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8月31日，我接到《京华时报》一名女记者的短信，说是想就黎鸣“赌命”

事件对我进行采访。这名记者以前曾为“神源口服液”的事采访过我，还有点印

象，我便答复她说，我现在一般不接受当面或电话采访，只接受电子邮件采访。

她问是不是对他们报纸有看法，我说不是，我对所有报刊都是这样对待。于是她

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提了5个问题，我也马上做了回答（见附一）。她收到我

的邮件后，又说需要配发照片，要让一名摄影来给我拍照。我问能不能用我已有

的照片，她说他们报社的规定是一般用现拍，照相也不耽误时间，一下就行。我

于是答应下来，约好了第二天下午由他们的摄影来拍照。我原以为只会来一名摄

影，没想到除了摄影，还来了两名记者，除了该女记者，还有一名我没有见过的

男记者。他们说是刚刚采访了黎鸣过来的，我于是问了一些他们采访黎鸣的情况

（比如黎鸣是怎么答复其学历问题的），他们也问了我几个问题，其实也就是电

子邮件里提到的问题，我也按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答了。整个过程大约只有十几

分钟，的确没有花多少时间。

   
第二天（9月2日），那名男记者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正在赶稿，还有问题需

要跟我确认一下。我一听，还是那些问题，我都已在电子邮件答过的，或者在我

的搜狐访谈里也都有回答的，比如关于“民间科学家”的问题，在我的搜狐访谈

里就有，他说没有找到，我于是找出来念给他听。他问搜狐访谈的内容可以引用

吗，我说可以，那是我核对过的。我还叮嘱他说，如果要引用我的话，一定要引

用我的电子邮件或搜狐访谈的话，不要根据当面或电话的谈话，免得出现差错。

   
今天（9月3日），见到了《京华时报》的报道（见附二），发现他们好像是

故意和我作对似的。对黎鸣涉及的那些问题，我在邮件和搜狐访谈中都有答案，

我也一再叮嘱记者要引用我的话必须以我的邮件答复和搜狐访谈为准，他们却一

句都不用，而是替我编写起对黎鸣的答复来了！有的编得非常弱智，例如这一句：

   
“事实上，数学家们是根本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破解‘四色定理’之类的数

学难题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怎么可能说出如此弱智的话来？数学家们不愿去破解数学难题，他们干什

么吃的？那些数学难题又是由谁去破解的？难道都要交给“业余数学家”去做？

四色定理难道不是数学家破解的？我还告诉过他们，在1976年美国数学家哈肯与

阿佩尔首次证明了四色定理之后，还有数学家在改进证明方法，例如1996年罗伯

森等人又进一步简化了证明。在2004年，沃纳和冈席尔用通用的数学证明验证程

序，对罗伯森等人的证明进行了验证，肯定了其证明的正确性。

   
还有这一句：

   
“我不陪黎鸣赌命，是因为不想把他逼死，虽然我很瞧不起他，但他毕竟是

个哲学家，这件事也没有到需要用生死去证明的程度。”

   
我何时说过“他毕竟是个哲学家”这种话？我在第一篇质疑黎鸣的文章中，

说黎鸣是“有些名气的哲学家”，那是沿用别人的说法，在看了黎鸣后来的表演，

以及多看了他几篇文章之后，我根本不再认为他是什么哲学家，说他是哲学家乃

是对真正的哲学家的污辱，是要对“哲学家”加引号的。我怎么可能以他是哲学

家为由去原谅他？当然，不管他是不是哲学家，我都不会要他去死，这是出于人

道的考虑，和他是不是哲学家有什么关系？

   
总之，《京华时报》弄出来的我的答复，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或我说的，有的

内容虽然和我的意思出入不大，但并非我的原话，有的内容更是子虚乌有，甚至

与我的原意相反。其记者今天给我打电话声称她是根据我的谈话录音整理的，我

倒是希望他们把录音公布出来，让读者听听我什么时候发了昏说出那些弱智的话

来！更何况，我们已经事先说好了以电子邮件的采访为准，怎么又以拍照为借口

来对我进行实际上的当面采访？这不是欺诈吗？我原以为是电子邮件采访，引言

一般不会出错，所以才没有要求看稿，如果我知道变成了当面采访，我肯定会要

求看谈话记录，因为事实一再证明，根据当面采访做的记录，都是会有差错的，

而且是严重的差错。其记者解释说是由于我的电子邮件和搜狐访谈的内容大家都

已经知道了，他们需要有原创的内容，所以才改用他们自己的“整理”。这就怪

了，难道为了原创性，就可以牺牲真实性，替我编造我的答复？那样的话还不如

去写小说。

   
我不妨推测一下《京华时报》的真实意图：是不是觉得我的书面答复和搜狐

的访谈太中规中距、滴水不漏，没有娱乐性，所以才要编一些昏话按到我的头上，

让读者以为是两个疯子在打架，看个过瘾？有些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乡愿无疑是

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赌命”事件，比如我以前批过的那几个时评家。还有一个叫

安迪的网络画家。今天我注意到新浪博客首页以一贯的恶趣味推荐了安迪的漫画

“黎鸣赌命方舟子”，画得很恶心倒也罢了，还自鸣得意地评论道：“（黎鸣）

于是抛给方舟子一道‘文明自杀’的绣球，等着看对方如何接招。弄的方舟子不

知如何是好.这也怪方舟子不该在尚未看到论证之前就断下质疑和否定。”我是

怎么接招的，在我的文章中，在搜狐访谈中，都写得清清楚楚，不长脑子的漫画

家难道连眼睛也不长，在那里意淫什么“弄的方舟子不知如何是好”？要是哪天

有人宣布画这些恶趣味漫画的安迪不是人，而是一头猪，我是不是也不该在尚未

看到安迪是头猪的论证之前就断下质疑和否定，而去相信安迪真的是头猪？

   
“赌命”事件不过是个笑话，但是由这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

新闻道德问题、人文学者的科学素质问题，却是让人笑不起来的。

2006.9.3.

附一

方舟子答《京华时报》记者问

1、您是从什么途径知道黎鸣在博客中发表已经证明四色定理的？

《北京科技报》2006年5月24日在显著位置长篇报道《中国哲学狂人挑战顶级数

学猜想》，这才引起我的注意。我当时是《北京科技报》的专栏作家，便在6月

3日写了一篇评论交给他们，但到6月14日他们才登出来。

2、黎鸣在他的博客中并未提到如何证明四色定理，为什么您要说他不具备证明

四色定理的能力？您驳斥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从黎鸣的专业训练背景看不出他有解决超级数学难题的能力。他本科学的是物理，

后来一直在做所谓哲学研究，从未发表过任何数学论文。在现在，科学研究已经

高度专业化，一个没有受过相应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太可能做出重大成果的。而

且，我为此去看了黎鸣的几篇文章和谈话（此前没有留意过），发现他思维混乱，

很没有逻辑性，很不严谨，而且缺乏数学基本常识，连公理与定理的区别都分不

清，连庞加莱猜想讲的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就说那是他的几何体系的一条公理，

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破解超级数学难题？

3、黎鸣已经提出“年底前公布证明方式”，您为何不静观其变，而要站在批判

的风口浪尖上？

他是风波已接近尾声，在搜狐接受采访时才才提出“年底前公布证明方式”的。

即使他一开始就提出来，也不妨碍我提出批评。在成果还没有公布时就大肆炒作，

这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如果他真认为自己破解了数学难题，就应该先公布出来，

让专家去审核，而不应该找各种借口拖时间。

4、您对黎鸣提出的赌命，有什么想法？既然您觉得他的证明有误，为什么不应

战？

任何头脑还正常的人都会觉得所谓“赌命”协议是很荒唐可笑的。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人一受到批评就寻死觅活，要和人拼命。科学问题的解决是要靠逻辑和

证据来确立的，而不是靠两个人来拼个你死我活。所以这种做法很不科学。而且

按这种协议不管结果如何都要让一个人丧生，这既不人道也不合法。所以我虽然

坚信他不可能破解什么数学难题，出于人道的考虑，也不愿因此把他逼死，更不

愿为此去承担法律责任和受到道德谴责。

5、事情发展到现在,，您是否有新的行动计划？

没有。我只是希望媒体不要太关注这些宣称做出什么重大科学成果的所谓“民间

科学家”。这种人在中国多得是，而且都很偏执，过分关注他们不利于其恢复正

常的生活，也会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以为科学界真在打压“天才”。

附二
声称破解世界级数学难题“四色猜想”后引起质疑

哲学狂人赌命“科学斗士”

本报记者向芳
责编辛欣
2006年09月03日京华时报

　　“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败，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

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8月9日，哲学狂

人黎鸣在自己的博客《方舟子先生，还是让我们来对决吧！》一文中，向“伪科

学斗士”方舟子提出以命相搏的生死对决协议。对此挑战，方舟子表示“没必要

理他，这是他自我炒作，一场闹剧而已！”

　　■事件发生

　　博客引发双方争论

　　4月20日，哲学狂人黎鸣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感谢老子，我

发现了——“四色”难题终获简洁而绝妙的证明！》。在这篇文章里，黎鸣声称

“在老子和康德思想的共同启发下，我发现了绝妙的证明方法，不需要任何其他

的工具，包括电子计算机，而只需要一支笔，几张纸，我就能既简洁而又明快地，

作出完完全全、漂漂亮亮的‘四色’定理的证明，而且，随着这种‘证明’，一

个全新的人类思维逻辑体系也将诞生。”

　　5月24日，《北京科技报》刊发题为《中国哲学狂人挑战顶级数学猜想》的

文章，黎鸣的发现被公之于众。看到这篇报道的“伪科学斗士”方舟子，在看了

黎鸣的博客并翻阅了黎鸣所写的几本书后，认为黎鸣的思维逻辑很不清晰，不可

能证明出四色定理这个世界难题，于6月14日在《北京科技报》发表题为《质疑

中国哲学家证明四色定理》的文章。在文章中，方舟子提出了对黎鸣证明出四色

定理的怀疑。

　　黎鸣看到方舟子的文章后觉得很愤怒：“我的东西还没有公布，他凭什么说

我不可能？”因此在自己博客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方舟子进行批驳。而方舟

子也不甘示弱，对黎鸣的文章一一进行反击。

　　8月9日，黎鸣发表了《方舟子先生，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对决吧！》的文章，

称要与方舟子签订生死对决协议：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败，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

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

自杀。方舟子对此回应的态度是“去签署这样的协议，岂不是在逼‘哲学家’

自杀？说不定是自己活得不耐烦了要拉一个垫背的呢”，并称将把协议当作笑话

看待。

　　■事件升级

　　网友加入PK阵营

　　此事经由方舟子和黎鸣博客发出后，生死协议一事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支

持方舟子观点的网友与支持黎鸣的众多网友在网上各执一词，开始了一番“口水

战”。

　　支持方舟子的网友在黎鸣博客与各大门户网站上发表意见，有的对黎鸣采取

质疑态度，有的则对黎鸣进行谩骂。

　　一名网友认为，黎鸣的证明如果以“三生万物”为基石的话，必须得先证明

“三生万物”是被大家公认的“公理”。由于所谓“三生万物”现在并没有得到

公认，最多是猜想，以它为基点来做证明是本末倒置。他不相信能用哲学来证明

数学命题。

　　另一名网友认为黎先生的“文明自杀”与“对决”之说只能用一个词形容：

无益。是否放弃自己的生命，与数学证明的对错无关。反正双方必然有一方错误。

真理探求路途上谬误难免，发现自己错了认错即可，为什么要自杀？难道个人面

子比真理重要吗？

　　还有网友骂黎鸣是“典型的中国式狂病患者”。

　　而支持黎鸣的网友则指责方舟子是在“瞎整”。

　　一名网友认为，学术成果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

了。不应该在成果没有公开之前用怀疑的语言挑逗或者抨击甚至玩弄。

　　接着，搜狐、新浪等各大网站纷纷开辟“黎鸣方舟子PK专栏”，对此事高度

关注，众多网友呼吁黎鸣“尽快发表四色定理论证过程”。

　　■最新进展

　　证明结果可能网上发布

　　昨天下午，黎鸣告诉记者，他近日已经写好了几篇有关证明“四色定理”的

具体思路以及批判方舟子对民间科学家看法的文章，将陆续在他的博客上发表，

也不排除网上公布证明结果的可能。而方舟子表示，该说的话他都已经说过了，

他打算退出这场争论，不对黎鸣的观点做任何的回应。

　　■链接

　　四色定理：地图四色定理又称四色猜想，是近代三大数学难题之一。

　　四色定理的内容是：任何一张地图只用四种颜色，就能使相邻的国家标注不

同的颜色。用数学语言表示，则是将平面任意细分为不相重叠的区域，每个区域

总可以用1、2、3、4这四个数字来标记，而不会使相邻的两个区域得到相同的数

字。1976年，美国数学家K.Appel与W.Haken宣告借助电子计算机获得了四色定理

的证明。四色定理是第一个主要由计算机证明的理论，这一证明并不被所有的数

学家接受，因为它不能由人工直接验证。

　　黎鸣VS方舟子

　　黎鸣

　　南昌人，62岁，自称“思想狂徒”、“哲学乌鸦”。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

物理系，后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控制论与系统工程专业。长期进行哲学方

面的研究。

　　方舟子

　　本名方是民，1967年生于福建。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

站“立此存照”。

　　关于“四色定理”是否被破解

　　破解赖于逻辑正确

　　2000年4月的一个早晨，我起床后突发灵感，有了破解“四色定理”的头绪，

结果只用了几张纸就证明了。我的破解方法只用了很简单的数学定理，高中生都

能明白，但思考的逻辑很重要，我之所以能破解是因为我找到了正确的逻辑。6

年前我没有出来公布，是因为我也存有怀疑，但我自己经过6年的反复论证，十

分确定我已经完全破解了“四色定理”。方舟子的怀疑以及对我的侮辱是根本没

有根据的，我还没有发表呢。他说我不可能破解，是因为他对我，对像我一样的

民间科学家存有偏见。

　　他的逻辑和相关知识不可能破解

　　就我对黎鸣的了解，他是不可能破解四色定理的。首先，他不是搞数学专业

的，我也不是，如果他能用一支笔、几张纸就破解“四色定理”，那研究数学专

业的科学家不就都是傻子了吗？事实上，数学家们是根本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破

解“四色定理”之类的数学难题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我通过读他的相

关作品，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没有逻辑的人，我不相信他具有证明数学难题所必备

的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也许确实有他的一套自认为正确的东西，但我认为这

东西一定是经不起推敲的。

　　关于为什么不立刻发表

　　发表需要合适的时机

　　宣布破解“四色定理”之后，没有任何一个研究院和大学来找我，给我提供

发表的平台。我也不觉得到学术期刊发表是一个好办法。虽然一些企业愿意为我

投资，但我担心广告宣传会把发布会搞得不伦不类，我不想被“裹”进去。正如

我在博客中写的，我将不会选择任何向国内媒体直接投稿的方式。我在等待一个

适当的时机，如果权威的科学院或大学能为我主持一次科学报告会，我将立刻发

表。

　　发表应该遵循学术规范

　　按照学术规范，黎鸣应该将论文投稿至相关核心期刊，经过审稿后发表。而

他所说担心自己的成果被剽窃，完全不是理由。他在投稿的同时，可以在自己的

博客上一并发表，这样谁会敢去剽窃呢？另外，他可以去公证处对其破解方法进

行公证，也完全可以避免剽窃。他要求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是十分荒唐的事情，

就算这个报告能够举行，我对有几位数学家能够去参加这样一个荒唐的会议也表

示怀疑。

　　关于“赌命对决”的想法

　　赌命只是我的一种表态

　　我提出签订生死对决的协议其实只是我的一种表态，我对我破解“四色定理”

具有百分之百的自信。如果方舟子接受协议，我将研究结果发表，我们就可以看

看到底谁对谁错，也可以排除网友之间无谓的争吵。但事实很明显，方舟子不敢

应战。如果他真的接受协议，那我可以明确地说，他死定了。我不可能失败去自

杀，方舟子失败我也不会逼他自杀，我只想让他接受教训，不要没有根据地怀疑

一切，不要轻视别人。

　　我不想把黎鸣逼死

　　我不陪黎鸣赌命，是因为不想把他逼死，虽然我很瞧不起他，但他毕竟是个

哲学家，这件事也没有到需要用生死去证明的程度。我并不是害怕，我仍然确信

他不可能证明“四色定理”，我如果接受这个可笑的赌命对决，逼得他落得自杀

的结果，又有什么好处呢？还有，就算事实证明他的证明方法是错的，我也怀疑

他是否会认输。还有，如果他到时候真的自杀了，法院来找我，我怎么办？我不

会给自己惹这么多麻烦事。

　　关于民间科学家的争论

　　我最厌恶方舟子轻视民间科学家

　　他怀疑我没问题，科学就是需要怀疑精神的，但他不应该把所有的民间科学

家都批判了。他轻视民间科学家这一点让我极其厌恶。他在一次媒体访谈的题目

是“最好让民间科学家自生自灭”，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全世界的专利，中国只

占0.5%，而这0.5%之中有70%是中国的民间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中国的民间科学

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民间科学家许多论证经不起推敲

　　目前民间科学家存在两个误区：第一，大多民间科学家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在

一些不值得去研究、很难证明的、证明之后对科学界也没什么影响的东西上面，

结果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第二，很多民间科学家动辄宣布自己破解了某某科学

难题，结果经过论证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对黎鸣的质疑，只是对他一个人，

和我对民间科学家的观点没有任何联系。

(XYS20060903)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近日英国药品与卫生制品监督署宣布发现有5种中药能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

其中有两种特别引人注目：“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达11－13％，超过该国标

准的11.7万倍，该药的批发商和药店已被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何首乌被发现

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中药有毒副作用，本不是新闻，每隔一段时间，

国外和港台的药物安全机构都会发布这类公告提醒当地消费者的注意，但国内

媒体很少报道。这一次由于国内有报纸即时做了报道，在国内也成了新闻。

   
一旦有人说中医药的坏话，就会引起靠中医药为生的既得利益者和坚信中

医是国粹的普通大众的强烈反弹，这是预料中的事。只不过这都是信仰先行的

非理性反应，经不起推敲。在听说某种中药有毒副作用时，有这几种典型反应：

   
一是矢口否认中药有毒。例如，据广东的报纸报道，针对这次事件，
“省中药局的业务处有关人士认为，英国药物安全机构中所说的这些副作用，

没有病例证据，并不能说明问题。”“广州市中医院原院长、著名中医专家吴

维城教授认为，类似肝炎这样的疾病，都是因为感染了病毒才导致发病的，而

草本植物本身是不可能带有肝炎病毒的，比如何首乌，是一种具有补肾功能的

中药，在我国中医用药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发现引起肝炎的病例，

不能仅凭一种中药就断然做出有毒的推测。”

   
看了这则报道，不禁让人对“著名中医专家”的医学水平肃然起敬，一句

话就轻轻松松勾销了两类疾病——中毒性肝炎（因食物中毒引起的肝炎）和药

源性肝炎（因药物引起的肝炎）。医学界已经发现有数千种药物都能导致肝炎，

其中就包括许多种中药，例如川楝子、黄药子、蓖麻子、雷公藤制剂，在老中

医看来自然是无稽之谈。

   
英国药物安全机构指控何首乌能致肝炎，并非没有病例证据，在其公告中

列举了7个病例。这7名患者为了防止脱发而服用何首乌制剂，引发肝炎和黄疸

等不良反应，在停服后全都康复。实际上，自1996年以来国外医学文献中至少

有4篇何首乌导致肝炎的报道。

   
一种药物被使用了几千年，并不能证明其无毒。有的药物毒性，特别是毒

性较慢、中毒症状不那么明显，例如能导致癌症、畸胎、肝肾损伤的药物毒性，

是很难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而必须经过动物试验、严格的临床试验或流行病

调查才能发现。许多历来被认为无毒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几年前也曾经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龙胆泻肝丸致肾衰竭

事件。

   
“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高得惊人的原因是因为它添加了朱砂，其主要成

分是硫化汞。网上有文章指责英国药物安全机构不懂基本的化学概念，汞有毒

不等于硫化汞有毒云云。但是汞有毒也不等于硫化汞就没有毒。硫化汞有没有

毒，是要通过实验来证明的。有人认为硫化汞不溶于水和脂，因此不能被人体

吸收，没有毒。其实不然。查英文医学文献资料可知，用硫化汞喂食动物，汞

可被吸收入体内，在脑、肝、肾等器官累积起来，造成这些器官永久性的损伤。

可见不能溶解的硫化汞在肠道环境中会发生变化，也能被吸收。临床上也有久

服含硫化汞的中药导致汞中毒的病例。例如，1991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

现一名13岁华裔儿童吃打蛔虫的中成药“鹧鸪菜”4年后大脑受损，经检验发

现“鹧鸪菜”中汞的含量高达2.3％，就是因为其中含有朱砂。

   
另一种反应是承认中药有毒，但是认为对人体无害，甚至还能“以毒攻毒”。

例如，同一则广东报纸的报道称，“省中药局业务处有关人员介绍，很多的中

草药中汞的含量都有超标，但跟其他药物一起使用，不一定对人体就有害。比

如砒霜，汞的含量还要高于芦荟胶囊，目前，国际上还是用于辅助治疗白血病，

韩国则用来浸酒，达到驱寒的功效，只不过使用时要注意剂量。”

   
这种情形当然有可能，许多毒物也能被用以治疗疾病，但是，这同样也是

必须经过体外实验、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之后，针对某种特定的毒物特定的疾

病下结论，而不能泛泛而论，由于理论上有此可能，就可以不对药物的毒性做

具体的研究，而随意下毒。我们能够因为砒霜（其主要成分是砷，而不是汞，

该中药专家所说有误）能被用于辅助治疗白血病，就认为砒霜的毒性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什么病都用它来治，甚至当食品来吃吗？韩国用砒霜浸酒，也不能

说明那就是合理的。中国某些地区以前也有类似的习俗，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含

砷的有毒矿物——雄黄来浸酒，雄黄遇热分解变成砒霜。端午节喝雄黄酒会导

致砷中毒，现在已被认为是一种有害的陋习。

   
第三种反应是也是承认中药有毒，但是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是药三分

毒”嘛，西药也有毒副作用嘛。但是，西药在上市之前，其药效、安全剂量及

毒副作用，都已经过了试验和详细的分析，所以可以事先加以防范，出现了问

题也可以尽量挽救。而绝大部分中药在这些方面都不明不白，出了问题就以

“是药三分毒”为借口推卸责任，这不是在草菅人命吗？

   
对此，龙胆泻肝丸事件的教训值得吸取。早在1993年，西方医学界已经注

意到了马兜铃酸导致肾衰竭的问题。当时比利时研究人员发现有一百多名妇女

因长期服用含有中草药“防己”的减肥药而使肾脏受到损害，最终需要换肾。

随后，世界各地的研究也陆续指出，这类肾脏疾病主要与服用了含有马兜铃酸

的药物有关。1994年，法国率先禁售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英国、比利时、澳大

利亚、奥地利、西班牙、美国、埃及等多国也陆续发出了同样的禁令。

   
但是，国内药监部门、医疗机构、药厂对此都置若罔闻，坚持中药有自己

的用药标准。直到2002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才向有关部门发出“药品不良反

应信息通报”，但并未向社会大众发出警告，仍任由不知情的民众继续服用上

述药品。2003年2月，新华社以系列报道方式首度向国内公众披露龙胆泻肝丸

的主要成分“关木通”含马兜铃酸而可能导致尿毒症，才促使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至此，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十年间又有许多患者因为

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而对肾脏造成不可逆转的永久损害，包括北京崇文医院

的一名出生中医世家的老中医。

   
难道我们还要再过十年，以无数患者的健康为代价，才能迫使药监部门更

认真地对待中药的安全性问题？消费者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不管“专家”、广

告说得多么好听，也不吃药效不明、毒副作用不清的任何药物、补品。身体是

你自己的，乱吃中药吃出了问题，就悔之晚矣！

2006.8.22

（《经济观察报》2006.9.2.）

(XYS200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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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按：“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认为，方舟子制造的是‘眼

球科学’，他使用的语汇多为文革语言，科学骗子等词汇漫天飞，他是目前网络

暴力中的一个代表。方舟子自己在一次采访中也承认一些耸人听闻的词汇的使用，

有基于提升点击率的考虑。”说我承认云云，不知这是造谣成性、肆意污蔑人的

文坛红卫兵朱大可在造谣，还是《华西都市报》在造谣？“朱大可认为，方舟子

的做法和言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对中国的学术打假来说，方舟子的存在利大

于弊。”这明明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中国周刊本周人物：“斗士”败诉》的

最后说的话，怎么给按到了巴不得把我一棍子打死的文坛红卫兵朱大可头上？】

学术也疯狂：方舟子掀起大浪

华西都市报2006年9月2日
家园博客（07版）

   
　　与“哲学乌鸦”的自杀对决
　　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科学界的“自杀对决”，起因是哲学家黎鸣，发文宣告

受老子“三生万物”启发，证明了“四色定理”，但证明过程没有公布。方舟子

凭着经验和直觉质疑，批评其狂妄之举，黎鸣予以回击，称对方不要做中国科技

事业的“杀手”、“二流子”，方舟子再“接招”……数个回合后，黎鸣选择了

一个极富挑逗性和冲击力的解决方式：生死对决。“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败，

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自杀；如果破解成功，方舟子先生愿按协议，文明自

杀。”各种媒体随即卷入。
　　钱建强发表看法：“这个对决邀请，将原本就已陷入口水大战的争论，推到

了血腥的边缘，也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原本可就事论事的文章变成了寒气

逼人的伤人匕首，似乎谁最尖酸刻薄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样的“杀气”对

于学术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单士兵则认为：这样的自杀对决就是一场娱乐“恶搞”。“这样耸人听闻的

‘生死对决’，除了给人带来些许震惊之外，只能让人产生一种娱乐之叹。尽管

打着文明的旗号，却无法消解本身的无聊与庸俗。
　　这起发端于学术之争的学术闹剧，凸显出当前学术争论中的急躁乃至恶毒的

批评本性。学者以道德立身，以学术文章传世。然而，学者却为公众上演了‘自

杀对决’的闹剧，还能让人敬重与仰视吗？
　　方舟子则在博客上反击：看了钱单二人的文章，就可以明白为何流氓在中国

那么有市场。上次于建嵘骂我“杂种”，就有媒体要我反省“私人学术打假”。

这一次黎鸣要和我赌命，仍然有人要各打50大板，怪到我“不该在尚未看到论证

过程之前就批评开了”、“立即给予断然的质疑和否定”。好像一有人对我耍起

无赖，倒制造了一个乡愿们控诉我的机会似的。如果我学着大骂钱建强、单士兵

是杂种，要和他们赌命，估计也会有人借机出来批评他们不该对我如此“杀气”

腾腾、急躁乃至恶毒吧。
　　即使有人声称发明了永动机、白日活见鬼，你也只能恭听其胡言乱语，“不

该在尚未看到论证过程之前就批评开了”、“立即给予断然的质疑和否定”，否

则就叫有“杀气”、急躁乃至恶毒。中国这些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时评家在自告

奋勇想当别人的导师之前，是不是该去学点起码的是非观念？
　　“斗士”在名誉权官司中败诉
　　在自杀对决的同时，方舟子还有别的麻烦：在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的

名誉权诉讼中败诉。据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称：或许是早已预料到自己将成为一

位败诉者，有着“斗士”之称的方舟子，并未如期出现在当地的法庭上。周三，

在北京的方舟子收到了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寄出的一审判决书，他败诉了。法

官最终认定，方舟子言论失实，侵犯肖传国名誉权事实成立。就像以往每一次和

人交手后，他都会在博客上记录感受一样，方舟子当天就在博客上提出了反驳：

“这种诉讼打下去，实际上出丑的不是我，而是这些造假者，所以我是不怕打这

些诉讼的。”
　　宣判结果公布后，肖传国的老师、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公开

力挺肖传国。而第二天，一封由海内外部分学者发起的支持方舟子的公开信出现

在网上。双方支持者也都加入到这场笔墨官司中。从是学术问题还是道德问题的

争议，直到是否应由法院来做出裁定的疑问，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方舟子似

乎已成为一个科学界、法律界和公众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让民间科学家自生自灭
　　另一大波，就是方舟子针对农民造土飞机的报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希望

绝对不要去炒作这些“民间科学家”，因为他们可能会是有害的，要让他们自生

自灭。方舟子博客上表示：“‘民间科学研究’也不是完全无害的。‘民间科学

家’往往过于痴迷而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这且不说，他们往往还具有受迫害

情结，利用各种机会控诉科学界如何压制、迫害他们，甚至号称科学界在制造

‘冤案’。这种声音如果被媒体放大，获得人文学者的支持，民间科学家真被当

成了挑战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烈士’，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难道

不是一种会影响科学进步的社会公害？”
　　大家常引用反击方舟子的言论是2005年11月17日在长沙召开的首届全国民间

科技发展研讨会上，袁隆平院士提到的：“科学研究不问出身，科学面前人人平

等，科学只欢迎务实求真。”
　　批评家朱大可反“网络暴力”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认为，方舟子制造的是“眼球科学”，

他使用的语汇多为文革语言，科学骗子等词汇漫天飞，他是目前网络暴力中的一

个代表。方舟子自己在一次采访中也承认一些耸人听闻的词汇的使用，有基于提

升点击率的考虑。朱大可认为，方舟子的做法和言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对中

国的学术打假来说，方舟子的存在利大于弊。
　　不少传媒也提出：一个健康的社会，网络语言暴力、恶意等应该是越来越少；

而方舟子的这场败诉的官司，只会帮助他在以后的打假中更注意证据，更注意准

确的表达方式。

(XYS200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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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
                  
－－遗传学痛史

 

   
那是自中世纪以来对科学家的最大一次迫害。地点在苏联，起因则是进化论的两位创建人对进化机制的不同看法：拉马克相信在生物内在欲望的驱使下的用进废退是生物适应环境的原因，而达尔文则认为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才是进化的主要动力。我们或许会觉得，拉马克主义更象是唯心主义，而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应该更受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才对。但苏联的官方哲学，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唯意志主义的，它更相信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早在1906年，一位叫斯大林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就已论述说，新拉马克主义正在战胜新达尔文主义，而这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唯物辩证法之正确。但是与斯大林的预言相反，从二十年代起，遗传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了新拉马克主义的错误，新达尔文主义的正确，这个遗传学和进化论的综合过程，到五十年代最终完成。

   
苏联政权对遗传学的蓬勃发展抱着深深的敌意，遗传学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这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有实用的因素。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强迫建立集体农庄，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利的农民们以屠宰牲畜、销毁粮食、消极怠工抗议，农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苏联迫切地需要用技术发明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但是，虽然俄国拥有切特维里科夫、菲利普琴科（这两位大师的群体遗传学方法在他们的学生杜布赞斯基于1927年移民美国后传播到了西方，为综合进化论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瓦维洛夫等一批遗传学的杰出先驱者，还处于实验阶段的年轻的遗传学对农业生产还无法提供太大的帮助。从理论上说，用达尔文主义的方法改进物种也要比拉马克主义缓慢得多。相信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的拉马克主义表达了一种快速发展的良好愿望：如果那是真的，就意味着你的儿子天生就具有了你学到的知识，而不必一切从头开始。拉马克主义的表述也更为直观，更易被外行接受，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外行对“用进废退”深信不疑。苏联需要一种新的比资产阶级遗传学更加先进、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无产阶级的遗传学。这个新遗传学需要有偶像和权威。于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夸夸其谈的园艺师米丘林便被树立成了新遗传学乃至新生物学的偶像。这位没落贵族家庭的后代据说在革命前受到沙皇的迫害，在政治上当然可靠。在理论上，他攻击孟德尔遗传定律是没有普遍意义的“豌豆定律”，主张获得性能够遗传，强调环境的创造性作用，与造就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信念不谋而合。在实践上，他声称用远缘杂交和嫁接的方法“定向培育”出了六百多个（一说两百多个）果树新品种，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再也没有比这种神话式的偶像更能吸引人的了。“米丘林遗传学”、“米丘林生物学”在共产主义国家成了新遗传学、新生物学的代名词，即使到了当代，在这些国家，米丘林头上的光环也还未完全消失。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去年年底发出问卷，评选出１０名俄罗斯（包括整个原苏联）２０世纪杰出科学家，米丘林也入选。在1989年版《辞海》的“米丘林”条目，还附有一幅肖像，这是那些极其重要的正面历史人物才享有的待遇，生物学家中有此殊荣者仅寥寥数人。但是，我们现在根据遗传学知识可以断定，米丘林用所谓“无性杂交”创造的“新品种”，如果是真的，也只是一些由不同基因型的细胞组成的嵌合体，并非新种。米丘林对遗传学乃至生物学毫无贡献，如果不是在他的名义之下所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反科学和伪科学运动，米丘林的名字完全可以从生物学史上抹去。

   
1935年，米丘林在被授予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的头衔一周之后去世，未能看到在他的战旗之下对苏联遗传学家所进行的有系统、大规模的迫害。其实序幕早已拉开。在1931和1932年，一批遗传学家被贴上“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的标签而赶出科学院，瓦维洛夫创建和领导的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植物育种研究所则被批判成“在列宁的名字掩盖下”所建立的“异己阶级的、充满敌意的、彻底反革命的研究所”。正是在在种政治气氛下，米丘林的继承者李森科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此君以“春化处理”（对越冬作物种子进行低温处理后推迟到春天播种）的发明者自居，而实际上春化处理既不是他的发明（早在1915年嘎斯塔夫·嘎斯讷就已发明了这种技术），也不是他首次在苏联推广（在1923年马克西莫夫就已用更为严格的方法做了春化试验，以后他对李森科的技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的发明，就是将那些对推广他的春化处理技术有意见的人称为阶级敌人。1935年，这位农民的儿子已被树立为“赤脚科学家”的典型，与躲在实验室中的“资产阶级遗传学家”相对抗。在全苏第二次集体农民突击队员大会上，李森科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的报告，宣称：“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集体农庄中有，而且在科学界，他们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也是同样的。为了保护春化处理技术，我们同一些所谓‘学者’进行了许多争论，受了不少气；在坚持春化处理的实践中，遭受了种种打击。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斯大林听了，大声喝采：“好，李森科同志，好！”

   
就在这一年，李森科先后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科院院士，并正式提出了米丘林主义的伪科学理论，否认基因和任何特殊的遗传物质的存在，认为细胞才是遗传的基础，细胞的任何部分都有遗传性。遗传是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将外界条件内化的结果，由外界条件引起的变异都是能够遗传的。遗传学被称之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的观点（因为它强调基因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普遍联系的观点（因为它强调内部遗传物质的重要性）、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和有规律的观点（因为它认为突变是随机的、没有方向的）格格不入的。这种伪科学声称可以通过定向改变环境而快速改变生物体的性质，正中斯大林加快集体化和工业化的下怀。1936年年底，全苏农科院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按官方的指示要求将“旧”遗传学纳入“米丘林生物学”。但遗传学家们并不妥协。在这一年，已有三名党员遗传学家阿哥尔、列文和列维特（人类遗传学学院院长）被宣布为“人民公敌”而被捕，阿哥尔和列文被枪决，列维特死于狱中，人类遗传学学院被关闭。1937年，瓦维洛夫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的帮凶”而撤销了全苏农科院院长的职务，他之后的两任院长和一批农科院成员先后被逮捕。1938年，由李森科担任了院长。被米丘林主义者视为头号敌人、处于危险之中的瓦维洛夫表明了他抗争到底的立场：

   
“我们将走向柴堆，我们将被烧死，但是我们绝不从我们所确信的退却。让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曾经相信，现在也还相信并坚持我所认为的是正确的。……这是一个事实，仅仅因为身居高位者希望我退却就要我退却，是不可能的。”

   
原定193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次国际遗传学会议推迟到1939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没有一个苏联生物学家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包括在1936年当选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的瓦维洛夫。但是国际声誉并没能救得瓦维洛夫。1940年，瓦维洛夫以英国间谍、破坏分子等罪名被捕，1941年被判处死刑，在死牢中被关了几个月后改判徒刑。1942年当瓦维洛夫在狱中时，被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1943年瓦维洛夫死于狱中，终年56岁，正是科学家的壮年。他的死标志着遗传学在苏联的终结，从那时到现在，苏联、“独联体”没有出过一位值得一提的遗传学家。大批遗传学家先后被逮捕，有的被处决，有的死于狱中。如果不是因为德苏战争爆发而转移了苏联政权的注意力，苏联遗传学家们早已被赶尽杀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苏联政权马上开始了整肃知识界的行动。继1946年整肃文学界，1947年整肃哲学界之后，1948年开始整肃科学界，生物学首当其冲。1948年7、8月间，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召开了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残余的几名遗传学家被“邀请”参加这次近千人的大会接受批判。李森科做了经斯大林修改、苏共中央批准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遗传学家们在会上一开始还为染色体遗传学辩护（虽然他们否认自己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一旦知道党中央的意图之后，便声明放弃自己的反动立场－－瓦维洛夫那样的勇士早已被杀光了。这次会议被宣布为“表现了米丘林路线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全面胜利”，“彻底粉碎了反动的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紧接着，苏联科学院和苏联高等教育部也召开会议做出决定。遗传学家被禁止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与遗传学有关的研究所、实验室挨个挨个被关闭。撤销一切非米丘林方向的科研计划。遗传学书籍被从图书馆书架取下，教科书被销毁，课程被取消。任何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实际上在苏联已成为非法，反对米丘林学说即构成犯罪。

   
从1948年一直到斯大林死时，苏联科学刊物上没有发表过一篇敢对米丘林学说有任何异议的文章。斯大林死后，反对的声音开始浮现。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学说不仅未能对农业生产有任何的效益，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李森科竭力主张在西部西伯利亚播种经春化处理的冬小麦，结果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收成，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李森科否定生存斗争的存在，将这个观点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庸俗达尔文主义”，自称“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认为种内不存在竞争，主张密植，越密越好，导致作物大批死亡，光是这一损失，估计即达十亿卢布。多倍体、自交系、辐射育种等遗传育种技术已在世界各国大规模发展，成为农业增产的重要方法，而苏联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一片空白。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4月李森科被迫辞去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苏联开始派代表团出席国际遗传学会议，恢复了遗传学研究。但是在1958年，赫鲁晓夫转而支持李森科，1961年，李森科东山再起，重新担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苏联遗传学研究再次转入地下，改在物理、化学研究所之内偷偷进行。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遗传学才算获得了合法地位，可以跟米丘林“生物学”平起平坐了。但是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这时已落后了四分之一世纪。从1938年到60年代初，苏联没有出版过一本遗传学教科书，也没有一所医学院教遗传学。“独联体”各国仍然在承担这个断层导致的恶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的生物学研究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二
   
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国的遗传学家基本都有留美、留欧背景，其中也不乏在摩尔根实验室学习、研究、得过博士学位的（象李汝祺、谈家祯等人）。他们回国后大都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已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建国后，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一文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件。苏联伪生物学家纷纷应聘来华传播伪生物学。1952年，中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遗传学家们都受到了批判。这一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摩尔根学派，严厉指责“当前我们生物科学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各大学中生物科学各部门基本原封不动，旧生物学的观点仍然贯穿在课程的各个方面”，勒令“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从这一年秋季起，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遗传学研究全部被停顿，而改以伪生物学研究取代。遗传学家们虽然一般仍留在原单位，但全部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遗传育种材料被销毁，试验田被铲除。甚至直到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对之视若神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马肃〕在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因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被全部销毁。1955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胡研究员受到了政治批判。

   
1956年4月，传来了李森科辞职的消息。中共中央也在这时候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指定在遗传学领域树立“百家争鸣”的榜样。于是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了约一百三十人参加的遗传学座谈会。遗传学家和米丘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上一起讨论遗传学问题，至今仍被视为“百家争鸣”的典范，用我在大学本科时一位老师的话说：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立了大功。

   
这次会议，如其名称所表示的，并非一次学术讨论会，而是座谈会，更确切地说，是一次遗传学家向米丘林主义者普及遗传学的基本常识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在发言之前都声明自己是外行，从其发言内容看，倒也并非谦虚。童第周、朱洗等实验胚胎学家对基因学说还有所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调控机制也只是近十几年来才研究得比较透彻，在当时还一无所知。但是，会上米丘林主义者对遗传学的攻击，即使是按当时的水准，也是极其低下的。他们全然不懂基因型和表现型、后天获得性和自然选择的区别，不具有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奚元龄竟然还用细菌的抗药性来证明后天获得性的正确，不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微生物遗传学实验就已证明了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即使是遗传学家们，由于已多年被禁止从事遗传学工作，各种遗传学期刊自1949年起就被停订，对国际遗传学的进展也大多不了解。在整个座谈会中，只有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德宝提到了在三年前华森和克里克就已做出的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还不忘小心翼翼地声明“并不能算做定论，我们对于DNA的构造知道得还很有限。”

   
除了漠视科学事实之外，米丘林主义者从发言中还表现出逻辑思维混乱、没有掌握科学方法，根本就不具有从事科研的能力。比如华南农学院教授王仲彦在长篇介绍了他们做的“无性杂种”证明米丘林学说的实验之后，承认还存在缺点，“（1）没有原种对比，科学性不够。（2）所观察的对象仅为外部性状，外部性状是容易变异的，对遗传性的影响如何尚须深入研究。”他不知道，这两点就使他的实验毫无价值，没有对照的实验，不仅是“科学性不够”，而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科学性”。难怪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竞雄认为“论争的焦点，还在于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不仅只是事实，还包括实验材料、方法、结果的解释以及科学定义等。”

   
然而整个会议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米丘林主义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遗传学的发展恰好证明了米丘林学说的正确。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何定杰说，用于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肺炎球菌实验正好证明了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产（我将他的话看了几遍，至今不明白他是如何推导出这个结论的），“由此可见，摩尔根遗传学，近年的发展，已大大的接近于米丘林遗传学。”“从摩尔根遗传学的发展趋势看来，它不是与米丘林遗传学背道而驰，而是一天一天的接近于米丘林遗传学，朝着米丘林遗传学方向发展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副研究员梁正兰说：“我听了几位先生介绍摩尔根学派的发展，许多工作是很有意思的。基因的概念不象以前那样，而有了新的发展。我相信这是因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使这种理论有所修改的结果。基因概念的这种发展是很好的。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和米丘林学说比以前接近了些。”该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王番〕则指责遗传学家将基因学说当成了“绝对真理”，“正因为如此，在摩尔根遗传学中，直到今日，在理论上看不见什么发展和创见。”该研究室主任祖德明在会后总结文章中，也声称摩尔根学派最近“渐渐觉察到细胞质特别是环境条件对于遗传的巨大作用，从而初步解开了染色体基因学说的束缚。”看来这个中国遗传研究的权威机构（当时遗传研究所还未成立）就没有一个遗传学家！

   
对于这些在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甚至可以说相当无耻的论调，当时的遗传学家们又是怎么反应的呢？除了李竞雄教授敢于针锋相对地、极其正确地指出米丘林学派“抹煞了一百多年来生物科学发展的事实，而回到一百多年前去了。”其他遗传学家都采取了一种回避、退让、调和的态度。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汝祺跟他的“师弟”、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祯说要“走中间路线”，会上走中间路线的人的确不少，象“孟德尔和米丘林学派都有片面性，应该截长补短，互相补充，融合起来，希望我们遗传学成为一门创造性的科学”（浙江农学院教授陆星垣的发言）之类的骑墙说法出自几乎每个发言者的口中，若不查其师承，难以认定他们是遗传学家还是米丘林主义者。如果说这是碍于情面不好当面发生冲突，那么会后的总结文章也一样试图调和。谈家祯教授会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我认为米丘林提出的定向培育理论，标志着人类控制和改造生物类型的崇高愿望，可能把遗传学、甚至整个生物学的发展方向提到更高的阶段。”“从摩尔根学派最近开展的有关细胞质遗产和微生物定向变异的初步研究成果来看，摩尔根学派不是同米丘林学说的基本精神没有一点共同的基础的。”等于是认同了米丘林主义者的“先进”谰言了。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方宗熙会后在《生物学通报》上一面指出摩尔根主义“成为现代生物学的极其重要的知识，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因此，现代遗传学的研究应该以它为基础。”一面又赞扬“米丘林学说所强调的定向改造遗传性使生物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方向，是生物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这样的方向符合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符合于科学发展的前途。”也一样是承认“米丘林生物学”之“新”。

   
其实当局的既定政策，就是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让两家和平共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致开幕词时，已指出“苏联的科学精神”和“米丘林学说”是碰不得的：“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中还不能很好地领会苏联的科学精神”、“几年来我们虽然学习了米丘林学说，因为体会不深，在研究上和教育上主要根据李森科学说来进行工作和教导学生”，而这次会议的用意，就是要解决“过去摩尔根学说被批判了，不敢介绍；现在李森科学说也被批判了，更觉得无所适从”的尴尬。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随后发言，为整个会议定下了基调：“遗传学的两个学派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会议的目的，看来是达到了。按照童第周先生在闭幕词所言，这次座谈会一致认为：“摩尔根学说的研究和米丘林学说的研究，都应当发展，都应当扩大它们的领域。本着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十二年内达到国际标准的共同目标，各学派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批评，这对于遗传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妨碍，相反地将会起很大的作用。”象李竞雄教授这样的“极端”分子的不平之鸣，也就只是整个会议中个别的不和谐声音。《人民日报》在会后发的报道《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批评这些“极端”分子说：

   
“有个别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曾经要求会议作出我们遗传学应该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认为只有采用摩尔根主义的方法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遗传学的国际水平；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应该只讲授摩尔根学派的细胞遗传学等。这些看法，受到其他科学家，包括一些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是和实际情况不符的。”

   
今天读到这些话，只有让人感到悲哀。当局的如意算盘，是觉得遗传学和米丘林主义各说对了一半真理，科学的发展会使它们统一起来。但这种美妙的情景在科学史上极其罕见。历史早已证明，正确的恰恰是那些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个别的遗传家。我忍不住要设想：假设会议能够做出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而不是浪费宝贵的科研资源支持、纵容一个真正反动的（无视一百多年来生物学的发展）、唯心主义的（否认遗传的物质基础）伪科学流派；假设中学、高等学校从此只讲授遗传学，而不是同时讲授米丘林主义误人子弟……今天中国的遗传学水平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而今天中国遗传学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大约也还是十二年。

   
这种“百家争鸣”一直持续了下去，六十年代遗传密码的破译、七十年代克隆技术的发明都没能结束这种局面。到了八十年代，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时代达三十年之久，被定为“米丘林生物学”研究基地的四川大学生物系还出了一本《米丘林遗传学》的教科书。当我无意中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浏览到这本书的时候，其感觉，就象是在一堆高科技产品中突然见到了一件古董。

                            
三
   
美国伟大的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在三十年代时曾经应瓦维洛夫的邀请到苏联工作过几年。他们希望能够并肩对抗正在崛起的米丘林主义。穆勒参加了1936年的列宁全苏农学院会议，在会上做了最激烈的发言，指控李森科及其同党是打着辩证唯物主义旗号的唯心主义者。他将遗传学和米丘林主义的对抗，比做是医学和巫术、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对抗。第二年，穆勒灰溜溜地离开了苏联。在一个极权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伪科学的时候，科学只有一败涂地，科学家的肉体甚至因此被消灭。

   
虽然在青岛会议之后，中国的决策者没有采取象苏联政权那样极端的做法，但是“百家争鸣”的号召，在允许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也保护、支持了米丘林主义伪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政治的干预、支持，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伪科学教学和研究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在西方国家，米丘林主义从来就没有市场，而只被视为笑柄。

   
中国的科学家并非对科学方法没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只能与政府的既定政策保持一致。李汝祺教授在青岛会议上就指出：“科学的标准和对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决定于科学的事实，同时亦决定于逻辑。”对米丘林主义者不顾科学事实，不符逻辑的思维，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但是他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仍不得不承认米丘林主义的价值，想象“不久的将来，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遗传学中目前存在的两个学派，会逐渐融合为一”。毛泽东命令《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并给加上了新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此就有了一个论断，叫做“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青岛会议记录在1985年出版时，书名就叫做《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如果我们按官方的定义，将“百家”理解为不同的派别，那么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必然要经由百家争鸣。对还没有定论的科学问题，固然免不了会有两家、多家的争鸣。但对已有定论的科学问题，一家独鸣也属正常。在五十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已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鸣。米丘林主义乃是政府人为树立的伪科学学派，本无争鸣的资格。如果我们将“百家”理解为个人，那么也绝不是人人都有在科学问题上争鸣的资格。想到科学领域争鸣，首先要遵循科学的标准，使用共同的科学语言。用穆勒的比喻，即是不能用巫术的语言到医学、用占星术的语言到天文学争鸣。片面地强调百家争鸣，就有可能为伪科学开方便之门。实际上“百家争鸣”到今天仍然是伪科学者试图插足科学领域的一大借口。

   
对科学研究横加政治迫害是一种犯罪，对伪科学研究加以政治支持也是错误的。如果非要为发展科学找一条必由之路的话，那就是：让科学按自己的规则，独立、自主地发展。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Critical History,
by Helena Sheeha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
《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李佩珊等编，商务印书馆，1985）

200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