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美国病毒基因公司在北京地坛医院非法试验治疗艾滋病药物一事，一年前已
经闹得沸沸扬扬。最近由于英国《自然》杂志做了报道，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见《北京科技报》2005年6月1日报道《艾滋病药物人体试验再受关注》）。病
毒基因公司驻北京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份据称由“第三方”做的
临床试验报告。记者将该报告拿给我看，我看后指出，没有必要太深地去看它的
相关实验数据，因为样本太小（仅34名患者），而且缺乏双盲的对照组试验，结
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要试验一种药物的疗效，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只要找一
批病人，对他们用药，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的病治好，不就得了？在以前，医生的
确是用这种办法做临床试验的，有时也能够有很明确的结果。1885年7月6日，巴
斯德做了一次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临床试验，给一位9岁的男孩注射了狂犬
病疫苗。这名男孩在两天前被一头狂犬严重咬伤。在随后的10天内，巴斯德给这
名男孩共注射了12次疫苗。几天后，男孩便康复回家了。第二年3月1日，巴斯德
向法国科学院报告了他对狂犬病的治疗结果，呼吁建立狂犬病疫苗中心。到1890
年，世界各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狂犬病治疗中心。

    由于人们在得了狂犬病之后必死无疑，死亡率百分之百，而巴斯德治疗的狂
犬病人却活了下来，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巴斯德的疗法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这个
著名的试验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例。能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极为罕见。药物
通常只是用来减轻、消除症状，减少病痛，降低死亡的危险。对绝大多数疾病来
说，药物疗效并不是非此即彼、要么有效要么无效没有中间状态那么简单。这时
候，要判别药物的疗效，就困难得多。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药物疗效的认定。许多疾病都能够自愈，例如感
冒、失眠症，不必治疗也会痊愈。甚至像癌症这样的所谓“不治之症”，也有一
部分病人会自愈。还有许多疾病的状况受病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给病人服
用并无药效的假药（“安慰剂”），也会出现一定的疗效，有时能达到30％甚至
更高。有些慢性病，病情自己会时好时坏。而像心急梗死、中风这种能致命的疾
病，其死亡率与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有关，波动很大，难以对个体
做出预测。还有一些疾病的病情好坏，取决于病人的自述或医生的主观判断，其
结果很容易受到病人或医生的主观愿望的影响而出现偏差。

    为了避免上述因素，在临床测试一种新药的疗效时，就必须精心设计试验方
案，进行对照试验。在对照临床试验中，一组病人接受新药治疗，其他组——对
照组——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分成不接受任何药物治疗、接受安慰剂治疗、接受
已有药物的治疗或不同剂量的新药治疗组，然后比较不同组的结果。其中最基本
的对照组是安慰剂对照组，即使用外观应与试验的新药相同或相似，而又不含任
何药理活性物质的制剂（其主要成分通常是淀粉或生理盐水），这样可以最大限
度地消除心理因素对药物疗效的影响，是新药临床试验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做对照试验时，为了尽量避免主观偏差，还需要遵循其他一些原则。在有
可能影响药物效果的各个方面，新药组和对照组的病人都应该相同或相似，例如
所有的病人都必须患有相同的疾病，或处于同一疾病的相同发病阶段。而且，新
药组和对照组的病人的年龄、体重、健康状况、接受其他治疗的情况等各个方面
也应该尽量相似。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遵循“随机化”原则，即参加临床试验的所有病人被
随机地分配到不同的组，病人将进入哪一组完全由随机产生的编号来决定，而不
是人为地挑选哪些病人进入新药组，哪些病人进入对照组。如果参加试验的病人
群体足够大，随机化分配的结果将会使新药组和对照组的病人有相似的特点。否
则，如果由研究人员来挑选的话，就可能有意无意地把病情较轻的病人挑选入新
药组，使得新药组的疗效过于显著。

    在临床试验中，一方面，如果新药组病人知道自己吃的是新药而对照组病人
知道自己吃的是无效的安慰剂，那么心理因素就可能对两组病人的疗效分别产生
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为了能得到好结果，有意无意地可能会
对新药组病人更精心护理或施加暗示影响病人，在判定疗效时，会倾向于更正面
评价新药组病人，更负面评价对照组病人，只收集对新药有利的数据而忽视不利
的数据等等。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偏差，在临床试验中还必须遵循“盲法原则”。

    如果病人不知道但是研究人员（医生、护士和数据分析人员）知道谁服用的
是新药谁服用的是安慰剂，这是“单盲”，但是如果研究人员和病人都不知道分
组情况，则属于“双盲”。双盲是避免主观偏差的最好办法。在双盲的情况下，
分组情况由第三方人员掌握，医生、护士在“盲态”下给病人使用药物或安慰剂，
观察疗效和收集病人的数据，然后把资料交给同样处于“盲态”的数据分析人员
去分析。只有在最后需要比较新药组与对照组的疗效时，才会解除“盲态”，让
研究人员和病人知道分组情况。

    有时候，通过其他方式（例如临床经验积累、仔细的观察）也能够发现药物
的疗效，但是这样的发现往往是不可靠的，不足以得出科学的结论。随机的、双
盲的、有对照的临床试验虽然不是发现药物疗效的唯一方法，却是能够确定药物
疗效的最可靠的方法。

2005.6.10

（北京科技报2005.6.15.）

(XYS200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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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
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
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
·斗威仪》），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
农”，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神农本草经》中，人
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
目，开心，益智。”颇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广告，但也不算突出，因为这类被认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药在书中列举了120种之多。《神农本草经》并没有具
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记载了113个药方，其中有21个用到人参。这是首次对人参药用的记载。
   
此后的一千年间，人参虽也充当药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也和现在的“保健品”作用差不多。例如，唐末并称“皮陆”的著名诗人
皮日休和陆龟蒙都有以感谢友人惠赠人参为题的诗。皮日休的诗最后说“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似乎也只是把人参当成好茶的代用品。宋时的风气仍
然如此，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人参的地位，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
的食品。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了其父李言闻撰写的《人参传》，首次对人参
做了详细论述，按其说法，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能治男女一切虚症”。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只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
还可找到，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人参，就以为是东北长白山特产，不知道在古代，山西上党的人参才被视为佳品。中医认为药草生长地点对药性影响极大，根据“相
生相克”，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凉或寒，而人参的药性从古代被认为“微寒”，到近代被认为“性温”，也正反应了人参产地从南往北的迁移趋势。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采集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汉
人，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竟腐烂了十余万斤，逼迫他们改进制作方法以长期保存，待价而沽。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
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实
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
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到现在，野生人参被国家定为一级保护植物，已濒于灭绝。中国
市场上见到的价格惊人的“野山参”，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据估计，按现在的采挖速度，再过几年，野生人参也将在俄罗斯灭绝。
    正是在人参就要绝迹，中国人在寻找其替代品时，西洋参开始上场。1701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德美（P.
Jartoux，1668－1720）来华传教，也受到中国人参热的感染，认为人参的确是一种灵丹妙药。1708年，杜德美受清廷之命绘制中国地图，去东
北考察，在距离高丽边界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当地人采集的新鲜人参，依原样大小画图。1711年4月12日，他给传教会会长写信，附上了他绘制的人参图，详
细介绍了人参产地、形态、生长状况和采集方法，并且推测在地理相似的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现人参：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它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
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使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国家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国家恐怕是加拿大。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
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的颇为相似。”
   
这是人参第一次被详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封信发表后，影响很大。另一位法国耶稣会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在加拿大魁北克传教，1716年他读了杜德美的信后，意识到他所在的魁北克正是杜德美预言可能发现人参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参绘图给当地
印第安人看，他们立即认出是一种他们叫做“嘎兰特区恩”（garantoquen）的草药。大多数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已把它当药用，不过用法各不相同，
用于治疗头疼、创伤、不孕等等，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实际上美洲人参和中国人参虽然属于同一个科、属，但并非同一个物种，学名后来被瑞典
植物学家林耐定为Panax Quinquefolium，传入中国后叫做西洋参，也称做花旗参、广东人参。
   
拉菲托向法国报告了西洋参的“发现”后，精明的法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有了一种可以从中国人手中牟取暴利的宝贝。北美各地的法国商人在和印第安人做交易
时，除了收购毛皮，也开始大量地收购西洋参——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现在美国许多皮货商也同时担任西洋参贩。1718年，一家法国皮货公司试着把
西洋参出口到中国，大受中国人欢迎，从此开始了西洋参的国际贸易。北美大地出现了一股“挖参热”，华盛顿在其日记中甚至提到他曾遭遇挖参者。费城的一份文
件记载说，在1788年，有一位叫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的著名探险家在那里卖出了15吨西洋参。
   
西洋参和皮货一起成了新大陆最早的出口商品。起初这些西洋参贸易都是间接的，西洋参先从北美运到法国或英国，然后转运到中国，以致当时的中医著作误以为西
洋参“出西洋佛兰西（即法国），一名佛兰参”（《本草备要》）。第一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也是一次西洋参贸易，发生于1784年2月，“中国女皇”号从纽
约出发，满载着242箱约30吨西洋参开往中国，于8月30日抵达广州，换了200吨茶叶以及丝绸、瓷器返航。在18世纪后期，每年有大约70吨西洋参从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运往中国。主要地由于西洋参贸易，在1800年这一年，美国与广州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在1925年与全中国的贸易额。据统计，在1820
年到1903年之间，美国共向中国出口了1700万磅西洋参，平均价格大约每磅2.5美元。
   
这些几乎都是野生参。在当时，西洋参在美国北方各州的森林中随处可见，但是再多的西洋参也禁不住这种毫无节制的狂挖滥采。在1870年代开始，有些美国人
开始试验西洋参的人工栽培。西洋参栽培之父一般认为是乔治·斯坦顿（George
Stanton）。1885年，他成功地在纽约州种植了150英亩的西洋参。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野生西洋参的供应实际上也已结束，人工栽培已被广泛采
用。从1906年到1970年，美国平均每年出口21万5千磅西洋参，其中只有1951年出口量显著下降，大概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但是即使那一年，出
口量仍然达到7万7千磅。
    
从1960年代中叶开始，美国农业部开始统计西洋参的出口状况。从1967年到1982年，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大约9％。到1983年，出口量开始大幅度
上升，西洋参再次成为美国的一种主要出口产品，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超过25％，到1994年时达到顶峰，一年出口西洋参237万磅，按金额算，最高的是
1992年，达到了1亿4百万美元。但是从1994年起，一方面由于中国引种西洋参获得成功，大约可满足20％的中国市场需要，对西洋参的需求已不完全依
赖于进口，另一方面亚洲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西洋参的出口也受到重大影响，以平均每年减少大约10％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农业部不久前发布的资料，在2001
年，美国西洋参出口金额为2514万美元（包括栽培参1441万，野生参1073万），90％以上出口到东亚，特别是香港。
   
野生西洋参和栽培西洋参的价格可相差数十倍。目前市场上野山参（野生参）价格大约每磅500－600美元，移山参（森林栽培参）价格每磅200－300美
元，园参（田地栽培参）价格则仅每磅20－30美元。为了避免野生西洋参也像野生人参那样濒临灭绝，美国政府对野生西洋参的采集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每年由
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宣布哪些州可以采集野生参。
   
美国是西洋参的最大产量国，有25个州出产西洋参，野生参以肯塔基州产量最高，栽培参以威斯康辛州产量最高，绝大部分的西洋参产自威斯康辛。这些西洋参基
本上都供出口，留在国内销售的也以卖给华人为主。近年来由于出口不景气，西洋参商人们也试图开拓美国本地市场，开始宣传西洋参的神奇作用，主要是声称它能
增强人的精力，是“能量刺激剂”。在药店、超级市场也可发现西洋参制剂，但销量很小。由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至今未认可西洋参（以及人参）有任何医疗作
用，因此这些西洋参制剂都是做为保健食品销售的。
   
西方医学界对西洋参和人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医疗作用仍然充满了争议。许多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中医关于参的疗效的说法视为神话或迷信，另外有些
人则试图研究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如果参真的有药理作用的话，那么是因为其中含有某种活性物质。参根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约占干根的70％，这
些构成了参的甜味），与胡萝卜根差不多。从参中提取出来的人参炔醇与从胡萝卜中提取出来的胡萝卜毒素（一种神经毒素）完全相同。民间说人参服用不当，就跟
吃萝卜差不多，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参根还含有其他多种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在提取、浓缩后表现出药性，但其含量极低，不太可能有重要的作用。参根的化学成
分中，有一小部分（不到5％）属于皂甙类，构成了参的苦味。这类化学物质在多种草药、食物（例如橄榄、金瓜、大豆）中也能找到，有药理活性。世界各国的研
究人员已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分离和鉴定出各种人参皂甙，目前已从中国人参中鉴定出了34种。其中一些人参皂甙在单独使用时，似乎和服用整个参根的作用
相似，因此现在一般认为参的独特活性物质是其中的皂甙类物质。
   
人参皂甙主要集中在参根的外层，根须中的含量又比主根高得多，是其数倍，这与传统上认为参根内部比外层、主根比根须药性强的看法恰好相反。而且，参叶、花
蕾、果肉中人参皂甙的含量比根部高得多，如果人参皂甙真的是人参的活性物质的话，传统上只用参根入药真的可说是舍本逐末了。传统上认为参越老越好，但是根
据测定结果，4－5年的参根的人参皂甙含量最高。传统上还认为中国人参的药性强于西洋参，二者当然又都胜于与参同属的三七，但是人参皂甙的含量却倒了过
来，以三七最高，西洋参其次，人参最低。整个都乱了套。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传统的说法未必有可靠根据，甚至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根据。例如，中医关于人参性
温、西洋参性凉的说法就是源于对二者产地的误会。西洋参最早是从广州进口的，因此被当时的中医误认为是西洋南方特产，将其定为性凉药物。实际上西洋参主要
产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纬度与人参产地相当。
   
有趣的是，国内外对人参皂甙含量的测定差异很大，中国研究者把人参主根中的人参皂甙含量测定为2.2-5％，而欧美研究者的测定结果则大约只是其一半。不
知这种差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研究者对参的药性的信心的差异。就像以前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一样，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人参、西洋参有多
种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能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降低疲劳度，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癌症、
糖尿病等等现代世界的种种头号疾病。有一些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支持这些说法，另外的一些研究则未能加以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参、西洋参绝对不是完全
无害的补品。几年前美国医学机构曾发出警告，不可在手术期间为了“补气”而服用人参、西洋参，否则可能引起手术时大出血。
    现代医学界对人参、西洋参是否有药效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美国药典》（U.S.
Pharmacopoeia）一度列入参，但在1880年将其删去。《美国国家药典》（U.S. National
Formulary）也在1937年删去参，认为其医疗、保健价值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想像。目前西洋参原产地的医学权威机构美国医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医学联合
会都不承认参的医学价值。对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世界医学界在以后很可能还会一直争论下去。一种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最大的可能是其实一种病都治不
了。中国人对参的崇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的。这种神秘感对于种参业来说，却正是其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卖点。如果参能够被证实的确有
某种疗效，如果参的活性物质能够被真正鉴定并合成，那么种参业可能就要完成其历史使命了。

2003.1.18.

（载《科学世界》2003年第2期）

(XYS20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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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题目为《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在课后问答中有关中医的科学性问题成为焦点。（宫一栋摄）

（原载《财经》“年刊 2006：预测与战略”）

　　误读“转基因”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
不准确的

　　□方舟子
　　新语丝网站创始人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

　　在过去的2005年，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掀起的“乐之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
波”，以及在湖北发现“非法转基因稻米”事件，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
再次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相信这一关注将持续到2006年。

　　目前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用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而所谓转基因作
物，是指那些用遗传工程技术，根据需要转入某种特定基因的作物。

　　人类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历史并不长。1992年，中国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
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美国市场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
软化缓慢的西红柿。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巨大优势，推广非常快。在美国，有近一
半的大豆、棉花，超过三分之一的玉米、油菜是转基因作物。

　　目前最常见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以及抗虫害基因，这样可以减少农药，尤
其是剧毒、高残留性农药的使用。此外，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
分。

　　在研究、开发中的其他项目，还包括用转基因技术让农作物具有抗霜冻、抗
旱、抗病（例如小麦锈病）和固氮能力，用转基因技术让水果生产霍乱、乙肝疫
苗等。

　　这些转基因作物，很多被加工成食品进入市场。

　　国内一些舆论，将转基因食品进入中国市场，描述成美国实行歧视性政策的
结果，似乎美国把自己不敢吃的转基因食品拿到中国做人体试验。事实上，美国
不仅是世界上转基因食品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目前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食品中，大约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与欧盟不
同，在美国出售的转基因食品，都是不特别加以标记的。

　　生物学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来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1998年苏格兰
一位名叫普兹太的免疫学家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
能损害老鼠的内脏和免疫系统。节目播出后，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
舆论大哗。普兹太的实验结果以后被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家反复提及，是一个
“经典”研究。

　　但是这项研究在学术界遭到了众多的批评。英国皇家学会的调查指出这项实
验的设计和操作都存在着问题，如果根据这篇论文认为转基因食物会危及健康，
将是错误的。而且，普兹太研究的那种转基因土豆（转入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抗
虫害土豆）并没有上市，即使他的研究没有问题，也无法说明已上市的其他转
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就有问题。

　　其他研究组的研究结果，则得出了与普兹太不同的结论。有多项研究表明，
已上市的转基因土豆、转基因西红柿和转基因大豆对动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动都无
影响。

　　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食品巨头“孟山都”公司的
一份秘密报告。据报告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
这则报道又引起了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心。

　　根据孟山都公司就此事发表的声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所谓“血液变化和肾
脏异常”其实指的是血液成分和肾脏大小的差异，而它们都在正常范围内，并非
病变。孟山都公司虽然声称由于商业秘密问题无法公布实验结果全文，但是在申
请上市时，全文已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并获得通过。

　　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并不存在别人无法重复的秘密实验。不管孟山都
愿不愿公布结果，其他实验室都完全可以重复、验证孟山都的实验结果。对这种
转基因玉米MON863，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FSANZ）在2003年做过安全性
评估，结论是：“在评估MON863玉米时，未发现潜在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根
据现有申请所提供的数据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源于MON863的食品可被视为
与源于其他玉米品种的食品同样安全和有益健康。”该评估报告特别指出，这类
抗虫害转基因作物1995年起就已在美国种植、食用。

　　转基因作物往往是过量地制造某种外源的蛋白质，即使无毒的话，是否能导
致食用者过敏？研究人员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已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

　　如果一种蛋白质不会导致过敏，那么制造它的转基因作物也不会导致过敏。
那些会使某些人过敏的蛋白质如果被导入作物中，则有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因此
来自这些过敏原的基因将不被采用。对转基因作物制造的新蛋白质，其化学成分
和结构与已知的500多种过敏原做比较，如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会被放弃。

　　大部分的过敏原都难以消化，因此转基因产生的新的蛋白质要检测是否能够
被消化，如果不能，该转基因食物也不能供食用。在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和管理之
后，含有过敏原的转基因食物能够上市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慎上市了，也可以
补救，不会出现灾难。

　　并不是说一切转基因都是安全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市或准备上市的
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因为这些食品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
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
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
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人们主要担心的是转基因作物生产的新蛋白质会有毒副作用或引起过敏。对
此，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让转基因食物更为安全。例如尽
可能采用基因剔除技术，只把我们不想要的基因去除掉就改变了植物的性状。有
时候，只增强或降低已有基因的表达也能达到我们的要求。这些做法都没有引入
新的基因，因此也就不用担心新蛋白质会有问题。如果要引入新基因，可尽量转
入其他可食用作物的基因，或者让转入的基因只在非食用的组织表达出来，就不
用太担心它生产的新蛋白质能不能吃了。

　　事实上，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
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农药，因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
而大家都知道，农药残余过高一直是现在食品安全的大问题。抗病害转基因作物
能抵抗病菌的感染，从而减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

　　人们除了担心吃转基因食品会对身体健康有害之外，还担心种植转基因作物
会危及生态环境。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
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
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斑蝶的幼虫，发现这些毛毛虫生长变
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这项研究，被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士反复引用，他
们认为转基因玉米是大斑蝶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

　　但是这个研究结果也备受非议，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包括：别人无法重复其实
验结果，实验用的大斑蝶幼虫被强制只喂食沾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而没有其他
选择，以及实验用的转基因玉米花粉含量过高。

　　2000年起在美国三个州和加拿大进行的田间试验都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
的花粉并没有威胁到大斑蝶的生存，在实验室里用这类花粉喂大斑蝶的幼虫，也
没有发现影响其生长发育。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
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
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五米之外，
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
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
了它的生态环境。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还提出了“基因渗透”或“基因污染”的问题。例
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抗除草剂或抗虫害
基因转入野草中，使得野草也有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能力？

　　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
2001年2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在英国进行的长达十年的研究结果，发现转
基因土豆、甜菜、油菜和玉米并没有将基因污染给周围的野草。

　　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或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染色体数目
相同），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
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

　　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两名研究者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论文，宣布在墨西哥的玉米中发
现了转基因玉米的一段“启动子”序列和基因序列。由于墨西哥是世界玉米多样
性的中心，这个发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许多专家对这篇论文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发现的“启动子”序列是他们采
用的实验技术导致的人为假象，而那段“外源”基因序列在玉米中本来就有。墨
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对全国各地采集来的玉米样本进行检测，都没有发现“基
因污染”。2002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社评认为，回过头来看这篇论文的结果
不能成立，本来就不该发表。

　　虽然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已出现了“基因污染”，但是为慎重起见，许多专家
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的亲缘物种的地
区种植相应的转基因作物。

　　相反，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有助于保护环境。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是当前
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化学农药
的使用，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
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

　　2005年4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转基因抗
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
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节省了相当大的开支，同时还降低了农药
对农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中国每年有大约五万农民因为使用农药而中毒，其中大
约有五百人死亡。

　　任何技术、任何作物、任何食品，都有可能带来环境或健康风险。转基因技
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也不例外。所以科学组织、科学家会经常发表报告、
论文评估、研究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每一种转基因技
术在应用之前、每一种转基因作物在推广之前、每一种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
要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估。只要风险是可以控制、可以承受的，就不应该笼统地反
对推广转基因作物，而应该具体分析每一种转基因产品，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一
种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就可以推广。

　　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例如杂交、诱变育种）相比，有其独特性，比
如，它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将动物、微生物基因转入植物中。但是，不同物种
的基因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的，调控机理也相似，所以这种操作并不会产生“违
背自然规律”的怪物。

　　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
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转基因作物所面临的健康、环保
问题，传统作物同样也有。

　　我们甚至可以说，转基因技术在某些方面要比传统的育种方法更安全可靠。
传统的育种技术无法控制某个基因在哪里和如何表达，同时改变了许多基因（对
此我们往往一无所知），难以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并且可能培育出有害健康
的性状（对此我们可能一时无法觉察）。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准确地控制基因的表
达，只动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我们已知其功能的基因，容易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
并且如前面所述，它可以使食物更安全。人们既然并不担心传统育种技术会造成
危害，就没有必要对转基因技术吹毛求疵。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
不准确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报告指出：“FDA没有发现也不相信，
正在开发中的、用于作为食品和饲料的新作物品种一般会带来安全或管理问题。”
欧洲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
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
物和食品更安全。■

(XYS200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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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综合了写于2001-2002年间的几则短评）

　　中医药被称为国粹，在其他国家主要也是在华人中间流行。国内那些中医药如何扬威海外的报道，都是自吹自擂。美国医学界对中医药的疗效持否定、怀疑态度。中医药和其他不被医学界承认的民间医术，作为民间“另类医学”的一部分而存在。
　　国外有一些研究人员试图从中草药中发现新药，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迄今没有批准任何中药上市。按FDA的认证标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
没有一种中药可能通过FDA的认证。在美国销售的中药都是作为膳食补充剂，而不是药来出售的，只要无毒即可，无需证明有疗效。如果宣称对什么病有疗效，属
于虚假宣传，会受到处罚。
   
FDA现在在中国名头很响亮，中药厂家也喜欢拿“通过FDA认证”做广告，全都是欺骗。《文汇报》2002年10月12日有一篇《华裔科学家孙士銧研制的
“华阳复方”将成为肺癌克星
美国人惊呼：中药神了！》的报道，声称：“凭着老祖宗留下的一本《本草纲目》，喝了30多年洋墨水的华裔科学家孙士銧，潜心研制出了一种专门对付晚期肺癌
的‘华阳复方’，在美国医学界引起大地震。美国最权威的处方药物认可机构FDA证实，这种完全由草本植物提炼的中药已经通过了该机构两期试验，并已于上月
获准进入第三期大型临床试验。如果一切顺利，‘华阳复方’将在今后一两年内领取美国处方药物的‘通行证’，为晚期肺癌病人带来福音。”“美国主流媒体称，
继何大一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后，又一位华裔科学家孙士銧一鸣惊人，以中国传统的中药制剂叩开了西方医学的大门。”
    事实真相如何，到孙博士创建的Sun
Farm公司网页（www.sunfarmcorp.com）一查就知道了。在那里我们绝对见不到任何FDA字样，原因很简单，所谓“华阳复方”只是膳食
补充剂，而FDA不管膳食补充剂的研发。那个支持孙博士做临床试验的“美国癌症咨询委员会”，全称是“美国补充和另类医学中心癌症咨询委员会”
（Cancer Advisory Panel for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本来就是专门管“另类医学”的（中医药在美国属于另类医学）。孙博士的网站收集了几篇有关其产品的报道，没有一篇是美国主流媒体的报
道，也没有人将他与何大一相提并论。其中有一篇是乳腺癌患者麦吉·詹克斯（Maggie Jencks）在1995年为《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写的，结果她当年就去世了。有一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健康观察”频道（CBS
Healthwatch）的报道还可算主流，却被放到了“意见（Opinions）”一栏，因为该文报道了美国医学界对孙的批评。
    有趣的是，在孙的网页，我们可以见到一则声明，翻译如下：“Sun
Farm公司只是一家生产DSV和FSV（按：DSV和FSV是两种‘华阳复方’的英文缩写）的食品制造公司。本公司不声称其产品有任何医学疗效，也不对
科学家、临床医生、病人或临床试验对SV成份的医学疗效的任何声明承担责任。虽然SV被用于临床试验，本公司不参与，也不对这些临床试验负责。如果你关注
你的健康状况或有疑问，总是问你的医生。”
    为什么在英文媒介上，孙处处推卸责任，而在中国主流媒介上，却敢吹嘘得天花乱坠？原因很简单：在英文媒介上吹牛，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在中国媒介上吹牛，却可以招财进宝。
    也有的人把中药在国外的“不幸遭遇”怪罪为西方的歧视政策。2002年4月6日新华社电《“别再神化FDA！”
中药现代化前途在国人自己》报道说，上海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陶建生教授呼吁，在中药受到欧、美市场的频频封杀之时，尤其不能唯洋是取，“别忘了，复方
不是中药的末路，而是中药的希望所在。”陶教授说，现在，许多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美国一制定“植物药在美国上市批准法”，就认为中药进军国际市场大有希
望了，而欧洲一提出“中药肾病”，就说传统中药走到了末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主动点？不以物喜，不以人物悲。现在看来，这对于中药现代化太重要了。”

   
既然陶建生教授也承认，至今没有一种中药被证明“的确能对某种沉疴立马见效”，那么欧美国家封杀中药，又有什么可抱怨的？某些中药毒害肾脏，中医几千年来
发现不了，别人替你发现了，不知感激，反而毫无任何科学根据地断言“只要运用复方，增加解毒成分，便不成问题”，甚至声称“恰恰反证了讲究辨证关系的中药
复方之重要”，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因为这个反证要成立，前提是中药复方是的确安全而有效的，但是他随后就承认这个前提还不成立，又如何能以之做为反证的前
提？这完全是江湖医生倒因为果、胡搅蛮缠、推卸责任的耍赖口吻。如果有哪位病人信了这位药学院副院长的话，真以为对肾脏有毒副作用的中药在复方中就无毒，
而继续服用这类中药，因此得了肾病，陶教授敢承担责任吗？让这种不知科学方法为何物，连基本逻辑都不顾、漠视患者生命健康的医生搞“中医科学化”，也就只
能继续拿几千年来与巫术、玄学无异，信口开河的“中医理论”和子虚乌有的“人体试验”（中医只有没有对照、没有统计的治疗经验，哪来的人体试验？）自欺欺
人，毒害病人——“政治化”有之，“科学化”则一点也没有。
    《人民日报》2001年1月2日《让中药走向世界》一文报道了中医药界有关人士实现“中华民族医药学全球共享的梦想”，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宣扬中医神话的人士的观点，值得做一番批驳。
   
“传统中医药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确是人类的宝贵财富，符合辩证唯物论
的哲学观点。”五千年来其他民族也在繁衍生息，甚至猴子、老鼠也在繁衍生息，这能够证明什么？按这种证明方式，任何垃圾都可以自称是科学。
    “辨证施治的中医药理论是十分精辟的，临床药效是确切的。”自吹自擂，不过是江湖手段，与科学无缘。
   
“中药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去适应西方的标准，而是建立不同于西药的独特标准。”中国的伪科学骗子们也可以说：中国科学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去适应西方的标
准，而是建立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独特标准。难道在中国从事现代医学研究和临床的人，看来都是西方的代理人？
    “中医药专家的看法是：不是中药不科学，而是现代科学还远远没有完全认识中药。”这些中医药专家自以为认识能力远远超过现代科学，不是神就是疯子，不是天才就是白痴。
   
“多数化学药物存在毒副作用是难以避免的一大缺陷，中药则是源于天然的药物，体现了人类生命科学真正的发达与进步。”任何原始医学都是使用源于天然的药
物，看来也都体现了人类生命科学真正的发达与进步，而现代医学从原本使用天然药物的西医发展而来，倒是体现了人类生命科学真正的落后与退步了。其实，多数
天然药物同样存在毒副作用，而且往往不象化学药物那样被人熟知。
   
“中医药理论和传统治疗方法之所以不如西医药理论和治疗方法直观、让人容易接受，是因为中医药理论比西医药理论深奥。”科学研究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
在对同一现象有两种解释时，应倾向于采用简洁的一种。更何况简洁的一种已有无数的验证。科学虽然专业，却并不自诩“深奥”，自诩深奥的是玄学。
    “现代医学对相当大部分的中医药理论和中药复方成分无法解释。”相当大部分的中医药理论和中药复方成分本是子虚乌有，现代医学何必去解释？

改革开放之初，在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经常能见到“老军医”专治疑难杂症，
特别是皮肤病、性病的小广告。为何“老军医”在当时会成为游医的招牌，不得而
知。现在的游医都升级为“专家”、“教授”了，小广告也上网了，不过还经常能
看到打着“军医”的招牌的，让人联想起那段岁月。

最近就有一家号称专治牛皮癣、鱼鳞病、白癜风的“全国最大的皮肤病研究机
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究院”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做广告。
到它的网站上看一看（www.pfbzl.com），会有些很有趣的发现。

这家研究院号称是“全军唯一一所集科研、临床研究为一体的从事基因测绘、
生物生命研究的超大型最权威医疗机构”，但是据我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研究的是军事基础理论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并不从事生物医学
研究，没有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倒是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
但是也没有一个叫“生物基因研究院”的研究所。搜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生物基因研究院”，出来的全都是类似的广告网页。

据该网站介绍，该研究所的所长叫：“纪哲锋：62岁，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
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员。”还附了一张纪所长戎装照。但搜索“纪哲锋”，
却只有这么个网页。看来这位当上了“政协委员”的名人只是在这个研究所默默无
闻地看病，社会活动、学术活动都是一概不参加的。

这么个来历不明的研究所的网站上，居然悬挂着前国家主席特地为它写的题词
手迹：“建设一流的生物基因研究院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我看着眼熟，到301
医院的网站一对（http://www.301hospital.com.cn/），果然是改编自给该医院的
题词笔迹：“建设第一流的解放军总医院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甚至美术设
计也是一样的：黄字绿底，背景是中国地图。签名的笔迹一模一样，让签名人再写
一遍都写不出如此相似，显然是复制过去的。题词的笔迹倒没有复制，是模仿着写
的，但是模仿得太差劲了，用的居然是简体字。

该网站推销两种药，号称是该研究所的独家秘方：“本系列药品为纯中药制剂，
不含任何激素，无任何副作用，但与普通的纯中药是不一样的。区别之处在于制作
过程中渗入了基因疗法，即通过磁谱因子制作将中药内的有些微粒成份改变了，安
全性比普通的纯中药更高，此法属世界首创。”只听说有对人进行“基因疗法”的，
没听说对药也能进行“基因疗法”的，不过我不想在这里替他们润色广告词，让他
们变得更专业。我们只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药。

一种是专治牛皮癣、鱼鳞病的“丹神十八味欧曲丸”，一种是专治白癜风的
“朴素白癜风丸”。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的基础数据库查询这两种药的
名称，都找不到。再用该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该药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7808
和Z22024001查询，倒是查到了，原来正式的药名分别叫“十八味欧曲丸”和“白癜
风丸”，不过生产单位不是什么“生物基因研究院”，而是分别为内蒙古乌兰浩特
中蒙制药有限公司和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该研究所只是把两种市场上常见的药
物用“基因疗法”、“纳米技术”加工了一下名字而已。我还查到中蒙制药有限公
司曾经声明过与该研究所毫无关系。

在调查时我还有点惊讶地发现，类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
究院”这样的机构并不是独此一家，手法都很相似：

有一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疑难皮肤病研发中心”（www.zhongyikf.com）在推
销通过“基因修复”专治“牛皮癣”的新药——“克银消”。查询国家药监局的数
据库，没有这种药物，用该药的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2025183）查询，原来是吉林
涌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银屑灵”。该研发中心的负责人是“刘瑞武教授，
男，70岁，研究院院长，医学院院士，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员。”但同样查
不到这位当“政协委员”的名医。比较搞笑的是，这家研发中心的大楼照片一见而
知是301医院的大楼照片，只不过把大楼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牌子模
仿前国家主席的笔迹改写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疑难皮肤病研发中心”。

还有一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研究院”（www.010120.cn），也在
推销专治牛皮癣的“纯天然的高科技中药产品”——“百草银癣净”，同样在国家
药监局的数据库查不到这种药，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2020393）查，同样能查
到药物的真实名称是“白癜风丸”，只不过是长春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镇赉药厂
生产的。那位同样号称是“研究院院长，医学院院士，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
员”的“薛新东院士”同样查无此人。这个网站比较有创意的是还搞了一段“央视
《科学与中国》栏目对中国解放军中医研究院薛新东院士和杨静之教授进行专访”
的文字稿，还有采访的照片，并且有视频链接，可惜打不开链接，不知真假。

欺诈手法如此雷同，不知是同一批人马所为，还是互相借鉴的结果？这么拙
劣的骗局就在首都频频发生，而且大做广告，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前国
家主席的题词都敢盗用，执法人员都干吗去了？真想管的话其实不费吹灰之力。那
些“所长”的名字是假的，公布在网上的银行帐号、收款人姓名总是真的吧？就诊
地点也是一查就到的吧？

2006.3.12.

（北京科技报20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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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不是怪物
——本报专访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

2004-12-30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禾报道　临近岁末，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
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这条消息，在中国百姓心中激起强烈反响。部分媒体表达
了对转基因技术的隐忧。这给部分公众带来了恐慌。一种势将影响公众切身利益
的新技术，需要经过反复科普才能被公众所知详。为此，本报专访了现身在美国、
因“学术打假”在中国民间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他曾从事分
子遗传学研究（转基因技术为其应用）多年，请他评估转基因产品对中国公众的
影响。

恐惧导致苛求

    《国际先驱导报》：据称，中国人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了很多来源于
转基因作物的食品。转基因食品，是否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构成威胁？

    方舟子：目前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理论论证和实验验证，都是安
全的，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和证据可以怀疑它们的安全性。即使从长远来看，
也是如此。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主要是由于不了解转基因技术。还有一个
原因是不了解科学方法。例如，有人要求证明转基因食品绝对没有隐患才能上市，
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证明任何食品绝对没有隐患。像一切技术，转基因技
术用不好当然也可能出问题，也可能出现意外，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有这种顾虑就
认定它有害而否定它。

    《国际先驱导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测，可否征集志愿者长期试用
转基因食品，之后进行长期跟踪观察？美国的安全评测做得如何？

    方舟子：这种试验是不可行的。食品与药品不同，我们每天都要在各种场合
吃进大量的各种食品，不可能做出严格的控制，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判定指标，也
就不可能像在病人身上测试某种特定药品那样，去测试某种食品的安全性。目前
美国对某种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测，一般是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
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
害，另外就是做动物实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最近在一个文件中提到，“FDA没有发现也不相信，
正在开发中的、用于做为食品和饲料的新作物品种一般会带来安全或管理问题”。

美国转基因市场最大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已大规模地应用转基因技术。据您在美国的了解，
美国媒体和普通民众的反应如何？美国的转基因食品都会做出标识吗？标识后，
转基因食品的销售情况怎样？

    方舟子：国内盛传，美国把自己不吃的转基因食品销到中国。事实上，美国
既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也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消费国。第一种转基因食
品（转基因西红柿）1994年首次在美国上市，现在美国市场上有大约60％－70％
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记（只规定如果改变了营养成分才需要标
注），所以我们已在美国不知不觉地吃了10年的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主流报刊上，
我没有见过反对转基因的报道，在科学问题上，他们比较尊重专家的意见。普通
民众也接受转基因食品，并没有抵制和恐慌。

    目前对转基因的反对势力主要是在欧洲，一则为了跟美国打贸易战，拿转基
因作为反对进口美国食品的借口；二则绿色和平组织在欧洲势力很大。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担心，转基因技术会破坏物种原有的基因库，您对
此怎么看？

    方舟子：这主要是担心转基因作物会与野生的亲缘物种发生杂交，例如转基
因水稻和野生稻发生杂交，“污染”了野生稻的基因库。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
但没必要有太多顾虑。人们并不特别担心人工栽培的水稻，例如杂交水稻，会
“污染”野生稻的基因库，为什么就要对转基因水稻另眼看待？与其他人工栽培
的水稻相比，转基因水稻不过是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它不是什么
怪物，即使“污染”野生稻的基因库，也不过是在水稻基因库中原有的几万个基
因中多加了一两个新基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上帝之手”并不危险

    《国际先驱导报》：大跨度、跳跃式的转移基因，不同于漫长的自然选择和
相近物种的杂交。人拥有了转基因的“上帝之手”，“自然选择”是否就不成立
了？

    方舟子：传统育种技术被称为人工选择，也就是说，它本来就不属于“自然
选择”。“自然出产”的水稻是野生稻，现在没有人去种的。我们现在栽种的水
稻都是上万年来人工培育、改造的结果。发展转基因作物有很多好处，可以提高
产量、降低成本、减少农药污染、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转基因技术只是传统育
种技术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
我们培育转基因作物是为了获得我们人类想要的某个性状，这个性状并不一定就
增强了转基因作物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能力。如果转基因作物被释放到自然界中，
那么它们和其他生物一样同样要经历自然选择。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说，最强烈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常常就是从事相
关转基因研究的，有的研究人员甚至涉及商业利益。你对此有何看法？

    方舟子：我认识的生物学家没有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对当前出现的恐慌觉
得荒唐可笑，乃至痛心疾首。但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从事转基因技术的开发。从
事转基因技术或生物技术开发的人，和从事其他技术开发的人一样，能够获得商
业利益，无可厚非。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怀疑他们利欲熏心，昧了良心干坏事。当
然，对某个具体成果的鉴定，应该由没有利害冲突的专家来做，这是学术界的惯
例。

(XYS20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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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方舟子《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远在遗传学诞生之前，人们已经通过杂交等手段改变生物体的遗传构成，但是这种改变是相当笼统和盲目的。从遗传学诞生日起，人们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直接而精
确地改变生物体的基因，或者说，对生物体实施“遗传工程”。1927年，缪勒发现用X射线辐射果蝇，可以诱发突变，人类首次拥有了可以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
传物质的方法，但是诱发突变虽然提高了突变率，它和自发突变一样都是随机的，并不能得到特定的结果。真正的遗传工程始于人们能够切割和拼接特定的DNA片
段，而这一切，要归功于限制性酶的发现。
   
限制性酶的发现来自于对一种似乎没有多大价值的生物现象的研究，整个发现过程持续了近20年。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注意到噬菌体在不同的菌株中的生
长情况不同，在某个菌株中生长得很好的噬菌体，在新菌株中则生长得很差，或者说受到了“限制”。但是，有的噬菌体总是能够逃脱“限制”，在新菌株中同样可
以长得很好，似乎它们获得了特定的“修饰”，使它们不受宿主的“限制”。在60年代初期，瑞士生物学家阿伯（Werner Arber,
1929-）用实验证明，“限制性”是由于噬菌体DNA被降解导致的，而“修饰”也发生于噬菌体DNA上。1965年，阿伯推测说，在细菌中存在一种限制
性酶，能切割特定序列的DNA，使得噬菌体DNA因此降解；同时，在细菌中还有一种修饰酶，对相同序列的细菌DNA做甲基化修饰，保护细菌自身的DNA不
被限制性酶所降解。这样，在宿主DNA受到保护的同时，没有经过恰当修饰的外源DNA在进入细菌中后就会被切割、降解掉。在阿伯做出这个推测三年后，他和
同事在大肠杆菌的抽提液中发现了限制性酶的活性，同一年，麦赛尔逊和袁（Robert
Yuan）从另一种大肠杆菌菌株中纯化出了第一种限制性酶。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限制性酶都属于一型限制性酶，它们虽然识别特定的DNA序列，但是对
DNA进行随机的切割，因此对遗传工程来说并不是很有用。遗传工程需要的是既能识别特定的DNA序列，又只切割该特定序列的所谓二型限制性酶，这种酶是美
国生物学家史密斯（Hamilton O. Smith,
1929-）于1970年从流感嗜血杆菌中首次发现的。这种限制性酶能将外源DNA降解成片段，但是并不攻击流感嗜血杆菌自身的DNA。而且，史密斯发
现，所有的降解片段的两端都有相同的三个碱基，表明这种酶识别一个特定的6个碱基对序列，该序列是对称的，并被酶从正中间切割开来。另一位美国生物学家纳
善斯（Daniel Nathans,
1928-）很快利用了限制性酶这个工具来做研究。1971年，他用史密斯发现的限制性酶把一种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组切割成了11个特定的片段。三年
后，纳善斯又用两外两种新发现的限制性酶切割SV40基因组，然后对用三种限制性酶切割而成的DNA片段进行排列组合，组成了SV40基因组的图谱，这是
人类首次用化学方法获得的基因组图谱。1978年，SV40基因组序列被全部测定，就在这一年，阿伯、史密斯和纳善斯做为遗传工程的先驱者，被授予诺贝尔
生理学奖。
    但是第一次遗传工程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伯格（Paul Berg,
1926-）实验室完成的，并在1972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他们用一种限制性酶分别切割环状SV40基因组DNA，和一段含有噬菌体λDNA和
三个与半乳糖利用有关的大肠杆菌基因的DNA（λdvgal），再用两种酶——外切酶和末端转移酶——改变这两种DNA片段的末端，分别重复加上A和T序
列，这样这些互补的重复序列就会配对，使来自SV40和噬菌体λ的DNA片段能够连接起来。最后，他们加入DNA聚合酶和连接酶，让环状DNA分子闭合，
形成了一个由SV40和噬菌体λDNA杂交而成的环状DNA分子，其大小大约是环状SV40基因组的三倍。这个实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是伯格实验室的首创。
末端转移酶、DNA聚合酶和连接酶的作用早就被发现，而在一年前，纳善斯已用限制性酶切割SV40基因组。同一年，在斯坦福大学另一个实验室做博士论文的
研究生洛班（Peter
Lobban）也用末端转移酶加重复序列A和T的办法，把来自噬菌体P22的两段DNA连接了起来。伯格实验的独创之处在于它是首次综合了这些步骤，并且
首次在体外将来自不同物种的DNA重组起来。这个重组DNA分子由于含有哺乳动物病毒序列，有可能被结合进哺乳动物细胞的染色体中；又由于含有噬菌体λ序
列，有可能在细菌中扩增。虽然，由于许多人担心扩增含有病毒序列的大肠杆菌的危险性使得伯格中断了进一步的实验，但是伯格实验已为未来的遗传工程绘制了蓝
图：用细菌扩增重组DNA，并把重组DNA引入生物体中。
   
伯格在1971年6月冷泉港会议上首次报告其实验结果时，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伯格采用的病毒SV40是一种致癌病毒，这种研究有可能培育出携
带致癌基因的重组大肠杆菌，由于人体肠道内就生长着大肠杆菌，一旦重组大肠杆菌从实验室中逃逸，就有可能在人群中传播它们所携带的致癌基因。1973年1
月22－24日在加州阿斯洛马（Asilomar）举行会议讨论重组DNA技术的危险性问题。这一年的3月份，波义耳（Herbert
Boyer）、科恩（Stanley
Cohen）实验室成功地进行了“分子克隆”，与伯格实验不同的是，他们不是采用噬菌体λDNA而是采用细菌的质粒做为重组DNA的载体。质粒是一种环形
的DNA分子，携带着能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一旦进入细菌细胞中，就能自动大量地复制，并表达被重组进去的基因。这个实验大大改进了重组DNA技术，进一步
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美国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伯格任主席，在1974年同时给《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科学》写了一封信，建议分子生
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实验，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的危险性。会议于1975年2月24－27日在阿斯洛马举行，会后由伯格、巴尔的
摩、布莱纳等人撰写了会议报告，在6月份由《科学》发表。报告衡量了重组DNA技术的潜在危险，建议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应采取物理和生物两方面的
措施降低实验的危险性。物理措施包括在实验时穿戴实验服和手套、使用通风橱、遵循微生物学研究的消毒规范等等，以避免潜在的病原体与实验者接触或逃逸进环
境中。由于分子生物学家大多不熟悉传统的微生物学研究规范，更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生物措施包括对那些进行重组DNA实验的有机体做适当的改变，使它
们无法在实验室之外生存。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阿斯洛马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制
定了类似的规则。
   
阿斯洛马会议之后，科学界有关重组DNA技术的争议告一段落，但是在媒体的煽动下，在公众中却出现了恐慌。人们担心重组DNA实验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
发致命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会被用于改变人类基因组，导致“优生学”运动，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会从重组DNA实验室逃逸出新的病原
体。这种恐慌在1976－1977年间达到了顶峰。就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重组DNA研究规则的同一天，麻省剑桥市长针对哈佛大学拟建一个用于重组DNA
技术研究的新实验室，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后禁止哈佛大学建造实验室。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市政委员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市长的决定，同意建造
该实验室。与此同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抨击科学家们想要自我管理重组DNA研究，举行国会听证会打算通过立法限制重组DNA研究。1977年，美国科学院举行大会时，示威者举
着反科学牌子冲进会议室，抢夺话筒。国会又多次举行听证会，并提出多项法案严厉限制重组DNA研究。美国科学界在美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奋起抗争，没有一项这
样的法案获得通过，而到了1978年底，这场媒体和立法恐慌就基本平息了。
   
为什么这场恐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平息？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评估会议，科学界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让公众们相信，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
DNA技术就是安全的。同时，科学界也让公众们明白，以重组DNA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而且有着与公众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应用前景。这些应用前景包括：将人的基因重组进细菌质粒，让细菌大量地生产具有重大医疗价值的生物制剂，例如人胰岛素、生长激素或干扰
素；改良农作物，使它们能抵抗虫害、疾病或具有固氮能力（从而减少施化肥）；检测、治疗人的遗传病。生物学家们很快用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在开空头支
票。1977年秋天，波义耳实验室用重组细菌合成人生长激素抑制素，证明了用细菌合成人体蛋白质是可能的。波义耳与年轻的风险投资商斯旺森（Robert
Swanson）合作，组建第一家生物高技术公司Genentech公司，与哈佛大学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
1932-）展开了克隆人胰岛素基因的竞争。1978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学家们领先于吉尔伯特实验室，首先把人胰岛素基因克隆进大肠杆菌，并
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成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重组DNA药物）。1979年和1980年，人生长激素和人干扰素也先后在
重组细菌中合成出来。Genentech公司在1980年10月14日以一股35美元上市，当天收盘时股价已涨到了89美元，创下了记录。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简悦威（Yuet-Wai Kan,
1936-）实验室首先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遗传病。1976年，他们分别从正常人和地中海型贫血症患者的细胞抽取出基因组DNA，然后用编码α球蛋白
基因的DNA与之杂交。地中海型贫血症是由于丧失了α球蛋白基因引起的，因此通过定量地测量DNA杂交的结果，就可以将正常人和地中海型贫血症患者的的
DNA区分开来。1978年，他们开发出了一种影响更大的技术。镰刀形贫血症是由于位于11号染色体上的β球蛋白基因发生了一个点突变引起的，即序列
CCTGAGG变成了CCTGTGG。简悦威实验室发现，有一种限制性酶Mst
II识别CCTNAGG序列（N表示任何碱基），因此它可以识别并切割正常的球蛋白基因，却不能识别镰刀形贫血症患者所携带的该基因。这样，用Mst
II分别切割正常人和镰刀形贫血症患者的基因组DNA，就会出现不同的切割片段，产生了所谓“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s，缩写为RFLP），就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在60年代，人们已经能够产前诊断检测某些遗传病，方法是抽取羊水，培养其中的胎
儿细胞，然后检测染色体结构是否发生变化，或看看能否检测到异常蛋白质。但是如果一种遗传病不是由于染色体结构发生变化引起的，或者突变基因不在羊水细胞
中表达，这种产前诊断就无效了。简悦威的方法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它直接检测DNA序列发生的变化，从羊水细胞中抽取出DNA就可以做可靠的检测（所有的细
胞都会携带被检测的治病基因，不管是否在该细胞中表达）。
   
1980年，分子生物学家首次把外源DNA结合进了植物细胞中。由于从一个植物细胞就可以克隆出一株植物，因此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很快就可以培育出转基因
植物。3年后，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一种携带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烟草）诞生了。1985年，能抗虫害、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田间试验。但是直到1994
年，市场上才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的西红柿。目前，转基因作物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栽培和使用。在美国市场上，大约60－70％的食品含有转
基因成分。1980年，耶鲁大学鲁德（Frank
Ruddle）及其同事在体外将一段人病毒基因注射到小鼠胚胎细胞中，这些胚胎细胞经过几次分裂后，被植入小鼠子宫。20天后，产下了78只小鼠，其中2
只的基因组带有外源DNA。这些转基因小鼠能够把这些外源DNA一直遗传下去。转基因动物诞生了。尽管到现在，有经济价值的转基因动物还处于实验阶段，未
进入市场，但是转基因动物，特别是转基因小鼠，已成为研究动物基因表达的重要工具。
   
这一切，都让公众相信，遗传工程具有重大的医疗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很少有人会再对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从事遗传工程的研究感到恐慌。但是在遗传工程走出实验
室、开始应用之后，仍然会引起争议甚至恐慌，例如转基因作物、基因疗法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风波，更多的是属于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了。当
公众切身地感受到遗传工程的好处或对其可能的害处感到忧虑时，很少有人认识到，遗传工程不仅仅是一项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应用技术，而且已成了从事分子生
物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彻底地改变了生物学研究的策略。有了遗传工程，生物学成了一门分子水平的实验科学。
   
有机体中的蛋白质（或其他生物分子。由于蛋白质是最重要的生物分子，以下仅以之为例）大多很稀少，难以大量地纯化，因此要直接用生物化学方法抽取、纯化后
对它们进行分析是相当困难或不可能的。另一种方法是分离出编码感兴趣的蛋白质的基因。但是有机体的基因组非常巨大而复杂，而某个基因通常只在一个细胞基因
组中出现一、两次，用常规的生物化学方法也无法将之分离出来进行分析。重组DNA技术解决了这个困难。它把可能含有感兴趣的基因序列的DNA片段从基因组
分离下来后，插入能够自我复制的DNA载体（例如细菌质粒）中，形成重组DNA，将之转入细菌，之后，让细菌繁殖，就会“克隆”出大量的细菌。一方面，可
以把重组蛋白质从这些细菌中提取出来，将之纯化，就有了足够量的蛋白质可用以做生物化学分析、结构分析（将蛋白质结晶后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其空间结构）和
功能研究。另一方面，将这些细菌中的质粒提取出来，就可得到足够量的重组DNA，对之进行种种分析，包括测定其序列，这样，就得到了该基因的序列。从基因
序列可以推导出它所编码的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进而推测蛋白质的空间结构。用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分离和分析控制基因表达的启动子和其他控制序列。
   
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蛋白质的序列和结构推测其功能，而且可以用遗传工程的方法改变其序列和结构，以验证这种推测是否正确。一种常用的方法是用定向突变技术，
把蛋白质序列中的某个氨基酸置换成其他氨基酸，然后看看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是否发生了变化。例如，如果该蛋白质是一种酶，可以用这个办法研究其催化机制，
知道哪些氨基酸参与结合底物，哪些氨基酸执行催化功能，其相对重要性如何，等等。我们也可以检验突变发生于体内时的后果。如果把突变后的基因引入卵子或细
胞中，就能创造出转基因生物，从而可以研究某个蛋白质或某段DNA片段在体内的功能。用类似的方法，也可以研究将某个基因删除、用同源基因取代或改变基因
的表达水平后，有机体所发生的变化。有了遗传工程，研究某个基因在生物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发育，才成为可能。
   
在生物学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还原主义与反还原主义之争。还原主义的基本信念是，生命现象完全是物理、化学作用的结果，因此把生物体还原到分子层次后，用物
理、化学作用足以解释一切生命功能。历史上曾经有过活力主义与还原主义对抗，认为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有着本质的差异，生物体内还存在着无法用物理、化学
作用来解释的神秘的活力。进入20世纪后，活力主义很快没有了市场，由整体主义取而代之与还原主义相抗衡。整体主义在承认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没有不同，
生命现象完全是物理、化学作用的结果的同时，否认用还原分析的方法足以解释生命现象。对还原主义一个常见的批评是，要研究组成有机体的分子，就要杀死有机
体和细胞，在体外加以研究。再精致的体外研究都是在破坏了整体结构的状态下进行的，都无法完全重复和反映活有机体的状况。因此想从分子水平上充分理解生命
现象是不可能的。但是遗传工程的出现消除了这个障碍。借助于遗传工程，我们已完全可以不先杀死有机体就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有机体。现在已很少有人还会怀疑，
要透彻地了解某个生命功能，必须在分子层次上进行，而通过分子分析也足以阐明生命的功能。这是还原主义的胜利。

【按：接到一些电话、电邮告诉我珍奥核酸再次成为中央电视台315晚会的指定产品，问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想说的话，去年都已经说过了。】

    我在出国14年后首次回国过春节，收看久违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发现人还是那些人，形式还是那样的形式，能够反映出这十几年来中国所发
生的变化的，是隐藏在节目当中的那些商业广告。其中触目惊心的一个广告，
是在一个小品中，演员拿着写着“珍奥核酸”四个大字的纸袋上场。春节晚
会年年挨骂，这个广告也成了挨骂的对象。其实这并不是这个“保健品”在
春节联欢晚会上首次露面。据读者反映，在去年的晚会上，曾经举办过“珍
奥核酸杯我最喜爱的演员和节目”的评选。

    第二天，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说：“今年春节晚会上大连珍奥核酸又
出现了。记得几年以前您写过几篇文章揭露他们的骗局，我很奇怪他们为什
么能抗到现在，而且还越来越火。2003年他们的销售额是10亿，而且还在上
升。在Google上搜索‘珍奥核酸’，2001年左右的皆为负面报道，而最近
（2004-2005）全都是正面报道了。我实在不相信‘核酸保健品’能有什么
作用，可是为越来越多关于此类报道所困惑，您能关注一下么？”

    对“核酸保健品”能有什么用，是不必感到困惑的。只要学一点生物化
学常识，就可以知道，虽然核酸做为遗传物质，对人体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
但是人体中的核酸都是人体用其他化学物质自我合成的，并不从膳食中直接
吸收。膳食中的核酸都将在消化道中被彻底分解掉。因此生物医学界公认核
酸不是营养物质，口服核酸不仅不能起到营养、保健作用，而且核酸吃多了，
还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会导致痛风和结石等疾病。所谓“核酸保健品”，完
全是一个伪科学商业骗局。这个商业骗局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
1981年，它被美国法庭认定为商业骗局后，在美国就基本消失了，然而20年
后却在中国重新出现，而且有多名中国科研人员为之捧场。

    对此，我们已在2001年上半年做过充分的揭露。对“珍奥核酸”盗用多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义做宣传的行为，我们也曾经联系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发表声明澄清。那次揭露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媒体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甚至连美国《科学》杂志都做了报道。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为此发出
通知要求集中检查核酸类保健食品广告违法问题，卫生部也通报“珍奥核酸”
夸大宣传，要求对保健食品夸大宣传的违法行为加大监督力度，依法严厉打
击。

    在我们揭露过的案例中，还很少有一个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并获得官方的
肯定。当时曾有人认为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据说“核酸保健品”的销售也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是结果又是如何呢？“珍奥核酸”不仅继续在全国性
报纸上做广告、登“正面报道”，而且上了中央电视台，具有讽刺意味地成
为“3.15”保护消费者权益晚会的赞助商、在收视率天下第一的春节联欢晚
会上露脸，并做为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大户，享有不受中央电视台曝光的特权。
国内的保健品很少有超过3年的寿命，而“珍奥核酸”被揭露三、四年来，
却好像活得更有滋有味，难怪有人要对此感到奇怪、困惑了。

    没有相应的处罚跟进，仅有舆论监督是无济于事的。媒体不可能对一个
事件保持持久的兴趣，因此骗局躲过了风头之后仍然可以沉渣泛起，继续愚
弄世人。媒体也会见钱眼开，为了商业利益丧失原则。一个被充分揭露过的
骗局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敢于在有十几亿观众的节目中招摇过市，我们
首先应该问的，是管理部门究竟是如何“依法严厉打击”的？

2005.2.9.

（北京科技报2005.2.16.）

(XYS200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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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11月2日发出警告，警告消费者不要购买、食用从
中国进口的保健品“蚁力神”胶囊，并禁止该保健品进入美国，因为这种声称能治
疗男性性功能障碍、增强男性性能力的保健品含有没有标明的处方药物成份，使用
不当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我曾在中国电视和媒体上多次见到“蚁力神”胶囊的广告，其厂家自称它是
“以中国特产的拟黑多刺蚂蚁体内提取的精贵营养素为主要原料，辅以多种名贵中
药材，经十多位专家潜心研究，采用高科技工艺精心研制而成的专利产品”，其保
健功能为“补肾益气”，食用注意事项为“孕妇、婴幼儿及青少年儿童不宜食用”，
配料为“拟黑多刺蚂蚁、绞股兰、枸杞子、肉苁蓉等”。但是《美国医学学会杂志》
在今年2月份发表的文章指出，“蚁力神”胶囊并非什么天然保健品，而是含有处方
强度的药物成份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是“伟哥”（正式名称“万艾可”）的活性成份，是只有凭医师处方
才能购买、并必须在医师指导下才能服用的处方药物。用于治疗勃起障碍的西地那
非推荐剂量为50毫克，而每粒“蚁力神”胶囊中，西地那非的含量高达55毫克，显
然是根据其推荐剂量暗自添加的。FDA的测试肯定了《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发现。
西地那非如果与硝酸盐类药物同时使用，有可能产生严重低血压，出现生命危险。
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胆固醇等疾患的患者经常使用硝酸盐类药物，在这类
患者中，性功能障碍也是常见的问题，如果他们误信“蚁力神”的广告而擅自服用，
就可能出现药物反应，恐有生命安全之虞。因此，FDA发出了警告和禁令。

    早在去年，在日本各县市卫生单位公布的假健康食品名单中，“蚁力神”就因
为被检测出暗自添加西地那非而榜上有名。这也不是第一种被发现添加西药的国产
保健品或中药制剂。台湾卫生署在去年7月1日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指出，他们抽样
检测了46种大陆生产的中药制剂，发现有10种暗中添加了西药成份，其中7种验出
含有西地那非，2种检出解热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成分，1种同时含有降血糖的二甲
双胍成分与芬氟拉明禁药成分，此外，还有1种检出高含量的重金属汞。

    “药力不够，西药来凑”，这其实是当前国内中药制剂的一个普遍现象。许多
“补肾壮阳”的中药不过是对“伟哥”的偷偷重新包装，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制剂都
添加了降血糖的西药，中药感冒冲剂也多添加了解热镇痛药。这类中药制剂，真正
起作用的其实是添加的西药成份，但是在说明书和广告中，或者像“蚁力神”那样
对西药成份隐瞒不提，或者尽量贬低西药成份。例如号称是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名药
的“消渴丸”，其标注的成份为：“葛根、地黄、黄芪、天花粉、玉米须、五味子、
山药、格列本脲。”而其实被列在最后的西药成份“格列本脲”才是真正有效的降
血糖成份，但是经过这么包装，却让人误以为“消渴丸”是纯中药制剂，制造出中
药也能治糖尿病的神话。

    这种用中药包装西药的虚假宣传，利用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现代医学知
识的缺乏。我见到过一个感冒药的广告，号称其中的“西药治症状，中药抗病毒”，
便是迎合了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西药治标、中药治本”的迷信心理。其实现代医学
还没能找到抗感冒病毒的特效药，对感冒的治疗只能是减轻症状让患者感到舒服一
些，“西药治症状”是真的，“中药抗病毒”则是吹牛而已，如果真能抗病毒，哪
里还用得着用西药“治症状”？不久前国内大肆宣传用中药治疗艾滋病人，这些宣
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其实治艾滋病病人用的还是西药的鸡尾酒疗法，
中药是做为辅助药物，试验是否能用中药来减轻鸡尾酒疗法的副作用。所以这不是
用中药治疗艾滋病，而是临床试验中药是否能辅助西药治疗艾滋病。

    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药的价值。像其他民族的传统医术一样，做为已有几千
年历史的经验积累，没有人会否认会有某些中药药物是有用的，但是其有效性和实
用性必须经过现代医学方法验证才能确认。用中药包装西药，盗用西药推销中药，
如此“中西医结合”，反映的恰恰是这些人已对中药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只能一方
面依赖西药，一方面利用中国人普遍相信中药的心理发财而已。这种做法在国内不
仅很少被揭露、被惩罚，甚至还受到鼓励，在瞒和骗中让国粹发扬光大，有人得名
得利，有人得了安慰，各得其所。不过，关起门来自得其乐也就算了，如果想靠这
种欺骗手段让中药走向世界，开什么国际玩笑？

2004.11.7

（《北京科技报》2004.11.10）

(XYS200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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