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专演大妈的老演员张少华也是嘉宾，一开口就说应该把卫生部、质检、工商、药监局几个部门合并成一个部，让我去负责。真是反了:-)，播出时应该会被删掉。

节目：CCTV12大家看法

首播：周日（3月1日）19:45
重播：(3月2日)0:35，7:50，12:45

今年的春节晚会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有一段点菜对白：

毕福剑：鱼翅更不要点。
赵本山：有也别吃了，我吃鱼翅有一次卡住了，最后到医院用镊子拿出来了。

这段对白当然是为了让人笑话赵本山扮演的人物不仅没有吃过鱼翅，也不知道鱼翅为何物，把鱼翅当鱼刺了。鱼翅是鲨鱼鳍中的细丝状软骨，是卡不住喉咙的。而毕福剑自是见多识广，不看菜单也知道鱼翅是上面最贵的菜。

中国人把鱼翅当成贵重美味的历史并不长，大约从明代开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鲨鱼“腹下有翅，味并肥美，南人珍之”，可知当时还只是南方人珍重鱼翅。同时期成书的小说《金瓶梅》，虽然写的是宋代的故事，反映的却是明代的生活，里面讲到西门庆到东京为蔡太师拜寿，翟管家摆筵席为西门庆洗尘，“九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馐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可知此时鱼翅已成珍馐美味的典型了。到清代时鱼翅更成了南北方盛大筵席必备的最名贵的佳肴，号称“无翅不成席”，干脆把豪华筵席称为“鱼翅席”。清末时中国鱼翅的美名传到了国外。野史记载，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当两广总督时宴请外国人，按惯例设西餐席，却引起某位外宾的不满，当场就说：“这次本来是希望尝一尝贵国的烧烤、鱼翅美味的。”

也可见从前如果不赴豪门筵席，就很难吃到鱼翅。不像现在，稍微高档一点的餐馆就卖鱼翅，据报载，最便宜的鱼翅一盅只卖几十元，一般人也都可以尝个新鲜。这显然是由于现代捕鱼技术的发达导致有充足的鱼翅货源，也给鲨鱼的生存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鲨鱼肉价值很低，渔民捕捉到鲨鱼后，只割下鲨鱼的鳍部分而舍去鲨鱼肉，把鲨鱼身体抛回海里以便留下船上空间存放鱼翅，使渔民能捕杀更多的鲨鱼。这些没有鱼鳍的鲨鱼在海里无法游动，要么窒息而死，要么成为其他鲨鱼或别的动物的食物。自2000年起美国禁止这种割鱼翅的捕鱼方式。2001年8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圣地亚哥附近扣押一艘捕杀鲨鱼的渔轮，发现船上并无鲨鱼尸体，只有32吨鱼翅，相当于有2万多条鲨鱼被杀。供应鱼翅市场需求是捕杀鲨鱼的主要原因。联合国曾估计每年有一千万条鲨鱼被捕杀。实际情形可能比这严重得多。据2006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一项研究，每年有3千8百万条鲨鱼因为鱼翅市场的需要而被捕杀。而且鱼翅市场在不断扩大，据估计每年增长5％。

其实鱼翅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还略带腥味，鱼翅汤的美味主要来自它的配料，用火腿、老鸡等真正的美味熬出来的。因此鱼翅很容易假冒，市场上有用明胶、海藻酸钠、氯化钙等材料仿造的假鱼翅，据说品质与复水后的真鱼翅非常相似，吃不出区别。可见鱼翅并非不可替代的美味。

但鱼翅被推崇的原因还与中国的养生文化有关，它被当成了上等的滋补品。中医认为鱼翅能“益气、补虚、开胃”，现代美食家则说“鱼翅有极为丰富的营养”、“富含胶原蛋白，有预防骨骼老化、防癌抗癌、滋养肌肤、延年益寿等功效”。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看，鱼翅并不具有特殊的营养价值。鱼翅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这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即使有某种神奇的功效，吃它也不能让它直接进入人体发挥作用，而是会在胃肠中被消化成氨基酸，再被人体吸收。所以不管吃的是什么蛋白质，结局都一样，都是消化成了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共有20种。有的蛋白质（例如鸡蛋、牛奶、肉类的蛋白质）含有全部20种氨基酸，叫做完全蛋白质，营养价值较高；而有的蛋白质（例如植物蛋白）则是不完全蛋白质，缺某种氨基酸，营养价值较差。胶原蛋白缺少色氨酸和半胱氨酸，是不完全蛋白质，因此鱼翅的营养价值并不高，还比不上含有完全蛋白质的鱼肉。

近年来从国外又传进来了一种说法，说是鲨鱼不会得癌症，这是由于鲨鱼的软骨中含有特殊的“鲨鱼软骨素”能够防癌抗癌。市场上出现了用鲨鱼软骨制造的保健品，而同样属于鲨鱼软骨的鱼翅也跟着沾光，成为一些人吃鱼翅的借口。其实说鲨鱼不会得癌症纯属误传。2000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报道，他们从文献中找到40多例鲨鱼及其近亲得癌症、肿瘤的报告，其中3例还是软骨瘤。在1983年的确有研究表明在鲨鱼软骨中含有一种物质能够抑制肿瘤血管的形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口服它就会有效果。几项临床试验表明，口服鲨鱼软骨提取物对治疗癌症是无效的。

因此，不论是从营养的角度还是从保健的角度，吃鱼翅都没有益处，相反地，吃鱼翅反而对健康有害。鱼翅中水银和其他重金属的含量都比其他鱼类高很多。这是因为工业废水不断地排入海洋，使得海水中重金属含量较高，并进入海洋生物体内，而鲨鱼处于海洋食物链的顶端，吞食了其他鱼类后，食物中的重金属也随之进入鲨鱼体内，积累下来，因此鲨鱼体内的重金属的含量会越来越多。2001年，对曼谷唐人街市场上的鱼翅抽查表明，10个鱼翅中有7个含有高含量的水银，最高含量为允许量的42倍。2008年对香港市场的抽查表明，10个鱼翅中有8个含有高含量水银，最高含量为允许量的4倍。烹饪并不能去除水银或其他重金属的毒性。吃了鱼翅后，水银和其他重金属进入人体，难以被排出体外，而是在体内积蓄下来，能损害中枢神经系统、肾脏、生殖系统等，导致头昏、头痛、肌肉震颤、口腔溃疡、肾脏损害、性功能减退、流产等。

吃鱼翅和吃燕窝、熊掌，以及把虎骨、犀角、熊胆等当成珍贵药材类似，都是中国传统养生、进补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也都没有科学依据。例如，燕窝是金丝燕的唾液，其成分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等，并不神奇。虎骨的成分与其他哺乳动物的骨骼不会有实质的区别，并不含有独特的活性物质。传统医学和民间之所以相信这些东西是补品、良药，一则是因为它们都是难得的东西，所以物以稀为贵，二则是因为这些动物凶猛、强壮引起的联想，以为吃了它们的身体部位就能将其神奇威力转移到自己身上，类似感应巫术。这其实是一种迷信。对于传统文化中有害无益的迷信部分，没有必要继承，更不应该发扬。国人对虎骨、犀角的迷信导致虎、犀牛濒临灭绝，虎骨、犀角也被国家禁止入药。国人对鱼翅的热衷也在严重威胁着全世界鲨鱼的生存。要禁止吃鱼翅并不现实，但是为了保护生态系统，也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应该自觉拒吃鱼翅，并把请人吃鱼翅视为类似于请人吃毒药的不道德行为，而不是盛情款待的体现。

2009.2.2.

（《科学世界》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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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评：

北大哲学系刘前副教授华杰借向松鼠会献媚之机指桑骂槐，又来找打，不过不敢指名道姓地骂了，也算是个进步。看来他们至死也想不通了，为何有那么多人愿意听“‘科普专家’不停地唠叨”，为何一个“三无人员”会理性地传播科学精神，而像他们这些“三有人员”却只能在那里跳脚骂大街。按其标准，他们想要巴结的连岳也是个“三无人员”，所以也是个只有苦难、嫉妒和仇恨的“奴隶”。

原来松鼠会还是个江湖帮会。我还以为是何方高人，看其自我介绍，不过是一些中学教师、末流大学教师、科普期刊编辑、在读研究生……就自以为是深藏不露的科学江湖高手，也不怕人耻笑。

Amsel评：

什么玩意。“反科学文化人”伺机进行无耻的挑拨。“天才少年”们跟老方有梁子的本来没几个。

田野评：

这个一针见血。还喜欢鼻子插上大葱，以为自己是个什么角儿，故作儒雅博学之状，令人恶心。

runrun评：

这种挑拨是有杀伤力的,光骂也不行,上当就更没必要了。看来松鼠们想走”可爱”路线,如他们真科普也好啊.有这愿望就是好的.倒是奇文的俩作者可以揭一揭,斑竹可以酸他们一下?

量子猫评：

这样整下去，会成为新一轮伪科学和科学妄想家繁衍的温床。

在看到科学松鼠会这一说法之前，慕“名”看过姬十三的博客。科学的成分很淡，基本没有科学的基本基础，大多是对科学的结果或应用的一些非严格逻辑的延伸，科幻或科妄的成分比较浓。但比较迎合大概高中前或类似水平读者的口味。我高中以前挺爱看这类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比如异形、UFO动力学理论。读了高中、大一以后逐渐弄明白了，很为这些书籍、期刊耿耿于怀，浪费我多少大好青春时光啊。

江晓原的书也不要读了。不久前在网上买了一本他主编的新出的关于科学史的书，硬着头皮读了1/3，很上当。虽然书里面文章的作者的名字都很唬人。

允真评：

看来姬十三得意的并非松鼠们的理工背景，而是背后罗列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业余爱好。

你做科普的，不卖科学，倒卖起杂技来了，看来很得时下娱乐界“歌不够，舞来凑”的时尚精髓。但也不要自恋到自称江湖高手吧？黄老邪会吹碧海潮生，你以为江湖上畏的是他那杆箫？笑话！拉一帮子拜青春偶像的小饭士小小资过家家玩儿就算了，混江湖，还得靠苦练内功。说人家“火气十足”，你那是底气不足吧。

江晓原、刘兵比松鼠就更等而下之，人家虽说花拳绣腿，多少还有些招式，这俩简直就是裘千丈。

chouqilozi评：

这帮人哪是想科普，我看是想科幻。

现在做科普我觉得有一个西方国家的科学PHD是必要条件，博士生都不行。满足这一条件的人通常会非常严谨，不会把科普变成武侠。

lyhtt评：

越土包子越喜欢把时尚挂嘴里。

Cheval评：

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有限，还喜欢玩不生不熟的词。“我们我们的”，谁啊？

whoami评：

他们是一帮被所谓的后现代派忽悠了的哲学青年。

附一：

科学松鼠会：有闲且时尚

刘华杰
2009年02月16日, 《南方都市报》

近期，一个亲切、响亮、很博物的名字传遍了科学传播界，令人耳目一新，这就是“科学松鼠会”。2008年底我也见到了几个“小松鼠”，今年年初也读到了他们的书《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一、NGO科普:“冬天里的一把火”

松鼠会算作少之又少的科学NGO，这种民间组织解放前有，做得还不错，如任鸿隽等人的科学社，但解放后就不真正存在了。因此，当我得知在年轻人中兴起了这种致力于科学传播的公益团体时，感受到“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松鼠们希望为公众“打开科学的坚果，品尝科学之美”，进而“让科学流行起来”。除了“ 坚果”隐喻有新意外，这些话差不多是老套理想主义、口号式科普的另一种修辞。但接下去所有不同，“和所有年轻群体一样，他们腐败、郊游、交友，不同的是，他们还聚在一起聊科学、做讲座、看纪录片、辨星星、认植物……当然，他们最擅长的是文字表达”，一起写科学博客等等。

现在是传媒的时代、平面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科普对公众已经毫无吸引力。相当程度上当今的科普无法娱己，更无法悦人。当下，Google、维基百科和各种免费数据库访问起来那么方便，谁还愿意听“科普专家”不停地唠叨，谁还愿意领教科学狂犬症者的训导“这是唯一的真理”、“那个是万恶的伪科学”？如果一群自愿组织起来的松鼠们仅仅做着老套的“知识搬运”工作，那么即使是NGO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从目前这个科学松鼠会及其图书中，我还是读出了许多新意。

二、有闲乃第一要紧

松鼠会的科学传播工作“有闲且时尚”。

第一，“松鼠”们都很年轻（我估计年纪在24岁至34岁之间居多），未来的天空十分广阔，这是希望之所在。老科普作家都是宝，但我们不能、也不忍心靠日益有限的那几个宝贝来传播科学，况且小声点说，我们还不放心呢！如今，我们真的对他们所传播的科学有不同的看法（这与他们历史上的贡献无关）。几十年来，科学变化多端，而科普的路数几乎没变。希望只能在年轻一代及几代，在这一点上我破例大胆相信一下进步观。

第二，“松鼠”们先是自娱自乐，这也许算是最低纲领，但是它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也是颇难实现的。唯科学主义的科普或者科学传播为何令人恶心，或者说得好听点为何让人敬而远之（多数情况下公众对它们是不理睬，生活中的选择多着呢），其中一条在于无趣。对他人无趣，对自己也无趣。我们已经到了不以知识多寡论英雄的时代，知识多并不意味着科学素养一定高。以无趣为前提，再谈什么崇高的理想，也不大有吸引力。公众科学是用来给百姓消费的、享用的，“搞科普”终究不是“传福音”，无需整天摆出一份真理在握的架式。我想，松鼠会的出发点很好，能够放松下来，能够自嘲，敢于不神圣！也许这是时代、年龄决定的，不管是什么决定的，都值得肯定、庆贺。补充一点，自嘲不等于无追求、没理想、不崇高。

第三，“松鼠”们有自己的正常职业，生活上都还过得去，特别是相当多人从业于媒体，在此基础上他们“有闲”做点别的事情。坦率说我不欣赏玩“悲情”，不相信徐迟当年对陈景润的那类描述在今天会适用于理想的科学家或科普形象。在这一点上我多少相信一点“唯物主义”，很难设想一个“三无人员”会理性地传播科学精神。度人先度己，自己要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谈得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饥饿疗法”对于科学创新不人道，对于科学传播同样不人道。

有闲，一个普通人才有机会为社会、为历史做增量。说到底，科学的精神境界是“自由人”才配分享才能分享的，“奴隶”只有苦难、嫉妒和仇恨。有闲，才有可能“费厄泼赖”，才能容忍内在的多样性、避免“科学真理教”。

第四，我还特意注意到连岳的序言中表达了与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所倡导的类似的一个观念:科学传播不仅仅关系到认知问题，还涉及社会正义问题，这两个维度是紧密关联的。当跳出唯科学主义的狭隘视界，谈论全方位的科学传播，谈论未来的科学以及科学伦理问题时，这一点会更加明显。不过，目前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还主要限于知识传播和少量的一般文化传播，或者说远未触及连岳设想的问题“高度”。当然，在初级阶段，也许还没到认真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四条就涉及“有闲且时尚”中“有闲”的部分，总结起来有几层意思:时间上有闲、生活方式上有闲、科学观上有闲。

三、时尚才有未来

现在该说说“且时尚”了。科学的前沿变化多端，与“时尚”有些共性，但让科学成为时尚谈何容易。科学中只有一部分内容有可能成为时尚，特别是博物类科学，这部小书中相当多内容属于广义的博物学。我数了一下，占一半以上。我相信有些科学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欣赏，我丝毫没有贬低大众的理解力的意思。科学传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先易后难。

科学传播之“时尚”的另一层意思是与时俱进，在形式、手法、手段上跟上时代的步伐。松鼠会的小书在选题、谋篇、用词、讲故事技法方面，都有意识地融进了时尚元素，如书名的“怪异”、如“皮囊事”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AskDr.You”。对了，还有图书的开本和封面设计。拿到书后第一时间，让14岁的女儿评论此书的装帧和外形，女儿打了高分。我相信她的眼光，她说酷那是真酷。

不得不指出，松鼠们的书《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之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背后有个特别的NGO组织。NGO如何发展，中国人没有经验，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会如何。“时尚”的第三层意思是组织成科学“俱乐部”，松鼠会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下一步可借鉴德国的德累斯顿艾西斯学会（Isis Society，1833年创立）、英格兰的艾塞克斯田野俱乐部（Essex Field Club，1880年创立）、美国的奥杜邦学会（Audubon Society，1886年创立）的经验，先加强内部交流，自身获得提升。俱乐部成员之间既共享某些共同的理念，也要保持必要的多样性张力。既然为俱乐部，就不要有太强的使命感。

祝愿科学松鼠会长命，不辱没这个可爱的名字。

附二：
谁要重出江湖？谁能再振雄风？《文汇读书周报》
2009-02-06 作者：江晓原;刘　兵

——关于“科学松鼠会”及其科普写作

□江晓原　■刘　兵

《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科学松鼠会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25元

□“隐匿多年的帮派老人决定复出，燃一缕狼烟……正在田间耕种的老汉、街头被人欺负的小贩、喝酒赏花的公子哥，原来都是默默隐忍的江湖高手，他们伸个懒腰，挺起身，念叨道:该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聚到一起了。”姬十三在本书“后记”结尾所写的这段文字，有点接近古龙的武侠小说，听上去口气倒也不小。解读起来，似乎是“科学”已经“默默隐忍”许久了，在“帮派老人”的召唤下，终于决定重出江湖。“帮派老人”是谁并不重要(姬十三和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年轻人)，重要的是“科学”要重出江湖。

“科学重出江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联想到前些时候那本名为《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的书了。那本书中说，过去的一百年，是科学从公共媒体和公众话语中逐渐退出的一百年，科学已经败给迷信。看来这就是科学的“默默隐忍”了。现在“科学松鼠会”的这帮寂寞高手决定代表自己的“帮派”重出江湖——即试图夺回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公众话语权。

■我觉得，你的分析有些过于沉重了。也许，换一个角度来看你引用的那段话会更好。我宁愿只把它当作是一种时尚的修辞，而不一定非要担负起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责任。当然，这样的说法，还要求证于书的作者。

我刚看过刘华杰写的书评，我倒很愿意接受他在那篇书评中的观点。刘华杰也强调了此书的时尚特征，这些时尚的特征，恰恰是区分不同代际的一种方式。相应地，我想，也恰恰会因这种在时尚风格审美趣味上的相近，而引起与其同代读者的某种共鸣。用一个学术说法，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连带效果吧。如果你能部分地接受我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这本书的特征谈起呢？我认为突出重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其与作者代际相联系的时尚性。

□将姬十三“后记”中的仿武侠语言理解为时尚修辞，固无不可，但是我的“沉重的分析”却也并非我一个人有此特殊爱好。本书的两篇序，都在引导人们往“沉重”的方向思考。

连岳呼唤“用爱科普”，本来很平常，但他序中明显的反科学主义倾向——或者说对科学主义明显的疏离感——已经让那些喜欢将人“以科普的名义暴打一顿”和喜欢用别人的无知来衬托自己“英俊的科学面庞”的人，感到十分恼火。有人向来以科学的“正牌代言人”自居，看到别人要代表科学重出江湖就很恼火——本“正牌代言人”早就在江湖中替天行道久矣，还用得着你们再来“重出”吗？至于梁文道，他看到这群松鼠非常喜欢，指望松鼠们帮他改变“书评杂志上找不到人谈科学的窘况”，但是对于那种“火气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这个表达与连岳序中说的“以科普的名义暴打一顿”堪称异曲同工)，他显然也无好感。

我以前说过一句相当非理性的断言:时尚本质上是反科学的。我最初的意思是说，从事与“时尚”相关工作的人，比如时尚报刊的编辑记者，通常很容易接受人文主义的观念。联系到本书，作者们恰恰就是这一类人，所以他们应该很容易接受连岳序中表达的观念。尽管本书作者们是不是都完全赞同连岳的序，也许不是没有疑问的。

■你提到本书的两篇序言，说其中是有某种“沉重”的负载，这我同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沉重”的负载，并未直接、鲜明地体现在正文中，而正文的文本，才是代表科学松鼠会成员们的本真倾向。当然，他们比以往那些在序言中被批评的人士，显然要开明得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或容纳序言中这种意识形态的沉重，这当然是非常好的倾向。

另一面，就你说的时尚与反科学的问题，我估计，松鼠们大概不一定会认同。在年轻一代中，时尚是一种潮流，并不一定涉及到反科学主义与否的问题。在理想情况下，说他们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人文主义观念，也许是对的，但这些松鼠们在具有以时尚轻松来品味、欣赏、传播甚至游戏科学的同时，他们通常并没有很深的人文主义背景，没有受过系统的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训练，这就成为他们的另一个特点。

□你的判断我大体上是同意的。但我们不妨再回到姬十三的“后记”中来“深文周内”一把。

姬十三用了“复出”这个词，不是没有深意的。这个措词表明，在他心目中，在科普这个领域，“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状态已经持续得太久了！真正的高手们“默默隐忍”了许久，某些自命科学“正牌代言人”的“暴打”和“战争”想必也令他们齿冷，所以他们决定亮出兵刃竖起旗帜出来闯荡江湖了。我猜，这应该不仅仅是姬十三一个人的想法，至少也应是松鼠会若干核心人物的想法。

载上意识形态的重负，曾经是传统科普最务实、最可取的策略，但时代变了，公众不想再这么沉重了，于是传统科普衰落了。“暴打科普”其实也是师前者之故智(只是载上了另一种重负而已)，所以也难免被公众冷落。

我们可以说，松鼠们的旗帜是“轻松”，松鼠们的兵刃是“游戏”。但问题是:和以往载着意识形态重负的传统科普相比，或者与意在衬托自己“英俊的科学面庞 ” 的“暴打科普”相比，松鼠们的“新科普”前景如何呢？他们能不能将科学逐渐从公众话语中退出的局面扭转呢？或说，他们能不能让科学在公众话语中重振雄风呢？说实在的，我对此还是有疑问的。

■我想，关键之处也许并不在于科普是否有意识形态负载。松鼠们目前的利器，大致有科学的背景、休闲的情致、可为新一代时尚爱好者欣赏的风格、以及非功利的热情等。松鼠们现身江湖，绝对是科普界的一大幸事。关于松鼠们的前景如何，我不知松鼠们自己是怎样估计的，也许是比较乐观吧。

如果沿用江湖的隐喻，那谁也不可能永久在江湖上称大。在科普的江湖上，应该形成彼此互补的多元化的局面。群雄竞争并存，又彼此促进，恰恰是我们应该期盼的局面。反之，如果科普的江湖上只有某一派垄断独尊，那江湖也就不再成为江湖，科普也就寿终正寝了。

附三：
[书·后记]我们就这样聚在一起了
姬十三 发表于 2009-01-26 10:28

这是写给我们这本书的后记，突然觉得很应春节这个景，放出来大家乐乐。昨天好些人发消息说，遇见松鼠会是他2008年最重要的事，愿明年会有更多的人这样说：）

——————-

刘旸，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细胞生物学博士。歌唱得极好，爱好古典音乐，松鼠会最活跃的女作者；

刘念龙，东莞某中学生物老师。有人誉他“几乎是在网络博客上横空出世的科学文章写手。短短几篇器官进化的文章，就尽得新科学写作的精髓，生动有趣而干净利索”；

瘦驼，烟台某大学生物老师；玩摄影、玩天文、玩自行车，在新京报开设《动物星球》专栏，动物问题拿去问他总没错；

小庄，高分子硕士，做过美编，玩过乐队，上海某科普杂志编辑，还写乐评；

彭茂宇，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芝加哥分校攻读遗传学博士。“动漫圈老人”，动漫杂志专栏作者，为本书制作彩色辑封；

苏震，天津某软件公司老总，数学专业出身。喜欢数学史和漫画，本书的黑白漫画插图全部出自他手；

……

名单还可以列很长。这本书参与作者30人，科学松鼠会成员90余人，几乎全部是拿了个理工科学位又跑来做写字的事，他们不光能把文字写得好看，业余爱好也丰富得不像常人以为的“理工男”、“女博士”。

这些人都是怎么找到“科学松鼠会”的，我已记不太仔细，似乎一晃眼，身边就有了这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就像是我生活中本来就该有的属性。有朋友说，“学理工科的人，如果聪明又不呆不迂，那是很上品的”。难得他们还都性情温和，偶尔吵起架来也会很快冷静，自我反省，“也许我错了”。这是科学人的态度。

“上品”的理工男女，写得一手好文章又爱科学的，估计不算多。所以在我前几年的科学写作生涯中，总觉得很冷清，常见到的作者就那么几个，全凑在一起，都不够玩一局杀人游戏。

但是一次MSN上的聊天改变了这一切。2007年11月20日，“科学松鼠会”这个名字被敲定，有了一个私密论坛，2008年4月28日，群博客正式上线。如今，我们有了近百位作者，几十万读者。

有时候我恍惚觉得，这些人本来猫在一个大房子的各个角落里，一敲锣喊吃饭就全冒出来了。想起小时候读过的武侠，隐匿多年的帮派老人决定复出，燃一缕狼烟，消息被传递至村庄、城市、山区和荒漠，正在田间耕种的老汉、街头被人欺负的小贩、喝酒赏花的公子哥，原来都是默默隐忍的江湖高手，他们伸个懒腰，挺起身，念叨道，“该出发了”。

如果我们要给生物学找一个生日的话，可以把它定在《物种起源》出版那一天——1859年11月24日。

难道在那之前没有人从事生物研究吗？当然不是。人类研究生物现象已有漫长的历史，但是在达尔文之前，生物研究其实只是神学的附庸，是上帝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最后一个据点。当时从事物理学、化学研究的科学家已不需要假设上帝的存在，但是生命现象要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上帝还可以赖在那里。从事生物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神创论者，他们的研究前提是神创造并精心设计了生物。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牧师，为了通过研究上帝的“作品”来领悟上帝的旨意。即便有少数学者不相信神创论，也往往相信目的论，认为在冥冥之中有一个神秘的目的在指导着生物的进化。比如进化论的先驱拉马克就相信生物体本身有一种内在驱动力在促使它们越变越复杂，向更高级形态进化，直到进化成人类。

达尔文用大量证据证明生物是进化而来的，推翻了形形色色的神创论，上帝才被彻底地驱除出科学领域。达尔文还用自然选择解释了生物体的复杂结构是怎么起源的，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无意识的进化过程，无需求助于智能的设计或神秘的目的，因而也否定了目的论。有了达尔文进化论，生物研究才摆脱了所有的超自然现象和神秘因素，才有可能像物理科学那样成为一门科学。

在达尔文之前，生物研究属于博物学，只是对生物现象进行观察、描述、分类和做解释性的叙述，不试图去探究生物现象背后有什么规律，也不做实验来验证假说。真正的科学研究则必须根据观察的结果，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然后以新的观察或实验加以证明。达尔文首次把科学方法引进到生物研究中，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博物学方法，细心地观察和勤勉地收集事实进行归纳，而且使用了现代的科学方法，善于提出可检验的假说，并用新的观察和设计实验来检验它。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多少进化实验可做，但达尔文还是尽量用实验来验证某些假说。例如，在《物种起源》第十二章，他详细叙述为了验证植物种子能够通过海洋漂流和鸟类被带到与世隔绝的岛屿上，是如何精心实验的。达尔文还做了大量的植物生理学实验（最著名的是通过一系列实验巧妙地证明胚芽鞘的尖端含有导致植物向光性的信号物质），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实验植物学的创建者。

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统一了生物学的各个学科，为生物研究提供了第一个可用于预测和检验的科学大理论，从此对生物的研究不再只是单纯的数据收集，杂乱无章的生物现象也有规律可循，对生物现象的研究由博物学变成了科学，生物科学由此诞生。大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曾说过一句名言：“若无进化之光，生物学毫无道理。”没有进化论，也就无所谓生物学。

生物学中有许多规律、定律，它们或者只是对现象的描述，或者能从物理、化学定律推导出来，都不是真正的规律。通过研究生物体内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物理、化学作用，可以解释生物体的一切功能。这不免让一些生物学家担心，生物学研究是不是有一天会被完全还原成了物理学、化学研究，生物学不再是一门独立自主的科学？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生物学研究并不只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还要研究这些功能是怎么起源的。对后者，就必须用到进化论，特别是自然选择规律。自然选择规律是不可能从物理、化学原理推导出来的，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定律。既然自然选择规律是不可还原的，生物学就不可能被彻底还原成物理学、化学。达尔文进化论不仅为生物学奠定了基础，而且还确保了生物学的自主地位。

达尔文进化论也给人文领域带来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并非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超越了自然。例如犹太－基督教神学把人看成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影像创造出来的特殊作品，在世界万物中只有人才被赋予了灵魂，世界万物都是被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伟大的哲学家，像亚里斯多德、笛卡儿和康德等人，不管他们的哲学观点是多么不同，也都坚持人类中心说，认为人与其他动物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达尔文进化论则指出，人类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大自然是同一的。今天的一切生物都是人类的亲属，人类与其他生物、特别是与类人猿并无本质的区别，我们认为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例如智力、道德观等精神因素——都可在其他动物中找到雏形，也必定有其自然的起源。

达尔文进化论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更深刻地理解了人性。但是在某些人看来，它沉重地打击了人类的自尊心。进化论的正确性在科学界实际上早已没有争议，做为生物学的基础，如果推翻它就会让生物学大厦坍塌。但是在人文学界，一直有人激烈地批评、否定进化论，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进化论伤了其自尊心，而不是他们比生物学家更懂生物学，掌握了生物学家不知道的证据。

2009.2.22.

（《中国青年报》2009.2.25）

【方舟子按：这篇报道的出发点有些问题，似乎是在批评中国人接受进化论的比例高于西方人。其实西方还有半数人不接受进化论，才是不正常的，乃是由于基督教势力的影响，而不是那些人比中国人更有怀疑精神，恰恰相反，是更盲从——对宗教信仰的盲从，西方科教界人对此也是痛心疾首的。我们不应该怪中国人接受进化论的人太多，而是应该探究为何还有近30％的中国人不接受这个科学理论，为什么对原子论、相对论、基因论等等其他科学理论就会几乎一致接受？进化论在科学上的可靠程度和重要性并不亚于这些理论。中国的教育要求学生不加批判地接受进化论，不也要求学生不加批判地接受原子论、相对论、基因论？为什么独独认为这么教育进化论是不正常的？是不是也受到国外原教旨基督徒的影响，认为进化论是个在科学上还有争议的理论？把“把宗教和科学看作对立的两面”说成已是几十年前的旧观点也不对，西方还有这么高比例的人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不接受进化论，正是宗教和科学对立的证明。当今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哲学家都认为宗教和科学，特别是和进化论，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例如E.B. Wilson, James Watson, Richard Dawkins, Niles Eldredge, Daniel Dennett等人都持这个观点。国外有些科学家说进化论与宗教不冲突，是为了取悦信教的政客、公众，我们没有必要也跟着这么做。】

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

本报记者 张伟 □刘旸
中国青年报2009-02-25

查尔斯·达尔文未必能料到，他的进化论会在中国受到如此厚爱。

2003年，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有多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

调查的主持者、中国科学院教授李大光，至今还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要知道，即使是在达尔文的故乡英国，情况也远非如此。直到几天前，“半数英国人不信进化论”的新闻，还频繁出现在报纸上。

李大光的床头，摆着刚出版不久、美国学者浦嘉珉写的《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详细探究了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的传播脉络。尽管很忙，李大光还是会经常抽时间翻上几页。他觉得，这本书切中了他平日的思考。

当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到来之时，许多人开始对进化论在中国的流行进行思考。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学系教授龙漫远认为，从严复到毛泽东，进化论在中国地位的确立，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进化论是以一种“谦卑”姿态进入中国的

最初，进化论是以一种“谦卑”姿态进入中国的。1897年4月12日，一份报纸在脚注里介绍了严复和他的译作《天演论》，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此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发表近40年，进化论终于作为一个西方学术观点，进入中国民众视野。100多年后,龙漫远仍觉得，如果他是严复，也会选择翻译《天演论》。

2月23日，他坐在芝加哥一家咖啡厅里，回溯19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正当战争屡屡失败、改革无功而返之际，1894年，甲午战败，曾长期在海军任职的学者严复“想唤起改变贫穷落后的觉悟”，于是第二年便提笔翻译《天演论》。

为什么选择《天演论》？龙漫远认为，原作者赫胥黎在书里，意在用《物种起源》里面的一般规律、用“进化”这个科学观点解释人的事情，解释社会问题。这种功能，在《物种起源》里是找不到的。

“严复并不是学生物的，他翻译的目的在于向人们传达对社会的理解。”龙漫远说。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严复干脆在书中做了大量批注。

在这些批注中，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努力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这位翻译家留给后世最著名的格言。

“历史在这里玩了个吊诡。”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林垚介绍，在原著中，作者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译作却变成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典文本。

“一方面，救亡图存确是一时之亟，另一方面就世界范围而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学也风头正健，赫胥黎的伦理学正被越来越多人看作过了时的、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空谈。”林垚解释说。

后世的反思，并不能阻止《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当年刚满17岁的中学生鲁迅，特意花了500文钱买回这本书，觉得很新鲜，一口气读了下去。同样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还有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在李大光看来，“这是近代科学文化的第一个高潮”。进化论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中学作文最常见的命题。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界人士对于进化论精神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更是乐此不疲。一场“保种”的运动，随即浩浩荡荡地开始了。

《天演论》风头太盛，以至于20年后，当《物种起源》终于被翻译到中国时，影响力反而大不如前者。这本书为中国留下许多遗产。经由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社会事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灵魂一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努力而流传。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评判说：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政治学语境中发生的”，而基本上被从科学或博物学的传统中剥离出来。

与此同时，在国外，另一场对达尔文和进化论的演绎正在发生，并且等待时机进入中国，准备接过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大旗。

“没有争论，也不能有争论”

小学的时候，龙漫远在父亲单位的藏书里，发现过一本与进化论有关的书，是翻译版，“文字写得真美”。他立刻就被吸引了。

不过，真正接触进化论，要等到读中学时。那是上世纪70年代，进化论从两个渠道进入他的生活，一个是在生物课堂上，另一个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龙漫远还记得，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时，也在里面看到过进化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都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有的时候把进化论的观点演绎到社会问题。”龙漫远回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天起，进化论在中国的命运，就和这个新兴的学说发生了关联。

这种关联很早就开始了。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时，曾经为他留下了著名的论断：“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关于马克思和达尔文之间的“惺惺相惜”，人们不难在报端上找到若干证据。其中一个例子，是1931年由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布的。该杂志声称发现了达尔文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足以证明马克思曾想把《资本论》第二卷题献给达尔文，可见马克思对达尔文思想之重视。

这个说法一直被用来证明马克思的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密切关系，流传甚广。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早在197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泰伦斯·波尔已经发表文章，论证该信并非写给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过要把著作题献给达尔文的念头。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未必真的看重进化论，当一些社会主义者试图将自然选择概念引入社会主义学说中时，马克思还对他们大加嘲讽和批评。

不过，林垚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们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他与达尔文之间的联系。许多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推重并借鉴自然选择理论，对宣传达尔文主义也“不遗余力”，这是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进化论是他们“反对有神论的天然盟友”。

龙漫远的解释则是，在社会主义者眼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这和进化论者表达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观念是一致的。

这种氛围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中国。从一开始，进化论在新中国就获得了崇高的地位。龙漫远回忆，当时的进化论是以“官方”、“正宗”的面目出现的，他理所当然也认为，“没有争论，也不能有争论”。

直到改革开放前后，“这一代人”才开始反思。龙漫远读到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介绍了西方的很多东西。从那时起，他才真正开始思考和比较，并第一次发现对于世界的解释，除了进化论，还有宗教。

中国教科书里的进化论是完美无缺的

在美国，龙漫远曾经被叫上法庭，为一起家长起诉学校教授神创论的官司作证。作为科学家证人，他在庭上对法官和陪审团讲解了基因是如何起源的。

他觉得，因为存在争论，许多美国人从小就会仔细了解进化论讲的是什么。而在中国，进化论被作为一个事实来讲授，大家都知道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但“好多人其实理解得不深刻”。

“中国教科书里的进化论是完美无缺的，学生不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只要接受即可。”林这样反思自己在中学时学过的进化论。

2月12日，一场小型的讨论在某个网站上进行，几名30岁上下的年轻人，回忆起自己在中学课本里学到的进化论。有人感叹：当时的教育十分有效，自己“从来不曾怀疑过进化论”。

进化论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引起太大争论，李大光觉得这“很要命”。

“争论并不是胡乱否定，而是进行科学的探讨。”李大光认为，“这种讨论本身比进化论更有价值”，而没有经过讨论的进化论，“并不能作为灵魂进入我们的文化并固化下来，只停留在一种外来理论的层面”。

“在西方，进化论是在讨论的情况下被接受的，而中国人则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李大光据此认为，尽管中国人认可进化论观点的比例更高，但这并不能说明进化论在中国更加成功。

林垚也发现，在美国课堂上，教师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会告诉学生进化论在哪些环节上证据尚显不足，对哪些问题的解释力较弱，哪些方面易于遭受攻击，这些攻击对理论整体的破坏力如何，等等。

“由于没有接触过反面的观点与论证”，中国学生对进化论这一信条的辩护能力，也就相应减弱了。

李大光观察到，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有不同的命运。比如，与进化论备受拥戴相反，“人口论”在中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而在这截然相反的待遇背后，他看到了“相同的逻辑”。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公众通常并没有判断，而是“由政府和科学家判断对错”。当政治运动一来时，他们也更容易被利用，对某种观点盲目地“批判和打倒”。

对于政治和科学的关系，龙漫远看到了有益的一面。尽管科学有时候为政治服务，但他觉得，这不应该由科学负责。相反，一定程度上，“马克思、毛泽东对进化的肯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无论过程如何，从结果上来看，传播了进化论，能“帮助人们对自然界作出理性判断”。

尽管他也承认，国内对进化论的认识“不够准确，连翻译都没有翻准”。

“进化”学系的教授

在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龙漫远的主考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担心自己的答辩无法通过，于是试探地告诉教授，自己的演讲将涉及进化论。教授一眼就看出他的顾虑，说：“年轻人，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信进化论，星期六和星期天信上帝。”

他逐渐发现，经过最初的激烈冲突，科学、宗教在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心中已经可以互相包容，并不冲突。甚至连罗马教皇本人也宣布相信进化论。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到来的时候，英国主教专程来到达尔文墓，献上一大捧花。

不过，龙漫远发现，在国内，人们通常还是把宗教和科学看作对立的两面，看成敌对的。“我们一直被这么告知。”他说。可那已是几十年前的旧观点了。

许多误解还围绕在进化论的周围。龙漫远指出，甚至连“进化”这个约定俗成的称谓，也是一种误读。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用的是“演化”来表达达尔文“evolution”的概念，为了防止误解，他曾特意在注解里注明，这个词不仅有“进化”，也有“退化”的意思。龙漫远解释，这就是说，除了“从简单到复杂”，演化还有“从复杂变简单”、“变单一”的可能。

不过，当后来北大教授马军武翻译《物种起源》时，他从日文版翻译成了“进化”，并从此沿袭到今天。学术界曾经对此有过讨论，很多人试图扭转这个翻译，但在公众中，这个误读并没有改变。

甚至，他自己对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时，也不得不告诉别人，自己是“进化”学系的教授。

在种种误读中，中国和世界一起，迎来了达尔文的第200个生日。

从2月12日开始，英国各地举行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纪念性聚会。而在中国，人们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甚至很难看出，这是个一直流行着进化论的国家。

immusoul三天前在其博客土摩托日记上登出《达尔文的局限》，里面有不少错误，我读了之后去函纠正，但未见其更正，可能是没有收到我的信件，故公开登一下。这些错误并非根本性的，不像国内报刊前一阵子刊登的纪念达尔文文章中胡说达尔文“近亲通婚酿悲剧 10子女非死即病”、“都被病魔缠身，智力低下”那么无稽（事实上，达尔文的儿子有4个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3个是英国的“院士”——王家学会会员，并都很长寿，有一个活到93岁）。【】内是我的纠正。

达尔文的局限
2009年二月22日04点57分 | 分类: 科学 | 由 immusoul |
Tags: 达尔文, 进化论

达尔文要是活到现在，肯定到处给失学青年讲“励志心得”。因为他是个富家公子哥，小时候不爱学习，靠父亲的钱上了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又靠父亲的钱登上了贝格尔号考察船，登船时的正式身份是“船长的聊天伙伴”，而不是博物学家。【达尔文当时的正式身份是“不付报酬的博物学家”。】

环球航行5年归来后，他对自然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才决定当一名科学家，并靠采集来的珍贵标本作为敲门砖，进入了英国科学界。【达尔文在中学时代就已对自然史（即博物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大学时代主要是业余在研究博物学，并立志当一名博物学家，所以才会同意去学神学，因为当时许多博物学家都是牧师。也因此才千方百计要去做环球航行。他的环球航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地质考察，采集标本，并随时寄回国，也就是说，这些标本比他更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他已经在英国科学界出名，被当成著名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了。】但他最初的成就却是在文科领域取得的，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跟随贝格尔号考察游记，文笔通俗易懂，胜在故事奇特，卖得不错。【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科学著作《贝格尔号之航的动物学》，次年才出版《贝格尔号之航》。】

接下来他结婚生子，并迅速离开伦敦，在肯特郡买了幢豪宅，和家人住了40年，直到去世为止。这40年里，达尔文很少出门，仅有的几次出远门也是和家人一起度假，活的完全像个乡村隐士。

下图是他的书房，《物种起源》基本上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完成的：

这间屋子里除了书就是标本，称得上科学仪器的就只有一架显微镜，以及几个试管。说实话，那几个试管是装样子的，他一辈子所做的最复杂的科学实验就是把种子浸泡在盐水里，看它们是否仍会发芽，因此推断出某些植物种子漂洋过海后仍能生根发芽。这样的实验，现在任何一个中学生都会做。【达尔文一辈子做了很多复杂的植物学实验，直到死前还在做实验。他被公认为是实验植物学的创建者。这些实验设计巧妙，影响很大，尤其是有关植物向性的研究。最著名的是达尔文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胚芽鞘的尖端含有导致向光性的信号物质。】

没有证据表明达尔文的数学很好。事实上，达尔文的所有著作都没有用到多少数学知识，不过这倒也不奇怪，那时的博物学只是描述性的，用到数学的地方很少。

自然选择这个假说基本上是逻辑的产物，也就是说，达尔文并没有多少确实的证据，他只是通过自己的逻辑思考，结合大量的观察，想出来的这个理论。具体来说，自然选择理论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是变异无所不在，第二是生存竞争，第三是变异能够遗传。第一条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就可以得出结论。第二条的灵感来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达尔文只不过把人口论的思想扩大到所有生物中去了而已。第三条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值得一提的也只是对鸽子驯化过程的观察。

另外，达尔文本人的观察其实只有那5年航行而已，此后他就一直隐居乡间了。他通过不断给世界各地的专家写信来收集信息，也就是说，达尔文对博物学最新进展的了解都来自别人给他的汇报，算是二手货。

了解了这些，你就不难理解达尔文为什么表现得如此谦虚了。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名叫华莱士的人给他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基本相似的观点，达尔文还不敢动笔呢。【从1842年开始达尔文就一直在写一部有关自然选择的大部头著作。华莱士在1858年来信的作用，只是促使达尔文发表了这部大部头著作的摘要——《物种起源》。】有趣的是，这个华莱士和达尔文正好相反，是个穷光蛋，依靠卖标本为生。最后他也独立想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这一点倒是和我介绍过的《性、科学和利益》那本书的作者的看法很一致。关于华莱士的生平，大家可以去买本《华夏地理》，封面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那期有关于他的详细介绍，非常值得一读。

《物种起源》这本书在达尔文在世的时候一共出过6版，每一版都被达尔文做了修改。这一方面说明他很严谨，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自己理论的很多细节并没有太强的自信心。比如，他对遗传的方式一窍不通，最后不得不采用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假说来解释进化论。这个假说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不过这并没有对自然选择学说的正确性造成多大的影响。【达尔文的遗传假说是他自己提出的泛生子假说，虽然也是获得性遗传假说，但和拉马克没有什么关系。获得性遗传是古人普遍接受的一个“事实”，并非拉马克首先提出的。】事实上，后来的基因理论，尤其是DNA被发现后，自然选择理论这才有了最坚实的证据。

达尔文知道自己的理论在一些小地方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如何解释孔雀开屏，如何解释蚂蚁分工，如何解释地球寿命太短，等等。关于第一条，他天才地想出了“性选择”这个解决办法，最后被证明是成功的。第二条他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最后是被“自私的基因”理论解决的。【事实上，达尔文已在宏观的层次上想出好办法来解决社会性昆虫的进化问题，达尔文注意到，一个蚁巢中所有的个体都是最直接的亲属，不是父母与子女关系，就是兄弟姐妹关系，因此一个蚁巢可以视为一个巨型的个体，其成员的分工合作就象一个个体的不同器官组织分工合作一样，工蚁放弃了生殖能力为别的蚂蚁服务就象胃放弃了生殖能力为别的器官服务一样，没什么可奇怪的。“自私的基因”是根据达尔文的思路在基因层次上提出的。】第三条在放射性没有被发现之前几乎是无解的，反对进化论的人只要用这一条就足以批倒他。但是达尔文相信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当然，你可以在这一点上指责达尔文不够“科学”，我也想不出好的反驳。但总之吧，最后是达尔文胜了。

有人用“过渡化石缺环”来反驳进化论。但事实上考古学一直在发现新的过渡性化石，这个疑问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解决。当然也有科学家根据这一点提出过新的理论，比如古尔德（Gould）提出的“间断平衡”理论。但这个理论充其量只是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补充，和神创论一点关系都没有。

达尔文一直坚信不同的物种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他一直用Transmutation这个中性的词来描述进化，这个词应该被翻译成“演化”才更准确。但是后来有个经济学家想出了“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个言简意赅的词组，被达尔文糊涂地采纳了。事实上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斯宾塞已提出“适者生存”。用“适者生存”描述自然选择非常准确，所以不仅达尔文采用，现在的进化生物学也都在用， “适宜度”是进化生物学中的基本概念。】所谓“适”（fittest），很容易被联想成强壮的意思，但达尔文理论的本意不是强壮，而是生殖力。也就是说，在自然选择理论的词典里，“适”的意思就是更好地繁殖后代。要想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并不靠欺凌弱小，更多的时候靠的是以小胜大，以及相互合作。但是，当“适者生存”这个词被当作自然选择的代名词之后，达尔文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被误解了，并被从资本主义到纳粹主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主义”们当作了精神领袖，这是达尔文的悲哀。

我不得不说，达尔文本人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他曾经在《人类的进化》一书中把原始人的“不开化”归罪于他们的脑颅太小，这个明显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结论对达尔文主义的滥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正是达尔文的一个侄子发明了“优生学”，试图通过剥夺“低等人群”的生育权，达到优化人种的目的。虽然达尔文明确表示反对这么做，但老虎一旦出笼，达尔文就管不了了。

你看，达尔文并不是神，他有很多缺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自然选择理论一开始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人们接受的只是进化论而已，自然选择学说直到20世纪初有人用数学公式加以证明，以及摩尔根对遗传方式的正确解读之后，才终于成为生物学界的普适理论。【自然选择学说与基因论的结合，是由Fisher, Haldane和Wright等人在20～30年代从数学上解决，再由Dobzhansky, Mayr, Simpson, Stebbins等人在40年代完成。它和摩尔根没有关系。摩尔根一直就不相信自然选择学说,他相信的是突变论。】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进化论和神创论有着根本的不同。神创论完全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它从来没有错过，将来也不可能有错，因为这是无法被证伪的，属于信仰的范畴。

至此，我的“达尔文月”就告一段落了。我必须感谢《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新闻”的时代，能出钱让我去研究一个死去100多年的“老古董”，这简直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情。

既然当了记者，新闻当然要继续做。但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应该停一下，想想更远更大的事情。这就好比是旅途中的修整，能为你充足电，继续新的探索。

（上）

巴尔的摩事件称得上是美国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不端事件，它使得科学界的学术不端现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为此成立了专门处 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公室。而该案件在反复折腾了10年之后才有官方定论，但科学界许多人却认为官方结论不能令人满意，是是非非至今没有平息。这个事件其实 应该称为伊马尼希－卡里事件：大卫·巴尔的摩并未被指控有学术不端行为，受指控的是其合作者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但是由于做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巴尔的 摩在伊马尼希－卡里受到政府调查时，站出来激烈地为她辩护，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因此喧宾夺主，这一事件通常也就被冠以他的名字。

巴尔的摩在1975年由于发现反转录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巴尔的摩的社会活动能量极大，在1982年从慈善家埃 德温·怀特海德那里获得一亿多美元的赞助，成立隶属麻省理工学院的怀特海德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巴尔的摩很快就把怀特海德研究所变成了主导分子生物学 研究的著名机构。

相反地，伊马尼希－卡里则没有什么名气。她是日本裔巴西人，根据其申请美国卫生研究院科研资金时提交的简历（如果提交的简历有假，将负刑事责任），她于 1968年从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1970年从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发育生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博士，于1974年获得免 疫学博士学位。但是据京都大学校方在1995年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出具的说明，京都大学从未授予伊马尼希－卡里硕士学位，事实上，京都 大学没有伊马尼希－卡里曾经在该校学习或工作的记录。伊马尼希－卡里为什么要声称自己有硕士学位呢？原来，赫尔辛基大学和某些欧洲大学一样，只有有硕士学 位的人才能去读博士。伊马尼希－卡里当时为了能读博士伪造了学历，此后就一直把那个假学位当真了。

博士毕业后，伊马尼希－卡里到德国科隆大学遗传研究所工作了几年。1981年，她到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担任助理教授，继续从事免疫学研究。此时转基因技 术刚刚发明，巴尔的摩实验室就掌握了这一技术，并将它用于研究免疫学问题，由此开始了与伊马尼希－卡里的合作：巴尔的摩实验室制造转基因老鼠，而伊马尼希 －卡里实验室则从事血清学实验，研究这些转基因老鼠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后来引起争议的是1986年4月25日两个实验室联合发表在《细胞》杂志上 的一篇论文（以下简称《细胞》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把一段外源抗体基因转入小鼠中，发现它改变了小鼠抗体的组成，新的抗体具有与外源抗体一样的特异 性，但是总体构造则是小鼠原有抗体（也就是内源抗体）的。这就表明外源抗体基因片段和内源抗体基因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为什么免疫系统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 抗体针对不同的抗原呢？当时有人猜想这是由于不同抗体基因之间以及抗体基因与蛋白质之间能够互相反应、相互调节，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内在网络相互作用。这篇 论文似乎首次为这个“网络假说”提供了证据，如果能够成立，将会是一个重大发现。

伊马尼希－卡里据说在1985年之前就获得了这些重要结果。1985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的5家实验室联合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伊马尼希－ 卡里在申请报告中即提及了这些发现。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却不买帐。国家癌症研究所资金审阅委员会在实地做了考察之后，于当年夏天拒绝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资 金申请。这么一来，伊马尼希－卡里无法在麻省理工学院立足，需要另谋生路。在塔夫茨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在波士顿）医学院教授亨利·沃提斯的帮助下，伊 马尼希－卡里改到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就在这段过渡时期，《细胞》论文发表了。

但是在这篇论文发表不到两周，就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个人不是外人，而是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玛格特·欧图尔。欧图尔于1979年在塔夫茨 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正是沃提斯。之后欧图尔在费城附近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研究做得并不顺利，但也不像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后来说 的那样是个一篇论文都做不出来的老博士后——根据我的检索，欧图尔在这段时间至少发表过2篇第一作者的论文。1984年底，她的丈夫获得塔夫茨大学助理教 授职务，她也跟着搬回波士顿。1985年3月，在沃提斯家举行的聚会上，欧图尔首次遇到伊马尼希－卡里。伊马尼希－卡里向欧图尔介绍了她的重大发现，有一 名博士后将在6月份离开，欧图尔是否愿意去补这个空缺，对这个发现做进一步的研究呢？欧图尔高兴地答应了下来，获得了一年的研究资助，于6月份去报到。在 牟玛·里斯（《细胞》论文的第二作者）的协助下，欧图尔于当年秋天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是支持伊马尼希－卡里的发现的。伊马尼希－卡里催促她赶快写成论 文发表，并在1985年12月送交的《细胞》论文中提及这个未发表的结果。但是令欧图尔苦恼的是，此后她一个人做实验，就再也重复不出该结果。欧图尔拒绝 发表这一无法重复的结果，伊马尼希－卡里对她大发雷霆，斥责她太无能。欧图尔要求看里斯的原始数据，但伊马尼希－卡里没有给她。欧图尔无法再把实验做下 去了。此时是1986年3月，欧图尔的研究资助还有3个月才结束，伊马尼希－卡里便让她去养老鼠打发剩下的时间。

伊马尼希－卡里以后将会后悔她做出的这个安排。1986年5月7日上午，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座大楼的地下室养老鼠的欧图尔需要查一下某只老鼠的谱系，找来记 载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养的老鼠的谱系的记录本。记录本是活页的，在翻查老鼠记录时，欧图尔意外地发现里面夹杂了17页血清学实验数据。从这些数据看，在 欧图尔之前，实验室已经有人（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或里斯）做过了伊马尼希－卡里要欧图尔做的实验，而且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看来欧图尔并不是那么无 能。这些数据记录还包括了12天前发表的《细胞》论文中报告的实验结果，但是与《细胞》论文报告的却不一致。例如，《细胞》论文声称产生抗体的细胞用两个 关键实验步骤做了处理，但数据记录表明并没有。《细胞》论文又声称这些细胞产生的抗体大部分都不是转基因的抗体，但是数据表明结果恰恰相反，大部分都是转 基因的抗体。

是有人故意歪曲了原始数据，还是犯下了“诚实的错误”？欧图尔此时并不想指控有人造假，只是认为《细胞》论文中的错误应该得到纠正或撤回论文。她复印了这 17页数据，两天后，她到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找到她认识的一名研究免疫学的教授布丽奇特·胡伯，寻求她的意见。胡伯认为此事应该找沃提斯（欧图尔的博士导 师、把伊马尼希－卡里招到塔夫茨大学的人）解决。胡伯、沃提斯和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兰德找来伊马尼希－卡里讨论，然后胡伯、沃提斯又与伊马尼希 －卡里、欧图尔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在后来被称为“塔夫茨大学的调查”或“沃提斯委员会的调查”。事实上，那不过是个私下的调解，既与塔夫茨大学无关，也不 曾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塔夫茨大学事先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参与“调查”的三个人认为欧图尔与伊马尼希－卡里的争执是由于对数据的解释有不同的看 法，以及两人存在个人恩怨，不值得为此对《细胞》论文做出纠正。

欧图尔向沃提斯的上司、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反映，主任告诉她这事应该归麻省理工学院管。欧图尔找到巴尔的摩，巴尔的摩也告诉她这只是她和伊马尼希 －卡里有不同见解，她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他不同意她的意见。欧图尔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院院长，院长让癌症中心主任赫曼·埃森处理此事。埃森要求欧 图尔写一份详细的备忘录。6月（此时欧图尔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关系已结束），埃森、欧图尔与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和《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大卫·韦 弗举行会议。埃森后来写了一份备忘录向院长报告调查结果。埃森认为《细胞》论文的确存在错误，但是那是个很小的不影响大局的错误，不值得特地向《细胞》投 稿更正。巴尔的摩则答应会写信给所有进行类似研究的人通报这一错误。这个调查后来被称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或“埃森委员会的调查”。它的确是由校方指 定的调查，但是所谓委员会其实只有埃森一个人。埃森被许多人认为是巴尔的摩的敬仰者。

欧图尔对这个结果虽然不满意，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偶尔会向别人抱怨。听过欧图尔抱怨的人包括伊马尼希－卡里原来的一名博士生查尔斯·马普里索普。马普 里索普在1985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与伊马尼希－卡里处得很不愉快，两人互相憎恨，吵过架。但是马普里索普和欧图尔关系很好，两人 保持着联系。马普里索普获悉欧图尔的处境后，想起了在1986年4月22日《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关于学术造假的报道。从那篇报道，马普里索普知道在美国国 家卫生院有两个研究人员——瓦尔特·斯图尔特和内德·费德——在私自调查学术造假案。1986年夏天，马普里索普与斯图尔特和费德联系，向他们反映伊马尼 希－卡里的《细胞》论文存在的问题。当年12月，斯图尔特和费德给巴尔的摩和伊马尼希－卡里写信，要求访问他们的实验室并查阅实验记录，均遭到拒绝。斯图 尔特和费德这两位“打假斗士”并非善罢甘休之辈，他们发表公开声明，举行报告会，给许多人写信，直指《细胞》论文有假。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民主党众议员、众 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的注意。雪球越滚越大了。

（中）

巴尔的摩决定进行反击。1987年1月，他主动向美国卫生研究院（NIH）要求对涉嫌造假的《细胞》论文进行官方调查。一起涉嫌造假的事件的当事人自己要 求官方进行调查，这是没有先例的。NIH同意了，在当年5月由其外机构研究办公室开始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初步调查，NIH在1988年1月成立一个由三名 免疫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审查那篇《细胞》论文的工作，由一家制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约瑟夫·戴维担任主席。三名委员中，有两名与巴尔的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洛克 菲勒大学的詹姆斯·达尼尔是巴尔的摩的好友，曾经一起编写过一本教科书；哈佛大学的弗雷德·阿尔特曾经在巴尔的摩手下做过博士后研究。显然，这不太可能是 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欧图尔反对这一安排，而巴尔的摩则欣然接受。

两个多月后，众议员丁格尔开始介入此事。丁格尔主持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监督与调查分会，以调查对政府资金的虚报、滥用、浪费而著称，曾经因为揭露国 防合同的造假和华尔街公司的腐败而震惊全美。丁格尔相信政府提供的科研资金也被滥用了，而NIH没有能力加以控制。他需要有一个案件来证明这一点。伊马尼 希－卡里一案正当其时。

1988年4月12日，丁格尔举行第一次有关“NIH资助项目中的欺诈”的国会听证会，调查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NIH是如何对待欧图尔的指控的。 欧图尔和站在她一边的人马——马普里索普、斯图尔特和费德等人都出席作证。马普里索普作证说，他曾经听到伊马尼希－卡里告诉《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韦弗， 她的实验出了问题，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她获得的实验结果和后来欧图尔做出的是一样的。

这也是个一面倒的听证会：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以及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人马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巴尔的摩极其愤怒。他给几百名科学家发去一封 信，攻击丁格尔，宣称国会对此案的介入完全没有必要，必须停止。他认为国会议员们不会关心事实真相，而只在乎招引公众的注意和自己的形象，一旦让他们插 手，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科学家们纷纷写信给丁格尔抗议其所作所为。科学家们的“傲慢”反而激怒了丁格尔。丁格尔向伊马尼希－卡里发出传票，命令她交出实 验记录本。伊马尼希－卡里拖到7月才交给NIH一大本活页记录本。欧图尔和其他人在看了该记录本后，认为其中明显有假。至此，伊马尼希－卡里首次被指控造 假。丁格尔下令财政部特勤处对伊马尼希－卡里交出的记录本用刑侦手段做鉴定。

在发现NIH的调查委员会中居然有两位是巴尔的摩的朋友后，丁格尔宣布该委员会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NIH的调查大成问题，必须重来。NIH换掉了 这两名委员，以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取代，组成新的委员会，仍由戴维主持。NIH委员会与伊马尼希－卡里做过几次面谈，发现很难和她沟通，因为她 的英语非常糟糕，经常搞不清楚她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我们阅读面谈的记录，会觉得她甚至连基本的英语表达能力都不具备。这不能不让人疑惑，英语水平如此 低下的人，如何能在美国名牌大学当教授？也许，这是对付调查的一种策略？由于英语沟通出现问题而产生误会，在后来一再被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用来做为为 她辩护的理由。

戴维委员会在1988年12月发表调查报告草案，认为《细胞》论文存在重大表述错误和疏忽，令人怀疑其数据和解释的可靠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有意的造 假。这个结论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结果相似，不同的是，委员会建议公开纠正这些错误。在报告草案发布之前（11月18日），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等人 已在《细胞》上发表一封来信纠正其论文中的错误，但是委员会认为这一纠正还没达到其要求。

《细胞》论文的作者针对这一报告写了一篇反驳，不同意其中的一些看法，但认为这只是诚实的人对同一事实有不同看法。欧图尔也对这一报告不满意，指出该报告 所引用的某些实验数据当初并不存在。对此，NIH负责人在1989年4月表示，将重新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此案，并解散外机构研究办公室，新成立“科学诚信 办公室”专门负责调查学术不端行为。

丁格尔对NIH的调查结果完全无法接受，认定是巴尔的摩在利用他的势力左右调查。丁格尔计划针对这个案件再举行一次国会听证会，这一次他将要求巴尔的摩出 席作证。为了准备这次听证，巴尔的摩在波士顿和华盛顿都雇了律师当顾问，并与监督与调查分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丁格尔是民主党）接触，试图争取他们。巴尔的 摩几乎成了他所鄙视的政客：他原先的政治立场属于左派，更倾向于民主党。

这场大戏在1989年5月4日上演。三名来自美国特勤处刑侦服务部的专家出席作证，报告他们对伊马尼希－卡里送交的实验记录本的鉴定结果。他们用几种方法 对实验记录纸张、圆珠笔墨、纸带、打印机墨水等等做了分析，认定实验记录是伪造的。血清学实验要用到放射性计数器测定放射性同位素的强度，用纸带打印出 来。伊马尼希－卡里声称某张纸带记录的是她在1985年6月做的实验，但是该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都与别人在那个时候获得的不一样，更像是在1981 和1982年间的打印机色带打印的。放射性计数器打印出实验数据时，会在纸带边缘上打印序列号。在伊马尼希－卡里的实验记录本上，有两条贴在一起的纸带， 她声称它们代表了持续两天的同一个实验。但是这两条纸带上的序列号相距很远，表明它们是至少相距三个月的两个实验。刑侦专家也对实验记录本上的数据做了统 计分析，认为数字分布不符合统计规律，而更像是人为编造的。

随后NIH调查委员会主席戴维作证。他认为《细胞》论文中的某些说法并不是来自实验数据。例如，在《细胞》论文中，伊马尼希－卡里报告做了某个实验，而实际上并没有做。在被问及这算不算不端行为时，戴维承认应该算，只不过在报告中委婉地称之为“严重错误”。

万众瞩目的当然是巴尔的摩的作证。不出所料，听证会变成了巴尔的摩和丁格尔两人针锋相对的攻击。巴尔的摩表示，科学家们很担心这一听证会对美国科学产生不 良影响，许多人不知道丁格尔想要干什么。更让巴尔的摩不满的是丁格尔的调查方式，他认为是典型的先定罪再找证据。巴尔的摩拒绝对刑侦专家出示的结果做出评 价，因为他没有见到详细材料。但是丁格尔认为他抓住了巴尔的摩的把柄。他念了巴尔的摩在1986年9月9日写给负责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的埃森的一封机密信 件。在信中，巴尔的摩承认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很明显，证据表明BET-I抗体的效果并非像论文所描述的那样。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对你说她一直就 知道这一点，这很显然在承认有罪。大卫·韦弗和我都不知道血清有问题或有不确定性。我不明白，为什么特蕾莎会选择使用这些数据并误导我们两人和那些读这篇 论文的人。”在听证会上，巴尔的摩解释说，由于伊马尼希－卡里的英语表达能力很差，埃森误会了她的意思，巴尔的摩是居于错误的信息写的这封信的，他为此道 歉。

到丁格尔做最后总结时，巴尔的摩忍不住愤怒地打断他的话，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一些人认为巴尔的摩灭了丁格尔的威风，非常精彩，另一些人则认为巴 尔的摩是在蛮干。巴尔的摩那封机密信件对他很不利，而刑侦证据似乎已很确凿地证明了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巴尔的摩为了替伊马尼希－卡里辩护，宣称只要不拿 去发表，科学家可以随便在实验记录本上改动原始数据，这更让许多科学家齿冷：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准确，是科学研究的一项规范。

伊马尼希－卡里也在这次听证会上作证。她承认自己对待实验记录很马虎，但是认为自己不至于傻到去造假。对此她有一番煽情的表白：“如果我伪造数据，那将会 误导科学家，浪费他们宝贵的资源，妨碍他们去努力征服导致我的姐姐死亡并威胁着我的疾病。”然而，煽情表演只会给许多科学家留下更糟糕的印象。哈佛大学教 授、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瓦尔特·吉尔伯特本是巴尔的摩的朋友，但是正是在听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这番表白后，改变立场，怀疑她很可能造假。另一个哈佛大学著 名教授、拉斯克医学研究奖获得者马克·普塔什尼原先一直在为巴尔的摩辩护，现在也认为巴尔的摩在掩盖真相。他们和几名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组 成一个小组，与欧图尔面谈，分析《细胞》论文，认定伊马尼希－卡里造假。但更让他们不满的是巴尔的摩的所作所为。虽然巴尔的摩本人没有造假，但是他试图利 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来阻挠对案件的调查的做法，让这些地位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著名科学家们无法容忍。用吉尔伯特的话说，“这个案件更多地是关于正确行为的 观念，而不只是造假。”此后吉尔伯特通过写公开信、作证、接受采访，公开地谴责巴尔的摩，如此持续了好几年。

（下）

1989年秋，美国国家卫生院（NIH）新成立的“科学诚信办公室”（OSI）组成委员会，重新启动对伊马尼希－卡里案件的调查。新的委员会除了保留第一 次调查委员会原有的三名委员，另外增加了两名委员，仍由戴维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1991年3月14日完成了调查，写成调查报告草案。与第一次调查结果不 同，这一次的调查主要根据特勤处对伊马尼希－卡里实验记录本进行刑侦鉴定的结果，认定伊马尼希－卡里“反复出具虚假和误导性的信息”，犯下了“严重的科学 不端行为”，并表扬欧图尔追求真理的勇气，同时批评巴尔的摩没有认真对待造假的指控。

根据程序，调查报告草案送给一些人进行审阅，委员会再根据审阅意见写成报告定稿公布。审阅者按要求必须对报告草案保密，但是这完全取决于审阅者的自觉。事 实上，报告草案一交到审阅者手里，马上就被人泄露给了媒体记者，迅速传开了。《纽约时报》在3月21日头版报道调查结果，并报道说巴尔的摩将会撤销《细 胞》论文。美国司法部则宣布计划起诉伊马尼希－卡里骗用联邦资金（后来放弃）。

巴尔的摩与其律师、同事商量了一个月后，给NIH寄去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巴尔的摩做了自我批评，赞扬欧图尔，并对自己一开始没有重视欧图尔的举报而向她道 歉。《自然》杂志在5月9日刊登了巴尔的摩的声明，一周后又刊登欧图尔的回应。欧图尔对巴尔的摩的声明并不满意，认为他还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第二天出版 的《细胞》刊登了巴尔的摩等人的撤稿声明（伊马尼希－卡里和里斯拒绝签署该声明）。

随后，以哈佛大学教授们为主的巴尔的摩的反对者和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及其支持者在《自然》上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论战。伊马尼希－卡里宣称OSI委员 会委员们没有看懂其血清学实验，尽管这些委员们都是资深的免疫学家。巴尔的摩的态度则再度变得强硬，对欧图尔的指责一一做了回应，并坚持其《细胞》论文基 本上还是成立的，有后来发表的6篇文献为证。而其反对者则认为这6篇文献并不能用以证明《细胞》论文的结果，而且即便《细胞》论文的结果被别人证实，也不 能说明就没有造假，科研人员应该自己确保实验数据的有效性，而不是让别人来为自己证明。10月10日，《自然》用一篇严厉批评巴尔的摩的社论终止了这场论 战。

巴尔的摩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巴尔的摩已于前一年的7月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当校长。他是在一片反对声中走马上任的。根据民意调查，该校 有三分之二教授反对让巴尔的摩当校长，其中有半数签署了请愿书。他们不希望让一个由于涉及造假丑闻引起争议，名声不佳的人来当校长。但是董事会坚持聘用巴 尔的摩。

巴尔的摩在《自然》的论战进一步激怒了他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反对者。该大学一些著名教授纷纷宣布不愿再受巴尔的摩领导，将另谋出路，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他在1991年10月份宣布把实验室搬到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埃德尔曼激烈地批评巴尔的摩，认为其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是一个科学 家，因为一个科学家如果受到挑战，就会通过重复实验来证明自己，自己做不了实验就请别人来做，而不是靠争辩、雇律师、骂人和把证明的责任推给其他科学家。 11月，巴尔的摩宣布他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并于1994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

丁格尔议员对OSI的工作并不满意，仍然认为NIH没有能力调查学术不端行为。在他的要求下，OSI在1992年被解散，另外成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 ”（ORI），由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直接管辖。ORI继续调查伊马尼希－卡里案件，一直到1994年11月，OSI正式发布正文长达231页的调查报告，指 控伊马尼希－卡里犯有19项不端行为，建议在10年内禁止她申请联邦政府的科研基金。随后，塔夫茨大学撤掉伊马尼希－卡里的助理教授职务，把她降为研究助 理。

伊马尼希－卡里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提起上诉。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听取上诉，其中两人是该部的律师塞西莉亚·福特（任主席）和朱迪 思·巴拉德，一位是从外面请来的科学家、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朱利叶斯·扬格纳。这两名律师此前也在另一个学术造假案上诉委员会任职，推翻了ORI的 调查结论，曾被批评为不懂科学。扬格纳当时已75岁，是微生物学家，而不是免疫学家。由这三个人来听取伊马尼希－卡里的上诉，让人怀疑是否能够胜任。

按美国司法系统，上诉法庭并不对案件重新进行调查，而是根据已有的证据做出判决。但是该上诉委员会却不顾OSI、ORI长达5年多的调查结果，重新启动调 查，举行听证。他们不允许ORI在听证时出示其调查报告，也不允许出示以前的调查报告和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1996年6月21日，上诉委员会发布长达 192页的决定，认为ORI没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伊马尼希－卡里有不端行为，推翻了ORI的调查结论，解除了对伊马尼希－卡里的处罚。塔夫茨大学恢复了伊 马尼希－卡里的助理教授职务。目前伊马尼希－卡里是该校的副教授。

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难道刑侦鉴定结果还不够确凿吗？上诉委员会认为这些证据没有意义，不能证明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可以有别的解释。例如，上诉委员会是 这么解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处涉嫌造假的证据的：关于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不符的问题（伊马尼希－卡里声称某张纸带记录的是她在1985年6月做的实 验，但是该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都与别人在那个时候获得的不一样，更像是在1981和1982年间的打印机色带打印的），上诉委员会认为也有可能是有 人换了打印机、更换了打印机色带等等；而两条据称是隔天做的实验的纸带上的序列号相距很远的问题，上诉委员会认为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写错了日期，无视伊 马尼希－卡里是把这两条很不连续的纸带当成一个实验的结果来用的，根本不是日期是否正确的问题。

上诉委员会认为伊马尼希－卡里没有造假的动机。这个认定也颇为奇怪。伊马尼希－卡里做这项实验的时候，正当她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希望能因此在麻省理工学院晋升职称，迫切需要有重大突破发表一篇高档次的论文。

因此不难明白，为何上诉委员会在形式上已最终还伊马尼希－卡里清白，而实际上却没能使有关此案的争议从此平息。那些认为伊马尼希－卡里造假的人并没有因上 诉委员会的判决而改变立场。巴尔的摩当初是以维护科学自主权为由而反对政府机构介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的，该案最终判决出来后，《波士顿环球报》发表评 论称该案的结果让人进一步相信科学仍然有自我纠正的能力。认定伊马尼希－卡里造假的ORI委员会由5名科学家组成，而推翻ORI认定的上诉委员会由两名律 师和一名已脱离科研的老科学家组成。难道科学的自主性是靠律师的文字游戏来保证的？

与巴尔的摩同年分享诺贝尔奖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霍华德·特闵是巴尔的摩的老朋友，一直关注此案，但没能看到这个案件的结局：他于1994年2月死于肺癌。 他在1993年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巴尔的摩也犯有不端行为：“巴尔的摩的不端行为是——当有人挑战你的实验，不管挑战者是谁，你都有责任做核查。这是科学 铁定的规矩，你发表了论文，你就要为其负责。和俄国、德国和日本的科研截然不同的是，美国科研有一个强项，那就是，即使是最资深的教授受到最低级的技术员 或研究生的挑战，也必须严肃地对待他们，考虑他们的批评。这是美国科研最根本的特色之一。”这其实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科研的根本特色。

巴尔的摩后来还牵涉进了另一起学术造假案。他于199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校长。在此期间路克·凡·帕里斯在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帕里斯后来到麻省理工 学院当教授。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根据举报，对帕里斯进行调查，认定他伪造实验结果，于2005年将他开除。有人发现帕里斯在巴尔的摩实验室做博士后 期间发表的论文也可能有假。巴尔的摩辞去校长职务，并要求校方调查此事。2007年，加州理工学院认定帕里斯在该校工作期间发表的4篇巴尔的摩做为共同作 者的论文有假，但是是他一个人干的，与巴尔的摩无关。

2009.2.4,11,18

（《经济观察报》2009.2.9,16,23）

周润发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扮演“潘知常”，原以为是讽刺南京大学“美学家”潘知常，这几天查了一下“国学大师”文怀沙的言论，才发现原来是以之为原 型。在下面对白中，周润发措辞、语气均模仿文怀沙，引用的那句“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也是文怀沙爱引并说是他年轻时候写的，其实出自民国王 世鼐的《笛怨辞》十二首之一：“笛怨箫清听未真，江湖旧雨散成尘。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2056031o1p5.html

　　“国学大师”文怀沙通过香港某网站发表了亲笔书写的声明，全文不过一百多字，却已尽显“大师”风采。我们来欣赏一下，【】内是我的点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按：该成语出自《论语》，原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鸟比人，所以先说鸟后说人。文“大师”把成语给掉了个个儿，以人比鸟，“大师”成“大鸟”了？】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按：“大师”的“诞辰”真是非同凡响，一天之内竟然“忧患频连”，真是“大师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按：“大师”自称的“诞辰”是否也是“歧说”之一，不然何来“其它”？】，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按：“后世史家”？真以为自己是能被后世历史学家研究的大人物啊。】，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按：“大师”认识的子孙就不留赠了？杀熟啊。】，已公开刊布者有【按：“大师”的意思是他还有“内部刊布”的著作？】：“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按：自称一篇33字短文为“真经”，还真有“大师”风范，不，有“教主”风范。】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按：原来“大师”的丰功伟绩就是找钱拉人翻印自己也翻看不过来的古籍，这吓人的一亿四千万言究竟是“约”还是“近”？】）。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顺便说一下：几年前，偶然在央视上看到一个介绍“国学大师文怀沙”的专题片，很奇怪国内何时冒出这么个国学大师出来，就看了一下，只见“大师”在苏州某处名胜古迹游览，指着古人留下的楹联对当地陪同人员说：这个对联挂反了，根据意思，这个该是上联，这个该是下联……我仔细一看，按他的挂法，下联最后一字成仄声了。原来“大师”自创了对联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