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评：杨“良心”支柱要说谁疯了，本不关我事，因为我想他并没有精神科医生执照。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王天成《博导，还是“博盗”？ ——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一文是王天成本人寄给我的，不是声称影响力、水准都比我高几个等级的妄人徐建新(波涛浩淼)寄的，否则就不算“作者投的稿”。可怜杨良心连“作者投的稿”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明白，他的“良心”也许很大，脑子却很小。王的来稿我并不是当天就发，而是在抽空仔细阅读、做了一点基本信息验证后，过了几天才发的。杨玉圣的“学术批评网”恰好在我发稿的第二天跟着登出，未免太凑巧了一点。对揭发造假的文章，我一般只接受作者本人实名（发表时可化名）的投稿，偶尔也会接受值得信任的人的转寄，但是根本不可能去发表一个妄人或杨良心之流转寄的文章。我每天收到的作者本人寄来的文章多得处理不完，请杨良心之流以后不要来增加我的信箱中垃圾邮件数量。顺便说一下，周叶中一案也就是个普通的剽窃案，新语丝上揭露过的案例中比那严重的多得是，当事人地位比周叶中高的也多得是。有的人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出于争夺法学界地位的需要，拼命炒作此案，要把学术事件变成政治事件，甚至要把它炒成“最大的学术腐败案”，也真够恶心的。】

　　方舟子疯了

　　杨支柱

　　方舟子在《再问杨玉圣靠什么学术成果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一文中说：“贺卫方在评述周叶中剽窃案的文章中，对王天成《博导，还是“博盗”？ ——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一文出处的注释，不是原始出处新语丝网站，而是比新语丝网站晚一天刊登的‘学术批评网’，这又是什么样的‘学术规范’？”

　　方舟子真是不受抬举!这没稿费的非学术文章本来就可以一稿多投,更何况是揭发信!跟学术规范有什么关系.都是作者投的稿,贺先生愿意引用哪里的版本是他的自由.其实王天成根本就不认识方舟子,还是我建议他多投几处扩大声势的.王天成又没有方舟子的信箱,是我把文章给徐建新(波涛浩淼),让他转给方舟子的. 投稿是同一天,不过新语丝抢在前面一天刊登而已.我虽然知道方舟子不讲理,但是也想不到他会因为跟杨玉圣的打假竞争关系就攻击贺卫方,如果他真心打假他应该欢迎贺卫方出来批评学术腐败才对.“新语丝”刊登早一天贺先生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他看的是“学术批评网”的文本，当然要注明“出自学术批评网”。看来方舟子这家伙确实打假是假,排斥异己是真.

　　以后再有人揭露抄袭问题，我决不会把稿子引到方舟子那里去了。

(XYS200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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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将结束时，学术界也闹起了“韩流”，传来了韩国首尔大学前教授黄禹锡领先世界的干细胞研究被确认为造假的消息。中国不少媒体对这个事件也热炒了一把，不仅详细地跟踪事情的进展，还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分析文章。《科技日报》把《纽约时报》的有关分析文章胡乱编译了一下，就当成本报的深度报道发表，上演了一出靠造假来打假的滑稽戏。这种滑稽戏很有中国特色而且并不罕见，例如以“学术打假”闻名的“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教授在过去的一年里也接连被揭出造假。

    有人对黄禹锡事件幸灾乐祸，就好像这事让中国学术界出了一口恶气；也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惊呼原来科学也有假，就好像他生活在童话中，而且从没有遇见过大灰狼。科学当然也有假，而且还不少，不用出国门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有什么资本对韩国幸灾乐祸，又何必装模作样地大惊小怪呢？用陶世龙先生的话说：“看韩国，念中华，我们不应象手电筒一样，只照见别人而看不到自已。”

    但是我们的确习惯于当手电筒。比黄禹锡事件略早一些的时候，中国也有两名教授造假东窗事发。一位是清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助理刘辉，被发现偷了和他姓名类似的一名国外研究者的论文来冒充自己的论文，被偷的这个人碰巧是我的大学同学刘宏。刘宏获悉此事后惊叹道：“这个人肯定是疯了，敢偷到方舟子的同学头上！”不过我相信刘辉教授事先一定不知道这么一层人际关系，现在知道了大概要感叹“世界真小”。

    还有一位也是刘家的人，造假手段也类似，而且更加大胆：安徽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刘登义被发现他发表的所有重要论文都是把国外研究者的论文换掉署名为己所用，而且这些国外研究者的名字和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对这么有趣的造假事件，中国媒体却没有什么兴趣报道、评论，分别只有一家地方报纸（《北京青年报》和《新安晚报》）做了报道，就没了下文。

    或许是因为对中国学术界的造假丑闻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再新奇有趣的造假事件也没有了新闻价值。中国学术造假现象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五年来我接触到的就有四、五百起，而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整个冰山还不知道有多大。涉及范围也相当广，普通院校、研究机构且不说，各个名牌大学已无一幸免。造假的人群涵盖各个层次，从本科生、研究生、讲师、副教授、教授一直到校长、院士，全都榜上有名。这几年来，有许多名院士、院士候选人被发现弄虚作假，搞得怨声载道，再这么下去，“院士”这一无比崇高的头衔有变成“怨士”的危险，到这一届选举院士时连老院士们也看不下去了，发出了质疑院士制度的声音。

    中国学术造假现象不仅数量多，而且花样也多，捏造实验成果、篡改实验数据、剽窃、一稿多投、伪造学术履历、买卖文凭、捏造论文发表记录、批量生产劣质论文、包装院士、冒领科研基金、侵吞科研成果、参与商业骗局等等，许多也是颇具中国特色，国际上前所未闻，中国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饶是我从事学术打假多年，也还是会碰到新的花样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在学术界之外，各种各样打着高科技招牌的商业骗局、商业炒作也纷纷亮相，而且往往有科研人员为其捧场。有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了。珍奥核酸在2001年就已被充分揭露，但是在200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315晚会上仍然能大做广告（《又见“珍奥核酸”上了春节晚会》，《北京科技报》2005年2月16日）。而且由于当初盗用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义做广告被诺贝尔奖获得者指斥，珍奥核酸得了诺贝尔奖情结，千方百计要拉诺贝尔奖获得者入伙，据说终于在2005年争取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为其捧场。“神源口服液”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就因为做虚假广告受到处罚，但现在仍然是号称“京城人士争喝神源、功效非凡真实可信”（《从神源口服液的广告看保健品如何骗人》，《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16日）。

    有的则属于“新生事物”。同样盗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义的祛斑化妆品“巴黎欧潘多”（《美容化妆品的秘密》，《北京科技报》2005年6月8日），盗用哈佛大学名义的增高新药“哈佛代高乐”，谎称“在全美国引发疯狂抢购”的增高产品“美国筑本筑高助长系统”（《“增高产品”何时了》，《北京科技报》2005年5月18日），伪造学术依据的注射隆胸产品“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隆胸有什么学术依据？》，《北京科技报》2005年11月2日），都是在2005年开始遭到揭露，有的已被管理部门处罚，是不是也能演变成“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个未知数。在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生命力总是特别顽强。

    在过去的一年里，伪科学、迷信也有抬头之势。用魔术表演冒充“特异功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在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反伪科学“四大恶人”和其他科普界前辈的打击之下，总算声名狼藉。但是在2005年，我们却见到一位“新疆奇人”上了中央电视台和其他电视台做“绝活”表演（《“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又来了》，《北京科技报》2005年8月24日）。如果其他的业余魔术师都以他为榜样，“神功”又将在中国大放异彩。

    首届世界UFO大会9月份在大连举行，“UFO研究”一时在中国媒体上又成了“显学”。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位研究员几次在媒体上宣布，他已排除了中国各地出现的不明飞行物是自然现象和人类飞行器的“可能”，它们“可能”是外星文明的飞行器，外星人“可能”已光顾了中国，而且还不止一次。又有北京的“国际UFO专家”向我透露，外星人“可能”在关注我在中国媒体上对他们来临的怀疑（《如此“严谨”的不明飞行物专家》，《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14日；《“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北京科技报》2005年12月7日；《我曲解“不明飞行物专家”了吗？》，《北京科技报》2005年12月21日）。“可能”、“可能”，多少虚妄假汝之名以行！

    古老的迷信残渣时不时地会披着最新科学的外衣泛起。当美国天文学家在7月份宣布发现太阳系第十颗大行星时，国内便有人老调重弹，声称“八卦宇宙论”的创立者刘子华早在1940年就已经用《易经》八卦推测出太阳系有第十颗大行星了，命名为“木王星”，据说还得到爱因斯坦的表扬呢，真为中国人、中国文化长脸。可惜“木王星”的各种数据与美国人发现的无一吻合，所谓爱因斯坦表扬也查无实据，刘大师的威名只在国内远扬（《欺世盗名的“八卦宇宙论”》，《北京科技报》2005年8月10日）。

    正如一直有人在鼓吹《易经》是精深的科学，也一直有人在鼓吹风水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生态建筑学”、“环境学”，而且做为将要“拯救世界”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还在国外开花结果了。但是，以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名义开办的国内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宣布开张，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28日）。要把自古以来就被有识之士视为不入流的旁门左道、迷信的东西用科学乔装打扮一番塞入大雅之堂，毕竟不是可以轻易得逞的，在反对声中，这出闹剧草草收场，创办“风水文化培训班”的风水大师们显然没有看好自己的风水。

    一些更为精致的伪科学、迷信也更有市场，在知识界、新闻界都不乏支持者，声势浩大，反而是反对者显得势单力薄。由于印度洋海啸引发的有关人类是否应该敬畏大自然的争论就是如此，让我们发现打着“环保”的旗帜干着与“环保”无关、甚至是在反环保的活动的“伪环保”在中国很有市场。在有关怒江水电开发、圆明园防渗工程、转基因食品的风波中，处处可以看到伪环保的身影，利用公众对环保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相关科学知识的缺乏，在公众当中制造了一场场恐慌，真正的环保问题反而被忽视了（《“环保”是可以信口开河的吗？》，《北京科技报》2005年2月23日；《寻找“原生态河流”》，《北京科技报》2005年4月13日；《“圆明园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观感》，《北京科技报》2005年4月19日）。

    学术造假、科技骗局、伪科学、伪环保、迷信……正在神州大地方兴未艾，反伪打假的事业任重道远，但是却有人以公众代表自居，认定公众对此已经厌倦，探讨起“公众为何厌倦了反对伪科学”，惊呼“警惕反伪科学运动扩大化”。有“科学警察”之称的美国“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专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引发了九位“科技工作者”联名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的公开信，声称“科学上的‘反伪打假’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重大自主创新一大障碍”。同样是这些人，指控何祚庥院士、我等所谓的“反伪斗士”制造了三大“冤案”，私自“打假”阻碍科技创新云云。

    这些属于“天地生人”小圈子的人一向在支持、从事伪科学研究，甚至在推销“祖传秘方”，他们害怕“科学警察”，就像小偷之害怕警察，理所当然（《中国需要“科学警察”》，《北京科技报》2005年5月25日；《“科技打假第一冤案”冤不冤？》，《北京科技报》2005年11月9日）。但是却有上海的记者跟着起哄，号称进行了“调查”，欲为“冤案”平反。更有广州的几个报刊联合起来又是登报道，又是发评论，反对“私人科技打假”，就像在小偷猖獗、警察失职之时，他们自己不去抓小偷，却很有种站出来反对私人抓小偷。而且把抓小偷的人看得比小偷还不如，像对待犯罪嫌疑人一样对“反伪斗士”明查暗访，实在找不出什么把柄就断章取义、捏造虚构进行丑化。

    黄禹锡事件实际上也是因为“私人打假”而起，有人首先在网上质疑，韩国有关机构立即做了调查，黄禹锡也被迫辞职。但是在中国，如此众多的学术界丑闻在网上被揭露出来，却几乎没有见到过有关机构采取相应的行动，更几乎没有见到被揭露者勇于承担责任的，唯一的例外是汕头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胡兴荣在网上有人指出其著作存在抄袭后，主动辞职了事。胡兴荣来自台湾，恐怕要被人视为“呆胞”。大陆土生土长的学者的脸皮就要厚得多。如果胡兴荣脸皮厚一点，肯定也可以和其他被发现抄袭、甚至更严重的造假行为的大陆学者一样，继续好好地当他的教授，别人又能把他怎么样？

    造假者不仅得不到处理，而且如果胆子再大一点，还会理直气壮地“恶人先告状”，反过来向当地法院控告揭露他们的媒体、个人损坏其名誉权，并且还会得到法院的保护。做“绝食49天”表演的“四川老中医”陈建民在四川起诉《北京科技报》，“最受尊敬的中国十所大学之一”西安翻译学院在陕西起诉《西部发展报》，不就都获得胜诉了吗（《“绝食老中医”胜诉又能怎样？》，《北京科技报》2005年7月27日）？由于对“最受尊敬的中国十所大学”事件进行了调查，我和《北京科技报》最近也都接到了西安翻译学院及其校长丁祖诒的诉状。早些时候，由于我在《北京科技报》撰文披露院士候选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肖传国的造假行为（《脚踏两只船的的院士候选人》，《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21日），肖传国也在武汉起诉我、《北京科技报》等，并且武汉方面乘我在北京开会之机，很有戏剧性地派了两名法警专程赶到北京的会场向我送交诉状和传票。如果造假者再次利用地方势力胜诉的话，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真会有人天真到去相信这样的官司真能给造假者挽回名誉？这场官司秀并没能改变肖传国选不上院士的结局。学术的真假，新闻的真伪，不是法院能够判定的。

    有管理机构的不作为，有司法机关的保驾护航，有不良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不良记者打气起哄，造假事件在中国必然层出不穷，有志反伪打假者不愁找不到目标。为了帮助公众擦亮眼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不至于吃饱了饭没事干。

2005.12.30

（北京科技报2006.1.4）

(XYS200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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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爱好。以前在美国大学做科研时，阅读的
图书以文史类中文图书为主。现在不做科研了，阅读习惯倒了过来，读的
主要是科学类的英文图书了。因此我对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新书可以说是漠
不关心的，浏览的范围仅限于作者或出版者的赠阅。清点一下过去的一年
里收到的作者赠书，有两位老人的新著值得一提。

一本是高耀洁女士著《中国艾滋病调查》。该书上编为“中国艾滋病
传播现状调查”，那并非严谨而枯燥的科学调查，也非空泛而煽情的记者
调查，而是高女士多年来深入艾滋病村的底层从事艾滋病预防教育、救助
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所了解到的真实故事和亲身体会，文笔质朴得近乎笨拙，
惟其如此，反而突显出其真实。下编为“艾滋病预防知识问答”，大概是
她多年传播的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的汇编。高女士曾反对提倡使用安全套
预防艾滋病，这个与医学界主流不符的立场受到过专业人士的批评。令人
高兴的是，在本书中，高女士已改变立场，认为使用避孕套可有效地预防
艾滋病的传播。

我发现我和高女士有一个共同点，都不相信“中医能够治疗艾滋病”
的宣传，特别痛恨那些打着中医的招牌欺骗最不该被骗的绝症病人的江湖
骗子。因为揭露这些骗子，高女士还惹上了官司。“绝不说假话。”这是
高女士刻意坚持的一条原则。提倡说真话已成时髦，但大多数人也就是嘴
上说说而已。提倡讲真话不等于自己敢讲真话，有的作家因为提倡说真话
而获得敬重，但我不知道他可曾具体说过哪怕一句会得罪某个人的真话。
能够身体力行，像高女士那样明知讲真话的后果很不好也“欲罢不能”，
不怕得罪人的，在国人中实属另类。

许良英先生是另一位以敢讲真话著称的老人。他听说我在北京，约我
见面，我于是得到了一本新出的爱因斯坦文选——《走进爱因斯坦》。我
的科学思想的启蒙源于大学时代阅读《爱因斯坦文集》，因此它的译者许
良英先生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虽然我后来已无需
再借助译文阅读爱因斯坦著作，甚至能发现《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误译了。
我以前曾经指出，爱因斯坦有关科学起源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的一段很著名
的话，在《爱因斯坦文集》中被译错了，这个错误还流传颇广：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
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
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
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
了。”

最后一句译文常被用来表明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赞赏，其实完
全错了。有人将之改译为：“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
惊奇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对比原文，可知这句话与中国毫无关系，是
爱因斯坦对西方居然能有这些发现的感慨：“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
是令人惊讶的。”爱因斯坦只是认为科学的起源是个不平常的事件，因此
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值得惊讶的是西方居然会发展出科
学。《走进爱因斯坦》收录了这段话，不过已做了改动，改成：“作出这
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虽然语气没有译出，语义也有些模糊，但毕竟不
像原译那样错得离谱。可见许先生没有停止过润色其总体上已非常出色的
译文。

几天前我路过一个小书摊，里面只摆了几十种畅销书，其中居然有这
一本《走进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作、思想能在中国如此流行，得益于
许先生不懈的引进和推介。相比之下，在科学成就和思想上都可与爱因斯
坦并肩的达尔文就没有这么幸运，我见到的达尔文著作中译本都算不上合
格。

高女士是社会活动家，许先生是学者，最后我还想顺便提一下另一位
老人，一位角色和他们都很不同的老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邹承鲁先生。他的《维护科学尊严 探索科学真理》一书早在两年前就
已经给了我，但我一直没有机会介绍。看了这本书，我们会发现现在备受
关注的学术腐败其实是早已有之，邹院士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在呼
吁正视这个问题，只不过未广为人知而已。当然，当时的学术腐败还没有
泛滥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但也可见邹院士等人的先见之明。邹院士热心公
共事务，打击学术腐败、伪科学，影响颇大。但也有人批评他不务正业。
其实，老一辈的科学家在晚年利用其威望参与社会活动，从事科学普及和
维护科学尊严，其贡献绝不亚于发挥余热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们能留给
后代，不仅仅是某项具体的学术成果，还有科学精神的传递。

三位老人，三本书，都因为求真而可敬。

2005.11.22.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走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6月第1版。
《维护科学尊严 探索科学真理》，邹承鲁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4月第1版。

（《中国青年报·冰点》2006.1.4，发表时因篇幅关系有删节。为《中国新书》
2006年第一期“2005，我的阅读记忆”栏目而作。）

(XYS200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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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圣主任起了个《答“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的题目，却没有回答我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将这篇顾左右而他的范文转贴于此，让大家见识一下一个打着“学术批评”招牌的学术流氓的造谣、骂街的嘴脸。造谣说我河南大学演讲时冒充“中国科学院教授”，我原以为是西安翻译学院的人的独创，现在看来杨玉圣主任的功劳也不可抹煞。杨主任与刘兵之流的反科学文化人、学术腐败分子联手，倒不是新鲜事了。反科学文化人把持的《科学时报·读书周刊》曾经把杨玉圣评为“十大科普人物”，虽然我不知道杨玉圣做过什么“科普”。

    我需要声明一下，新语丝从未转载过首发自“学术批评网”的文章，自然也不存在杨主任所谓“我和舟子最初的交恶缘由之一是对他的新语丝转载学术批评网首发的文章不注明出处提出异议而引起的。”如果存在所谓“异议”的话，那也是因为作者把文章同时投给新语丝和“学术批评网”，或者读者转寄而没有注明出处，或者杨主任剽窃新语丝网站的文章却又声称“作者惠寄”、“学术批评网首发”，还要偷改作者的署名、标题和文中内容（比如把网友“一心”发给新语丝的《可笑人也，聂资鲁教授！》改为署名“奕欣”《反学术打假的好戏——评聂资鲁教授〈杨玉圣的所谓学术批评文章及我的答辩文章〉》，列为“学术批评网首发”，参见一心《杨玉圣先生，请尊重本人的著作权》(XYS20051124)）。对于知道为“学术批评网首发”的文章，即使作者以后再寄给我，我也不登。因为我认为一个学者会主动去给杨主任这种劣迹累累的学术流氓捧场，即说明其没有是非观念，不值得信赖。

    如果谁要知道我和杨主任“交恶缘由”，可去看看新语丝“立此存照·杨玉圣事件”专辑中的文章。我既然被称为“学术打假斗士”，对一个一贯弄虚作假的人，不和他“交恶”，难道还和他“交善”不成？

    我给贺卫方教授提了两个问题，杨主任就说我是在“骂”贺卫方，我还真看不出其中有哪一个词算得上“骂”的。大概在杨主任看来，他们那一伙人是不能被质疑的，否则就都是“骂”，而他们造谣、谩骂别人，却叫“学术批评”。

    “论水平，在舟子看来，本人一般般。论为人，在舟子看来，也是臭不可闻。”这话倒是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附：　　杨玉圣：答“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

　　时间:2006年1月2日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舟子兄对于我当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法律中心主任之事，一直耿耿于怀，连续发文章质疑。在最新的一篇《再问杨玉圣靠什么学术成果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1月2日）中，舟子的态度似乎有些软化，但还是他那种偏执而自信、一贯正确的做派：“我并不否认杨主任在很早以前曾经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但是我关心的是自1998年杨主任专职从事‘学术批评’以来的论文发表情况，因为杨主任能转到中国政法大学当教授、主任，显然只能是靠近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而不能吃老本。但是看杨主任公布的文章清单，从1998年以来，杨主任发表的文章，以‘学术批评’类的随笔、杂文为主，夹杂一些新闻报道、书评、普及性文章。唯一算得上论文的一篇属于会议论文（孙中山先生的美国观——一个比较分析，《第五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2年8月），不是在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按“学术规范”不能算正式发表的论文，而且也不属于“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而是中国近代人物研究。所以我在《杨玉圣靠什么学术成果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所说的‘8年来，杨玉圣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更没有发表过一篇研究‘美国政治与法律’的学术论文。’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并没有因为杨主任公布了更详尽的文章清单而改变。所以我仍然要问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主任，杨玉圣是靠什么学术成果到中国政法大学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的？”

　　论水平，在舟子看来，本人一般般。论为人，在舟子看来，也是臭不可闻。我老实检讨，自己确实不像舟子那样是一个可以在《北京科技报》《环球》开专栏的名人，也不像舟子那样是一个“既懂马克思主义又懂自然科学”的高人。可是，连我自己都奇怪得很，何以就稀里糊涂地做上了这个美国政治与法律中心主任呢？惹得舟子痒痒，恼火。“舟子不高兴，后果很严重。”怎么办？实在没辙，如果舟子心里不平衡的话，权且提一个化解郁闷的馊主意：反正舟子现在也因为跟新华社的记者结婚而长住北京了，既然当初有本事拿过米国的大学的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资格，为何不到某大学（比如他一再为之辩护的陈章良教授做校长的中国农业大学）也做个生物化学信息中心的主任、教授一类的头衔。这样的话，总比到河南大学演讲时冒充“中国科学院教授”，要来得光明正大一些；也总比被网友们戏弄为“三无人员”要好听一些。

　　其实，我和舟子最初的交恶缘由之一是对他的新语丝转载学术批评网首发的文章不注明出处提出异议而引起的。可能舟子还因此受了点刺激。所以，在这篇本来是骂我的文章中也把无辜的贺卫方教授连带骂了。舟子是这样骂的：“我同时顺便也要问一下正在与杨玉圣联合打假、建设‘学术规范’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个人8年来没有发表过一篇专业学术论文，专职从事与其专业研究无关的‘学术批评’，却能评上教授、当上研究中心主任，这是什么样的‘学术规范 ’？贺卫方在评述周叶中剽窃案的文章中，对王天成《博导，还是“博盗”？——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一文出处的注释，不是原始出处新语丝网站，而是比新语丝网站晚一天刊登的‘学术批评网’，这又是什么样的‘学术规范’？（贺教授在文中提到《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了这个事件，而该报道写得清清楚楚：‘2005年11月23日，署名“王天成”的一篇《博导，还是“博盗”？——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以下称“剽窃纪实”）的文章出现在“新语丝”网站上（“学术批评”网１１月２４日刊登），……’故我们只能认为贺教授知道新语丝网站为原始出处）。”

　　新语丝，一直被一些严肃的学者称之为“信誉死”（清华刘兵教授语）。看来还真是恰如其分、入木三分。比如，这次舟子质问贺教授，就是胡搅蛮缠，一副痞子像。舟子也不想想：贺教授凭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的问题本来是、而且一直是针对政法大学和我本人的提问，现在又无缘无故地把矛头转向贺教授，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因为贺教授发布《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而让舟子感到不安吗？

　　至于舟子“贺卫方在评述周叶中剽窃案的文章中，对王天成《博导，还是“博盗”？——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一文出处的注释，不是原始出处新语丝网站，而是比新语丝网站晚一天刊登的‘学术批评网’，这又是什么样的‘学术规范’？”的问题，我倒可以代答。首先，作者引王天成先生的文章，究竟是注明引自哪家网站，并不是舟子说了才算。发布在学术批评网上的王先生的文章，是王先生投送学术批评网、授权发布的，无论是标题还是内文个别提法，都与新语丝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贺教授写作的是严肃认真的评论文章，为此而引用学术批评网发布的王先生的文章，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再说，众所周知，舟子的新语丝在国内是被屏蔽的，因此在北京往往找不到这个网站的服务器，这也是不少人见识不到新语丝真面目的客观因素。至于原因，舟子要是有种的话，就不用发问贺教授这样的书生教授了。

　　放假了，闲着也闲着，就专门陪舟子和那个叫王玮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也是新语丝的专栏作家），玩儿。

　　舟子兄不服的话，请继续批评。

(XYS20060103)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几年来，新语丝网站的“立此存照·杨玉圣专辑”以大量的证据证明“学术批评网”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杨玉圣教授多次弄虚作假，杨玉圣对此除了骂街，从未做过澄清。几天前我写了《杨玉圣靠什么学术成果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一文，第二天见到杨玉圣故伎重演，发表《我与方舟子先生的本质区别》做为回应，仍是在骂街。今天见到杨玉圣发表为自己歌功颂德的长文《匆匆忙忙 又是一年——2005年个人纪事》，发现杨主任忽然换了副面孔，要来跟我讲事实摆道理，并且欢迎我继续批评了。现在把文中与我有关的部分摘录如下：

－－－－－－－－－    不久前，有一位叫方舟子的在他的新语丝上写了篇《杨玉圣靠什么学术成果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据这位美国籍华人说：“（引文略）”于是，这位以批判法ｏ功、反对基督教、反对环保而闻名的“打假斗士”忿忿不平地要求：“请中国政法大学校方解释一下，杨玉圣是靠什么学术成果到贵校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的？也请杨玉圣论证一下，一个早已不搞学术研究，以学术批评为业的人去主持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这又是哪门子的‘学术规范’？”    还真是难为这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隔着太平洋专打中国假的生化信息学专家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一番检索，我第一次知道《图书馆》（1997/06）曾经发表过笔者的一篇《美国书籍在中国》，还第一次知道《科学中国人》（2001/06）发表过笔者的一篇《学术腐败与学术打假》。要不是舟子兄热心检索，我还真是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两篇文章（因为我既未向这两份刊物投过稿，迄今也不曾收到过上述两份刊物的样刊和稿费，而笔者也确实曾在其他刊物发表过上述主题的文章）。舟子兄是学理科出身的，是个有口皆碑的“科学主义者”，可能因为这个关系，但凡是他检索不到的，似乎也就不入他的“狗眼”了（因为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狗眼看人低”，舟子兄久居花旗，可能未必知道）。    受这位舟子兄的启发，我把自己1984年以来发表的文章编辑了一份清单——《杨玉圣论著目录（1984年起）》，大大小小，居然在数量上是这位“科学主义者”检索到的数目字的好几倍。这份《目录》已经在12月26日发布于学术批评网。为此，我写了“题记”：    这是本人的一份论著目录清单，自1984年起，截止2005年岁末。这既是自己流浪学坛的足迹，也是迄今曲折的学术命运的映照。     学术之路，绝无坦途。对于学术，我一向抱持敬畏之心，从来不敢懈怠。但一则资质愚钝，再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故而成绩寥寥，乏善可陈。对于转型期中国的学人的路径，究竟该如何走向，我一直是充满迷惑、矛盾与烦恼。尽管已过不惑，但类似的问题也许无穷无尽。     美国史、美国学、世界近代史、现代化研究、史学评论、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大致是我最近二十年来涉足的主要领域，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不深不透。这份单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的选择，我的路。这是自己的人生哲学，也是自己的学术理念。只有自己最明白，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文字，曾经为之付出多少的劳苦、心血与代价。     还得马不停蹄，继续跋涉。 

    这是我的心里话。舟子兄不服，可以继续批评。”－－－－－－－－－－

    几天前杨主任才在《我与方舟子先生的本质区别》一文中对我破口大骂，把别人将他与我相提并论视为“莫大的侮辱和耻辱”，突然又自作多情要和我称兄道弟，亲切地连叫我五声“舟子兄”，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虽然杨主任变脸功夫一流，但是爱造谣的本性却并没有改。在《我与方舟子先生的本质区别》一文中，杨主任说我是“拿了美国绿卡的中国人”，此文中却改称我为“美国籍华人”，是这位“美国研究专家”分不清这两种身份的区别，还是在这几天杨主任替我加入了美国国籍？杨主任又说我是“以批判法ｏ功、反对基督教、反对环保而闻名的‘打假斗士’”，说我反对环保，是造谣，说我因为反对这三样东西而被称为“打假斗士”，更是造谣。杨主任不会不知道，我之所以被媒体称为“打假斗士”，乃是因为打击学术界的弄虚作假，包括打击杨主任这样的。说我是“科学主义者”，同样是造谣。

    在散布了这几个谣言之后，杨主任公布了“1984年以来发表的文章”，说是我检索到的数目字的好几倍，以此暗示我检索到的他的论文表有重大遗漏，对其学术成就的质疑不成立。我是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做的检索，检索到的文章数目少于杨主任发表的文章数目，这是很正常的，从杨主任公布的清单看，他用笔名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报道、评论，自然没法用“杨玉圣”检索到，而且那是“学术期刊”数据库，不可能检索到杨主任在该数据库未收的大众报纸或通俗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我并不否认杨主任在很早以前曾经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但是我关心的是自1998年杨主任专职从事“学术批评”以来的论文发表情况，因为杨主任能转到中国政法大学当教授、主任，显然只能是靠近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而不能吃老本。但是看杨主任公布的文章清单，从1998年以来，杨主任发表的文章，以“学术批评”类的随笔、杂文为主，夹杂一些新闻报道、书评、普及性文章。唯一算得上论文的一篇属于会议论文（孙中山先生的美国观——一个比较分析，《第五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2年8月）），不是在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按“学术规范”不能算正式发表的论文，而且也不属于“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而是中国近代人物研究。所以我在《杨玉圣靠什么学术成果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所说的“8年来，杨玉圣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更没有发表过一篇研究‘美国政治与法律’的学术论文。”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并没有因为杨主任公布了更详尽的文章清单而改变。所以我仍然要问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主任，杨玉圣是靠什么学术成果到中国政法大学当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的？

    我同时顺便也要问一下正在与杨玉圣联合打假、建设“学术规范”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个人8年来没有发表过一篇专业学术论文，专职从事与其专业研究无关的“学术批评”，却能评上教授、当上研究中心主任，这是什么样的“学术规范”？贺卫方在评述周叶中剽窃案的文章中，对王天成《博导，还是“博盗”？——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一文出处的注释，不是原始出处新语丝网站，而是比新语丝网站晚一天刊登的“学术批评网”，这又是什么样的“学术规范”？（贺教授在文中提到《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了这个事件，而该报道写得清清楚楚：“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署名“王天成”的一篇《博导，还是“博盗”？——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以下称“剽窃纪实”）的文章出现在“新语丝”网站上（“学术批评”网１１月２４日刊登），……”故我们只能认为贺教授知道新语丝网站为原始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