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现在5起官司缠身，若是全部败诉那就是450万

　　主持人：现在您缠身的是五起官司，这五起官司都分别有不同额度的金钱上的赔偿，您有没有算过，如果这五起，假设全都败诉的话，您要承担多少钱的赔偿金额？

　　方舟子：如果全部要败的话，其中有四起就是各索赔50万，那就是200万，还有一起是索赔250万，那就是450万，但如果真的败诉的话不会那么吓人，因为一般法院不会判那么多，比如武汉那起一审判决是赔偿三万。他要求是50万。因为我只是这些案子的共同被告，被告实际上还有好多，但法院要重点打击我也有可能，像武汉的那起官司他判的话是我赔三万，另外一个共同被告，是协和出版社，只要求他赔一万。还有包括你刚才说刘子华那个案子是索赔250万，被告一大堆，所以到最后，大家摊的话可能我也不会摊那么多（笑）。

　　主持人：即便是这样，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方舟子：对，他们为什么标的打这么高呢，索赔这么高，最主要还是想把我吓住，所以我说这是恶意诉讼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在这里。

　　方舟子：希望打假基金可以实报实销，希望资金使用过程透明化

　　主持人：咱们这个资金实际上已经在一个运营阶段了，资金筹备小组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您提供这种资助呢？比如您是可以领到固定的津贴？还是这笔费用直接就划到某一个帐户？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对您提供这种资助呢？

　　方舟子：因为现在资金刚刚开始招募，还没有实际的支出，还没有跟我谈过具体的资助方式是什么，我个人的想法……

　　主持人：您倾向于哪种呢？

　　方舟子：我倾向于实报实销。

　　主持人：这个要求有点儿高？

　　方舟子：也不是要求高，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而不是给我一笔钱我自己去随便用。

　　主持人：您打多少起官司，发生多少费用……

　　方舟子：他能报多少就报多少，而不是给我一笔钱让我自己花，这样的话就缺少一种监督，我觉得用这样一种方式，比如我打这起官司花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一一列出来，他们基金会看有多少钱，应该报多少。还有我希望整个过程是透明化的，他们收来的钱现在一笔笔都在网上公布，以后要支出的时候也是要一笔笔公布出来，这样的话至少可以让大家有一个监督的作用。因为现在实际上都是靠个人来维持的，包括网上公布的那个帐号也是一个个人的帐号，是他们秘书的一个个人帐号，以后要尽量避免这种个人的色彩，来尽量规范，在目前来说就是要采取那种完全透明的方式，以后如果你真正成立了一个机构，一个民营企业也好，或者是基金会也好，那么就按法律的要求了。

　　目前暂无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持人：咱们这个小组的筹备人一共有四位，何祚庥院士、郭老，再加上袁钟社长，还有司马南先生，如果要按照那种流程来申请的话，是他们某一个人作为主要的审批者呢？还是四个人同时同意了您才能得到这个资金呢？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郭正谊：现在，第一刚刚起步，第二，我们的管理还得有一个，至少得有一个初步的管理法，应该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委员会吧，管理委员会谁当头儿，那也得通过推荐、选举啊。当然了，谁申请用这基金，都要通过一定的手续，然后管理委员会谁负责，同意如何如何如何，那就可以。比如说方舟子，或者是另外谁谁谁，申请这种维护他个人或者是为了维护科学尊严，而打官司，打官司的话，这个钱，应该是到适当的时候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到底挂靠在哪儿，不清楚。第一要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不能把钱揣在口袋里随便花，而是应该挂靠或委托某某权威单位来管理这个基金会，我们基金会应该成立一个基金的管理委员会，把这个基金挂到，或者是独立成立一个基金会。当然得够条件，现在两万块钱就成立一个基金会是不可能的，你怎么也得弄个几百万才有可能。

　　关于新语丝网站筹资通告变更的解释

　　主持人：我在新语丝网站上看到的公告，有这样一个改变，比如说由原来最先开始的“科技打假基金筹备组成立和接受捐款的简报”，到现在变成了“科技打假资金募集小组通告”，咱们可能已经面对一些质疑，比如合法不合法，所以做了相关措辞上的修改，但感觉咱们现在依然在用基金的方式来运作它，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目前还没有被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审批的情况下，咱们已经接到资金了，这种合法性到底在哪里能够体现？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法规的空白期，我们的捐款是否可以用？这方面是不是有明确说法？

　　方舟子：这一点我替郭先生答一下吧，为什么会发生这类改变。募集资金的目的就是像郭先生说的，以后条件成熟的话成立一个打假基金会，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理想的目标，但在目前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的困难，包括管理方面的，还包括资金来源方面的，数额方面的，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这只能作为一种目标把它提出来。当时一开始想到的，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所用的基金筹备组的名称，后来发现这么用的话可能在法律上确实有一点问题，容易让人误以为现在已经作为一个基金会在运作了，会容易产生这种误导。

　　方舟子：科技打假资金募集是合法的，目前法律上并无禁止

　　主持人：对，咱们现在就有网友说“祝贺基金成立”。

　　方舟子：当时这样贴出来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导，但实际上它还不是一个基金会，后来我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决定把基金换一个名称，换成“资金”，就避免产生这样的误会。资金募集的话，这个是……

　　主持人：那是否合法呢？

　　方舟子：这是合法的。因为我看到网上有人攻击说这是非法集资。

　　主持人：对，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说法。

　　方舟子：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什么？是发行股票、债券、证券的方式，以牟利的形式答应以后给你利息，所以他带的是盈利性质的，我们这个没有说接款之后我给你一个债券的凭证，以后我们赚了钱再连本带息的还给你，没有，所以它根本不是所谓的非法集资，就是属于公益资金的募集。这实际上大家也是经常看到，在网上也是经常看到，出现了某一件事，然后大家希望共同来筹一些资金来应付。比如最常见的就是某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孩，大家一起捐款，帮他去交医疗费用。还有的，比如要搞一个公益网站，网友一起捐一点钱让这个网站能够建起来，维护下去。所以这是很常见的，而且法律上从来也没有禁止这种做法，只要你整个运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会把钱骗走了，都是很公开透明的，能够让公众信任的，那这就完全是合法的。

　　主持人：仅仅是以个人来做的行为，您是否查找了有关法律方面的规定，从而认为可以规避这方面的风险？

　　方舟子：因为我对法律不熟悉，但是我问过，至少法律没有这方面的禁止，没有禁止以个人的名义来募捐，法律没有禁止，而且我们国家也从来没有禁止过。就像我刚才举的，以这种个人名义来募捐的太多了，在日常生活中，在网站上是经常见到的。我还想说一点，我不希望以后基金会也好，或者是正式的机构成立了也好，变成只来支持我一个人的，或者支持我们那个网站的，这个显然是不妥当的。虽然现在这个募集行为，我刚才已经介绍了那个背景，是因为我的那么多起诉讼引发的，一些网友想要来资助我，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但是希望慢慢的变成别人的，类似的这种事情也被支持。因为在我之前也有过因为打击学术造假而引起恶意诉讼，以前也有，现在也有，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所以我希望也资助别人，另外也不要局限于去应付官司，可以用它来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更大范围地打假的事情，而不局限于官司。

　　主持人：现在法律对咱们现在的做法是没有相关规定？

　　方舟子：至少是没有禁止。

　　主持人：如果有关部门对这种做法否定的话，那咱们的资金，现在已经募集到的捐款会怎么办呢？比如有关部门出面说话了，认为你不能用这笔钱，那这笔钱应该怎样处理呢？

　　方舟子：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法律上没有禁止，所以如果有关部门要禁止掉的话，他必须拿出法律的条文来依法办事，所以我不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样很可能“有关部门”就变成非法的了。因为个人募集这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禁止过的。

　　已经收到的捐款情况

　　主持人：郭老，要是这样的话，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公告发出来之后，现在收到的捐款情况，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郭正谊：好象第一天就有人捐了一万块，现在至少有两三万了。

　　方舟子：我看了，因为它全部都公布出来了，到昨天为止是有三万多一点。它一笔笔都公布出来了，因为我们那个秘书现在在出差，所以今天的情况都还没有打印出来。

　　主持人：要是这样的话，想要捐款给咱们这个资金筹备小组，会收到什么样的回复或确认呢？

　　方舟子：现在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参与这个。

　　目前捐款暂无收条等确认回复

　　主持人：比如我想捐款，怎么样能够证明我是捐过款的？

　　郭正谊：从理论上讲，我们收到你给这件事的捐款，已经收到了，至少得给人一个收条。当然这个也得有一个过程，没那么快，何先生捐了三千，我捐了三千，我们也没拿到收条。

　　方舟子：对，因为现在是这样，我看了一下，现在公布出来的那些都是通过银行转帐的，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转帐，所以这个很容易查了，转帐的话，这笔钱有没有汇过去，捐款人本身就可以查。还有一个是通过汇款，我看了一下公告说汇款都还没有收到，通过邮局走，说还有一段时间现在还没到。我的建议，对汇款这部分的收到以后，应该给一个答复。

　　郭正谊：收到您对这件事的汇款多少多少，给一收条就成。

　　主持人：那咱们现在的工作，所有的捐助目前都是彭剑先生在进行登记管理？

　　郭正谊：刚刚起步。

　　主持人：从几个月之前武汉的诉讼，到有人愿意为这件事情牵头，到我们已经开始实际地运作，可能中间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比如捐款这一项就有很多的流程，再加上款项的接受，我们记帐，还有资金的安排，这里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郭正谊：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刚刚起步，三万块钱都给方舟子，也不够方舟子打五个官司用的。我们那个基金也好，捐款也好，总归得到一定规模，而且成立一个比较健全的管理机制，然后就可以运作了，运作不一定都是给方舟子的，其他人打了冤枉官司，照样可以。

　　目前所收到的捐助主要是资助方舟子的

　　主持人：您一直在说，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起步，所以等到它到了一定规模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运作，但实际上在它没有到一定规模之前，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对款项支出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了？比如说目前我们所收到的款项主要是资助方舟子先生所要应诉的七个项目？我记得在网站上有这么一个公告。那要是其他人想获得这个资金的话，在目前有没有可能？

　　郭正谊：也有可能。

　　主持人：标准？

　　方舟子：现在是这样，这个募集打的就是以资助我的名义，所以捐款那些人的用意都是为了支持我，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应该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募集资金的目的就是因为我这些官司引起的，所以捐款人的意愿也是为了来支持我的。但以后你有富余的钱了，资助别人，这个我完全地同意，完全的支持，而且刚才我也一直在说不要变成一个好象纯粹是为了资助我的项目。

　　方舟子不打假了还有其他人去打

　　主持人：那咱们这个基金如果真的成立了，方先生不打假了，那咱们怎么样确定下一个资助对象呢？

　　郭正谊：他不打假了还有别人去打呢。

　　方舟子：一直说这是科技打假，实际上科技打假的范围也是很广的，不只是学术打假的范围，你刚才说了，也许以后我不搞学术打假了，可能别人也会搞，刚才郭先生说了，没有方舟子，还会有别人出来打假。如果以后我们国家的学术体制走向正规了，学术打假方面有专门的机构来做了，不需要有个人的力量来做，那么可能你这个科技打假就不用再去资助学术打假这方面了，这就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科技打假还是有它的用处的，因为不只是学术方面的打假，还有伪科学方面的，还有骗人的，假药、假保健品，假的科技产品，这些都可以作为科技打假的范围来做的。所以我想如果以后科技打假基金会真正成立起来的话，不会没事情干的，可以干的事情多了。至于是不是由方舟子来干还是由别人来干，那完全是两回事了。

　　主持人：“打假”基金，因为它的名称和性质肯定会受到远远超过普通非营利性质的公益基金的关注、质疑和压力，那咱们如何维持打假的公正、公开、透明，保证打假绝对不掺假？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办法没？

　　方舟子：这个我提一个想法吧，只要你是在公开透明地运作，把你的资金去向都公布出来，把你打的这些假的事例都公布出来，能够让大家公众共同来监督的，就不可能掺假。为什么会有假？假的东西都是偷偷摸摸在干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都很阳光、公开透明，是不可能掺假的。

　　现在暂时请不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资金

　　主持人：咱们现在有网友就在说，若是这样的话，比如咱们的基金会真的成立了，仅仅靠现在这几个人是不行的，建议你们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一个相关资金方面的管理和运作。

　　方舟子：（笑）我的想法是请职业经理人的话，可能现在请不起。所以这个实际上只是一个临时性质的，而且说实在也是比较匆忙的。

　　郭正谊：我们是临时的，到时候可能也有义务劳动者，我指着义务劳动者来帮助我们干活。

　　打假资金希望能有志愿者来义务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主持人：就是说把钱都用到刀刃儿上，能省的咱们就都省了。

　　郭正谊：对，一共没多少钱，之后我一个月花两万块钱请一个专职的经理，而且要搞起来还得一财务一会计，得请俩，那钱还不够给他们发工资的呢（笑）。

　　方舟子：我讲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很多基金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行政费用太高，他请的那些人的工资、运作、办公开销太高，结果变成你捐的钱很大一部分都不用在公益方面，变成养人了，这样就不好。所以我觉得打假基金也好，什么基金也好，成立起来的话，还是以义务劳动，志愿者来维持比较好。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和学术诚信基金会，他们也是要采取这种志愿者的运作方式，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都不拿钱。不然的话你一个月给他开一大笔工资，那你募捐来的这些钱，很大一笔都没有用在刀刃上。

　　郭正谊：挂一大牌子，租几个办公室，我们那点儿钱还不够干这个的呢。所以说穷日子穷过（笑）。

　　主持人：是不是富日子就富过了？（笑）

　　郭正谊：富日子也应该穷过（笑）。

　　主持人：好的，对打假基金今后的最新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访谈到此结束了。希望能够邀请到两位再一次做客网易。感谢两位光临。谢谢。

 

 早报记者谭晓娟
2006-10-20天府早报

　　备受关注的“八卦宇宙论”索赔案昨（19）日下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委托的4位律师和被告方6位律师，当庭进行了辩护。由于到现场人数过多，庭审两次中断，历时三个半小时后，法庭宣布择日宣判。与此同时，本案被告之一方舟子给记者发送了一封称为：“反伪科学四大恶人”中的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三人的对此案的意见书。意见书原文如下：

　　意见书
　　经审阅曾宇裳、刘少华与北京科技报社、方是民（记者注：方舟子）、北京青年报社、北京搜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网易计算机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中原告曾宇裳、刘少华及被告北京科技报社等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依据科学常识及已知事实，我们对刘子华“八卦宇宙论”及该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用易经八卦推测“木王星”，违背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是完全错误的。至今，仍有人宣传刘子华为“取得重大成绩的先驱”、吹捧其为“天文学家”，无疑就是向社会公众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在此情况下，为了宣传科学知识，促进社会公众建立起科学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我们有必要确认：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是典型的伪科学。

　　二、众所周知，太阳是恒星，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它们都是与大行星不同的星体。而“八卦宇宙论”不仅把太阳、月球当成与大行星一样的星体，而且把星体分成男、女相互配对形成配偶关系，违背现代天文学常识，荒诞不经，属于歪理邪说。

　　三、刘子华推测出的“木王星”从未得到天文学观察的验证，更没有获得科学界的承认。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就已撰文驳斥过刘子华欺世盗名的行径。最近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取消冥王星的大行星地位，太阳系仅剩八颗大行星，大行星数目不升反降，更表明刘子华根据“八卦宇宙论”推测
“太阳系有十颗大行星”的说法被彻底否定。
　　四、批判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正是弘扬科学精神、批判伪科学和歪理邪说，符合我国政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法律的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不仅不应受到恶意诉讼的滋扰，反而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何祚庥 郭正谊 司马南 二OO六年十月十八日
　　庭外声音
　　方舟子：我是依法打击伪科学
　　10月19日下午1：50开庭，方舟子并没有出现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现场，在没有联系上被告律师的情况下，昨日下午1：59左右，记者收到了来自方舟子的一封邮件，表达了自己的回应态度。

　　记者：您怎么看自己的被告身份？是否已经做好应庭的相关准备？

　　方：这是一起恶意诉讼，是对打击伪科学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已经把冥王星剔除出大行星行列，太阳系大行星只剩下8颗的今天，来打“八卦宇宙学预测第10颗大行星”的官司，更显得荒唐。但是我们也收集了必要的证据，做了应诉准备。

　　记者：对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和公开赔礼道歉，您是怎样的回应态度？

　　方：法院应该驳回这种无理要求。我批驳“八卦宇宙学”，是根据中国《科普法》的要求在打击伪科学，揭露歪理邪说，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记者：对案件本身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有何看法？
　　方：近年来类似这种利用恶意诉讼对打击伪科学、打击学术造假人士进行报复的案件不少，而且判决结果大都对被告不利，社会影响极坏，最高法院应该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不要让中国法律被滥用成为保护伪科学和学术造假的工具。

　　庭内概况
　　律师团阵容强大双方都很冷静
　　昨晚7时左右，记者致电刘子华家人所委托的律师行：北京华联律师事务所。谢堃律师告诉记者：原告出庭的是刘子华之子刘少华先生，方舟子本人并没有出庭。

　　谢堃律师表示：因为此次案件备受关注，所以北京华联律师事务所也很重视，首次公开开庭审理，就派出了包括他在内的4位律师。被告方方舟子、北京科技报共同委托的一名律师，北京青年报社、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各自委托的律师，北京新浪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的两名律师，共6位律师，现场律师团阵容强大。

　　据了解，原定1：30开庭的审理，后推迟到1：50开庭，下午5：30左右结束。对于现场的情况，谢堃律师表示，双方都很冷静，而作为原告代理律师，他们所持的观点不变：无论怎样，被告不应该有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语言，尤其是在方舟子和代理人对《易经》并不了解的情况，“发表侮辱性的言论”。

　　谢堃律师认为：除了早期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的一篇文章，对方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几家被告网站的态度则是：“不具有新闻采写权，只是依法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报道”，没有侵犯刘子华及其家属的名誉权。最后，法院宣布择日宣判，要求双方等待另行通知。

　　据原告刘子华之子刘少华介绍，自己准备了16件证据：有关父亲论文的10件、其他佐证6件。虽然择日宣判，但法院要求他出示自己和母亲的身份证明，所以他将继续留在北京。

　　庭审花絮
　　各方关注审理两次中断
　　昨日下午的审理，除了吸引了北京各方人士前来，现场大概有100人旁听，由于法庭空间有限，除了少数十多人在庭内，更多人是在法庭外面守候。

　　“我觉得很意外，完全没有想到在北京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说起下午的情景，原告刘少华有些激动。刘少华告诉记者：昨日出现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除了科学院的研究员、易学会的成员等学术界人士，也有不少在校大学生。由于外面聚集的人群太多，并要求进场听审，法官两次中断审理，让他出去劝阻。

方舟子质疑八卦宇宙论成被告

2006年10月20日北京晨报

　　遭“八卦宇宙论”创始人家属索赔40万；五媒体因刊发或转载文章被索210万

　　本报讯 (记者 陈俊杰)
因对一篇发表于65年前的学术论文提出质疑，并撰文称“用八卦推算出第十颗行星是荒诞不经的伪科学”，学术打假人方舟子被“八卦宇宙论”创始人刘子华的遗孀和儿子以名誉侵权为由推上被告席，遭索40万元。刊发或转载文章的5家报社和网站被追索2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昨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第二次开庭。

　　博士被指欺世盗名
　　据悉，诉讼源于方舟子去年8月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欺世盗名的八卦宇宙论》的文章。去年7月29日，美国天文学家宣布发现了第十颗行星。随后有国内媒体报道称，留法博士刘子华早在65年前即运用《易经》八卦推测出了第十颗行星。文章称，刘子华于1939年于法国求学期间在巴黎发表了《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行星的预测———日月之胎时地位》，推测出太阳系存在第十大行星。1943年，刘子华被巴黎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方舟子在否定刘子华的文章中称，“这位来自中国的江湖术士利用中外信息交流不便，伪造西方科学家评价，捏造轰动世界的事实。为何65年前那位欺世盗名之徒至今还被当成‘震惊世界的著名人物’？”

　　博士家属状告打假人
　　今年1月4日，《北京科技报》发表文章，将“八卦预测第十颗行星”列为“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之六”。此文随后被《北京青年报》、新浪、搜狐和网易部分或全文转载。刘子华的家属认为，“八卦宇宙论”是天文学上新的理论假设，方舟子的言论诽谤和侮辱了刘子华。登载的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渲染，使逝者的名誉和其家属的名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侵害。”

　　被告认为“八卦宇宙论”的推理违背科学原理
　　昨日，此案第二次开庭，方舟子仍未出庭。其代理人认为，对星体的预测需经严格的科学观测和计算，刘的推理违背科学原理。方依据事实行使发表言论的权利，并不构成侮辱，而且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在1945年就曾对“八卦宇宙论”进行过批判。网易代理人补充说，对“八卦宇宙论”的评价属于学术争鸣，不是诽谤。昨日此案仍未宣判。

　　-相关链接
　　此案第一次开庭时，方舟子的代理人申请对“八卦宇宙论”进行鉴定，确定其是否为伪科学，但申请被法院驳回。再次开庭时，代理人出示了何祚庥、司马南等人的意见书，认为“八卦宇宙论”是违背科学原理的伪科学，是歪理邪说。但因为这些专家“不屑于”出庭接受询问，所以原告拒绝对意见质证。其他被告除认为自己的转载符合规定和不侵权外，对刘子华的博士身份亦提出意见。认为刘子华家属不提其“文学”博士的事实、没有系统学习过天文学知识而渲染其的天文学成就，是有意误导公众将其误认成“天文学”博士。

称“八卦宇宙论”为伪科学 方舟子遭索赔

2006-10-20京华时报

　　因撰文称已故巴黎大学博士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是伪科学，著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被刘子华的遗孀曾宇裳以侵犯刘子华的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昨天，市二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曾宇裳诉称，刘子华1939年在法国求学时完成了博士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行星的预测——日月之胎时地位》，推测出太阳系存在第十大行星，1943年刘子华被法国巴黎大学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该论文是刘子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易经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现代科学相结合取得的研究成果。

　　去年7月，方是民以笔名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文章《欺世盗名的八卦宇宙论》，其中刘子华被写作“捏造事实、欺世盗名”的“江湖术士”和“骗子”。此后各媒体纷纷转载。今年1月4日，《北京科技报》又将刘子华预测太阳系第十大行星的学术研究，列为“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之六”。

　　曾宇裳认为，方舟子、《北京科技报》和转载文章的四家媒体，这6被告的行为严重丑化、贬损了已故的刘子华的人格，严重损害了刘子华的名誉。因此请求判令被告为刘子华先生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在相应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250万余元精神损害等赔偿。

　　昨天，方舟子没有出庭，他的代理人在法庭上答辩时认为，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是伪科学，他认为刘子华并没有受过天文物理学方面的系统教育，他在巴黎大学取得的学位是文学学位，而不是天文学学位。同时，他在预测太阳系存在第十大行星时，并没有提供相关的科学测量数据，因此，说刘子华的研究成果是“伪科学”是“骗局”并不为过。

　　而新浪等转载此文的网站则认为，他们转载新闻完全合法，在转载时无行为过错，认为没有侵犯刘子华及其家属的名誉权。

　　此案没有当庭宣判。

(XYS20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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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18新民周刊

　　《新民周刊》记者 贺莉丹 撰稿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２日上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来自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两位医生对簿公堂。

　　从２００６年４月份开始，美籍华人医生曾延华就以实名投诉的方式在网络上声讨其同事兼上级
——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临时负责人陈建良，曾延华毫不客气地称“所有神经外科大手术，他都心里没有底，都敢开，都不怕病人死”、“在利益面前无视规定为自己捞好处”、“在医疗岗位上任意胡作非为”等，此文被各网站转载。３个月之后，陈建良一纸诉状，以“名誉侵权”为由将曾延华告上法庭，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２０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当天庭审时双方激烈交锋，法院最后认定，被告曾延华发表于网络的文章内容基本失实，以此为据发表的相关评论有不当之处，已超过了正常的学术和道德评论的范围，带有损害原告名誉的性质，法院当庭判决被告曾延华立即停止侵权，删除在网站“正义论坛”、“２１ＣＮ”上发表的文章并发表经法院审核的道歉声明，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建良公证费１８６０元、交通费２００元、精神损害抚慰金４００００元。

　　最后的稻草
　　当天开庭的氛围并不寻常，等待在法庭外的原告方证人——两名神经外科医生神情凝重。

　　判决刚刚宣布，一个意想不到的细节终于打破了平静，一个神情愤怒的年轻人直斥曾延华——“你再搞下去，给我小心点！”声音大到惊人，曾延华抬起头，一脸无所谓。

　　“我实在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走出法院时的曾延华看上去有些失落，他从未有过出庭经验，亦未聘请律师，现在觉得“吃了亏”，埋怨自己没有抓住向法庭申请传唤证人的时机，只准备了一些同科室医生签名的材料。

　　“我肯定会上诉，如果走完这套司法程序还不行，我就回美国吧，我太累了。在美国，一个认真做事的人一定最受尊重。”５３岁的曾延华感慨。

　　从２００６年４月份开始，曾延华将一封实名投诉信公布于互联网，标题为“谁来切实管管医疗行业的医疗质量，医疗法规执行，技术论文造假和医疗乱收费？一个美国博士回国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医疗实名投诉无门的经历”。他直指同事陈建良在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１２月期间的７例动脉瘤夹闭术死亡６例，死亡率为８５．７％，并称这是“恶性的医疗效果”、“奇高的医疗死亡率”。文章一经公布引发轩然大波，各网站相继转载，曾延华的投诉由此演变成为公众事件。

　　“我撰文并投书网络，属于对违反医疗常规导致医疗失当的披露，属于对违法医疗收费的公开指责和谴责，也是对学术上的不良行为的学术批评和道德批评。”曾延华说，“我当时反映了陈建良的４个问题：一是学术造假；二是动脉瘤夹闭术７例死亡６例，死亡率奇高；三是违规处理病人；四是乱收费。大家都问，为什么是你来出头？第一，我年纪最大、资历老；第二，科室里都说我比较干净；第三，从业务能力来说，我的能力很强、比较权威。”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曾延华表示自己的做法“出自公心”。

　　１９９０年，由同济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的曾延华分配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工作。在他提供的学历证明中，记者看到：从１９９３年开始，他先后在德国、丹麦和美国的大学和医学院学习和研究。２００５年３月，曾延华回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任副主任医师，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他取得了美国国籍。

　　曾延华矛头所指的对象，４２岁的陈建良，１９９２年由湖南医科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工作，去年７月因神经外科科室主任吴耀晨教授退休，陈建良被院方指定临时负责主持科室工作。身为主任医师的陈建良有众多头衔，在１９９７年被暨南大学医学院聘为硕士生导师，２００３年被华中科技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

　　“７个死６个，哪个还敢找你看病？我根本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我是实在迫不得已才将他告上法庭。由于他对我的攻击和诽谤，我的手术量明显下降，我的社会公信力降到了最低，朋友们认为要重新认识我，认为我可能是一个伪君子，一些人看了互联网上的文章后，竟然写信来骂我，认为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留在医疗队伍，不能做医生。”记者多方努力，原告陈建良才接受采访。看上去忧心忡忡的他表示，曾延华的文章上网后自己受到了很大压力，严重失眠，恶梦连连，服用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的妻子原任深圳市人民医院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医院干部保健科科长，出事后妻子责骂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甚至提出离婚。不仅如此，陈建良还接到了一些辱骂他的信件，一些人不客气地指责他“害死了５条人命，可以说是十恶不赦”。

　　按照曾延华的说法，在将文章公诸网络之前，从２００６年２月开始，他就将自己整理的材料发放给神经外科的医生以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神经外科的同行。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４日，曾延华分别向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深圳市信访办、深圳市人大、深圳市卫生局、广东省卫生厅等单位递交了实名投诉信。

　　在曾延华看来，院方对陈建良的“神经外科代理主任”的这个任命成为两人矛盾正式公开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打定主意投书网络。

　　“陈建良２００５年年初的医疗问题被医院医疗缺陷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医疗缺陷，但随后陈建良不降反升，医院任命他为神经外科代理主任。他的提升是在我在２００６年２月将反映问题的材料送交给医院、市卫生局、市纪委、市人大之后，我是在医院做出这样的处理后才将文章发送到网络，是无奈之下通过网络揭露学术腐败。”曾延华说。

　　“那是神经外科自创建以来的唯一一起一级医疗缺陷。”医生李乐阳（化名）告诉记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神经外科为此赔偿了３０万元，陈建良负担了赔偿金中的３万元，科室其他医生共同负担了３万元。

　　记者看到的一份深圳市人民医院的文件显示，院党政联席会议认定神经外科的一名患者事故为“一级医疗缺陷”，“给予责任人陈建良医生行政警告，保留神经外科副主任（临时负责人）职务，留职察看一年”。但法院方面认为，这个决定未明确原告陈建良有违反医疗常规违规操作的问题；被告也无有效证据佐证原告经常受到患者投诉。

　　将如此专业的临床医学问题诉诸网络这个公共平台，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引起了争议。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方舟子（新语丝网站负责人）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只要反映的是事实，举报者可以选择他认为合适的渠道进行反映，包括在网络上反映。何况曾延华是因为实名向上级举报没有结果，投诉无门才贴到网上的。他反映的情况涉及到医疗问题，公众也有权利知道。”

　　“７例死亡６例”争端
　　连日来，记者约见了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多名医生，一部分医生干脆表示“不知情”，而接受采访的医生都无一例外地表示，脑动脉瘤夹闭术是衡量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水准的“标志性手术”，“这个手术有的水平顶尖的医生做两三个小时就做好了，有的医生却要做十几个小时。”神经外科医生黄建国（化名）向记者解释。记者随后联系院方采访，深圳市人民医院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两名医生之间的矛盾，院方不介入。

　　按照陈建良的解释，曾延华罗列的７个动脉瘤死亡病例，只有３例是自己主刀，有２例是由广州南方医院漆松涛教授主刀，有２例是由神经外科原科室主任吴耀晨教授主刀。

　　“我做过各种动脉瘤手术，成功的是多数，２００５年有几例失败，这也是事实。１９９８年，我从韩国学习回来，我主刀做了神经外科第一例动脉瘤夹闭术，我做的动脉瘤手术例数是最多的。你高尔夫打得好，我游泳游得好，你就把你的高尔夫成绩跟我的游泳成绩来比，这是不行的！”陈建良自称“什么手术都做，并且什么大手术都是我做”，他也承认，动脉瘤夹闭术是自己所在的整个神经外科的弱项，这个手术的量并不多，医院神经外科科室的水平在全国而言也不能算高。

　　深圳市人民医院信息科在今年６月３０日出具的神经外科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神经外科全科１６名医生，手术１３８１例，死亡１６１例，死亡率１１．７％；陈建良手术１７７例，死亡１９例，死亡率为１０．７％。在陈建良看来，这是一组相当有说服力的数据，他强调：“这１７７例全都是比较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曾延华单挑出动脉瘤夹闭术一项出来，是缺乏依据的。样本越大，才越能说明问题，你不能在短时间内用一种手术来说明问题，每个人在医疗过程中都不是１００％成功。”

　　记者查阅了７例动脉瘤患者的相关住院病案，其中有３例陈建良任术者；有两例为广州南方医院漆松涛教授任术者，陈建良任一助；有一例陈建良任术者，吴耀晨任一助；有一例为陈建良和神经外科原科室主任吴耀晨教授同时任术者，陈建良名字在前，为第一术者，吴耀晨名字在后，为第二术者。

　　“我是科主任，不管是陈建良还是其他医生，手术一旦出现困难或遇到危险，他们感到这个手术再做下去把握性不大，就会叫我上去，后面那段手术可能是我做的。整个手术多数都是这种情况，我上去也不能改变局势。这个时候我是第二术者，按照惯例主要承担责任的还是第一术者。”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原科室主任吴耀晨认为，医学上出现的问题应该由专门的医学鉴定委员会来鉴定，在医学上风险系数比较高的动脉瘤夹闭术的成功与否跟术者经验紧密相关，除此之外，术中病人麻醉的各种情况、病人是否具有手术适应症等诸多因素也影响到动脉瘤夹闭术的效果，“７例中死６例，这确实是客观存在，这个东西造不了假，病案室都能查出来，但具体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还得再求证。”

　　在各方意见相持不下时，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４日晚到５月２５日上午，深圳市卫生局邀请到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教授、解放军总医院周定标教授、上海华山医院周良辅教授这三位国内神经外科的著名专家，对曾延华的投诉信中提及的“陈建良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１２月７例颅内动脉瘤手术死亡６例和２例垂体瘤手术病例；以及曾延华自己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至１２月所做的４例颅内动脉瘤手术，无一例死亡”共１３份病例资料进行了讨论。记者拿到的一份盖有深圳市卫生局公章的三位医学专家的讨论意见认为，陈、曾二人所提供的病历资料表明，“陈建良和曾延华医生在这些病人的处理中的态度是积极的、工作是认真的；从提供的资料中均未发现两位医师对病人的处理违反诊疗常规；由于临床经验不足，有的病人的手术适应症、手术时机掌握欠恰当，手术操作和术后处理欠规范，效果不理想。”

　　就曾延华反映的问题，至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２日，深圳市卫生局出具的一份处理意见指出：“医院应制定擅自散发有损害医院形象信息的处理规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鉴于曾延华反映的情况与实际出入较大，医院应对曾延华同志进行批评教育”。

　　法院最终采信了这两份来自医疗管理部门的处理意见。方舟子认为：“法院既然受理了此案，就应该去认定曾延华所说的是否事实，涉及的专业问题由专业机构做出鉴定是必要的，但应该找与原被告都没有利害关系的独立的专业机构。”

　　但如果曾延华要申请特定鉴定委员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可能面临司法上的一定困难，律师秦茂宪分析：“这起名誉侵权纠纷中，法庭判定的是被告散布的事实是否与客观事实符合，当地卫生局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鉴定结果具有一定公信力，也确实不能证明原告造成了恶性的医疗效果和奇高的死亡率。按照医疗事故鉴定提起的相关规定，医患双方可以要求法庭指定特定的鉴定委员会针对６例病例做出重新鉴定，但被告的身份既不是医院，也不是患方，因此无法提出鉴定要求。”

　　两名医生的内耗“战争”
　　“这件事情再搞下去就变成双方相互揭丑了！”在陈建良看来，曾延华之所以到处散发材料，不过是“出于争夺科室主任、学科带头人的职务”，而并非“以良心唤起公理和公论”。

　　“院里对竞选主任年龄要求是５０岁以下，老曾５３岁了，早就超龄了。”医生黄建国（化名）对此不以为然。陈建良说：“就是因为超龄了，所以他就更恼火，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一定要将我拿下。他把我搞臭了，我在这个地方呆不下去了，他还是可以回美国。”

　　“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工作了不到４年时间。我在美国一直是做神经外科的基础研究，在美国做神经外科医生必须通过美国的外国医学生医学专业考试，在神经外科接受８年的住院医生训练后方能动手术刀。我要回国是因为我喜欢做神经外科的临床医生，喜欢握手术刀的感觉。”曾延华告诉记者。作为归国人才，曾延华称自己的收入并不算高，“我回国不是为了钱，在美国，我的年薪是５万多美元，现在我每月的工资平均不会超过５０００元，跟科室其他医生差不多，陈建良的工资肯定比我高。”

　　不可否认，对于神经外科的医生们而言，曾延华与陈建良之间的“官司”已经演变成为内耗极其严重的一场“战争”。“老曾在国外呆久了，摸不清国内的情况了，这几乎是一个人和一个系统的斗争”——一名医生这样向记者形容曾延华数月来的动作。“咱们医院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医生告医生，最后不得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争端的情况。”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裴江（化名）这样感叹。他感到科室内部的斗争已经影响到就诊病人，有些病人听说科室有矛盾就转院了，“病人总体数量少了”。跟陈、曾二人共事多年的医生李乐阳（化名）表示自己非常不希望看到科室现在的局面，他自己的情绪也为此受到很大影响。“他们两个人在科室基本上已经不说话了。俗语说‘家和万事兴’，科室跟家庭是一样的，科室搞垮了，对每个医生都不好。”

　　裴江看来，学术争论应该通过更为理智的学术渠道来解决，“他们也许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我还没有跟上他们的思路。”

　　对陈、曾二人手术水平高低的比较也成为一个备受关心的话题。“我和陈建良的技术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我曾经跟科室其他医生讲，我带的学生都比他强，业务上他需要１０年时间才能赶上我的水平。”曾延华对记者这样评论陈建良，毫不迟疑。

　　“不能说我的临床十分成熟，每一手术都无可挑剔，但我可以说，在神经外科领域同年资中我是优秀的，在深圳和广东省我是突出的，在我们科室，我的综合素质包括临床能力无可取代。”陈建良自我评价。

　　在一些同事的眼中，仿佛“空降部队”的曾延华在神经外科并未受孤立。“老曾很较真，想着用很少的钱帮病人治大病，是书呆子一个，以前他就可以连续看几十个小时的书。”医生黄建国告诉记者，曾延华采用实名投诉的做法是“公开的”。“陈建良什么手术他都做，他做得多，得到的锻炼的机会就多，他的技术属于中上，但还不足以成为学科带头人。相比之下，曾延华的年资高些，手术效果比陈建良的好些。”黄建国认为。

　　裴江则告诉记者，“曾医生在学术上有追求，与我们相处得也不错，他从美国回来，对我来说，是来了一个很强的医生，对我的学习会更好。他和陈建良两个人的手术水平都高，都是我的老师。”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６日上午１１点左右，阳光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凌晨４点从手术台上刚下来的曾延华黑着眼圈，背上他随身携带的深蓝色运动挎包，走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对面的复印店，挎包满满当当装着的是他为上法庭准备的各类材料甚至学历和出国证明。复印店的老板娘很热情，手臂遥指对面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你要找工作啊？你是美国回来的，又是博士，肯定能进那个医院。”曾延华点点头，若有所思。

(XYS200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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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做的是有益国家和社会的事

　　——专访方舟子

　　记者：王冠丽
　　《科技中国》2006.10.

　　初识方舟子就有两个感觉，一是他说话时语速平缓，音量也不高，二是他的瘦，像骨架上支起了衣裳。这些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之所以深刻，或许皆和他打假斗士冲锋陷阵的想象有差距的缘故。当时聊起日常工作，他说每天大概用3、4个小时处理“新语丝”网站。绝大部分时间是读信、筛选，然后放到“新语丝”
上，每天的有效信笺量大约在几十到上百封。这类似信访站的工作周而复始，已经持续了6年。起先工作量不致如此，但现在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名声在外，工作量自然倍增。不仅如此，学术打假也把方舟子放到了学者、媒体、公众面前，甚至法院里——和肖传国的案子一审结案，二审尚未开庭。一审结果已出，方舟子败诉。当记者问起如果二审再次败诉如何应对赔偿时，他说到现在有为数不少的人正在为他募集资金，准备成立关于学术打假的基金会，代他赔款。

　　记者表达了采访的意图，方舟子坦言现在已经不接受当面采访，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最佳，可以保证回答问题的质量。媒体将方舟子捧成了打假明星，但出名后的代价也包括以谨小慎微的方式应对媒体吧。

　　以下为本刊记者以电子邮件形式对方舟子的采访，因为电邮不可避免的低互动性，这些是邮件反复来往多次之后的结果，以单纯的对谈形式，希望更忠实的体现受访者的思想原貌。

　　打假没有必要担心不实指控的危险

　　《科技中国》：在您翻译的英国《自然》杂志（2006年6月1日）“中国科研正在发展，谁去监督虚假结果？”一文中，有如下陈述，“中国科研机构的确有调查不端指控的框架，但是在缺乏公开的讨论和独立的新闻监督的情况下，很少有科研人员对它们有太大的信心。互联网上迅速、公开的信息交流有可能填补这一空白，但是它也带有风险（见《自然》441,392-393;2006）。它会很容易地变味，成为一场不受管制的指控和反指控的危险游戏，无助于搞清楚实际的不端行为。”现在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及公众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这种热情，可否称得上是一场“指控和反指控的危险游戏”？

　　方舟子：世界上几乎所有事情都存在出现坏结果的风险，所以对此泛泛而论没有什么意义。

　　近年来国内很难得地处理了几起学术造假案件，包括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清华大学的刘辉、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同济大学的杨杰。他们最初都是在网上被揭发出来的，可见网上的指控，其实非常有助于搞清楚实际的不端行为，而不是相反。

　　我们目前应该关注的是，网上绝大多数对学术造假的指控，不管证据多么确凿，都没有引起国内管理部门的重视，而不要先去担心不实指控的危险。

　　网上每天都有针对我的不实指控和谣言，有说我剽窃的，有说我被利益集团收买的，有说我受国外反华势力派遣的，但是我并不因此就去一概否定互联网的言论自由。

　　由于互联网的自由属性，即使存在什么风险，也不可能加以有效的控制。对滥用言论自由的现象最好的反击方式，还是言论自由。

　　《科技中国》：您的观点是，在学术造假“没有引起国内管理部门重视”的情况下，“不要先去担心不实指控的危险”？这两者是因果、先后等直接相联的关系吗？以网络传播的途径进行学术打假，以自由反击自由是最为合理的吗？尤其在中国学术打假调查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没有公正的第三方角色给被指控者“定罪”或
“平反”，那谁来保护被不实指控攻击的人呢？我们可以推断，有针对您的不实指控，有被网上指控后获得处理的学术造假案例，但一定也会有大量的针对各路学者的不实指控。如果他们势单力微，在强大的互联网面前，在无法获得有关权威机构“平反”的情况下，谁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呢？

　　方舟子：正因为中国当前缺乏官方处理学术造假的渠道，才使得人们只能依赖于个人自觉自愿的打假，而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担心不实指控的危险性而去反对个人打假，实际上就是在反对一切的学术打假，而要袒护学术造假，听任学术腐败泛滥下去。

　　即使以后有了官方渠道，也离不开个人的配合和舆论的监督，任何人只要愿意，也都可以继续自己从事打假。

　　被不实指控攻击的人首先应该自己保护自己，对不实指控进行有力的反驳。别人可以利用网络的言论自由指控你，你为什么不也利用网络的言论自由反击呢？如果真受到了冤枉，学术界也会有人替你说话的，在网上这些声音也不怕传不出去。实在不行还可以诉诸法律的保护。但是这里必须注意，诉诸法律是最后的手段，是在经过反复澄清、已被证明了无辜之后有人仍然有意在造谣、诽谤，而让法律来阻止诽谤行为、保护名誉，而不是把学术是非真假交给法官去判决。像我面临的几起官司，都是造假者无力反击网上的揭露，不先尝试赢得学界的公论去洗刷自己，就悄悄告上法庭，那就让人不齿了。所以有了当事人的辨白、学界的公论和法律的保护这三层防线，担心什么不实指控的危险，完全没有必要，真有这种危险，也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其实那些叫嚷“不实指控的危险”嚷得最大声的人，乃是因为自己受到了确实的指控而无法辨白，所以以此作为反击别人指控的借口。他们自己一向毫不犹豫地对别人提出不实指控，比如散布针对我的谣言。

　　打假者除了受法律的约束还要自律

　　《科技中国》：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表现是制约与平衡，那么谁来约束网络形式的学术打假所带来的不实指控？制度建设和舆论监督如果看作双行线的话，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网络除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是否也会带来副作用？甚至导致网络攻击无序状态的出现？您是否认为，没有制度，或者说制度无效，这是必须承载的压力？或者说，这不能看作事物的主要矛盾？

　　方舟子：网络言论、网络舆论监督不过是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所以你提的这些问题，对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也都存在，应该这么问：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是否会带来副作用？会。怎么制约、平衡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依靠法律！我从来没有说过，没有了制度就可以无法无天。

　　网络打假，除了受法律的制约，打假者的自律也很重要，一个打假者的信誉，也是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现在互联网上搞学术打假的个人、网站不少，许多不是专门打假的网上论坛也经常有这方面的内容，为什么我们（指“新语丝”网站）的威信比较高？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胡来的。我们是有原则的，尽量做到有理有据、公平合理。而且我以真实的身份站出来，也表明我时刻准备承担法律责任。

　　《科技中国》：任何事物仅通过自律约束是难以达到有序健康发展的，是不是在制度的缺失下这是唯一可能的可行之道？

　　方舟子：我前面已经提到，除了自律，还有法律的约束。即使没有法律的约束，仅通过自律也并非就不能健康发展，因为还存在能否获得公众认同这只无形的手。那些自律比较好的网站、人士会逐渐有了威信，而获得公众的认同，反之，则会被公众抛弃。其实在网上从事学术打假的人士、网站还有一些，但要么自身名声就不好，要么影响甚微，读者寥寥，我想这也是一种自然选择。我们对“自由”（言论自由、信息自由）要有信心。

　　《科技中国》：您的方式是在个人网站上揭露他人的学术不端问题，同时欢迎有疑义的人回应。但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认法官、律师、警察、检察的做法，追问这种做法是否合法。法制国家中，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力？被攻击的人是否有回应的义务？保持缄默是否意味着对指控的默认？您怎样辩解关于您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方舟子：我不具有任何公权力，不具有官方赋予的权威性，也没有处罚任何人的权力，所以说我是“法官、律师、警察、检察”什么的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我拥有的只是任何公民都具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已。任何人，只要愿意，有时间、有精力、有勇气、有能力，都可以像我一样来从事所谓的私人学术打假。当然，如果滥用了言论自由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说我说的话比较有分量、比较受信任，我们的网站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力的话，那也是由于我们有比较好的信用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面对学术上有根有据的质疑，特别是涉及真假的质疑，任何爱惜自己的学术声誉的人都有给予答复的义务，你不愿回应当然也是你的自由，但是别人可以合理地推测你是无力做出反驳，或者对自己的学术声誉不在乎。

　　我相信我们做的是有益国家、有益社会的事

　　《科技中国》：现在在国内，对您和您的网站，几乎已经完全分化为两种阵营，支持或者攻击，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有些甚至已经上升为人身攻击、拉帮结派的程度。既有若干专门针对您的网站，也有为数不少的您的拥趸。针对这些，您怎么看待？

　　方舟子：我相信我们做的是有益国家、有益社会的事，当然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做的又是得罪人，甚至断人财路、官路的事，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反对。

　　支持我们的人主要是科教界比较正直的人士，他们对学术腐败泛滥的现实痛心疾首、敢怒不敢言，甚至自身就深受其害，现在有人站出来替他们说话，让他们有了一个揭露、反映学术腐败问题的平台，当然非常支持。支持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公众，我们揭露学术造假，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假高科技产品、假药、假保健品，是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反对者中主要是这几类人：一类是直接利益被我们触犯到的，例如那些造假者及其同一个利益集团的人；一类是觉得其间接利益被我们触及到的，例如一旦我们揭露了某个大学的教授造假，那个大学的一些师生、校友就会觉得我们败坏了他们学校的名声，就会对我们群起而攻之。他们也不想想，败坏其学校名声的是造假者，而不是打假者；一类是理念的冲突，例如搞邪教、迷信、伪科学、“民间科学”、反科学主义、伪自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会主动与我们为敌。反对者中有的人可能属于精神有问题的偏执狂，曾经因为某件事、某篇文章被我批评过，从此就觉得每天不批我、骂我一顿就不舒服，有人已持续不断天天谩骂、攻击了我整整六年了，还不罢休。这类攻击、谩骂当然不会对我们有什么杀伤力，恰恰证明了其虚弱无能，我有时看看也觉得很好玩。我曾经去控告过上海一家杂志《探索与争鸣》连续三期登载谩骂我的大字报文章，也不是因为真的觉得这些大字报对我会造成损伤，而是觉得《探索与争鸣》做为一份核心学术期刊，去刊登这种匿名谩骂文章，正是学术腐败的一个体现，我是把它当成打击学术腐败的一部分去控告它的。如果那些文章只是登在网上，我才不会去理睬呢。

　　《科技中国》：以上两个问题中，您的意思是不会理睬网上的大字报文章，但学术上的质疑，特别是涉及真假的质疑，“任何爱惜自己的学术声誉的人都有给予答复的义务”。我可否这样理解，这是您个人的进退准绳。我可否这样推测，您也以此原则推己及人。

　　方舟子：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原则强加于人。有人愿意去反驳没有学术含量的大字报，那是其自由，为此浪费了时间也是他的事（其实我有时候有闲心也会理睬一下大字报）；有人连有根有据的学术质疑也不愿意理睬，那也是其自由，但是必须为此承担后果。

　　学术打假不存在隐私权问题

　　《科技中国》：在美国，隐私权受到很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作为在美国长期居住的人，您一定也感同身受。美国国立卫生院下属的科研诚信办公室，遵循联邦法规的规定，有以下原则：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诚实举报人隐私的同时，对于受到指控的个人，也最大限度的予以保密处理。并且在对他进行及时和彻底调查的同时，保证他有机会对有关指控及调查结果提出意见。对于受到指控的个人，如果指控未得证实，必须努力恢复其声誉。您怎么看待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时的保密政策？您认为这些和国内的情况迥异的原因是什么？是国内制度缺失？还是其他？

　　方舟子：一个学者已公开发表的成果不属于隐私，所以学术打假不存在隐私权的问题。对学者的私生活问题我们是不去关注的。我们不是政府机构，指控某人造假也仅仅是指控，而不是官方结论，所以不需要对被指控人做保密处理。美国媒体、网站上也经常有对学术造假事件的报道，其中不少是还没有官方结论的，他们对被指控的人也不做保密处理。如果对被指控者进行保密，就失去了批评监督的作用。如果发现指控有误，当然会努力恢复其声誉。对举报人，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媒体，则都会根据其本人的意愿加以保密，这是为了保护举报人不受打击报复。我们也是尊重举报人的意愿，没有他的同意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其真实姓名和身份。

　　中国目前缺乏值得信赖的举报学术造假的渠道。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接受学术造假举报的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就有科学道德委员会），但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和它们打交道，除了向它们举报一般不会受到重视（许多向我们举报的人都是事先已尝试过官方渠道而没有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举报人很可能得不到保护，轻易就会泄露给受指控者，所以人们宁愿信任我们。

　　《科技中国》：这里可能关涉到一个技术问题。给您提供信息的举报人如果通过“新语丝”发表检举材料后遭到起诉，涉及诉讼案件的情况下是不是难以保全他们的真实身份？您一般如何处理？以您了解的情况，国外在这些方面如何保护举报人的利益？

　　方舟子：以前有过几起因为在新语丝网站上刊登揭露文章，作者遭到被揭露者起诉的，但这都是作者用了真名，或者自己在网下泄露了身份引起的，不是由于我们没有保护好。我偶尔会收到被揭露者的来函，要求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否则就要追究新语丝的法律责任，对这种威胁，我都不予理睬。我们不会主动向任何人、任何机构提供要求保密的揭露者的真实姓名。如果接到对新语丝有管辖权的法庭的命令，我们才会考虑是否要与法庭合作，但是目前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国外媒体、网站的情形基本上也是如此，一般只听从法庭的命令，当然也有媒体敢冒藐视法庭的危险对法庭的命令也拒不服从的。

　　《科技中国》：美国制度中不做保密处理时，有舆论批评监督的作用，但原则上有制度保障之后会有官方结论给出。如果发现指控有误，会努力恢复其声誉。但根据美国国立卫生院下属科研诚信办公室1994-2003年十年的数据统计，在1559件指控中（转交至其他部门的除外），最终查明有不端行为的仅133
件，占8.5%，笼统的说，90%以上的指控都是不能成立的。网络打假，没有官方结论在后，是否会肆意妄为？如果发现指控有误，谁来恢复被指控者声誉？

　　方舟子：这些数据是错误的，举报命中率并没有那么低。根据ORI（科研诚信办公室）的报告，在1994－2003年十年间，他们共收到1777件指控，其中218件由于管辖权问题转交给了其他部门处理，还有1230件由于指控的内容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涉嫌学术不端的课题不是美国卫生部资助的或提供的信息太少没法进行调查等原因，而没法受理，只有329件符合受理条件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59件结案，共133件被认定有不端行为，占结案案件的
51％。我对接受来的举报不是都公布出来的，大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不属于学术不端的范围、提供的信息太少、举报者匿名、没有精力调查等等）没法“受理”，因此不会公布，对这些没法受理的案例我们当然是“保密”的。只有少部分举报被公布出来了，而且由于在公布之前我已做了初步的核实，所以命中率要比ORI受理的高得多，只有极少数后来被发现指控有误。我们欢迎被指控者或其支持者来澄清、辩驳，尽量做到公平、公正，那些发现有误的个别案例都做了澄清，名誉自然得到了恢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谁由于在我们网上受到的指控有误而导致声誉损失不可挽回的。如果被冤枉者认为光是为他澄清、道歉还不够，还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嘛。

　　《科技中国》：您一般通过什么手段和方式恢复不当指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否举例说明。

　　方舟子：最近就有个例子∶有人在揭发某人抄袭时，说抄袭者是某个著名教授的学生，对该教授也有所批评，第二天他就发来澄清，说他搞错了，抄袭者不是该教授的学生，对该教授表示道歉。我们马上登出了道歉信，并删去了原文中涉及该教授的段落。由于来稿涉及的专业众多，我们的精力和知识有限，偶尔出现差错是难免的，但是只要允许批评与反批评，有自我纠正的能力，那么出点差错就没什么可怕的，完全可以弥补。

　　学术上的是非真假不是法院所能判决得了的

　　《科技中国》：肖传国的案子，您一审败诉。有人说败诉是必然，这并非来自您的反对派而是您的支持者，其理由是中国的现存法制条件下，您胜诉的可能极低。您怎么看待类似的起诉？多次被起诉，多次败诉。您准备如何应对？这些对您以后的言行是否有影响？您曾提到有人自愿成立基金以代替您支付赔偿金，您的态度呢？是否担心此口一开从者众，起诉您的人越来越多？

　　方舟子：这类案件都是造假者事情败露后，恼羞成怒，于是利用地方保护势力、利用法制不健全和司法腐败，通过恶意诉讼对打假者进行打击报复，试图给打假者在生活上、经济上制造点麻烦。打假者因此败诉是一点也不意外的。在我之前，已经有过几起类似的诉讼，都是打假者被造假者所在地的法院判决败诉，不得不做出赔偿。除了与肖传国的三个案子（他为了同一件事，分别告了我三次，居然都被受理了），我目前还有与“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之一”西安翻译学院及其“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之一”丁祖诒、与“八卦宇宙学”刘子华家人的两起官司。打这种官司，出丑的是造假者，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会让他们得到更充分的暴露，让公众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从来是不怕有造假者来起诉我。即使他们能利用地方保护、司法腐败胜诉，我也不认为他们的名誉能因此得到恢复。学术上的是非真假不是法院所能判决得了的。肖传国案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舆论大哗，判决书成了笑柄，500余名海内外知识分子联名发公开信支持我，就是个证明。其实造假者也知道这一点，就是想来给我制造点麻烦。我现在有律师主动替我应诉，有广大支持者各种各样的支持，可以把这种麻烦降到最低。我也一直在呼吁最高法院应该正视这种试图利用恶意诉讼、司法腐败来保护伪科学、学术造假的现象，不要让中国的法律尊严蒙羞。我建议最高法院做出新的司法解释，禁止涉及学术争论的名誉权案件在原告所在地起诉，以增加原告的司法成本，同时这类案件一律由中级法院以上的法院审理，增加腐败成本。对于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错判，最高法院应该干预。

　　当然，我的言行不会因为这类诉讼受到影响，该干嘛还干嘛。有人说败诉会促使我以后打假更加严谨，其实不然，我已经够严谨了，之所以会败诉，与是否严谨无关，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造成的，再严谨也没用。

　　有人愿意成立基金会支持学术打假，我乐观其成。他们愿意承担我的有关费用，替我支付我本人不太可能去支付的赔偿金，以免我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在国内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也欢迎。但是我自己不会参与基金会的运作，以免有人造谣说我是靠打假敛财，我也不希望见到基金会只支持我一人，如果有其他人因为学术打假而遭到报复，都应该支持。

　　《科技中国》：败诉是因为“地方保护、司法腐败”吗？法庭上强调举证，是不是因为没有第三方的科学裁决才导致了这个结果，我们都知道法庭仅是举证的地方，没有科学裁决的功能。比如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司法的介入也是在调查结果明晰以后的事情。中国没有相应的制度，是不是败诉的根本原因？

　　方舟子：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法官一味偏袒原告的不正常现象，法官本身就在违规、违法，而判决书所列举的判决理由更是荒唐，这使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的事例，我将会向检察机关指控主审法官涉嫌犯有枉法裁判罪。其实这在武汉法院是有“传统”的，在2003年，曾有13名武汉中级法院的法官因涉嫌受贿和枉法裁判相继被捕，创下中国司法之最；最近武汉中级法院院长也被双规。在一审判决出来以后，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几乎一致认为这是由于地方保护、司法腐败导致的枉法判决，例如由500多名海内外知识分子实名签署的《关于肖传国诉方舟子案的公开信》就指出“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不顾被告方提供的肖传国学术造假的充分证据，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从而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呼吁上级司法机关和相关机构关注并调查此案审判过程中明显存在的枉法裁判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为司法机构依法审判学术造假案件创造一个良好的先例。”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庆承瑞老师（何祚庥夫人）最近在新语丝、人民网发表《邱氏鼠药案与武汉江汉区法院对肖传国诉方舟子的判决》一文，对判决书有非常详细的批驳，指出“武汉市江汉区法院这一判决给出了一个先例，即用法律来限制和取消学术上不同观点，不同评价的自由争论，用法律来限制和取消一切群众性的对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和批判。这正是当前我国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其实一个人的学术声誉只能靠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好的操守来建立和保有。想用其他办法来限制别人的话语权只能适得其反。”其实此案并没有涉及很专业的学术问题，靠基本事实和逻辑就可以判断是非真假，本来无需请权威机构做裁决。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自己找了有关机构出证明，比如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出具检索报告证明肖传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和引用次数都极少，但是法院对此都视而不见，反而支持肖传国使用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冒充国际期刊论文的做法，成了笑柄。所以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科学机构的裁决。

　　依赖个人力量进行学术打假不是长久之计

　　《科技中国》：在学术打假方面，您是否期待国家层面相应制度的完善，二者相辅相成，能使您的工作更加有效和有意义？对现在国家的相关制度建设，您有何期盼？

　　方舟子：从开始学术打假之初，我就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建立规范的官方渠道接受学术造假的举报，进行调查，做出处理，依赖个人力量进行学术打假是不正常的，不是长久之计。这样的机构如果建立起来的话，第一要能真正管事，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第二要防止自身的腐败，处理结果要公开、透明，不要反而变成包庇学术造假者的工具。

　　《科技中国》：从事学术打假这么多年，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方舟子：因为是个人行为，能够掌握、利用的资源有限。比如捏造实验数据是最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之一，但是这方面我们却揭露得不多，揭露得比较多的是剽窃、伪造学历、一稿多投之类比较容易认定的，而捏造数据如果不去核对原始实验记录的话，往往是很难认定的，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对这方面的指控，有时就只好舍去了。此外，由于是个人打假，不具有权威性，发布的结果往往不被有关部门理睬，有关部门甚至反过来袒护造假者。 

　　附记——

　　方舟子目前的生活、工作状态

　　《科技中国》：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方舟子：在国内的收入主要是稿费和版税，在国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收入。虽然收入不算高，但也能满足我的生活需要了，因为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

　　《科技中国》：成立“新语丝”，和参与学术打假的初衷为何？

　　方舟子：新语丝在1994年成立的时候，是一个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文学网站。从1999、2000年起，国内互联网开始兴起，我们在海外也可以即时了解到国内的信息，发现国内科学界浮夸虚假的现象特别严重，又见不到有人站出来做具体的批评，我们才决定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没想到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以打击学术腐败、伪科学为主的网站。

　　《科技中国》：目前主要的生活、工作状态。

　　方舟子：我的生活很简单：上网、看书、写作、喝茶、看科普节目、打太极拳，差不多就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的全部。现在每周要给《中国青年报》和《经济观察报》的专栏各写一篇文章，不定期应约为《同舟共进》、《中学生天地》、《万象》等杂志写稿。还有就是写书，我到现在已出版了12本书，目前还有两本书在写：一本关于学术规范的小册子，和一本揭露医疗、保健陷阱的书。

　　《科技中国》：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方舟子：我的理想就是当个自由人。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不过，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能用于科普、文史方面的写作，那才是我的真正兴趣所在。 

　　2006-10-04竞报

　　本报讯 （记者 朱燕）
认为中国“科技打假第一人”方舟子在其主办的《新语丝》网站发表文章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一书的6位作者———北大教授颜先生等把方舟子起诉到法院，索赔90万元。近日，一中院终审判决方舟子侵犯名誉权不成立。

　　颜先生及其他5位作者于2004年3月出版发行了《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一书，揭露了美国花旗银行1902年到1949年间，趁中国战乱之机发国难之财，疯狂掠夺中国金银财宝的一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

　　原告称，方舟子在其主办的《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栏目中设立了“金娣存款骗局”专栏。此专栏以方舟子的名义写作并转载了他人的52篇文章，绝大多数文章攻击《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一书提到的“金娣存款”是骗局，攻击6位作者是“爱国主义骗子”。方舟子还列出了包括6作者在内的31人的“金娣存款金融大骗局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名单”，煽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发言谩骂、侮辱6作者是“骗子”，给6
作者的经济、名誉造成极大损失和伤害。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以方舟子是新语丝网站负责人为由要求其承担责任缺乏依据，驳回诉讼。6位作者不服，上诉至一中院。经过一中院审理认为，方舟子针对“金娣存款”发表的《“金娣存款”文件致命漏洞》一文，属于自己对事件的真实性评论认识，不符合侵害名誉权的要件。而新语丝发表的其他网民文章，不能认定是方舟子侵权。故维持原判。

(XYS200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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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您本周在看什么书？（请写出具体书名，可以是一本，也可以是多本）

 

　　我现在大部分看的是英文书，刚看完美国微生物学家保罗·德·克鲁伊夫（Paul
de Kruif）写的《微生物猎人传》（Microbe
Hunters）。这本书国内有中译本，但不知道翻译质量如何。

 

　　2 、您怎么想起看这本书的？（是别人推荐还是自己感兴趣?
还是逛书店看到的 ?）

 

　　这是1926年出版的经典科普著作，早就听说过，逛书店时刚好看到在降价处理1996年的再版，就买了。我计划以后写一本微生物学方面的科普著作，所以也有意识地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3 、在哪买的这本书?

 

　　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邦诺（Barnes &
Noble）书店。

 

　　4 、看完这本书的一些感想?

 

　　科学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激动人心的最新科学发现很快就会成为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甚至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科普著作很容易过时，但是伟大的科普著作和伟大的文学著作一样，也会是不朽的。

 

　　5 、这本书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 可以举一些有趣的章节。

 

　　这本书介绍了13位微生物学伟大先驱者的生平事迹，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列文虎克、巴斯德、科赫，也有在现在差不多已经被一般人所遗忘的微生物学家。它用文学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科学发现、内心世界的冲突、人性的光辉和弱点以及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就像是在读一本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主人公们对科学的狂热和作者毫不掩饰对他们的热爱，足以感染众多的读者。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微生物学家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身体力行，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一系列严谨而繁琐的田野试验完美地证明德克萨斯牛瘟的病原体的故事。在现在的科学家当中，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了。

 

2006.4.4.

 

(XYS2006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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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科学打假第一人方舟子

 

　　《全视界》2006年第9期

 

　　就算你一页页把江山翻覆
　　又怎料得到这一个个大团圆早已注定
　　字字是血　无人不冤是谁的错
　　句句含泪　有情皆孽是我的命
　　阳刚之气挡不了阴风阵阵
　　血脉贲张到头来还是只觉得冷冷冷
　　——方舟子诗歌《读〈天龙八部〉》

 

　　打击“核酸营养品”最难忘

 

　　《全视界》：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科学打假这条路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事情让您特别难忘？

　　方舟子：我从事科学打假纯属偶然，并无计划，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从1993年开始上网发表文章起，就时不时会写一些揭露伪科学的文章，当时主要是针对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流行的神创论、特异功能、易经预测等。2000年国内互联网也兴起了，国内报刊纷纷上网，我在国外也可以即时了解到国内的动态，发现国内科技领域浮夸虚假的报道、宣传那么多，又没有见到什么人出来批评，所以才决定在这方面做点工作。让我特别难忘的应该算是2001年上半年打击“核酸营养品”事件，这是我花的时间最长、精力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但是到现在，“珍奥核酸”仍然很有市场，还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和315晚会上大做广告。

　　《全视界》：您有没有觉得自己跨行业进行科学打假力有不逮？您笃信自己的一切观点吗？实际上，在很多领域，您可能都是外行啊。

　　方舟子：在打假时我会非常慎重，即使算不上“笃信自己的一切观点”，也肯定是很有信心才会去做，否则不就成了乱打？如果涉及到不属于我的专业的领域的问题，那一般是不需要用到很专业的知识就能够辨别的，靠基本事实、逻辑和科学常识就能做出判断的。如果需要用到专业知识，我会去征求那个领域的专家的意见，不会信口开河。如果我打错了，欢迎有根有据地具体地指出来，我一定会更正。

 

　　打假专栏稿费不高

 

　　《全视界》：科学打假压力大吗？想过放弃吗？

　　方舟子：我没有感到什么压力。有众多的反对、攻击，那是免不了的，因为本来做的就是得罪人甚至挡人财路的事，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遇到的恐吓和威胁基本上都是说要告我损害其名誉权，有的已诉诸行动，甚至动用当地腐败势力判我败诉。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我不会因此害怕或放弃。

　　《全视界》：王海商品打假他能从中获得报酬，而科学打假好象没有什么报酬，可能报酬就是一些专栏的稿费，您打假文章的稿费高么？

　　方舟子：我的稿费标准和其他专栏作者是一样的，并没有特殊。

 

　　CSICOP不是娱乐组织

 

　　《全视界》：科学打假是不是需要一个权威的监管机构的存在？

　　方舟子：从2001年以来我就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负责科学打假，依赖个人的力量是不正常的。个人从事学术打假的精力、资源有限，权威性不够，也没有处罚的权力，只是在当前没有规范渠道的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夸大个人的力量是不恰当的，但是一味地反对个人学术打假也是不妥的，那实际上是在纵容学术造假。学术是天下的公器，任何人都有权利说出他知道的真相。

　　《全视界》：有人说CSICOP只是美国的一个娱乐性组织，根本不是科技界组织，对此说法您怎么看？

　　方舟子：CSICOP是一个很严肃的组织，是由一些著名科普人士创建的，包括阿西莫夫、卡尔·萨根、马丁·加德纳等，其成员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例如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医生等，其目的是用科学方法对所谓特异现象进行调查。经常揭露特异现象的魔术师兰迪也是其成员，国内有人因此说它是娱乐组织，这纯属造谣。

 

　　与媒体关系良好

 

　　《全视界》：现在您的粉丝团队和反对阵营同样庞大，我周围做媒体的朋友就分成了泾渭分明的这两大阵营。我想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您的粉丝团，他们的年龄结构、他们的职业身份、他们的性别比例……

　　方舟子：没有研究过。支持我的人应该是以科技教育界的人士为主，但是其他阶层的人也都有。比如，我时不时会收到中学生的来信、留言。

　　《全视界》：在和《南方日报》开战、辞去《新京报》专栏之后，您与国内纸媒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您把科学打假的阵地从报纸转移网站上，除了因为网络有充分言论自由的优势以外，还有其他别的原因吗？

　　方舟子：是和南方报系开战。因为理念和处世原则的不同，以及一些个人恩怨，有些媒体看不惯我、甚至攻击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些媒体则一直和我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和我的关系就一直很好嘛。我的科学打假本来就是从网站上开始的，而且也一直在网站上进行，只不过有时候报纸会做一些跟踪报道而已，所以不存在转移阵地的问题。

 

　　诗人气质

 

　　《全视界》：我想要知道您作为科学打假斗士、作为公众人物以外是怎样的？

　　方舟子：很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学术应该严格对待，生活则不必太计较，这算是我的处世原则吧。

　　《全视界》：我们所了解的您个人有N重身份，互联网开发、写作和生物科学家、为中文互联网的先驱、诗人、打假斗士……这些身份本身有逻辑联系吗？您能回忆一下那个“诗人方舟子”，他离您远了吗，或者他和“打假斗士方舟子”并行不悖？

　　方舟子：可能和性格都有点关系。现在不写诗了，诗人气质还是有点的，没有理想、激情的支撑，恐怕很难长时间做一件没有个人回报的事。

 

　　其他（未登出部分）

 

　　《全视界》：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如何分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有没有一些什么规律在这里面？

　　方舟子：“伪科学”从定义上来说，就是把不是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例如，科幻小说本来是文学，如果把科幻小说中某种违背科学原理的惊人主张说成是科学主张，就成了伪科学；算命、风水、巫术本来是迷信，如果把它们说成有科学依据，就成了伪科学；神创论本来属于宗教，如果把它当成科学理论，就成了伪科学，等等。提倡伪科学的人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往往没有受过那个领域的专业训练，提出的观点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喜欢打“爱国牌”，而且一般都抱有经济动机。

　　《全视界》：一直以来研究生都有发表论文的任务，但由于学术造假论文造假问题层出不穷等原因，一些学校可能会取消研究生的发表论文任务，对此事您怎么看？

　　方舟子：这也是我一直在建议的。中国学术造假之所以泛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合理的学术制度，例如对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的硬性规定。今年4月份我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座谈时，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取消论文发表规定。结果老师们告诉我，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可能是全国高校率先这么做的吧。

　　《全视界》：我们常常看到某某科学家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报道，以您对国内科学家们及其研究成果的观察，您认为国内有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吗？

　　方舟子：就我比较熟悉的生物医学领域而言，国内的整体水平和发达国家相差还很大，没有见到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其他领域应该也类似。如果学术环境不改变，要得诺贝尔奖只是空想。

　　《全视界》：一个俗套的问题，科学打假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一天您怀疑自己的观点了，您会怎么做？会在公众面前承认吗？您想过某一天退出打假行列吗？

　　方舟子：科学打假既是在维护科学的纯洁性，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又能让一般公众知道事情真相，免受欺骗，是一件有社会公益的事，不知有什么可怀疑的？当然，社会公益的事不一定就要一直做下去不可，也许哪天我兴趣转移了去干别的事，不过目前没有计划。

　　《全视界》：在科学打假这个战场上，您与何祚庥院士表现得很团结，你们有没有再联合上其他的一些打假英雄，结成“盟友”，运作一个像CSICOP组织那样的打算？

　　方舟子：我们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有时会一起搞一些活动，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不喜欢过“组织生活”，没有加入过、以后也不准备加入任何组织。去年有报道说中国科普研究所成立了一个像CSICOP那样的小组，但是一年过去了，并没有见到该小组有任何具体的行动。

　　《全视界》：您和司马南等人有什么不一样？

　　方舟子：司马的人生阅历比我丰富，我受到的学术训练比较严格。

　　《全视界》：您内心最宁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快乐、悲伤、痛苦、困惑等时候呢？

　　方舟子：内心最宁静的时候是我打太极拳的时候吧，呵呵。

　　《全视界》：您人生的第一次愤怒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细节吗？它和您现在的愤怒是一脉相承的吗？

　　方舟子：不记得了。现在我基本上不会感到愤怒。

　　《全视界》：现在您个人生活空间受到干扰了吗？您还能悠然自得地享受南加州灿烂的阳光吗？

　　方舟子：在国内的时候个人生活空间有时候会受到打扰，主要是记者的采访。在美国的时候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美国我觉得像是在度假。

 

今晚（9月16日）晚上8点首播，明天中午1点重播。我最后一个上场。

 

 

 

不服中医是伪科学 老中医2000万打赌

2006年09月13日重庆商报

　　黄戴杨，广东韶关人，韶关市浈江区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会员。1972年参军，1980年毕业于苏州医科大学，后曾在部队当军医。现在在广东韶关市开一私人诊所。常年从事中医研究。

　　方舟子，本名方是民，1967年生于福建。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人称“学术打假斗士”。

　　前日，广东一位57岁的老中医黄戴杨以二千万元为赌注，在网上向著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发出挑战。

　　打赌：中医西医治病比赛
　　昨日，记者在新华网论坛看到这个《用二千万元挑战方舟子，以铁的事实捍卫中医药！》帖子。发帖人说：“从今天开始的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和地点，在中国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及相关权威机构，以及在国内外媒体的监督下，由方舟子去请国内外最权威的医疗机构和科研单位，推选最佳的治疗药物及治疗方法进行现场治疗竞赛活动。

　　“以‘西方科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可重复等一系列原则，在合理的、公正的监督机制作保证的前提下，对我治疗运动员的软组织损伤、背伤和关节疼痛的用药过程和治疗效果进行最严格的验证，用现实疗效检验中医是否科学。并作5至10年的远期疗效跟踪。”

　　赌注：2000万VS公开道歉
　　“假如西医的疗效比我的明显，或者治疗费用比我的经济，毒副作用比我的低；假如方舟子能以充足的事实和理由证明‘不通则痛’的中医理论不成立，是伪科学，我的治疗方法毫无效果，是弄虚作假欺骗患者。我愿意将变卖全部家产、砸锅卖铁，自筹二千万人民币给方舟子，并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向全体网民和全国人民道歉。”发帖人黄戴杨说。

　　“假如我的疗效比你所推选的药物及治疗方法明显而取胜，我一不要你文明地进行自杀，二不要你的赔钱，只要方舟子在中央电视台，报刊及网络上公开向全体网民和全国人民道歉！以消除其无知给中医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缘由：反对“中医伪科学论”
　　昨日下午，记者根据帖子上留下的电话号码联系到发帖人黄戴杨。

　　黄戴杨医生说，去年6月份，他就在报纸上看到方舟子宣称中医学是伪科学的消息。同时他又发现，方舟子在其“新语丝”网站中开设“中医骗子”栏目。关于“中医是否伪科学”，在网络上引发激烈争论。“时至今日，我发现中医是伪科学的说法在网络上占了上风！”黄戴杨于是产生了要拯救中医名声，打赌的想法。

　　打赌·交锋
　　方舟子：老中医没有两千万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方舟子。方舟子表示自己至今尚未看到黄戴杨的“挑战帖”。记者随后将黄戴杨发的帖子发送到方舟子的电子邮箱。

　　方舟子了解事情原委后表示，这明显是黄戴杨在变相炒作自己的诊所和药物。他对黄戴杨是否拿得出2000万也表示怀疑，他说：“我怀疑这名‘普通医生’是否真有2000万赌金。他如果真要和人打赌2000万，应该出示他真的有2000万资金，并冻结这部分存款，直到赌局结束。”

　　“但是，无论是否真有2000万赌金，是真心打赌还是变相做广告，我都不是赌徒，不和任何人打赌。”方舟子说，科学不是靠打赌来发展的。想靠打赌来推销自己，恰恰说明其人科学素质之低下。

　　方舟子说：“我对中医药的看法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在普及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如果对这种观点不满，他应该去挑战国际生物医学界。他如果坚信自己的疗法有效，应该通过正规医院的临床试验，向药监部门申请批号。”

　　老中医：方舟子心头发虚了
　　黄戴杨获悉方舟子拒绝他挑战的消息后，说：“我提出的打赌条件这么宽厚，他赢了可以得2000万，输了我又不要他的钱也不要他的命，只要他道歉，为什么他不敢应战？这说明他知道自己没有胜算，怕自己的名誉受损，心虚了！”

　　对于方舟子质疑他在炒作，黄戴杨表示，他没有炒作的必要，如果方舟子不敢公开打赌，他也可以在私下向方舟子证明中医学并非伪科学。“我的目的是希望方舟子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要再诋毁中医学了。我甚至希望，通过事实说服他能为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做点贡献。”

　　打赌·决心
　　2000万主要来自专利
　　对于他提出的2000万“赌注”，黄戴杨对记者说：“如果我输了，我保证如数支付给方舟子。”他说，他开有一间诊所，加上自己的房产，价值有一两百万；另外，他目前已经通过了一项治疗口腔溃疡的药物专利，其价值估计有几千万。只要方舟子敢接受挑战，他愿意押上自己的所有财产。

　　昨日，记者通过广东省韶关市卫生局查询到，黄戴杨在当地确实开有一家“黄戴杨诊所”。

　　记者随后又在国家专利局网站中，查询到黄戴杨所申请的“一种治疗口腔溃疡的药剂”的专利，专利号为CN200310117417.8。对于黄声称该专利价值数千万元，昨日，西南医院口腔科一专家表示，这个专利的价值不好判断。

　　打赌·后援
　　家人相信老中医必赢
　　黄戴杨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和一对儿女都知道他要挑战方舟子的事情，他们都很支持。记者随后与黄戴杨的妻子王女士通了电话，记者问：“黄医生为了打这个赌，把全部家产都押上了，你也支持吗？”王说：“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治好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会不科学呢？我相信他一定会赢。”王女士说，她的儿子现在在一医学院学医，女儿还在读小学，他们都很支持父亲的做法。

　　打赌·说法
　　律师：打赌不受法律保护
　　昨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一位专家。记者将黄戴杨要与方舟子打赌的事情告诉他后，该专家称，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个争论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中医肯定是科学的。

　　据介绍，2005年11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几字之差结束了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

　　该专家表示，对于黄戴杨要与方舟子打赌的行为，他们不便发表意见，更不会介入。

　　昨日下午，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段勤律师针对此事说，这种打赌行为违背我国法律公序良俗原则，带有赌博性质，不受法律保护。

　　记者 冯云飞

(XYS2006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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