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真有“贫穷基因”?

31 05 2006年

   我们处于基因的世纪,几乎每天都会见到报道说发现某种基因影响人
的疾病、生理、心理和行为,甚至连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也有人认为与基因

有关。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前,类似这样的一则报道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久以前,苏格兰格拉斯哥人群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员向媒体透露说,
他们发现有一种基因与贫穷人群有关。这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认为

人的贫穷是由基因导致的,这并非新鲜的想法,早在上个世纪初遗传学刚

刚建立的时候,有不少遗传学家就这么宣称过,由此引发了一场旨在消灭

劣等基因以改造社会的“优生学”运动,使“优生学”一词后来在西方声

名狼藉。

   
不过,这一次苏格兰的遗传学家似乎并非是在空谈。他们发现,在苏
格兰贫穷社区的人群中,体内细胞因子的含量要比富裕社区高得多。细胞

因子能使人体免疫系统处于警戒状态,随时准备抵御细菌的入侵。因此体

内细胞因子的含量高有助于提高儿童对疾病的免疫力,这可能是自然选择

的结果,是贫穷人群对比较的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不过,对儿童有

益的因素对成人却可能有害。人体免疫系统持续处于警戒状态会导致慢性

炎症诱发心血管等疾病,让人容易衰老。据称生活在格拉斯哥东区的穷人

到55岁看上去就跟70岁一样老,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64岁。

   
这项研究至此听上去还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过其研究人员并不满
足于此。他们对实验对象做脑部扫描,想要发现这种高免疫力对人的心理

状态有何影响。他们认为细胞因子也会影响人的情绪,让人对人生感到悲

观,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穷人会觉得自己受困于贫穷,而失去了改善生活

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由贫穷环境选择出来的基因又会让人安贫乐道,

难怪苏格兰媒体将它称为“贫穷基因”。

   
穷人的后代一般来说也更容易贫困,暴发户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不多见,

从这个角度上说,贫穷是“遗传”的。而人类的婚姻历来讲究门当户对,

让穷人和富人分别成了两个“遗传群体”,那么在这两个“遗传群体”中

找到有些基因的频率不一样,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细胞因子是否就是一

个与贫穷有关的基因,光靠研究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穷人群体是不足以得

出结论的,还需要与世界各地的穷人群体相互比较才行。

   
即使这真的是一个与贫穷相关的基因,也不能说明它就是“贫穷基因”。

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它可能与贫穷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可能是贫穷的

结果而不是因素。把它做为贫穷的因素,最多算是一种难以证明的猜想。

   
可能是因为历史文化的原因,英国科学家喜欢去研究贫富差异。在
1997年,英国科学家公布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老夫少妻的后代中儿子多

于女儿,而老妻少夫的后代则是女儿多于儿子。在英国,老夫少妻多发生

于上层阶级,而老妻少夫则多发生于社会的底层,因此这似乎表明后代性

别的比例也存在贫富差异。

   
其实这种现象生物学家们早就发现了。根据自然选择原理,如果一个
生物群体存在着等级,不同等级的交配机会不同,那么,后代性别比例也

会发生变化。等级较高的,会生更多的儿子,因为它们的一个儿子可以跟

许多雌性交配,传播基因快;而等级低的,会生更多的女儿,生了儿子也

不容易找到配偶,生了也白生。

   
1985年通过对苏格兰红鹿的研究,证实了这项预测。这种红鹿实行一
夫多妻制,母鹿中则存在着等级制度。等级高的母鹿能够抢到更多的食物,

长得更强壮,它们的后代能受到更好的照看,结果它们的后代也比平均水

平强壮。如果母鹿能够“知道”自己的等级(比如,老是觉得肚子饿或血

液中二氧化碳含量高,就意味着等级低),那么等级高的母鹿将会倾向于

生儿子,而等级低的将会多生女儿。

   
人类是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我们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进化、遗
传的烙印,虽然我们未必会意识到。但是人类同时又是社会的产物,贸然

把人类的行为都归因于人的生物学属性,是不明智也是不负责任的。特别

是在发布能够影响到社会观念、社会决策的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成果

时,更需要慎重。

2006.5.29

(中国青年报2006.5.31.)

(XYS200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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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我的经典

29 05 2006年

         乃摒弃本业,而驰鹜古典。
                   ──张居正

    从中学的时候起,我就常常被误会为读过许多书,其实我最多不过只能算翻过许多书罢了。我的读书习惯是随便抽出一本书来翻翻,偶尔被某句话或某件事吸引住,就把目光停住看一会。就连鲁迅所说凡是要冒充读书读得多者必读的《四库全书提要》,我也只是翻翻而已。交谈、作文时想起了曾经在某本书上读过的某句话、某件事,说出来,也就往往让听者、读者误以为我读过那本书,而其实我对那本书的所有知识可能也就是那句话、那件事。虽说从小就被教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却也几乎不做读书笔记,需要照抄原文的时候,再凭记忆去翻查,也往往能查到,而翻查的过程也相当于又把那本书“看”了一遍了。

    以我这样的读书法,身边也就需要堆放一堆书供随时翻、查,等到床上地下越堆越多的时候,既然没有女秘书来给我整理,也就只能亲自动手收拾,收拾时又顺带把这些书翻翻。近日收拾时,翻出了杜小真译的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翻开扉页,看到写着“我的经典”四字,已忘了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了。于是又翻到最后,见写着“1988.4.3阅毕。1989.2.17重阅毕”。能让我从头读到尾、而且边读边划线的书很少,一年之内重读两遍的书更是屈指可数。出国时,因为担心行李超重,本打算一本书也不带,后来还是忍不住塞了几本小册子,其中就有这一本。当时大概是计划到了美国后再重读一遍的,然而竟没有。初到美国时在一家旧书店看到这本书的英译本,把它买回来,也只是翻了一下,并未再细读。我与这本书的缘分,也就结束于1989年2月17日。

    但在我的大学本科时代,与我最有缘分的书也就是这一本了。在我上大学之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思想也已成熟,所以,那时候读书,已不是要找引路的导师,而是在找知心的朋友。而使我对这个朋友一见如故的,却是它的开头所引的古希腊诗人平达的两句诗:

    哦,我的灵魂并不追求永恒的生命,
    而是要穷尽可能的领域。

    而全书所论证、抒情的,也都不出这两句。我早知道人生道路的结局只有一个──鲁迅说是“坟”,而其实有时候是连“坟”也未必有的,而通往这个结局的道路却可以有无数条。要让宿命的人生变得有趣,就尽可能地多走几条路;要让荒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就不妨细细地体味每一过程的悲欢痛快,结局如何也就无关紧要了。唐璜穷尽女人,演员穷尽角色,征服者穷尽土地,创作者穷尽艺术,而一无所有的我们,至少可以以心灵穷尽世界,永不停息。当我无师自通地想明白了这一切,突然看到有人在哲学上对此做洋洋洒洒的论证,让我从此在旅途上可以把胸膛挺得更高,那种亲切,如遇故人。而加缪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九岁。

    而我书中的爱人,则是我在高二那一年读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初中的时候,阅读的范围限于中国的经典。上了高中,突然觉得应该放眼世界了。大部头的世界名著,除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加缪、萨特、马尔科斯这些较现代的作家的作品是在大学时才开始涉猎;经典的部分,象雨果、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的作品,却都是在高中时候读完的,以后也未再读。尤其是高三那年,由于要准备高考,上课基本上只是复习,没有多少新内容可学,闲得很,也就成了我读闲书最多的一年,而其实也是我看电影最多的一年,独自去看电影的习惯也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然而所有的这些名著、名片,却没有哪一部象《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给我的心灵如此深沉的激动。那是我在书的世界所发生的刻骨铭心的初恋,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在那个假期我日日与她为伴,共享了所有的喜怒哀乐,除此之外,似乎在整个假期里未再做别的什么事了。如果能翻翻那时候的日记,一定很有意思,可惜都留在了国内。当时的纪录其实并不重要。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从此带着“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磨难”的信念,无悔地越过成年的门坎,去追求不息地扩张、更新的生命,这就够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也不必再去读这部书。

    有时想想也觉得奇怪,于我最为有缘的两部外国作品,都是法国人写的,而我偏偏不懂法文,也不知会因此未能偿到多少的原汁原味,想来总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对英语作品,却从未能让我有那样深厚的感情,虽然反反复复读过不少达尔文、罗素的著作,对他们,却只有对智者的敬畏。对于智者,无法为朋友、爱人,而只能为老师了。但是,我书中的先生,在初一那年从家庭藏书中翻出了一套年龄比我还大好几岁的《鲁迅选集》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从那时候起,我的案头就总会有一、两册的鲁迅全集分册或作品集的单行本放着,不时地翻翻,对我而言几乎就等于是休息。第一次上美国大学图书馆,借回来的也是几本鲁迅作品集。与《西西弗的神话》、《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过是一时因缘,而与《鲁迅全集》的缘分则恐怕是要持续一生了。对这套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初中、高中、大学时代和现在不同的时候读,总能有新的感受;在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来读,滋味也不会相同,所以也就可以时时、不停地读下去。先生所教给我的,并非人生观——我觉得人生观是应该靠自己去领悟的,无人可教──而是更为实际的东西,教我为人,教我处世,教我作文,甚至也教我写诗。我对现代诗歌的最初的感悟,就是在把《野草》反反复复读了无数遍、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其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不必再读以后所得来的。

    是那个老问题了:如果你被流放到一个孤岛,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将带哪一本?其实,在孤岛上,有蓝天碧海为伴,即使无书可读,也不要紧的。这个问题,不妨改成:如果你被判单独监禁,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将带哪一本?在十年前大学校园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我是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这一本书,必须可以景仰,可以钩沉;可以索隐,可以发挥;可以默诵,可以吟咏。每一个字都可以发现一个故事,每一篇作品都可以写作一篇文章。既有无限丰富的内容,又有无比精深的内涵。既平易近人如知心的好友,百读常新如永远的爱人,又超凡入圣如旷世的良师。我的回答不假思索。我将带着一册《杜工部集》欣然赴命,让这道“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光彩”(闻一多语)照亮漫漫长夜。也许我很幸运地永远不必真正去面对这个选择,但总有一天,我终将退隐到家乡的岛上,自我划地为牢,让一千四百首诗包围我。不在千家注杜中再加入一家,那个在孩提时代从一副对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所发现的美丽新世界在我的眼中就不会圆满。当我看够了世界,当我厌倦了流浪,回归也就是无可改变的结局。我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杜甫《卜居》)



评”教育部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 杨玉圣也是委员”

27 05 2006年

【方舟子按:杨玉圣这个自己本身就屡屡造假,乃至造假打真发泄私愤(比如据

报最近把刘华杰副教授造谣污蔑我剽窃的谤文拿到其把持的《社会科学论坛》上

正式发表)的人也混进了学风建设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会有什么样的公信力也

就昭然若揭了。新语丝网站还没有收到该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合作要求,在该委员

会清理门户,把杨玉圣这种造假分子清理出去之前,我们也不可能与之合作。我

可不想让那些信任我的举报人落到了杨玉圣这种人的手里。所以说,光有什么官

方学术打假机构是不够的,还要看这样的机构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和如何运作,

否则倒会成为一个包庇学术造假,甚至以打假之名敲诈勒索的腐败机构。】

教育部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 杨玉圣也是委员

2006年05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

  教育部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

  职责包括拟定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实施细则和文件,对高等学校学术失范的

不端事例进行调研

  本报记者季谭发自北京

  针对学术界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日前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用

以加强学风建设。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袁振国昨日表示,学风建设委员会任务有三,即拟定高

等学校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实施细则和文件;总结、推广

学风建设典型经验;针对高等学校学术失范的不端事例进行调研,举行听证会,

供有关单位参考。

  据了解,此次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建制,是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下设的专

门委员会。

  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表示,学风建设委员会一般

不受理具体事件,具体事件还是要由学校来处理。这是由于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宗

旨是咨询和指导机构,该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兼职的,如果大量受理个案,从人、

财、物等各方面都不现实。

  事实上,此前各个高校都建有学风监督的机构,但有的没有专人负责,有的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监督力量非常分散。

  “学风建设委员会今年准备起草的文件是,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规范

实施细则。”张岂之表示。

  袁振国说,希望通过这个办法的制定,能够对制止学术不端行为起到宣传、

教育作用。

  从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来说,是对具体惩处办法进行调查,参考国际上的

惯例,通过对我国高校情况的分析,制定出一个文件,也就是给各个学校惩处学

术不端行为一个参照标准。

  据记者了解,学风建设委员会将和社会上的一些学术打假机构合作,比如方

舟子学术打假网站以及杨玉圣的“学术批评网”等。

  张岂之说:“杨玉圣也是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XYS20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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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 黄道周之死

27 05 2006年

   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死是生命自然的终结;而对于圣贤豪杰,死则是人格最

后的完成。这样的完成,可以静美如秋叶,更可以绚烂如春花,而在山河破碎之

时,则只能壮丽如夕阳了。

   
当年轻的黄道周把自己锁在福建铜山(今属东山县)孤岛上一座小小的石室

刻苦攻读,立志当圣贤的时候,也曾经推演周易预卜自己的结局,据说准确地推

算出自己将死于六十二岁这一年。而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完成啊!

               一、出关

   
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

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固有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

可能。自从天启二年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

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崇祯十一年,因为弹劾大学士

杨嗣昌,当面顶撞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

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

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

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

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

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

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

。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

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

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

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

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此有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了,他的

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完。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思宗吊死在

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

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在南京即位后(即弘光帝),马上下了

诏书,命他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

“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作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在此之前,大

臣们对该拥立福王还是潞王分成两派。以与崇祯血缘的亲疏而论,应该立福王,

但此人臭名昭著,不可为人君,以史可法为首的朝中大臣都宁愿立亲缘较远名声

却较好的潞王,还在犹豫不决,手握重兵的马士英抢先立了福王,乘机把朝柄捏

在手中,而把史可法赶到了扬州前线。黄道周之所以不愿出山,正是不愿去给这

些人当花瓶。但福王这一派的人,也不会把他留给其他藩王,软硬兼施之下,他

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到了南京,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

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

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

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

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

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跟随潞王,不料

潞王才监国三日,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被郑芝龙、郑鸿逵兄弟拥戴

着往福建跑。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

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

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

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

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是读书人,读书人大都敬重黄道周,他也的确要重用黄道周,封官武

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兵食大

权都掌握在郑芝龙手里,不仅黄道周动用不了,连隆武帝也动用不了,君臣相见

,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

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

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当年他当海盗大王,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

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而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

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

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

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

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

,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

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分水关

,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蔡夫人在家中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

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二、决战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汇合,加起来有上万

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

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

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

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

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

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

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

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

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

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

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

,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

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做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

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

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

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

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

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

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

,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

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三、成仁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

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

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

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

,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黄道周是明末首屈

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

不同:倪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

书法是其人格的完美体现,“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

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

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

成宝贝收藏起来。以后的两百多年,清代的书法界极少有人敢于提到他,却也并

不妨碍其书画在民间的辗转流传,至今仍有许多作品存世。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

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

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

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继而送给他一幅对联:

   
史笔传芳,未能平虏忠可法。
   
皇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按:闽南话中“皇”、“洪”同音)

   
洪承畴又羞又愧,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

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

,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

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

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

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

自天,舍命不渝。”

   
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即是刑期。黄道周盥洗更衣完毕,对仆人说:“以前某人

曾向我索字画,我答应了的,不能食言。”命铺纸和墨,先作小楷,然后改用行

书,纸太长,写不完,以大字完成。又命铺纸,做水墨大画两幅,画一幅残山剩

水,再画一幅长松怪石。画完,从从容容写上题识,加盖印章,然后出门就刑。

   
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

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

--家乡的方向--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

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

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衿,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

了最后一幅大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一百年后,他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1998.3.



《闽南日报》采访方舟子:无论到哪儿我都是漳州人

27 05 2006年

http://s12.album.sina.com.cn/pic/474068790200043z
学术打假第一人方舟子:无论到哪儿我都是漳州人

2006-5-17闽南日报

  学术打假并非靠一个人的力量

  采访的地点选在晓风书屋。与书墨飘香的氛围相映衬,方舟子的谈吐文质彬

彬,充满着浓郁的学者气质,让人一时难以将他与学术打假的尖刻锐利联系起来。

  方舟子在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近年来

一直奔波于国内,为揭露学术界腐败、净化学术界鼓与呼。谈及学术打假的初衷,

方舟子说,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并不纯洁,学术腐败的事情屡见不鲜,自己和其

他人站出来,就是希望能为推动学术界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方舟子学术打假的主阵地,他所创办的新语丝网站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方舟子谈及网站创办初衷时说:“学术打假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新语丝所

起的是一个平台作用,给其他的打假者一个发言的渠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术

打假中来。”

  据不完全统计,六年来通过新语丝网站揭露的学术腐败事件已经有500多例,

其中有近100例由方舟子本人亲自参与揭露。有媒体也因此对他冠以“学术打假

斗士”称号。对于“头顶上的光环”,方舟子笑称担当不起。“在学术打假中,

自己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学术腐败’这个盖子揭开,让更多以前不了解情况的

人来关注它,以借助社会力量来进行学术打假;同时希望能抛砖引玉,让那些刚

接触科研的年轻学者能引以为戒,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不怕因学术打假得罪人

  采访前,一位熟识方舟子的人告诉记者,方舟子回到家乡云霄时曾嘱咐自己

家人不要把家里电话号码向外界透露。方舟子承认此举是不想因为自己学术打假

的事而牵涉到家人。

  在互联网上,方舟子与他人的学术论争一直是网络热门话题。他也因为论争

给自己树了一个个“敌人”。对此,方舟子有自己的见解。“学术打假不得罪人

是不可能的,毕竟这会触及他们个人利益。比如打击到某个高校的知名教授,必

然就会引起那里师生的反弹,可能他们不喜欢我在打假时的尖刻风格。如果确实

打错了,我们会立即澄清事实,并(向受害者)致歉。如果事实确凿,而别人对

打假者进行人身攻击、谩骂,恰恰说明他们心虚。”

  对于外界怀疑其学术打假动机的说法,方舟子淡淡地说:“在学术打假中,

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利益好处,只是对国内目前这种学术腐败看不下去,尽自

己的力量去改变它。再说打假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现在有一个团队运作,帮

自己调查、研究、取证。【方舟子按:最后一句话记录得不准确。现在并无一个

正式的团队运作,以后也不准备成立这样的团队。但是有许多人在帮助我。】”

  不管到哪儿,我都是一个漳州人

  采访时,方舟子一直在品茗着闽南特色的功夫茶。对于喝茶习惯,方舟子笑

着说,喝惯了改不了;从云霄离开后,无论是在安徽求学,还是在美国读书,自

己都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

  对于家乡,方舟子也一直怀有深厚感情,时常从各种渠道了解关注它。他告

诉记者,自小在闽南长大,已经烙上深厚的(闽南)文化印记;自己青少年时期

是在漳州受的教育,家乡文化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一切都会让他终生受益。近年

来家乡变化很大,希望它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短暂的相聚后又是离别。方舟子在结束采访后也将启程返回北京。临别前,

记者请方舟子用闽南语讲几句话,或许是“近乡情更怯”缘故,方舟子推却了一

阵才腼腆地接受,但还是一直声明“自己的话带着很浓的云霄腔,怕大家听不

懂。”在记者的极力“怂恿”下,方舟子终于“鼓起勇气”用家乡话说了句:

“不管我到什么地方,我都是一个漳州人!” 本报记者姚兆羽

(XYS20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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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吃复合维生素片吗?

26 05 2006年

   和中国一样,保健品(在美国称为“膳食补品”)在美国也有庞大的市场,
一年的销售额达23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复合维生素
片。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经常吃这类产品。这种风气也逐渐传到了中国。在目前中国
市场上,也开始流行复合维生素产品,有的是进口的,有的是国产,更有的号称是
针对中国人的饮食缺陷量身订作的“黄金搭档”。在各色各样虚假保健品被揭露、
打击之后,至少还有些医学依据的维生素产品有可能会在中国保健品中也占据主导
地位。

   
人体需要吸收足够量的13种维生素和11种矿物质才能保证有充足的营养,缺乏
当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营养不良。所谓复合维生素片就是含有人体每天最低需求
量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复合维生素片在上个世纪40年代出现
以来,就一直是保健品市场上的宠儿。没有人会否认吃复合维生素能够避免营养不
良,但是大多数吃复合维生素的健康人并无这方面的需求,他们是想要获得更好的
健康、精力,预防和治疗慢性病。那么吃复合维生素片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呢?

   
坚持吃复合维生素片的人往往也是那些更注意饮食和锻炼,有更健康的生活方
式的人,因此简单地对他们进行研究,把他们和不吃复合维生素片的人做对比,是
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的。医学研究的金标准是随机的对照临床试验。不幸的是,研
究维生素(含矿物质,下同)和慢性病的临床试验中,能符合这一标准的研究很少。
大多数这类研究的结果并没能给出明确的结论。

   
维生素也不是多多益善,吸收过量会导致各种疾病乃至中毒。一片复合维生
素片一般来说含有人体每天对维生素的最低需求量,似乎没有过量的危险。但是
现在市场上已有许多加工食品都添加了维生素和矿物质,例如食盐中添加碘,牛奶
中添加维生素D,面粉中添加硫胺、核黄素、烟酸和铁。那么,再吃复合维生素片
导致某种维生素过量的危险就不可忽视。有研究表明,吃硒、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E
会增加老年人得食道癌的几率,吃维生素D和钙则会增加得肾结石的风险。在一项
临床试验中,有一组吃复合维生素片的试验者得前列腺癌的比例较高。不过,这些
都是初步的研究,还不是定论。

   
因此,在5月15-17日由美国国家卫生院召开的“复合维生素补品和慢性病预防”
会议上,专家们在审阅了有关临床研究后,得出了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目前还没
有足够的证据来推荐或反对普通人群服用复合维生素片,对复合维生素片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不过,某种维生素对某些特定人群的作用和副作用却已经有了比较确凿的证据。
怀孕早期孕妇缺乏叶酸会使胎儿出现神经管缺陷,因此育龄妇女应该每天补充400
微克的叶酸加以预防(以免在发现怀孕的时候,已错过了最佳预防期)。绝经期妇
女同时补充钙和维生素D能增加骨质密度和降低骨折的风险。患有中期老年性黄斑
病变(可导致失明)的不吸烟成人推荐服用三种抗氧化剂(维生素C、维生素E和
β胡萝卜素)和锌。但是吸烟者则不应该吃β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前体),因为
有证据表明定期吃β胡萝卜素片能够增加吸烟者得肺癌的风险。

   
那么,对那些已有了定期服用复合维生素片习惯的普通人来说怎么办?参加那
个会议的专家并不反对他们继续服用复合维生素片,其中有些人甚至支持服用复合
维生素片,因为许多人的饮食并不平衡,复合维生素片能够补充营养需求。

   
也就是说,如果你吃复合维生素片的话,应该是抱着避免营养不良的目的。为
了这个盲目的目的,要吃就要吃那些成分尽量齐全的制品,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身体
究竟缺哪一种维生素。每个人的身体对各种维生素的最低需求量是基本相同的,但
是饮食中的富余与缺乏情况却是各不相同的。国内有的维生素产品号称是专门针对
中国人营养改善的需要研制的“黄金搭档”,据说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研究,知
道中国人不缺和缺乏哪一种维生素,有的维生素中国人需要补充,有的不需要云云。
中国幅员如此辽阔,生活习惯如此多样,各个地区、各个家庭、乃至每个人的饮食
习惯都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需求?根据常识也可以知道什么“黄金
搭档”是非常荒唐的。

2006.5.21.

(北京科技报2006.5.24.)

(XYS200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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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然》:中国流行指控学术造假

26 05 2006年

中国流行指控学术造假,有人担心文/革式迫害

记者:David Cyranoski
英国《自然》2006年5月24日

(方舟子译)

  中国科学有着被一把双刃剑切割的危险:一方面是猖獗的科学不端行为,另

一方面是基于虚假指控的迫害。

  由于对官方恰当地处理造假事件一事缺乏信心,这导致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那

些质疑中国科学家的履历和著作的网站。但是许多人担心这种未经试验的指控会

导致的伤害。100多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

它设置确保公正地调查科学不端指控的机制。

  中国承认它面临着严重的科学不端的问题,包括剽窃以及捏造和窜改数据。

还不清楚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最近一大批指控已引起了对这个话题的

关注。

  在今年3月,北京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译按:应是助理院长】刘辉在被

指控冒用另一个H. Liu的论文为其论文表注水后被解雇(见《自然》440,
728;
2006)。据报道刘辉否认这些指控,归咎于办事员失误导致的混淆。在今年4月,

成都四川大学因为澄清它的一名教授没有伪造论文,遭到了中国媒体的批评;这

篇论文自从它在2000年发表后就遭到攻击。曾在2003年宣布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数

字信号处理芯片并引发爱国热情的上海西安交通大学【译按:原文如此】的陈进

2周前被其大学谴责伪造研究并从一家外国公司剽窃设计。

  在所有这三起案例中,一个有众多读者的中文网站新语丝
(http://www.xys.org)对加强公众舆论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网站在揭露中国科

学造假方面享有声誉。

  在前两个案例中,张贴在新语丝上的指控导致中国媒体进行跟踪报道。该网

站的拥有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生物化学学者方是民(方舟子)声称他

首先公布了据信把外国芯片改换标签的陈进公司的名称【方舟子按:我和记者说

的是“我们最先确定了那家为陈进打磨芯片并改换标志的建筑设计公司”(We
were
the first one to identify the architecture company which polished
and
re-labeled Chen’s chip.
)。“120人公开信”的签署者中有人污蔑我曾经为
陈进辩护,记者来问我是否有此事,我于是向他解释了一下新语丝网站在这个事

件中的所作所为:“我从未为陈进辩护。有关陈进的指控首先被张贴在几个读者

众多的互联网论坛,包括我们的论坛(新语丝有一个读者可以自由张贴其评论的

论坛)。在有记者确认并与揭发者联系之前,我没有在新语丝上发表这个指控,

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不发表匿名指控。事实上,我帮助某些记者调查并报道这个案

件,提供了某些关键信息。我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支持这一调查并披

露了一些信息。我们最先确定了那家为陈进打磨芯片并改换标志的建筑设计公司。我

写过一篇文章要求对这一案件进行深入的调查,让更多人承担责任并起诉陈进。”

(I never defended Jin Chen. The allegation about Jin Chen was
first
posted to several popular Internet bulletin boards, including
ours
(New Threads have a bulletin board that our readers can freely
post
their comments). I didn’t publish this allegation on New Threads
until
some journalists have identified and contacted the
whistleblower,
because it is our policy not to publish anonymous allegations. In
fact,
I help some journalists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this case
by
providing some critical information. I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to
support the investigations and disclose some information on our
web
site. We were the first one to identify the architecture company
which
polished and re-labeled Chen’s chip. And I wrote an article to ask
for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is case, finding more people accountable
and
prosecuting Chen.)】。

  在缺乏足够的正式调查机制的情况下,该网站所拥有的质疑科学家的力量已

让它成为指控不端行为的关注中心。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的免疫学家傅新元说,四川大学事件促使他

写了一封致中国科技部部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等科技高官的信,要求他们采取行

动。这封信在其同行中引起了共鸣——它在美国华人生物学家圈子中传了5天,

收集到120个签名,包括两名在中国的科研人员。“我深受感动。”傅新元说。

  在表明揭露所有不端行为的必要性之后,该信集中在无根据的指控的问题上,

特别是那些没有给出实验程序有错的证据就进行学术攻击的。它以谴责“在缺乏

适当调查的情况下……匿名公开进行人身攻击”的现象结束。

  傅新元说四川大学事件就是一个相关的例子。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在2000

年的《自然·医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使用外源内皮细胞做为抑制肿瘤生

长的疫苗。该论文声称在小鼠中获得成功,并提出该技术在人类中也能有效

(《自然·医学》6, 1160–1166; 2000)。

  西安交通大学的免疫病理学家司履生在2001年审核魏于全的一份资金申请报

告时,首次看到这篇论文,他怀疑它含有捏造的数据。今天3月26日,在听说魏

于全在用这篇论文进一步申请大批资金后,司履生在新语丝上攻击这篇论文。

  司履生的信引发了中国媒体的愤慨和魏于全所在大学的调查。四川大学的调

查结论说魏于全没有犯错误,这一关于魏于全的研究的争端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学

术争论。中国媒体继续批评魏于全和四川大学,但是许多科学家认为司履生的攻

击是不负责任的,是由于对科学概念和步骤做了不合理的解释。

  例如,司履生认为小鼠免疫系统应该对外源细胞中的所有蛋白都做出反应,

而魏于全的论文表明免疫小鼠只对少数几种抗原做出反应。“这违背了免疫学的

基本原理,”司履生说。

  但是马里兰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免疫学家、傅新元信件

的签署者陈列平不同意司履生的看法。【方舟子按:陈列平还是中国科学院“海

外百人计划”获得者,在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与免疫中心兼职。】陈列平说有选

择性地只对一种或少数几中外来抗原做出免疫反应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称为

免疫优势。

  司履生也对魏于全所用的小鼠数量提出疑问,估计要用到大约4万只。“这

个数量大得难以置信,”他说。魏于全说司履生算错了数量,实际上用的小鼠少

于5000只;陈列平支持魏于全的说法。

  但是即使是那些为魏于全辩护的人也承认魏于全的反应于事无补。例如,司

履生声称魏于全至今拒绝出示其原始数据,大多数人同意公布原始数据将会平息

这个话题。魏于全告诉《自然》,“我没有说我不能出示原始数据供调查”,但

是他没有澄清他是否将会公开他的数据。他否认所有的不端指控。

  四川大学的对此事的调查未能使许多人相信真相已大白,主要是因为它缺乏

透明度。“四川大学最近对指控造假自己做的调查完全是个笑话,”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神经生物学家、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说。《自然》希望了

解四川大学调查步骤的细节和调查委员成员组成情况,该要求被交给了魏于全;

到《自然》印刷时他还没有提供有关该调查的任何信息。

  蒲慕明相信这一事件表明大多数中国大学没有能力调查自己的成员。“调查

结果很可能受到大学自身利益的影响,比如为了保护它的名声,”他说。

  傅新元在5月8日发出的信呼吁更高层次的资金提供机构,例如科技部、中国

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更大参与。

  这些机构已经设有调查部门。中国科学院在1997年建立了其道德委员会,并

在2001年制定了准则。在1998年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说它在最初的5年调查

了445起不端行为的指控(在那段时间它资助了大约3万个项目)。对那些最严重

的案例,委员会无限期地禁止肇事者申请基金。

  但是许多科学家感到这些委员会是无效的,对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信心,

这导致那些不满的人在互联网上公布其控告。例如,司履生说他考虑过把他的举

报交给中国科学院或科技部,但是他没能找到详细的联系方式。因此他把其指控

贴到了新语丝。《自然》试图与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委员会联系,

也没有成功。

  “正是由于(实际上)缺乏这种正规的机制才使新语丝变得重要,”傅新元

说。但是傅新元做为一名人权提倡者,担心媒体根据网上不负责任的指控,特别

是那些没有表明其身份的指控进行的炒作,让人回想起中国的“大字报”。

  在1970年代【译按:原文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贴在墙上的手写张贴

被用于迫害那些被认为是政府敌人的人。“任何人都能写任何事情,人们读了它

就假定它是对的,”陈列平说。“在学术界再发生这种事会是非常可怕的。”

  自从方是民在2001年【译按:应是2000年】建立其网站用于揭露坏科学并试

图提高中国科研道德水平后,已受到了广泛赞扬。他为他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他

说在收到的来稿中,他只发表其中的大约10%,而且他只发表那些向他表明真实

身份的来稿者的指控。他补充说,他会做一些初步的调查,有时也向外部专家征

求意见。

  但是有几位科学家给《自然》写信,对方是民的网站变得如此有威力表示担

忧,说他们害怕姓名被公开,因为他们害怕成为他的敌人。

  傅新元说,他希望能够见到中国建立一个由在科学不端行为方面受过训练的

专家组成的新的机构,对造假的指控进行调查,类似于美国的科研诚实办公室。

《自然·医学》的主编Juan-Carlos
Lopez说,那对解决司履生指控魏于全一案
肯定是必要的。“已经有够多的‘他说,她说’的废话,”Lopez说。“是能胜

任的权威机构介入的时候了。”

  人们并不清楚这将会如何发生。傅新元和他的共同签名者也还未收到中国权

威机构的任何答复。

http://www.nature.com/news/2006/060522/full/441392a.html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24 May 2006; | doi:10.1038/441392a

Named and shamed
As accusation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China become rife,
some
fear persecution reminiscent of that us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avid Cyranoski

Chinese science risks being sliced up by a double-edged sword:
rampant
scientific misconduct on the one hand, and persecution based on
false
accusations on the other.

The lack of confidence in official mechanisms for properly
investigating fraud has led to increased reliance on websites
that
challenge the records and publications of Chinese scientists. But
man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damage such untested allegations can
cause;
more than 100 Chinese scientists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ent
an open lett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king it to set up
mechanisms to ensure that claim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are
investigated fairly.

China admits it faces a serious problem with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cluding plagiarism, and the fabr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of
data.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is unknown, but a recent spate of
allegations
has drawn attention to the issue.

In March, Hui Liu, the vice-dea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in Beijing, was fired, following claims that he had boosted
his
publication list with papers by another H. Liu (see Nature 440,
728;
2006). Liu has reportedly denied the charges and blamed the mix-up
on
a clerical error. In April, Sichuan University in Chengdu was
criticized by the Chinese media for finding one of its
professors
innocent of fabricating a paper; the paper has been under attack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2000. And two weeks ago, Jin Chen of
Shanghai’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hose announcements of one of China’s
first
digital signal-processing chips in 2003 stoked patriotic fervour,
was
condemned by his university for faking research and stealing
designs
from a foreign company.

In all three cases, a popular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known as
New
Threads (http://www.xys.org), which has a reputation for
disclosing
scientific fraud in China, played a key role in fuelling public
outcry.

In the first two cases, postings of the accusations on New Threads
led
to the Chinese media picking up on the stories. And the website’s
owner,
Shi-min Fang, a biochemist based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claims
he
was the first to post the name of Chen’s company which
supposedly
re-labelled foreign chips.

The power of the website to implicate scientists in the absence
of
adequate formal mechanisms of investigation has put it at the
centre
of concerns over claims of misconduct.

Xin-Yuan Fu, an immunologist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Indianapolis,
says it was the Sichuan University case that drove him to write
a
letter to key science-policy officials, including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and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king them to take action. The letter struck a chord among his
peers
— within five days of circulating it to other Chinese
biologists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u’s letter had collected 120
signatures,
including those of two researchers in China. “I was overwhelmed,”
says
Fu.

After noting the need to expose all types of misconduct, the
lett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 of unfounded alleg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ttack scientific claims without giving evidence of
faulty
laboratory procedures. It ends by condemning the tendency to
make
“personal attacks anonymously in public… in the absence of
proper
investigation”.

Fu says the Sichuan University incident is a case in point. Yuquan
Wei,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published a paper in Nature
Medicine
in 2000 detailing the use of foreign endothelial cells as a vaccine
to
prevent tumour growth. The paper claimed success in mice and
suggested
the technique could work in humans (Nature Med. 6, 1160–1166;
2000).

But Lusheng Si, an immunopathologist a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ho
first came across the paper when reviewing a grant proposal by Wei
in
2001, suspected that it contained fabricated data. On 26 March
this
year, after hearing that Wei was using the paper to request a
further
large grant, Si attacked the paper on New Threads.

The letter led to a media fury in China and an investigation by
Wei’s
university. Sichuan concluded that Wei had committed no offence,
and
that the dispute over Wei’s research was simply a
run-of-the-mill
academic disagreement. The media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criticize
Wei and Sichuan University, but many scientists think Si’s attack
was
irresponsible and based on unsound interpretation of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procedures.

Si contends, for example, that the mouse immune system should
respond
to all proteins in foreign cells, whereas Wei’s paper suggests
that
immunized mice selectively respond to a few antigens. “This
violates a
fundamental law of immunology,” Si says.

But Lieping Chen, an immunologist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Baltimore, Maryland, and a signatory to Fu’s
letter,
disagrees with Si. Chen says that a selective immune response to
one
or a few foreign proteins is an aspect of well-known
phenom–enon
known as immunodominance.

Si also questions the number of mice Wei used, estimating this to
be
around 40,000. “This is too big to believe,” he says. Wei, backed
by
Chen, says Si has miscalculated the number, and that less than
5,000
mice were actually used.

But even those who defend Wei admit that his response hasn’t
helped.
For example, Si claims that Wei has so far refused to release his
raw
data, which most agree would settle the issue. Wei told Nature, “I
did
not say I cannot release raw data for inspection”, but he has
not
clarified whether he will make his data available. He has denied
all
misconduct.

The university’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tter has failed to
convince
many that the truth won out, mainly because it lacked
transparency.
“The recent self-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fraud at Sichuan
University is a total joke,” says Mu-ming Poo, a neurob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head of the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s in Shanghai. Nature’s request for details on
the
university procedur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members of the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was referred to Wei; as Nature went to
press
he had not provided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vestigation.

The recent self-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fraud at Sichuan
University
is a total joke.

Poo believes the incident is indicative of the fact that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lack the capacity to investigate one of their own.
“The
outcome is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university’s own
interests,
such as protecting its reputation,” he says.

Fu’s letter, sent on 8 May, calls for greater involvement of
higher-level funding bodies such as the science ministr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These institutions already have investigatory bodies. The CAS
established its ethics committee in 1997 and drafted guidelines in
2001.
The NSFC committee, established in 1998, says it investigated
445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in its first five years (out of an
estimated
30,000 projects that it funded during that time). In the most
severe
cases, the committee indefinitely blocks perpetrators from
applying
for funds.

But many scientists feel these committees are ineffective, and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settle matters is driving those
with
grievances to publish them on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Si says
he
considered sending his complaint to the CAS or to the science
ministry,
but he was unable to find contact details for either. So he posted
his
accusation on New Threads instead. Nature’s attempts to contact
the
committees of the CAS and the NSFC were also unsuccessful.

“It is the [effective] absence of such formal mechanisms that
makes
New Threads important,” says Fu. But Fu, a human-rights advocate,
is
worried that the media frenzy following irresponsible
web-based
accusations, particularly by those who don’t identify
themselves,
hearkens back to China’s ‘big letter’ posters or ‘dazibao’.

These wall-mounted handwritten posters were used to persecute
those
considered enemies of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70s. “Anyone could write anything, and people would read it
and
assume it was right,” says Chen. “It would be a terrible thing to
go
through again, in academia.”

Fang, who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since setting up his website in
2001
for exposing bad science and trying to raise the profile of
research
ethics in China, defends his postings. He says he only accepts
about
10% of submitted letters, and that he only publishes allegations
from
correspondents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to him. He adds that he
does
som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nd sometimes asks outside experts
for
their opinions.

But several scientists have written to Nature to express concern
over
how powerful Fang’s website has become, saying they are afraid to
be
named for fear of becoming his enemy.

Ideally, Fu says he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establish a new
agency
staffed by experts trained in scientific misconduct that
could
investigate claims of fraud, akin to the US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That would certainly be necessary to resolve the case of
Si
versus Wei, says Nature Medicine’s editor-in-chief Juan-Carlos
Lopez.
“There’s been enough of this ‘he said, she said’ nonsense,” says
Lopez.
“It’s time for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get involved.”

How likely that is to happen is unclear. Fu and his
co-signatories
have yet to receive any respons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XYS20060525)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旧作】略评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的造谣谤文

25 05 2006年

【按:刘华杰的造谣谤文据闻被杨玉圣当成宝贝拿到最近一期的《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我还没有见到。等见到了再决定如何处理。】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在其把持的北大反科学传播中心网站发表

了一篇造谣诽谤文章《回顾一下方舟子的“搬运术”——打假英雄的双重标

准》,文章的主要内容早在2004年2月刘副胡译《怎样当一名科学家》被我

们批评时,就已经在北大反科学传播中心网站上登过了,只不过那一次是匿

名,这一次勇敢地署上“刘华杰”的大名而已。我当时已写了一篇《评北京

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发表的匿名谤文》加以驳斥,全文附后。不了解这件公案

的读者,看了那篇文章即可知道事实如何。《科学》杂志编辑部在接到诬告

后也曾经调查过此事并有了结论(刘副对此当然是只字不提的)。

   
在此我只想补充一点:刘副说我在被人指控剽窃后才在文后注明“(原

始论文见Science, 293,
2105-2108)”,这完全是造谣。2001年10月5日拙
文《科学地解决道德难题?》在新语丝网站登出时,就有这个注释,对此,

不仅当时的读者可以作证,懂点网络技术的人也可以去核实,到新语丝主站

点取阅这篇文章: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moral.txt

查网页的“Page Info”,可知最后更新日期为:

Friday, October 05, 2001 5:59:31 PM

即该文在2001年10月5日登出后就没有修改过。当天,有人在网上指责我在文

后加这个注释是在误导读者以为我在Science上面发表了论文,一计不成又生

一计,几天后才有人根据我的注释找到原文后,改而指控我剽窃。我当时即写

了三篇文章加以驳斥(《智力正常地解决“编译”问题——答复旦大学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边建超》(XYS20011011)、《骗子帮闲也拉帮——答赵纪

军博士》(XYS20011012)、《“方舟子剽窃铁证如山”的真相》(XYS20011105))。

当时刘副还是新语丝的热心读者和投稿者,不可能没有读过我这些澄清文章。

刘副在《回顾一下方舟子的“搬运术”》后面装模作样地列出“参考文献”,

对这些文献当然都是假装没有见过的。顺便说一下,刘副当时正与吴德余、日

工和我辩论“科学文化”、“霍金”、“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等问题,露了大怯被追着打,好不尴尬(最近我得知刘副对我的怨恨即开始于

这个时候,曾向人抱怨我居然一点也不给他面子)。2003年2月“姚雪彪事件”

时有人在中国科大BBS上造谣说我“以前抄袭《科学》的文章被揭发,百口莫

辩”,我当即又发了个声明(《针对中国科大BBS造谣诽谤“方舟子剽窃”的

声明》(XYS20030222))。

   
刘副信奉“谎言重复千遍即是真理”,一遍遍地重复谣言,我却没有兴趣

一遍遍地和他奉陪下去。蓄意造谣也许能蒙骗几个人,却只会让更多的人看清

其无耻的嘴脸——他实在是比我想像的还要无耻得多,在我认为他低劣得不能

再低劣的时候,他总能出乎意料。

2005.3.8.

附:

              
评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发表的匿名谤文

                          
·方舟子·

   
今天,在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的首页第一条出现了一个“方舟子:

科学地解决道德难题?”的链接,从其格式看,让读者误以为是登载了我写

的文章《科学地解决道德难题?》。点击进去,文章标题为《科学地解决道

德难题?》,作者名字为“方舟子”,但是读其内容,才发现是对我的这篇

文章所做的匿名评论。评论者做贼心虚,不敢署名,想要让北京大学为其承

担全部的法律责任。但联想到该中心的副主任、该网站的管理员、北京大学

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的一本译作最近受到我的批评,该网站前面还有几篇署

名刘华杰的攻击、谩骂我并一再声明实行“三不”政策不再答理我的文章,

也就不难猜出这位北大哲学系的匿名评论者是谁。

   
评论的内容是要说明我这篇文章“与《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相似’”,

并从中摘录了三小段文字和两句话做比较,声称“中英文有明显的相关性,

不过方舟子有意改动了一些词。”但匿名者不敢让读者知道的是,我那篇文

章本来就是在介绍《科学》杂志这篇文章的工作,不仅在文中清楚地表明了

这一点(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用实验……”),而且在新语

丝上登出时,文章后面还附上《科学》杂志的这篇论文出处做为参考文献,

只不过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时按报纸惯例没有把参考文献附上。介绍一篇

论文的研究工作,当然会有“相似”、“明显的相关性”,否则岂不成了我

自己的研究。至于我“有意改动了一些词”(其实全文表达方式、顺序都有

很大不同,并非只是词语改动),不是要掩饰抄袭,而是要避免抄袭,在介

绍别人的工作时,不能照抄或翻译原文的语句(除非是引用),而要用自己

的语言做复述(paraphrase),这是常识。

   
显然,北大哲学系的匿名评论者是在向读者暗示我抄袭了《科学》的论

文,但是又不敢明白地说出来。自从我这篇文章在2001年10月4日发表以来,

虹桥论坛的学术骗子们根据我文后注明的文献发现了出处,就一直造谣说我

剽窃《科学》的论文,还联合起来向《科学》编辑部告状。这个指控虽然被

《科学》编辑部所否定(理由就是第一,我说明了是他人的工作,第二,我

是用自己的语言做的复述),但是学术骗子们并不死心,每过一段时间,就

要把这个谣言再造一遍,看能不能蒙倒一个算一个。对此我已一再驳斥过。

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的这篇匿名评论不过是拾学术骗子的牙惠而已。北大哲学

烂货要与海外学术骗子穿一条裤子,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北大科学传播中心

不是刘华杰他家开的,其网站也不是刘华杰的私人财产,岂容他把它做为造

谣诽谤发泄私愤的工具?他的上司如果不管,自有法律来管他的上司。

2004.2.12.

(XYS20050309)



破解蜜蜂的舞蹈

25 05 2006年

   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许多生物学家认为蜜蜂和其他昆虫都没有色觉。

难道花朵鲜艳的色彩竟会不是在吸引蜜蜂的来访?德国生物学家卡尔·冯·弗里

希(Karl von
Frisch)对此不以为然。他开始做实验测试蜜蜂的色觉能力。在
一些有不同的灰色程度的纸张中放一张有色的纸,然后在色纸上放上一个小玻璃

盘,里面装糖浆。弗里希发现,附近蜂巢中的蜜蜂能够识别出这个颜色。

   
而且弗里希还注意到,在两次试验的间隙,会有零星的蜜蜂飞过来侦察,如

果它们发现又有了糖浆,会返回蜂巢,几分钟后,一大群蜜蜂就会蜂拥而至。

   
这只侦察蜜蜂是不是跑回去报信呢,又是如何报信的呢?科学史上一个最迷

人的发现之一至此意外地开始。弗里希观察到,侦察蜜蜂回巢后,会在蜂巢上右

一圈、左一圈地跳起“8”字形的圆舞,吸引许多其他蜜蜂跟在它后面,循着气

味飞往喂食地点。糖浆越甜,舞蹈越激烈、持续的时间越长。弗里希认为他已经

破解了蜜蜂的语言。

   
但是到了40年代,在20年后弗里希重做这个实验时,才发现事情要比他当初

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蜜蜂的舞蹈不是一种,而是有两种。如果喂食地点与蜂巢的

距离在50米之内,侦察蜜蜂跳的是圆舞,但是一旦喂食地点的距离超过了50米,

它就会跳起一种摇摆舞,在跳到“8”字交界处时,会以每秒13次的频率快速地

抖动身体,发出嗡嗡声,同时左右摆动,摆动的次数与采集地点的距离有关,每

摆动一次表示大约50米的距离。而且,摇摆的方向能表示采集地点的方位,它的

平均角度表示采集地点与太阳位置的角度,即使是阴天,蜜蜂也能通过感觉紫外

线和偏振光而知道太阳的位置。

   
这种语言并不太精确,只能把采集蜂群带到喂食地点附近,到那里后它们就

要根据从舞蹈者的身上获得的食物味道去寻找食物。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非常抽象、

复杂的语言,能够传达的信息数量据估算可达到大约10亿条,在所有动物信息

传播系统中,仅次于人类语言。

   
弗里希在1946年公布了这个重大发现,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但是在

他获奖时,仍然有不少生物学家对其结果表示怀疑。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

国生物学家亚德里安·温纳(Adrian
Wenner)等人在做了一系列实验后,认为
蜜蜂完全是根据气味而不是舞蹈语言来确认食物地点的。他们认为,蜜蜂的舞蹈

就像其他采集性昆虫的“舞蹈”一样,只是用来吸引其他蜜蜂的注意并传递气味,

并无任何抽象的含义。其他蜜蜂飞出蜂巢后,是根据它们从舞蹈者身上获得的食

物味道和舞蹈者留在食物地点的体味去寻找的。在弗里希的实验中,采集蜂群能

够直接飞往舞蹈者去过的食物地点,而忽视周围的其他食物地点,温纳等人认为

正是被舞蹈者留下的体味吸引过去的。

   
为了反驳这些反对意见,弗里希曾经补做过一系列实验,例如把蜂巢侧立,

并遮挡住阳光,这样舞蹈者搞不清方向,采集蜂群就没能定向飞往舞蹈者发现的

食物地点。但是最有说服力的实验是其他生物学家在后来做的。其中一个实验非

常简单,在侦察蜜蜂发现食物飞回蜂巢报信之后,研究者把食物移走,但是采集

蜂群仍然根据侦察蜜蜂传递的“假情报”,飞到原有食物的地点寻觅食物,尽管

那里既无食物的味道也无侦察蜜蜂的体味。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实验则要复杂得多。研究者制造出了一只能使用蜜蜂语

言的“机器蜂”。它的外观一点也不像蜜蜂,只是用木头、钢管和刀片拼凑而成

的,中间一根钢管带动木头跳摇摆舞,后头有刀片模仿蜜蜂的翅膀发出舞蹈声,

前头还有一个钢管给蜜蜂提供食物“样品”(糖水)。就是这么简陋的“机器蜂”,

只因为它能够“讲”蜜蜂语言,就能够把蜜蜂成功地引导到选定的地点。

   
对一项匪夷所思的重大科学发现,有质疑、反对的声音和证据,那是再正常

不过的了,关键在于如何寻找新的证据、设计新的实验去证明它。蜜蜂有语言在

今天已经成为共识,而且我们知道它们是天生就会,而不是后天学来的。我们还

知道不同亚种的蜜蜂使用不同的方言。例如,德国亚种摇摆一次表示50米,意大

利亚种则表示20米。这种方言也是天生的。让德国蜜蜂幼虫在意大利蜜蜂的蜂巢

中出生、长大,它仍然讲“德语”,由此会导致蜂巢中的语言混乱。

2006.5.22.

(中国青年报2006.5.24)

(XYS2006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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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假做真时——美国皇帝诺顿一世传奇

24 05 2006年

http://s1.album.sina.com.cn/pic/47406879020003yc(诺顿一世像。)

旧金山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1880年1月9日的头版头条是“Le Roi Est Mort”(法语“君王驾崩”),宣布:“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众所周知,美国独立之前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一直实行共和制,1月9日又不是愚人节,怎么冒出了一名皇帝出来?这位皇帝当然是自封的。古今中外,以皇帝自居者数不胜数,直到当代中国农村,还经常上演皇帝登基的闹剧。真正得以君临天下者少之又少,按成王败寇的规律,众多的失败者下场都很悲惨,若不被杀、坐牢,就是被送进精神病院了。但是这位自封的美国皇帝,手上无一兵一卒又穷得丁当响,却生前深受爱戴,死后备极哀荣。这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而且只有在旧金山这个城市,才可能发生。只有一个民主而且有高度言论自由的国家,才会容忍有人自封皇帝发号施令;也只有在一个浪漫的城市,才会欣赏并且利用这种假戏真做的小丑。

像某些出身草莽的皇帝,约书亚·诺顿(Joshua A. Norton)的出生日期曾经也是个谜,其墓碑上刻的出生年份为1819年,《旧金山纪事报》的讣告则说他享年大约65岁(也就是大约出生于1814年)。现在我们根据教区出生记录,可知他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颇为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4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诺顿起初在旧金山从事多种生意,炒房地产、给金矿提供工具、卖大米等等,也干得颇为成功,到1854年已拥有了大约25万美元的资产,成了旧金山最受尊敬的商人之一,被朋友们戏称为“皇帝”——这大概是他后来自封皇帝的灵感。这时候他有了个大胆的商业计划。当时旧金山已有了相当多的华人,大米是他们的必需品,市场颇大。诺顿想要独占大米市场,囤货居奇哄抬价格。他筹集资金,买下了旧金山几乎所有的大米,促使旧金山的米价直线上升。就在他开始当上米王收取回报时,他的商业运气却完结了:两艘满载大米的日本船只突然抵达旧金山,而他剩余的资金只足以买下其中一艘所载的大米。米价直线下降,诺顿一夜之间破产。

接下来的三年诺顿被债主讨债,官司缠身,到1858年,他已身无分文。然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分散,看来已经疯了。9月17日,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明年2月1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署“美国皇帝诺顿一世”。

《旧金山布告》的编辑们没有把这张字条扔进废纸篓,而是在第二天以“一名皇帝在我们中间?”为题在头版刊登了诏书。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当天就有人在街上向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像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诺顿一世的存在给公众提供了许多饭后谈资,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轶事、绯闻。有谣言说诺顿一世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私生子,这个谣言可能是诺顿一世本人炮制的,至少是被他所认可的。拿破仑三世(1808-1873)实际上只比诺顿一世大三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诺顿一世对自己的出生年份秘而不宣。也有谣言说诺顿一世向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求婚。诺顿一世在晚年的确颁布过诏书宣布自己要选皇后,不过其真实动机是想以此为借口把皇宫搬到高级宾馆。诺顿一世的诏书更多的是在针砭时弊,不乏真知灼见,旧金山各报争相刊载,并为了娱乐和出于政治目的,经常盗用诺顿一世的名义颁布伪诏。对旧金山人民来说,诺顿一世不仅是个小丑,也是个政治工具,这和世上大多数帝王也没有什么区别。显然,有许多人会认为诺顿一世不过是个精神病患者。但诺顿一世除了自封皇帝之外,其言行举止都很正常,并没有出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常见的幻觉。马克·土温在旧金山当记者时,曾是诺顿一世的邻居。据他的观察,诺顿一世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疯狂。他后来创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时,以诺顿一世为原型塑造了其中的“国王”一角。

http://s2.album.sina.com.cn/pic/47406879020003yd(《哈克贝利芬》初版插图“国王猛摇哈克”)

但是诺顿一世试图统一全美的伟大事业却一再受挫。1859年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1860年1月,他听说议员们抗旨继续在华盛顿开会,便下令美国军队总司令斯格特将军派兵前往国会大厦驱逐叛党。美国军队也抗旨,于是他在那一年的7月颁布诏书宣布解散共和国。此时共和国也的确处于濒临解散的状态,南北战争即将爆发。他命令林肯总统和南方邦联杰斐逊·戴维斯总统到御前来和平解决争端。他们两人全都抗旨,内战于是爆发。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做为后备力量。诺顿一世还给世界各国的政府首脑写信提供种种忠告,据说当时夏威夷国王对诺顿一世表现出来的智慧极为佩服,不愿再与美国国务院打交道,而只接待诺顿皇帝的使者。美国联邦政府对诺顿一世的身份也并非完全不予承认,在187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纪录中,写着诺顿的职业是“皇帝”。

不过,诺顿一世的统治范围显然只限于旧金山一地。做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以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旧金山的剧院在前排为他保留了三个座位,供他和两头皇犬就座。他驻跸的“皇宫”——一个肮脏、窄小的公寓房间——的租金,也由共济会包了。当然也有个别的人不承认他的皇家特权,例如华人洗衣店就拒绝为他免费洗涤皇服,不过没有关系,自有好心的有钱人暗地里替他付钱。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50美分,也有的为5美元、10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据说信誉比美元还好。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在诺顿一世的皇服过于破旧时,市政府为他订做了一套崭新的皇服,并举行盛典交给他。在自行车开始流行时,市政府购买了一辆让他当皇骑。

http://s3.album.sina.com.cn/pic/47406879020003ye(诺顿一世发行的钞票。)http://s4.album.sina.com.cn/pic/47406879020003yf(漫画家爱德·詹普(Ed Jump)的漫画《三个流浪汉》描绘诺顿一世及其皇犬在打秋风,让诺顿一世大为光火。)

诺顿一世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每天人们都看到他穿着皇服在街上视察,监视市政设施的修建,监督警察的工作,并经常要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上做为嘉宾发表演说。如果他发现市政设施不足,他就命令加以改进。如果税率太高,他就命令降低。如果臣下不执行他的命令,他有时也会挺身而出。当时旧金山经常出现攻击华人的骚乱。诺顿一世在一次巡视中,遇到了一起反华骚乱,据称他为了平息骚乱,跑到华人和暴徒中间,跪下来反复做祷告,使暴徒感到羞愧而散去。在无数正常人疯狂反华的时候,却只有一名被视为疯子的人大无畏地站出来制止悲剧的发生,究竟谁更疯狂?诺顿一世还是一位目光远大、雄才大略的皇帝。1869年,他颁布诏书下令臣民资助当地一位姓马里奥特(Marriot)的发明家研究“空中机器”,而三十多年后,莱特兄弟才成功地制造了人类第一架飞机。他向其他国家领导人提议组成“国联”,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果然成立了这么个名称、功能和他提议的一模一样的国际机构,但是此时各国领导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实现诺顿一世的宿愿。1869年,诺顿一世下令在旧金山海湾建一座悬索桥,此后又几次下诏命令建桥。和他的其他圣旨不同的是,这道圣旨最终不仅被奉行,并且归功于他,只不过迟了六十多年:1933年,旧金山开始在诺顿一世规划的地址建悬索桥,1936年,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桥之一——金门大桥建成,在它的一根桥梁上挂着一块牌纪念诺顿一世:“旅行者,请停步并感谢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1859-80在位),他有先见之明,构想并下令在旧金山海湾建桥。”

这样的皇帝合该受到人民的爱戴。在1867年1月21日,有一位名叫阿曼·巴比尔(Armand Barbier)的新警官不知好歹,竟敢作乱犯上,以流浪罪逮捕诺顿一世。有人向巴比尔指出诺顿一世口袋里装有4.75美元,也有住所,因此不能算是流浪汉,巴比尔于是改指控诺顿一世是精神病患者,将他关起来等待精神病专员(负责判决某人是否有精神病的政府官员)做判决。舆论大哗,旧金山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抨击警官的做法。眼看人民就要起义勤王,警长下令释放诺顿一世并向他道歉,诺顿一世宽宏大量地赦免了那名新警官。从那以后,旧金山的警官在街上见到诺顿一世时都向他敬礼,一年一度的警察——诺顿的“皇家警察”——检阅仪式也由诺顿一世带队。

1880年1月8日,诺顿一世在前往自然科学院演讲的途中,因中风驾崩。2天后,他被埋葬在共济会墓地,约三万人参加了葬礼,送葬的队伍长达2英里,据称是旧金山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葬礼第二天,有日全食使旧金山天昏地暗,提醒旧金山人民一个美好王朝的终结。1934年6月30日,旧金山市政府将他的遗体移到林地陵墓(Woodlawn Cemetery),新立了一块不算寒碜的大理石墓碑,上书“诺顿一世,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1980年1月7日午餐时间,旧金山举行典礼纪念它的唯一皇帝驾崩100周年。古往今来,有多少皇帝在死后100年还让人记得?

护林人乙:是的,但是你说话的口气就像你是国王。

亨利六世:啊,我是,在精神上是,而那也就够了。

护林人乙:但是如果你是国王,你的王冠在哪里呢?

亨利六世:我的王冠在我的心中,而不在我的头上。

它没有镶嵌钻石珠宝,也不是要人看见。

我的王冠叫满足,很少国王享有此王冠。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下)》第三幕第一场,拙译)

http://s5.album.sina.com.cn/pic/47406879020003yg(诺顿一世陵墓。)200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