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接第五部分）

                              七、问答

　　主持人：感谢方舟子博士的精彩演讲。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场提问。

　　问：我在浙大图书馆看到两本书，一本是《四维力学——挑战相对论》，一本是《量子外力》，它就在我们大学图书馆里头，我想问一下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答：相对论并不是说不能挑战，但是要挑战它，应该遵循学术规范。什么样的学术规范呢？就是应该拿到国际学术期刊上去发表论文，拿到权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去发表论文。如果你真正把相对论给推翻了，那是一个多么重大的科学成果，为什么只是在国内自己喊，在那里炒作呢？你早就应该去拿诺贝尔奖了，干吗只在那里自得其乐？（笑声）所以他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大学图书馆把它做为资料收藏也未尝不可，但是不应该去支持他。这些人就是因为论文发表不了，知道让同行评议的话根本不成立，才在那里自得其乐。

　　网上号称推翻了相对论，推翻了达尔文进化论，证明歌德巴赫猜想的人，有无数。但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连必要的科学知识、专业知识都不具备，就在那里胡说。物理的、数学的问题我不太懂，生物学、进化论的问题我还是有发言权的。我看过那些挑战进化论的论文，都是不成立的，都是那些连基本的生物学知识都没有的人在那里喊得最凶。我很希望中国能够出现爱因斯坦一样的人物，但是这种希望只是个美好的希望。想要做第二个爱因斯坦，还是要遵循学术规范，正正规规地来。人家爱因斯坦挑战牛顿力学，也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写了论文在比较权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

　　对这些人也没有必要太打击他们，除非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我们打击伪科学是重点打击那些有社会危害的。如果他愿意自得其乐（笑声），生活在幻想当中，那么他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必要非得把他的幻想给破灭掉（笑声）。但是如果他被打扮成了受科学界迫害的英雄，那么我们还是有必要去追究一下。最近有人指责我们制造了“科技打假三大冤案”，其中有一个就属于这种情况。有一个叫蒋春暄的，号称证明或证伪了很多重要的数学定律、猜想，包括证明了费马大定律，比威尔斯还早了很多年，还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推翻了黎曼假设，等等等等。说他发明了一个全新的数学体系，足够让全世界的科学家忙上几百年（笑声）。但是数学家怕现在的体系被推翻掉，所以就要排挤他、打击他。像这样的人，他一辈子就为这个幻想活着，他很早就在宣传这一套，从七几年起就在宣传，已经三十年了。他就为这个活着，把他的幻想给打破的话，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笑声）。但是他现在被搞伪科学的人做为英雄人物抬出来了，北京有一个伪科学组织叫“天地生人”，把他做为英雄人物抬出来，说我们制造了冤案，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追究一下事实的真相，看他那些成果成不成立。好多数学家，在我们那个网站发表了文章，说这个人连基本的数学知识都没有的，你怎么和他说去？确实是两套不同的数学体系（笑声、掌声）。

　　问：你刚才在演讲当中，用了很多北大、清华的例子。我想问一下，你在打假当中，有没有遇到浙大的例子？（笑声、掌声）

　　答：浙大的例子也是有的。我为什么一开始就举北大的例子呢，因为我们不是要谈世界一流大学吗，有人说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所以我就特地举了北大的例子。清华的吗，是因为清华的出的丑太多了（笑声），特别是清华生物系的，丑事太多了。因为我是学生物出身的，所以我更关心生物系的问题。所以有人就说学生物的太倒霉了，出了个方舟子盯着你们（笑声）。浙大的我们也揭过，比如说成批制造论文的，我们很早以前就揭露过一个叫储健的（笑声），几年就整出了一两百篇论文。包括SCI论文排行榜，也有浙大的，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英文叫Xu DJ，不知道他的中文写法，没有把他列出来。所以这是个普遍的现象，不是个别的现象。我只是举了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为例来说明问题，因为我们重点打击的，就是这些名气大的大学。

　　问：我经常上新语丝网站，想利用这个机会问两个比较私人一些的问题（笑声）。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花了这么多精力在打假，靠什么为生？（笑声、掌声）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回国来工作？

　　答：关于我靠什么为生的问题（笑声），虽然涉及到隐私，但是因为很多人在问，报纸在问，包括去年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采访我的时候，也问过，也播出来了，所以我并不忌讳。我在国内的收入主要是靠稿费，我是个专栏作家，不是SCI专栏作家，而是正儿八经的专栏作家（笑声），在给国内的报刊写专栏，比较固定的有三个，一个是《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还有一个是《北京科技报》，我每星期给他们写一篇，还有一个是新华社的《环球》半月刊，我每个月给他们写一篇。有时也给一些其他的刊物写稿。

　　另外就是出书的收入，我现在已经出了十二本书。最近刚刚出了三本，我顺便做一下广告（笑声）。这三本都和生物学有关。一本是《餐桌上的基因》，涉及转基因的问题，要澄清转基因食品并不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可怕，本来是做为少儿科普，所以在少儿出版社出版，但是写得还是成人化了一些（笑声），大家也可以看。另外一本是《基因时代的恐慌与真相》，除了涉及转基因的问题，还涉及到克隆人的问题，病毒的问题，等等。还有一本是比较严肃的，叫《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是讲“进化”和“基因”这两个生物学的基本观念是怎么演变来的。所以我在国内的收入是靠稿费和版税。在国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收入，比如专利的收入，做咨询工作的收入。不算很多，但是也够我活了。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个优点，在物质方面没有什么追求，所以没有什么生活压力。

　　至于说我能不能回国，实际上我现在有很多时间在国内。完全回国不现实，比如查资料就不那么方便，虽然很多资料现在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但是有的还是要从书本中查到的，这些书可能在国外才有。在国内上网查资料也不是很方便，老是遇到屏蔽（笑声），有些完全没有必要屏蔽的网站也给屏蔽掉，比如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网站，有很多资料，但是在国内经常上不去。还有，我在国外的话，有方便的地方，没有那么复杂的人事关系。如果真的在国内的某个机构任职的话，那么领导就要管你的，就算不管你，来找你做思想工作也够烦的了（笑声）。还有同事关系，要在国内学术界混，还得担心受到打击报复。所以我特别理解国内的人明知有假却不敢站出来打假，只敢私下抱怨抱怨。我也不喜欢在机构任职，我这个人天性就喜欢自由，不喜欢被人管也不喜欢管人。而且，如果我到国内来的话，网站就很难办下去了。不只是把你屏蔽掉的问题，而是干脆把你的服务器关掉，搬走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国内一些办得比较好的言论网站，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像以前北大有一个未名BBS，本来是学生自己管的，后来被校方接管了，许智宏校长亲自担任BBS站长（笑声）。后来又有一个一塌糊涂网站，就干脆把你封掉。这就是我觉得完全回国不太现实的原因。

　　问：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有的人以前做过假（笑声），以后应该怎么办？（笑声）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看不看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已经在晚会上卖了三次拐，有人说明年他还会继续卖，你怎么看？

　　答：对第二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因为这涉及到艺术评价的问题，已经有人说我管得太宽了（笑声）。今年的春节晚会我看了一部分，让我特别气愤的一点是，珍奥核酸还在上面做广告。我因此还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春节晚会。我在2001年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批珍奥核酸，可能是我投入的精力最多的，结果还是这样。

　　至于你第一个问题问到，以前已经做假的，怎么办？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改了就还是好同志（笑声）。对学生我们还是应该宽容一些，学生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但是如果是教授，是学术地位比较高的人，最好还是激流勇退，别再在学术界混了（笑声）。国外对弄虚作假的科研人员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就是为了逼着他们没法在学术界混下去。世界这么大，可以做的行业这么多，如果你非要骗人不可，你干吗非得在学术界骗？（笑声）你可以搞政治去（笑声、掌声）。

　　所以，能清理，还是要把他们清除掉，不能清理，我还是希望他们这些人能够有一点羞耻之心，要能够承担责任，不要推卸责任。不要老把责任推到学生头上，甚至推到秘书头上。像我提到的清华大学常智杰，他的履历有问题，他说是秘书搞错了，好像清华大学的副教授还配备了秘书，还知道怎么替他美化，知道把poster当论文贴出去。天津语言学院有一个教授，被发现他出的专著其实是把别人的论文当成自己的论文收进去，他说他当时在日本访学，交代妻子代编论文，妻子不了解情况，就把别人的论文给编进去了（笑声）。拿这么荒唐的理由来辩解有什么用呢？老老实实地承认不就完了嘛。这叫越描越黑。我们那个网站有个特点，允许被批到的人来反驳，来澄清，不管是什么理由，我都给你登出来。有些人的确把问题说清楚了，个别的人的确是被冤枉的，但是大部分的人是越说越说不清。本来就是假的，怎么刷得清自己，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

　　问：在现在的中国，需要鲁迅先生，您现在被很多人看成是当代鲁迅（笑声），你怎么看待你与鲁迅先生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答：确实老有人把我和鲁迅放在一块比，我觉得不敢当。我承认我的确受了鲁迅的很大影响，因为我从小就在读鲁迅的文章，初中开始就在读鲁迅全集。鲁迅全集我读了很多遍，现在有时候也还在看，我在中美两边跑的时候，必带的一张光盘就是鲁迅文集。我在文风和为人处世方面可能受了鲁迅的影响。但是我有很多不如鲁迅的地方。比如说，我没有鲁迅的国学功底，虽然我很喜欢文史，一直在读文史的书，有时也写点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有人说我是科学主义，是绝对错误的。但是这方面的功底是和鲁迅没法比的，鲁迅同时也是个国学大师。我也没有他的文学才能、文学成就，这方面没法跟他比。我也没有他的思想的深刻，那种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一刀见血的剖析。

　　但是我觉得我也有超过鲁迅的地方。比如说，我是受过正儿八经的科学训练的，我对科学问题的看法，对科学的理解，掌握的科学知识，是超过鲁迅的。还有，我认为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是超过鲁迅的，因为鲁迅没有在西方生活过，所以，他的文章里头对西方文化的描述有的是不准确的。他对中国社会的批判，往往怪到中国人的劣根性，但是可能其实是人性的劣根性。到美国后我发现鲁迅批判的一些现象，在美国人当中或多或少也有。这并不妨碍鲁迅的伟大，反而说明鲁迅更具有世界性。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问：方舟子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学术界里面，有没有通过批判伪科学来清除异己，打击创新，进行垄断的行为？或者说，你的学术打假会不会被人利用做为狗咬狗的工具？（笑声）

　　答：你要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你光是提出这种可能性，没什么意义。你应该具体地指出来，我在哪一件事被人利用了？哪一件事，我是借打击伪科学，或者别人借我打击伪科学，来打击科技创新？你这种说法在媒体上是经常出现的，包括《南方周末》，他们为什么反对学术打假呢，其中的一个理由也是这么一条。我觉得光这么说没有意思，应该具体地指出有哪一件本来不是伪科学，但是被我当成伪科学打击了。如果是真的科学，真的创新，是不怕别人打击的，即使一时受到打击，在国内发表不了，还可以拿到国外发表嘛。没有谁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够把一个真的东西硬说成是假的。所以，有人有你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是完全没有必要。目前据我所知，也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被公认为伪科学，后来又被认为是正确的，目前没有这种情况。历史上这种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的。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政治、宗教的介入，而不是科学界本身的问题。是有人利用政治势力、宗教势力来打击真科学，而不是科学界打错了伪科学。

　　没有别的问题了吧？（掌声）谢谢！（掌声）

　　主持人：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满满的三个小时还不够和我们的教授（笑声）、我们的学者做进一步的交流。我们登攀节还会有更多的学者、更多的思想出现，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登攀节。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掌声）。

　　方舟子：谢谢！（掌声）不过我要声明一下，我不是教授（笑声），我也不当教授，给我教授我也不当，大家都知道的（笑声、掌声）。

　　主持人：对不起。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掌声）。

(XYS200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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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四部分）

                            六、结束语

　　最后这些内容是临时加的。我刚才发现昨天我们杭州的报纸《青年时报》登了两篇和我有关的评论文章，可能跟我到杭州来是一种巧合吧，不一定就是冲着这次我到浙大来的。其中一篇是反对我的，一篇是支持我的。

　　我们先来看反对我的。反对我的这个人叫刘洪波（笑声），他是武汉《长江日报》的记者。他的文章题目叫 《“科卫兵”方舟子》。他说“方舟子的特点是打假过程中语言夸张暴烈，论辩风格可比‘大字报’，威武之状堪称‘科卫兵’———好像当代科学领域内出现的红卫兵一般。”（笑声）“有人认为伪科学就要他这样的‘狠人’来治，便把他作反伪魁首、斗士班头，像拥着钟馗一般跟在后面摇旗呐喊。”（笑声）他开头还说，所谓学术打假，实际上就是学术批评，但是方舟子故意把学术批评搞成了学术打假，是因为“‘科学打假’可以制造明星，‘学术批评’造不出明星。方舟子‘科学打假’大旗举得最高，所以科学打假明星也就做得最大。”意思就是我是靠科学打假来出名啦，靠学术批评就出不了名。

　　我要说一下，学术批评和学术打假是两回事。学术批评是在符合学术规范的范围内的批评，是学术观点之争，即使里面有错误的地方，也是无心造成的，是一种诚实的错误，跟造假是不一样的，造假是明知是假还要去造，是弄虚作假。学术批评可以心平气和地来商榷，来讨论，来争鸣，但是对学术打假就不一样了，没有必要和你讨论、商榷，双方本来都知道是假的，你把假造出来，我把假揭出来，这是揭露的问题，打击的问题，而不是批评的问题，商榷的问题。所以学术打假、科学打假，就应该严厉，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说我语言夸张暴烈，可比大字报、红卫兵，是完全错误的。大字报、红卫兵是诬陷，是无中生有去诽谤别人，而科学打假是有根有据地把事实摆出来加以打击，只不过措辞比较严厉，让有些人受不了。比如说造假的人是“学术骗子”，有的人就觉得太严厉的，就说我骂人了。我觉得这不是骂人。如果你是个骗子，我就说你是个骗子，这怎么能说是骂人呢（笑声、掌声）。这句话是我模仿鲁迅的话。也一直有人说鲁迅骂人，鲁迅回答说，如果说良家妇女是婊子，那是骂人，如果说婊子是婊子，那就不是骂人，那只不过指出了一个事实（笑声、掌声）。

　　刘洪波文章中的下面这些话就纯粹是在造谣了，说“方舟子的科学之爱，是一个选民对神的爱，科学是神，他是科学神的选民，基于这种爱，他不仅要扫除伪科学，也要把‘无科学论者’打翻在地。在‘挟科学以令天下’的方氏战法中，世上除了各种专业人士都是妄人、弱智。”

　　刘洪波被我骂过“妄人”，所以他对此有切肤之痛（笑声）。我为什么骂他是“妄人”，因为他确实“妄”，在科学问题上“妄”。他是学文科出身的，现在成了时评家。在几年前国内医学界曾经有过讨论，在判定一个人是否死亡时要不要实行脑死亡标准。刘洪波就跳出来反对，用的都是胡搅蛮缠、胡说八道的理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脑死亡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一个人还没有死，为了移植他的器官，故意把他搞死去移植他的器官（笑声）。我就写了篇文章去批他，说他是妄人，因为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一个科学的问题就胡说八道。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是把科学当成了神，是上帝一样的绝对真理。我从来不这么认为。一直有人说我是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绝对正确的，是万能的，在所有的领域都能应用的。我从来不认为科学是绝对正确的，它至多是相对正确，将来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发现现在的某些科学结论是错误的，只不过它能够自我修正。我也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只不过认为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笑声）。我也不认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讲科学，我只不过认为在科学的问题上就应该讲科学，比如在脑死亡的问题上就应该讲科学，而不应该胡说八道。如果胡说八道，而且是高高在上地批评搞生物医学的人，说他们在脑死亡的问题上都搞错了，那么我说他妄，说他是妄人，冤枉他了吗？

　　我也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非科学都打翻在地。我并不认为这世界上只有科学而没有其他的东西。还有其他许多非科学的东西，像文学啊，历史啊，我本人也非常喜欢，我并不是要把这些无科学论者，把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都打翻在地。我要打击的是科学界内部的造假，科学界外部的伪科学、迷信。伪科学是把非科学的东西说成科学，我才要打击它，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非科学，那么我就不会打击你（笑声）。比如说科幻小说，它是一种文学形式，我不会说它是伪科学。但是有的科幻小说家非要说他在小说中提出的那套异想天开的理论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比如中国有一位著名的科幻小说家王晋康，提出一套理论，说我们把天花病毒灭绝了，破坏了病毒之间的生态平衡，就会出现一种更厉害的病毒来取代天花病毒。他在小说中这么说说也就算了，但是在两年前萨斯流行的时候，他就出来说他已经在小说里提出了科学理论，萨斯的出现证明了他的观点，是来取代天花病毒的（笑声）。这就成了宣扬伪科学，我当然要打击了。

　　刘洪波又说：“方舟子爱科学，但他尤其需要的则是‘伪科学’。没有伪科学，就没有科学打假明星方舟子。方舟子与伪科学誓不两立，其实又相依为命（笑声），两者不是‘你死我活’， 而是‘你活我活，你死我死’的共生关系。方舟子确实打掉了一些科学界的假，这可以说是‘科卫兵’行动的副产品，就像红卫兵行动也确实反掉过官僚主义。如果认为只要有更多的方舟子，并给予他们更大的裁量权，就可以建设一个纯净的科学界，那么最终建立的会是一个‘科学神教’，整个社会以及科学自身都将匍匐在科学裁判所的控制下。”

　　像他这种写法，才真正是红卫兵的写法（笑声、掌声）。在他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纯粹就是诛心之论。他认为我应该这么想，就认为我会这么想（笑声）。这是以小人之心（笑声），度什么腹？度一般人的腹（笑声）。他要反对的其实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概反对科学打假。

　　在同一天的《青年时报》还有一篇文章，是何祚庥院士写的，题目叫《为什么我总是支持方舟子》。他说：“为什么方舟子成了‘众矢之的’？其实，这里的‘众’，‘少’得可怜！也就是一‘小’群人，在那里反复鼓噪而已！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向来是采取‘不予理采’，或‘不值一驳’的态度的。”

　　这些反对我的人，大致可以分成好几类。一类就是被我打到的，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的，像刚才那个刘洪波应该也算一个，虽然不是很主要的一个（笑声）。还有一类是虽然没有被我直接打到，但是觉得间接的利益关系被我触及到了。比如说，在2001年以前，中国科大的师生上上下下都很支持我，但是等到我打击了中国科大的教授、校长之后，整个形势就变了（笑声），反对我的人就很多了。原因就是他们认为间接利益被我损害到了。什么间接利益？就是学校的名声。我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逻辑。损害学校名声的，是那些造假的人，而不是打假的人（掌声）。还有一类人是属于观点、理念的不同，比如对科学的看法和我不一样，比如认为我是“科学主义者”所以要反对我，也许并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在里头。还有一类人是觉得我好像靠科学打假出名了，看不惯，要来灭一灭我（笑声）。

　　何先生说：“可正是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使他们感到难堪，于是就采取了‘人身攻击’的办法，仿佛他们打了‘胜仗’！其实，科学是非之争，在于论据，在于事实，既不能‘以言废人’，也不能‘以人废言’。”

　　我打击学术腐败、打击伪科学，可不可以批评？当然可以批评，如果发现我哪个案例打错了，有根有据地指出来，我会接受，该道歉就道歉，该澄清就澄清。问题是那些攻击我的人，像刘洪波之流的人（笑声），他们找不到，也没有能力去发现我究竟在哪个案例打错了，所以只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下面这些是何先生恭维我了，他说：“方舟子之所以战无不胜（笑声），因为每有论战，必定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则。方舟子所主办的新语丝上所刊登的文稿，总是以有无事实，合乎逻辑为选用与否的判据，而不是搞什么‘人情稿’、‘关系稿’，更不会去刊登什么‘有偿新闻’！”

　　我不敢说我战无不胜，因为有时候也会出点问题。我也不敢说我们网站上登的文章都是无懈可击的，特别是不是由我本人主打的案例，有时候会出差错，我们发现了，就澄清、道歉，都有。但是我是尽量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则，做到有根有据。打击学术腐败实际上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干的，也有其他人在干，有的是匿名的，有的是实名的。大家知道文科的有个学者叫杨玉圣，也搞了个“学术批评网”要打击学术造假，但是质量很差，而且他本人就在造假（笑声）。我们的网站就有一个“杨玉圣专辑”是专门揭露他造假的（笑声），打假者自己造假，这就很成问题了。为什么我们那个网站信用比较高，在学术界名声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尽量讲事实、讲逻辑。当然我们的网站在人文学界可能名声不是那么好（笑声），人文学者的学术素质比较差，不去看别人的批评有没有事实，合不合逻辑，却去计较别人的用词啊，语气啊，厚不厚道啊（笑声）。

　　下面何先生还是在恭维我：“至于方舟子本人撰写的揭露伪科学、伪学术、伪环保的文章，更往往是‘小李飞刀’，‘一剑封喉’，‘直中要害’！（笑声）对于这样一位敢于直言、敢于战斗的年轻学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予以支持？！”

　　最后，何先生批评了一个报纸叫《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也曾是以主持社会公正而闻名于读者群的报纸之一；但一旦堕落到故意设下‘圈套’去攻击一位正直敢言的年轻学者，我们也就不能不为《南方周末》的自毁声誉而叹惜了！”

　　他指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南方周末》以前和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2001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打击过很多起的假，特别是保健品的假，最著名的是打击珍奥核酸。以后的两、三年我们也一直有合作，有的是我给他们提供线索、资料，有的是公开的合作，他们来采访我，或者我给他们写文章，我为《南方周末》写了很多的文章，大部分是和打击学术腐败有关的。2003年以后《南方周末》大换班了，我认识的那些编辑、记者都走了，剩下的、新进去的越来越糟糕。大家都在说《南方周末》堕落了，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们现在会堕落到设了个圈套来采访我，而且还组织了三篇文章来批我，不止是批我这个人，而且是批学术打假，认为私人学术打假不能搞，要规范起来。

　　我也认为私人学术打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个人的精力有限，资源有限。我每天都要收到一堆举报信，我只能从中挑出一些来，除了挑那些学术地位比较高的，影响比较坏的，另外就是挑那些比较容易核实的。对那些难以核实，需要花很大精力去核实的只好放弃，因为我只是业余地在做，不是吃这碗饭的，没有从学术打假中赚到一分钱，还要倒贴调查成本。所以我不可能花很大的精力去做，只能是挑着来。所以个人打假有它的局限性，而且权威性也不够。就算我认定了某个学校的某个人造假，学校也可以不理我，造假的人可以继续逍遥自在。如果是由某个权威的机构做出的结论，学校就不能不理睬。

　　所以个人学术打假确实存在着问题，中国要解决学术腐败问题，确实也需要有一个更权威的、更正规的渠道。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值得信任的这样的渠道，所以只好靠个人的力量来打假。而且即使有了正规的渠道以后，同样离不开个人的打假。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点也不矛盾，有了正规的渠道，个人还可以检举造假，公开的检举，秘密的检举都可以。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强调个人打假的局限性，要规范打假，实际上就是在反对打假。个人打假是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的行为，没有什么错的。我打个比方，就像现在遍地都是小偷，但是警察又不管事，这时候如果有人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抓小偷，你反而批评说不能私人抓小偷（笑声），这说得过去吗？即使警察管事了，私人同样可以抓小偷，只要有证据，同样可以抓，这是见义勇为，值得鼓励的。所以不能因为私人打假有局限性，就一概反对私人打假。

　　最近新浪网给我搞了一个博客，我最后就引一段一个读者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留言，这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方舟子，我们许多人很远也许帮不上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专业，乃至你自己的专业，都与你做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你愿意把这件事坚持多久，但是我肯定，你每继续做一天，我们就支持、声援你一天——我肯定，这是每一个有民族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知识分子的心声。”（掌声）谢谢！（掌声）谢谢！（掌声）

　　最后我再讲两句话：第一，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学术腐败的严重性，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科学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关系到我们整个的国家能不能健康地发展的大问题。第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够坚持多久，也许有一天我兴趣转移了就干别的事去了（笑声）。我又不是专门来打假的，纯粹是碰上了，看到中国造假的事情那么多，又没有人站出来说，所以我就站出来。我以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对国内的情况是一点都不了解，当时了解国内情况的渠道，就是看《人民日报海外版》（笑声）。2000年以后互联网在国内兴起了，报纸纷纷上网，我比较关系国内科学发展情况，留意了一下科学方面的报道，才发现原来骗子那么多（笑声），特别是那些从国外回去骗的，我们一开始打击的就是那些回国去骗的，后来才打到了国内本土的骗子。我发现了国内骗局那么多，而且有的是非常简单的、愚蠢的骗局，又没有人出来打，所以我才在那个时候站出来打，并不是我对打假这事有多么大的兴趣，更不是要靠这个出名。所以也许哪一天我兴趣转移，不干了，这也有可能。但是只要我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我就需要有更多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持我。我现在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我，虽然他们不愿意公开出来。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有，请他们做一些核实、调查工作，他们都很乐意。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我们真正关心中国科学的发展，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做这件事。即使不愿意做，那么起码也要做到洁身自好，减少我们的工作量（笑声、掌声）。

　　我就讲到这里。最后列一下参考文献。第一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联合出的一本小册子，On Being A Scientist: Responsible Conduct In Research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5)。这本书在几年前被科学出版社翻译过来，但是翻译的质量很糟糕。前年北大又翻译了一次，翻译的质量也非常的糟糕。所以大家不要去看中文版。我想在座的应该有足够的英文能力去看英文原版，它是用浅显的英文写的。在网上可以查到，免费下载，大家用google查一下关键词，跳出来的第一个网页就是这本书。

　　第二条是我在2001年出的一本书，叫《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当时我打击学术腐败还不到一年，就已经揭露了很多起，汇起来出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发行量比较大，现在还能买到，在当当网可以买到。当然它涉及的都是4年前的事件，最近的事件要到我们的网站新语丝网站上去看了，我列了几个网址，第一个网址是被国内屏蔽掉的（笑声），被屏蔽的原因说来话长了。我们总共被屏蔽过两次，第一次是因为在1999年批法ｏ功，主持人说了，我们是最早批法ｏ功的。我批法ｏ功也不是在1999年开始的，在1996年就开始了，当时李红志跑到美国，要在网上招生（笑声），把他的著作贴到了留学生网络，我就给批了一把。99年是因为何祚庥院士批了法ｏ功，但是还不准批，法ｏ功的人跑到他家去要和他辩论（笑声），上面还有人怪他多事，因为当时对气功有个三不政策，不宣传不批判不讨论，而实际上宣传的话没人管，不然法ｏ功也不会闹那么大，但是批判就有人管，所以何先生的压力比较大。我们知道后，就在网上声援他，搞了个签名，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单位，有1400多人签名，支持何院士批判法ｏ功。99年7月22日政府开始处理法ｏ功问题的时候，就顺便把我们的网站给屏蔽了（笑声）。

　　后来我们又搞了一个国内版，把有关法ｏ功的内容删掉，为了让国内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网站。这样维持了几年，又被屏蔽了。屏蔽的原因我们了解了一下，是因为我们当时在揭露“纳米水”，北大一个副教授搞的，我们登了好多文章批他的“纳米水”，他刚好有个大学同学是在管网络屏蔽的（笑声），就把我们的国内版镜像点也给屏蔽了。我们就宣布放弃对做镜像点的要求，谁愿意镜像我们的网站，不用来获得我们的批准，可以任意镜像。所以就出来了很多镜像点。我后面列的那几个是现在还能用的镜像点，我在杭州试了一下都还可以上，大家挨个试试，哪天上不了，就再换一个（笑声）。

　　时间拖得比较长，比我预计的多出了一个小时。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接第六部分）

（接第三部分）

                        五、学术腐败的根源和危害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术腐败产生的原因。我刚才说了，国外也有学术不正当行为，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的母校Michigan State大学的一个教授David Wright研究过科研人员为什么会去干学术不正当的行为。他归纳了几条原因，一条是某种心理失常，说白了就是心理有病。我觉得破坏别人实验的，应该算是心理有毛病的（笑声）。第二条他认为是外国研究者所学到的学术标准有所不同，他说的外国指的是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第三条是监管的程度不够，还有一条是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这些原因在中国也都存在。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科研人员的素质就比国外的差，发表的论文的压力也未必比国外的大，所以这两条并不能用以解释学术腐败在中国为何这么泛滥。中国科研人员学到的学术标准不同，比如剽窃、抄袭的标准不同和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不同，导致剽窃、抄袭的泛滥，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监管的程度不够也是个原因，这里的监管指的是导师、领导的监管，像国内的导师手下有几十名研究生，怎么去监管？这可以说是扩招引起的一个恶果。当然导师本人可能也不想管，没有能力去管，这是另外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解释学术腐败在中国如此泛滥，它还有别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学术体制问题。目前中国的学术体制还是官本位的体制，缺乏独立性。中国的科研教育机构不是独立的机构，而是官场的一部分。院士是副部级的官，大学校长也是副部级、厅局级的官，系主任是处级干部。大家都是官，都在官场里头，那么官场的腐败风气必然要带到学术界来，就会导致学术腐败，而且即使学术腐败被揭露出来了，也会官官相护，去包庇它。

　　还有一些更具体的体制原因，比如评估体系，重视论文的数量不重视质量，追求SCI论文数，各个学校互相比来比去，出现了大量发表劣质论文的情况。一些名牌大学现在好一点，开始看中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在一般的SCI期刊上不给奖，发表在Science，Nature之类的比较好的期刊上才给奖。这也算是个进步，开始看期刊的档次了。但是还不够。刊物的档次和论文的档次并不是一回事。档次高的刊物会发表很差的论文，档次低的刊物也会发表很好的论文。所以更进一步的应该看论文本身的质量。论文的质量也可以有一些的标准，比如由同行来评议，比如看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所以要逐渐地过渡到看论文的质量，而不要只看论文的数量。比如对博士生，不要硬性规定非得发表三篇SCI论文才能毕业。特别是像搞生物研究的，实验周期比较长，要在3年内发表3篇论文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就为了凑论文数，一稿多投，或者把一篇论文拆成三篇发表，或者拿到劣质的刊物上发表。所以不应该有这样的硬性规定。我在Michigan State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还没有发表第一作者的论文，只不过是博士论文已经达到了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的层次了，就可以毕业了。我是毕业以后才发表了这篇论文的。

　　硬性规定发表论文数目，有时候就会逼着人去造假，逼良为娼（笑声）。当然我们也不能把造假的责任都怪到体制上，有些人被抓到了，就辩解说他是被逼良为娼的，问题是还有很多良人一直就是良人，并没有变成娼啊（笑声）。所以个人的责任也是有的，不能都怪到体制上面。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要如何减少、消除学术腐败，而不是为搞学术腐败的人开脱责任。还有像评教授，都要求多少篇论文，而不看论文的质量好坏。大家拼命发表论文，除了要去赚奖金、赚钱之外，也是评职称的需要。国外有的名牌大学现在已经不重视论文的数量了，在从助理教授晋升副教授的时候只要求拿出你认为最好的几篇论文出来让各个教授来评，其他的论文就不看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风气的问题。这跟我们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关。改革开放之前的学术体制也是官本位的体制，但是学术腐败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搞学术腐败的动力，没有社会风气的刺激。现在整个社会风气都很浮躁，大家都想赚钱，都想产业化，教育要产业化，科研要产业化。搞基础研究要产业化是很难的，为了弄到钱，就去弄虚作假。这就是学术腐败和经济腐败紧密结合的一个原因，有经济利益在里头。这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两代人出现的道德危机。老一辈的科学家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失传了，新一代的都比较浮躁，想着怎么早点出名、早点赚钱。

　　还有一条是缺乏舆论监督和处罚机制。我前面提到国外也有学术不道德现象，但是被发现了就会被抖出来，做严肃的处理。国内的情况呢，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揭露，有人揭露了也不做处理，还要怪揭露的人多事，要去攻击他。这就像社会上有很多骗子，大家不去抓骗子，反而要骂抓骗子的人。特别是些当官的有这种心态。科技界有个领导就说过，方舟子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我当时就回了一句，你吃饱了饭有事干又不愿意干这种事，那么就让我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来干也未尝不可（笑声）。本来是应该由他们来干的事他们不原意干，逼得我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来干，这本身就不对的（笑声、掌声）。

　　最近开始有了一点处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处罚了一批人，公布了其中三个人的名字，还有几十个是不点名的。说他们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时候有弄虚作假的行为。但是你看那些被点名的和没有点名的，都是一些小苍蝇，老虎一个都不敢打。我们揭露了那么多老虎，光是院士就有十几个，没有一个受到处理的，虽然里面也涉及到用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受处理的都是一些地方院校的年轻教师，名牌大学的也不敢处理。当然这也是个进步，敢打苍蝇了也是一个进步，苍蝇也是很讨厌的嘛。但是问题是，在老虎横行的时候，你只敢去打苍蝇，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现在有我们那个网站，总算有了那么一点监督了，虽然很不够，揭露出的也有四五百起了，但是受到处罚的有多少？学生被处罚的比较多，所以我现在都有点不忍心去揭露学生了。一篇论文被发现抄袭了，学生可能会被开除，但是老师没事，只敢去打苍蝇，而且是小得不能再小的苍蝇（笑声），这就很不公平了。

　　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情况，恶人先告状，那些被我们揭露的人，不仅没有受到处理，反而来告我们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我现在手上就有好几起官司。最近的一起是我刚才提到的武汉同济医学院的肖传国，把poster摘要当论文的。当然他不止这个问题了，比如他说他发现了肖氏反射弧，是神经泌尿外科的一个重大成果，国际公认的。我查了一下，国际上根本没有这种说法。他恼羞成怒，就在武汉告我。我当时在北京开会，武汉法院还专门派了两个法警到会场给我递传票（笑声）。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做演讲还有点担心，会不会也有人来向我递传票（笑声）。以前有类似的几起案子，有的和我有关，有的和我无关，原告都打赢了官司，都判决打假的人损害了原告的名誉权。都是利用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的人脉关系。如果肖传国的案子在武汉打，他还是可能赢的。本来是定在11月11日在武汉开庭，这个时间在给我发传票的时候就都定好了。而且我一直没有收到原告的证据，这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诉讼法规定了在送诉状的时候要把证据也附上，证明我为什么对他构成损害名誉权。但是没有。我们就提出了异地审理的要求，要求移到北京审理，所以11月11日就没能开庭。以后类似的官司肯定还会有。包括西安翻译学院，现在也因为那个排名事件在告我（笑声）。他们说已经给我送了诉状，但是地址不对，被退回去了。

　　接下来我讲一点学术腐败的危害性，为什么我们要去打击学术腐败？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违反科学规范，造成不正当竞争，这指的是科研资源、学术地位方面的竞争。弄虚作假非常的容易，靠剽窃，靠捏造数据，要发表多少论文都可以。脚踏实地认认真真搞科研的人，怎么竞争也竞争不过造假的。如果让这些搞学术腐败的人、弄虚作假的人能够得逞，占据了比较高的学术地位，那么那些脚踏实地干的人就没有出头之日。这些弄虚作假的人一旦掌握了实权，当上了院士，必然会去打击那些脚踏实地干的人。就像武大郎开店，不要比他长得高的人，不要有真才实学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败坏科学界的声誉，阻碍科学进步。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现在很腐败，而且那些不该腐败的领域，像教育领域、医疗领域，都腐败了。现在学术界也腐败了。学术界本来是最不该腐败的。做为学者，搞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为了求真，追求真理的，是最不该弄虚作假的。为什么学者、科学家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地位那么高，形象那么好，就是这个原因。这样，有人搞学术腐败，也就把整个学术界、科学界的名声给败坏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腐败是最严重的、最大的腐败。学者本来是社会的良心，社会良心都没了，还不够严重吗？那么，科学界的声誉败坏了，必然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因为做科学研究是需要全社会的支持的，需要有科研资金的提供，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科研环境的。这些没有了，科学就很难发展了。

　　还有一条原因是损害公共利益，因为搞科研，很大程度上都是用国家的资金在搞。那么，搞学术腐败，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有的学术腐败是和经济腐败相勾结的，那么，就是在骗消费者的钱。所以这些都是在损害公共利益。

　　怎么办呢？我简单地列几条。第一，管理部门、学术团体要管事。刚才我已经说了，该管事的不管事，让我们这些闲杂人员来管，这很不正常。应该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像美国卫生部专门的办公室那样专门处理这些问题。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机构。当然，中国如果成立了这样的机构，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也是个官僚机构，也是官场的一部分，官场腐败了，就很难保证这个机构不腐败，弄不好，它不仅不去打击学术腐败，反而要去包庇学术腐败，某个案例被揭出来了，反而说没有这回事。所以真正要管事的话，应该公开地管，透明地管，把调查、处理结构都公布出来，而不要替搞学术腐败的人隐姓埋名。美国卫生部的办公室在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把哪个学校，谁，干了什么事，有什么证据，全都列出来的。而不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那样发一个简短的通知就完了，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被冤枉的？所以，要管事，并不仅仅是要有这样的专门机构，而且还要看它管不管，怎么管。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有这样的机构，比如说中国科学院，也有个科学道德委员会，但是它不管事，院士被我们揭露出了十几个，但是从来没有见它去管过。所以要管事，而且是公开地管，透明地管。我们那个网站有个好处，就是会把材料都公布出来，让大家都来看，来监督，而不是几个人背地里做结论。

　　第二，实行舆论监督。不止是靠网站的监督，传统的媒体，电视台、报纸，也都应该一起来。现在比以前好一点了，我们网站揭露出的案例，有时候传统媒体也会跟踪报道。监督的时候，打假的时候，应该指名道姓，而不应该替他隐瞒。替他隐姓埋名就起不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既然是打假，就应该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不敢指名道姓，用指桑骂槐的方法，说明你不理直气壮。所以我认为既然是打假，就应该指名道姓，就应该不厚道。一直有人说我不厚道，他们承认我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为什么要用那么严厉的语气来说，而不能用温和一点的，商榷的语气来说呢？为什么非得说他造假，不说他只是有那么一点不妥呢？为什么非得说他是骗子，不说他做得不太规范呢？一直有人这么指责我，这是我受到攻击的一部分。我认为，他们这些搞学术腐败的人既然都不要脸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留一张脸？（笑声、掌声）对他们厚道了，也就是对其他的人，对不搞学术腐败的人不厚道。

　　第三，重点打击地位高的人。（笑声、掌声）因为地位高的人搞学术腐败，影响很怀，这种影响，包括对下一代的科学家的影响。下一代的人发现通过弄虚作假也可以当上院士，爬到那么高的位置，就会想到以后我也这么干，这是最省事的一种办法。另一方面的影响是，这些地位高的人，他们占有的科研资源，要比地位一般的人、地位低的人更多，所以危害性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点打击地位高的人，重点打击院士、校长、名牌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一贯的方针。这条方针最早也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老院士邹承鲁先生提出来的。现在一提起打击学术腐败，好像是从我们开始的，其实不是，邹先生他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只不过他们的呼吁登在《中国科学报》这类行业报纸上面，当时也没有互联网，所以没有形成什么影响。现在由于有了互联网，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邹先生对我们那个网站是一直很支持的。邹先生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出了要重点打击地位高的人。对于地位低的人，当然也应该打击，但是我们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事都去管，只能挑着来（笑声）。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地位的，也没有什么危害的，比如学生，我觉得应该以教育为主（笑声、掌声）。

　　这第四条，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就是针对学生而言的，对于老师，对于院士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教育他们了（笑声、掌声）。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学术规范，而是知道了故意去违反，对他们再怎么教育也没有用，是属于打击的问题（笑声）。学生呢，稀里糊涂地去抄袭、修改数据，往往是因为教育不够造成的，不知道那么做是不对，之所以那么做，是学着做的，他看到了比他年长的学生、导师也这么干，所以学着干的。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分清是非。美国现在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教育，许多学校开了学术道德的课程。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也应该开这方面的课程，可以把政治课取消掉，改开学术道德课（笑声、掌声）。

　　最后一条，人人有权利维护学术规范。一直有人在问我，你在搞私人学术打假，谁给了你这个权利？你又不是国家、政府什么部门的什么官员，干吗来打击我们？（笑声）我觉得人人都有权利来打假，这是利用的言论自由。我没有权利来处罚那些学术造假的人，但是我有权利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一直有人说我是“学术警察”、“科学警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不是警察，我没有官方赋予的权力、处罚的权力，我只拥有一个普通公民具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说出事实的真相，至于处不处罚，那不是我的事，那是政府的事，是学术机构的事。而且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都应该来维护学术规范，因为这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不要以为学术腐败和你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要洁身自好，不搞学术腐败就好了。别人在搞学术腐败，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危害，我刚才说了，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

（接第五部分）

（接第二部分）

                          四、学术腐败种种（下）

　　上面我列的这些现象在国外也有，但是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后面列的这些现象基本上就属于有中国特色的了。像“假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指的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高官利用权力给自己弄个博士学位，文凭是真的，但是含金量是假的。还有“真的假文凭”，它的文凭就是假的，这不仅仅是指找小贩买一张北大的文凭、清华的文凭，还包括那些国外的克莱登大学（笑声），野鸡大学到国内办班，卖的文凭。这也非常的多。这是从几年前当时新浪网主席吴征的文凭事件才引起我们的注意。吴征在他的履历里头说自己是巴灵顿大学的博士，后来有人去查了一下，发现巴灵顿大学只有硕士，没有博士（笑声），质问他的博士学位是从哪里来的。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去查了一下，发现不管巴灵顿大学有没有博士，它的文凭本来就没有含金量，本来就是一所克莱登大学，只要交了钱就给你文凭的。而且巴灵顿大学和中国好几学大学都有合作，在一起办MBA班卖文凭。它的校长还踌躇满志，向美国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能在中国的各个大学都办班，就能赚多少亿美元。

　　不仅仅是巴灵顿大学这么干，美国好多的克莱登大学、野鸡大学也都在这么干。而且名头都起得特别的大，像什么“加州美国大学”（笑声），让你觉得像是美国加州大学。还有就是把大学名称往名牌大学靠，像“伯克利大学”，并没有一所正规的大学叫伯克利大学，我们一般说的伯克利指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是曾经有过一所“伯克利大学”在国内活动（笑声）。还有，“普莱斯顿大学”（笑声），模仿普林斯顿大学的，“南哥伦比亚大学”，模仿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也是利用美国的结社自由。美国是谁都可以建大学的，怎么分辨大学的真假，质量的高低呢？它采取的是认证制度，正规的大学要经过权威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像这些野鸡大学、克莱登大学，都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认证的。有一些大学纯粹就是为了到中国来卖文凭临时建立的，查它的注册人，都是一些华人。

　　还有是商业炒作、商业骗局，这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包装院士，这也提到了。窃取、滥用科研基金，侵吞科研成果，这些也提到了。还有破坏他人实验，这比较难以做调查，虽然我们偶尔也会收到这方面的反应，但是没法把它公布出来，很难确认真假。我们曾经公布过的一例，是发生在国外的，有一个叫姚雪彪的华人教授，曾经在威斯康星大学当助理教授，后来到中国科大当特聘教授去了。他是做生物学研究的。他的对面实验室培养的细菌老是出问题，那个实验室的教授一开始怀疑是自己实验室的人在搞破坏，有一个博士后和他不太对付，他怀疑是这个人干的，就告到学校警察局去了。学校警察局说，你没有证据，怎么能够随便怀疑人，就告诉他偷偷地在养细菌的实验室安装摄像机，看能不能把那个博士后抓住。没想到却发现是对面实验室的姚雪彪在晚上偷偷摸摸地跑过去把细菌混来混去地搞破坏（笑声）。有录像做证据，威斯康星大学就把姚雪彪给开除了，中国科大却把他引进去当特聘教授（笑声）。当时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大校友们联名反对，但是科大还是把他引进了。科大在介绍他的时候，都说他曾经担任威斯康星大学的助理教授，被开除的事就不提了。利用他申请了很多科研资金，长江学者啦，青年科学家基金啦，百人计划啦。这些都要求在国内呆半年、甚至九个月。但是姚雪彪实际上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美国，他被威斯康星大学开除以后，就回到他的博士导师的实验室当访问学者去了，他的导师还是信任他的，相信他不会在他的实验室搞破坏（笑声）。他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美国当访问学者。

　　这件事后来被捅出来，是因为两年前有一批真正海龟的人，对姚雪彪很不满，不满的原因就是他拿了那么多的资金，几百万，而且还在申请973，上千万，但是又不是真正海龟，这些人就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投到英国的Nature，Nature做了摘要的报道，信的原文拿到我们那个网站登出。信中提到有一个人拿了很多科研资金，但是在国内呆的时间一年从来没有超过三个月。信中没有点名，我很好奇，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原来是姚雪彪，就把他的历史问题也给抖出来了（笑声）。科大生物系的老师，我以前的老师，就出来为姚雪彪辩护，说他在国内每年呆的时间是不到3个月，但是他在国内的时候，是没日没夜地在干活（笑声），不管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六，都在实验室里呆着，所以把这些时间都算上去的话，是超过了6个月，符合合同的要求的。这当然是狡辩了，因为合同是按工作日都算的，不是按工作时间来算的。没日没夜在实验室干，对搞科研的人来说是个常规，按科大这么算的话，大家都应该拿双倍的工资了。因为这件事，我和我的母校，我的母系的关系都恶化了（笑声）。

　　还有一个是批量生产劣质论文（笑声）。我这里列了一个“SCI论文排行榜”（笑声）。批量生产劣质论文后来被叫做郑岳青现象，指的是宁波大学化学学院的院长郑岳青，他在3年内发表了82篇SCI论文，但是那些论文都是刊登在影响因子极低，只有零点几的刊物上的。大部分发表在一个叫《晶体成长》的刊物上。他是搞化学的，测小晶体的结构，一个实验用几个小时就做完了，然后写一篇实验报告交上去，那个刊物对这类投稿都给你登，用一页纸、半页纸的篇幅登出来。他就用相同的方法不停地测晶体，每测一个就拿去发表一篇论文。宁波大学对发表SCI论文有奖励，每发表一篇就奖励几千块钱，他就靠这个得了很多的钱。其实不止是他一个人这么干。大家去翻翻《晶体成长》或类似的刊物，会发现那上面大部分的作者是中国的作者，都知道这个窍门，不只是郑岳青一个人才知道的，他被我们抓住，是有点冤枉（笑声）。

　　他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在那以前我们已经揭过一个，武汉科技学院的朱海亮，他比郑岳青更厉害，1年就发表了65篇SCI论文（笑声），是那一年，2年前，中国的科研人员发表SCI最多的一个，排行第一。武汉科技学院对发表SCI论文的奖励更大，是一篇奖励一万（笑声），那一年他得了65万（笑声）。朱海亮2年前排行第一，现在他已经不是第一了，比他更厉害的还有。我们发现了一个，黑龙江大学的教授高山，最近的16个月总共发表了148篇（笑声），平均3天一篇（笑声）。我现在是一名专栏作家，但是他们的写作速度比我还厉害，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叫做SCI专栏作家（笑声）。专栏作家是为了赚稿费，他们发表论文的目的也是为了赚钱，赚奖金。有人说他们发表的这些论文是垃圾论文，也有人抗议，说他们的论文是垃圾论文，那不是说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是垃圾刊物吗？这些刊物也许不是垃圾刊物，而是类似于数据库，但是利用这些刊物的特点，拼命地投论文，说这样的论文是垃圾论文，我想并不过分。这完全是不恰当地进行物质奖励造成的问题。现在国际上也都知道中国的科研人员发表SCI论文，或者在Nature, Science上发表论文，可以得到很高的奖励的，我知道有的美国教授因此拒绝给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认为是为了赚钱来发表论文的，拒绝给审。

　　还有一种情况是分享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以前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都各只有一个，我指的是生物医学领域的论文，后来因为有的课题比较大，论文比较长，做的人比较多，有时候就会出现两个第一作者，下面注明这两个人的贡献是同等的。这种现象首先是在国外出现的，国内后来就跟着学了，而且变本加厉，一篇论文三、四个第一作者的都有，注明前面这三、四个作者对论文的贡献都是一样的，这就变荒唐了。现在又出现了通讯作者有好多个的。国外的通讯作者就是一个，但是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一篇论文有两个通讯作者，甚至三个通讯作者。最近Science发表了一篇中国研究SARS的论文，通讯作者就有三个。因为国内特别看重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都知道一篇论文的作者最重要的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所以在一篇论文中就都要当第一作者，不然就当通讯作者。我想再这么发展以下，以后的论文除了第一作者，就是通讯作者，没有别的作者了（笑声），前面三、四个第一作者，后面三、四个通讯作者（笑声）。

　　最后一个现象是脚踏两只船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人计划。前面在讲姚雪彪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做为长江学者、百人计划，都是要求在国内一年呆九个月的，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没有。我为什么说他们脚踏两只船？就是因为他们在美国那边还有一个全职的教职，还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按要求也是至少必须在美国呆九个月的。长江学者、百人计划要求在中国也必须呆九个月，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这里举了北大为例。第一个是田刚，他是北大数学系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最近因为北大数学系和浙大数学系在吵架，所以田刚的名气变得很大（笑声），他的老师丘成桐老先生出来批评他，除了说他剽窃，还批评他脚踏两只船，中美两边的好处都要沾，在中国拿了那么多的科研资金，又不愿放弃美国那边的职务。但是田刚并不是北大教授中唯一这么干的。我这里还列了一些类似的北大教授：

　　北大脚踏两只船的长江特聘教授

　　田 刚：美国princeton大学数学系　　佘振苏：美国UCLA大学数学系　　夏志宏：美国西北大学数学系　　陈十一：美国Johns-Hopkins大学工程力学系　　舒红兵：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程和平：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刘晓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这也是在滥用国家的科研基金，把大笔的钱给这些在美国的人，在国内脚踏实地干的人能拿到的基金必然就少了。我觉得应该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有违法的问题，也就是违反了合同的问题。上面这些人，田刚已经当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佘振苏今年要评院士，不知道评上了没有。在今年评院士之前，我写了篇文章也提到这个问题，点到了佘振苏。脚踏两只船的人是不是能评院士，我们先不去管他。我想说的是，佘振苏迷信人体特异功能，迷信严新气功，是严新气功学会的科学顾问。对严新，年轻一点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气功大师”，喜欢做带功报告，在台上讲话，台下就有哭的有笑的有叫的有跳的（笑声），还有号称原来是瘫痪的，在听他的报告的时候就突然站起来了（笑声）。实际上就是在做心理暗示、集体催眠。后来他越吹越大，号称在北京发功，就能让在广州的DNA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笑声）。八十年代大兴安岭曾经发过大火，他一发功，就把火给灭了（笑声）。牛皮吹得太大，在国内没法呆了，就跑美国去了，在美国的市场还很大，有许多留学生，还有就是像佘振苏这样的华人教授在捧他。他在美国办班，去听他一次报告要交好几百美元呢。他现在也要投身科研（笑声），最近这几年已经发了几篇SCI论文了（笑声）。而且他是当第一作者，他对论文的贡献就是发功，然后看细胞发生了什么变化，材料发生了什么变化。给他提供条件的，为他做实验的，就是类似佘振苏这样的人。中科院以前有个规定，支持伪科学的人不能当院士。我不知道佘振苏这回当上了院士没有。

（接第四部分）

（接第一部分）

                          三、学术腐败种种（上）

　　前面的几种在其他国家也有，但是不像在中国那么严重，那么泛滥。前面的三种，在美国被公认为学术不正当行为，一种是捏造数据、成果，就是无中生有地捏造，第二种是窜改数据、成果，它和捏造数据、成果有些区别，就是还有点影子，确实是做过实验，但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就做了加工，往自己希望看到的方向修改，在国内非常常见的，是用Photoshop把实验结果加工加工，比如搞生物的，跑完电泳没有带，就用Photoshop画一条带上去。现在国外很多审稿的人也都知道，中国的研究人员会搞这一套，都比较当心了。

　　还有一种是剽窃，这可以说是在我们揭露的事例当中最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论文的剽窃、抄袭在国内非常普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剽窃非常容易发现，容易核实。对捏造数据、窜改数据的情况就比较难核实，向我反映的话，我很难去查的，但是如果向我反映剽窃的话，就比较容易核实了，把两篇论文一比较，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很容易看出来了。所以这方面我们揭露得最多，但是来鸣冤叫屈的也最多。

　　如果是剽窃别人的成果，把别人的整篇论文抄过来的，这种我们也发现过好多起，这比较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如果不是抄别人的成果，而是抄别人论文的引言，或者抄别人的描述，把数据换成自己的数据，但是用词是抄别人的，这种情况被我们发现的话，经常有人来鸣冤叫屈，说这不算剽窃，说写科学论文和写文学作品不一样，抄别人的话不能算抄，抄别人的数据才算抄。我这里列了南开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廖代正的一个学生发给我们的一个声明。廖教授和他的学生发表的一篇论文被认为是剽窃，这不是我们发现的，而是被国外的人发现的，国外有一个学术刊物把这个发现登出来了，我们转载那个刊物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廖教授也给那个刊物写信道歉了，但是我们把它给捅到中文世界来，刚好碰上廖教授要选院士，他的学生就比较着急，论文的第一作者就写了这么封信过来，说是“因为英文水平有限，所以我写英文文章时借鉴了那些母语为英语的同行发表的相关文章，甚至原封不动地摘抄了一些语句，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以后我肯定会多加注意！与文科类文献不同，即使在化学专业学术论文中原封不动地借鉴了文献中的某些语句，但只要报道的是自己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就和抄袭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化学文献注重的是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而不是个别单词或者语句的写法。”他说这个声明是经过了廖教授同意的。

　　如果是学生有这种糊涂认识的话，我觉得不奇怪，但是如果做为一个教授也有这种糊涂认识的话，我就觉得很可怕。在写作论文的时候，不仅仅是抄别人的数据、成果算剽窃，抄别人的用语，同样也算剽窃。这是国际公认的。我下面引的是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联合出版的一本指导性的小册子，里面对剽窃的定义，是“用到他人的观点或文字而没有给出恰当的说明”。就是说，不仅仅盗用别人的成果算剽窃，盗用别人的文字也算剽窃。甚至你用了别人的大段文字，注明了出处，但是没有对别人的文字做恰当的改写，这也算是剽窃。如果是直接引用别人的文字，要用引号给引起来表示是引用，光是注明出处还不行。有的人写论文的引言部分去抄别人的，抄完了注明引自这篇论文，他认为这就不算剽窃。那也是剽窃。你在介绍别人的成果的时候，必须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复述，而不能不用引号地直接用别人的话。这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条准则。

　　下面这段是摘自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指南，它把剽窃根据严重程度，分了5个层次，最严重地是未注明出处地全文复制一篇论文，这将导致在该文章记录中注明违规，并吊销违规者在IEEE刊物上的发表权利达5年。其次是未注明出处地大量复制一篇论文，达一半的篇幅，处罚和上面的是一样的。第三严重的剽窃是未注明出处地照搬句子、段落或插图。第四严重的剽窃是未注明出处地不恰当地复述整页或整段内容，通过改变个别单词、词组或重排句子顺序这么做，虽然不是照搬，但是没有注明出处，这也算是剽窃。最后一个是注明出处地复制一篇论文的很大一部分，而没有清楚地表明谁做了或写了什么。所以，没有注明出处地照搬别人的句子算剽窃，即使注明了出处，但是照搬别人的句子，也算剽窃。被发现的话，同样会被公布出去，受到处罚。不仅我们的网站这么认为，国际的学术组织、期刊也都这么认为。

　　所以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往国外期刊投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很多的这种剽窃，都是学生造成的。我相信廖教授本人并没有参与写那篇论文，论文是学生写的，剽窃是学生干的。但是你既然在论文上署了名，就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被发现剽窃的话，发表这篇论文所得到的好处，教授是当仁不让的。一旦被人发现了剽窃，就要撇开自己的责任，说都是学生干的，没有我本人的事，这是不应该的。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多次。像两年前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事件，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有三篇论文被发现剽窃，学生勇敢地出来承担责任，说是学生干的，和校长没有关系。我相信。但是你既然署了名，就应该程度责任，署名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不能说好事都归你，坏事就都不负责。

　　学术腐败还有一种情况是一稿多投。一稿多投在国际上也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国际学术期刊一般都是反对一稿多投的。但是国内的一稿多投有让人同情、理解之处。国内大学对博士生毕业需要发表的论文数量定得太死，我不知道浙大是规定要多少篇，有很多大学规定要3篇SCI论文。论文数量不够不让你毕业，但是又把读博的时间定得太死，非得在3年后毕业。国内的很多刊物对来稿又不给即时的答复，给你拖着，可能会造成到你该毕业的时候论文还没能都发表出来。所以有的人就同时向几个刊物投稿。这倒也可以理解，这涉及到教育体制的一些问题了。所以对同时在国内的两个刊物上登同一篇论文，或者先在内部的刊物，比如某个学校的学报上登，然后再拿到全国性的刊物上登，或者先在国内的刊物上登了，然后再翻译成英文拿到国外的刊物上登了，也算是有助于和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对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很宽宏大量，不去管它了。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在国外的刊物上一稿多投的，还有就是在国外的刊物上登过之后，又翻译成中文拿到国内的刊物上登的，因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纯粹就是为了增加论文数。还有的，就是那些遍地开花的，不仅是一稿二投，而是三投、四投、五投、六投、七投，全都有。我们现在发现的纪录，是一稿十几投的（笑声）：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林业经济,1998(4)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医学与社会,1998(5)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自然杂志,2000(2)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平顶山师专学报,1999(1)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天中学刊,1998(6)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3)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州大学学报,1998(4)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国林业企业,1998(4)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续) 中国林业企业,1998(5)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0(5)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阴山学刊,1998(2)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二十一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森林与人类,1999(1)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1998(4)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地球学报,1998(3)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河北林果研究,1998(4)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河北林果研究,1999(1)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内蒙古环境保护,1998(2)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内蒙古环境保护,1998(3)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内蒙古环境保护,1998(4)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1999(1)

　　这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周毅干的。前面的那些论文他连题目改都不改，后面那些把题目改了一下，但是实际上还是同一篇论文。在全国各地的刊物到处开花、到处投稿。这种发现的话，是要严厉打击的。

　　还有一种是伪造学术履历。这在国外偶尔也会发现。大家看国际新闻，有时候会见到报道说国外某个名人的学历有问题，读博士的时候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却自称是博士。或者他读的大学不是他所说的那所名牌大学。像日本首相小泉，也被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笑声）。那是政治家的问题，和我们现在说的学术界的人伪造学术履历，拔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还不太一样。国外学者偶尔也会被发现有这种问题，但很罕见，而且手法比较单一。不像咱们中国这些搞科研的，在伪造学术履历方面，也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我举一些例子。一个是“MD” 的问题。MD是医学博士的简称。中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大部分是医学学士，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医学院实际上是属于研究生教育，是要先上4年的本科，再上4年的医学院，总共是8年，最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有些MD不去当医生赚钱，愿意搞研究，到生物医学实验室当博士后，跟我们Ph.D.一样可以做博士后。国内许多医学院毕业生，虽然是学士学位，但是就利用中美之间的这种差异，以医学院毕业生的身份也到美国做博士后。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算是钻了美国制度的空子，而且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我觉得倒也没有必要去追究，因为美国一些比较差的生物医学实验室招不到博士后，有人愿意去做就很高兴，不管是真的MD还是假的MD。但是有人因此就真把自己当成MD了，在自己的履历上写上MD，甚至我还碰到过两起，回国以后就又把MD翻译成医学博士了。这就不恰当，值得追究了。

　　还有些人，在他的简历中写着自己曾经到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但是你看他的教育经历，并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就是属于这种用医学学士或硕士学位去美国做博士后，回国后把自己也变成了博士后。这我们也发现过不少，包括大学的校长，都这么干。这就很不恰当，我把它叫做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士后。在国外和在国内，对博士后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国内一般把博士后当成是比博士还高一等的，类似于学位一样的东西，所以没有读过博士，却做过博士后，一下子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学术地位拔高了一截。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把在国外做博士后的经历，写成是做访问学者还比较恰当一些。

　　在海龟当中，用履历包装自己方面，以前还有一种手段很常见，现在比较少了，因为被我们打击得比较多（笑声）。就是在他的履历里头，列着自己是某某学会的会长，某某学会的主席。而且学会的名头都很大，比如叫什么全美华人医学遗传学会会长，全美什么工程师学会的主席，我知道还有一个叫全球博士生联合会会长（笑声），包括在座的各位都成了他的手下。这是利用美国结社的自由，要在美国成立一个什么学会，只要名称没有人用过，就都可以用，可以成立的，即使只有你一个人，一个光杆司令当会长、主席，都没有人管你的。所以以后大家如果看到某个归国人员的简历列着自己是什么会长、主席，要留个心眼，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笑声）。真的在很正规的国外学术机构当到会长、主席的华人，是屈指可数的。我还知道在加拿大有华人搞了个诺贝尔研究院，给国内的人发诺贝尔院士证书。还有在香港有一个中国管理科学院，也在发院士证书。这都是利用国外的结社自由，香港也差不多，对结社没有什么管理，你成立一个全球、全世界、全宇宙的什么学会，也没有人管你的。我也建议海龟们别再玩这种把戏了，以前玩玩也就算了，现在已经被我们揭露了这么多，再玩就没有意思了。

　　还有一种就是在翻译上做文章，利用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那种细微的差别没法翻出来，用它来误导大家。我这里举清华大学生物系的一个教授的履历做例子。这个教授还是他们系的主任助理，是个海龟，在他的履历里头提到他曾经得过美国“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奖”，这个名称听上去很吓人，好像类似于我们国家的自然科学奖。他没有把这个奖的原文列出来，我们去查它的原文，发现是N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Award Postdoctoral Fellowship，这是什么东西呢，是个博士后的奖学金（笑声）。里面有一个单词award，他就把它翻译成奖，其实在英语中，award和prize这两个词虽然都是奖，是有区别的，prize是你做出很重大的成果之后我奖励给你，而award大部分并不属于这种情况，而是认为你这个人有研究的才能，有研究的资格，所以就资助你做研究，而不是对你的研究成果的奖励。你不能把它翻译成什么奖。但是在国内的海龟简历中，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翻译方法。其实我还在国外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也得过一个类似的fellowship，是艾滋病方面的一个fellowship，我可不敢说我得过艾滋病研究的大奖（笑声）。

　　还有一种是把会议poster的摘要当成论文列出去。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去年，也和清华大学的生物系有关。那里有一个副教授叫常智杰，我看了他的简历，他发表的论文很少，其中有的论文在文献数据库里根本就找不到，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的副教授成批地捏造论文。后来有人说，这些论文是有的，是参加会议的poster摘要，难怪我找不到。会议的poster摘要虽然有时候也会做为期刊的增刊出版，给你半页或四分之一页豆腐干大小的篇幅，但是那并不是论文。我只见过国外研究生要找工作的时候，因为论文太少，在简历中会把poster也列进去，但是会清清楚楚地注明是poster，是会议摘要。不注明，还把它们按论文表的格式和其他论文放在一起，那就是在冒充论文了。学术会议的poster和论文是大不一样的。学术会议一般是不审稿的，你交了钱，交了poster摘要，它就都接受了，和论文要经过经过peer review这一关，是完全不一样的。最近我们发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一个叫肖传国的教授，也是这么干。他在国外工作了二十年了，看他的简历列出的论文，好像也有二十多篇，但是仔细一查，大部分都是poster，真正的论文只有4篇。他今年要评院士，我们把他的这些做法给揭出来，他没评上（笑声）。

　　还有一种造假方法是改变论文排名的顺序。这最开始我也是从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常智杰的简历那里发现的。他有一篇论文登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上，是一个不错的学术杂志，他是倒数第二作者，也就是最不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最重要的论文作者是第一作者和最后一个作者，最后一个作者一般就是通讯作者。他在列出论文表的时候，就把排名的顺序改一下，把自己的名字挪到第一去，变成第一作者了。这是很愚蠢的做法，如果有人去查一下，就能够发现的。像把poster当论文，别人查不到还会将信将疑，是不是我检索没有检索好。但是像改变论文的排名顺序，别人只要找到那篇论文，就知道原来的顺序是什么样的，所以这种造假手段是非常愚蠢的。但是还是有人这么干。

　　常智杰是从国外回来的，我不知道他当时申请国内职务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这么干了，很可能这么干了，但我不能确定。但是我知道的确有人是用这种办法评上了博导的。南京大学有一个叫朱喜刚的教授，在申请博导的材料中就这么干，而且不是个别的论文这么干，而是成批地干，把自己是第二作者的改成第一作者，是第三作者的改成第二作者，是第四作者的改成第三作者，都往前挪一位，报上去评博导。后来被人发现了，反映到我们那里来，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但是这个人还是当上了博导。南京有个报纸叫《江南时报》要报道这件事，来采访我，也采访了南大校方，南大校方就通过上面的关系压下来，不准《江南时报》报道，说是江苏有一个规定，揭露性的报道必须经过被揭露一方的领导的批准才能刊登（笑声）。所以这事我觉得很可悲。如果当时评博导的时候，不知道他弄虚作假倒也罢了，既然已经被揭出来了，还坚持要让他当博导，这就太说不过去了。

　　常智杰现在也升了教授了。我们在揭他的时候，清华大学还发了个内部通知，要各个教师注意学术道德的问题，用一个月的时间查查自己的履历里头有没有弄虚作假的，改过来就既往不咎。如果一个月后还被发现有假，就要严肃处理。这好歹也算是个反应吧，虽然是内部的反应，而且对常智杰也没有进行处理，还让他升了教授。这是今年年初的事。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在清华大学医学院还有更恶劣的。我打击学术腐败这么多年，还总有让我感到惊讶、惊奇的地方。最近的这个例子就是这样的。清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助理叫刘辉，他居然去伪造论文目录，而且用的是很特别的方法。我以前听说有人伪造论文目录，是把同名同姓的别人的论文拿来当自己的论文（笑声）。但是刘辉比这还更恶劣。他在他的履历里头，说他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精选了一些列出来，把论文署名中的Liu H用黑体字标出来，表示是他本人。其中有一篇论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刘辉的专业是搞临床的，做器官移植之类的外科手术的，但是那篇论文让我觉得很奇怪，是在英国的《普通病毒学》杂志上登的论文，研究的是艾滋病病毒，跟我以前的研究领域非常接近的。我就很奇怪，一个搞外科的医生，怎么会去研究病理方面的。我就把那篇论文调出来一看，Liu H是刘宏，不是刘辉（笑声）。比刚才说的同名同姓的冒充更可笑，仅仅是缩写相同，他就把它拿来做为自己的论文了。而且他列出的论文，有的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不存在，因为发表那篇论文的那个刊物，那时候还没有创刊呢（笑声）。他曾经在日本留学，列了好几篇在日本发表的论文，我们要查日本的论文就比较难了，通过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去查，才知道论文不存在。还有，他发表的一些论文里头，他是第三、第四作者，在一批作者中排在中间，他就把列在他的后面的作者都给删掉，让自己变成最后一个作者，看上去他好像发表了不少他是最后作者，也就是通讯作者的论文。在几天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刘辉简历的问题，登在网上。第二天，清华大学有反应，什么反应？就是把清华大学医学院的网站给关了，不让看上面的教授简历了（笑声）。

（接第三部分）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学术规范　　——2005年11月27日晚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实录（据录音整理）

                       　　·方舟子·

                一、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说起

　　这是我第一次到浙江大学来。你们学校登攀节的组织者希望我来讲讲学术规范的问题，我很乐意，就来了。我本来定的题目是关于打击中国的学术腐败，现在这个题目是组织者定的，我看了海报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学术规范”，比我原先定的题目更有建设性，不过我要讲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学术规范，和打击学术腐败，都有关系。既然定了这么个题目，那么我就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讲起。

　　现在国内的名牌大学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浙大应该也不例外。有的大学还定了时间表，要在20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过大家最近如果看报纸的话，会发现中国其实已经有了世界一流大学。据说《泰晤士报》公布了一个大学排行榜，将北大排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十五。能够被排为世界第十五，那当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北大校长许智宏最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对这件事要低调处理。他说： “作为学校必须清楚自己真正是个什么位置，北大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还有很大距离。我认为，我们的差距主要在科技方面。”这听上去还是很谦虚的，但是他对这个排行榜并没有去否定它。

　　《泰晤士报》有一个高等教育增刊，在去年就已经对世界各大学评过一次名次了，在那一次，北大被评为第十七，今年长了两位。北大被评为世界第十七的时候，它的党委书记闵维方并不像现在的校长说得那么谦虚。这是他当时接受接着采访时说的话：“我们把这一排名作为一种对自己的激励。”“我从始至终都坚信北大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潜在品质。北大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具有一些相似性。”其中一条是：“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在职的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往这方面努力——仅2004年一年，来北大进行演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超过20人。”在他看来，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演讲，和在职的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是具有一些相似性。我想，国内的名牌大学，甚至非名牌大学，都曾经邀请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演讲，那么我们国家的许多大学，都和世界一流大学有那么一点相似性了。

　　这个理由听上去当然是很荒唐的，所以当时也有人从别的角度替这个排行榜辩护。北大校方也承认，北大在科技方面是比不上世界一流大学的，所以有人就辩护说，这个排行榜不仅考虑了科技方面的，也综合考虑到文科方面的，北大在一些文科领域，的确是具有世界独特的地位的。比如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字方面，北大在国内应该算是一流的，那么在世界上当然也是一流的了。又比如，在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笑声），这个也应该是世界一流水平的了。所以他们替这个排行榜辩护，认为北大的文科毕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没想到过了几个星期，《泰晤士报》又弄出一个排行，这次分得更细一点，是全球理科方面的排行，在这个理科大学的排行中，北大被排到了第十一位。如果我们把这个排行榜和前面的排行榜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人家原来更看重的是北大的理科，而不是文科，才会让北大的理科排行又往前排到了第十一位。这当然是很荒唐的，所以国内的媒体对这一次的排行榜几乎都没有报道。我查了一下，只有《解放日报》做了报道，而且只列出了前十名（笑声），把第十一名给忽略掉了。北大的新闻网在转载《解放日报》的这则报道的时候，在后面加了一条注释：北大在其中排在第十一名（笑声）。

　　又过了几个星期，《泰晤士报》又出来一个排行，这回是全球工科排行。在这个排行中，北大又进了一步，被排到了第十位。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排行的话，那么北大最好的是工科，其次是理科，最后才是文科。对中国大学的情况有些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很荒唐的。所以最后这个排行榜，在国内都没有任何报道，包括北大新闻网，都不好意思去提。

　　我这张幻灯用了一个标题，叫“大学排名游戏”。这种排名实际上就是一种游戏，在排名的时候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标准，这些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而是一些主观的标准，排名者在排名的时候，可能有他的目的在里头。比如说，在全球理科大学排名中，排在第一第二位的，都是什么大学呢？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的大学。是不是牛津和剑桥在理科方面，就要比美国的大学，哈佛，MIT，伯克利，就更强呢？我想并不一定。所以这种排行的时候，目的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要突出英国的大学，把北大拉来陪绑。

　　所以对这种排名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在意。国内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排名，特别是一个叫武书连的排名，一排出来大家都在骂，但是他还是乐此不疲，每年都要排一次。如果过于看中这种排名的话，我觉得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有些像小男孩。我们小时候喜欢争论类似的排名，看了水浒以后，就要争一争谁的武艺最高强，看了《说唐》，那更简单了，里面谁是天下第一好汉，第二好汉，书中都替你排好了。有的书中没有明确排名的，像三国演义，究竟谁武艺最高强，大家还要争来争去。这是小男孩的游戏，我觉得我们长这么大了，不应该再看重这种排名的游戏。

　　如果北大真把自己当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那么不仅仅在科技方面要迎头赶上去，在其他的许多方面，也都应该往上赶。比如说，在大学精神方面，在学术规范方面，都和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差别非常大的。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们那个新语丝网站，在2000年搞了一个网页叫“立此存照”，目的就是为了揭露国内的学术腐败，国内比较著名的高校都被我们打到，其中有一个就是北大。北大和其他高校相比的话，涉及的事例更多。

　　我们那里有个专辑，就叫“北大事件”，里面的文章有好几百篇，我这里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一些。最著名的是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剽窃事件，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是去年法学院长朱苏力招生舞弊事件，甘德怀考他的研究生没考上，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们把它登出来，一下子全国出名了。还有“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周春生事件，美联储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它的首席经济学家，听上去很吓人的，实际上他只是那里的一个普通的经济师，回国就说是首席经济学家，到北大当教授。一说起北大剽窃，大家想到的是王铭铭，其实北大的其他教师也有剽窃的，我这里简单地列了另外两起：经济学院会计系主任孙祁祥教授和孙立明讲师剽窃，但没有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还有北大一个教授程立显，也被发现剽窃。最后我列了一条“女性的福音：28000元成真正北大校友”，上“北京大学完美女性高级研修班”，最后还发给你钢印结业证。

　　世界上有哪一所一流大学，会有这么多的剽窃啊、舞弊啊、卖文凭啊？有的是有个别的事例的，但是碰到的时候，都会严肃地处理。大家看新闻的话会注意到，在麻省理工学院最近发现有一个副教授伪造实验数据，就把他给开除了。世界上有哪一所一流大学在被揭出了这么多的不正当现象之后，都没有做什么处理？有的个别被处理了，像王铭铭，被取消了行政职务，但是教授照当，博导照当。其他的后面这些都没有做任何的处理的。所以如果不讲学术规范，不打击学术腐败的话，我想是永远别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二、中国有没有学术腐败？

　　但是，有的人不承认中国有学术腐败。这里我列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说的一段话，他认为，把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笼统称为“学术腐败”并不科学，学风问题与腐败问题不宜混为一谈。该委员会委员和专家们呼吁，“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应该按照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国际上有没有学术不良行为？有的。在那些发达国家也有的。但是中国的这些不良的行为，有自己的特色。它具有四性：广泛性、集体性、交叉性和特异性，已经到了不能再轻描淡写地把它称为不端行为、不正当行为的地步，只有把它称为腐败才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先来看看广泛性。在美国，卫生部有一个办公室叫ORI办公室，是专门处理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不正当行为的。它是在1989年成立的，从1989年成立到现在，它总共调查、处理了185起。平均下来一年也就十起左右。英国《自然》杂志做过一个匿名的调查，给世界各地的科技工作者发问卷，问他们自己有没有干过学术不正当行为，最后统计了一下，大概1.5%的人曾经干过。这个他们认为已经是非常广泛了，所以美国现在要对学术不正当行为痛下杀手。美国对被确认有学术不正当行为的人的处理方式，一般是禁止他们在几年之内，比如三年、五年之内，申请国家的科研基金，禁止到政府的委员会任职。它就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在几年之内没法搞科研。因为没有国家科研基金的资助，你就没法搞科研了，就用这种方式把你清除出学术界。最近他们碰到一个特别恶劣的案例，是佛蒙特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前任教授，有十来年的时间一直在写虚假的基金申请报告，最后总共获得了两百多万美元的科研基金。被发现后，他们觉得这个事例特别的恶劣，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终身禁止他申请国家的科研基金，而且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罚了他差不多二十万美元的罚款。

　　他们认为学术不正当现象已经非常广泛了，所以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和中国比的话，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中国没有一个统计，我只举我们那个网站为例。我们那个网站是从2000年8月份开始关注国内的学术腐败问题，到去年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组要采访我的时候，问我有没有统计过从2000年到2004年，我们网站总共公布过多少例。我统计了一下，有三百多例，每年差不多有一百例。到现在呢，总共大约有四五百例。光是我们那个网站接触到的，四五年就已经有四五百例了，跟美国全国性官方机构十几年来才发现185例，那简直没法比。而且我相信，我们关注到的，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还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所以中国的学术腐败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呢，中国学术腐败的广泛性不仅仅是数量多，还涉及到从高到低不同的层次，从科技界的领导人、院士、校长、教授、副教授、讲师，到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所有层次的，我们全都涉及到。所以它具有非常广泛的性质，而不只是个别人的行为。

　　第二，它还具有集体性。国外的学术不正当行为，都是个别人偷偷摸摸地在干，怕别人知道。一旦被发现的话，他从此在学术界就没法再呆下去了。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有的学术腐败行为是明目张胆地在干的，而且是有组织的，是有组织无纪律在干的（笑声）。有的甚至是由领导组织干的。我举一个例子，包装院士。什么叫包装院士？某个学校要把某个院士候选人推出去，觉得他的成果还不够，就要求其他的人把成果都安到他的头上，把他包装一下。这种事情往往是由校领导来做的，是有组织的。又比如说，拿到了一笔资金，本来是用来做为重点学科建设的资金，但是系里的领导却决定把它做为科研经费分掉，怕上面追究，叫大家赶快来领钱，出现了排长队到财务科去领钱的奇观。所以这些都是有组织、有领导在干的，而不是个别人的行为。

　　第三点是交叉性。国外的学术不正当行为，是学术界内部的个别现象。但是中国学术界的不正当行为，是和其他领域混在一块的。它是跟政治领域的腐败纠缠在一起的。许多官员都纷纷到大学要一个博士当当，要一个教授当当，这在国外是极为罕见的。我们统计过，中部有一个省的八个省长，全部都是研究生学历，但是你看他们的经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上研究生读书，除了有一个是从医学院的教授提拔上去当副省长的，他的学位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其他的都是所谓的在职读研，一边当官，一边读研，哪有时间？还有的就是官员到各个名牌大学拿一个兼职教授、名誉教授，这也是非常不普遍的。现在博士、教授都不值钱了，不是有一句话，叫“博士满地走，教授不如狗”（笑声），就是被这么搞得不值钱了。

　　现在还有点值钱的，是院士。所以当官的又想去捞个院士当当（笑声）。科学院相对还好一点，工程院就比较成问题了，因为工程院有一块，是管理方面的，所以当官的就觉得可以到管理口去分个院士。在上上一届，有一个铁道部部长率先去尝试了一下，居然就成功了，在退下来之前被选为工程院院士。我不是说当官的就不能当院士，问题是，你有没有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有的当官的以前确实是搞学术研究，后来才去当官的，如果学术成果过得去，当院士也未尝不可。但是铁道部部长，他的学术成果是什么？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客车要快跑，货车要重载”，这就是他的学术成果，他就靠这个当了工程院的院士（笑声）。有了这么个先例，在上一届选院士的时候，就有好多的高官，部长、国企大公司的老总，就都申请要当工程院院士了。我们列过一个名单，有几十人属于这种情况。这一届没有那么厉害，但是还是有这种情况。院士是终身制，所以部长们在退休之前就想捞一个院士当当，以后即使不是部长了，也还是院士。对这种情况，我给取了个名字，叫学官。论语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在现在有了另外的含义了，不是说当官以后好好读书，而是给自己弄个学衔，博士、教授、院士，给自己贴金。这是和政治的腐败勾结在一起的。

　　另外是和经济的腐败相互勾结的，特别是和那些商业骗局、商业炒作混在一块的。我们的网站曾经打击过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卖假药的，卖假保健品的，卖假纳米产品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好像率先进入了纳米时代，满大街都是纳米产品，纳米洗衣机、纳米电冰箱、纳米布、纳米领带、纳米水、纳米杯，什么都有。背后支撑他们的，是那些搞科研的人。有的是公开地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做广告。我们打击假保健品的时候，像珍奥核酸，他们就能够拉起一帮的人，一帮教授，其中还有一个院士，来替他们说话。这在国外也是没有过的。国外有没有打着高科技旗号的商业骗局？有，在美国卖假保健品的也非常多，但是呢，正儿八经的科研人员参与到其中的，我还没有见过，见到的反而是科研人员站出来揭露他们。在国内就反了过来，反而是科研人员在支持他们。所以这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具有交叉性，不再是单纯是中国学术界内部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问题，都纠缠在一起了。

　　还有一个就是特异性。有一些学术的不正当行为，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在国外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花样百出，经常让我感到惊奇。我涉及打击学术腐败已经好几年了，但是直到最近还是会碰到新的花样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学术腐败方面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下面举一些例子，看看学术腐败的种种形式。

（接第二部分）

陶世龙按：南方周末2005-12-08 14:38:14发出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很好。其
中提到“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
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
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
止了这个错误。’”这个“一位中科院院士”就是因反对伪科学和支持学术打假
而备受攻击的何祚庥，我是从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得知的。在中国科学院网站上还
有这个报道，看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并未忘记，引用了这个例子，遗憾的是没记住
何院士的名字，故在此补充说明，并把2003年7月30日的原报道一并发表在此，
以供思考。—2005/12/08

方舟子按：南方周末记者能几乎全盘照抄何院士的话，当然不可能忘记话是何院
士说的。只不过伪自由主义媒体南方报业集团正在策划合力搞臭何院士，好话就
不能算在何院士头上，所以来个“为不贤者讳”，故意忘了是何院士说的。这也
是《南方周末》堕落又一铁证。

2003年07月30日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北京青年报讯　7月29日，在“北京市科协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何
祚庥院士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加强自律，避免误导公众和政府。他并希
望“科协带领科学工作者与缺乏自律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
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
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
个错误。何祚庥院士说，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
学家不是靠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
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
要出大错？
　　何院士随后拿起一份报告说：“这是一份调查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发展对策的
报告，由某大学和某交通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其中一些支撑结论的关键数据与事
实不符。如报告里提到，北京市电动自行车有30％用的是镍镉电池，由于镍镉电
池容易造成重度污染，所以这一数据成为一些地方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关键依
据，可全国自行车协会曾做过行业调查，结果发现在全国各大电动车生产厂家中，
还找不到哪家厂商生产过使用镍镉电池的自行车，更不知道这30%从何而来？当
然也就谈不上因为使用镍镉电池带来的污染问题。”
　　何院士还说：“报告里还有一个说法，说每一辆电动自行车占用的道路面积
有11.8平方米，骑过电动自行车的人都知道，一辆电动自行车哪里会占到这么大
的道路面积？”
　　何祚庥说，作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院士，大家越是相信你，你治学、说话、
办事就越是要严谨，更不能因为利益因素，故意利用自身影响夸大其词。
（2003年07月30日北京青年报 曾伟报道）

下面转发南方周末的报道。
　 　
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即将揭晓，当此关口———
　　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

　　　　□本报记者　嘉实
　　
　　12月中旬，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即将揭晓，当此关口，一场关于
“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猛然袭来。
　　11月16日，一家媒体报道称，于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院
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周光召乃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其身份显赫，此言一出，顿时
引起外界关注。
　　
　　圆桌会议
　　“当时一共13位院士参加。”中科院院士、著名海洋物理学家汪品先告诉记
者，“圆桌会议”由上海科技学会主办，主题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自主创
新”，但当时，大家不知不觉就将话题转到了院士问题上。
　　汪品先首先发起了对院士制度的批判，“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
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
错了。”
　　“可能都对院士制度有看法吧，”汪品先回忆，“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但
我们只是认为院士要降温，现在社会上将院士炒得太热了。”
　　而据媒体报道，周光召院士后来在发言中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
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
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此外，周光召还抨击了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的现象，“这实在有点过
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
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但我们并没要求取消院士制度，媒体也许误解了，”汪品先说，“包括周
光召院士也只是希望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
　　周光召后来对与会的13位院士倡议，“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
提一个议案。”
　　对于这些观点，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十分赞成，他告诉记者，“现在选出
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
下降。”
　　“比如，两年增选一次时间太短，人才成长也没那么快，我曾经提出建议延
长到三年一次，就我所知，和我持相同看法的人还不少，但始终未被采用。”
　　邹院士认为，这种院士整体水平下降以及各种不合理情况正越来越严重，所
以有很多人不满，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话，还不如取消院士制度。
　　
　　制度诟病
　　近几年，关于科技界的浮躁乃至学术腐败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2001年的
“核酸风波”、院士候选人花钱做广告、863项目申报等等，都有黑幕被揭，尽
管只是极少数，却给院士光环投下了阴影。
　　曾在“核酸风波”中仗义执言的邹承鲁已年过八十，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他告诉记者，学术腐败问题虽受到公众关注，但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从某种意义
上说，似乎日益猖獗。
　　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
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
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
这个错误。”
　　这位院士感叹，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
不靠严谨的治学精神，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
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大错特错？“某些学者成为
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中科院一位人士说，“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
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其后果，往往扼杀年轻才俊的创新精
神。”
　　这位人士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1998
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3年已降至29位；此外，中国科技
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连续多年空缺。
　　“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这位人士认为，“但院士制度是我国科
研体制的‘金字塔顶’，这只能说我国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科研体制，已经迫切
需要变革。”
　　另外，对院士制度诟病最多的，当数选举过程滋生的腐败。
　　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大体公正，但不是绝对的，
“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没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原因就是做了幕后活动。”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
生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
组织院士评审，最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邹院士介绍，按规定，候选人与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见面，“但近几年的院士
增选中，候选人自己出来活动的情况开始增多，更严重的是，不少单位和地区出
于政绩考虑，主动出面活动，不惜重金攻关。”
　　“比如单位组织一场学术活动，邀请许多院士参加，好吃、好喝、好招待，
还送会议费、出席费，变相贿赂。”
　　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贿选现象，邹院士认为，这些行为不禁止，院士制度就不
可能公正。为此，他多次在中科院院内会议上，呼吁选举要公开透明，“不久前
我还就此公开发表文章，希望所有候选人的资料能够在网上公布，任何人查看了
都可提意见，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这样才会比较公正。”
　　中科院主席团曾讨论过邹承鲁的建议，在会上同意，但没能实行，“他们告
诉我，今年来不及了，下次再考虑。”邹院士说。
　　
　　特权效应
　　截至今年增选结果出炉前，我国共有中科院院士687名，工程院院士654名。
　　在我国，两院院士除非有重大问题出现，一般均是“终身制”，他们大部分
享受“三重”津贴：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补贴，因其所在地区不
同，数额各异。
　　“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也就1000元／月，”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
“但在外地，特别是院士少的边远省份，院士享受的‘特权’不少。”
　　山东一位院士曾透露，他当选后，单位给多少万，所在市给多少万，省再给
多少万，加起来一年的“年薪”超过100万元。
　　“院士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为改善了，”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的顾海兵教
授说，“比如西部某省举行了隆重的院士配车仪式，12位院士统一配备别克轿车，
配车仪式锣鼓喧天，管号齐鸣，少先队员献花，记者云集。”
　　院士因为是最高学术称号，因而就成了“万能人”，成了各界争相炒作的目
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的“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以
及科研成果的质量可想而知。
　　顾海兵认为，“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权代名词，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过来
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
选不断。”
　　对于种种衍生出的问题，两院无疑也为此头痛，中科院曾在2001年出台《中
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同时还宣布，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
道德而被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制裁，但后经媒体追踪披露，两人多年前已被
取消院士头衔，迟至2001年宣布，其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中国工程院则在2003年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
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
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
　　该院院长徐匡迪曾提出“五个不希望”：不希望出现什么都参加的“社会活
动”院士，不希望院士为了论文能在更高一级的杂志上发表而在别人的成果上挂
名，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希望院士参
加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不希望或就是明确反对院士参加伪科学和封建
迷信活动。
　　但凭“自律”或是“不希望”，能否解决积弊已久的制度问题？无论是内部
的建议，还是院外学者的呼声都表明，院士制度已到变革关口。

(XYS200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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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8日，我主持的新语丝网站刊登了严晋的文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
的成名之路》，对近年来因为“行走在乡间”、“用脚写作”研究三农问题而迅速成
名的于建嵘的学术履历和学术成果提出质疑，认为是“三分调研，七分编造，十分炒
作”，主要有四点：

    一、据社科院的消息于建嵘目前只是一个副研究员，但他却对媒体和在简历中称
自己是研究员。

    二、其成名作《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中的农民领袖，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
他们要么向农民集资维生，要么要挟当地政府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本地的绝大多数
农民并不认同他们。

    三、于建嵘在文章中公布了大量据称由其领导的课题组所做的调查结果和统计数
据，而该课题组工作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根本不可能，怀疑他编造
数据。

    四、于建嵘自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长篇演讲，而他其实连最基本的英语
会话也不懂。

    文章登出第二天，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于建嵘用电子邮件给我寄来《致〈新
语丝〉的公开信》，对严晋的质疑一一做出答复：他是研究员，有社科院颁发的工作
证为证；反对把维权农民说成是“地痞流氓”（方按：严晋文中并无这种措辞）；他
的调查结果有记录，有的则是根据中央媒体提供的资料“按照自己的分析模型进行统
计就可以得出相关结论”；他的确不懂英语，在哈佛是用中文做的演讲。一位叫陈愚
的读者发来一篇评论，根据他本人的调查，认为新华社记者的调查不足为凭，怀疑
“严晋就是h县的某一个基层干部”，并对新语丝网站“发表如此不负责任的文章”
感到不解。这两篇辩护文章在第二天就在新语丝上登出。

    之后，读者“也谈三农”和原衡阳县三湖镇党委书记陈文胜投书新语丝，对于建
嵘、陈愚的说法提出了进一步质疑、批驳。我本人也提出了一点疑问：于建嵘坚称自
己是社科院研究员，但是于建嵘所在单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网站今年9月发布的
一则“于建嵘赴美国进行中国农村基层领导合作研究”的消息中，却把于建嵘称为
“副研究员”，这又做何解释？

    到此为止所发生的这一切，还是新语丝网站致力于学术打假5年来所经常见到的：
有人对某个学者的学术成就提出了质疑，被质疑的学者及其支持者做了澄清，别人
又提出进一步的质疑。按常规接下来应该是该学者再做反驳，或保持沉默。但是于建
嵘却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空前举动：

    他在10月14日给我寄来其新著《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的
文稿，要我审阅。我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半天后，就收到了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
子的信》，谩骂说“如果你不能就我颂扬的衡阳县维权抗争农民是不是‘地痞流氓’
作出‘判决’，那我就要告诉你，从你乱咬人的性格来看，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
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如果你认为我的这些话伤害了你，你可以到我户籍所在地人
民法院起诉我，我十分盼望用你的起诉来炒作自己。”两天后，于建嵘又再次寄来
《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内容与前封信大同小异，称：“我现在美国本来就无聊，
有你陪着玩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

    这两封信在网上公布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为于建嵘打气，认为对“学术
流氓方舟子”就应该用更流氓的方法来对付，欢呼总算出了个狠角色来对付方舟子了。
更多的人则是对一个“著名学者”像街头小流氓一样辱骂一位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争论
平台的人感到惊讶、不解，并认定于建嵘是面对别人的质疑无力反驳，才老羞成怒的。

    让那些为于建嵘打气的人失望的是，10月17日于建嵘的气就泄了，给我发来了致
歉信，为“这些信言辞如此激烈，并无故地伤害了你的母亲”表示歉意，并愿意承担
全部责任。但是又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声称此前的那两封信不是他的亲笔，而是
他委托一位“朋友”代写的。在我根据这些信的网络、电脑文件信息分析指出于建嵘
的这个借口漏洞百出、根本无法令人信服之后，于建嵘又变了脸，发表《方舟子你为
何如此不诚实？》继续借“朋友”之口谩骂我。

    这个事件虽然很有戏剧性，但是涉及的不过是一位“著名学者”的学术道德和个
人道德问题，本来也不值得多说，甚至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去痛打“落水狗”。
使这一事件进一步“升华”的是曾经把于建嵘评为“年度致敬人物”的《南方周末》，
在11月10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一篇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报道《于建嵘VS方舟子：两
败俱伤的恶战》，并配发由被我批评过的人笑蜀、李方等人撰写的借此事件批评我的
“学术打假”的三篇评论文章。之后，负责该报道的编辑杨瑞春、记者李海鹏在网上
发表文章进一步攻击我，同属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
也相继发表鄢烈山、笑蜀、信力建、刘洪波等人的文章，全面攻击“个人学术打假”。
特别是笑蜀的文章更是颇有文革遗风，大发诛心之论，甚至认为：“方舟子的麦卡锡
做派现在是愈来愈明显，这样的麦卡锡做派之于学术，远比腐败之于学术要危险得多。”
“自由，还是法西斯，取决于方舟子自己的选择！”

    我本人、学术打假当然都可以批评，如果我有任何不妥、错误之处，也愿意虚心
接受，乃至承担应负的法律责任。但是利用于建嵘骂人事件攻击我、进而否定学术打
假，却实在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严晋对于建嵘提出的几条质疑，有的已被证实，有
的有争议，于建嵘的破口大骂更让人起疑，无论如何这算不上是学术打假失败的例
子，不应拿它大做文章。何况，在该事件一开始时，我只是提供了一个争论的平台，
质疑于建嵘的文章我刊登，为于建嵘辩护的文章我也照登，这种做法，要比国内一般
媒体都公正得多，于建嵘却因此迁怒于我，某些媒体借机攻击我，毫无道理，后者不
过是为了维护“小圈子”的利益而不顾是非、乘机起哄，除了人身攻击，别无所能，
并没有证明我具体在哪一件事情上犯了错误。

    我一贯认为，以个人的力量进行学术打假，有其局限性，个人的精力、能力有限，
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也不具有权威性，更无权力对造假者进行处理。但是在当前国内
并没有更为正规的渠道来处理学术造假的问题，因此只能暂时依靠个人的力量起到一
点舆论监督的作用。即便以后有了更为正规的渠道，也离不开个人的参与。学术是天
下的公器，打击学术造假人人有责，这是公民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和
言论自由。因此，反对个人从事学术打假，就是在反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当前
实际上也就是在完全否定学术打假。

2005.12.01.

（人民网2005.12.7）

(XYS2005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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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南京12月3日电，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
王思潮向记者通报，今年9月8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
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金陵晚报》在12月1日也有一篇大同小异的报道，不过，不明飞行物出
现的时间变成了2003年除夕，报道称：“王思潮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新疆除
夕夜空中出现的神秘飞行物不是人类的杰作，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
在浩淼的宇宙中，外星人与地球人一样对其他星球的生命情况充满着好奇。”
不知是记者搞错了时间，还是同一批外星人光临了新疆两次。

据我的检索，这是该研究员自2002年以来，至少是第5次向媒体宣称当时
国内某地有人看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如果我们相信他的
说法，那么外星人真是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已多次光顾了。

王思潮做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
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频繁地向媒体发布其“研究结果”，受到
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倒也可以理解。不过，这一次由新华社对他的观点进行
详细的报道，被众多媒体转载，还是显得很不寻常。

我没有看到那次不明飞行物的原始资料，也没有兴趣去看，因为我不是什
么“UFO研究专家”，甚至连摄影专家都算不上，让我看也未必能看出什么名
堂。但是，对王思潮的研究方法，我倒是可以评论一下。

从报道可知，王思潮认定该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理由有二：
第一，它不可能是彗星，第二，它不可能是飞机。这种推理在我看来实在是荒
唐。我们姑且相信这两种可能性的确被排除了（尤其是彗星这一条是很容易排
除的，只要查查当天的天文观察记录即可），但是它不是彗星，难道就不可能
是别的天文现象、气象现象或其他自然现象？它不是飞机，难道就不可能是别
的“人类的杰作”（例如火箭、人造卫星之类）？怎么可能在排除了两种现象
之后，就认定那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如果我学习王思潮的推理方式，对
他说：“第一，你不可能是石雕，第二，你不可能是猩猩，所以，你可能是外
星人！”王研究员有何感想呢？

也许王思潮还对其他现象一一做了排除，而媒体没有报道。即便如此，也
不能令人信服。王研究员虽然在著名的研究机构任职，但是他只是研究小行星
的专家，不可能通晓所有的自然现象和人工现象，可以一一去排除它们。即使
王研究员是全才，对所有的现象都了如指掌，限于条件也不可能都能做出准确
的判断，更何况还可能有一些自然现象是人类未知的，怎么去排除？

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首届世界UFO大会上，王思潮认为1981年出现的某个
不明飞行物可能是与外星智慧生命有关的特殊飞行器，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排除
法，我当时已写过一篇文章加以批评（《如此“严谨”的不明飞行物专家》，
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14日）。在10月份，在北京电视台的科技全方位
节目中，我还为此与王研究员面对面争论了大半天，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一
起批评了王研究员的研究方法。有意思的是，朱馆长的观点比我还“极端”。
我不过认为外星人到地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可轻易得出外星人已来过的结
论，而朱馆长干脆认为外星人不可能到地球来。

一些沉迷于神秘现象、伪科学的人都不愿或不敢与我在电视上交锋，王思
潮却同意和我当众切磋，倒也难得。根据这次接触得来的印象，我并不怀疑他
的真诚，甚至觉得他天真得有几分可爱，和那些满口谎言、谣言的“UFO专家”
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自认为研究的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光凭热情和执着是
远远不够的，起码还要有严谨的态度，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

“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
足以震惊世界，改写人类文明史。这种耸人听闻的宣称，如果出自某位业余爱
好者之口，见诸小报报端，尤可原谅。但是，由职业科学家讲出来，通过国家
通讯社向全世界宣布，却又如此经不起推敲，那就是在开国际玩笑了。

2005.12.3.

（北京科技报2005.12.7.）

(XYS200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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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按：刘登义捏造的论文中，均把瑞典奥默大学教授Lars Ericson列为共同作者。我曾写信向Ericson教授询问，下面是他的答复。Ericson教授在答复中不仅肯定了我对刘登义制造四篇假论文的质疑，补充了其中两篇的原始出处，而且指出刘登义还有一篇假论文，并提供了出处。原信为英文）

亲爱的方是民博士，

　　为了答复你的询问，我向你提供如下信息。

　　第4篇论文发表在Oikos 68:207-216 (1993) 。

　　第5篇论文据称发表在Ecology 81 (1993)，它并不存在，你已给出了正确的出处。

　　第7篇论文据称发表在Oikos 74 (1995) ，它并不存在，它的题目与Carlsson U, Elmqvist T, Wennstrom A, and Ericson L. 发表在Journal of Ecology 78:1094-1105 (1990)的一篇论文相似：Infection by pathogens and population age of host plants.

　　第10篇论文据称发表在Ecology 81 (2000) ，它并不存在，题目与收在博士论文”Disease patterns in natural plant populations” （1992年，瑞典奥默大学）中的四篇论文之一相似，我是其中的一位共同作者。（该博士论文在刘登义网页中被列在非常后面，说是在1997年发表的）

　　第11篇论文据称发表在Amer. J. Bot. 101 (2001) ，它并不存在，你已给出了正确的出处。

　　第22篇论文据称发表在Ecology 81 (2000) ，它并不存在，注意其题目与第10篇论文相同，见我上面的评论。

　　我对此事并不知情。

　　我希望我的简短评论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请和我联系。

Lars EricsonProfessorDept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Umea universitySE-901 87 UMEASweden

Dear Dr Shi-min Fang,

In response to your request,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the below information.Paper 4 is published in Oikos 68:207-216 (1993) Paper 5 in Ecology 81 (1993) - does not exist, but you have given the correct citation below.Paper 7 in Oikos 74 (1995) - does not exist. The title shows some similarity with a paper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Ecology 78:1094-1105 (1990); Carlsson U, Elmqvist T, Wennstrom A, and Ericson L. Infection by pathogens and population age of host plants.Paper 10 in Ecology 81 (2000) - does not exist, but the title corresponds to one of the four papers included in the PhD thesis “Disease patterns in natural plant populations” 1992 (Umea University, Sweden), on which I am a co-author. (This PhD thesis is listed at the very end on the home page as published in 1997).Paper 11 in Amer. J. Bot. 101 (2001) - does not exist as stated, but you have given the correct citation below.Paper 22 in Ecology 81 (2000) - does not exist; note the same title as for paper 10, and my comments above.

For your information, I have not been aware of this.I hope that my short comments will be of some help.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Kind regards,

Lars EricsonProfessorDept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Umea universitySE-901 87 UMEASweden

(XYS20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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