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一书（即将上市）】

   
大家都听说过尼斯湖怪的传说吧？尼斯湖是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一个大湖，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记载说那里有怪兽杀了人。到现在已有好几千人声称亲眼见到尼斯湖怪。闹得最凶的是1933年，当时英国伦敦一家马戏团的老板高价悬赏捕捉尼斯湖怪，引起广泛关注。1934年有人公布了一张抢拍到的尼斯湖怪的照片，更加轰动。这张照片虽然不是很清晰，但还是显示出了人们心目中湖怪的形象：长长的脖子和扁小的头部露出湖面，很像是一种早在七千多万年前就已灭绝的蛇颈龙。

（1934年公布的尼斯湖怪的照片。有人临终忏悔说这上面的湖怪是他和其他四人用玩具潜水艇和塑料制作的。）

（已在七千多万年前灭绝的蛇颈龙的化石。）

   
因为这张照片，尼斯湖怪名扬全球，给当地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旅游收入，据说累计达200多亿美元。并引发了多次科学考察活动，动用了先进探测设备，看能不能捕捉到湖怪的踪迹。但是都一无所获。人们对尼斯湖怪究竟是什么，提出了很多种推测，说得最多的是，它可能是一种在其他地方已经灭绝的史前动物。1994年3月，尼斯湖怪的名声受到了重大打击。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斯伯灵的90岁老人临终忏悔，供出那张著名照片上的湖怪是他和其他四人用玩具潜水艇和塑料制作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尼斯湖怪的照片被认为是伪造的。但是也有几张照片被认为比较可靠。最近，有一位英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尼尔·克拉克博士把这些看来比较可靠的照片和大象在水中洗澡的情形做了比较，发现它们非常相似。克拉克博士利用计算机成像技术，在屏幕上逼近地再现了大象洗澡的情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象在洗澡时，经常是把长长的鼻子伸出水面，露出头顶和后背。克拉克博士因此提出，尼斯湖怪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伦敦马戏团老板为了炒作故意制造的假新闻，所谓的湖怪其实只不过是在水中洗澡的马戏团大象。在1933年，该马戏团在尼斯湖周围地区巡回演出，马戏团里的大象在演出完毕后，喜欢跳进尼斯湖洗个澡。大象在湖里洗澡的时候，人们只能看见大象鼻子和后背，给人的印象是，那是一头长着长长的脖子的怪物。

（这张著名的尼斯湖怪的照片其实是在斯里兰卡拍摄的，是一头游泳的大象。）

（在湖中洗澡的大象看上去很像湖怪。）

   
但是后来尼斯湖边的马戏团基本上绝迹了，还是时不时会有人声称看到了湖怪，这就没法用大象理论来解释了。因此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对尼斯湖怪的存在深信不疑。其实，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传说。包括咱们中国，传说有湖怪、水怪的地方就很不少。比如20年来已多次有过游客在新疆的喀纳斯湖发现湖怪的报道。前一段时间还有北京游客用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把喀纳斯湖怪拍摄了下来，交给媒体。我曾经看过从摄像截取的画面，可惜过于模糊，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怪物。据目击者说，是“两个不明黑色大物”，单个长度目测约10米左右，跃出水面，一前一后，像鱼那样跳跃行进，大约2分钟后便隐藏到水下。为揭开喀纳斯湖怪之谜，据说有人要搞耗资巨大的探秘活动。自从1980年以来，也一直有报纸报道说，在长白山的天池有多人多次目睹过“天池怪兽”，足有3米多长，而且成群结队。此外，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南泌阳的铜山湖、湖北洪湖市的一个水潭里等等都传说有怪物出现。甚至我老家的河流中，也历来传说有“水鬼”害人。

（“喀纳斯湖怪”录像的截图。你能看出那是什么吗？）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存在大型“湖怪”、“水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不可能。体型巨大的动物只能是鱼类、爬行类或哺乳类动物，而这类高等动物是不可能只靠一对雌雄，或者少数几头来传宗接代的，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出现近亲繁殖。大家知道，近亲繁殖生下的后代，身体状况、生存能力都是比较差的，很快会导致整个群体灭绝。要避免出现近亲繁殖，一个动物群体至少要有几百头个体。动物是要吃饭的，体型越大吃得越多，一个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公里的湖泊并不具有长期维持一个数百头大型动物的生态系统。何况，一个地方如果真存在数百头大型动物，就不会那么难以发现。除了“湖怪”的传说，各地还有神农架野人、“雪人”、“大足怪”等等类似的传说。这些传说之所以不可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观光客偶尔目击到的“湖怪”，更可能是某种已知的普通生物，甚至是非生物。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眼中，水里的鱼、水獭、马鹿、棕熊等动物，乃至木头、岩石、阴影，远距离看来都可能变成怪物，并夸大了它的大小。特别是在传说有湖怪的地方，游客本来就有寻找湖怪的预期心理，就更容易捕风捉影了。不久前，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节目组到长白山做了调查，采访了“天池怪兽”的目击者，并向专家请教。他们认为，人们看到的“天池怪兽”可能是生活在天池水中的一种哺乳动物——水獭。水獭的形态、习性与几位目击者对“天池怪兽”的描述完全吻合。水獭喜欢捕鱼，每年的夏季从松花江顺流而上，寻着鱼的踪迹来到天池，难怪几乎所有的湖怪目击者事件都是发生在7、8月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有关“天池怪兽”的报道时，曾引起朝鲜政府的注意。朝鲜警方派人对天池进行了大约三年的监视，仔细观察后，认为那头被当成“天池怪兽”的黑乎乎的动物原来是一头熊。

（1980年根据目击者描述绘画的“天池水怪”。）

（据说水波中间的那个黑点就是“天池水怪”。）

   
其实，长白山天池是在大约1000年前才由于火山喷发而形成的，根本不可能还会有史前动物。而且在天池形成之后，火山还喷发过三次，最近的一次是1702年。就算有什么史前动物，也早就因为火山喷发被灭绝掉了。地质部门探测到天池火山岩浆含有比较高的放射性物质，有人就会想到，会不会像一些科幻电影描写的那样，放射性物质引起了天池中的某种动物发生“基因突变”，变成了怪兽呢？这是只有科幻电影才会出现的情况。放射性辐射的结果确实有可能引起基因的突变，但是基因突变绝大多数都是有害的，使动物的后代没法生存。个别的可能存活下来，那也是一些生存能力比较差的畸胎，不可能说一下子让动物后代变得特别大，又特别适合于生存。

（在喀纳斯湖捕捉到的哲罗鲑。）

   
那么喀斯湖“湖怪”又是怎么回事呢？据目睹过喀斯湖“湖怪”的生物学专业人员说，“湖怪”可能是哲罗鲑。哲罗鲑是淡水鱼中最凶猛的鱼之一，体长一般在40-50厘米，有的可长达1米以上。在喀斯湖捕捉到的哲罗鲑并没有超过2米的。目击者声称看到“湖怪”或哲罗鲑时，目测其大小在10米左右，并不可信。目测是很不准确的，而且有可能把一群鱼看成了一条鱼。
   
眼见并不为实，人们的眼睛是很容易受欺骗的，照片、摄影也会骗人。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存在“湖怪”，根据生物学知识也不太可能存在“湖怪”。媒体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大肆炒作“湖怪”并不足取，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开发旅游资源而故意推波助澜，更是等而下之了，我们对此不要轻信。
 

【摘自即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一书。】

   
古埃及在文明古国中，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从公元前3150年完成统一立国，一直到公元前332年被古希腊征服，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中，古埃及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成了古埃及象征的就是金字塔了，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也称做大金字塔）至今还是世界上最重的建筑物。有关这座宏伟建筑物的种种传说、神秘故事，还时见报端。概括起来，这类神话和鬼话可分成三类：一，据说大金字塔暗藏着种种神奇的数字，甚至暗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和未来；二，据说金字塔有种种魔力；三，据说古埃及人没有能力建造大金字塔，大金字塔是外星人建的。

（1858年拍摄的胡夫金字塔照片。）

   
这类无稽之谈，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虔诚的基督徒到埃及朝圣时，见到了金字塔，就把它们跟《圣经》中约瑟在埃及建粮仓备荒的传说联系起来，称之为“约瑟的粮仓”。但是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会对这种称呼嗤之以鼻，因为远在那个传说发生的一千年前，金字塔就已存在了。1859年，一位名叫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的英国人出版了一本书《大金字塔：为什么建它？谁建了它？》，对这个基督教传说做了点修正，把大金字塔当成了诺亚的粮仓，至少在时间上不那么荒唐。虽然泰勒本人从未到过埃及，没有亲身见过大金字塔，但他却在书本上对大金字塔做了许多研究，深信大金字塔暗藏着神的旨意。他首先发现了大金字塔在数学上有一些有趣的特征。比如，根据他得到的资料，大金字塔底座边长为9140英寸，其周长（9140×4）就是36560英寸，除以100得到365.6，很接近一年的天数。把这个周长除以塔高的两倍，得到的数字很接近圆周率。泰勒在做了诸如此类的计算之后，得出结论说：大金字塔是以英寸为单位建造的！他进一步推论说，25英寸等于1“金字塔腕尺(cubit)”，而1千万埃及腕尺大约等于地球两极的直径。总之，泰勒想要证明的是，大金字塔是一座地球模型，为人类记载了地球的各种数据；更重要的是，英制是上帝通过大金字塔赋予的神圣单位，胜过了“无神论的法国人”炮制出来的米制。

（苏格兰天文学家、“金字塔神秘学”的创建者史密斯自画像。）

   
与泰勒同时的苏格兰天文学家查尔斯·皮亚兹·史密斯（Charles Piazzi
Smyth）同样深信英制胜过米制，受泰勒的启发，不辞辛苦亲自跑到埃及对大金字塔做了一番测量，“发现”了一大堆新的神奇数字。其中最著名的、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是大金字塔高度乘以10亿，就刚好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做为一名天文学家，史密斯不会不知道，地球公转轨道并不是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因此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并不是常数，但是他对这类常识视而不见。史密斯在大金字塔里里外外到处寻找、发现神奇的数字。他声称，原先镶嵌在大金字塔外面的框石（这些石头早已被拆除）的高度都刚好是一腕尺25英寸，证明埃及人的确以英寸为单位。以后他做了更“精确”的测量，发现框石的高度是25.025英寸，认为等于1.001英寸的“金字塔寸”才是神寸，英寸在长期使用中变短了一点。还有，象塔内国王墓室的石头数目、墓室内石柜的体积和形状、金字塔的角度等等，都让史密斯觉得暗藏着奥秘。到了这种程度，任何有理智的人也都不难明白其中的奥妙了：金字塔有许多数据可用，自然界也有许多数据可用，再随意地加上各种各样的倍数，你一定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信的话，你把你家房子的长、宽、高、对角线、地板砖数目等等都量一量、数一数，然后再拿一本物理常数手册研究，一定也能发现你家充满了神奇的数字。如果你懒得自己做试验，不妨看看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在《冒充科学的把戏和谬论》一书中举的例子：
   
“只当玩笑，如果有人在《世界年鉴》中查找华盛顿纪念碑的数据，他将发现许多5。它的高度是555英尺5英寸。它的底座是55平方英尺，乘以60（即一年中月数的5倍），得到3300，而这是顶石重量的磅数。而且，Washington一词恰好有10个字母（5的2倍）。如果将顶石的重量乘以底座，得到181500，非常接近以每秒英里为单位的光速。”

（《大金字塔中我们的遗产》一书的插图，对金字塔做了测量和计算。）

   
如此简单的道理，许多人却看不出来。史密斯在1864年出版的《大金字塔中我们的遗产》一书，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到现在还很流行。他发现的“神奇数字”仍被广泛引用。许多人热衷于研究这门“金字塔神秘学”（Pyramidology）。美国就有一个“美国金字塔神秘学研究院”，据称有300多名成员。在史密斯的追随者中，包括许多原教旨的基督徒，比如，“耶和华见证人”的创建者就是一位“金字塔神秘学”专家。他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世界的未来也包含在金字塔数目之中。根据这些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发布了对世界末日的不同预测：1874年、1914年、1920年、1925年……，在预言未兑现时他们就“修改”算法将日期往后退。史密斯本人算出世界末日不会晚于1960年，反正是他不会活着看到的，不会再为预言不准而尴尬。所有这些修正的预言，当然也全都没能实现。
   
在史密斯最狂热的信仰者中，有一位是化学工程师。他想要将史密斯的理论发扬光大，让各种数据再精确一些。他已上了年纪，没法自己到埃及去，便派了儿子去重新测量大金字塔。这位年轻人，威廉·马修·弗林德斯·帕特利（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在经过细心的测量后，却推翻了Smyth的各种数据，成了“金字塔神秘学”的强烈反对者。但他也迷上了金字塔，后来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埃及学专家，并被认为是科学考古学之父。

（现代埃及学之父帕特利。）

   
帕特利发现，史密斯不仅是胡乱将金字塔数据和天文数据相联系，而且有一些数据是编造的。大金字塔框石的高度并不都是25英寸，而是有各种各样的尺寸。其底座的边长也不是刚好9140英寸，而是在9120和9130英寸之间。底座周长除以塔高的两倍，刚好等于圆周率，这的确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古埃及人似乎并不知道圆周率的准确数字。但是对这个现象也并不是没有合理的解释的。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古埃及人在设计金字塔时，让每面的面积等于塔高的平方。要做到这点并不难，只要掌握了勾股定律就可以，而远在建金字塔之前，巴比伦人就已掌握了勾股定律。我们只需做一番几何计算，就会发现，按照这样的设计，底座周长除以塔高的两倍等于3.145，也很接近圆周率。
   
帕特利在十九世纪末出版的《考古学七十年》一书中评论那些“金字塔神秘学”追随者说：
   
“告诉事实真相是没用的，因为对那些产生这类幻觉的人来说毫无效果。只能让他们跟信仰地球是平的人和认为理论比事实更可爱的其他类似的人呆在一起。”
   
因此，对他来说，一百多年后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类幻觉深信不疑，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金字塔神秘学”的鼻祖史密斯好歹还有点搞研究的劲头，亲自跑去实地测量。以后的金字塔神秘学追随者，却只会睁着眼瞎掰了。既然几乎所有能测的数据都让史密斯测完了，就需要另找捷径把这门“学问”发扬光大。
   
古埃及的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制作木乃伊。尽管在金字塔内从未发现法老的木乃伊，保存得最好的木乃伊都是在别的坟墓发现的；尽管古埃及的文献资料详细地介绍过木乃伊的制作过程，而其中与金字塔毫无关联，但是还是会有无知之徒将金字塔和木乃伊的制作联系起来。在二十世纪初，一位法国人声称，他将猫的尸体放在一做金字塔模型底下，发现猫变成了木乃伊！看来光是“金字塔”的形状，而不是金字塔本身就有魔力在里头。这样的魔力看来应该是无所不能的。果然，在50年代又有了新“发现”，一位捷克人将一把剃刀放在纸板做的金字塔模型底下，发现它保持锋利的时间超过了别的剃刀。以后，又有人声称将食物放在金字塔模型下不会腐烂，还有人声称在金字塔模型下冥想（相当于中国人练气功）更有效果。金字塔模型成了新时代宗教的一个特征，你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有着各种各样用途的金字塔模型：穿的、戴的、住的，都有。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冒充科学的把戏和谬论》一书的作者马丁·加德纳曾经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讽刺这种现象，设想了金字塔的种种可能的神奇之处。他没料到的是，他这些明显属于讥讽的设想，却被一些读者当成了实有其事到处传播，成了关于金字塔的神话和鬼话的一部分。
   
所有这类无稽之谈，只有迷信的人才会接受，是用不着认真对待的。专门戳穿这类无稽之谈的美国的《怀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倒是报道过一个实验，发现在金字塔模型下保存的葡萄酒，其新鲜程度与别的葡萄酒并无差别。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并不是因为发现这种金字形有什么魔力。他们还不知道拱形结构，那么，金字形就是最稳定的结构。同样不知道拱形结构的南美州人，在一千多年前也建造了类似的金字塔。
   
到了七十年代，“金字塔神秘学”又有了新发展。臭名昭著的瑞士人冯－丹尼肯出版了《众神之车》一书，捏造了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外星人早就到过地球，上帝就是外星人。其中的一大证据，就是古埃及人根本没有能力建造大金字塔，它是外星人建造的。国内有一位在《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刊上鼓吹“外星人到过地球”的“著名记者”李方就给我们算过一笔账：“这种怀疑也许会动摇埃及人的民族自豪感，但对于堆积230万块巨石的惊人工程，学者们指出，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埃及必须有5000万人口才能勉强承担，而那时全世界才不过2000万人。一定有些什么人，在古埃及人之前建造了金字塔。他们试图通过金字塔向后世传达某种信息，还有他们的骄傲。那么，他们是谁？”

（古埃及圣人印和阗。）

   
古埃及人并不仅仅造了一座大金字塔，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造了大大小小的一百余座。将这些金字塔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演化、改进过程。第一座金字塔建于古埃及第三朝代国王左塞（Djoser）（公元前2630－2611年在位）时期，其设计师是古埃及的圣人印和阗（Imhotep）。做为一项全新的工程，这座金字塔经过了多次改建才定型。最初的设计是象以前的国王一样建一座长方形石椁，经过了六次改建，演变成了一座前所未有的宏伟建筑物：六级的阶梯式金字塔，高60米，底座140×118米。左塞之后的国王继承了建阶梯式金字塔的传统，但是规模要小得多，也许是不再具有左塞时期的人力、物力。在第三朝代和第四朝代（公元前2613年）之交，有人尝试改变金字塔的设计。开始是要建一座阶梯式金字塔，建造期间改了几次，想要建成真正的金字塔。这座原高93.5米的金字塔坍塌了（可能就是在改建时坍塌的），现在只剩下了一堆废墟。下一座金字塔（高达105米）属于第四朝代的第一个国王斯奈夫鲁（Snofru）（公元前2613－2589在位）。它既不是阶梯式金字塔，也不是真正的金字塔，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型：下半部的坡度为54度，但是上半部的坡度减少为43度，因此它的斜边是弯曲的，被称为“弯曲式金字塔”。这是唯一的一座“弯曲式金字塔”。很可能是因为前一座金字塔坍塌了，所以才采取了这种保守的过渡型设计。接下来的一座金字塔也属于斯奈夫鲁，而且是一座斜边不弯曲的真正的金字塔（高104米），只不过它的坡度仍较保守，只有43度。再下一座金字塔就是斯奈夫鲁的儿子胡夫（公元前2589-2566在位）所建的大金字塔了，原高146米，坡度52度。由此可见，古埃及人是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通过一步步的摸索、改进，才建造了这座古埃及的象征的。

（印和阗设计的第一座金字塔——阶梯式的左塞金字塔。）

（弯曲式的斯奈夫鲁金字塔。）

（第一座真正的金字塔也是斯奈夫鲁建造的，坡度要比胡夫金字塔小。）

   
大金字塔毫无疑问是为胡夫建的。在塔内的国王墓室的屋顶，就写着胡夫的名字。塔内石头有当时的建筑工人刻上的各种记号，其中有一块写着：“工匠组。胡夫国王是多么伟大”。有许多证据表明古埃及人大概是用什么技术建造大金字塔的。他们用铜凿和木楔在附近的尼罗河岸开采石头（至今还可以找到开采了一半的石头以及有工具出土），用木头做的滑橇和绳子装运石头（这是古埃及时期普遍采用的技术。第12王朝时期的一幅墓画画着这样的劳动情景：172个人用滑橇拉一块估计重达60吨的石块，有一个人在旁边喊号指挥，还有其他人往地上倒水或油减少摩擦）。怎么把石头一层一层往上垒呢？古埃及学者认为，这可能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先修建斜坡（至今还可看到这类建筑斜坡的遗迹），一种是用杠杆。

（古埃及的壁画显示古埃及人是如何开采巨石的。）

（古埃及人开采建造金字塔的巨石的采石场，还有一些开采了一半的石头遗留至今。）

   
大金字塔用了230万块石头，每块石头约重2.5吨，全重575万吨，是迄今世界上最重的建筑物，在十九世纪之前，也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需要多少人工才能建成这座庞然大物呢？金字塔神秘学的鼓吹者说要5000万人，那是信口开河。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说，他被告知用了10万人工三班倒。现代埃及学学者认为用不了多么多人。建造胡夫金字塔用了20年，也就是说，一天只需搬运315块巨石。如果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也就是一小时只需搬运26块。考古学家已通过实地操作证明，只要八个人就可以搬运一块巨石，那么一小时只要有两百多个人工就可以完成最困难的搬运工作。考古学家马克·雷纳（Mark
Lehner）博士曾经领导过一个著名的试验：采用古埃及的技术，12个人仅用三周时间就用同样大小的巨石建起了一座五米多高的小型金字塔。对建大金字塔究竟用了多少人工，各位学者的估计有所出入，但都在两万到四万人之间。（感兴趣的读者可到公共图书馆借Nova电视片The
Old
Pyramid和Pyramids，对古埃及人是如何建造金字塔以及考古学家怎样仿建，有详细的介绍）

（考古学家在胡夫金字塔附近挖出了金字塔建设工人的墓地。）

   
在这里顺便澄清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好莱坞那些描写古埃及的历史片，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工头挥舞皮鞭驱赶奴隶拉运石头建造金字塔；以致人们有这样的印象，金字塔是奴隶们在残酷的压迫下建造的（我以前也有这样的误解）。其实古埃及并不是一个奴隶社会（只有别民族的少数战俘当奴隶）。与古代的许多国家相比，甚至与现在的某些国家相比，古埃及都是一个比较温和善良的国家。建造金字塔的是自由人，很可能是农闲时期的农民。他们做工是要领工资的。现存的记录显示，古埃及政府主要用面包和洋葱支付这些工人的报酬，而且还有证据表明，工人们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而罢工（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罢工）。考古学家在金字塔附近挖掘出了为工人提供食物的面包房和工人的营地以及墓地。墓地出土了600多位古埃及人的骷髅，X光的研究表明，这些人的年龄在30到35岁，其中有些人受过工伤，比如有12个人的手骨头有损伤，是那种长期用手支撑木头留下的痕迹。还有一位的脚被石头砸烂，接受了截肢手术，又活了14年。
   
金字塔是古埃及人制造的，它不仅代表着古埃及的伟大成就，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成就。毫无根据地怀疑古埃及人的能力，将金字塔的建造归功于神或外星人，不仅是对古埃及人的污辱，也是对人类的污辱。

2000.8.26

   当今中国以自称“科学文化人”为代表的反科学人士中，有的原先是宣扬伪科学的人士，例如田松博士曾是个“民间气功爱好者”，在1993年出版过宣扬特异现象的《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一书。但也有的原先是反对伪科学的人士，甚至曾经被视为反伪科学的斗士，例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曾参与编辑《伪科学曝光》等书籍，还得过“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他们“摇身一变”（刘华杰自谓）而反科学，原本也是为了反伪科学，认为伪科学之所以在中国流行，是利用人们“迷信科学”的“唯科学”心理，所以要通过破除“科学神话”将伪科学斩草除根。对此，我已在《从反伪科学走向反科学——当今中国反科学思潮剖析》一文中做了分析、驳斥，指出这是泼洗澡水连小孩也泼出去。最近刘华杰《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的观点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一书的出版以及其他“科学文化人”对此书的评论，表明这些人又进了一步，放弃了反伪科学的初衷，转而反对反伪科学，相当于把小孩泼出去，却要留下洗澡水。

   
刘华杰在该书的导言中，声称自己对伪科学现象的看法经历了连续的角色转换：观众A——准运动员（拉拉队员）——裁判员——观众B，反思自己从前参与批判伪科学“有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是十足的运动员加裁判员的角色，认为天下所有正直的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反对伪科学”，而现在则“又成了一名观众，一名自觉的观众”，自认为这是“一种更超然、更客观、更理性的态度”，因为认识到“科学不再是纯洁的科学，科学中有正确有错误，科学界有君子有小人，科学家有的是钻石商有的只是羽毛贩。……现实中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的孤立的东西。”这个导言，即是某些“科学文化人”从反伪科学走向反科学，再走向反对反伪科学的心路历程的绝好的自我写照。

   
这本书的书名也体现出了这种走向。该书研究的是伪科学现象，但是却称为“类科学”，按刘华杰自己在书中导言的解释，“书名叫中国类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 in
China），是想尽可能选择一个中性的而不是有强烈贬义的词来概括这一系列非正统的科学。”注意：在这里刘华杰对中英文术语的使用并不一致。中文的“类”意为“类似”，故“类科学”的意思是“类似科学”、“近似科学”；但是英文alternative意为“另类”，“alternative
science”意思是“另类科学”，与主流科学相对立。刘华杰在此发生的术语混乱，不知是由于对英文理解有误，还是别有用意。不管怎样，他的目的都是要回避对伪科学现象使用“伪科学”这一贬义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为该书写的序言对此做了更清楚的解释：

   
“本书的题目用‘类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而不是用‘伪科学’（pseudo－science），显示出作者别具匠心的考虑。中文的‘伪’字有强烈的贬义色彩，通常是‘正统’对‘异端’、‘合法’对‘非法’的一种贬称。‘伪’者，以‘假’冒充‘真’也。‘冒充’至少包含着道德上的谴责。但是具体到‘伪科学’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其一，何谓‘假科学’，何谓‘真科学’，在学术界也不是个‘一清二白’的问题；其二，pseudoscience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在西方学术界，就不是所有的pseudoscience都那么‘伪’，那么不能容忍。在中国，为什么pseudoscience要‘冒充’科学，为什么‘冒充科学’会激起如此大的义愤，导致如此严厉的谴责，都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关，特别是，经常混杂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所以，处理中国‘伪科学’问题比较麻烦。作者用‘类科学’而不用‘伪科学’，是想淡化它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而为纯粹的学术探讨开辟道路。不过我觉得，用‘类科学’可能不如用‘另类科学’来得准确。”

   
吴国盛对为什么避免使用“伪科学”一语所提出的两条理由，事实上也是他们反对反伪科学的理由。其一，是对科学抱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难以区分科学的真伪，因此也就不能说某种主张是伪科学，“伪科学”的东西都该承认其为科学。用刘华杰本人的话说，“什么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研究，统统都可以暂时算作科学，只要它们是以科学的名义由于科学家来做的。”（p.105）本来，对伪科学的定义就是把非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但是按刘华杰的定义，只要自称科学的东西就算是科学，那么世上就不存在伪科学了，或者用刘华杰的话说，叫做“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变成了科学内部好科学与坏科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区分。”（p.107）就这样，反科学人士通过自我定义科学，把伪科学变成了科学内部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并不新颖。早在1997年，一个声称通过研究《易经》发现太阳系有十三颗大行星并在研制三值计算机的伪科学组织“太极科学院”就已经宣布过“废除伪科学一词”了。正如我已在《从反伪科学走向反科学——当今中国反科学思潮剖析》一文所指出的，虽然学术界对如何给“科学”下一个简明的定义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这并不等于科学成了分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科学界在判断何为科学时，是有公认的标准的，并被广大科学工作者所自觉或不自觉的应用着，对什么主张、研究属于伪科学，也是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的。在一般情况下，判别科学的真假并无困难，处于模糊地带的只是个别的情形。虽然对“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研究”是否属于伪科学一度在中国科学界有争议，但当时在国际科学界并无争议，在现在的中国科学界也已无争议。以一时一地的争议为伪科学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其二，不认为“伪科学”是“冒充科学”，要避免“强烈的贬义色彩”、“道德上的谴责”、“义愤”、“意识形态性”。吴国盛声称英语“pseudoscience”不那么“伪”、并非“冒充”科学、没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这是对英语的误解。查《美国传统辞典》，对“pseudo-”的解释是“虚假的；骗人的；假冒的”（False;
deceptive;
sham），举的例子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可见在中英文中，对“伪科学”的看法并无区别。对“虚假的、骗人的、假冒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激起“大的义愤”呢？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系教授江晓原在推荐《中国类科学》一书时，做了解释：“（划分真伪科学）划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想划界成功之后，对一面就全力剿杀，斩尽杀绝；对另一面则大力弘扬，奉之上天？以前有不少人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假如理想的划界真的能够成功，这样做会不有问题？比如，有没有必要保留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这和捕杀麻雀是不是有些异曲同工？况且，理想的划界既然没有那么容易完成，那还有可能捕杀了凤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补充说：“另外，还有一点，即我们的研究资源总是不充分的，如果相信自己从事的是真正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则不是，那不也是对于研究资源的争夺给出一种更有利于‘科学’的理由吗？站在‘科学’的立场，这种做法倒也还是理性的，只是，它并不有利于像你所说的文化多元性，而且，做得不好，很可能会带来对于异端的迫害。”（江晓原，刘兵《学术研究之矛指向伪科学》，载2004年4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伪科学做为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一种加以保留，不仅反对全力剿杀，还要为它们争取研究资源。江晓原将批判伪科学比做捕杀麻雀，隐含的前提是认为伪科学像麻雀一样不属于害人之物。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把麻雀当成四害之一大加捕杀，固然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世上没有害人的东西，更不等于不该捕杀害人的东西。如果伪科学是像老鼠、蚊子、苍蝇、臭虫一样的害人呢？是否也要保留这样的多样性，不该全力剿杀，斩尽杀绝，甚至还要为它们提供生存资源呢？

   
在《中国类科学》一书中，有若干章节是揭露伪科学的，这是作者在转变立场之前写的，只是略做修改，例如把原文中的“伪科学”改成“类科学”。更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在转变立场之后写的部分。大概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超然、客观”立场，一方面，刘华杰对中国反伪科学的先驱者们横加指责，例如批评陈祖甲批耳朵认字的第一篇文章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刘华杰在这里采用的是当年从事特异功能研究者所用的逻辑）（p.13），把中国伪科学一度泛滥的原因归咎为于光远、陈祖甲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词语使“广大科技人员极为反感”、“把一些旁观者推向了敌方阵营，本来一些人持中立的态度，一听到有人抛出‘反科学’的用词（或帽子），以为又来‘运动’了，当时中国老百姓最当心的就是再来‘运动’。”（pp.14-16）（刘华杰下此判断的唯一依据就是“据许多人事后反映”，不知这些人都是何许人，他又是如何取样调查，从而可以代表当时的“广大科技人员”、“中国老百姓”发言的）。邹承鲁院士曾讲：“‘水变油’当时曾得到哈尔滨工业大学10位教授联名在王洪成的鉴定书上签字。对于老百姓，被‘水变油’骗是可以谅解的，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对于这10位化学教授，是不可以谅解的！作为化学教授，上当受骗可能性很小，很可能拿了好处。如果真是上当受骗，我怀疑他们没有资格作化学教授！”刘华杰批评邹院士在这里对科学家提出了比对普通人更高的要求，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这个“缺省配置”导致的（pp.148-149），并攻击中国反伪科学人士是“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卫道士、江湖理性主义者、捍卫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更不是科学精神，相反他们的认识与科学本身的要求不符，是一种简单化的、过时的扣帽子的行为。我们特别要把他们与科学界主流科学家区分开来，他们并不能代表科学家的观念。他们充当科学的代言人缺乏‘授权’。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不是人文学者冒充科学、相当科学家，而是少数科学家或科学外人士（原注：反文化科学人）相当人文学者，对哲学、社会科学指手划脚，不成功时便表现出唾弃一切人文学术的态度。”（p.208）另一方面，刘华杰对支持伪科学的人士则是加以不切实际的肯定。例如，在1979年香港《明报》曾发表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捏造事实胡说一般科学家的态度是认为ESP（超感官知觉）是存在的，“极少有根本否定的”、“这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学问”。刘华杰称赞说“李学联的短文讲得基本符合实际，反映了他熟悉ESP等在国外的大致研究状况，评价也较中肯。”（pp.8-9）但在书中另一个地方，在其转变立场之前写的部分，刘华杰又自相矛盾地批评李卫东所谓“大部分美国大学教授基本承认有特异功能”的说法不符合事实（p.41）。

   
吴国盛为该书写的序更明显地为伪科学涂脂抹粉，大唱赞歌。在吴国盛笔下，80-90年代中国“特异功能”热成了“解放思想”、“冲破种种精神桎梏”的产物，“有助于突破种种观念上的和制度上的束缚”，批判特异功能的于光远“代表的是近代西方的古典科学观”，而支持特异功能的钱学森“则希望坚持一种开放的能够容纳东方智慧的新科学观，这种科学观也能够从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以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新兴学科中找到依据”。于是，批判伪科学，就被丑化成了是以旧科学观打压新科学观，是在反对思想解放、压制开放性探索。

   
反科学和伪科学是孪生兄弟，都是试图从根本上推翻、否定现代科学的基础，因此在对抗现代科学的战役中，他们往往能结成同盟军，甚至联成一体。因此，从伪科学人士的口中中，我们有时能够听到反科学的论调；而从反科学人士的论述中，也能听到伪科学的回响。刘华杰举《沈昌人体科技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段话为例：“迷信细分起来，有宗教的迷信、哲学的迷信、经验的迷信、科学的迷信、迷信的迷信。当前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是迷信的迷信和科学的迷信。……科学的迷信对人类的危害要大得多，揭露起来也困难得多。人类面临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调、人口素质下降、各种疾病猖獗，谁之罪？恰恰是科学的迷信造成的。”“只有破除科学的迷信，我们才能真正相信自己，把握自己。”刘华杰因此认定沈昌的“人体科技”不仅是伪科学，也是反科学（pp.157-158）（这部分内容写于刘华杰转变之前）。但是上引的这段话，和这些“科学文化人”现在所反复宣扬的论调又有何区别？田松《科学的迷信和迷信的科学》一文几乎就是其翻版。可见，“科学文化人”与伪科学人士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们共同为伪科学鸣冤叫屈、涂脂抹粉、争取生存权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从反科学走向反对反伪科学，甚至支持、宣扬伪科学，可以说是一个逻辑结果。

2004.4.9.
 

   最近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波鸿大学一名历史系女生的学士论文被发现是从互联网下载的，结果她不仅没有获得毕业证，而且还被禁止进入德国其他高校学习历史。另外还有一名社会学系的女生因为剽窃被撤销了学位，并处以高达1万欧元的罚款，因为德国新的高校法律规定，对剽窃事件最高可以收取5万欧元的罚款。

   
国内媒体也报道说，中科院研究生院公布了今年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评定结果，5592名学生获博士、硕士学位，14名研究生因未达到相关标准而被缓授学位，一名去年毕业的博士因被发现学位论文数据造假而被撤销学位。

   
这名学生如果不是因为其院士导师发公开信揭发引起轰动，大概也不至于成为几千名毕业生中唯一的典型。两相比较，国内高校对学生论文造假的处罚显然要轻微得多。读者也许以为我要呼吁向发达国家学习，对造假学生加重处罚。其实不然。国内研究生造假之普遍，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其值得同情之处，绝非用重典就能解决的。

   
这其实是这几年来国内高等教育成了赢利的产业，盲目扩招的恶果。有的教授、研究员，特别是能拉来大笔经费的院士、校领导，能够同时带四、五十名研究生，而本人又忙于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如何有精力、时间对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有实质性的指导？何况许多研究生导师的知识老化、科研能力低下，即使有心指导学生也力不从心。所以许多“博导”其实是既不博又不导，他们的能耐只是体现在能拉来经费招学生来做课题，然后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类似于包工头。学生缺乏恰当的指导和监督，被逼急了难免要造假。

   
所以国外高校的学生造假是正常教育环境下的不正常现象，而国内高校的学生造假则是不正常教育环境下的正常现象，不具有可比性。国外高校对学生造假处罚严厉，没有人觉得不应该，因为它们对教授造假的处罚更加严厉。国内高校、研究所则不然，对造假的教授百般包庇，责任往往就由学生独力承担，一开了之。被发现造假之前，教授要不劳而获分享成果，被发现造假之后，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甚至做大义灭亲状，公平吗？

   
国内许多学生之造假，是因为看到教授、院士本身也在造假，跟着学了。也有的是因为对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有模糊、错误的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不明白学术造假的严重性。所以我一向主张对教授、院士的造假应该严厉处罚，对学生则应该加强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防患于未然。据报道，中科院研究生院从今年9月设置《通识案例》必修课，学生将接受法律法规、学术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很好。但愿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这门课的老师本身也有学术道德，也在遵守学术规范。

2007.7.18.

（《法制晚报》2007.7.24.）

(XYS200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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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国内媒体曾经报道过美国国会议员嫌国会大厦太破旧，要求重建豪华的新国会大厦，否则就把国会搬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其实那是美国报纸《洋葱》编的政治笑话。《洋葱》是一份讽刺文学周刊，专门虚构一些新闻讽刺国际和美国时事，类似于现在在国内网上很流行的“恶搞”，只不过它是非常专业地一本正经地做报道的，在形式上和真正的新闻毫无区别，不了解《洋葱》的背景和缺乏幽默感的人就会信以为真，欣赏不了其幽默，反而要怪《洋葱》骗人。

   
最近我发现《洋葱》鸟枪换炮，也做起了电视新闻节目，把视频放在其网站上。这些节目视频和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也完全一样，有新闻主播、谈话嘉宾、采访对象，内容包括时事、教育、文化、娱乐、科技等，除了内容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表面上非常的专业。

   
其中有一则科技报道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花了120万美元完成了一项研究，用3000只猴子做实验证明用刀刺伤猴子能降低猴子的寿命。这则明显是在讽刺美国政府资助无意义的科研的虚构新闻，其实验设计却非常专业：这项“研究”分别用小猴、老猴、孕猴做实验，发现结果相同；用刀刺在猴子身上的不同部位，例如腹部、颈部、眼窝，结果也一样。更绝的是，它还不忘设立对照组，用拳频繁击打对照组的猴子并不能降低其寿命，表明导致刺伤组的猴子寿命降低的因素是生理的而不是心理的。

   
看来这则新闻编造者的科学素质还真不低，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国科研人员。国内许多科学实验的设计的严密程度还不如它，往往有意无意地不设对照组。我在国内读大学本科时，曾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做毕业论文，碰到一位在中医学院读完研究生的人也在那里做实验。他告诉我，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证明某种中药能够抗癌，方法是把该中药药液加入到癌细胞培养液中，发现癌细胞被杀死了。我问他有没有做对照，比如把中药药液加入到正常细胞培养液中，而正常细胞还活得好好的？他笑着说，中药的药理实验是从来不做这种对照的，否则如何交得了差？

   
我后来读了一些证明中药的抗癌、抗病毒、抗菌等作用的中文论文，发现果然都是把中药加到细胞培养液中杀死癌细胞、细菌、病毒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并不去看看正常人体细胞是否也会被杀死。体外细胞培养需要很苛刻的条件，要杀死它们实在是太容易了。比如，往培养液中加入酒精，也能杀死癌细胞，难道就能说明喝酒能够抗癌？不过还真有人用类似的方法证明喝某种名牌酒不仅不会导致肝硬化，反而能够抑制肝硬化，证据就是它在体外能抑制肝星状细胞的增殖。用类似的实验，我们也可以证明食盐、食糖、洗衣粉、泥浆等等无数日常东西都能抗癌、抑制肝硬化，甚至包治百病。

   
如果做一个对照实验，发现某种药物在体外对正常细胞无影响，但能杀死病变细胞，这才算有点说服力，但是仍然不能证明该药物就真的有效。药物对体外细胞有作用，不等于它在体内也会有相同的作用——它可能到达不了病变部位，可能会在体内被代谢成性质完全不同的别的化合物，或者体内的其他物质会抑制了它的作用，等等。所以还需要用它做临床试验，证明它的确对人体也会起作用。

   
那好，我们就找一批患者来，给他们服用药物，发现有些患者的病情好转甚至痊愈了，是不是就证明了该药物的确有效呢？并不。许多疾病是不接受任何有效治疗也会自己好转或自愈的，在“我在服药接受治疗”的心理暗示作用下，自愈效果会更加显著。

   
怎么排除这种情形呢？还是要靠设对照，找一批患者做为对照组，证明药物组的效果显著好于对照组。但是，患者有的病情较轻有的较重，有的体质较好有的较差，如果在分组时把病情轻的、体质好的分到药物组，就会制造出药物有效的假象。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偏差，就要遵循随机化原则，把患者随机地分组，这样可以确保药物组和对照组的患者的总体状况相同。

   
但是，如果对照组的患者知道自己没有在接受治疗，那么心理暗示的作用就体现不出来了，所以还要让他们吃和试验药物外观一样的假药，而且不能让他们知道是在吃假药。如果医生、护士知道哪些患者吃的是假药，他们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对这些患者更加忽视，在观察疗效时会不知不觉地往不利的方向做判断，因此连医生、护士也不能知道患者的分组情况，而只能由第三方掌握。也就是说，在设计对照组时，还必须遵循双盲（试验对象和试验者都互不知情）的原则。

   
如何设计一个恰当的对照，是科学实验的基本功。可惜，在实际科研中，有太多的科研人员做不到这一点。一个没有合适对照的实验，并不比一个虚构的实验更可信。

2007.7.22.

（《中国青年报》2007.7.25）

(XYS200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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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皆知科学是个或被认为是个好东西。就像一个名牌优质产品，也就容易出现冒牌货，把非科学的东西愣是说成科学，也就成了伪科学。伪科学的危害性在现在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人文学界中出现的名为反伪科学实为反科学的倾向。他们的理由颇为奇特，认为伪科学流行的原因是由于“民众普遍的热爱科学、迷信科学”、“各种非科学拉科学之大旗作虎皮，各种广告以‘科学配方’为广告词”（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种种‘伪科学’正是利用‘唯科学’的心理，偷偷入驻人们的信仰世界”（王晓渔《“科学神话”的终结——兼为吴国盛教授一辩》），因此他们要破除“科学神话”，“降低科学的神性，使科学展现其世俗的面目”（刘华杰《科学传播要“降神”》）。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民众认识到科学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因此也就不会轻信伪科学。这种理由，就好比要打击冒牌货，不是告诉消费者如何分辨真伪，而是揭露名牌产品的缺点，让消费者对名牌产品也提高警惕，甚至指责名牌把产品做得太好，导致消费者相信名牌，刺激了冒牌。现实生活中恐怕没有用如此高招打击伪劣产品的执法人员，却偏偏有这样的反伪科学高人。泼洗澡水连小孩也泼出去，正是这种人的写照。

　　伪科学是把非科学的东西当科学，反科学则是声称要让人认清科学的实质，反对科学的全部或其中的某一方面。这二者都涉及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科学？本来，对科学这种异常复杂的事物，难以下一个公认的简明定义，因此在学术界中出现种种有关科学本质的学说，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伪科学、反科学人士看来，科学却因此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东西，谁也无法判断什么是科学，人人可以另搞一套“科学”了，因此也就成了其宣扬伪科学、反科学的借口。事实上，对一个事物，没有公认的定义不等于就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比如学术界对“什么是人”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无法分辨人和其他动物了。我们对“什么是人”有一种很好的直觉，同样，一个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有较高的科学素质的人，对“什么是科学”也会有一种很好的直觉，科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种直觉，尽管其判断标准未必有成文规定，甚至未必有直接的明示。因此，一般来说，广大科学工作者最有能力分辨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某些自称在从事“科学传播”的人文学者却自以为比广大科学工作者更懂科学，公开把科学工作者列为“敌占区”，视为其教育、指导对象，这正是反科学的一个表现。

　　科学界在判断何为科学时，是有公认的标准的，被广大科学工作者所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着。其中最主要的是逻辑的标准和实证的（或者说经验的）标准，因此也可以简单地把科学说成是逻辑加实证。从逻辑上看，科学理论必须是自恰的，不能前后自相矛盾；必须是简明的，不能包含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也就是符合“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必须是可被否证的（或者说可被证伪的），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永远正确、不能有任何的修正；必须是有清楚界定的应用范畴的，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领域中能够适用，而不是万能的。从经验上看，科学理论必须有可以用实验或观察加以检验的预测，而不是只是空想；必须在实际上已有了被证实的预测，不能只被否证，而从未被证实过；检验的结果必须是可以独立重复出来的；必须有一定的标准辨别数据的真实与否（例如辨别正常现象、异常现象、系统误差、偶然误差），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检验结果。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因此一个理论即使符合了逻辑和实证的标准，也未必会被科学界接受，而还要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否有效、有用。从社会学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决已知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必须提出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还必须能够做出可检验的预测，否则也没有用处；对新提出的概念必须做出切实可行的定义，而不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的伪概念。从历史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数据，也就是说，不能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做解释，而无视不利的数据；必须能够跟其他有效的平行理论相互兼容，而不能无视其他理论的存在，自成一统，甚至惟我独尊，要把一切科学理论全部推倒从来。

　　科学精神就体现在这些标准之中：探索、怀疑、实证、理性，以及继承与批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主张之所以被认为是伪科学，就是因为忽视、违背了这些标准中的某一个方面。特别是，强调了探索、怀疑，却忽视了实证、理性，强调了批判，却忽视了继承，在伪科学宣扬者中最为常见。

　　科学的威力也体现在这些标准之中。它们使得科学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文化界限，而为全人类所共有。它们使得科学具有自我完善能力，持续地进步，从而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最好的方法。一个主张之所以被认为是反科学，就是因为歪曲、分离、否认这些标准中的某一个方面，从而试图弱化、矮化、妖魔化科学，限制科学的威力，减少科学的影响，降低科学的作用，甚至反对弘扬科学精神，声称“正象不能把‘科学’做为一种修辞，‘科学精神’也不意味着价值评判。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吴国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

　　在理论上，反科学的一个表现是“文化相对主义”。他们把科学当成了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把科学研究当成是和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什么区别的普通社会活动，把科学知识当成是主观的“社会建构”，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其极端者认为科学和迷信没有本质区别，在对世界的解释方面没有高低、真假之分，把科学当迷信，或把迷信当科学，把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丑化为“迷信科学”（田松《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甚至把科学当成帝国主义、西方文化侵略、大男子主义的产物加以批判（田松2003年11月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科学的形象》）。这种主张无视科学的逻辑和实证标准，而正是这两个标准，使得主观的社会活动可以获得客观的结果，使得科学知识具有了客观性和普适意义，而并非只是某种主观的文化产物，从而也使科学成了战胜迷信、消除愚昧的强大武器。反科学人士试图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是在为迷信和愚昧大开方便之门。

　　在实践上，反科学者主张限制科学研究，号称“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要人们警惕“科学的负面作用”，宣称“科学有禁区”。毫无疑问，科学研究应该有管理规则，以免带来意外的后果，对技术应用应该有管理，防止出现弊端，这是各国一直在做的。但是反科学者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整体的科学活动和具体的某项科学研究的区别，科学探索和技术应用的区别，把某项科研活动违反纪律、规则，把某项技术的误用、滥用，统统当成了科学之罪。科学研究揭示的是真理，而真理本身其实是无所谓好坏、利弊的。在应用科学成果时才需要权衡利弊。但是反科学者所希望的并不只是防止坏结果的管理，不是“研究有规则”、“技术有禁忌”，而是“科学有禁区”，试图划定禁区全面禁止，“不管好坏，我们都不用它”（吴国盛《科技有禁区》）。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已充分说明了，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任何外来的干预，任何为科学划定禁区的企图，不管是来自宗教界、政界、人文学界或“公众群体”，都只能产生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恶劣后果。

　　正如伪科学人士决不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伪科学一样，反科学人士也很少承认自己是反科学，而往往宣称自己是反“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大约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一开始就是做为一个强加给对方的标签出现的。例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也许有一些科学家明里暗里有这种企图，这并非就不可取，更没有什么可怕的。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已知的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试图推广到其他领域，并非大逆不道，失败了没什么害处，成功了却可以开辟出一块全新的研究天地。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例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现在不就在广泛地使用科学方法吗？

　　当然，反科学人士所反的“科学主义”并不限于这种特定的形式，也并非针对那些用于开拓新研究领域的少数先驱者。在他们看来，“中国人近一百年来建立的最牢固的意识形态之一就是科学主义”（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科学主义……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在成长之中所接受的背景知识的一部分。”、“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也就是说，除了他们几个先知先觉者，几乎人人都有“科学主义”的观点。那么这种人皆有的科学主义是什么呢？“科学主义，也就是民众普遍的热爱科学、迷信科学”（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把科学等同于绝对的客观真理”（《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它是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它与科技乐观论及科技万能论有着紧密的关联”（肖显静《反科学主义不等于反科学》）。也就是说，他们所反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是“科学唯一正确论”、“科学至高无上论”、“科学万能论”。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几个如此多情的“科学主义者”，至少“民众”并不普遍具有这样的“科学主义”观点，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宗教、迷信仍然那么流行，在一般人当中，在科学真理之外还是有别的真理的，例如哲学、宗教的真理；也不会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神仙、佛祖、上帝才会被认为是万能的。即使反科学人士所特指的那些“科学主义者”，也并不持有那样的极端、绝对的观点，不过是因为对科学的看法与他们不同，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这不等于说科学是唯一的客观真理），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不等于说科学是万能的），不该为科学探索设置禁区（这不等于说科学研究可以不遵循规则，技术应用可以肆无忌惮），或者无非是热衷于传播科学、揭露伪科学而已。可见所谓“科学主义”，其实是反科学人士为了丑化论敌而树立的一个稻草人，为了掩盖其反科学的真实目的而已。在国外，“科学主义”同样是反科学人士所惯用的一顶帽子，例如神创论者就经常指责进化论是“科学主义”，而一些热衷科普的名人（像卡尔·萨根），也常常被称为“科学主义者”。

　　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宣扬者倒是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对科学持有舍我其谁的狂妄态度。伪科学人士往往以当代哥白尼、伽利略自居，自认为做出了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却受到科学界的压制。而反科学人士其实是以科学导师自居，自认为比广大科学工作者更懂科学，要引导科学的发展，认定科学发展已处于危机之中，或主张“用西方的人文来拯救西方的科学”（《吴国盛纵论科学与人文》），或认定“东方科学必将成为新科学革命的灵魂”（《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仿佛把自己当成了所处境界非常人所能及的高人，往往对别人的质疑、批评做出不屑状。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自以为比谁都懂的天才，更可能其实是什么也不懂的妄人，在科学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2003.4.20.
　　2003.11.26.修改

http://xys.dropin.org
http://xys.ccert.edu.cn

（后者在教育网）

 

就“号脉能判断胎儿性别”问题，给科技部尚勇副部长和卫生部陈竺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尚勇副部长和陈竺部长：

　　写这封公开信的缘由，是由于2007年6月28日的《科学日报》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尚勇副部长在罗马召开的“中欧中医中药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宣布了“中医药作为一门实践性的系统生物医学”所获得的一项爆炸性成就：“中医不但能够通过脉搏诊断妇女是否怀孕，而且能判断男女”。并说，“这是系统生物学最好的一种应用与实践”。无疑，这是和B超判断性别，染色体判断性别一样的神奇的技术！

　　由于这是一项很“不平凡”的成就，正向全世界公示和推广，所以不得不向尚勇副部长提出以下问题：1）这一从脉息“判断男女”的原理是什么？2）有多少实验事例足以支撑这一“重大成就”？3）在实验进程中有无相应的对照组？4）采用什么措施保证了诊断者和被诊断者之间的“双盲”？5）其最终的判断的精度有多大？6）其判断的精度和胎儿怀孕的时间关系如何？7）什么单位，那几位系统生物学工作者从事了这样的科学实验？8）这一成果是否已公开发表，或发表在什么刊物上？9）这一成就是否已得到生物界和医学界的承认？

　　因为尚勇副部长是代表中国科技部来参加一个严肃的国际会议，涉及的话题又是严肃的有关中华文明的问题，想来阁下对上述问题有充分准备，曾看到相关的文献资料，而我们却感到十分困惑！但既然这一问题已经提到国际会议，而我们就只好写这封信，敬请尚勇副部长公开答复！

　　注意到尚勇副部长并不是系统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也许难以对上述所提一系列问题作准确答复；但既然是“在罗马召开的中欧中医中药大会”，想来不可能不和中央卫生部有关。尤其是，现任中央卫生部部长的陈竺院士，不仅是血液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专家，还是系统生物学的倡议者和推动者，而且近来倡议“科学家应通过对中医本质的深入研究，逐步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创造21世纪新的医学，这种医学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科学时报）”（转引自《科技导报》，2007年，第13期，第14页）；那么，我想陈部长不仅有责任回答我们向尚勇副部长所提的九个问题，而且还有责任进一步回答下列新增加的问题：1）你是否认同这是系统生物学的一项成就？2）你是否认同这一成就“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例如，是否这一成就比B超或染色体分析更高？

　　恕我直说，中医的特点之一，是好吹牛。例如，“中医学的阴阳五行理论博大精深”；但很遗憾，可我们这些能读懂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工作者，就是读不懂玄而又玄的“阴阳五行”！又如，把传统中医书籍里清清楚楚写上的“辨证施治”，偷偷改为“辩证论治”或“辩证施治”，以示中医的思维模式更符合共产党人所提倡的辩证的思维模式；很不幸，在尚勇副部长的讲话中，就反映出这种上当受骗；他在讲话中某处用了“辨证施治”四个字，而在另一处就写上“行之有效的辩证论治方法”！然而，辨别之“辨”和辩论之“辩”在汉语中的涵义完全不同，是不能通用的！

　　为爱护陈竺院士所提倡和喜爱的系统生物学，希望这一系统生物学不要也继承了传统中医里好吹牛的毛病！所以，我们也请陈竺部长公开答复。

　　此致

敬礼

　　一位科学爱好者   何祚庥
　　2007年7月18日

(XYS2007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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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按：把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名篇《文学与出汗》回译成《文学与流汗》，读来真要让人也要跟着流汗了。但愿安娜·布亚蒂别看到这篇报道，否则她也该来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

鲁迅作品集《文学与流汗》意大利文版再版发行

   
新华社罗马７月１９日电（记者
杨爱国）由意大利汉学家安娜·布亚蒂翻译的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集《文学与流汗》意大利文版近日由意皮萨尼出版社再版发行。

   
《文学与流汗》收集了鲁迅先生于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６年期间撰写的杂文等４４篇作品。与１９７８年首次出版发行的意大利文版相比，这次再版增加了许多有关鲁迅先生的图片和文字介绍，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并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

   
安娜·布亚蒂是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很有研究，曾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杂文和小说等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发行，为推动中意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XYS2007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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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一种命运未定的文化

英国《自然》2007.7.12

（方舟子译）

　　刘文龙（音）在北京的普通诊所看上去和大多数诊所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不是个普通医生。刘从来没有要求做实验室检验，也从来不给病人开方做高科技影像诊断。他只依靠简单的观察，检查病人的脉搏、脸色和味道，询问病人的习惯和病史。他今年69岁，已从事中医43年，并坚信中医的好处。“人们总是回头再来的，因为它治好了他们，增进了他们的健康。”他说。

　　整个上午一个接一个进来让刘看病的患者，其病情从过敏到肺癌都有。有些是第一次来，显得紧张；其他的则是常客，对中医药充满了信心。黄女士是北京郊区的一名会计，困扰她多年的偏头痛在吃了三帖中药后消失了，她对此很高兴。“我以前一直靠止痛药，老是觉得疲惫，”她说，“现在我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在这个正在热烈地拥抱现代化的国家，像刘这样采用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看病方法的诊所，看来很脆弱和过时。的确，对中医的不同态度已让这个国家分裂。去年，湖南长沙中南大学的张功耀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医是伪科学，应该退出公共医疗和研究。舆论为之大哗。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让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医现代化。

　　但是如此巨大的鸿沟应该架桥联通吗？现代西方医学一般是针对特定的疾病采取治疗措施，通常是根据疾病的生理因素。然而，中医却是注重症状，使用植物和动物产品，针灸和艾灼。但是，这些方法是否有效，有效的话其机理如何，却一直成为笑柄。最大的分歧在于检验方法。在西方，研究者用随机、有对照的临床试验检验一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医治疗则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性质，当场混合多种药物，采用的是代代相传的理论。

　　中国以及国外的医学界主流对中医理论一向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中医的观念包括气（经络），认为疾病是气脉阻塞引起的；阴阳，强调能量的平衡；和五行，把人的器官和健康状态根据它们的属性分类：火、木、水、土和金。

　　在过去的十年，医药公司对中药变得更有兴趣。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西式的：分离出活性成分，挨个做检验。这种还原论的方法发现了一些源自中药的新药，获得批准，例如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和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砒霜。

　　但是鉴别活性成分并不容易。大多数中医药方都是复方，含有的草药能多达50种，包含成千上万种化学成分。要深入挖掘中医疗法，研究者认为他们也许应该看看混合成分是如何一起发挥作用的。

　　放宽管理

　　批准含草药成分的新药的标准现在开始放宽了，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在2004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新规章，即使草药混合物的活性成分未知，但只要能证明其安全和有效，也能获得批准。去年10月，FDA根据新规章批准了第一种草药，德国MediGene公司从绿茶提取物研发出来的、用于治疗生殖器疣的混合药物Veregen。

　　这些新的规章促使医药业界对复杂药方重新产生兴趣。一个全新的西方领域也许能够被开发出来从中药的深层秘密中获利。系统生物学通过研究一个有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试图了解其功能和行为。它被认为是用更有整体观的方法研究生物学，并被某些人视为是中医药的一个完美匹配。

　　通过同时测量许多基因、蛋白质和代谢物，系统生物学可以为整个身体对草药的复杂混合物的反应提供一种测量方法。“如果有任何技术能够导致中医药研究的突破的话，那就是系统生物学，”荷兰莱顿大学生药学系主任Robert
Verpoorte说。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认同这个新技术是用来检验旧观念的。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的药理学家贾伟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唐惠儒想要更完整地理解草药提取物是如何影响整个身体的。他们正与伦敦帝国学院生物分子医学系主任Jeremy
Nicholson合作，采用核磁共振和质谱分析之类的技术分析一个人的尿液或血液中的代谢物——他们称该学科为代谢组学。

　　贾及其合作者发现，用二甲肼诱发结肠癌的大鼠的尿液中所含的代谢物成分与对照组的不同。给大鼠服用两种中药——中医广泛用来治疗胃病的黄连和吴茱萸——提取物的混合物之后，能够逆转这些代谢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未发表。但是研究人员说通过检察代谢物变化的细节，他们已确定了草药所影响的代谢途径。

　　文化变化

　　荷兰宰斯特SU Biomedicine的Jan van der
Greef及其同事王梅（音）也在用类似的方法。用一种代谢综合征——例如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等通常一起出现的症状的组合——的小鼠模型，他们及其团队观察一种中药秘方对脂质成分的影响。这些小鼠被喂以高脂肪饮食，使它们对胰岛素的抵抗增强。这些小鼠的脂质成分与那些喂以正常饮食的小鼠有显著的不同，而在服了中药之后，朝健康状态转变。

　　研究人员注意到，脂质成分的转变与治疗肥胖者的西药Rimonabant导致的相似，后者是通过作用于一种称为CB-1内源性大麻受体的蛋白质起作用的。van
der
Greef说，他们还未发表的细胞培育实验结果表明，草药提取物能够通过相同的受体影响脂质代谢。该团队现在在对该药方做临床试验。

　　虽然一种活性成分能像西药那样起作用，但是其他附加成分的不确定作用和活性成分的可变性会导致混乱。“可变性让人担忧。”Nicholson说。同一种植物生长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季节采摘，都能使其化学成分出现差异。对草药研究者来说，这向来是个让人苦恼的难题。

　　在Nicholson实验室，唐及其同事分析了来自埃及、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黄春菊的分子成分，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它们。用类似的方法，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团队发现不同公司生产的同一种草药，甚至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同一种草药的不同批次，也有显著的差异。“中国想要让其草药在世界市场上占更大的份额，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唐说。

　　对许多自诩的系统生物学家来说，需要采用几种研究方法才能构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完整图像，并理解中药的作用。不过，系统生物学很显然是一个难以定义的领域。许多人很宽松地使用这个术语，而该领域的先驱者认为，技术手段还未精致到足以被用于做这些研究。

　　“可以设想系统生物学能够被用于刷选中草药的成分，但是现在还只是非常早期的，”华盛顿州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被视为系统生物学之父的Leroy
Hood说。“在当前这会是个巨大的挑战。”

　　根据Hood的说法，系统生物学在模型动物上有所成功，但是在人体研究上的成功则小得多。在研究者能够开始考虑如何对付像中药这么复杂的问题之前，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例如，需要有更好的检测系统来精确地测量血液中的代谢物，特别是蛋白质，以及需要用更强大的计算和统计工具，它们对处理大量和复杂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技术还只处于成熟早期，”Hood说。

　　对中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中医药现代化好都有更大的问题值得关注。有些人对把中药从中医理论分离开来加以研究、开发的做法感到不满。“中医不仅是一个医学体系，也是做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和治疗艺术的一个分支，”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中医古籍出版社社长傅景华说。“脱离了其文化内涵，它就会成为无根之树。”

　　崇高理想

　　但是张功耀，以及主持以打击中国的伪科学和学术不端行为著称的新语丝社、美国训练的生物化学学者方舟子说，应该被抛弃的恰恰是那些中医理论。类似阴阳、五行和气这些观念“是对人体模糊的描述，近乎臆想”，方舟子说。

　　文化因素会是联通东西方鸿沟的不可避免的最大障碍。“中医领域臭名昭著地不能容忍任何批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医学哲学家袁钟说，“如果人们不能被允许表示不同意见，任何学科都没有希望会有进步。”

　　虽然对中医药未来走向的争论处于白炽化，刘文龙还照常行医。他对中医和西医的结合感到乐观，但是采取的是一种实用态度。“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增进人类健康。只要有效，什么都行。”他评论说。但是刘说他还没看到这两种哲学的结合有任何真正的进展，在那之前，他的诊所和他经验——以及中医看来神秘的理论和方法——对他及其病人都凑合。

　　《自然》社论：

　　难以下咽：有没有可能评判中药的真实潜力？

　　全世界的研究者、从业者和医药公司在翩翩起舞，想要找到挖掘中药的未知潜力的最佳方式。科学界和医药业界都倾向于对“传统”疗法嗤之以鼻；但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医疗实践——它的大部分缺乏记录——有可能至少产生某些有效的疗法。

　　可以理解，医药公司渴望进入中国市场，波士顿顾问集团估计这个市场去年价值130亿美元，并正在快速增长。但是最刺激他们的是这样一种可能前景：该国的传统医药中也许含有许多可能赢利的化合物，隐藏在一堆神秘的药剂和草药混合物之中的某处。

　　要发现这些隐藏的宝物，通常采用的是还原论的方法，即研究者去寻找也许会对治疗特定的疾病起作用的单个化合物。这种方法有时能获得成功：例如，目前用来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青蒿素就是从一种用来治疗发烧的草药中提取出来的。但是这种成功的故事非常稀少。

　　那么，如果中医药是那么伟大的话，为什么对其结果的定性研究没有为众多治疗打开方便之门呢？最明显的答案是，它实际上没有多少可提供的：它基本上不过是伪科学，它的大多数疗法没有合理的机制。中医拥护者反驳说，研究者没有掌握其奥妙，特别是传统疗法中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过，医药产业在现在并没有充斥着有希望的新药。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全世界的管理机构对传统的方法越来越接受。例如，在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有关草药的新规章，如果一种草药以前被用过的话，就很容易让其提取物进入临床试验，而且无需鉴定提取物中的所有成分。

　　同时，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研究者正在提倡系统生物学——研究蛋白质、基因、代谢物和细胞或有机体其他组分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做为评定传统医药的用途的一种方法。我们欢迎那些建设性的方法用以预测传统传统疗法的可能用途。但是，要把一种基本上还未经过临床检验的全新技术，用来检验充斥着伪科学的中医药的准确性，看来是很成问题的。而且，对那些依据一个模糊不清的知识体系所做出的宣称，应该按惯例抱着怀疑态度，这对科学和医学来说都是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