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医”滋生的土壤

22 07 2009年

    近年来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神医”还没有哪位有从宝岛舶来的林光常那么风光。这位被称为“排毒教主”、“地瓜王子”的另类养生“博士”,在2006年8月到2007年8月短短一年间,成为大陆媒体的宠儿,吸引了无数追随者,在电视上讲一通“抗癌食品第一名是红薯”,就能让当地红薯价格顿时飞涨三倍;说一句“可乐是刷马桶的”、“牛奶是牛喝的,不是人喝的”,就能让当地的可口可乐大减价,牛奶销量下降了20~30%。他的著作《无毒一身轻》也盘踞畅销书的榜首。

    正当“林博士”在大陆春风得意之时,却后院起火。2007年9月初,台湾检察机关起诉林光常犯有常业诈欺等罪,限制其“出境”,让他无法如期到大陆举行新书推介会。林光常的著作也在台湾被禁售。2008年8月,台湾法院判决林光常诈欺的罪名成立,判刑两年六个月。

    当时与林光常在大陆争夺养生市场的还有杜撰自己为明朝太医之后的刘弘章。或许是限于形象和口才,“刘太医”并没有上电视推销自己,但“刘太医谈养生”丛书也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的前茅,以至有人产生“‘刘太医’和‘林博士’,信谁?”的疑惑。“林博士”在台湾哄然倒下后不久,“刘太医”也在天津被逮捕,并以非法经营罪遭起诉。

    比较这两个案件,有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两人都采用了捏造专家身份、吹嘘自己的医学水平等欺诈手法误导患者购买产品,但“林博士”在台湾因此获罪,而“刘太医”在大陆却没有被追究其诈骗行为,否则属数额特别巨大的诈骗罪,应被判刑十年以上。冒充“博士”、“教授”、“院士”、“专家”、“太医后代”,让患者相信所推销的另类养生或医疗理论,骗取患者购买图书、保健品、药品,几乎是每个“神医”都采取的招数,那么这种诈骗行为是否应该被追究?显然应该,而且这种诈骗危害健康,更应该追究。但是尽管在大陆有众多“神医”在电视、电台和报刊上公然推销医疗保健骗局,日进斗金,却从未有人因此被追究涉嫌诈骗之罪。即使极个别的倒霉蛋惹上了官司,也是以其他罪名被起诉的,大多数人则安然无恙。在一个诚信丧失的社会,欺诈也许已被视为必要的营销手段,连司法机关也见怪不怪了。

    林光常在台湾的沉沦,始于一名误信林光常、拒绝化疗的癌症患者在病逝前一天咯血致书报章,控诉林光常赚黑心钱。林光常一被抓,其在台湾的追随者即做鸟兽散。但“刘太医”在大陆被抓,却有一批仍然迷信他的追随者四处为其喊冤,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上海交通大学一名教授的妻子得胃癌后听信“刘太医”的指导,不入院治疗,很快病故,该教授却执迷不悟,继续支持“刘太医”。

    这些追随者未必与“刘太医”有利益关系,他们可能是真心地相信“刘太医”的医术。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缺乏科学、理性传统,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低到只占几个百分点,却有一帮文科教授还嫌科学过于强盛,以唱衰科学、反对科学为己任,有意混淆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迷信的界限。在这种环境下,再荒诞的医疗保健理论也不难占有庞大的市场,为企盼出现养生奇迹的民众提供着心理安慰。其追随者绝非仅限于文盲、半文盲,其中不乏高学历、高职称人士。

    “刘太医”、“林博士”这样的“神医”既非空前,更不绝后。此前,有严新、张宏堡等“气功大师”也曾风靡一时,在大陆骗不动了就转战到海外华人商场。像“一代神医”胡万林那样因非法行医罪被判刑15年的,只是罕见的特例,而且至今也有人在为其鸣冤叫屈。今天,畅销的医学类畅销书、热播的医学讲座节目几乎毫无例外全是与现代医学唱反调的另类养生乃至迷信,其宣扬者都没有受过生物医学方面的训练,本来不具有提供健康指导的资质,却不妨碍他们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追随者,说得越玄乎越荒唐就越有人相信,从《人体使用手册》、《求医不如求己》、《从头到脚说健康》、《不生病的智慧》,到几家电视台同时推出的王晨霞掌纹医学讲座,央视与“神医”李培刚的“面对面”,以及央视“感动中国”导演建博客、出书吹捧并有多位名人支持的道教“活神仙”,无不如此。

    “神医”的盛行离不开媒体(包括出版社)的推波助澜。国内媒体往往模糊了广告与新闻报道的界限,把医学讲座、报道做成了“神医”的广告。它们未必都是付费广告,只不过“神医”善于吸引眼球,媒体为了追求收视率、销售量,甘愿免费为“神医”做广告,甚至反过来向他们支付报酬。2007年4月,我曾应邀在北京卫视《搜城记》节目与“林博士”进行辩论,但节目的主角是“林博士”,我只是到节目接近尾声时才上场和他切磋,大部分时间坐在台下看他的表演,经过剪辑播出后,更是成了重点介绍“林博士”的养生观,我的质疑则成了陪衬。我相信电视台并没有收取“林博士”的费用,只不过他们认为其观点和表演更有市场,为了迎合观众才有这番安排。更有一些编导、编辑和记者真诚地相信、崇拜“神医”,积极主动地为他们做宣传。

    媒体本应该成为质疑、揭露保健骗局的主力,却有意无意地成为“神医”的帮凶、帮闲,反映出的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丧失,新闻道德和科学素养的缺乏。有公众的热衷,有媒体的热捧,有司法机关的纵容和保护——有这样的土壤,神州大地必然“神医”辈出,今天倒下一个,明天站起十个。

2009.7.21.

(《中国新闻周刊》2009027期)



音频:方舟子在北京新闻广播谈杞县“钴60爆炸谣言”事件

22 07 2009年

下载(第12.5分钟开始):

http://res.audio.bjradio.com.cn/xwgb/bwtx/bwtx2009072122002782.wma

在线收听(第12.5分钟开始):

http://audio.rbc.cn/play.form?programId=401&start=20090721210000



日食的那些事儿

22 07 2009年

2009年07月22日长江日报

好像日食时,一切的光亮都收进了太阳的毛孔:只见许多歌唱着的精灵辉映闪耀,像流星一般在夜空中疾驰来往。

———雪莱

作为纯粹天象的日食,进入国家话语、社会话语和个人话语之后,便呈现出事物的复杂性和解读的丰富性。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日食,诚如是。我们特邀请五位嘉宾,各抒己见,不拘一格,畅谈日食。

胡 坚:青年作家

Penn:北京企管人士,资深天文发烧友

安平:林业工程师

方舟子:旅美学者,现主要从事专栏写作和网站建设

何二:娱乐记者,资深“狗仔队”

借我一双科学的慧眼?

问:现在资讯发达,科学昌明,正常智力的人可能都明白日食是怎么回事。然而,专家们却不断提醒要防止迷信和恐慌心理,是不是有点关怀过度了?

方舟子:即使在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具有科学素养,“天人合一”、“天谴”、“天责”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迷信的市场并不小。此外,还有一些伪科学说法在网上流行,例如声称日全食能诱发大地震。为此做一些科普,防止迷信和恐慌心理,还是有必要的。

Penn:我以前在北京郊区做观测,郊区的人对很多天文现象毫无了解。迷信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防止产生迷信也是在负责任。比如我这次回武汉跟朋友说起这事儿,他们有的就马上给在农村的父母打电话。

胡坚:恐慌不是科学就可以消除的。科学作为认知世界的方法之一,和精神层面上的恐慌相比,要低一个层次。一个是技术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除非把技术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但这很容易走入褊狭———英语里有个词scientism(科学主义),这个词不是褒义词。

玄学、科学都是认知世界的方式,等级无差别,效率有高低。科学,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认知世界最有效的方法。

安平:“资讯发达”我承认,“科学昌明”大概还谈不上。科学昌明和迷信与否可没有必然联系———卫星送上天的国家也有可能是迷信最盛行的国家。

我估计,专家们都知道“迷信”还普遍存在,所以你不能说是“关怀过度”。当然,顺便想想,为什么今天大多数人受了一辈子无神论教育却还会迷信、还需要这样提醒,对“科学昌明”,当是件好事。

何二: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专家们也需要曝光率嘛。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人都有颗想红的心。所以专家也需要自己的名字见见报,需要上电视露露脸吧。毕竟专家不受群众待见,这“专家”的名号就不够响。名号不响也罢,被认为浪得虚名就不好了。不过这年头,大家不迷信封建思想了,也没什么人迷信专家了吧。

日食来了,有话请讲

问:电影《庐山恋》里,谈情正酣的张瑜高喊“我爱祖国”。这次日全食将持续6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想些什么?有什么话要对太阳说的?

安平:谈情说爱的时候能高喊“我爱祖国”,主角当然是个相当有觉悟的人。假如我也这么有觉悟,就会想到当时还有很多人没办法高喊、没机会谈情说爱的。我觉得,在看日全食的时候,最好还是心无旁骛地尽情欣赏。事后,感慨什么、高唱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何二:我当然是希望瞬间有很多我的仰慕者告白,在这次将持续6分钟的日全食中,大声地呼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代名记,登上次日的头条。不过靠谱点的预想,日全食发生,众人惊呼,我被吵醒,然后睡眼惺忪的什么都没看到,于是决定继续倒头大睡。当然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我也没理由不愿意高喊“我爱祖国”。

Penn:这次我要拍摄日全食,所以不太会有时间想些什么。真要想点什么,我会去感受自然的壮丽景观,个人在宇宙中的渺小。

方舟子:我已看过几次日食,包括去年8月1日的日全食。看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并没有因此油然而生“敬畏”之心,也不觉得是多壮观的一件事。

看还是不看,这是个问题

问:这次日食你怎么看待,会去看吗?

方舟子:也就是看个新鲜,时间碰巧,也就看了,不会为此大费周折。

安平:绝大多数人大概都是看热闹的,其中有那么一些也可以算作是“凑热闹”。“凑热闹”也没什么不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起码,一众人仰头看天,不必被怀疑为群体性流鼻血。

至于我本人,就是到了,看了,知道了,和那些辛辛苦苦登珠峰的人,是类似的意味。顺便说一句,自然现象有时是可以止争的,希罗多德《历史》记载说,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因为日全食停战。

Penn:当然会。机会难得,而且在武汉老家,对我来说,意义很不一样。

何二:这个说不准,据说日全食观测时间是早上八九时左右,如果起不来床,那就没得看啦。其实我对天象很好奇,曾守着CCTV看转播日食,但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惊喜。所以对什么流星雨、日月食,两星相撞这些,我选择保持好奇心而不凑热闹。

胡坚:日食是一个时间维度的坐标。时间和数学一样,是一个被人类制造出来的体系,天体运动就是依据和参照。马克·吐温有个穿越小说,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穿越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遇到日全食,确定他真的回到了亚瑟王朝,并以预言日食打开了他在亚瑟王朝的局面。

天体运动,日食,时间,和每一个人相关,不由你不承认。中国古代讲老百姓的“自由”问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有何哉”,这是什么意思?逃得过皇权,逃不过时间。

狂欢需不需要理由?

问:日食也不是个什么很稀罕的事,中国境内就连续几年发生日全食,但现在好像是全民追太阳,国外友人都来了好几拨。一个自然现象引得众生癫狂,大家是不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千了?

何二:人们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但是如今能够全民参与的集体活动不多,大家似乎不是埋头工作,就是埋头当宅男宅女。另一个层面,有时候大众会误会媒体的报道,比如狮子座流星雨当年不也是说千年难遇吗?但冷静想想,除了狮子座,还有水瓶、巨蟹、天蝎等等星座的流星雨可看嘛。

所以也没什么可稀罕和遗憾的,反正再怎么看,也就是一堆星星飞来飞去,又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夸大了“难得一见”,以免主观期待值太高,最后却被客观事实给打败。

胡坚:你的问题很精英。很多年纪大的人,其实不明白日食是怎么回事。从个人的意义上讲,这还是个时间的参照问题。为啥很多人觉得哈雷彗星很重要,是因为一辈子只能看到一次,最多2次。少年时看一次,再见时,已是垂暮之年。

方舟子:有商家炒作的成分,把日全食炒作成了百年不遇,不看后悔的奇观,乘机刺激旅游,推销观察日食的设备。其实对普通人来说,日全食持续6分钟和持续1分钟又有什么区别?看太阳被月亮遮掩和被乌云遮盖,又有多大的区别?这种奇观,其实没有太大的可观赏性。

Penn:不至于没有别的事干吧。天文爱好者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普通人很亢奋,我没怎么见到。这次日全食持续时间长,又经过不少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人们给予很高关注,也很正常。

安平:就当是狂欢吧———我觉得东亚文化中缺少狂欢的气质是件相当让人难过的事情。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巴西狂欢节的镜头,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没别的事情干了吗?没办法,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有正事”,做的事情要有意义、有价值。现在有这么多人大张旗鼓看日食,我觉得挺好,说明“他们没别的事情干了吗”这样的问题少了。这样的问题越少越好。

问:何二你是娱记,人人追日食这声势,跟追明星、追偶像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何二:我觉得最主要的相似点,就是匪夷所思。粉丝们去看偶像的演唱会,会购买荧光棒等“无厘头”的周边产品,没想到追太阳也要买周边产品———观测镜。而观测镜偏偏是听起来很高深,其实毫无科学含量可言的东西。我最搞不明白的是,居然还那么多人买,还那么多地方都卖脱销。这个现象可能比真正看到的日全食景象更奇妙吧。

有人欢喜,有人愁?

问:国家就日食专门下发通知,有人打趣说,“日全食惊动了中央”,各地政府部门也如临大敌。一个自然现象好像成了一个公共危机事件,有那么严重吗?

何二:这个说来比较复杂,但是也并不严重,反正什么事参与和关注的人一多,就需要管理和协调。当然至于怎么管,管得好不好,就是另回事了。

安平:一点都不意外。古时候,这何止是惊动,那是大事情。对“惊动”感到意外的人,就不要看日全食了,应该赶紧补补国学课。至于说“如临大敌”,那也不怪日全食。

当然,关心有时候太具体了,具体到会显得多此一举。我看到有家媒体郑重提醒读者,在抬头看太阳的时候要捂紧钱包,不要正在开车时看日全食……我当时有个感觉,就是这媒体内心深处对有兴致看日食的人的智力水平,是充满怀疑的。

方舟子:到时候会有大量的人员流动和聚集,为避免出现意外,乃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做好公共危机的准备还是有必要的。不过,专门发通知,可能间接帮了炒作的忙。

Penn:我觉得,这是政府负责任的表现。毕竟有几分钟的“黑夜”,对交通什么的都会有影响。

胡坚:人多容易出事,注意安全呐。挤压、踩踏、中暑以及恐怖袭击,都要预防。



美国月球探测器发回阿波罗登月遗留物图片

21 07 2009年

针对“阿波罗登月造假”阴谋论,我写过两篇文章:《“阿波罗登月”是否是骗局》、《再说“阿波罗登月”是否是骗局 》,做过视频访谈《辩论会2—美国登月是骗局?》和电台访谈《方舟子在北京新闻广播谈“阿波罗登月造假” 》。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现在再补充一点新证据。

美国宇航局在上个月发射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于6月23日进入月球轨道,并在7月11日到15日陆续发回阿波罗11号、14号、15号、16号、17号登月点的图片,预计几周内会发回剩下的阿波罗12号登月点图片。以后该飞行器将进入更低的轨道,有望发回分辨率更高的照片。不过从现在发回的照片已可以看出这五次登月遗留下的登月舱,最清楚的是阿波罗14号登月点,还能看到遗留下的科学仪器和宇航员的足迹。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新证据能改变阴谋论者的观点。他们的思想已僵化,会再抛出一个阴谋论,认为这些照片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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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争论——地球是不是宇宙的中心?

20 07 2009年

    除了一些狂热的原教旨宗教信徒,今天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在围绕着太阳运行。但是在古代,除了少数的另类,人们都相信所有的天体,包括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在围绕着地球运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正如一个人在婴儿时期会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围绕着他转,随着长大才慢慢地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思考,人类在其幼稚时期也不可避免地会以自我为中心。各种宗教也在强化着人类的自恋。如果人类是上帝根据其影像创造出来执行其计划的,那么人类居住的地球就没有理由不会是宇宙的中心。

    这种观念也符合人们的日常观察。我们每天早晨都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傍晚从西方落下,非常直观地表明太阳在围绕着地球运行。同样,每天晚上也能看到月亮、星星都在天空中做周而复始的运动,也表明它们全都在围绕着地球运行。古巴比伦天文学家通过仔细观察天体的运行,甚至能够通过数学计算预测天体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古希腊哲学家首先提出了天体运行的模型。

    特别喜欢几何学的柏拉图也对天体运动做了一番几何抽象,认为天体都是以固定的速度围绕着地球做完美的圆周运动的,看似杂乱无章的行星运动轨迹,都可以看成是几个圆周运动的组合。他的学生欧多克斯据此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了第一个用来预测天体运行的数学模型。他认为天体都位于某个透明的球形壳层上,由这些水晶球层带着它们围绕地球运行,地球位于球层的中心。为了解释同一个天体的不同周期运动(例如月亮除了每天的运动,还有每月的变化),他认为一个天体有多个球层:太阳和月亮各有3个,五颗已知的行星各有4个,再加上最外面的一个恒星球层,总共有27个球层。柏拉图的另一个学生亚里斯多德基本上采纳了欧多克斯的模型,只是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改动(在各个球层之间加了一些不必要的不动球层)。

    古希腊天文学家注意到,行星的运行显得很古怪。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是固定的,而行星的位置却是变化的,运行速度和方向都在变,例如,它们有时运行速度会慢下来,然后反方向运行一段时间。欧多克斯给每颗行星加了4个球层:一个解释行星每天的运动,一个解释行星在黄道带上的运动,另外两个球层的转动方向相反,用于解释行星的逆行现象。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行星的逆行问题。而且欧多克斯的模型还有个缺陷:因为它们是以地球为球心的同心球,每个行星与地球的距离是固定的,那么从地球上看,它们的亮度应该没有变化,而实际上除了金星的亮度大致不变外,其他行星的亮度是会有变化的,表明它们与地球的距离会改变。

    为了解决行星逆行和亮度变化的问题,阿波罗尼奥斯在公元前3世纪末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他的模型中,天体还继续在以地球为球心的球层上运行(称为均轮),但是它们一边沿着这个大圆圈向前运行,一边又在绕一个小圆圈(称为本轮),也就是说,天体在本轮上绕行,而本轮又在均轮上绕行,这样从地球上看,天体与地球的距离就有所变化,有时会出现逆行。同时,为了解决行星运行在黄道带上的反常运行,阿波罗尼奥斯又提出均轮不是以地球为中心的,而是以偏离地球的某一点为中心的,它们是偏心圆。阿波罗尼奥斯用“本轮”和“偏心”巧妙地保留了柏拉图天文学的两个根本观念: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天体运行是完美的圆周运动。

    公元2世纪,托勒密根据阿波罗尼奥斯提出的这些观念,补充了一些新观念(认为行星不是做匀速运动,而是等角速运动),并与实际观测结果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能够相当精确地描述天体运行情况的模型,成了古希腊天文学的集大成者,以至现在我们提起地心说天文学,首先想到的是托勒密。

    在以后的一千多年,虽然托勒密模型在西方世界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并没有被天文学家们普遍接受。托勒密模型实际上已不认为天体在做匀速圆周运动,破坏了几何之美,这让一些坚信天体必定在做完美的运动的天文学家很不满。而且托勒密的模型非常复杂、繁琐,为了能让其模型符合观测结果,解释天体运行的种种反常,就必须增加均轮和本轮的数量,到16世纪时,据说要用到80个左右的这些轮才能符合当时的观测结果。

    因此有一些天文学家提出其他模型试图替代他们认为存在缺陷的托勒密模型。这些模型也都是以地球为中心的,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个另类——哥白尼(1473-1543)在1543年提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其实日心说并不是哥白尼首先提出的,它的出现比托勒密模型还要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已提出恒星和太阳静止不动,地球和行星在以太阳为中心的不同圆形轨道上绕太阳运行,地球每天绕轴自转一周。

    托勒密模型很难解释的许多天文现象,日心说能够轻而易举地解释。例如行星的逆行问题,很容易解释成是因为行星环绕太阳运行,从同样在环绕太阳运行的地球上观察时产生的视差。

    日心说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确定各个行星轨道的次序。在柏拉图的模型中,各个天体与地球的距离从近到远依次是月亮、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和恒星。而在托勒密的模型中,这个顺序则是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和恒星。最成问题的是水星和金星,究竟哪一个与地球的距离更近,用地心说难以确定。改用日心说模型,则可以确定是金星更靠近地球。

    在地心说模型中,各种天体不管它们多么不同,与地球的距离有多远,都每隔24小时环绕地球一周。这很难让人理解。但是改用日心说模型,这个现象的原因就简单明了:那是地球自转造成的假象。

    日心说也就是地动说,把天体的东升西沉解释为地球绕自转轴自西向东转动造成的假象。但是这带来了新的问题。地球的自转速度应该非常快(按现在的测量结果,在地球赤道上的自转线速度为465米/秒),那么为什么人们觉察不到地球的运动?就像在快速行驶的车上人们能感觉到迎面吹来的风一样,地球以这么快的速度自西向东转,那么就应该有东风持续在吹,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塔上抛下一块石头,在它落地的时候,如果地球在自转,它应该落到了后面,为什么还落在塔底?同理,为什么飞鸟和云彩没有被地球的自转甩到后头?这些日常生活的观察似乎都与地动说相矛盾。

    日心说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如果地球在绕着太阳公转,在公转轨道的不同位置上观测恒星,应该看到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出现了视差,星座的形状在一年之中会出现变化。但是肉眼和最初的望远镜都看不到恒星视差,星座的形状保持不变,这似乎意味着地球并没有在围绕着太阳运动。看不到恒星视差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恒星离地球非常远,它们与地球的相对位置的变化极为细微,但是这意味着宇宙非常浩瀚,超出了古代天文学家的想像,所以他们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没有恒星视差被认为是日心说的一个致命弱点。

    另一个观察也对地心说有利。金星的亮度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差不多,这似乎表明金星与地球的距离保持不变,符合地心说模型,用日心说则难以解释,按日心说,金星和地球都在围绕太阳运转,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会发生变化,金星的亮度也应该发生变化。

    由于这些原因,虽然日心说早就有人提出,但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何况阿利斯塔克提出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定性模型,并不能用于预测天体运行。哥白尼为日心说创建了第一个数学模型,试图与实际观测结果结合起来,但是其精确程度还不如托勒密模型。这并不奇怪,托勒密模型本来就是根据实际观察结果拼凑起来的。其实,在数学上日心说和地心说模型可以做到等价,达到相同的精确程度。但是哥白尼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天文观测者,而且他的某些观念比托勒密还落后(例如坚持认为天体只能做匀速正圆运动),虽然为了能符合观测结果,他也保留了托勒密模型中的行星本轮,但是精确度仍然不如托勒密模型。

    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几十年间,几乎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除了托勒密模型比它更实用外,还有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导致人们排斥日心说。当时在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支持地心说,很容易从他们信奉的基督教《圣经》里头找到依据。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圣经》是古人写的,当然会反映出古人的天地观。另一方面,地心说也更符合当时西方学者信奉的亚里斯多德物理学。亚里斯多德物理学认为世界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组成,此外还有一种叫以太的元素组成了天体。在这五种元素中,土最重,组成了地球的核心;水较轻,覆盖在地球的表面;气、火更轻,笼罩着地球或向上飘扬;以太最轻,位于天上。那么,由最重的土形成的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由最轻的以太形成的天体环绕地球运动,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而按照哥白尼的模型,要让最重的地球反过来做运动,最轻的以太反而不动,似乎是很荒谬的。

    不过,日心说模型对行星运动的解释更简单明了,这一优势仍不容忽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1546-1601)试图把日心说的理论解释优势和地心说的实际观测优势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调和模型。在第谷的模型中,地球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月球围绕着地球运动,但是其他的天体则围绕着太阳运动。

    第谷被认为是天文望远镜发明之前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手中掌握着当时最精确的行星观测数据,需要有人加以整理。1600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去第谷的天文台工作。分派到的活儿是根据第谷的数据确定火星的运行轨道。开普勒对自己的数学能力非常自信,跟第谷的弟子隆哥蒙塔努斯(1562-1647)打赌说用8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工。开普勒远远低估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事实上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找到了答案。

    开普勒一开始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认为已发现了行星运动模型。和第谷不同,他坚信日心说,在1597年出的一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日心说模型,把各个行星的运行轨道分别用一种正多面体分隔开来。由于正多面体只能有5种(四面体、六面体、八面体、十二面体和二十面体),也就意味着行星最多只能有6颗,刚好是当时已知的行星数目。开普勒认为这正说明了日心说模型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在地心说模型中,月球是第7颗行星,没法放进这个模型中。这个模型看上去非常优美,但是却无法与第谷的观测数据相吻合。开普勒只好放弃这个他自以为是受到上帝的启示发现的模型,另找突破。

    起初,开普勒像哥白尼那样认定行星在做匀速圆周运动,但是采用哥白尼所反对、托勒密使用的偏心圆方法来求解火星轨道模型。在经过大约70次尝试后,终于让火星轨道和观测数据基本吻合。但是这个模型很繁琐,而且结果还有一点误差,在某些地方模型和观测数据有8分(即1.133度)的差距。对此开普勒仍不满意。他开始意识到无法找到一个符合第谷的观测数据的圆形轨道,试着把轨道用卵形来表示。

    如果火星的轨道不是圆形,它与太阳的距离就是变化的。开普勒认为是太阳发出的力在推动着行星运动,它们之间的距离越远,推动力越弱,运动速度就越慢。在远日点速度应该最慢,而在近日点速度应该最快。这样,在开普勒看来,行星就不是在做匀速运动了,不过他仍然想找到某种类似匀速的东西,认为火星在轨道上速度最慢与最快的这两点,与太阳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所扫过的面积相等。他进而把这个结论推广到轨道上的所有点,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行星运动第二定律(也叫面积定律)。

    接下来开普勒试图据此计算出火星的整个轨道。他是把轨道当成卵形来计算的,在失败了大约40次之后,终于在1605年想到火星轨道应是椭圆,发现椭圆轨道与火星的观测数据都吻合之后,开普勒进而提出,所有行星绕太阳运动的轨道都是椭圆,太阳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也叫轨道定律)。此时第谷已经去世4年了,开普勒对能否使用第谷的数据问题与第谷继承人发生争执,一直到1609年才出版《新天文学》一书和《论火星运动》一文,公布了这两个定律。之后,开普勒在编制星表时,用了9年的时间,发现了行星公转周期和轨道大小之间存在着关系: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同行星轨道半长径的立方之比是一个常数。此即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也叫周期定律)。

    开普勒的椭圆轨道模型精巧地描述了天文观测的结果,不必用到“本轮”、“偏心圆”这些奇怪的概念。这是非常大胆的创见。开普勒的日心说模型不仅极为简单,只用7个椭圆就取代了几十个圆周,而且非常精确,很容易让做实际观测的天文学家接受。

    开普勒从小因病眼力受损,没法自己做天文观察。日心说的天文观测证据是由伽利略(1564-1642)提供的。伽利略手中多了一样第谷所没有的东西:天文望远镜。1610年1月,伽利略发现有4颗卫星围绕着木星运行。这对托勒密模型是一大打击,因为按照托勒密模型,所有的天体都应该围绕着地球运行。对托勒密模型最致命的打击发生于1610年9月,伽利略发现金星像月球一样会出现周期性的盈亏变化。金星与月球一样本身并不发光,而是反射太阳光。在托勒密模型中,金星在太阳轨道内围绕着地球运转,看上去只能始终像弯弯的新月那样,而不可能出现圆满。但是在日心说模型中,金星和地球都围绕着太阳运转,金星的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内,那么由于金星、地球和太阳的相对位置在不断变化,从地球上看到的金星被太阳照亮的部分也就在不断变化。因此,金星的位相变化正是日心说所预测的,托勒密模型则完全无法解释。在伽利略公布了这一发现后,大部分天文学家就不得不放弃托勒密模型,改用日心说模型或第谷模型。金星的位相变化也解释了为何从地球上看金星的亮度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差不多:金星接近地球时光盘面积增大导致的亮度增加恰好被位相变化导致的亮度减少抵消了。

    伽利略的其他发现也在颠覆着天文学的传统观念。伽利略发现月球表面起伏不平,布满了坑坑,这与天体都是由完美无缺、永恒不变的物质组成这一传统观念直接冲突,说明天体可能是由和地球一样的物质组成的。伽利略还发现,用望远镜看来,行星都是有确定形状的圆盘,但是恒星却仍然看不清形状,这说明恒星与地球的距离要比行星远得多,宇宙比托勒密模型认为的浩瀚得多。此外,伽利略还发现银河其实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的,恒星的数量比以前认为的多得多。

    如果日心说是正确的,那么不仅地心说是错误的,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也出了问题。亚里斯多德物理学认为,运动或不动是物体的内在属性。地球有不动的属性,所以它必然是宇宙的中心,而天体有运动的属性,所以它们绕着地球运行。但是伽利略指出,运动并非物体的内在属性,而是外在的过程,地球在这方面与天体并无不同。而且,物体一旦运动起来,不靠外力也能持续下去,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惯性。惯性概念的提出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觉察不到地球在自转。例如,从塔上抛下一块石头,为什么落在塔底,而没有因为地球的自转而让它落到了其他地方?这是因为石头抛出时由于惯性也在顺着地球的自转方向运动。

    但是日心说还遗留了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在公转轨道的不同位置上观测恒星,应该看到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视差。由于恒星的距离极为遥远,不仅肉眼看不到恒星视差,早期的望远镜也看不到。直到1838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耳(1784-1846)才用太阳仪首次观测到恒星视差,证明了地球的确在围绕着太阳公转。1851年,法国物理学家傅科(1819-1868)在巴黎先贤祠的大厅做了“傅科摆”实验。大厅的穹顶悬挂着一条67米长的绳索,系着一个重达28千克的摆锤,当摆锤摆动时,摆锤上的指针会在下方的沙盘上面留下轨迹。但是和一般人设想的不同,它在沙盘上留下的不是唯一一条轨迹。由于这样的摆基本不受地球自转影响而自行缓慢地摆动,因此由于地球带着沙盘自转,每个摆动周期留下的轨迹都会有所偏离。这就证明了地球在自转。19世纪的这两个观察为地球的两种运动提供了直接证据,从而最终证明了日心说的正确——当然,这时候科学家已知道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

    但是在科学界之外,日心说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许多人仍然习惯于把地球当成宇宙的中心。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地心说。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无知。也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由于宗教原因坚持地心说。有一个叫“圣经天文学家联合会”的国际组织,据说在20几个国家都有会员,负责人有天文学博士学位。他们认为地心说才符合基督教《圣经》,把地心说当成了宗教信仰,却要为其找科学依据,出了一本“学术”季刊专门用以论证地心说的正确性,已出了一百多期。

    还有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的反科学人士认为科学无所谓对错,日心说并不比地心说更正确、更科学。比如国内有人这么说:“究竟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即使牛顿力学,也只能回答:看你以谁为参照系。如果以地球为参照系,假定地球静止,那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运动是相对的,这个问题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国内还有教授给考生出考题:“试论托勒密的天文学说是不是科学?”其答案是托勒密的天文学也是科学。

    用运动的相对性并不能把水搅浑。如果仅仅考虑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情形,以地球为参照系还是以太阳为参照系固然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同时考虑其他行星的情况,以太阳为参照系无疑要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地心说认为太阳(以及其他行星、恒星)的东升西沉是在围绕着地球旋转,而其实那是地球自转导致的假象,这个错误就不是用日-地运动的相对性能够狡辩的了。托勒密模型虽然也能够比较精确地预测行星的位置,但是进一步的观察已证明托勒密模型最多只是一个数学模型,不能反应行星运动的实际状况,已被更仔细的观察所否定,成了错误的理论,当然不成其为科学。



Science最新发表的论文证明施一公的Science论文的确错了

19 07 2009年

    7月16日Science网站发表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Eric Gouaux实验室(同样属“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HHMI)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以较高的分辨率解析出了ApcT蛋白质晶体结构。这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和功能与施一公解析的AdiC相似,通过比较两个蛋白质晶体结构,Gouaux论文的观点与Miller在Nature发表的论文的结论一样,认为施一公的晶体结构搞错了一圈,导致许多氨基酸残基,包括一些关键的氨基酸残基,都不在正确的位置上。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f a Na+ Independent Amino Acid Transporter
Paul L. Shaffer, April Goehring, Aruna Shankaranarayanan, and Eric Gouaux
Published online July 16 2009; 10.1126/science.1176088 (Science Express Reports)

“The arginine/agmatine antiporter from Escherichia coli(19) (AdiC) is a member of the APC transporter family. Recently Gao et al. reported its crystal structure (25). Because ApcT is related to AdiC in amino acid sequence and in biochemical function, we compared our structure of ApcT, determined at 2.35 A resolution, to the structure of AdiC, solved at ~3.6 ? resolution (PDB code 3H5M). As anticipated from the relationships in amino acid sequence, the protein folds of ApcT and AdiC are similar. We found significant discrepancies, however, between the superpositions of the ApcT and AdiC structures and the independently aligned amino acid sequences in the transmembrane segments 6, 7, and 8 (figs. S11 and S12).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s and the sequence alignments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in the AdiC structure, in the regions of TMs 6, 7, and 8 and perhaps to the C terminus,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is off register by several amino acid residues relative to ApcT, beginning at the “loop” between TMs 5 and 6. This means that many residues after the end of TM5, including key residues such as Glu208, Tyr239 and Trp293, are “frame shifted” by ~4 residues or about one turn of a-helix (25) (figs. S11 to S13). Because of this frame-shift, we have not used the AdiC structure in our analysis of APC transporters.”



音频:方舟子在北京新闻广播谈电击疗法治网瘾事件

18 07 2009年

下载(第38分钟开始):

http://res.audio.bjradio.com.cn/xwgb/bwtx/bwtx2009071622002782.wma

在线收听(第38分钟开始):

http://audio.rbc.cn/play.form?programId=401&start=20090716210000



方舟子:对副校长“动真格”好!

18 07 2009年

2009-07-17华西都市报

本报西南交大副校长“抄袭门”事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也引来了国内著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的叫好。方舟子认为,西南交大能对一位位高权重的副校长的学术不端行为“动真格”,这在国内学术界也非常罕见。

对副校长“动真格”好

“虽然拖了两年,但西南交大校方敢于对一位副校长的学术造假行为进行处理,非常难得,在国内也非常罕见!”昨日,方舟子在电话里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西南交大的果断处理连连叫好。

“一些高校学术造假事件最后大多数都是处理涉嫌其中学生告终,而对涉嫌造假的老师都不会‘动’。”方舟子认为,现在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愿意处理学术造假事件,认为是丢人的事情。学术造假本身是丢人,但处理了就不丢人,反而能够提升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公信力。西南交大处理学术造假事件的做法,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面。

7%应该算是严重抄袭

有媒体报道,黄庆在这次大会上认为他被指抄袭的博士论文第四章,只占了全部论文的7%,因此学术委员会的处理结果“有点重”。对此,方舟子并不赞同。“按10万字算下来,7%就占了7000多字,这算是严重抄袭了。” 方舟子认为,如果是引用了别人成果,则要在自己的论文里注明。“你不注明是引用的别人成果,不知情的人就以为是你自己的成果,这就是一种抄袭”。到底抄袭了百分之几才算抄袭呢?国内一些高校流行这样一种界定法:即抄袭了30%以上才算是抄袭。“我也不赞同,学术倡导严谨,抄了几句话也算抄袭”。

应该有个统一评判标准

“对学术造假的评判,部委推给了学校,由高校成立学术委员会进行审查。而学术委员会依附于高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很难对学术造假行为‘动真格’。 ”方舟子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经常出现造假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很多人造了假而没有追究个人责任,同时,光追究个人责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方舟子呼吁,教育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应该成立专门的查出学术造假的机构,制定统一的查假标准,对揭露出来的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处理,这样才能对学术造假之风予以根本的遏制。



金合欢的关系网

16 07 2009年

    在非洲东部的大草原上,生长着许多金合欢树。其中有一种金合欢树除了像其他金合欢树一样长满了锐利的刺,还长着一种特殊的刺,刺的下端膨大,里面是空的,风吹过时,发出像哨子一样的声音,所以它们被叫做哨刺金合欢。

    金合欢之所以遍布锐刺,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吃它们。不过这可难不倒长颈鹿等大型食草动物。长颈鹿的舌头能够小心翼翼地躲开刺,去吃金合欢树上的嫩叶。哨刺金合欢还有第二条防线。在哨刺里头,住着一种褐色的小蚂蚁,它们的腹部能往上举,所以叫举腹蚁。长颈鹿吃树叶时扯动了树枝,让举腹蚁觉察到了,它们便蜂拥而去,拼命地叮咬长颈鹿的舌头,迫使长颈鹿离开。

    举腹蚁为什么这么爱护金合欢树呢?因为金合欢是它们的家。那里的土壤在雨季来临时灌满了水,而到了旱季则变得干裂,因此不适合蚂蚁在地下建巢。举腹蚁便把家安在了金合欢树上,住在空心的刺里头。金合欢树为了留住蚂蚁当保护神,还为它们准备了美味食物:在树叶基部有蜜腺分泌蜜汁供举腹蚁享用。

    除了这种褐色举腹蚁,还有两种举腹蚁(一种颜色偏黑,一种黑头红腹)和一种细长蚁也以哨刺金合欢为家。一棵金合欢树上只能生活着一种蚂蚁。如果有两种蚂蚁撞到了一起,它们就会展开你死我活的决斗,直到有一方独霸金合欢树。在战争中,褐色举腹蚁往往占优势,大约50%的哨刺金合欢树都被这种举腹蚁占据。黑头红腹举腹蚁则在战斗中经常落败,它们采取了一种自我保护策略,把金合欢的侧芽咬掉,让金合欢长不出侧枝,不会和旁边的金合欢树碰在一起,也就不会把其他树上的蚂蚁给引过来。细长蚁也经常在战斗中被打败,它们干脆采取焦土政策,把金合欢树上的蜜腺都给破坏掉,让举腹蚁觉得这棵金合欢树没有价值,不来占领。

    1995年,一些美国生物学家在6片金合欢树周围围起带电栅栏,不让长颈鹿等大型食草动物吃它们的叶子。他们以为在人为的保护下,金合欢树会更加茁壮成长。十年后,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些受保护的金合欢树日渐枯萎、死亡,而没受保护、任由长颈鹿啃吃的金合欢树却依然长势良好。这是怎么回事呢?进一步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貌似反常的谜团。

    原来,长颈鹿不再来吃金合欢树的叶子之后,金合欢树就“觉得”没有必要讨好蚂蚁,不愿意再浪费能量去制造空心刺和蜜汁,空心刺和蜜汁的量都大为减少。这么一来,褐色举腹蚁反过来觉得金合欢树没有太大的价值,不愿为其着想了。有一种害虫——天牛的幼虫会在金合欢树干上钻孔危害金合欢树,以前褐色举腹蚁会尽力消灭天牛的幼虫,现在则听之任之了。金合欢树分泌的蜜汁少了,褐色举腹蚁就饲养一种能分泌蜜汁的介壳虫解馋。褐色举腹蚁平时也养一些介壳虫,但是量不多,金合欢树不再分泌足够的蜜汁后,褐色举腹蚁才成倍地扩展介壳虫饲养业。这种介壳虫靠吸食金合欢树的汁液为生,本来就对金合欢树的生长不利,而且还传播疾病。

    褐色举腹蚁在空心刺里做巢,在那里养育后代。空心刺数量减少,褐色举腹蚁失去了托儿所,数量减少了近一半,遇到入侵的其他蚂蚁时,一方面兵力少多了,另一方面也没了保卫家园的动力,无心恋战,因此在战争中经常被打败。统计表明,在受保护的金合欢树中,褐色举腹蚁丢掉了大约30%的领土。取而代之的是黑色举腹蚁,领土扩张了2倍。黑色举腹蚁经常到树下捉昆虫吃,蜜汁的减少对它们的生存影响不大。空心刺的减少对它们更毫无影响,因为它们并不住在空心刺中,而是住在天牛幼虫挖的洞中。因此黑色举腹蚁不仅不消灭天牛,还鼓励天牛到金合欢树上产卵。黑色举腹蚁的到来对金合欢树是一场灾难,金合欢树的生长变得缓慢,死亡率要比生活着其他蚂蚁的金合欢树高出一倍。即使金合欢树死了对黑色举腹蚁也没有什么影响,它们在死树上照样能生存。

    因此用电栅栏保护金合欢树的效果适得其反。对哨刺金合欢树来说,被食草动物吃一些叶子,反而是有益健康的好事。能被吃到有时也很重要。电栅栏容易拆掉,保护物种却不那么容易:长颈鹿、大象等大型食草动物的数量正在急剧地减少。即使没有电栅栏,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哨刺金合欢树不必担心被吃掉叶子。我们可以预测,它们会因此短视地不再犒劳保护它们的举腹蚁,让危害它们的举腹蚁乘虚而入,结果反而让自己陷入绝境。在金合欢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的消失能够导致出乎意料的灾难性后果。不只是金合欢树,每种生物都生活在某个关系网中。

2009.7.12.

(《中国青年报》2009.7.15.)



近日北大流行磕头

14 07 2009年

【评】

    近日北大流行磕头,季“大师”在北大灵堂享受亲友、门生、门生的学生、陌生人的磕头,同日去世的任继愈就没有这样的殊荣。我与任老有一面之缘。04年我去无神论学会的年会上做了一个批反科学文化人的演讲,完了有个老头过来对我说,看过我写的很多文章,写得很好之类。这种场合老人本来就多,偶尔也会有人来跟我说这种客气话,我心不在焉地客气几句。后来李申过来介绍说是他的老师任继愈,我想起读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老子新译》,学了不少东西,不过也没什么可特地请教的,握了握手,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似乎旁边的人还让我们合了张影。现在报上说任老为人低调,我是信的,也说季“大师”为人低调,打死我也不信。任继愈是真正研究国学的,国学水平不知高出季“大师”多少,结果报纸的讣告却只称他为“著名学者”,好像比季“大师”还低了个档次。

    张研究员和张山东汉子的悼诗都是不懂平仄、音律不协的歪诗,用来献给季“大师”,正体现当今国学的水平,也就剩下一个磕头。就像那篇获得湖北高考作文满分的“古诗”,是连韵都没押好的歪诗,本来应该给不及格,判卷的语文教师、热炒的媒体,都无国学基本知识却附庸风雅,也该去给磕个头。

才知道季“大师”还有个1岁大的孙子。他的儿子有七十多岁了吧?

(方舟子)

道听徒说:以前听俺们那噶哒图书馆的人议论,任为人高傲。这也可能是上边捧季不捧任的原因:热脸不能贴到冷屁股上:-)季是个很活泛的人物,三教九流来者不拒,各种活动积极参加,又有发表欲,还有些大家不太懂的专论,所以很受各界欢迎。树个大师典型,自然要这种人见人爱型的。

话说回来,老方与任、于两位老学部委员的往还也很有意思:-)

(ziren)

    可惜运气不如那位山东汉子,没得到“火焰三丈靠众人拾柴”之类的真言,也没从此记住个什么字。这位张先生大概2001年以前一直是个懒蛋,也没听说过冰冻三尺……

奇怪,孝子不是应当守在灵前的吗,怎么也去留言簿上签到呢?看来牛鬼蛇神也在与时俱进。

(whoami)

    2001年的时候,张先生曾经和巴菲特先生有一面之缘,还当面请教到一句秘诀:“高抛低吸”。

(磁人)

“龙育龙,凤养凤”,被大师一句话醍醐灌顶就可大彻大悟,所以攀个交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不知当代大师们修炼到了哪个层次,想来大多数人还在“修身”上打转转吧。

(heartwaver)

这张敏写的诗算不算抄袭?季大师的弟子就这水平?

(008)

“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这是个啥嘛玩意儿?

政府部门,捞钱实体啊!

(Cheval)

    举世闻名学问深,毕生研究非语文, 打油学生四不像,国学弟子太丢人。

(Latino2)

    13年父子未见,起因是小保姆。季承应该有74岁了。

(james_hussein_bond)

中午12时50分,季羡林独子季承携妻儿到达现场,给父亲送上花圈。季承身着蓝色衬衣,神情悲伤,他在留言簿上留下“季承并马晓琴幼孙宏德哭拜”,并跪在父亲灵堂前磕了三个头。妻子马晓琴则抱着刚满1岁的儿子一一磕头。

昨天16时许,季先生弟子、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跪在先生遗像前,行跪拜九叩首礼,最后一个叩首礼的时间最长,约有两秒钟,随后,他迅速离开了现场。

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研究员张敏走进灵堂,跪倒在地,向季羡林的遗像深情叩首,并含泪朗诵:“举世闻名学问深,毕生研究东语文。太平洋水千万里,不及季老教我恩。”

同样以磕头的方式向季羡林致敬的还有北大经济学院大四学生潘小威。“我磕了六个头,取‘六六大顺’之意。季老一生坎坷,尤其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一切顺利。”潘小威说,他的老师徐佩元是季老的学生,受老师的影响,他熟读季羡林的著作。“从季老的文章中,我读出的是八个字:厚德载物,悲天悯人。”

痛哭不止 被朋友架出灵堂

“三真思想您最亲,千里哀悼表寸心。逝而不亡丝未尽,文学泰斗报国恩。”

上午9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仍有不少人冒雨来到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吊唁。一位中年汉子作诗一首以表哀思。

他跪拜在季羡林先生的遗像前痛哭不起近10分钟,最后还是被身边的两位朋友架出灵堂。

这位来自山东的张先生告诉本报记者,2001年的时候,他曾在山东临清季羡林先生的老家和老先生有一面之缘,并曾向季老请教如何做学问。“季老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让我记住一个‘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