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原载《财经》“年刊 2006：预测与战略”）

　　误读“转基因”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
不准确的

　　□方舟子
　　新语丝网站创始人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

　　在过去的2005年，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掀起的“乐之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
波”，以及在湖北发现“非法转基因稻米”事件，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
再次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相信这一关注将持续到2006年。

　　目前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用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而所谓转基因作
物，是指那些用遗传工程技术，根据需要转入某种特定基因的作物。

　　人类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历史并不长。1992年，中国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
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美国市场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
软化缓慢的西红柿。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巨大优势，推广非常快。在美国，有近一
半的大豆、棉花，超过三分之一的玉米、油菜是转基因作物。

　　目前最常见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以及抗虫害基因，这样可以减少农药，尤
其是剧毒、高残留性农药的使用。此外，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
分。

　　在研究、开发中的其他项目，还包括用转基因技术让农作物具有抗霜冻、抗
旱、抗病（例如小麦锈病）和固氮能力，用转基因技术让水果生产霍乱、乙肝疫
苗等。

　　这些转基因作物，很多被加工成食品进入市场。

　　国内一些舆论，将转基因食品进入中国市场，描述成美国实行歧视性政策的
结果，似乎美国把自己不敢吃的转基因食品拿到中国做人体试验。事实上，美国
不仅是世界上转基因食品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目前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食品中，大约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与欧盟不
同，在美国出售的转基因食品，都是不特别加以标记的。

　　生物学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来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1998年苏格兰
一位名叫普兹太的免疫学家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
能损害老鼠的内脏和免疫系统。节目播出后，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
舆论大哗。普兹太的实验结果以后被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家反复提及，是一个
“经典”研究。

　　但是这项研究在学术界遭到了众多的批评。英国皇家学会的调查指出这项实
验的设计和操作都存在着问题，如果根据这篇论文认为转基因食物会危及健康，
将是错误的。而且，普兹太研究的那种转基因土豆（转入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抗
虫害土豆）并没有上市，即使他的研究没有问题，也无法说明已上市的其他转
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就有问题。

　　其他研究组的研究结果，则得出了与普兹太不同的结论。有多项研究表明，
已上市的转基因土豆、转基因西红柿和转基因大豆对动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动都无
影响。

　　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食品巨头“孟山都”公司的
一份秘密报告。据报告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
这则报道又引起了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心。

　　根据孟山都公司就此事发表的声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所谓“血液变化和肾
脏异常”其实指的是血液成分和肾脏大小的差异，而它们都在正常范围内，并非
病变。孟山都公司虽然声称由于商业秘密问题无法公布实验结果全文，但是在申
请上市时，全文已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并获得通过。

　　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并不存在别人无法重复的秘密实验。不管孟山都
愿不愿公布结果，其他实验室都完全可以重复、验证孟山都的实验结果。对这种
转基因玉米MON863，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FSANZ）在2003年做过安全性
评估，结论是：“在评估MON863玉米时，未发现潜在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根
据现有申请所提供的数据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源于MON863的食品可被视为
与源于其他玉米品种的食品同样安全和有益健康。”该评估报告特别指出，这类
抗虫害转基因作物1995年起就已在美国种植、食用。

　　转基因作物往往是过量地制造某种外源的蛋白质，即使无毒的话，是否能导
致食用者过敏？研究人员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已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

　　如果一种蛋白质不会导致过敏，那么制造它的转基因作物也不会导致过敏。
那些会使某些人过敏的蛋白质如果被导入作物中，则有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因此
来自这些过敏原的基因将不被采用。对转基因作物制造的新蛋白质，其化学成分
和结构与已知的500多种过敏原做比较，如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会被放弃。

　　大部分的过敏原都难以消化，因此转基因产生的新的蛋白质要检测是否能够
被消化，如果不能，该转基因食物也不能供食用。在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和管理之
后，含有过敏原的转基因食物能够上市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慎上市了，也可以
补救，不会出现灾难。

　　并不是说一切转基因都是安全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市或准备上市的
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因为这些食品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
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
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
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人们主要担心的是转基因作物生产的新蛋白质会有毒副作用或引起过敏。对
此，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让转基因食物更为安全。例如尽
可能采用基因剔除技术，只把我们不想要的基因去除掉就改变了植物的性状。有
时候，只增强或降低已有基因的表达也能达到我们的要求。这些做法都没有引入
新的基因，因此也就不用担心新蛋白质会有问题。如果要引入新基因，可尽量转
入其他可食用作物的基因，或者让转入的基因只在非食用的组织表达出来，就不
用太担心它生产的新蛋白质能不能吃了。

　　事实上，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
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农药，因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
而大家都知道，农药残余过高一直是现在食品安全的大问题。抗病害转基因作物
能抵抗病菌的感染，从而减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

　　人们除了担心吃转基因食品会对身体健康有害之外，还担心种植转基因作物
会危及生态环境。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
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
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斑蝶的幼虫，发现这些毛毛虫生长变
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这项研究，被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士反复引用，他
们认为转基因玉米是大斑蝶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

　　但是这个研究结果也备受非议，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包括：别人无法重复其实
验结果，实验用的大斑蝶幼虫被强制只喂食沾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而没有其他
选择，以及实验用的转基因玉米花粉含量过高。

　　2000年起在美国三个州和加拿大进行的田间试验都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
的花粉并没有威胁到大斑蝶的生存，在实验室里用这类花粉喂大斑蝶的幼虫，也
没有发现影响其生长发育。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
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
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五米之外，
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
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
了它的生态环境。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还提出了“基因渗透”或“基因污染”的问题。例
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抗除草剂或抗虫害
基因转入野草中，使得野草也有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能力？

　　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
2001年2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在英国进行的长达十年的研究结果，发现转
基因土豆、甜菜、油菜和玉米并没有将基因污染给周围的野草。

　　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或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染色体数目
相同），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
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

　　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两名研究者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论文，宣布在墨西哥的玉米中发
现了转基因玉米的一段“启动子”序列和基因序列。由于墨西哥是世界玉米多样
性的中心，这个发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许多专家对这篇论文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发现的“启动子”序列是他们采
用的实验技术导致的人为假象，而那段“外源”基因序列在玉米中本来就有。墨
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对全国各地采集来的玉米样本进行检测，都没有发现“基
因污染”。2002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社评认为，回过头来看这篇论文的结果
不能成立，本来就不该发表。

　　虽然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已出现了“基因污染”，但是为慎重起见，许多专家
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的亲缘物种的地
区种植相应的转基因作物。

　　相反，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有助于保护环境。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是当前
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化学农药
的使用，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
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

　　2005年4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转基因抗
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
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节省了相当大的开支，同时还降低了农药
对农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中国每年有大约五万农民因为使用农药而中毒，其中大
约有五百人死亡。

　　任何技术、任何作物、任何食品，都有可能带来环境或健康风险。转基因技
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也不例外。所以科学组织、科学家会经常发表报告、
论文评估、研究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每一种转基因技
术在应用之前、每一种转基因作物在推广之前、每一种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
要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估。只要风险是可以控制、可以承受的，就不应该笼统地反
对推广转基因作物，而应该具体分析每一种转基因产品，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一
种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就可以推广。

　　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例如杂交、诱变育种）相比，有其独特性，比
如，它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将动物、微生物基因转入植物中。但是，不同物种
的基因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的，调控机理也相似，所以这种操作并不会产生“违
背自然规律”的怪物。

　　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
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转基因作物所面临的健康、环保
问题，传统作物同样也有。

　　我们甚至可以说，转基因技术在某些方面要比传统的育种方法更安全可靠。
传统的育种技术无法控制某个基因在哪里和如何表达，同时改变了许多基因（对
此我们往往一无所知），难以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并且可能培育出有害健康
的性状（对此我们可能一时无法觉察）。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准确地控制基因的表
达，只动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我们已知其功能的基因，容易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
并且如前面所述，它可以使食物更安全。人们既然并不担心传统育种技术会造成
危害，就没有必要对转基因技术吹毛求疵。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
不准确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报告指出：“FDA没有发现也不相信，
正在开发中的、用于作为食品和饲料的新作物品种一般会带来安全或管理问题。”
欧洲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
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
物和食品更安全。■

(XYS200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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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方舟子《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远在遗传学诞生之前，人们已经通过杂交等手段改变生物体的遗传构成，但是这种改变是相当笼统和盲目的。从遗传学诞生日起，人们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直接而精
确地改变生物体的基因，或者说，对生物体实施“遗传工程”。1927年，缪勒发现用X射线辐射果蝇，可以诱发突变，人类首次拥有了可以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
传物质的方法，但是诱发突变虽然提高了突变率，它和自发突变一样都是随机的，并不能得到特定的结果。真正的遗传工程始于人们能够切割和拼接特定的DNA片
段，而这一切，要归功于限制性酶的发现。
   
限制性酶的发现来自于对一种似乎没有多大价值的生物现象的研究，整个发现过程持续了近20年。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注意到噬菌体在不同的菌株中的生
长情况不同，在某个菌株中生长得很好的噬菌体，在新菌株中则生长得很差，或者说受到了“限制”。但是，有的噬菌体总是能够逃脱“限制”，在新菌株中同样可
以长得很好，似乎它们获得了特定的“修饰”，使它们不受宿主的“限制”。在60年代初期，瑞士生物学家阿伯（Werner Arber,
1929-）用实验证明，“限制性”是由于噬菌体DNA被降解导致的，而“修饰”也发生于噬菌体DNA上。1965年，阿伯推测说，在细菌中存在一种限制
性酶，能切割特定序列的DNA，使得噬菌体DNA因此降解；同时，在细菌中还有一种修饰酶，对相同序列的细菌DNA做甲基化修饰，保护细菌自身的DNA不
被限制性酶所降解。这样，在宿主DNA受到保护的同时，没有经过恰当修饰的外源DNA在进入细菌中后就会被切割、降解掉。在阿伯做出这个推测三年后，他和
同事在大肠杆菌的抽提液中发现了限制性酶的活性，同一年，麦赛尔逊和袁（Robert
Yuan）从另一种大肠杆菌菌株中纯化出了第一种限制性酶。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限制性酶都属于一型限制性酶，它们虽然识别特定的DNA序列，但是对
DNA进行随机的切割，因此对遗传工程来说并不是很有用。遗传工程需要的是既能识别特定的DNA序列，又只切割该特定序列的所谓二型限制性酶，这种酶是美
国生物学家史密斯（Hamilton O. Smith,
1929-）于1970年从流感嗜血杆菌中首次发现的。这种限制性酶能将外源DNA降解成片段，但是并不攻击流感嗜血杆菌自身的DNA。而且，史密斯发
现，所有的降解片段的两端都有相同的三个碱基，表明这种酶识别一个特定的6个碱基对序列，该序列是对称的，并被酶从正中间切割开来。另一位美国生物学家纳
善斯（Daniel Nathans,
1928-）很快利用了限制性酶这个工具来做研究。1971年，他用史密斯发现的限制性酶把一种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组切割成了11个特定的片段。三年
后，纳善斯又用两外两种新发现的限制性酶切割SV40基因组，然后对用三种限制性酶切割而成的DNA片段进行排列组合，组成了SV40基因组的图谱，这是
人类首次用化学方法获得的基因组图谱。1978年，SV40基因组序列被全部测定，就在这一年，阿伯、史密斯和纳善斯做为遗传工程的先驱者，被授予诺贝尔
生理学奖。
    但是第一次遗传工程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伯格（Paul Berg,
1926-）实验室完成的，并在1972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他们用一种限制性酶分别切割环状SV40基因组DNA，和一段含有噬菌体λDNA和
三个与半乳糖利用有关的大肠杆菌基因的DNA（λdvgal），再用两种酶——外切酶和末端转移酶——改变这两种DNA片段的末端，分别重复加上A和T序
列，这样这些互补的重复序列就会配对，使来自SV40和噬菌体λ的DNA片段能够连接起来。最后，他们加入DNA聚合酶和连接酶，让环状DNA分子闭合，
形成了一个由SV40和噬菌体λDNA杂交而成的环状DNA分子，其大小大约是环状SV40基因组的三倍。这个实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是伯格实验室的首创。
末端转移酶、DNA聚合酶和连接酶的作用早就被发现，而在一年前，纳善斯已用限制性酶切割SV40基因组。同一年，在斯坦福大学另一个实验室做博士论文的
研究生洛班（Peter
Lobban）也用末端转移酶加重复序列A和T的办法，把来自噬菌体P22的两段DNA连接了起来。伯格实验的独创之处在于它是首次综合了这些步骤，并且
首次在体外将来自不同物种的DNA重组起来。这个重组DNA分子由于含有哺乳动物病毒序列，有可能被结合进哺乳动物细胞的染色体中；又由于含有噬菌体λ序
列，有可能在细菌中扩增。虽然，由于许多人担心扩增含有病毒序列的大肠杆菌的危险性使得伯格中断了进一步的实验，但是伯格实验已为未来的遗传工程绘制了蓝
图：用细菌扩增重组DNA，并把重组DNA引入生物体中。
   
伯格在1971年6月冷泉港会议上首次报告其实验结果时，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伯格采用的病毒SV40是一种致癌病毒，这种研究有可能培育出携
带致癌基因的重组大肠杆菌，由于人体肠道内就生长着大肠杆菌，一旦重组大肠杆菌从实验室中逃逸，就有可能在人群中传播它们所携带的致癌基因。1973年1
月22－24日在加州阿斯洛马（Asilomar）举行会议讨论重组DNA技术的危险性问题。这一年的3月份，波义耳（Herbert
Boyer）、科恩（Stanley
Cohen）实验室成功地进行了“分子克隆”，与伯格实验不同的是，他们不是采用噬菌体λDNA而是采用细菌的质粒做为重组DNA的载体。质粒是一种环形
的DNA分子，携带着能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一旦进入细菌细胞中，就能自动大量地复制，并表达被重组进去的基因。这个实验大大改进了重组DNA技术，进一步
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美国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伯格任主席，在1974年同时给《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科学》写了一封信，建议分子生
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实验，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的危险性。会议于1975年2月24－27日在阿斯洛马举行，会后由伯格、巴尔的
摩、布莱纳等人撰写了会议报告，在6月份由《科学》发表。报告衡量了重组DNA技术的潜在危险，建议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应采取物理和生物两方面的
措施降低实验的危险性。物理措施包括在实验时穿戴实验服和手套、使用通风橱、遵循微生物学研究的消毒规范等等，以避免潜在的病原体与实验者接触或逃逸进环
境中。由于分子生物学家大多不熟悉传统的微生物学研究规范，更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生物措施包括对那些进行重组DNA实验的有机体做适当的改变，使它
们无法在实验室之外生存。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阿斯洛马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制
定了类似的规则。
   
阿斯洛马会议之后，科学界有关重组DNA技术的争议告一段落，但是在媒体的煽动下，在公众中却出现了恐慌。人们担心重组DNA实验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
发致命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会被用于改变人类基因组，导致“优生学”运动，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会从重组DNA实验室逃逸出新的病原
体。这种恐慌在1976－1977年间达到了顶峰。就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重组DNA研究规则的同一天，麻省剑桥市长针对哈佛大学拟建一个用于重组DNA
技术研究的新实验室，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后禁止哈佛大学建造实验室。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市政委员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市长的决定，同意建造
该实验室。与此同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抨击科学家们想要自我管理重组DNA研究，举行国会听证会打算通过立法限制重组DNA研究。1977年，美国科学院举行大会时，示威者举
着反科学牌子冲进会议室，抢夺话筒。国会又多次举行听证会，并提出多项法案严厉限制重组DNA研究。美国科学界在美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奋起抗争，没有一项这
样的法案获得通过，而到了1978年底，这场媒体和立法恐慌就基本平息了。
   
为什么这场恐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平息？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评估会议，科学界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让公众们相信，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
DNA技术就是安全的。同时，科学界也让公众们明白，以重组DNA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而且有着与公众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应用前景。这些应用前景包括：将人的基因重组进细菌质粒，让细菌大量地生产具有重大医疗价值的生物制剂，例如人胰岛素、生长激素或干扰
素；改良农作物，使它们能抵抗虫害、疾病或具有固氮能力（从而减少施化肥）；检测、治疗人的遗传病。生物学家们很快用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在开空头支
票。1977年秋天，波义耳实验室用重组细菌合成人生长激素抑制素，证明了用细菌合成人体蛋白质是可能的。波义耳与年轻的风险投资商斯旺森（Robert
Swanson）合作，组建第一家生物高技术公司Genentech公司，与哈佛大学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
1932-）展开了克隆人胰岛素基因的竞争。1978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学家们领先于吉尔伯特实验室，首先把人胰岛素基因克隆进大肠杆菌，并
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成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重组DNA药物）。1979年和1980年，人生长激素和人干扰素也先后在
重组细菌中合成出来。Genentech公司在1980年10月14日以一股35美元上市，当天收盘时股价已涨到了89美元，创下了记录。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简悦威（Yuet-Wai Kan,
1936-）实验室首先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遗传病。1976年，他们分别从正常人和地中海型贫血症患者的细胞抽取出基因组DNA，然后用编码α球蛋白
基因的DNA与之杂交。地中海型贫血症是由于丧失了α球蛋白基因引起的，因此通过定量地测量DNA杂交的结果，就可以将正常人和地中海型贫血症患者的的
DNA区分开来。1978年，他们开发出了一种影响更大的技术。镰刀形贫血症是由于位于11号染色体上的β球蛋白基因发生了一个点突变引起的，即序列
CCTGAGG变成了CCTGTGG。简悦威实验室发现，有一种限制性酶Mst
II识别CCTNAGG序列（N表示任何碱基），因此它可以识别并切割正常的球蛋白基因，却不能识别镰刀形贫血症患者所携带的该基因。这样，用Mst
II分别切割正常人和镰刀形贫血症患者的基因组DNA，就会出现不同的切割片段，产生了所谓“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s，缩写为RFLP），就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在60年代，人们已经能够产前诊断检测某些遗传病，方法是抽取羊水，培养其中的胎
儿细胞，然后检测染色体结构是否发生变化，或看看能否检测到异常蛋白质。但是如果一种遗传病不是由于染色体结构发生变化引起的，或者突变基因不在羊水细胞
中表达，这种产前诊断就无效了。简悦威的方法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它直接检测DNA序列发生的变化，从羊水细胞中抽取出DNA就可以做可靠的检测（所有的细
胞都会携带被检测的治病基因，不管是否在该细胞中表达）。
   
1980年，分子生物学家首次把外源DNA结合进了植物细胞中。由于从一个植物细胞就可以克隆出一株植物，因此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很快就可以培育出转基因
植物。3年后，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一种携带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烟草）诞生了。1985年，能抗虫害、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田间试验。但是直到1994
年，市场上才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的西红柿。目前，转基因作物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栽培和使用。在美国市场上，大约60－70％的食品含有转
基因成分。1980年，耶鲁大学鲁德（Frank
Ruddle）及其同事在体外将一段人病毒基因注射到小鼠胚胎细胞中，这些胚胎细胞经过几次分裂后，被植入小鼠子宫。20天后，产下了78只小鼠，其中2
只的基因组带有外源DNA。这些转基因小鼠能够把这些外源DNA一直遗传下去。转基因动物诞生了。尽管到现在，有经济价值的转基因动物还处于实验阶段，未
进入市场，但是转基因动物，特别是转基因小鼠，已成为研究动物基因表达的重要工具。
   
这一切，都让公众相信，遗传工程具有重大的医疗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很少有人会再对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从事遗传工程的研究感到恐慌。但是在遗传工程走出实验
室、开始应用之后，仍然会引起争议甚至恐慌，例如转基因作物、基因疗法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风波，更多的是属于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了。当
公众切身地感受到遗传工程的好处或对其可能的害处感到忧虑时，很少有人认识到，遗传工程不仅仅是一项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应用技术，而且已成了从事分子生
物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彻底地改变了生物学研究的策略。有了遗传工程，生物学成了一门分子水平的实验科学。
   
有机体中的蛋白质（或其他生物分子。由于蛋白质是最重要的生物分子，以下仅以之为例）大多很稀少，难以大量地纯化，因此要直接用生物化学方法抽取、纯化后
对它们进行分析是相当困难或不可能的。另一种方法是分离出编码感兴趣的蛋白质的基因。但是有机体的基因组非常巨大而复杂，而某个基因通常只在一个细胞基因
组中出现一、两次，用常规的生物化学方法也无法将之分离出来进行分析。重组DNA技术解决了这个困难。它把可能含有感兴趣的基因序列的DNA片段从基因组
分离下来后，插入能够自我复制的DNA载体（例如细菌质粒）中，形成重组DNA，将之转入细菌，之后，让细菌繁殖，就会“克隆”出大量的细菌。一方面，可
以把重组蛋白质从这些细菌中提取出来，将之纯化，就有了足够量的蛋白质可用以做生物化学分析、结构分析（将蛋白质结晶后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其空间结构）和
功能研究。另一方面，将这些细菌中的质粒提取出来，就可得到足够量的重组DNA，对之进行种种分析，包括测定其序列，这样，就得到了该基因的序列。从基因
序列可以推导出它所编码的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进而推测蛋白质的空间结构。用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分离和分析控制基因表达的启动子和其他控制序列。
   
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蛋白质的序列和结构推测其功能，而且可以用遗传工程的方法改变其序列和结构，以验证这种推测是否正确。一种常用的方法是用定向突变技术，
把蛋白质序列中的某个氨基酸置换成其他氨基酸，然后看看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是否发生了变化。例如，如果该蛋白质是一种酶，可以用这个办法研究其催化机制，
知道哪些氨基酸参与结合底物，哪些氨基酸执行催化功能，其相对重要性如何，等等。我们也可以检验突变发生于体内时的后果。如果把突变后的基因引入卵子或细
胞中，就能创造出转基因生物，从而可以研究某个蛋白质或某段DNA片段在体内的功能。用类似的方法，也可以研究将某个基因删除、用同源基因取代或改变基因
的表达水平后，有机体所发生的变化。有了遗传工程，研究某个基因在生物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发育，才成为可能。
   
在生物学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还原主义与反还原主义之争。还原主义的基本信念是，生命现象完全是物理、化学作用的结果，因此把生物体还原到分子层次后，用物
理、化学作用足以解释一切生命功能。历史上曾经有过活力主义与还原主义对抗，认为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有着本质的差异，生物体内还存在着无法用物理、化学
作用来解释的神秘的活力。进入20世纪后，活力主义很快没有了市场，由整体主义取而代之与还原主义相抗衡。整体主义在承认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没有不同，
生命现象完全是物理、化学作用的结果的同时，否认用还原分析的方法足以解释生命现象。对还原主义一个常见的批评是，要研究组成有机体的分子，就要杀死有机
体和细胞，在体外加以研究。再精致的体外研究都是在破坏了整体结构的状态下进行的，都无法完全重复和反映活有机体的状况。因此想从分子水平上充分理解生命
现象是不可能的。但是遗传工程的出现消除了这个障碍。借助于遗传工程，我们已完全可以不先杀死有机体就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有机体。现在已很少有人还会怀疑，
要透彻地了解某个生命功能，必须在分子层次上进行，而通过分子分析也足以阐明生命的功能。这是还原主义的胜利。

【按：zhengyu7998留言问我对储存脐带血的看法。我在2001年国内刚开始炒作此事时已写过一篇文章，收入我在去年出的《基因时代的恐慌与真相》（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一书。】

   
在婴儿诞生后，胎盘和脐带向来被当做废物扔掉。近年来美国出现一些赢利性公司号召父母将胎盘和脐带中的血液储存起来以备自己的孩子在将来可能要用到，费用
不低，采集费能高达1500美元，以后每年还要付95美元的储存费。这股风气现在也刮到了中国。新华社在今年8月24日自济南发了一篇题为“山东妈妈时兴
储存脐血为生命投保”新闻稿，称：
   
“现在，山东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愿意在分娩时保存一份脐血，为孩子投一份生命保险。山东省脐血库自去年底开展自存脐血业务以来，已经有十四位妈妈为自己的
孩子储存了脐带血，作为送给孩子的特殊礼物。”“保存脐血的不仅可以救助他人，对孩子来说，从出生时取得的脐带血万能细胞，日后使用于本人身上时，完全不
会被排斥。”“据山东脐血库有关人员介绍，要求自存脐血的父母亲首先要与脐血库签定一份协议，脐血库在十二年内不能将血液作任何其他用途，即使有患者需要
使用，也要征得保存者书面同意，并可获取一定报酬。据了解，在十二年内保存者共需付费三千多元。”
    脐带血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医疗价值？是否有必要储存起来预防不测呢？
   
脐带血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含有造血干细胞，能够用于重建血液和免疫系统，这对治疗白血病和其他与血液和免疫系统有关的遗传疾病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目
前治疗白血病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病人的白细胞用化疗或辐射杀死后，移植入健康人的骨髓。骨髓也含有能产生血液和免疫细胞的干细胞。骨髓移植是所有移植手术
中最严格的一种，对供体和受体的组织型的配对要求比心脏和肾移植的要求都高。一个人的组织型是由一组基因决定的，这组基因制造一种叫做人类白细胞抗原（简
称HLA）的蛋白质。HLA分布于所有人体细胞的表面，免疫系统能够分辨HLA是属于自身的还是外来的，那些带着外来的HLA的细胞将被免疫细胞杀死。人
体共有6对主要HLA基因，每对基因由两个等位基因组成，HLA的等位基因多达30几种。如果供体和受体的组织配型不好，对受体会是致命的。这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受体体内还残留着自身的免疫细胞，对移植的细胞产生免疫反应，将之杀死，使得患者体内不存在免疫系统，极其容易感染疾病。另一种是反过来，移植
的骨髓产生的免疫细胞攻击患者的原有细胞，产生了所谓“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其结果往往导致死亡。
   
HLA基因位于第6染色体上，两位兄弟姐妹各从父母双方得到同一条第6染色体，因而有相同的HLA基因的概率只有25％。两个人如果没有亲缘关系的话，他
们的组织配型可以很好地配对（12个等位基因中有6个相同）的概率则只有400分之一。许多白血病患者就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供体而耽误了治疗。即使那些找到
了合适供体做了骨髓移植的，仍有80％会有不同程度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即使是组织配型良好的同胞之间进行骨髓移植，也还有20％会得移植物抗宿主疾
病。专家们认为这是由于还存在许多未知的次要HLA没能匹配导致免疫反应。由于新生儿的免疫系统与儿童或成年人的免疫系统不同，移植脐带血产生的免疫细胞
较不会攻击宿主的细胞，因此脐带血移植的组织配型要求不像骨髓移植那么严格，也较不容易产生移植物抗宿主反应。调查表明，亲属之间的脐带血移植，只有5％
产生严重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包括1％导致死亡），非亲属之间的脐带血移植，也只有20％产生严重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包括6％导致死亡）。相反的，非亲
属间的骨髓移植，即使组织配型良好，也有47％产生严重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高达33％将会因此死亡。
   
脐带血移植还有其他优势。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其白细胞中都存在着一种“细胞肥大病毒”，这种病毒对正常人是无害的，但是对那些接受移植的患者，因为其免疫
系统受抑制，任何病毒都可能是致命的。事实上，由于骨髓移植带来的细胞肥大病毒，导致了10％的患者死亡。而只有1％的新生儿在子宫中感染了细胞肥大病
毒，因此在这方面，脐带血移植也要安全得多。脐带血移植在时间上也有优势。寻找骨髓移植的供体很花时间，平均需要4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供体候选人要被抽
血检验组织配型以及检测各种病毒。而脐带血在储存之前已经经过了组织配型检验和病毒监测，一旦需要，三、四天内即可提供。
   
脐带血移植既然有这些好处，是否在分娩后要保存起来，“为孩子投一份生命保险”呢？并不需要。一个孩子需要进行脐带血移植的概率极低，只有十万分之一，低
于被雷电打死的概率（三万分之一）。为这么低的概率花那么高的储存费用，是不值得的。而且，万一需要脐带血移植，一般也不能用自己的脐带血，因为如果所要
治疗的疾病是遗传导致的话，脐带血同样携带着突变的基因，移植自己的血液是无济于事的。当然，如果在移植之前，能够用基因疗法修正脐带血中的突变基因，那
么是可以用自己的脐带血进行治疗的。但是，在近期内，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现在，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为自己的孩子储存脐带血只是浪费钱，没有任
何意义。如果你生过患白血病或其他遗传性免疫疾病的儿子，或有这类遗传病的家族史，储存脐带血才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亲属用到脐带血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手术也更可能成功。
   
总之，不要被赢利性脐带血库的广告所打动，绝大多数家庭根本不必用这种方式“为生命投保”。但是把脐带血扔掉也太可惜，应该捐献出去，让需要它的人利用。
美国有由政府资助的公共脐带血库，免费接受捐赠和提供脐带血，已有数百人的生命因此得救。中国也应该建立类似的公共脐带血库，而不应该只是想着借此赢利。
   
就像许多生物医学技术，脐带血移植也面临着一些伦理道德问题。去年9月，美国加州一位名叫莫莉的8岁小女孩，因为得范克尼贫血症（一种致命的遗传病）而接
受了脐带血移植，所用的脐带血来自刚出生的小弟弟亚当。这次手术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莫莉的父母是为了能给莫莉提供脐带血，而特地再生一个孩子的，而且
亚当是用体外人工受精的方法（即试管婴儿）从一组胚胎中选出的。在将后来发育成亚当的胚胎植入子宫之前，医生对其进行了检测，以保证他不带有范克尼贫血症
基因，而且组织型与莫莉相匹配。像这样为了取得合适的脐带血治疗，有选择地怀孕，是否道德呢？一个专门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对这一案例进行了讨论后，认为它是
道德的，因为提供脐带血对亚当的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对脐带血的拥有权，过去也有争议：它是属于父母双方，母亲一方，还是婴儿所有？对这个问题，美国生物伦理学界已有了共识。脐带血属于婴儿所有，但是在婴儿
成年之前，父母对它有监护权。父母可以捐献脐带血，也可以用它去治疗婴儿的兄弟姐妹的疾病，这都是合乎道德的。如果该婴儿以后也需要进行脐带血移植而且可
以用自己的脐带血，但是自己的脐带血已被其父母用掉，这虽然不幸，却不是不道德的。
   
更受关注的是对公共脐带血库的管理和使用。如果脐带血的提供者患有遗传病，那么他的脐带血中干细胞也携带着能导致遗传病的基因突变。这类遗传病（例如先天
性贫血症或免疫疾病）在刚出生时难以检测，可能要过几个月或几年才表现出来，而到那时候，他提供的脐带血可能已被移植给别人，将遗传病“传染”给了受体。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脐带血库应该对脐带血进行6到12个月的检测，并与提供者的家庭保持联系，以确保提供者是健康的。这样就需要长期保存捐献者的记录并持
续跟踪捐献者。但是这么做，却有可能侵犯了捐献者的隐私。美国公共脐带血库在现在的通行做法是，首先要求愿意捐献脐带血的父母填写详细的问答，汇报家族病
史和性生活史。如果从答卷中发现脐带血的质量可能会有问题，即不储存其脐带血。对储存的脐带血，在几年内保留捐献者记录，之后销毁记录，让脐带血成为匿名
捐献。这么做仍然存在危险，因为有的遗传病会在多年以后才表现出来，但这是在保证安全和保护隐私之间，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妥协。

2001.10.4.

科学家本无所谓官方和民间之分，国内媒体经常提到的“民间科学家”其
实应该称为“科学妄想家”更合适，指的是一些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业余研究
者，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又不屑于从事像采集标本、观测天象之类小打
小闹的业余科学爱好，而是固执地相信自己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比如证明
了歌德巴赫猜想之类的重大数学难题，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之类的重大科学
理论，提出了玄之又玄的“科学理论”，发明了永动机等等。这种人在国外自
然也有，但是中国如此众多，恐怕就是绝无仅有了。以前在大学、研究所门口
经常能见到他们热情推销的身影，而现在在网络论坛上，更是充斥着他们狂热
的声音。

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因为对科研研究的方法、规律和现实有切身的体会，深
知在科学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业余研究者要做出重大发现的可能性几乎
为零，对这些“民间科学家”大抵持否定、冷淡、蔑视的态度，最多觉得可怜。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民间科学家”去年11月份在长沙开了一次“全国
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应邀出席捧场，并声称自己也
是“民间科技研究者”，虽然我不知道从农学院毕业，并一直在农校、农科院
搞农学研究的袁院士究竟“民间”在何处。

一些人文学者的态度则相反，他们由于对科学研究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并
且由于人文学科的专业性不像科学那么强，业余研究者有时也能独创新论，这
使得他们对陌生的科学研究也抱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支持、赞赏“民间科学家”
的所作所为，甚至表示“敬意”，并且呼吁要“鼓励民间科学研究”（梁子民、
毕文昌《鼓励民间科学研究》，《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

据说“现代科学研究体制建立以后，如果对民间科学研究不能持理解和宽
容态度，对于科学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命题，却没有见到具体
的论证，好让科学共同体明白为什么科学发展离不开“民间科学家”的贡献。
中国“民间科学家”人数之多可谓世界第一，也没见中国的科学发展也是世界
第一。有人举山西农民王衡因发明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为例说明民间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乃是把技术发明和科学研究混为一
谈了。有些技术发明并不需要用到高深的科学知识，靠长期的摸索、经验累积
甚至灵机一动也可以做到，如果要鼓励的是“民间技术发明”，恐怕没有什么
人会反对。

经常被拿来为“民间科学家”鼓气的另一个不幸人物是爱因斯坦。且不说
动不动就拿爱因斯坦这种一百年也未必能出一个的天才人物说事很不地道，爱
因斯坦也不是什么“民间科学家”。爱因斯坦既是天才，也受过严格的专业训
练。他大学上的是著名的苏黎世工业大学物理专业，导师是大物理学家韦伯。
大学毕业后爱因斯坦想要留校任教，未能如愿。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先暂时
当中学数学教师，后又去了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1905年，爱因斯坦在专利局
工作期间，“在职读博”，完成一篇物理学论文，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
位。同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1908年爱因斯坦成为伯尔尼大学的讲师，第二年
正式辞去专利局的工作，担任苏黎世大学物理学教授，从此回到学术界。可见
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工作，只是其学术生涯中一个短暂的小插曲而已。

批评“民间科学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主张要以思想定罪、禁止“民间科学
研究”，所以“民间科学家”的支持者大谈什么思想自由，纯属无的放矢。但
是，我们应该在法律上宽容“民间科学家”，却不应该在学术上也宽容他们。
在学术上科学家们彼此之间也相互不宽容，为什么要特地去放民间科学家一马
呢？他们既然自称在研究科学问题，那么人们当然也应该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
其研究。有人说这是“科学主义”，莫非想说对科学问题不用科学的标准，反
而该用玄学的标准？

更有趣的是，还有这么要求人们宽容荒谬的：“荒谬挑战科学的勇气，在
知识上也不是毫无意义，科学澄清了荒谬，更能显示科学的力量。”按照这个
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罪犯挑战警察的勇气，在社会上也不是毫无意义，
警察肃清了罪犯，更能显示警察的力量？

“民间科学研究”也不是完全无害的。“民间科学家”往往过于痴迷而影
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这且不说，他们往往还具有受迫害情结，利用各种机会
控诉科学界如何压制、迫害他们，甚至号称科学界在制造“冤案”。这种声音
如果被媒体放大，获得人文学者的支持，民间科学家真被当成了挑战黑暗的科
学界的“英雄”、“烈士”，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难道不是一种会影响
科学进步的社会公害？

前沿的科学研究是最具专业化的。如果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人人可做，号召
人人搞科研，大跃进便是前车之鉴。

2006.1.12.

（北京科技报2006.1.18）

附：
　　双城记
　　鼓励民间科学研究

　　2006年0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梁子民 毕文昌

　　梁：2004年，山西万荣农民王衡，以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曾经轰动一时。他发明的产品和技术已在国内上千项工程中得到
应用，至少为国家节约资金11亿元。但他的研究历程，十分艰难，最终能获奖，
得益于几位院士的推荐。我经常听到关于民间科学工作者的一些遭遇，主要是他
们的研究工作得不到专业科学人员的理解和评价。现代科学研究体制建立以后，
如果对民间科学研究不能持理解和宽容态度，对于科学发展是不利的。我觉得，
当今的主要问题是，受过严格科学训练掌握科学研究裁判权力的专业人员，应当
对民间科学研究者多一点理解和同情。不能动不动就以严格的科学规范和学术训
练为理由，来打击民间科学研究者的探索热情。

　　毕：所谓民间科学研究者，也就是非职业的科学研究者。他们大概有这样一
些特点：第一，对于探索未知世界有强烈的热情。第二，这些人一般属于偏才。
第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依靠自学，对于自己的研究非常执著；或受过高等教
育，但努力方向却并不在他所学的专业方面。第四，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兴趣
而不是功利。体制内的专家，往往从学科的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持保留意见。这
本来不奇怪。问题在于，对他们探索科学的热情，往往缺少必要的宽容。

　　梁：民间的科学研究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个人愿意为此投入一生的
精力，对社会一般没有坏处。只要他的研究不涉及欺诈，不触犯国家法律，不违
背公共道德，就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在现行体制下，他们一般没有机会得到政府
财政和研究经费。涉及欺诈，以研究名义敛财，是另一回事。只要没有以科学兴
趣换来超值的物质利益，就算他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错了，也不会危害社会。对
他们的探索精神，不妨抱以宽容，乃至几分敬意。

　　毕：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的时候，也不是专业科学家，而是一个政府小职员。
他是先有成就，后进体制。当然，民间科学研究者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但再低，
也没有坏处。就是对那些痴迷发明永动机、推翻相对论等的想法的民间科学研究
者，也不必简单地嘲笑和打击，只要是在知识领域，保持荒谬观点，也是个人的
选择权利。近代科学体制完善后，成为强大的主流知识。但科学问题，说到底是
一个知识问题，只要对知识真诚，就应当理解。就是所谓愚昧，也要看是不是对
他人构成危害。退一步说，荒谬挑战科学的勇气，在知识上也不是毫无意义，科
学澄清了荒谬，更能显示科学的力量。或者说，就是毫无意义，一个文明的社会
也应当理解他们探索知识的兴趣。

　　梁：我接触过一些科学工作者，他们说起伪科学，总很气愤，有一种必欲置
之死地而后快的劲头。我也主张尊重科学，不赞成伪科学。但在尊重科学之上还
有一条更重要的价值，就是思想自由。你可以批评不科学的观点，但不能剥夺人
家发表不科学观点的权利。

　　毕：从民间科学研究者这一方面来说，也要给自己正确定位。在科学探索中，
民间明显的弱势地位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所以民间科学研究者，也不必轻率地向
主流挑战，不要急功近利，要从长计议，争取获得主流的承认。爱因斯坦说过，
科学殿堂里的位置，只留给对科学保持高度兴趣的人。当然，他们一般是执著的
偏才，要求他们的心态永远保持理性，有时是一种苛求。再者，我们也不能以科
学主义判断一切。在近代严格的科学体制完善后，更要对知识发展的多种渠道有
一些理解。我记得张东荪早年在《知识与文化》一书中，有一个思路很清楚。他
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种：一是常识的知识，二是科学的知识，三是玄学的知识。
这三种知识系统各有它们的特性。现在常见的是用科学的知识系统，去讨论玄学
的问题。因为这方面涉及信仰和宗教问题，其实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在不同的知
识体系当中找到相互理解的地方，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梁：今天强调鼓励和宽容民间科学研究，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体制内的科学
研究工作者要对体制自身的弱点有一种自省。前些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
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说：现在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整个体系抹煞了个人
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级的成果申请下来，要脱几层皮，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获
得一定的学术地位，才有可能突破这种限制。但是，这个时候人的创新能力，已
经与年轻时不可同日而语了。正当年富力强时，忙于应试；等到应试过了，年龄
已大，成为强弩之末，力不从心。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靠谁去？

　　毕：现在，政府对科学研究投入的经费越来越多。与不花纳税人的钱的民间
科学研究相比，体制内科学研究的投入和产出是否成正比，也是一个大问题。正
因为体制难以避免秦院士所说的这种弊端，来自民间的挑战才不容忽视。

(XYS200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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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便遇怪事。河南《大河报》2006年1月6日刊登了一则由“首席记者
牛仲寒 通讯员刘广申”撰写的报道“男子拍身份证照无法显像 与人合影看不到
自己”，被广为转载。报道称：

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村民叶相亭向记者反映，几天前，叶相亭去该乡派出所照
身份证相片。可当他坐在相机前时，怎么也显不出影像来。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一
遍相机，发现相机正常，就重新给他拍照，可电脑中仍然显不出他的影像。工作人
员以为他身上可能装有什么东西影响了相机的正常拍照，就让他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随后工作人员就又让他坐在相机前，从多角度对他进行拍照，可还是一无所获。工
作人员找来别人和他合影，令人奇怪的是电脑中只有别人的影像，叶相亭的影像仍
显示不出来，只得作罢。据叶相亭讲，以前他照相时都正常。杨庄派出所的刘所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所民警已碰到过两例类似事件，具体原因不明，盼望有
关专家能解决问题。

检索得知，《大河报》去年11月还报道过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的一件怪事，
“一稀奇家猫个大性野 成社会义工爱捉野兔当点心”，也是牛仲寒、刘广申报道
的。不过猫捉野兔的奇怪程度显然远远比不上拍照“隐身”，然而奇怪的是记者
对两个报道的负责程度却倒了过来。猫吃野兔，记者（不知是哪一位）自称是在
“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臧要伟家看到”的，总算除了耳闻还有目睹，但是对拍照
“隐身”怪事，却只有当事人的反映和派出所所长的说法，记者怎么就没有想到用
自己的相机去亲自验证一下？

科幻小说描写过“隐身人”，但是也只是让身体变透明让人见不到，并不能使
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消失。国外有人在研究“隐身衣”，其原理是把身后的背景投射
到衣服上，产生身体消失的错觉，但是并不能让身体暴露的部分也消失。河南杨庄
乡村民发明能让身体和衣服同时隐身的创举，并且一下子就出现三个，其“创新”
精神足以傲视世界科幻、科技界。

何况，以前的“隐身人”、“隐身衣”，都是人眼也看不见的。而河南的“隐
身人”在人眼中却一切正常，只有在照相时才表现出来，这就更有创意了。人眼和
照相机的光学成像原理是一样的，人眼能看到的，相机也能拍照到，决不会说在拍
照时人身上的光线反射突然消失，而且还让身后的光线穿透而过。且不说相机没有
问题（因为还能照到别人和背景），即使相机有问题，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

所以这种“拍照隐身”的怪事，在科学上和逻辑上都无法解释，只能算是“神
迹”、“鬼话”，就像以前迷信的人说的拍照拍不到影的是鬼，莫非河南杨庄乡在
闹鬼？

　　在科学发达之前，口口相传的“神迹”、“鬼话”特别多，相信的人也特别多。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18世纪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休谟，告诉我们应该如此看待
这类传闻：

　　“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
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

这是他在《人类理解力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一条原则，有时候被叫做休谟公理，
听上去很拗口，不过，通过举例，并不难理解。休谟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
他看到一位死人复活，他会比较以下情形，看看哪一种可能比较大：这个人在骗人
或受了别人的蒙骗，还是死人真的复活了？除非前者虚假的可能性低于后者，否则
不应该接受他的证言。显然，这实际上是在比较正反两种可能性的大小，并拒绝可
能性小的那种。这并不是断然否定可能性小的神秘事件没有发生的可能，而是说，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时，我们不应该倾向于接受它。死人真正复活、自然规律不成立
的可能性，远远小于一个声称看到死人复活的证言是谎言，或证人受欺骗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不应相信前者是的确发生过的。

同样，靠当事人、派出所所长的证言也不足以确定“拍照隐身”这个神迹。
“拍照隐身”是真实的、物理定律不成立的可能性，远远小于记者是在骗人或者被
骗，有意无意发布虚假报道的可能性。刘所长“盼望有关专家能解决问题”，而一
个有理性头脑的人首先应该问的是，这些问题是否的确存在？如果问题根本就是子
虚乌有，当然也犯不着去费心解释和解决。其他地方的记者，愿不愿意拿起相机去
河南杨庄乡跑一趟探个究竟？

2006.1.7.

（北京科技报2006.1.11.）

(XYS200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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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爱好。以前在美国大学做科研时，阅读的
图书以文史类中文图书为主。现在不做科研了，阅读习惯倒了过来，读的
主要是科学类的英文图书了。因此我对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新书可以说是漠
不关心的，浏览的范围仅限于作者或出版者的赠阅。清点一下过去的一年
里收到的作者赠书，有两位老人的新著值得一提。

一本是高耀洁女士著《中国艾滋病调查》。该书上编为“中国艾滋病
传播现状调查”，那并非严谨而枯燥的科学调查，也非空泛而煽情的记者
调查，而是高女士多年来深入艾滋病村的底层从事艾滋病预防教育、救助
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所了解到的真实故事和亲身体会，文笔质朴得近乎笨拙，
惟其如此，反而突显出其真实。下编为“艾滋病预防知识问答”，大概是
她多年传播的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的汇编。高女士曾反对提倡使用安全套
预防艾滋病，这个与医学界主流不符的立场受到过专业人士的批评。令人
高兴的是，在本书中，高女士已改变立场，认为使用避孕套可有效地预防
艾滋病的传播。

我发现我和高女士有一个共同点，都不相信“中医能够治疗艾滋病”
的宣传，特别痛恨那些打着中医的招牌欺骗最不该被骗的绝症病人的江湖
骗子。因为揭露这些骗子，高女士还惹上了官司。“绝不说假话。”这是
高女士刻意坚持的一条原则。提倡说真话已成时髦，但大多数人也就是嘴
上说说而已。提倡讲真话不等于自己敢讲真话，有的作家因为提倡说真话
而获得敬重，但我不知道他可曾具体说过哪怕一句会得罪某个人的真话。
能够身体力行，像高女士那样明知讲真话的后果很不好也“欲罢不能”，
不怕得罪人的，在国人中实属另类。

许良英先生是另一位以敢讲真话著称的老人。他听说我在北京，约我
见面，我于是得到了一本新出的爱因斯坦文选——《走进爱因斯坦》。我
的科学思想的启蒙源于大学时代阅读《爱因斯坦文集》，因此它的译者许
良英先生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虽然我后来已无需
再借助译文阅读爱因斯坦著作，甚至能发现《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误译了。
我以前曾经指出，爱因斯坦有关科学起源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的一段很著名
的话，在《爱因斯坦文集》中被译错了，这个错误还流传颇广：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
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
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
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
了。”

最后一句译文常被用来表明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赞赏，其实完
全错了。有人将之改译为：“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
惊奇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对比原文，可知这句话与中国毫无关系，是
爱因斯坦对西方居然能有这些发现的感慨：“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
是令人惊讶的。”爱因斯坦只是认为科学的起源是个不平常的事件，因此
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值得惊讶的是西方居然会发展出科
学。《走进爱因斯坦》收录了这段话，不过已做了改动，改成：“作出这
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虽然语气没有译出，语义也有些模糊，但毕竟不
像原译那样错得离谱。可见许先生没有停止过润色其总体上已非常出色的
译文。

几天前我路过一个小书摊，里面只摆了几十种畅销书，其中居然有这
一本《走进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作、思想能在中国如此流行，得益于
许先生不懈的引进和推介。相比之下，在科学成就和思想上都可与爱因斯
坦并肩的达尔文就没有这么幸运，我见到的达尔文著作中译本都算不上合
格。

高女士是社会活动家，许先生是学者，最后我还想顺便提一下另一位
老人，一位角色和他们都很不同的老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邹承鲁先生。他的《维护科学尊严 探索科学真理》一书早在两年前就
已经给了我，但我一直没有机会介绍。看了这本书，我们会发现现在备受
关注的学术腐败其实是早已有之，邹院士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在呼
吁正视这个问题，只不过未广为人知而已。当然，当时的学术腐败还没有
泛滥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但也可见邹院士等人的先见之明。邹院士热心公
共事务，打击学术腐败、伪科学，影响颇大。但也有人批评他不务正业。
其实，老一辈的科学家在晚年利用其威望参与社会活动，从事科学普及和
维护科学尊严，其贡献绝不亚于发挥余热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们能留给
后代，不仅仅是某项具体的学术成果，还有科学精神的传递。

三位老人，三本书，都因为求真而可敬。

2005.11.22.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走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6月第1版。
《维护科学尊严 探索科学真理》，邹承鲁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4月第1版。

（《中国青年报·冰点》2006.1.4，发表时因篇幅关系有删节。为《中国新书》
2006年第一期“2005，我的阅读记忆”栏目而作。）

(XYS200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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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新华社南京分社、《金陵晚报》差不多同时发出报道称，中科院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王思潮向记者通报，今年在新疆上
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我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再次批评王思潮做
为职业天文学家，频频发表中国某地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
器的惊人说法，研究态度极不严谨，与其身份不符。文章于12月7日在《北京
科技报》登出后被广为转载，不知是否巧合，12月10日数名中国各地“多年
研究UFO的专家”汇聚南京参加南航科幻学会组办的“UFO与探索系列讲坛”，
与会者除了王思潮，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国际UFO研究专家”张靖平也曾
经和我打过交道。据南京的报纸报道，二人都批评我曲解了王思潮的观点。

张靖平告诉记者：“王思潮的话是非常严谨的，而方舟子显然是曲解了
王思潮的话。王思潮说的‘不排除与地外文明有关’，说明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这个可能性很小，小到比‘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这句话所包含的可能
成分小得多。方舟子把王思潮说的这句话直接演绎成‘外星人来中国’实在
是太荒谬了。而且，方舟子还以‘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这一理由来反驳
王思潮，则更没有道理，因为方舟子本人只是一名生物学博士。”

首先需要说明，我指出王思潮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和我本人只是一
名生物学博士，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我对王思潮的批评，是对其
逻辑推理错误和治学态度的批评，不需要用到专业知识，和我本人是什么专
业毫无关系。但是王思潮本人对不明飞行物现象的研究，却需要用到天文、
气象、物理、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
显然是难以胜任的。

其次，我曲解了王思潮的观点了吗？文章标题“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
是我本人读了媒体报道之后的一句感慨，虽然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这些“国
际UFO研究专家”的真实想法，但是我并没有说那是王思潮的原话，王思潮
的观点是什么，我在正文中说得清清楚楚，是认为“不明飞行物可能和
外星人有关”、“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在这次引起争论的媒体报道中，
王思潮是这么说的，他在以前也多次对媒体这么说过。我的批驳也都是针对
这种可能性。现在王思潮后退了一步，强调他的观点是“不排除该UFO与地
球外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的可能”，就严谨了吗？

说某个现像不排除某种惊人的可能性，固然令人难以否证它，却也成了
没有信息量的废话，和说“不排除该UFO与孙悟空有关的可能”、“不排除
王思潮、张靖平是外星人的可能”并无两样。何况，按王思潮的研究方法，
排除某种自然现象或人工现象的可能性，与不排除外星人飞行器的可能性之
间，并不存在任何的逻辑关系，正如你不能通过“排除王思潮是猩猩的可能
性”而推理出“不排除王思潮是外星人的可能性”。

王思潮却声称这“属于科学分析的常理”，“就像医生对疑难病症诊断
时，排除或基本排除一两种最相似的已知病后，提出不排除癌症的可能一样。”
我不知道有哪个医生会做“不排除癌症的可能”这样不负责任的诊断，即使
有这样的诊断，和王思潮的说法也没有可比性。人会得癌症是一个已被充
分确立的事实，而且也有多种可靠的方法可以做出诊断，因此我们会认真对
待某个疑难病症可能是癌症这种可能。而不明飞行物是外星人飞行器的说法
却不是一个确立的事实，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独立验证，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提出这种耸人听闻的可能性就不值得认真对待，更何况是“不排除这种可
能性”？“不排除外星人的可能”和“不排除孙悟空的可能”才有可比性。

把不相关的事情混为一谈，是“UFO研究专家”们的拿手好戏。比如，
张靖平为了反驳我说的“王思潮作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
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提到有几名国外
和台湾的天文学家支持对UFO现象进行研究或观察到UFO。这和相信UFO可能是
外星人的飞行器并不是一回事。支持UFO现象研究的人有可能是认为其中或许
有某种人类未知的自然现象，并不一定就是相信它们可能和外星人有关。张
靖平又提到“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李竞、卞毓麟，他们都不否认有地外文明存
在的可能性”，这也是在搅混水。我本人也多次声明过，我并不否认地外文
明存在的可能性，张靖平怎么就不把我拉为同伙呢？存在地外文明，和地外
文明光临地球，这是两码事。

张靖平向记者谈到他曾经给我打电话要给我寄UFO图片资料，而我表示
没有兴趣看。这是真的，我没有兴趣看的原因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在
那次电话中，张靖平还向我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我和王思潮在北京电
视台辩论UFO的当天，中国有个地方发现了UFO。他并提到，教育电视台有一
次播出我在《实话实说》节目中谈UFO的节目，结果当天中国某地也发现了
UFO。他认为，这表明外星人和中国媒体可能存在某种互动，很关注我们怎
么议论他们！

我对外星人如此关注我，或“不排除外星人如此关心我的可能”，颇感
受宠若惊。不过，不知北京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在全国各地相继播出时，是不
是也在什么地方发现了UFO？我在制作《实话实说》的节目时，以及该期节
目在中央电视台、地方台多次播出时，是不是也都发现了UFO？我已在《北
京科技报》三次批评了UFO现象研究，有没有得到外星人的青睐？国际UFO研
究专家还需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2005.12.18

（北京科技报2005.12.21.）

(XYS200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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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南京12月3日电，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
王思潮向记者通报，今年9月8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
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金陵晚报》在12月1日也有一篇大同小异的报道，不过，不明飞行物出
现的时间变成了2003年除夕，报道称：“王思潮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新疆除
夕夜空中出现的神秘飞行物不是人类的杰作，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
在浩淼的宇宙中，外星人与地球人一样对其他星球的生命情况充满着好奇。”
不知是记者搞错了时间，还是同一批外星人光临了新疆两次。

据我的检索，这是该研究员自2002年以来，至少是第5次向媒体宣称当时
国内某地有人看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如果我们相信他的
说法，那么外星人真是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已多次光顾了。

王思潮做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
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频繁地向媒体发布其“研究结果”，受到
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倒也可以理解。不过，这一次由新华社对他的观点进行
详细的报道，被众多媒体转载，还是显得很不寻常。

我没有看到那次不明飞行物的原始资料，也没有兴趣去看，因为我不是什
么“UFO研究专家”，甚至连摄影专家都算不上，让我看也未必能看出什么名
堂。但是，对王思潮的研究方法，我倒是可以评论一下。

从报道可知，王思潮认定该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理由有二：
第一，它不可能是彗星，第二，它不可能是飞机。这种推理在我看来实在是荒
唐。我们姑且相信这两种可能性的确被排除了（尤其是彗星这一条是很容易排
除的，只要查查当天的天文观察记录即可），但是它不是彗星，难道就不可能
是别的天文现象、气象现象或其他自然现象？它不是飞机，难道就不可能是别
的“人类的杰作”（例如火箭、人造卫星之类）？怎么可能在排除了两种现象
之后，就认定那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如果我学习王思潮的推理方式，对
他说：“第一，你不可能是石雕，第二，你不可能是猩猩，所以，你可能是外
星人！”王研究员有何感想呢？

也许王思潮还对其他现象一一做了排除，而媒体没有报道。即便如此，也
不能令人信服。王研究员虽然在著名的研究机构任职，但是他只是研究小行星
的专家，不可能通晓所有的自然现象和人工现象，可以一一去排除它们。即使
王研究员是全才，对所有的现象都了如指掌，限于条件也不可能都能做出准确
的判断，更何况还可能有一些自然现象是人类未知的，怎么去排除？

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首届世界UFO大会上，王思潮认为1981年出现的某个
不明飞行物可能是与外星智慧生命有关的特殊飞行器，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排除
法，我当时已写过一篇文章加以批评（《如此“严谨”的不明飞行物专家》，
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14日）。在10月份，在北京电视台的科技全方位
节目中，我还为此与王研究员面对面争论了大半天，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一
起批评了王研究员的研究方法。有意思的是，朱馆长的观点比我还“极端”。
我不过认为外星人到地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可轻易得出外星人已来过的结
论，而朱馆长干脆认为外星人不可能到地球来。

一些沉迷于神秘现象、伪科学的人都不愿或不敢与我在电视上交锋，王思
潮却同意和我当众切磋，倒也难得。根据这次接触得来的印象，我并不怀疑他
的真诚，甚至觉得他天真得有几分可爱，和那些满口谎言、谣言的“UFO专家”
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自认为研究的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光凭热情和执着是
远远不够的，起码还要有严谨的态度，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

“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
足以震惊世界，改写人类文明史。这种耸人听闻的宣称，如果出自某位业余爱
好者之口，见诸小报报端，尤可原谅。但是，由职业科学家讲出来，通过国家
通讯社向全世界宣布，却又如此经不起推敲，那就是在开国际玩笑了。

2005.12.3.

（北京科技报2005.12.7.）

(XYS200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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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在世界各地新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密
集报道，有的还是引起人员死亡的报道，其中最严重的是越南，自2003年以来
已有42人因感染禽流感病毒而死亡，约占全球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中国青海、
内蒙古、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等地也出现了疫情。与去年年初中国首次公
布禽流感疫情时引起社会恐慌、人人不敢吃鸡肉、逼得肯德基改卖猪排相比，
公众的反应相对平静。反倒是流行病学专家们更为紧张：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场
流感大流行已迫在眉睫？

专家们担心的，不仅仅是禽流感的流行导致家禽大量病死或被捕杀造成的
经济损失，也不仅仅是禽流感从家禽传染给人导致死亡的偶然事件，更担心的
是禽流感总有一天会变异成可以在人群之中传播的人流感，人体对这种新型的
流感将没有免疫力，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死亡惨重的流感大流行。在上个世纪，
曾经爆发过三次流感大流行，都在一年内传遍全世界，导致了大批人死亡。其
中最严重的是1918－19年间的流感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5千万人死亡。
另外两次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957－58（约1百万死亡），1968－69年间
（约75万人死亡）。这三次流感大流行都与禽流感有关。后两次流感大流行早
就被发现是由于禽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重组产生新亚型流感病毒引起的，而
1918年的流感病毒也于最近被重建出来，发现是从禽流感病毒演变而来的。

1997年在香港爆发的禽流感，使人们首次发现禽流感能直接传给人。那次
爆发导致18人住院、6人死亡。香港政府果断地消灭全香港1百50万只鸡，平息
了第一次同时感染人类的禽流感，可能避免了一次流感大流行。之后出现禽流
感疫情的各国纷纷捕杀家禽，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但是也有“动物保护”人
士指责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质问：“我们采取这一切手段的真正
原因，究竟是为了防治疾病，还是因为我们过于自信，作为万物的主宰，拥有
绝对杀戮的权利？”（王培《理性对待禽流感理性对待动物杀戮》，《新京报》
2005年11月1日）本来是简单明了的事情，被这一问反而让人糊涂了。就算
采取捕杀手段在主观上有什么可恶的动机，在客观上至少起到了控制疫情的目
的，从而抢到时间弄清禽流感的传染机制并找到防治办法，例如研发出疫苗或
特效药。只要我们承认人的生命高于动物的生命，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无可指责
的。

“动物保护”人士并且把禽流感视为动物对人类“文明”的报复，声称
“从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看，禽流感的发生之源，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动物养殖
场”（居天桥《禽流感，人类自戕的谶语成真》，《新京报》2005年10月29日），
呼吁人们像我们的初民那样，充分尊重动物的权利，与动物和谐相处，让生活
回归到禽类与人类“风雨同舟”一般地亲密相处，才能避免一场人类的新灾难
云云。

实际上，禽流感的起源与工业化养殖毫无关系。早在1878年就已有了发生
禽流感的记载，禽流感起源的时间可能远远早于此时。科学研究已证实，禽流
感来自野鸟，迁徙的水禽是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对禽流感的传播起重要的
作用，禽流感病毒亚型的地域分布与特定野禽固有的迁徙路线有关。它们可长
距离携带病毒飞行，排出含有大量病毒的粪便污染家禽的饲料、水源等，从而
将病毒传染给家禽，造成禽流感的流行。

而禽流感之所以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肆虐，与这些地方盛行家禽
与人类亲密相处的非工业化的“亚洲养殖方式”有关。在这些地区的农村，无
数的家禽被放养在田间、池塘、河流和农场，使得它们有与携带病毒的野鸟及
其粪便亲密接触、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机会。不仅各种家禽混合饲养，而且与猪、
牛、鱼混养。有的农场鸡舍就设在猪圈之上，鸡粪直接掉进猪槽中。这种混养
方式为禽流感病毒在不同种群之间的传播和变异创造了条件。与工业化养殖相
比，散养、混养的传统方式不便于发现疫情，也不便于发现疫情后统一捕杀。
即便是亚洲地区的大型养殖场，也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养殖不同，由于饲养密
度太大、卫生条件太差和缺乏疫情监测，容易造成禽流感病毒在家禽间的快速
传播。

在西方国家，人们只能从超市购买已屠宰、包装好的家禽肉，而在亚洲国
家，在农贸市场购买活禽、当街或在家宰杀仍司空见惯，使人们容易接触到病
禽而感染禽流感。家禽、家畜的粪便被当成肥料、饲料撒到田地、鱼池，之后
作物和鱼类又被人们食用，这也是传播禽流感的机会。因此，从野鸟、家禽、
家畜到人，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完整地存在着禽流感的传播链，而且，流
感病毒能在家禽、家畜和人之间来回传播，基因发生重组，容易产生能在人群
中传播的新型流感病毒。

所以，与“动物保护”人士所设想的相反，如果要问禽流感的爆发能给我
们什么警示的话，恰恰是要我们放弃与家禽密切相处的饲养方式和饮食习惯，
过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而是对落后的生
产、生活方式的惩罚。

2005.11.15

（《环球》2005.25）

(XYS200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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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在11月17日通过决议，表彰1945年在“百慕大三
角”海域失踪的27名飞行员，这个60年前的疑案，一时又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个案件的大致经过是：1945年12月5日下午2点，美国海军第19飞行中队的
5架“报复者”鱼雷轰炸机和14名飞行员在中队长查尔斯·泰勒的带领下，从佛罗
里达的劳德代尔堡海军航空基地起飞进行飞行训练。既定航线是从佛罗里达半岛
向东飞越大西洋抵达巴哈马群岛上空，然后折回劳德代尔堡，全程约300英里，
需时约3小时，飞机上携带的汽油足够飞行6个小时。在下午4点，基地接到泰勒
的报告说其罗盘失灵。这时飞机已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的上空，但是并未按原定的
向南、向西折回，而是继续向北、向东飞行，离开大陆原来越远，向大西洋深海
飞去。基地收到的最后一次通讯是7点过后不久，那时飞机还有一小时的燃料，
但很显然仍然继续向大西洋深处飞去，直到汽油耗完沉落海底。在当天晚上7点
27分，两架“水手”海上飞机起飞前去救援，其中的一架也失踪了，机上13名乘
员无一生还。“甘斯·米尔斯”号的海员目睹了这架飞机在升空23分钟后发生爆
炸，并发现了掉到海面上的残骸。

这起悲剧成了“百慕大魔鬼三角”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神秘故事，许多人为
此提出了种种解释，从自然因素、超自然因素一直到外星人绑架，无奇不有。在
传播中该事件的经过又被有意无意地添油加醋以加深其神秘色彩。特别恶劣的是，
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又进行了一番加工。《新京报》在11月19日刊登
《美为60年前神秘失踪官兵授勋》的消息，号称“据美联社18日的报道”，但是
对比美联社的原始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有助于消除事件神秘性的部分，都
被《新京报》删掉或做了篡改。例如：

美联社报道中提到通讯记录显示，有的学生飞行员发觉泰勒对飞行方向的判
断有误，要求改变航向，但是迫于军事纪律，不得不服从泰勒的命令。这表明在
整个过程中犯糊涂的也就泰勒一人，并不神秘，但是《新京报》将这一细节删掉。

《新京报》报道劳德代尔堡海军基地前飞行教练戴维·怀特的评论说：“无
论何时，我都不相信发生的这一切。5名富有驾驶经验的飞行员驾驶5架飞机在同
一时刻失事？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一切。”实际上，怀特的原话是：“我一直记得
我们从来没有失踪过一架飞机。全部5名合格的飞行员同时失踪？我无法相信。”
也就是说，怀特认为那是偶发的事件。美联社最后报道说，怀特本人和失踪飞行
员的亲属认为该事件并无神秘之处，这些观点也被《新京报》出于宣扬“‘百慕
大三角’成了世界上最神秘的海域之一”的目的而删去了：

“戴维·怀特在劳德代尔堡一带飞行了许多年，他的仪器从未出现故障。他
认为（第19中队的）飞机在佛罗里达东部海域坠毁，飞行员在撞击中死去或被风
浪淹死。‘水手’呢？他说，那种型号的飞机在历史上频繁出现（失火爆炸）事
故，以致被称为‘飞行油箱’。

“第19飞行中队的导航员霍威尔·汤姆逊的侄女琼·皮亚特鲁查说：‘那纯
粹是简单的飞行员失误造成的。我不相信是因为罗盘失常导致的。’”

美联社的报道也有不妥之处。它报道众议员克雷·萧的评论说：“在那里发
生了那么多古怪的事情，富有经验的飞行员不应该做出那种举动。那里一定有什
么名堂。”

事实上，失踪的5架“报复者”轰炸机，有4架由正在接受训练的学生飞行员
驾驶，并非“富有经验”。中队长泰勒倒是老飞行员，但是以马虎著称。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他曾经两次因为在海上迷航而不得不弃机跳伞而获救（泰勒还被
迫在海上第三次弃机跳伞，不过那一次不是他的责任）。在这次飞行训练时，泰
勒既忘了带手表又忘了带基本的导航仪器。在飞行中，他报告他的飞机上的罗盘
失灵，但是相信自己能够根据目测继续带领飞行，声称无需帮助。在4点45分时，
基地发现泰勒显然已迷失了方向，要求他把指挥权交给跟随的飞机，但是泰勒显
然没有这么做。从通话记录可知，泰勒一直在率领飞行中队向错误的方向航行，
迟至6点时，泰勒还在命令飞行中队向东飞行，而至少有两名学生飞行员认为应
该向西飞行，但是由于军中的纪律，他们不得不跟随泰勒飞向深渊。基地反复地
要求泰勒改用更可靠的紧急频道通讯，而泰勒也拒绝这样做。

因此这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为错误导致，其次天气也不佳。尽管在
第19飞行中队刚起飞时，天气情况良好，但很快就变得恶劣。救援飞机报告遇到
强烈的气流和危险的飞行条件，当时在该海域的船只报告有风暴和巨浪。一位迷
航而又刚愎自用的中队长带着没有经验的学生飞行员在恶劣的天气中夜里飞行，
遇难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随后官方的调查结果认为泰勒上尉必须为第19飞行中队的失踪承担主要责任。
但是泰勒的亲属对这个调查结果不满。他们向美国海军高层上诉。在40年代末，
美国海军最高当局满足了泰勒亲属的要求，把事故原因归咎于坏天气和“未知因
素”。“未知因素”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能力，百慕大存在“魔鬼三角”的传说自
此开始流传。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想到，如果百慕大三角真的频繁发生神秘的海难、空难，
最该重视的是海洋保险公司，应对经过百慕大三角的船只收取额外的保险费。
但是保险公司并不认为百慕大三角是个特别危险的海域。1975年，垄断英国海洋
保险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曾经发表过如下声明：“根据劳埃德记录，自1955年
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428艘船只被报失踪，而你们也许有兴趣知道，我们的情
报部门未能发现任何证据支持百慕大三角比其他地方有更多失踪案的说法。美国
海岸警备队有关大西洋事故的计算机记录可以追溯到1958年，其结果也支持这个
结论。”

2005.11.20

（北京科技报205.11.23.）

(XYS200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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