然形成的石头图像,是由存在于石头中的神秘“塑造力”形成的。有些人相信它们是生物体的遗迹,但是是被诺亚大洪水淹死的动物遗留下来的。离奇一点的观点则认为它们是动物交配时精液溅到岩石上长出来的类似生命的东西。还有人认为它们也许是魔鬼的恶作剧,是为了破坏人们对上帝的信仰。
    想要对化石有正确的认识,首先必须冲破基督教世界观的束缚,而这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有可能。在1500年左右,达·芬奇(1452~1519)试图复活古希腊哲学家对化石的看法。他注意到在意大利北部亚平宁山脉的岩石里有贝壳和珊瑚化石,那里离海岸很远,这些海洋生物化石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认为是诺亚大洪水把它们从海里冲到山上来的。达·芬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说诺亚大洪水是下暴雨引起的,雨水会携带着东西流向大海,而不是相反地把海里的东西冲到陆地。而且许多贝壳化石太脆,经不起长途跋涉。贝壳分布在不同的岩层,也不像是一次大洪水造成的。
    达·芬奇在其笔记中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来解释岩石中的贝壳化石是怎么来的:河水流到大海时,浑浊河水中的泥沙沉淀下来,也把贝壳埋在了泥土中。由于缺少养料,这些贝壳死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平面降低,海水消退,泥土变成了岩石,贝壳跟着变成了化石。达·芬奇不是最早想到化石与地质变化的关系的人,但是最早对此做了系统的论述。可惜,他生前没有发表这些离经叛道的说法,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1565年,瑞士医生和博物学家格斯勒(1516~1565)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化石物体》。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部化石专著,但是有两点让它显得很突出。它包括了大量的化石插图,是根据格斯勒本人和同事的化石收藏绘制的。以前有关化石的著作很少有插图。其次,格斯勒尝试对化石进行较为合理的分类。此时“化石”仍然包括岩石、矿石、宝石等在内。格斯勒将它们分成15类。这些分类在今天看来有的当然显得很奇怪,例如他把棘皮动物化石、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矿石归为一类,把名称与鸟有关的石头都归为另一类。但是有的分类是根据化石与现存生物的相似性来划分的,例如“外观像珊瑚”、“外观像海草”、“外观像昆虫和蛇”的分类。
    尽管格斯勒并没有意识到化石是生物体的遗迹,但是他通过插图以及把化石与生物体比较进行分类,突出了化石与生物体的相似性,促使人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化石是不是生物体的遗迹?它们是怎么进入岩石的?它们是什么时候进入岩石的?生物体是怎么变成化石的?但是还要再过100年,才有人开始通过科学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中)

    直到17世纪下半叶,化石才真正成为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几名博物学家先后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石必定是生物体的遗迹。其中最早发表其研究成果的是英国博物学家、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1635-1703)。在1665年出版的《显微图谱》一书中,胡克描述了他用显微镜观察一块腐朽的橡木和木炭,并将它们和石化木做对比。他指出,石化木不仅有木头的形状、构造,而且它上面的微孔与几种木头的微孔十分相似。
    当然,石化木和木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一名合格的科学家不应对此视而不见,不仅要报告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也要能解释不利的事实。胡克详细地列出了7个不同之处:一、石化木比木头重;二、石化木像燧石一样硬;三、石化木的微孔显得比其他部分黑;四、石化木无法燃烧;五、滴几滴醋到石化木上,会产生许多泡沫;六、石化木像燧石一样易碎;七、石化木摸上去和木头非常不同,感觉比木头冷,更像矿石。
    这7条差异中,除了第3条,都是石化木做为一种石头所应该有的属性。对第3条,胡克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石化木的微孔不是空的,而是由更暗淡的物质填满了。这样,胡克不仅指出了石化木与石头的相似之处,也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之处,说明了石化木就是石化了的木头。
    由于石化木与木头很像,并不难猜测它们之间的关系。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有河岸崩塌,发现地下有一片竹笋,“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的说法。但是胡克并不是只简单地下断言,而是做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详细论证。他进而推广到了其他化石,得出结论说,化石的形成不是由于土地中的“塑造力”,而是来自生物体。这些生物体被洪水、地震或其他自然力量带到了某个地方,被填上了泥浆、粘土、带泥沙的水或其他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硬,“浇铸”出了“有图像的石头”。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也有人做类似的研究。1666年,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渔民抓到了一条大鲨鱼,托斯卡纳大公命令将它的头送给正在当地行医的丹麦博物学家尼古拉斯·斯蒂诺(1638~1687)研究。斯蒂诺解剖后发现这种鲨鱼的牙齿与一种被称为“舌石”的石头非常相似。人们很早以前就在马耳他岛发现有奇怪的类似舌头的石头,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利尼认为它们是在月亏的时候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有人认为它是在岩石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斯蒂诺注意到这些石头的形态与鲨鱼的牙齿相同,只是要大得多。因此他推断“舌石”是古代大型鲨鱼的牙齿化石。第二年斯蒂诺向伦敦的王家学会提交了论文公布其发现。这是第一篇研究化石的科学论文。
    那么鲨鱼的牙齿是怎么跑到了岩石或岩层里头去了呢?斯蒂诺推断包含化石的岩石必定曾经是沙,所以生物体能被埋在里头,以后沙才石化成了岩石。斯蒂诺进而推断,最先沉淀形成的岩石位于最底层,后来沉淀的岩石位于上面,越往上的岩层越年轻,岩层的分布反应了地球的历史事件。斯蒂诺在16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序论”概括了这些原则,被认为是地质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在这篇序论发表后不久,斯蒂诺就皈依天主教,不再从事科学研究,论文没了下文,有待后人进一步的阐述。
    在今天看来,胡克、斯蒂诺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应该很快被普遍接受才对。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孤独的先驱,大多数学者仍然相信化石是自然形成的石头,否则怎么解释多数化石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生物?又怎么解释海贝化石会出现在山顶上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严重地动摇他们的基督教世界观,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
    在1677年,英国牛津大学第一任化学教授普洛特(1640~1696)出版《牛津郡的自然史》,反驳胡克、斯蒂诺等人的看法。他认为贝壳化石其实与贝壳没有关系,而是矿物质结晶形成的。化石看上去和生物很像,纯属巧合,就像钟乳石或雪花也会长得看上去像生物一样。只有个别的化石他承认是生物体的残余,这主要是恐龙的骨化石。当然,普洛特不知道什么恐龙,而这些骨头对现存生物来说又太大了,因此他把它们当成是《圣经》所记载的巨人的骨头。这些巨人被诺亚大洪水淹死了。
    即使到了18世纪初期,对化石的研究仍然深受《圣经》记载的影响。1726年,瑞士博物学家余赫泽(1672~1733)出版研究化石的著作,还把化石当成要么是“大自然的恶作剧”,要么是诺亚大洪水的遗物。他把一个特别大的化石描述成在大洪水中丧生的巨人的骨头,证明着《圣经》记载的真实性,因此把它命名为“大洪水的见证人”。它实际上是一种史前大蝾螈的化石。
    更可笑的事件发生在德国。乌兹堡大学医学院院长柏林格(1667~1740)坚信化石不过是“一种大自然的作者(上帝)自得其乐地埋藏起来的特殊石头”,不仅喜欢收藏化石,而且爱炫耀其藏品和做有关演讲。1725年,他的两名同事对柏林格的傲慢很不满,想让他出出丑。他们雕刻了一些假化石,收买了一名被柏林格雇佣替他挖化石的男孩,叫他把它们挖出来献给柏林格。
    这些“化石”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化石大不相同,更像是一幅幅画像:有眼睛的鸟、在结网的蜘蛛、在交配的青蛙、在采蜜的蜜蜂、光芒四射的太阳、带尾巴的彗星、星星,更进一步证实了化石的确是“上帝制作的艺术品”。后来挖出的化石甚至有上帝的签名:用希伯莱文写的“耶和华”!
    柏林格很快地写成一本著作,准备公布这个重大发现。这时候,那两名同事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告诉柏林格真相,但是柏林格不为所动,认为他们是出于嫉妒,阴谋埋没他的重大发现。柏林格在1726年出版了其著作。几个月后,柏林格才醒悟过来,据说是因为挖到了一个用希伯莱文写着他的名字的“化石”,才让他明白的确被捉弄了。传说柏林格羞愧难当,花巨资试图把其著作都收购回来销毁,并很快郁郁死去——这最后一条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柏林格此后还活了14年。
    此时,化石是生物体的遗迹的观点已开始在学术界占据主流。瑞典博物学家林奈(1707~1778)在1735年出版《自然系统》,试图为所有的生物进行分类,其中就包括化石,并用和生物一样的命名法进行命名。妨碍人们相信化石源自生物体的,主要是宗教信仰。伯林格的悲剧不过反映了思想僵化的学者为了其信仰会偏执到何等程度。

                               (下)

    在17世纪的西方世界,妨碍人们接受化石是生物体的遗迹的,主要是基督教的信仰。反过来,一旦化石的生物起源被确认,宗教信仰也就不得不发生动摇。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解释遗留在山上的海洋生物化石。与基督教《圣经》的记载调和的唯一希望,是认为化石是在诺亚大洪水中灭亡的动物的遗迹。但是正如达芬奇和胡克先后指出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与《圣经》调和的希望,在发现化石是分层分布的之后,就被彻底地粉碎了:仅仅一次的大灾难,如何能使化石形成分层分布,而且每一层都有独特的动物和植物的化石?世界肯定要比《圣经》所说的古老得多。
    另一个难题更加令人难堪:化石所代表的生物,有许多在现在似乎不存在了。例如斯蒂诺研究的“舌石”是古代大型鲨鱼的牙齿化石,而这种大鲨鱼在今天并没有发现。胡克在其死后出版的《关于地震的对话》一书中描述了许多奇怪的化石。例如有些化石是巨大的螺旋体,能重达400磅,看上去就像盘起来的蛇,因此被称为“蛇石”(现在称为菊石)。这些化石并没有现存的生物与之对应。胡克将它们和鹦鹉螺进行比较,认定它们属于某种已不存在的软体动物(我们现在知道菊石是已灭绝的头足纲动物的化石)。因此他猜测生物物种也许有一个固定的“寿命”。这意味着物种会灭绝,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物种。胡克是这么说的:“在以前的年代里有许多其他物种在现在我们不能找到;而且,在现在也许有种种当初没有的新物种,这也并非不可能。”
    在今天,物种会灭绝,是尽人皆知的事,我们人类的活动就造成了许多物种的灭绝。但是对19世纪以前的西方人来说,物种灭绝是难以想像的。这首先也是由于基督教信仰。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怎么可能会让物种灭绝?即使在上帝决定要让大洪水淹没整个世界的时候,也记得让诺亚把所有动物都一对一对地带上方舟,以保证所有的物种都能延续下去。何况,所有的生物都是上帝设计、创造出来的,如果认为物种会灭绝,就是在认为上帝的创造物会是不完美的,是上帝在设计生物时出了差错,这种想法简直是在亵渎神灵。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必须相信,所有的生物都是在六天之内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而且一样不缺地一直繁衍下来。
    西方传统的自然哲学思想也让人难以接受物种灭绝的观念。亚里斯多德在对生物进行分类、比较时,认识到可以对不同的生物按从简单到复杂的次序进行排列,构成一个等级系统。在他看来,自然界存在着从非生物、植物、动物到人的连续序列,组成了一个从最不完善的事物上升到最完善的事物的线性链条,每个事物都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他把这称为自然界等级。这个看法后来被发展为“自然界阶梯”或“事物大链条”的观念。这种等级排列是上帝为世界制定的理性蓝图的一部分,它代表着大自然永恒而和谐的秩序,从神创之日起到现在都是一直如此,没有变化。如果某个物种灭绝了,就意味着“自然界阶梯”少掉了一级,“事物大链条”被打断了,世界不再是完美的了。
    因此许多人认为,虽然有些化石在现存生物中找不到对应的物种,并不能说明这些物种已经灭绝。没有在地中海发现斯蒂诺说的大鲨鱼,或没有在英国海域发现胡克说的巨型软体动物,并不等于它们就灭绝了。也许它们数量过于稀少,因此没有被采集到。也许它们还躲在某个偏僻的地方有待发现,例如生活在遥远的海域或者海洋深处。寻找这类未知的生物,在当时成了科学探险的一部分。例如,在1803年,路易斯和克拉克开始穿越美国大陆的探险时,当时的美国总统杰菲逊要他们寻找一种巨大的草原狮子。杰菲逊认为他见到的一个大爪子化石是这种未知的大狮子留下的。其实那块化石是属于一种已灭绝的大型树懒的。但是杰菲逊相信“事物大链条”的观念,不相信物种会灭绝。
    要证明某种东西存在,很容易,只要找到它就行,而要证明某种东西不存在,是非常困难的,找不到它并不等于它不存在。而且某些原先被认为灭绝的物种,后来的确被找到了,最著名的是1939年在东非发现的矛尾鱼,在那之前这种鱼被认为已在7千5百万年前灭绝。
    不过,到了19世纪初,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1769-1832)还是能够令人信服地举例说明,至少有某些物种已经灭绝了。他不以海洋生物为例,因为海洋的绝大部分区域都还未被人类探索过,很难证明某种现在没有发现的海洋生物不会藏在某处的深海;的确,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地发现海洋生物新物种。居维叶选择了陆地生物,而且是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大型哺乳动物。他指出,有许多种大型哺乳动物的化石与现存的哺乳动物类似,然而又不相同,例如在西伯利亚发现的猛犸象化石和在美洲发现的乳齿象化石,显然都是某种象,但是和现存的亚洲象和非洲象的骨架并不相同。如果这些化石所代表着的大型哺乳动物还生存着,那么是很容易发现的。既然它们在世界各地都未发现,那么可以认定它们已经灭绝了。当时还有非洲和南美洲内陆未被完全探测过,不过居维叶认为他所说的几十种大型哺乳动物不太可能全都被隔离在那两块地方,如果以后能在其中发现几种,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物种的灭绝呢?居维叶和他的同事通过研究巴黎盆地众多的采石场,发现那里的地层可分为五层,每一层都有独特的化石群:第一层(最上层)是生活于淡水湖和沼泽地的动植物,第二层主要是海洋贝壳类动物,第三层又是淡水生物,第四层主要是海洋生物,少数是淡水生物,最下一层是淡水贝壳类动物和木头。这些海洋生物化石表明巴黎盆地在历史上曾经几次被海水淹没过。居维叶据此提出了灾变论,认为在地球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大灾难,海洋淹没了陆地,灭绝了那里所有的生物。在海水退下之后,在未被淹没的地区的陆地生物迁移到新出现的土地。居维叶相信,这样的大灾变至少出现过三次。
    居维叶还注意到,化石不仅是分层分布的,而且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在他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岩层中,只有腔肠动物等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化石,可能还有鱼化石,第二古老的岩层含有蕨类和棕榈树化石,但是没有陆地脊椎动物化石。在第三层出现了独特的陆地爬行动物和某些已灭绝的鱼,再往上一层的化石中有许多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和单子叶植物,晚近的一层才出现哺乳动物。居维叶相信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他不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化石顺序表明了生物的进化。相反地,他认为这种化石顺序不过表明每一次灾变都是在为幸存的更高级的生物创造繁衍的机会而已。他发现有证据显示在5~6千年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大洪水(实际上是1万年前更新世冰川融化的痕迹),他认为这最后一次灾变自然是在为“造物主最后和最完美的作品”——人类——清理舞台了。这最后一次灾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诺亚大洪水,因此灾变论就成了神创论者的一根救命稻草。
    但是一根稻草并不能真正救命。虽然居维叶仍然想要挽救神创论,但是他的这些观点都与基督教世界观格格不入:地球并不年轻,而是极为古老;世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变化之中。一旦知道地球的历史极为古老,而且物种会灭绝,进化论也就呼之欲出了。虽然居维叶对物种灭绝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他的一系列发现已为进化论扫清了道路。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发表时,人们已普遍接受化石能显示地球和生命发生的历史变化,古生物化石成了生物进化最直观的证据。

2009.11.18
2009.11.25.
2009.12.9.

(《经济观察报》2009.11.23, 12.7, 12.21.)



在清华为“肖氏反射弧”站台的反科学文化人名录

20 12 2009年

(12月19日下午,肖传国由反科学文化人安排,在清华大学做《肖氏反射弧:对中国科技创新及其环境的反思》报告,反击媒体近期对“肖氏反射弧”的质疑,攻击饶毅、方舟子,公布其人生目标是“积德、赚钱、报仇、打兔子”,声明“本教授行医30余年,做学问30余年,虽非完人,基本无暇。谁发现方舟子任何指控属实,奖励5万。”报告由蒋劲松主持,吴彤当评论人,听众二十余人。会后刘华杰称:“老肖的工作有可能得NB奖(指诺贝尔奖)。肖传国目前没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共同体的耻辱,如果他按现在的体制真的成了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反而将是肖传国本人的耻辱。”以下是讲座前与肖氏共进午餐、报告会上为其站台的反科学文化人——吃的似乎是公款,肖氏在网上对田松如此致谢:“代我谢谢各位!你们搞人文的教授们和系里都穷,为我如此破费,实在于心不安。 ”奇怪的是清华剽窃教授、著名反科学文化人刘兵这次没有露面。)

蒋劲松(“主持人”,清华大学反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吴彤(“评论人”,清华大学反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
刘华杰(“推销员”,北京大学反科学传播中心前副教授)
田松(“联系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卞毓麟(“特邀演员”——与肖传国当众热情拥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
杨虚杰(“宣传员”?《科学时报·读书周刊》原主编)
曹南燕(清华大学反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科技部特邀“科研诚信”专家)
王巍(清华大学反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吴燕(清华大学博士后,原为《中国图书商报》编辑)



方舟子就“牛奶致癌”问题答《中国消费者》记者问

18 12 2009年

一、说喝牛奶会诱发癌症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性激素、IGF-1能诱发癌症是早就知道的,但是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然分泌的,不能因为牛奶或其他食品中含有性激素、IGF-1就认为牛奶能致癌,关键是它们的含量有多高?实际上,牛奶中的性激素、IGF-1含量与人体自身的分泌量相比,微不足道,其可能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例如,1.5升牛奶中的IGF-1含量,还不到人体每天分泌的胃肠分泌物中的IGF-1的2%,还不到人体每天自己生产的IGF-1总量的0.1%。因此即便每天喝1.5升牛奶,即便牛奶中的IGF-1都被完整地吸收进了体内,对人体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何况,IGF-1是一种蛋白质,在通常情况下会在消化道内被消化掉,难以完整地进入人体。

二、《麦考文报告》是1977年美国参议院营养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其主要目的是鉴别出美国饮食中的风险因素,并减少它们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该报告主要是针对高脂肪、高盐份、高糖份的饮食的危害性,建议减少脂肪、饱和脂肪酸、胆固醇、食糖和食盐的摄入,并不是针对蛋白质或牛奶的。

三、美国医学界的主流仍认为喝牛奶有益健康,把喝牛奶做为补钙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美国经常见到有关牛奶有益健康的广告,例如,电视上长期播放一则“喝牛奶了吗?”(Got Milk?)的著名广告。

四、国内“牛奶有害论”的主要宣传者林光常是一个骗子,已因保健方面的诈骗罪行在台湾被判刑,所以他的说法不足为凭。

五、在医疗保健方面一定要听从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要盲目相信耸人听闻的另类观点,否则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主流观点虽然有可能出错,但是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实验、临床证据基础上的,出错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对主流观点有不同看法,首先应该在学术界争鸣,而不要急着向没有专业识别能力的大众推销。

六、在医疗保健方面,媒体应该抱着为大众健康负责的态度,不要传播、宣扬、炒作另类观点。林光常之所以会火,“牛奶有害健康论”之所以会迷惑很多人,就是由于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导致的,这是非常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