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多年前余秋雨因为散文集《文化苦旅》暴得大名。这本书的文学水平也许不错，但文学水平并不等于学术水平，一般人却分不清这二者的区别，于是余秋雨在媒体上就被称为文化大师了。而余秋雨本人也就以文化大师自居。他70岁在兰州做的演讲《中国文脉和丝绸之路》，一开口就颇有大宗师的气派：

“兰州市的很多重要领导今天都来到这个会上，整个省会城市为了一场演讲，几乎停止了工作，我很感动。这不是说明我有多重要，而是说兰州这座城市的高贵。”

一个三四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为了听他一场演讲，几乎停止了工作，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交通停摆，为了让余大师觉得兰州高贵，得牺牲掉多少GDP？即使鲁迅、胡适再世，也没有这个待遇的，说余秋雨是文化大师，还贬低他了。余大师当然不只是在国内横，据他自述，他是誉满全球，轰动联合国的：

“两年多前，我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做了一个中国文脉的演讲。这个出现了很多有趣的情景。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在联合国大厦，开会的大厅很多，不管是多重要的会，往往上边的人很重要，下边的人很少。但当天站满了人，不仅仅是位子满了，墙壁前边站满了人。不是我重要，而是这个题目重要。他们世界各国的人都非常想了解中国文脉。即使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都非常想了解。我的背景，中国文化，他的脉络到底在哪里？那一天，联合国网站的头条新闻是我讲中国文脉。大家都知道，联合国网站上麻烦挺多的嘛，第一条居然是中国文脉，这一点我心里很高兴。”

吓得我赶快到联合国网站检索，怎么没有关于余秋雨在联合国演讲的任何新闻？看来联合国网站的搜索引擎太差了，居然连联合国的头条新闻都不见踪影。改用谷歌搜，关于余秋雨在联合国演讲的英文报道一条都没有。再改用中文搜，搜到了一条《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联合国畅谈中国文化脉络》，是联合国电台中文部的报道，登在联合国多媒体新闻网站（和联合国网站不是一个）中文版上（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archives/192004/ ）。该报道说了，余秋雨是应联合国中国书会之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礼堂演讲，其实就是在联合国工作的华人社团请他去图书馆礼堂做了一场演讲，听众也都是华人（余大师是用汉语做的演讲）。那个礼堂很小，我数了一下，总共一百五十多个座位。但是在余大师口中，俨然他是应联合国官方邀请去联合国大会堂向世界各国人民做轰动世界的演讲，成为联合国的头条新闻。

看了这则余秋雨在联合国演讲的报道，对比他在兰州的演讲实录，可知两次演讲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例如在两次演讲中，余大师都讲到一种古文化算不算成熟文化（其实他想说的是文明），“全世界公认有三个标准，第一，这种文化必须要有文字；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要有金属冶炼；第三，这种文化必须有集中居住的方式。”（摘录自余秋雨在兰州的演讲，下同）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一书中提到文明的三条标准，这本书在国际上很流行，就算是世界公认的标准吧，但是跟余大师讲的有所不同：第一是要有城市，第二是要有文字，第三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估计是因为第三条不太好记或不好理解，余大师就给改成必须要有金属冶炼了。有没有人把冶金术当成文明的标准呢？有的，但是据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的说法，冶金术这个标准是东方学者提出来的：“（丹尼尔）这个看法传到东方，不管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学者都觉得有点不够，提出来最好再加上一条，就是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现在在我们国内，冶金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有四条标准了。”（李学勤《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所以这一条只是中国公认的标准，不是世界公认的标准。在余大师眼中，也许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余秋雨在演讲中说了，世界四大古文明中，经过几千年下来，中华文明史是唯一没有中断、没有湮灭的，一直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是老生常谈，很多中国学者津津乐道，没有新意。有新意的是余秋雨对其他三个古文明灭绝的解释。余秋雨把人类第一个文明叫做巴比伦文明，确切地说应该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因为巴比伦文明只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部分，是比较晚才出现的。可能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词太拗口，不好记，余大师习惯了说巴比伦，情有可原。奇怪的是余秋雨认为这个人类一号文明现在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余大师亲自去伊拉克找过，啥都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所以就等于啥都没有了：

“我到伊拉克的时候，那时候找不到人类古文明第一号的痕迹。当时我去的时候凤凰卫视一起跟着我，我当时给两个伊拉克的小孩通过翻译跟他们聊天，一个十三岁，一个九岁，聊天以后我口袋里掏出的礼物，这个礼物都是好带的东西，我带的圆珠笔，送给他们。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他们没上过学，他们不写字，不知道这是用来干嘛的，所以当时我有点想掉眼泪，我转过身去，对着凤凰卫视的镜头就说，我想告诉他们这些孩子，这是笔，写字用的笔，你们的祖先是全人类最早创造文字的人。现在已经根本连痕迹都找不到了，真让人很悲凉，都不在。我去的时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地下室还有一点历史遗迹，我没看到，因为它在郊区，地下室几年就被抢光了。这是第一号的。”

伊拉克的小孩是不是与世隔绝到连笔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译有误让余大师白白掉眼泪，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且不去管他。我们只来看看余大师对人类第一号文明的说法，他的意思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本来在伊拉克还有一点历史遗迹的，因为海湾战争，被抢光了，现在已经根本连痕迹都找不到了。那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不是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当然不是，这个文明的历史遗迹多得很。巴格达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有大约20万件藏品，主要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文物。这个博物馆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遭到抢劫，震惊世界，但是并没有被抢光，只是一部分文物被抢，而且绝大部分后来陆陆续续找回来了。在这个博物馆藏品的基础上建有伊拉克虚拟博物馆，大家在网上就可以看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遗迹：http://www.virtualmuseumiraq.cnr.it/homeENG.htm

伊拉克其他大城市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文物。西方国家稍微大一点的博物馆也都会展示他们收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文物，所以你不用像余大师那样自称冒着生命危险去伊拉克也能看到，我就看过很多。余大师跑了一趟伊拉克却什么都没看到，光顾着和小孩聊天了？这不是白冒着生命危险嘛。余大师去联合国演讲时忘了先去纽约的博物馆见见世面了，胡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什么痕迹都没有，不怕纽约的听众笑话？

余秋雨对古埃及文明的说法也有趣，说是古埃及人种不见了，现在开罗全是阿拉伯人。但是余大师又说他在埃及找到了一个法老村，生活的都是法老的近亲结婚后人。连埃及法老的后代都能找到，其他人的后代怎么反而全都灭绝了呢？其实古埃及文明的中断不是因为人种灭绝，而是文化灭绝，在希腊化时期古埃及文明已经衰落，阿拉伯人入侵后连古埃及文字都没人认得了，一直到拿破仑的军队发现罗塞塔碑后才被商博良破解。

余秋雨对古印度文明的消失，举的例子是“印度文明最高贵的作品——佛教，在十三世纪已经在本土消亡，基本没了”。但是印度教的历史比佛教悠久得多，而且不间断地流传到现在，又怎么说呢？其实这又是余大师的信口开河。考古学界说的古印度文明，指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也叫哈拉帕文明，它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突然消失了，原因不详，现在的印度文明（包括印度教）是雅利安人在那个时候入侵印度建起来的。佛教是在古印度文明消失了快一千年后才出现的，怎么能以佛教的消亡说明古印度文明的中断呢？可见余大师根本不知道古印度文明指的是什么。

余大师关于三大古文明的说法都是错的。余大师的演讲主旨是关于中国“文脉”，也是满嘴跑火车，里面的硬伤比比皆是。但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够长了，我就举三个例子好了。

余大师这么称赞唐朝：“唐朝有大量的好东西输入，从西域，从印度输进来大量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很多吃的，西方的西瓜、葡萄、红薯，都是从这时候传过来的。”

西瓜在五代的时候从西域传到了契丹，但中国内地开始种西瓜则是南宋时从金国传入的（说在汉墓发现西瓜子，是误传，把别的瓜子当西瓜子了），葡萄是西汉时从西域传入，红薯是明朝时从东南亚传入，总之都和唐朝、印度无关，余大师能把例子全部举错，也不容易。

余大师这么称赞宋朝：“像苏东坡、王安石，按照上面的说法就是流放，是不杀的，苏东坡流放到这，写段好诗，流放到那，写段好诗，照其他朝代早就杀掉了，我们就看不到那么多美丽的苏东坡的诗词了，所以说宋朝有宋朝的好处，大量的保护了文化。”

苏东坡是贬官到地方任职，严格地说不是流放。不过他去的地方有的相当偏僻，例如晚年派去海南岛当“琼州别驾”，那里在当时是蛮荒之地，说是被流放也说得过去。但是王安石并没有被贬官，更没有被派去偏僻的边疆。他罢相之后，是退休回老家江宁（今天的南京。王安石虽然出生临川，但从小在江宁定居，家人也都在江宁）闲居养老，闲居期间他的官职名义上还是宰相（同平章事、左仆射），后来朝廷又不停地给他加官进爵，名义上官职、地位比他当宰相时还高，先封舒国公，后封荆国公（所以人们叫他“王荆公”），临死前一年再加司空，死了追赠太傅，封舒王。所以王安石属于光荣退休，位极人臣，死备哀荣，流放从何谈起？余秋雨听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会受政敌迫害被流放，却不知这又与他说的宋朝优待文官的政策相矛盾。王安石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完全不是苏东坡可比，朝廷不让他当宰相了也会让他体面下台的，怎么可能流放他呢？

余秋雨说：“我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讲，我说中国文化的祖师爷叫老子，老子这辈子写过五千字，四个字四个字的句式。”原来余大师是这么念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缺了一字，需要余大师补足。

仅这三个例子，余大师的中国文化水平就由此可见了。幸好他还只是去给联合国的华人员工演讲，如果真像他吹嘘的那样是到联合国给世界各国想了解中国文脉的人演讲，让世界人民以为“中国文脉”的代表者就是这文化水平，以为中国文化人都这么没文化，那真要成国际笑话了。

2017.4.25.

2017年04月16日北京晨报

方舟子　　本名方是民，1967年生于福建云霄，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4年创建《新语丝》。2000年起开始揭露中国学术造假事件。目前主要从事科普写作，已出版20多部著作。2011年英国《自然·医学》年度人物，2012年获英国约翰·马多克斯捍卫科学奖，2013年获美国克利夫·罗宾逊哨兵奖。

知道方舟子是一位科普作家的人并不多。

其实早在1993年，方舟子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科普工作了，至今已经出版了21本科普书籍，最近，方舟子的科普书籍《世界是如此的小》、《大象为什么不长毛》、《我们为什么不长尾巴》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集中了方舟子既往科普创作的精华，且包括了他最新的科普作品。

方舟子说：“介绍科学知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应该了解科学方法，阐明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让人们明白科学之美。”

科学是全人类的

1993年，方舟子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经常上一家中文网站，有人在网上发表攻击进化论的文章，方舟子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批普及进化论的文章，这成了他科普工作的开端。

随着文章越写越多，方舟子也慢慢有了名声。1996年，一个香港编辑联系他，让他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写一本科普进化论的书在香港出版，那是方舟子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科普书籍。

1998年，方舟子回国，国内的许多现象让他更觉得科普的重要。他说：“我发现国内伪科学还很盛行，觉得很有必要在国内做科普。”

20多年来，方舟子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版科普书籍，在他看来，其实直到今天，许多人对科学的认识仍旧需要启蒙，比如网上经常争论科学是不是西方的问题。对此，他说：“科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是其集大成者。一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初一批科学家发现了系统观察和实验方法，以伽利略为代表。当古希腊的理性与文艺复兴科学家的实证结合起来，科学就诞生了。所以科学是起源于西方的，但并不专属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

科学与传统的关系

科学的诞生时间并不长，在漫长的传统时代，科学并不存在，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很多人把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当作早期的科学探索，在方舟子看来并不准确，他说：“中国传统中有对大自然的探索，但是没有科学探索，因为要用到科学方法，才称得上是科学探索。科学方法指的是‘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这是伽利略等人发明的，中国古代没有。经常被拿来作为中国古代科学贡献的那些例子，有的属于数学研究，有的属于天文观测，有的属于技术发明，都不是科学探索。”

去年以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进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此，方舟子认为：“这些属于玄学、哲学，不是科学，也与科学没有传承关系，了解这些概念属于文化素质，不属于科学素质，不能将文化与科学混为一谈。”

而如何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科学，培养和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科普是最基础的工作，方舟子说：“中国没有科学理性传统，科学、逻辑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先天不足，所以迷信盛行。在中、高等教育中，又只是教科学知识，不教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就难以识别真假科学。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加大科普力度，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还要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

科普是复杂的事情

不过，如何加大科普力度，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此，方舟子说：“当前国内科普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合格的科普工作者，指导、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往往自身就缺乏科学素养，甚至反科学，还要指点公众‘科学是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科学家本来应该是科普主力，但国内科学家往往写不好普及文章。这就导致了懂科学的写不好文章，会写文章的不懂科学的矛盾。国内科普出版相当程度上是靠翻译、引进在支撑的。翻译质量的好坏且不说，翻译是代替不了科普原创的，只有原创才能贴近中国社会，而目前是欠缺的。”

从之前广为人知的《我们为什么不长尾巴》、《大象为什么不长毛》，到最新的《世界是如此的小》，这些书籍中的文章被称为“科学美文”。为什么叫“科学美文”？方舟子说：“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这些文章不仅介绍科学知识，而且讲解科学方法，阐明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有科学性，而且有文学性、思想性，往往还有趣，希望能让人们领会科学之美吧。”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附：采访原文

1，  能否聊聊您做科普工作的经历，从什么时候，因何而开始？
 
那是1993年，当时我还在美国读书，有一个中文网络留学生们在用。有基督徒在那里张贴攻击进化论的传教文章拉人入教，我就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批普及进化论的文章，就这么开始了科普工作。1996年，一个香港编辑联系我，让我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写一本科普进化论的书在香港出版，那是我出的第一本书。1998年，我出国八年后第一次回国，发现国内伪科学还很盛行，觉得很有必要也在国内做科普，从那时起就定期在国内报刊上开专栏发表科普文章了。

2，  对于科学的来源，一直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西方的，也有人认为其实是现代的，只是最开始在西方兴起而已，您怎么看？

科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亚理斯多德是其集大成者，一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初一批科学家发现了系统观察和实验方法，以伽利略为代表。一旦古希腊的理性与文艺复兴科学家的实证结合起来，科学就诞生了。所以科学是起源于西方的，但并不专属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
 
3，  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中也有大量的科学探索，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中有对大自然的探索，但是没有科学探索，因为要用到科学方法，才称得上是科学探索。科学方法指的是“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这是伽利略等人发明的，中国古代没有。经常被拿来作为中国古代科学贡献的那些例子，有的属于数学研究，有的属于天文观测，有的属于技术发明，都不是科学探索。
 
4，  最近一年来，因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涉及到的传统文化问题，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些属于玄学、哲学，不是科学，也与科学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了解这些概念属于文化素质，不属于科学素质，将文化与科学混为一谈，是荒唐的，说明制定这个基准的专家本身就缺乏科学素质。

5，  您觉得当前国内科普工作的现状如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或者缺陷？

当前国内科普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合格的科普工作者，指导、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往往自身就缺乏科学素养，甚至反科学，例如经常被媒体当成科普界权威的“科学文化人”其实都是一些反科学、支持伪科学的人，还要指点公众“科学是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科学家本来应该是科普主力，但国内科学家往往写不好普及文章。这就导致了懂科学的写不好文章，会写文章的不懂科学的矛盾。国内科普出版相当程度上是靠翻译、引进在支撑的。翻译质量的好坏且不说，翻译是代替不了科普原创的，只有原创才能贴近中国社会，而目前是欠缺的。
 
6，  您在科普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和科学素养有关、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引起最大争议的科普工作应是批评中医和支持转基因技术这两件事了，为此受到了很多攻击。普通公众对此有误解，可以理解，奇怪的是一些从事科普的人也不能理解。
 
7，  一直有人说，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究竟不高到什么程度？

中国科协十几年前开始每隔几年就调查一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有科学素养的中国公众比例从1%上升到6%。这十几年来科普工作较受重视，公众科学素养应该有所提高，但是不是有如此大的提高，我是很怀疑的。这个调查方法采用的是美国的方法，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比如美国由于宗教的影响，接不接受进化论就成了是否有科学素养的金标准，但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否能科学理性地看待本民族的传统医术（也就是所谓中医），是衡量一个中国人是否有科学素养的金标准，按这个标准，有科学素养的中国公众比例估计连1%都不到。
 
8，  您觉得国人科学素养不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中国没有科学理性传统，科学、逻辑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先天不足，所以迷信盛行。在中、高等教育中，又只是教科学知识，不教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就难以识别真假科学。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加大科普力度，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还要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才有可能提高国人科学素养。

9，  能否谈谈《世界是如此的小》这本新书，这是您第几本科普书籍？有何特别向读者推荐的东西呢？

这是我的第二十一本科普书籍，是我第三本科学小品文（现在也叫科学美文）的结集，前两本是《我们为什么不长尾巴》《大象为什么不长毛》。这些文章的特点是不仅介绍科学知识，而且讲解科学方法，阐明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有科学性，而且有文学性、思想性，往往还有趣，希望能让人们领会科学之美。

北京晨报记者：方老师好，在微信上看到您纪念周有光，能否谈谈他呢？包括汉语拼音方案，汉字拼音化的主张等。

方舟子：

现在长寿老人很多，但到老还能保持头脑清醒、思想仍然很活跃很开明的很少。我看过几篇周先生百岁之后的访谈，思想依然敏锐，评论切中时弊，非常“了不起”——这本是他称赞我揭露学术造假的话，用在他身上更合适。他讲人类思维经过神学、玄学、科学三个阶段，讲“不许批评的真理不是真理”，呼吁学术自由，都是真知灼见。现在人爱标榜“难得糊涂”，其实不糊涂才难，像周先生这样的老了不糊涂更难。
说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夸张了。在汉语拼音方案之前已经有多种汉语拉丁化方案，有的已在民间推广多年，它们和汉语拼音方案大同小异，他应该只是做了优化工作。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注音的，并不是拼音文字，也不适合当文字使用，因为标音调不方便，不标音调则易混淆。但是我赞成以后在汉语拼音基础上搞一个拼音化汉字，不一定要取代汉字，但可以与汉字并行，在某些情况下大有用处。比如说海外华人二代，他们能听能说汉语，但是不能认不能写汉字，虽然有的父母会强迫他们学汉字，基本没效果，长大后全忘了。外国人学汉语的最大障碍也是汉字。不懂汉字，读不了中国文化的原始书面材料，文化传承就断了。如果有拼音汉字，有这类出版物，他们听得懂汉语就看得懂，有助于中国文化在海外华裔中的传承，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交流。

（删节版刊于《北京晨报》2017.1.16）

——根据在第四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整理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颁发第四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这个奖是在2013年创办的，每年奖励一名在帮助中国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奖金一万美元。前三届的获奖者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这一届的获奖者是武警总医院原病理科主任纪小龙大夫。
我和纪大夫认识是在2003年我刚回国不久。我去北京电视台参加录制一个科普节目，纪大夫也是嘉宾，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我当时还有坐地铁的自由，是坐地铁去的，节目录制完了，纪大夫问我住在哪里，发现离他家不远，就开车先送我回家。我们一路上聊天。他说他一直在看新语丝，知道我那段时间在揭露一个叫王振国的吉林人，这个人发明了一种叫天仙液的中药，号称能够治疗肿瘤效果多么多么好。纪大夫说，其实几年前王振国刚刚开始推销这种中药的时候，他就去买来做了动物实验，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把这事记住了。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方玄昌来找我，他当时在《中国新闻周刊》当记者，要做一个揭露王振国的封面文章，题目叫《王振国的“抗癌”神话》，我和方玄昌就是这么认识的。我就推荐了方玄昌去采访纪小龙，他们也因此认识了。这篇报道出来后，影响很大，王振国恼羞成怒，派了他老家吉林通化的警察上北京要抓方玄昌，还去找过纪大夫，倒是没来找我。所以我们仨就是因为一起冒险揭露王振国这个卖假药的医骗绑在了一起。后来还一起揭露过肖传国。所以2010年方玄昌和我先后遇袭，当时怀疑的对象，第一是肖传国，第二就是王振国。
我和纪大夫认识以后，又一起做过几期科普节目。他请我去参观他的病理室。我约好了时间去了，还没走到病理室门口，就听到他大声地说：“都这个时候了还去吃中药，还花了这么多钱，你不知道中药都是骗人的吗？以后不要再花这个冤枉钱了。”我走到门口一看，纪大夫正拿着病历对一个上年纪的病人说话。我那段时间经常上电视、网站和中医辩论。当时国内反对中医最出名的有三个，除了我，还有何祚庥院士和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我是学生物出身，和医学沾点边，何院士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张功耀是搞哲学的，他们离医学就更远了。所以那些中医就经常说我们不懂医，说医生没有一个反对中医的。国内有很多西医私下里也反对中医，骂中医骂得厉害，但是让他们公开批评中医，又没有一个愿意，怕被人说是同行相轻，或者是担心违反中西医结合政策。现在网络上有几个年轻医生公开反对中医，例如李长青、棒棒医生，但是在老一辈的医生当中，是找不到的。刚好没多久凤凰卫视请我参加一场中医辩论，我问纪大夫愿不愿意一起去，他爽快地答应了。从那以后有中医辩论会，只要能带人，我都让纪大夫去给我助阵，包括2007年在北京协和开了一次中医辩论大会，我也推荐纪大夫参加，他是反对中医这方唯一一个医生。以医生的身份，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来批评中医，对一些观众来说，说服力会强一些。
除了揭露假药和批评中医，纪大夫更多地是在做医学科普。在认识我之前他就已经做了很多科普工作。有一年我到辽宁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制片人说他们计划录一个医学科普系列讲座，问我有没有人选可推荐。我就推荐了纪大夫。他们找司马南了解情况，司马南也推荐了纪大夫。这样纪大夫就去那里开了讲座。过了大约一年，我又去辽宁电视台录节目，制片人对我说，你上次推荐的那个大夫可真会讲，节目很受欢迎，收视率在我们台排第二。纪大夫的医学科普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有亲身的体会。我也做医学科普，但是我是纸上谈兵，是通过搜索、阅读医学文献来做科普，而纪大夫是病理学家，几十年来解剖过两千多具尸体，看了无数病理切片，对人体构造非常熟悉，做科普时能结合自己的病理经验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第二个特点是敢于正视国内医学界的弊端，批评过度医疗，不怕得罪同行。例如他对国内把宫颈糜烂这种生理现象当成疾病来治疗的批评，就帮助了很多妇女避免受害。当然，他的这些批评，有的是个人体会，别的医生不一定同意。只要是有根有据的，有争议是正常的。但是纪大夫也受到了很多不正常的人身攻击，特别是来自方黑的攻击，他们为了打倒我，连带着把和我有关系的朋友、战友，也都恨上、牵连上了。
纪大夫首先是一个著名的病理学家，一个好医生，但是我们这个奖不是医学奖，而是科普奖。为了表彰纪小龙大夫在普及现代医学知识，批评中医，揭露假医、假药，反对过度医疗，帮助中国公众掌握现代医学知识、提高识别真伪医疗的能力等方面的贡献，我们新语丝编辑部决定把第四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发给纪小龙大夫。

2016年12月17日北京

英国《自然》2016年8月8日
记者：David Cyranoski

（方舟子翻译）

一种据称能替代流行的CRISPR–Cas9系统的基因编辑技术实际上是否有效的争议正在升级。

三个月前，石家庄河北科技大学一个生物学者韩春雨报告说，NgAgo这种酶能够用于编辑哺乳动物的基因。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抱怨说他们无法重复韩的结果，虽然有一个告诉《自然》说他能重复出来。

韩说他每天收到几十个骚扰电话和短信，嘲笑他并告诉他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译按：韩的这个说法无法证实而且极其可疑。因为韩威胁那些反映重复不出其结果的人，他们在网上大多匿名，不太可能去给韩打骚扰电话。】，但是他深信这项技术是可靠的。他告诉《自然》，他已在8月8日应遗传信息存档网站Addgene的要求向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实验步骤，并希望这将有助于重复出其工作。【译按：韩提交的这个实验步骤新增加的内容就是他以前已在中文论坛回应过的“要注意预防支原体感染”之类，并无实质性内容。】发表该研究的《自然·生物技术》正在调查此事。

这涉及到重大利益。在过去的几年内，CRISPR–Cas9系统已改变了生物学。但是它也让科学家们渴望有其他方法扩充基因编辑工具：NgAgo是几种已出现的新方法中的一种。“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在为其欢呼并希望它能行。”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说。

CRISPR–Cas9用一小段遗传序列来引导一种酶在特定的位置切割DNA。受其启发，韩查阅文献寻找其他能被引导的蛋白质“剪刀”，发现一个叫Argonaute的蛋白质家族符合要求。其他人此前已经把这类蛋白质列为有可用于基因编辑的潜力。

在那篇论文中，韩的团队报告说，使用一系列变化多样的遗传序列来引导这些蛋白质中的一种，NgAgo，能编辑人类细胞中的八个不同基因，并把基因插入染色体中特定的位点。

韩说，关键是，NgAgo特异性很强，只切割目标基因，而CRISPR–Cas9有时会编辑错误的基因。而且，CRISPR–Cas9需要在靠近切割位点的地方有一段特定的遗传序列来引发其切割，而NgAgo不需要，这样就扩大了其可能的用途，韩补充说。

在中国，对这项研究的最初反应是一片颂扬，包括中央电视台也去韩的实验室采访。韩说，这让他承受不起。他是一个孤僻的人。他的爱好包括收集茶叶和弹奏古琴。他不喜欢旅行，从没有离开过中国：今年3月去杭州拜访一个合作者是他活到42岁第一次坐飞机。在其论文发表之前，“没有人知道我”，韩说。他在其实验室和附近一家餐馆接受了《自然》的采访。

7月初，对韩春雨研究的怀疑开始出现。当时一个以揭露造假科学家出名的前生物化学学者方是民（方舟子）在他主办的网站新语丝撰文说，他接到了试图重复韩春雨研究的努力都失败的报告，指控说韩的论文是无法被重复的。随后在各个中文网站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对韩的批评。

7月29日，这一争议走向了国际。当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名遗传学家Gaetan Burgio在其博客上贴出了他试图重复该实验但是失败的详细情况。他的博文通常只有几十个点击，但是这篇博文的点击涨到了超过5000。

同一天，马德里西班牙生物技术国家中心的遗传学家Lluís Montoliu给国际转基因技术学会的同事发去电子邮件，建议大家“放弃任何涉及使用NgAgo的项目”“以免浪费时间、金钱、动物和人员”。这封邮件被泄漏并张贴在方的网站上。

从那以后，英国爱丁堡MRC再生医学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家Pooran Dewari发起的网上调查发现，只有9个研究者说NgAgo有效【译按：已知这9人大部分是水军，例如其中有5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在十几分钟内连续投票。】，而97人说它无效。

在一个网上聊天群里，有两个研究者一开始报告说NgAgo有效，现在说他们搞错了。新德里CSIR-基因组学和整合生物学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Debojyoti Chakraborty说他重复了韩论文中的一部分工作，这部分描述使用NgAgo敲除一个被转入细胞中的编码荧光蛋白的基因。荧光减弱了，所以Chakraborty假定NgAgo让荧光基因失效了。但是在对DNA做了测序之后，他没有发现基因编辑的证据。他现在说，荧光的减弱一定是由别的因素导致的。

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基因组学博士生Jan Winter说他有相似的经历。“我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再试试这个实验，不过我认为它不会有效。”他说。

韩说他只有在由他实验室培养的细胞中该系统才有效，在他买来的细胞中则无效。他后来发现买来的细胞受一种叫支原体的细菌污染，他说其他人可能有相同的问题。他补充说，有些研究生也许实验做得太快，使用试剂不小心。Winter不同意：“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这些重复不出来的科学家们做错了什么。”

在中国，有一个不属于韩研究小组的研究者由于不想纠缠到公共争议中而不愿公开姓名，他告诉《自然》说他在几种细胞中测试了NgAgo，发现它能在想要的位点引入基因突变，而且他用测序证实了这一结果。他补充说，这个过程的效率不如CRISPR–Cas9，需要优化来提高效率。“但是，简单地说，它有效。”他说。【译按：此人貌似就是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研究员仇子龙，此前一直在网上公开力挺韩春雨，并攻击质疑韩春雨的人，为什么上了《自然》反而要匿名呢？】

还有两个中国科学家也要求匿名，说他们初步的结果显示NgAgo有效，但是还需要用测序来确认。【译按：还没有测序确认，就不能说有效。】

“它也许会有效，”Burgio说，“但是即便如此，它也太难搞了，不值得去搞。它不会超越CRISPR，希望太渺茫了。“

NgAgo的失败“会令人失望，但是我们还些事要做，看看Argonaute系统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能有效，”荷兰瓦赫宁恩大学微生物学家John Van der Oost说，他是2014年一篇分析Argonaute蛋白的论文的共同作者，这篇论文为它们在基因编辑中的用途奠定了基础。

本周，《自然·生物技术》给《自然》的新闻团队发来一份声明，说“几个研究者”已联系该刊报告说他们无法重复出韩春雨的结果，“本刊正按照既定的步骤调查这个问题”。该刊一个发言人拒绝评论调查的性质或期限。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河北科技大学说它将要求韩在一个月内重复实验并能被第三方确认。

http://www.nature.com/news/replications-ridicule-and-a-recluse-the-controversy-over-ngago-gene-editing-intensifies-1.20387

NATURE | NEWS

Replications, ridicule and a recluse: the controversy over NgAgo gene-editing intensifies

As failures to replicate results using the CRISPR alternative stack up, a quiet scientist stands by his claims.

David Cyranoski

08 August 2016
SHIJIAZHUANG, CHINA

A controversy is escalating over whether a gene-editing technique propos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popular CRISPR–Cas9 system actually works.

Three months ago, Han Chunyu, a biologist at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ijiazhuang, reported that the enzyme NgAgo can be used to edit mammalian genes. Now,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ientists are complaining that they cannot replicate Han’s results — although one has told Nature that he can.

Han says he receives dozens of harassing calls and texts each day, mocking him and telling him that his career is over — but he is convinced that the technique is sound. He also told Nature that he had submitted a detailed protocol to the online genetic-information repository Addgene on 8 August, at Addgene’s request, and hopes that this will help efforts to reproduce his work. Nature Biotechnology, which published the research, is investigating the matter.

The stakes are high.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RISPR–Cas9 system has transformed biology. But it has also made scientists hungry for other methods to expand the gene-editing toolkit: NgAgo is one of several that have emerged. “A lot of us are really cheerleading and hoping that it works,” says geneticist George Church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CRISPR–Cas9 uses small genetic sequences to guide an enzyme to cut DNA in a particular location. Inspired, Han look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for other guidable protein ‘scissors’, and came across a family of proteins called Argonaute, or Ago, that fitted the bill. Others had flagged the proteins as potential gene editors.

In the paper, Han’s team reports using a wide variety of genetic sequences to guide one of these proteins, NgAgo, to edit eight different genes in human cells and to insert genes at specific points on chromosomes (F. Gao et al. Nature Biotechnol. 34, 768–773; 2016).

Crucially, NgAgo very specifically cut only the target genes, says Han, unlike CRISPR–Cas9, which sometimes edits the wrong genes. And whereas CRISPR–Cas9 requires a certain genetic sequence to be near the cutting site to initiate its activity, NgAgo does not, which could broaden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dds Han.

The initial reaction to the work in China was laudatory,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lab b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It was overwhelming, says Han, who is a reclusive figure. His hobbies include collecting teas and playing an ancient stringed instrument called the guqin. He doesn’t like to travel and has never left China: a trip to visit a collaborator in Hangzhou in March was the first time the 42 year old had boarded a plane. Before his paper came out, “I was completely unknown”, says Han, who spoke to Nature at his laboratory and a nearby restaurant.

Doubts about the research first surf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July, when Fang Shimin, a former biochemist who has become famous for exposing fraudulent scientists, wrote on his website New Threads (xys.org) that he had heard reports of failed reproduction efforts, and alleged that Han’s paper was irreproducible. Criticism grew on various Chinese sites.

On 29 July, the controversy went inter-national when Gaetan Burgio, a geneticist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Canberra, posted thorough details of his failed attempts to replicate the experiment on his blog. Normally, his posts get a few dozen hits, but this one spiked to more than 5,000.

On the same day, geneticist Lluís Montoliu, at the Spanish National Centre for Biotechnology in Madrid, e-mailed his colleagues 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nsgenic Technologies to recommend “abandoning any project involving the use of NgAgo” to “avoid wasting time, money, animals and people”. The e-mail was leaked and posted on Fang’s website.

Since then, an online survey by Pooran Dewari, a molecular biologist at the MRC Centr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Edinburgh, UK, has found only 9 researchers who say that NgAgo works — and 97 who say that it doesn’t.

Two researchers who initially reported success with NgAgo in an online chat group now say that they were mistaken. Debojyoti Chakraborty, a molecular biologist at the CSIR-Institute of Genomics and Integrative Biology in New Delhi, says that he repeated a specific section of Han’s paper that described using NgAgo to knock out a gene for a fluorescent protein that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a cell. The glow was reduced, so Chakraborty assumed that NgAgo had disabled the gene. But after sequencing the DNA, he found no evidence of gene editing. He now says that the reduction in fluorescence must have had some other cause.

Jan Winter, a PhD student in genomics at the Germa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 Heidelberg, says that he had a similar experience. “I will retry the experiment in the upcoming weeks, but so far I think it won’t work,” he says.

Han says that he has only got the system to work on cells cultured in his laboratory, and it failed in cells that he purchased. He later found the purchased cells to be contaminated with bacteria called mycoplasma, and says that others might be having the same problem. He adds that some graduate students might be working too fast and not being careful with reagents. Winter disagrees: “I do not think it is a problem of the scientists doing something wrong.”

One researcher in China, who works independently from Han’s research group and who doesn’t want his name to be entangled in the public controversy, told Nature that he had tested NgAgo in a few kinds of cell and found that it was able to induce genetic mutations at the desired sites — a finding that he verified by sequencing. He adds that the process was less efficient than CRISPR–Cas9, and requires tweaking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But, in short, it worked,” he says.

Two more Chinese scientists, who also asked not to be named, say they have initial results showing that NgAgo works but still need to confirm with sequencing.

“It might, might work,” says Burgio, “but if so, it’s so challenging that it’s not worth pursuing. It won’t surpass CRISPR, not by a long shot.”

The failure of NgAgo “would be disappointing, but then there is work for us left to do to see whether other Argonaute systems can get it to work somehow,” says microbiologist John Van der Oost of Wageningen University in the Netherlands, a co-author of the 2014 analysis of Argonaute proteins that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ir use in gene editing (D. C. Swaarts et al. Nature 507, 258–261; 2014).

This week, Nature Biotechnology sent a statement to Nature’s news team, saying that “several researchers” have contacted the journal to report that they cannot reproduce the results, and that “the journal is following established process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s”. A spokesperson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nature or dur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Nature Biotechnology is published by Nature’s publisher, Springer Nature; Nature’s news and comment team is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of the publisher’s research editorial teams.)

Hebei University says that it will ask Han to repeat the experiment so that it can be verified by an independent party within a month, according to Chinese state media.

Nature 536, 136–137 (11 August 2016) doi:10.1038/536136a

《北京晨报》2016.3.15.
 　人机大战，李世石三战皆墨，人工智能全面胜出，围棋小天地，环宇大世界，科幻电影里的危机似乎就要走进现实，无数人忧心忡忡，以至于当李世石终于扳回一局时，世界沸腾，“李世石终于赢了”“人类取得宝贵一胜”……
科技进步不止一次地带来了伦理的难题，科技究竟会带给人类什么？是进步，是毁灭？这是一个永远都争论不清的问题。
方舟子（科普作家）
科学研究要有道德要求
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可以用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以祸害人类。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威力越大，它能带来的效果越来越大，可能的恶果也会越来越严重，产生的影响会是全球性的和全人类的。实际上人类早就拥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一旦发生核战争，现在的核武器储备足以把人类毁灭很多次了。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问题同样让人类的生存面临困境，这也与技术的发展有关。
至于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达到足以让我们担忧的地步。阿尔法棋只是一个下棋程序，虽然能战胜世界冠军，但也只是个下棋程序，不给它编程它别的什么都不会做，更不会真正的思考，比如它对李世石的第四盘第97手下出了任何人类棋手都不可能下的自杀式臭棋，表明它其实没有智能、不会真正下棋。它能战胜世界冠军令人惊讶，但是为此夸大人工智能的成就，为此忧心忡忡担心未来有一天人工智能会失控、人类会被人工智能控制甚至被灭绝，则大可不必，是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看多了。
有人问，你能理解智商2千的人工智能吗？未来真有那样的人工智能，也不过意味着其思维更严密、更敏捷、判断力更强、解决某些问题更快而已，有什么恐怖的？对未来人工智能胡思乱想的人，有的是工程师思维，以为世界上的东西都能够量化、数字越大越好而且增长没有止境。但世界不是这样的直线。
当然，和所有的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是福是祸，取决于人们怎么用它。如果将来人工智能毁灭了人类，那也不是它自己的选择，而是被人类滥用，比如被用来作为武器。
既然科技是中性的，就要求科学家、工程师在从事研究的时候要有伦理、道德要求。不过我们也不要把科学家、工程师设想得太可怕。如果未来真的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危机的话，那也不太可能是某个疯狂科学家所为，而是某个疯狂政客或军事狂人滥用权力的结果。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中国家庭报2016年3月10日

话题：2016年伊始，科学家们验证了来自100年前的预言——引力波，震动整个世界。不料，网友们翻出 年前一档电视节目，一个“民科”展示他的“成果”，其中提到了“引力波”，却遭到诸多嘉宾的嘲讽和批评，其中包括著名的科普作家、打假斗士方舟子。一些网友说：“错过了一次诺贝尔奖”，方舟子等人欠那位“民科”“一个道歉”……

【心理学界公认这些科学妄想家得了精神疾病，叫“夸大妄想症”，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

中国家庭报：“民间科学家”活跃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普通人了解并不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方舟子：“民间科学家”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会让人以为还有“官方科学家”与之相对，或以为这些人是真在做科学研究，这对那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建议还是把这些人叫做伪科学妄想家，简称科妄。

中国家庭报：为什么这么说？你曾说你很早就接触这个群体，在你眼中，他们是怎样的？

方舟子：我之所以称他们为“科妄”，而不是“民科”，是有原因的。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都不具有研究重大科学问题的学术能力，却好高骛远，夸夸其谈，以高人、天才自居。他们有的文化程度不高，属于“自学成才”，而其实连中学课程都没学好。有的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并非其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第二，都认为自己做出了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发明，比如他们最喜欢说自己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创建了全新的物理学、生物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费马大定理之类的著名数学难题，能够预测地震，发明了永动机、水变油等等。如果能够成立的话，不仅能获得诺贝尔奖，还能极大地改变世界。而其实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妄想，却自以为是科学，所以是伪科学妄想。

中国家庭报：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只是世人难以理解。

方舟子：这就是他们另外一方面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得不到科学界的承认，往往有受迫害情结，认为自己受到了科学界的打压，才导致自己的成果得不到发表、认可，所以就以当代哥白尼、伽利略自居。其次，他们都非常的偏执，热衷于在各种场合推销自己、和别人辩论。他们推销的劲头远远超过了“探索”、“研究”的劲头，可能只是用几天的时间做出了“重大发现”，却用一生的时间去推销。其三，因为过于痴迷，他们的生活往往过得很艰难，经济拮据。心理学界公认这些人得了精神疾病，叫“夸大妄想症”，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

【四大发明只是技术 中国缺少“专业性”观念，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

中国家庭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怎样诞生的？

方舟子：大概从有科学的时候起就有科妄了，因为总有好高骛远的人妄想能做出重大科学成果、技术发明，所以，世界各国都有科妄，中国则特别多。

中国家庭报：为什么这么说？

方舟子：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传统的问题，中国古代并无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比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就是技术。科学与技术在思想、方法、内涵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中国二者常常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搞技术发明有时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做到的，使有些人误以为做科学研究也可以走这条捷径。而在文化上，中国缺少“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什么领域都可以去坐而论道。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许多人在科学问题上也好高骛远、夸夸其谈。

中国家庭报：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应该有所改变了吧？

方舟子：近代历史中也有一些问题，和时代的局限有关。大跃进、文革时对专家、权威的鄙视达到了顶点，无限夸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后来又号召全民“攻关”、“向科学进军”，把科学研究当成了群众运动。随着陈景润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全国各地也出现了成千上万个陈景润的继承者。同时，几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技产业化的刺激下，连专业的科研人员都在用浮夸虚假的成果去捞钱。最后，在传播领域，国内媒体上经常能见到关于这些“民间高人”的报道，电视节目也会请这些人去露一下脸。实质上都是在变相鼓励他们，促使他们越陷越深，加深其妄想。由于中国公众具有科学素养的比例非常低，对科学和伪科学缺乏辨别能力，这些人不难找到市场，得到很多人包括很多名人的支持。

【科妄不仅在民间 在中国，即使是“专业的科学家”也会搞伪科学妄想的。】

中国家庭报：部分网友同情“民科”，也有一些比较现实的疑问，比如科研机制问题，应该怎么看？

方舟子：如果我国科研体制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不是“打压”人才，而是过于宽容乃至扶持科妄。例如“水变油”曾经获得中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某些著名科学家的支持，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又如，在中国地震研究机构，很多人相信能用某种非科学方法预测地震，北京有一个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养了两只虎皮鹦鹉预测地震，这些人实际上也是科妄，虽然是“官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把科妄叫做“民科”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即使是“专业的科学家”也会搞伪科学妄想的。

中国家庭报：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允许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即便他们的研究虚妄无稽，是否就该否定？

方舟子：他们如果不试图去骗钱，他们有自得其乐地生活在幻想中的权利，没有社会危害，可以宽容，无视他们，任其自身自灭，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他们到处控诉遭到科学界的打压，要拉投资赞助其研究，为避免公众受到误导、受骗上当，那么就有加以揭露、澄清的必要。

【国外怎样对待科妄 给科学妄人开个分会场，让科学家免受他们的骚扰。】

中国家庭报：国外是否也有这样的人群？和国内有什么异同？

方舟子：国外也有科妄，也不少。1952年美国有一个人给美国物理学会投了一篇论文，声称证明了电子不存在。学会编辑没有接受这篇论文，这个人就买了把枪去学会总部找编辑算账，那名编辑不在，他就把一个18岁女秘书杀了。从那以后美国物理学会就规定开年会时只要是学会会员的来稿都接受（该学会是任何人交了会费就能加入的），对科妄的来稿，则在年会最后一天专门设一个分会场让他们自己去那里交流，这个分会场被称为“妄人分会场”（crackpot session），每年都有不少人去。这样避免真正的物理学家受到科妄的骚扰，也给与会学生提供了一个识别伪科学的机会。不过国外的科妄没有中国那么多，国外媒体也不会像中国媒体那样热衷于报道科妄，甚至当成反抗学术界压迫的英雄。

【科妄越多，就越需要科普 除了长期的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没有捷径可走。】

中国家庭报：怎么对待他们比较合适呢？

方舟子：也没有必要非要去改造他们。他们已经偏执，是很难劝说其改弦易辙的，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科学妄想家在别人的劝说下脱胎换骨的。对那些还没有偏执的业余研究者，我们可以忠告他们：

第一，热爱科学是好事，但是要认清自己的局限。在科学高度发达、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发现的。不要好高骛远，要从解决小问题入手，让自己成为一名踏踏实实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第二，要争取与科学界合作，遵循学术规范，努力通过正常的渠道让学术界承认自己的成果，不要想通过媒体炒作、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的认可，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家庭报：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一种现象时，说明什么？

方舟子：科妄是病人，去鼓励、支持、关注他们，都只会让他们更加痴迷，陷得更深，其实是很不人道的。所以引起这么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是很不应该的，说明中国媒体、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都很低，虽然知道科学是好东西，却对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非科学缺乏辨别能力，所以才会去关注、支持、鼓励伪科学的妄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通过长期的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增强对伪科学的识别能力，没有捷径可走。

【对于科妄就应该批评 民间爱好者如果遵循学术规范去发表成果，那就不是科妄。】

中国家庭报：对于“民科”，网上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有人吹捧，有人斥之为妄，应该怎么看？

方舟子：这些就是一些有妄想的妄人，斥之为妄是对的，吹捧他们才不正常。

中国家庭报：常常能看到一些民间科学家、发明家的事迹，除了那些说起来云山雾罩，让人觉得玄奇的科妄之外，民间是否也有值得肯定的科学爱好者？

方舟子：当然，的确有一些业余研究者也能做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但大都是在专业性不那么强的领域，例如天文观测、博物学观察、寻找新物种、发现新化石、生活小发明这些领域，业余爱好者还有用武之地。这些踏踏实实地研究小问题的人，并不狂妄，而且会努力争取获得科学家、专业人士的指导、认可，遵循学术规范发表成果，所以不算是我们说的科妄。

文/本报记者 迟乾

（《北京晨报》2016年2月12日，发表时有删节）

方舟子（科普作家）：实 有切实行动

近年来我对转基因、学术腐败、医患关系这些问题比较关注，期待在新的一年会有所改善。

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在国内被妖魔化了有十多年了，民意汹汹，使得它的研发和推广受到严重阻挠，长期止步不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中国农业的进步。去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转基因三文鱼上市，人们才想起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鱼（转基因黄河鲤鱼）还是中国人研发出来的，比美国的转基因三文鱼还早，但始终处于试验阶段。中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虽然在去年再次获得安全证书，但被批准商业化种植的日期仍遥遥无期。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中央一号文件时隔几年后，再次提及转基因，指出“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像转基因水稻和玉米都已获得安全证书六年，早已确保安全，却一直得不到推广，不可谓不慎重。希望在新的一年，能看到转基因作物真正获得“推广”。美国年年批准转基因作物，而我国已有十年未批准，过于慎重，是不利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的，因为转基因技术是应用技术，看不到推广的前景，研究人员是没有研发的动力的。

学术腐败在中国也不是新问题，已经泛滥了二十年，现在有所好转，但并无根本改观，而且出现了新的形式，花样百出，防不胜防。科技部、教育部经常强调要对学术造假零容忍，但并未见到有实际举措。去年“透明计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随即被揭靠造假和浮夸获得。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也引起其是否侵吞他人成果的争议。清华大学张生家与北大谢灿抢发论文之争，互相指责学术不端，轰动一时，却没了下文。期待在新的一年，在处理学术腐败问题上能有真正的行动，对引起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哪怕只是认真处理一起，也能起到威慑作用。

医患关系也是老话题，去年也出了几起重大事件，比如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医生与患者“互殴”事件，北医三院产妇猝死事件，但至今也是不了了之，连监控视频都没公布，真相扑朔迷离。每次事件一爆发，网上医生都抱团异口同声指责“医闹”，普通公众则怀疑起因是医德沦丧。这种对立，根深蒂固，不是短时间能解决，但是不论是针对真正的医闹，还是针对无良医生，至少也可以抓几个事件严肃处理。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表示我对新的一年的期待，那就是“实”，不流于做表面文章，有切实的行动。

2015-12-31凤凰网

被访人：方舟子

采访人：孔德继

凤凰网：近日王志安通过微博公布您的律师彭剑与您私分挥霍安保基金，并称彭剑用安保基金的善款为其私人律所买车，此事可属实？

方舟子：我无从判断王志安提供票据的真实性。我知道的、而且可以以人格和法律责任担保的是，王志安所谓“彭剑律师贪污安保资金为其律所买车”纯属谣言，绝无此事。

其实大家想想，就会觉得王志安的说法非常可笑。

2010年9月我遇袭之后的十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案子未破，不知有无后续袭击，不知会不会袭击家属，安保资金刚募集，专职安保人员未到位，都靠彭律师及其律所员工义务当安保。

王志安却造谣称，彭律师当时迫不及待把募款几乎全贪污了给自己买车，没有任何钱用于安保，置我个人和家属安危于不顾，我还容忍这种做法。

这不是非常荒唐吗？

凤凰网：王志安还有一条微博与您约赌，您会“应战”吗？

方舟子：以前还有人要跟我赌命的呢，但是我从来不跟人打赌。王志安的赌品很差，怎么可能去跟这种人打赌呢？

凤凰网：安保基金成立的缘起是什么？

方舟子：安保资金的背景是，2010年8月底我遭遇雇凶袭击后，很多人担心我的生命安全，纷纷表示要捐款给我请保镖，有一个人甚至专程从上海赶来要当面给我一百万元。但是我不愿接受任何捐赠，全都拒绝。

在这种背景下，彭律师才发起安保资金募集，由他来管理、负责我的安保工作。募款前原则就非常清楚：信任彭律师就捐，不信任就不捐。募集时已声明为了避免泄露安保细节，不会公布帐目，但是会有一个内部的监管小组来监督安保资金的使用。

安保资金募集的时候已声明不会公布帐目以免泄露安保细节。我也不会去泄露安保细节，比如安保车辆的问题。实际上王志安造谣的目的就是想逼出安保细节，我们不会上这个当。

凤凰网：王志安的微博指向比较具体，如果您清楚律师买车的细节，能否具体回应？

方舟子：我不参与安保资金的管理，没法回答你这两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是，安保资金有专门的财会人员在管理，2012年罗永浩曾“举报”过本资金，海淀公安经侦和地税局都去查过账，没有查出问题。最近安保资金监管小组也刚刚查过账，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是王志安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他说的话？他所谓的“证据”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如果真如他所说，是花巨款向线人买来的，那么是否属于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凤凰网：您遭遇的人身威胁有多严重，能否简单介绍下相关经历？

答：我因为揭露学术造假、揭露医疗保健骗局、科普转基因得罪了很多人，曾有媒体说我是全中国得罪人最多的人，受到的人身威胁是实实在在的，相当严重。我举几个例子：2010年8月，因为我揭露“肖氏手术”，遭到主任医师肖传国雇凶袭击，侥幸逃脱，而肖传国只坐了五个半月的牢就放出来了，现在还时不时地在网上威胁我；2011年，知名大V“五岳散人”深夜上我家门口砸门骚扰，被警察带走；2012年，网络红人罗永浩打听到我要去电视台做节目，在路上拦截我进行骚扰，后来还扬言要守在我家门口喷粪；2013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傅德志因为造假被我揭露，多次在网上扬言要杀我，要在我家门口上演“血染的风采”；2014年7月我在广州购书中心签名售书，有人从三层楼上朝我扔装满水的水瓶，幸好砸偏了，只擦破头皮出了点血。

凤凰网：目前距王志安微博发布指责您和彭剑私分善款已经有三五天了，您计划如何面对？

方舟子：我已经起诉王志安损害名誉权，北京海淀法院已经立案，但王志安提起管辖权异议，所以还拖着未开庭。我还将对王志安提起刑事自诉，因为他的谣言已被几百家网媒转发，符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定罪标准。王志安真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诈骗”，完全可以拿到法庭上去。

凤凰网：据消息称，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也非常关注此事，您与他之间的案子“了结”了吗？

方舟子：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最近做出二审也就是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即对我和崔永元各大五十大板。但是我与崔永元的事还没有了结。在诉讼期间和之后，崔永元还在不停地诽谤我为“骗子”，而一审、二审的判决都已认定这是侵权，所以我将就崔永元新的侵权行为继续提起诉讼。

2015-12-30 腾讯新闻·探针

前央视《新闻调查》栏目记者，资深媒体人王志安在网上实名举报方舟子与其律师彭剑涉嫌“诈骗”网友钱财。王称自己掌握了律师用诈骗来的钱够买汽车的证据。方舟子在微博上多次回应，否认自己律师挪用捐款买车，更是称涉嫌“诈骗”为诽谤。探针就此事，对方舟子进行了专访。

探针：王志安在转基因等问题上跟你持同一立场，何以造成了这次的纠葛？（能够详细说下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方舟子：2013年的时候，王志安有一个好朋友中国农大副教授朱毅因为替胶原蛋白保健品站台，被我批了。王志安替朱毅出头，跟我叫板，说我要能查到朱毅的论文有问题才算本事，没想到我还真就查出了朱毅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都存在造假、灌水等大量问题，王志安恼羞成怒，从那以后就几乎天天在网上造谣、诽谤我。后来王志安被发现下载并在微博上推荐一部同性恋淫秽视频，他辩解说是要研究云技术，遭到我的讽刺，他就对我攻击得更厉害了。他发现造谣、攻击我没什么用，就转而造谣、攻击安保资金和与我有关的人，包括彭剑律师，其矛头实际上还是针对我的。

探针：关于王志安在微博中提及的“彭剑贪污网友捐助的安保资金善款为自己的华欢律师事务所买车的黑幕”是否属实。存在安保车辆么？你对王志安在微博上的赌注怎么看？（方舟子来约个赌呗：如果彭剑贪污网友捐助的安保资金善款为自己的华欢律师事务所购买了一辆大众斯柯达汽车，算我赢。如果彭剑购买的汽车和安保资金无关算我输。方舟子赢，我三日内给安保资金捐款一百万人民币）

方舟子：所谓“彭剑贪污网友捐助的安保资金善款为自己的华欢律师事务所买车”纯属谣言，绝无此事，对此我可以以人格和法律责任担保。其实大家想想，就会觉得王志安的说法非常可笑。2010年9月我遇袭之后的十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案子未破，不知有无后续袭击，不知会不会袭击家属，安保资金刚募集，专职安保人员未到位，都靠彭律师及其律所员工义务当安保，王志安却造谣彭律师当时迫不及待把募款几乎全贪污了给自己买车，没有任何钱用于安保，置我个人和家属安危于不顾，我还容忍这种做法，这不是非常荒唐吗？

安保资金募集的时候已声明不会公布帐目以免泄露安保细节。我也不会去泄露安保细节，比如安保车辆的问题。实际上王志安造谣的目的就是想逼出安保细节，我们不会上这个当。

以前还有人要跟我赌命的呢，但是我从来不跟人打赌，何况关注过2012年王志安主持简单冲刺与五岳散人关于韩寒身高赌局的人都很清楚，王志安的赌品很差，怎么可能去跟这种人打赌呢？我宁愿打官司，已经起诉了王志安损害名誉权，还将对王志安提起刑事自诉，欢迎王志安去跟法官赌去，他有什么证据就拿到法庭上出示去。

探针：“彭剑用1197账户购买的汽车”，这个账户跟彭剑自己的账户是分开的吗？账户里面有无彭剑自己的私人存款？你的打假资金和安保资金有无区分账户进行管理，两个资金账户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方舟子：我不参与安保资金的管理，没法回答你这两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是，安保资金有专门的财会人员在管理，在2012年罗永浩“举报”后，海淀公安经侦和地税局都去查过账，没有查出问题。最近安保资金监管小组也刚刚查过账，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王志安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他说的话？他所谓的“证据”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如果真如他所说，是花巨款向线人买来的，那么是否属于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探针：彭剑此前有无跟您聊起过账户的资金来源，去向。

方舟子：没有。我从来不过问这些。

探针：你一直称，彭剑不会动用安保资金一分钱，这是为什么？靠什么支持你这一说法，个人信任么？

方舟子：除了信任，还因为公安、税务查过账，监管小组在监督。

探针：你在最初对外界回应称，“安保资金刚刚募集十天（其实是20天），卡里的钱不足以支付彭剑刷卡买车的钱”，这一说法是否有数据支持。

方舟子：“10天”是我笔误。数据就是王志安自己提供的。按王志安的说法，当时募集来的款刚刚足够支付车钱，只多了几十元钱，但是在那20天内又不可能没有安保支出（比如当时已聘用了安保人员，需要支付工资），募集来的钱当然不够支付车钱了。

探针：早在2012年有过一次安保资金的公示，为什么2012年后，关于这些安宝资金的流向就不公示了？

方舟子：安保资金的收入是一直公示的，支出细目则从来不公布，这是在募集的时候已经公开约定了的，因为公开支出细目有可能泄露安保细节和我个人隐私。2012年之前公示过一次支出总额，我记得好像是50多万，然后被罗永浩歪曲大作文章，说是雇了天价保镖，在罗永浩看来安保支出只能用于雇保镖而且只能雇一名保镖似的。后来没有再公示支出总额，估计就是不愿让人拿去歪曲又没法公示细目澄清。但是我不参与管理，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清楚。

探针：你觉得律所配车算是安保指出还是私人消费。购车辆是否可以算在公司设施采购的支出账单商。

方舟子：我说过，我不谈安保细节问题，包括安保车辆的问题。我只是要指出，王志安所说的买车问题，是在2012年海淀经侦、地税局查账之前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如果真发生过买车一事的话，公安、税务都不认为是问题，都被认为是安保的正常开支。

探针：接下来安保资金将如何运作，如何回应外界的质疑。最大资金提供者徐某与你的纠纷进展如何？对于部分方粉转方黑，你认为原因在哪里？有没有修正自己行事风格的打算？

方舟子：安保资金不是一个公益基金，而是一个类似于私人赠与性质的资金募集，信任就捐，不信任就不捐，不会公示支出帐目明细，但是有监管小组监管。这些都是募集的时候说清楚的，外界怎么质疑都没用，其实完全可以不理睬外界的质疑。但是为什么我要理睬呢？因为王志安等人“质疑安保资金”的目的是要借此造谣、抹黑我，诽谤我是“诈骗”，我当然要还击，而且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徐某清空了微博，改了ID，去了实名认证，动向不明。有一个匿名账号经常以徐波的语气发布消息，有时又是第三方语气，不知真假。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曾向武汉公安报案，武汉公安认为不存在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某些所谓“方粉”转方黑，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发现我的某些观点与其不同，比如某个狗粉在发现我不反对吃狗肉后，就变黑了，天天在网上骂我。有的是想在我在这里捞到经济好处没捞着，就变黑了。有的是因为遭到了我的批评，甚至是因为他推崇的人遭到我的批评，就变黑了。比如徐某之变黑，就是因为他推崇的柴静雾霾视频遭到了我的批评，就一黑到底了。他们要变黑是他们的事，我不会因为别人去改变自己，“举世是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如此而已。

撰稿：探针/邱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