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星相学是西方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血液型人间学”（血型人学）则是日本通俗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受到东西洋通俗文化的影响，迷信星相、血型决定性格、命运者大有人在，迷信后者的似乎更多，其中不乏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他们很容易明白星相学是迷信，然而却觉得血型决定性格的说法似乎很有科学道理。这个风气是在80年代从日本传过来的。当时中国的出版社出了不少从日本翻译的《血型与性格》、《血型与人生》、《血型与爱情》之类的小册子，在大学生和中学生当中都很流行。我当时正在国内的生物系上大学，也看过几本，血型是否与性格有关，是同学们的一个常见话题。上生理学实验课，有一堂是自己测定血型，任课老师还发给大家一张血型与性格关系表，据称是国内某个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调查统计出来的，更加重了其科学性。当时在街上还时常见到医务人员摆摊帮人测血型赚取外快，测完后也发一张血型与性格关系表卡片。排起长队的顾客们了解自己血型的主要动机，当然不是为以后献血、输血做准备，而是为了知道自己的性格类型。这种迷信如果只是做为饭后谈资，娱乐消遣，无伤大雅。如果有人根据血型找配偶，虽然愚昧，也只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公司、机构根据血型来取人、用人，那就可说是一种社会危害了。这种危害本来只在日本才有，近来却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新华社2001年12月15日发自沈阳的一则题为《鞍山一女青年应聘遭遇“血型偏见”》的报道称：

   
鞍山一家公司招聘员工时完全用血型“严把用人关”。日前，女青年刘某应聘时因为“血型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而被公司拒之门外。

 　这名女青年今年毕业于一所大学经济系，当她看到一家广告营销公司发布的招聘营销部主管的广告时，觉得自己的学历、专业等条件与该公司所要求的基本相符，于是来到这家公司应聘。

 　刘小姐说，她向主管招聘的负责人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谈了对市场营销工作的一些见解后，这名负责人问刘小姐是什么血型，当得知是B型血时，对方立即表示不能聘用她，理由是B型血的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是非的判断力”，而且“没有团队精神”。

 　次日，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来到位于鞍山市铁东的这家营销公司，向一位负责人表示自己所学的专业与这家公司的要求完全符合并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方得知记者是O型血时，称可以考虑聘用问题，理由是O型血的人心态平和、为人忠诚。这名负责人称：“我们老板曾经在日本深造过，那边很多公司招聘员工时，血型是很重要的条件，因为很多人的血型就决定了他能否胜任某项工作。”

 　记者就此问题请教了有关专家，专家说，血型的确与人的性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不是绝对的。

   
如果真如这位“专家”断言的，“血型的确与人的性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即使不是绝对的，也可以成为偏见的理由。果真如此吗？

   
红细胞血型是根据血液中的红细胞表面上抗原来划分的，根据抗原种类的不同，常见的有二十几个分类系统，ABO血型系统只是其中的一个，只不过因为发现得最早，又与输血的关系最密切，所以广为人知。在二十世纪之前，西方医生已尝试过对失血过多的病人进行输血，但往往导致死亡。1900年，奥地利维也纳病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兰特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输血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某些人的血清导致另一些人的红细胞凝集，但在某些组合却又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第二年，他从各位同事那里采集了血样，对红细胞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存在两类抗原，他分别命名为A抗原和B抗原。有A抗原的血他称之为A型，有B抗原的他称之为B型，两种抗原都没有的，他称之为C型或零型（后来改称O型）。又过了一年，他的两名学生采集了更多的血样，发现有的同时存在A和B两种抗原，即AB型。植物、微生物也存在A、B抗原，如果人体内原先没有某一种抗原，从食物中吸入或受微生物感染后，就会在血清中出现对抗这种抗原的抗体。因此，A型血清中有抗B抗体，B型血清中有抗A抗体，O型血清同时存在这两种抗体，而AB型血清没有这两种抗体。输血出现凝聚的原因，就是一种血清中的抗体（抗A或抗B）与另一种不同血型的红细胞的抗原（A或B抗原）相遇造成的。由此可知，A型可以输给A型和AB型，但只能接受A型和O型；B型可以输给B型和AB型，但只能接受B型和O型；O型可以输给任何型，但只能接受O型；AB型只能输给AB型，但可以接受任何型。在输血前，对供血者和受血者的血液做血型鉴定，并在体外检测二者相混不发生凝集，就可以避免因输血凝集反应导致的生命危险。由于这个发现，兰特斯坦纳在193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在1924年，伯恩斯坦（F.
Bernstein）发现了ABO血型的遗传机制。它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各从父母得到一个）控制、严格按孟德尔遗传定律遗传的。等位基因A和B是显性基因，O是隐性基因，因此基因型AA和AO都表现为A型，BB和BO表现为B型，AB表现为AB型，OO表现为O型。子女的血型不一定与父母的相同，但是父母的血型决定了子女的血型只能有哪些可能。例如，A型父亲和A型母亲只能生下A型或O型的子女，如果其子女是B型或AB型，我们可以推断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不是亲生，即可以根据血型排除亲生父亲或母亲（但不能确认），这是法医做亲子鉴定的一种手段。后来发现A、B、O基因还各有不同变异，目前已发现14种A基因（以A1，A2……表示），14种B基因和8种O基因。

   
这个重大的医学发现，很快就被滥用。在1910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医生范顿根（Emil
von
Dungern）最先将血型做为种族主义的依据。他声称，纯种欧洲人的血型是A型，纯种亚洲人的血型是B型，或者说，那些B型血的欧洲人不是纯种欧洲人。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位波兰研究者对英国和法国占领军士兵和俘虏中不同民族的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血型分布存在差异，据此将人类划分成了三个人种：A型占多数的欧洲人，B型占多数的亚－非人，和过渡型。他们并描绘了一幅人类进化的图景：人类的祖先原先都只有O型血，之后分化出了A型和B型两个不同的人种。按照这个思路，正苦于没法找到一个划分人种的客观标准的人类学家们马上把调查血型分布当成救命稻草。1930年在给兰特斯坦纳颁发诺贝尔奖的典礼上，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就是如此赞扬兰特斯坦纳的贡献的：“兰特斯坦纳的发现为研究一个民族的种族纯洁程度的决定性开创了新的领域。”

   
但是以后所有试图根据ABO血型划分人种的努力都失败了。并没有一种ABO血型基因是某个人种所独有，三种血型基因在所有人种中都可以找到（只有美洲原居民有极低的B基因）。而且血型分布也有共同点，都以AB血型最少，而O血型普遍较多。那么能不能根据血型频率的差异来划分人种呢？粗一看，不同的“人种”的确有自己的血型频率特点，例如欧洲人中B血型普遍较少，亚洲人中B血型较多，美洲原居民则几乎全部都是O血型。但是这是已预先划定了人种，再去找其血型分布特点。血型分布的实际情况，要比想像的复杂得多。O基因是最普遍的，在世界各地的分布都在一半以上，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原居民中几乎达到100%。它在澳洲原居民和西欧也有较高的频率，而在东欧和中亚则最少。B基因是三种血型基因中最稀少的，它在中亚最多，在美洲和澳洲最少，但在非洲也有相对较高的频率。A基因要比B基因更常见，在世界大部分人口中所占的频率在10-35%。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原居民中几乎不存在，但在北美洲的黑足人（30-35%）、澳洲原居民（许多部落达40-53%）和北欧的拉普人（50-90%）这些较小的群体中达到了高峰。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各个“人种”内部不同地区的人群状况，就会发现他们的血型分布差异很大，而属于不同“人种”的群体之间，反而可以找到相似的分布。例如北京人（O=29%,
A=27%, B=32%, AB=13%）和广州人（O=46%, A=23%, B=25%,
AB=6%）之间的血型分布差异，远大于日本人（O=30%, A=38%,
B=22%,AB=10%）和波兰人（O=33%, A=39%, B=20%,
AB=9%）的差异。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可见，我们无法用血型分布来划分人种。事实上，没法用任何遗传特征来划分人种，“人种”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虽然至今还有人相信血型分布决定了人种，甚至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国民性，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毫无科学依据的论调，只要在世界范围内仔细研究一下各个人群的血型分布，就可知其谬。

   
要驳斥血型决定性格的论调，却没有这么简单。这门在日本被称做“血液型人间学”的伪科学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古川竹二的日本人。此人在东京大学获得哲学学位，毕业后到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担任讲师。在此期间，他对1245名对象进行了调查，在1927年心理学研究会上发表了他的学说，继而在学术刊物《心理学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血型与性格学的研究》的系列论文。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提出体液说，认为人体内部具有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它们相互混合的程度决定气质。因此他把人的气质分为四类：多血质（开朗）、黄胆汁质（性急）、黑胆汁质（抑郁）、粘液质（迟钝）。在20世纪初期，体液说早就被现代医学所抛弃，但是在心理学界仍大有市场。古川巧妙地把新发现的四种ABO血型和古老的四种气质说联系在一起，似乎为一种古老学说提供了科学依据：人因血型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气质。同一血型，具有共同的气质。A型人顺从听话，B型血人感觉灵敏，O型人意志坚强，AB型是A型和B型的混合，外表是A型，内里是B型。他还发现，那些有较多的O型和B型的人群，要比以A型和AB型为主的人群活跃，由此又可以给日本城市贴上性格标签：东京、大坂三、名古屋是活泼的，而京都是温顺的。这些说法在学术界受到了批驳、嘲笑，在民间却被视为科学新发现而被普遍接受。1930年，长崎医学院的法医学教授浅田一为“血型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血型与职业挂上了钩。他发现在银行家和薪水阶层中A型比例高，在教师中AB型比例高，在士官生和将棋棋手中O型比例高，在艺妓和警官中有高比例的B型和O型，而无A型……他得出结论说：A或AB型适合当店员，B或AB型适合当外交官，而O型适合当军官，等等。由此又掀起了一个探究已故和在世的名人的血型的热潮。到了1937年，血型与婚姻被联系在一起。当时日本正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轴心国，有学者在日本妇女杂志上声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大臣都是O型血，可见O型人是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并向其读者提议：温顺、有自我牺牲精神的A型女人应以有智慧的O型男人为偶，反之亦然。

   
随着日本的战败，这股血型狂热也渐渐平息。50和60年代是相对安静的时期，当时的主要鼓吹者是日本现代心理研究会会长目黑宏次和目黑澄子夫妇，他们组织了一些人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在1971年，一位名叫能见正比古的记者写了《以血型了解缘分》的书，再次掀起了血型热潮。这本书到现在已印刷200多次，发行几百万册。此后能见正比古又写了《血型与人生》、《血型与人际关系》、《血型与爱情》等九本著作。1981年，能见正比古在发表鼓吹“血液型人间学”的演讲时猝死，其事业由儿子能见俊贤继承。尽管日本心理学界不断地加以驳斥，能见正比古父子领导的这个血型迷信运动在日本却愈演愈烈。据调查，有70%以上的日本人相信血型与性格有关系。大多数日本人根据血型择偶、交友。许多日本公司，包括国际性大公司，都根据血型招人、用人，甚至在招聘广告中明确规定只有哪种血型的人才能应聘。能见正比古父子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有些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也很流行。大约在十年前，血型迷信做为新时代宗教的一部分，也进入了美国。当然，对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减肥、保养身材，而不是性格。1996年，一位美国江湖医生（自称“自然疗法医生”）达达摩（Peter
D’Adamo）投美国人之所好，根据能见正比古的理论写了一本《根据你的血型合理进食》的书，风靡一时。

   
不少严肃的日本心理学家研究过血型和性格的关系，发现没有关联，或者有微弱的关联，后者被认为是因为受试者由于受血型影响导致的自我实现：由于相信自己所属的血型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不知不觉地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显然，由于日本人都普遍知道哪种血型会有哪种性格的说法（即使他们本人不相信），在测试其性格时就难以排除从血型迷信得到的影响。由于血型迷信在西方还未流行，所以更适于在西方做这项调查。在以前，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是环境决定论，普遍不相信人性与遗传因素有关。到了60年代，遗传对性格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才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也就有人开始想到了血型与性格的关系。

   
1964年，著名学术刊物《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在12月这一期以头条刊登了著名心理学家卡特尔（R.B.Cattell）等人撰写的论文《血液群体与性格性状》。他们对568名意大利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用16项性格指标进行测定，发现其中有一项（温顺－坚强）与ABO血型“显著”相关：B型要比A型和O型的温顺（这个结果与血型学所说的恰好相反）。有两位遗传学家分别给该杂志写信指出，这项研究在逻辑上和统计上都存在错误，是靠不住的。其中一位激烈地批评像《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这样重要的科学杂志浪费有价值的版面去刊登这样糟糕的论文，是一个耻辱。他们两人都要求卡特尔公布原始数据以便验算。卡特尔在答复中说，原始数据没有保留下来，无法提供。时隔16年（1980年），斯万（D.A.Swan）等人在一本人类学杂志《人类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用相同的心理测验对美国密西西比州白人学校的547名儿童进行了调查，在15项卡特尔指标中，也只发现有一项与血型有关，然而这却是另外一项（“放松－紧张”）：O型比A或B型紧张，AB型最紧张。卡特尔等人稍后也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对323名澳大利亚白人的调查结果。他们承认，这个结果与上次的结果不符，未能再发现“温顺－坚强”性格与ABO血型有关，但是在另外三项性格指标中（“从众－自行其是”、“散漫放浪－自律”、“焦虑”）却出现相关：AB型比A或B型更自行其是，A型比O和B型更自由散漫（这也与血型学所说的相反），并比O型更焦虑。1989年，卡特尔等人在《人类季刊》又发布了一项新的统计结果（这次是对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人进行的调查）。这一次，他们测定的是四项性格指标（外向型－内向型，感性型－直觉型，思考型－感觉型，洞察型－判断型）和决定风格（一时冲动－深思熟虑，刚愎自用－博采众议）。他们的结论是，ABO血型和性格无关，彻底推翻了自己以前的研究结果。但是，他们却又有了新发现：ABO血型与做决定的风格有关联，O型在做决定时，更倾向于冲动式的和博采众议式的。他们此后未再做类似的研究，否则可能又推翻了这个发现。

   
在1973年，另一份著名学术期刊英国《自然》发表了一篇由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合写的小论文，根据他们对牛津周围乡村的534人调查的结果，发现智商与ABO血型有关，A2型平均智商（111.16）略高于O型（109.75），后者高于A1型（106.95）。1975年，另两名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去信指出，这是分层取样导致的假象，在进行了校正之后，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983年，《自然》发表了另一篇与血型有关的论文。英国斯旺西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研究了英国输血中心登记的献血者血型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得出结论说：A型有更多的几率（约15％）出现在第一、二等的社会等级（英国政府将社会职业分成五等），从事创造性的工作。1990年，英国和爱尔兰的三名研究人员对爱尔兰的血库情况做了调查，未能发现ABO血型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他们认为，斯旺西大学的研究者之所以发现相关，可能是因为150年来，到英国的移民（一般来说从事的是地位较低的工作）都来自A型频率较低的地区。或者说，那也是统计假象。由于爱尔兰人口的民族组成要比英国更均一，因此结果更可信。

   
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所谓“显著”相关或差异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在一般人看来，这些所谓“显著”差异都很小。例如，在斯万等人的调查中，在“放松－紧张”这一项，四种血型的平均得分是（最低分1分，最高分10分）：O=5.87,
A=5.38, B=5.24,
AB=6.71，平均得分都在5-7分之间，差别并不明显，为什么说是“显著”呢？原来在统计学上，如果差异大于标准误差的两倍，就被认为是显著的，即概率P=0.05，也就是说在20次随机的比较中，有可能出现一次这样的结果。在上面介绍的调查中，有的是p＝0.05，有的结果更好一些，是p＝0.01。但是不管概率多小，只要比较的次数足够多，迟早总会出现显著差异。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上面介绍的性格测试中，是测试了十几项，才发现有一、两项有显著相关，这说明其结果可能是随机出现的，而不是真正具有相关性。如果是随机事件，那么用另一组人群进行调查，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这正好是我们所见到的。

   
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有多项调查证明血型与性格存在显著的相关，是否可以得出血型决定（或影响）性格的结论呢？并不能。仅靠相关性并不能用于证明因果性。如果不能发现作用机理，或给出合理的解释，那么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是虚假的。在世界上无数的事物中，是很容易找到某两种事物存在关联。迷信的起因，就是把表面上相关的事物，当成了因果。血型迷信不仅不能在生物化学、遗传学上找到任何依据或合理解释，反而是有悖已知知识的。

   
前面提到，ABO血型是由红细胞表面抗原决定的。这类抗原是什么物质呢？在1960年，瓦特金斯（A.
Watkins）确定了ABO抗原是糖类，并测定了其结构。随后，生物化学家们又阐明了其生物合成途径：ABO抗原的前体是H抗原。A基因编码一种叫N-乙酰半乳糖转移酶的蛋白质（A酶），能把H抗原转化成A抗原，B基因编码一种叫半乳糖转移酶的蛋白质（B酶），能把H抗原转化成B抗原。O基因不能编码有活性的酶，而只有H抗原。这些抗原在唾液等其他体液中也能检测到，但是在脊髓液中不存在。由于脑和血管之间有一道脑血屏障，血液不能流进脑组织，因此血型抗原不可能与中枢神经接触，也就不可能对性格发生影响。某些“血型学”的鼓吹者承认血型抗原或血型基因不可能直接影响性格，但是他们辩解说，与血型基因联系在一起的其他未知基因能决定性格。如果有这样的基因的话，也必定是和血型基因相邻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才能在遗传时连锁在一起。现在大多数遗传学家认为遗传因素能够影响性格，但是这些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涉及到众多基因的相互作用，决无可能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靠简单的遗传方式来决定。因此，这种辩解也是站不住脚的。

   
“血型学”的鼓吹者还试图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寻找依据。前面已经提到，早在ABO血型被发现后不久，就有人认为人类的祖先原先都只有O型血，之后分化出了A型和B型两个不同的人种，再后来A型和B型人种杂交，才出现AB型。这个毫无科学根据的说法影响深远，并构成了“血液学”的理论基础。按照他们的说法，O型是最原始的血型，因此O型人保存着原始人的特点，具有原始的生命力。A型是在森林、山岳、丘陵等地形复杂、视野狭小的地带从O型进化出来的，为了适应这种复杂的生活环境，使得A型人自我控制能力较强。B型则是在草原、沙漠等视野广阔的地带进化出来的，养成了无拘无束、自由散漫的性格。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推翻了这个进化图景。在90年代，三种血型等位基因及其变体都被克隆，其序列也测定了。通过基因序列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其进化史。O基因事实上是突变的、丧失功能的A基因（O1基因序列与A1基因序列相比，只在中间少了一个核苷酸。由于遗传密码以三个核苷酸为一个密码子，少了一个核苷酸后，就打乱了后面的编码，基因因此丧失了功能），因此，必定是O基因由A基因进化而来，而不可能相反。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有ABO血型，例如，黑猩猩以A血型为主，有少量O血型，但没有B血型；大猩猩以B血型为主，有少量O血型，但没有A血型；猩猩、长臂猿则同时存在四种血型，等等。把这些血型基因序列加以比较后，可以知道A基因是最古老的基因，O基因和B基因都是由A基因先后突变来的。通过计算可知，这发生于几百万年前。也就是说，人类祖先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三种血型基因、四种血型了。

   
为什么丧失功能的O基因在人类中却最常见，是一个谜。这可能是个偶然现象，也可能是因为O血型有某种生存优势，是自然选择的结果。O型人的血液中同时存在抗A抗原和抗B抗原的抗体，而A抗原和B抗原在微生物中都能发现，因此O型人或许对某些传染病抵抗力较强。比如，有人认为，O基因之所以在美洲原居民中出奇地高，是因为O型人对梅毒抵抗力较强（梅毒最初在美洲才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才传遍全世界）。几十年来，有许多项调查表明，ABO血型与多种疾病有关，例如，A型人被认为比O型人更容易得胃癌、胰腺癌、食道癌等。但是这完全是通过统计调查得出的结论，由于机理不明，究竟是真有关联还是统计假象，仍然没有定论。如果说，对血型是否影响生理状况还有所争议的话，那么学术界对血型影响性格的主张却是否定的。这不仅在生物化学、遗传学上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解释，而且也没有可靠的统计结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迷信“血型学”这门伪科学，倒是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2000年日本学习院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对149名已婚妇女的调查表明，对自我认同或集体认同感越强，则对“血型学”的兴趣越低。也就是说，血型迷信乃是对自己的人格和所属集体缺少信心的一种表现。

2002.1.20.

（原载《牛顿－科学世界》2002年2期）

人类ABO血型分布表
（根据bloodbook.com）

国家或民族－Ｏ－Ａ－Ｂ－ＡＢ

中国（北京）－２９－２７－３２－１３
中国（广州）－４６－２３－２５－６
日本－３０－３８－２２－１０
阿努伊人（日本）－１７－３２－３２－１８
朝鲜－２８－３２－３１－１０
鞑靼人－２８－３０－２９－１３
泰国－３７－２２－３３－８
菲律宾－４５－２２－２７－６
澳大利亚原居民－６１－３９－０－０
印度（孟买）－３２－２９－２８－１１
阿拉伯－３４－３１－２９－６
埃及－３３－３６－２４－８
埃塞俄比亚－４３－２７－２５－５
俄罗斯－３３－３６－２３－８
乌克兰－３７－４０－１８－６
格鲁齐亚－４６－３７－１２－４
爱沙尼亚－３４－３６－２３－８
波兰－３３－３９－２０－９
犹太人（波兰）－３３－４１－１８－８
犹太人（德国）－４２－４１－１２－５
奥地利－３６－４４－１３－６
法国－４３－４７－７－３
意大利（米兰）－４６－４１－１１－３
西班牙－３８－４７－１０－５
巴斯克人（西班牙）－５１－４４－４－１
塞尔维亚－３８－４２－１６－５
土耳其－４３－３４－１８－６
匈牙利－３６－４３－１６－５
吉普赛人（匈牙利）－２９－２７－３５－１０
英格兰－４７－４２－９－３
苏格兰－５１－３４－１２－３
爱尔兰－５２－３５－１０－３
芬兰－３４－４１－１８－７
挪威－３９－５０－８－４
拉普人（北欧）－２９－６３－４－４
爱斯基摩人（阿拉斯加）－３８－４４－１３－５
爱斯基摩人（格陵兰）－５４－３９－５－２
纳瓦霍人（北美印第安人）－７３－２７－０－０
黑足人（北美印第安人）－１７－８２－０－１
秘鲁印第安人－１００－０－０－０
玛雅人－９８－１－１－１

   据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有一所小学今年的一年级新生采用了依据血型分班的原则。校方称这是考虑到因血型不同，人的性格特点和为人处世态度也不一样，这样分班更有利于按性格因材施教，任课教师还可以针对各个学生的血型、性格特点，制定教育培养计划。对学校的这种做法，市民有的表示赞成，有的表示反对，究竟这种教育模式是否合适，一时难有定论。（《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30日）

   
消息传出后，网上有人担忧地说，这次按血型分班，下次会根据“星座”来分班吗？这种担心倒是有些多余。星相在中国还只是一些年轻人在玩，学者、教师一般都知道那是迷信，不会太把它当回事。但是许多学者、教师却会觉得血型决定性格的说法很有道理，其中不乏从事生物学、医学工作的专业人士。我曾经问过一位医生，她为何认为血型决定性格论有道理。她回答说，人的性格受遗传的影响，血型也是遗传的，所以这两种应该会有些关系吧。这个回答自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认为一切能遗传的性状——比如肤色的深浅、头发的曲直、身材的高矮——都能先天地影响性格。

   
所以，虽然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的性格形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任何遗传因素都能影响性格。从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看，我们看不出ABO血型有可能影响到性格。ABO血型是由红细胞表面抗原决定的。这些抗原属于糖类，在唾液等其他体液中也能检测到，但是在脊髓液中不存在。由于脑和血管之间有一道脑血屏障，血液不能流进脑组织，因此血型抗原不可能与中枢神经接触，也就不可能对性格发生影响。

   
有人辩解说，虽然血型本身不能直接影响性格，但是与血型基因联系在一起的其他未知基因能决定性格，因此血型也就与性格有间接的关系。如果有这样的基因的话，也必定是和血型基因相邻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才能在遗传时连锁在一起。虽然现在我们对影响性格的遗传因素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因素必定是极其复杂的，涉及到众多基因的相互作用，决无可能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靠简单的遗传方式来决定。因此，这种辩解也是站不住脚的。

   
“血型性格学”的书籍往往会罗列一些名人的血型以证明血型与职业的关系，有点科学头脑的人应该很容易想到这些名人是有选择地被挑选出来的，那些不符合结论的名人都被舍去了。还有的列出一堆血型与性格相关的统计结果，似乎显得更客观，其实这些统计并不是心理学专业人士做的，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即使不是捏造出来的，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我曾经仔细检索、查阅过国际学术期刊上研究血型和性格的关系的论文。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的调查、统计结果都表明血型和性格无关。有一项针对日本人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性格与血型有微弱的关联，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血型性格学”在日本非常流行，受试者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导致自我实现：由于相信自己所属的血型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于是不知不觉地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相反地，“血型性格学”在美国没有市场，就未出现这样的统计结果。

   
“血型性格学”还试图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寻找依据。据说，O型是最原始的血型，因此O型人具有原始的生命力。A型是在森林、山岳、丘陵等地形复杂、视野狭小的地带从O型进化出来的，为了适应这种复杂的生活环境，使得A型人自我控制能力较强。B型则是在草原、沙漠等视野广阔的地带进化出来的，养成了无拘无束、自由散漫的性格。再后来A型和B型人种杂交，才出现AB型。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推翻了这个进化图景。在上个世纪90年代，ABO血型基因的序列都被测定了。通过基因序列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血型基因的进化史：A基因其实才是最古老的基因，O基因和B基因都是由A基因先后突变来的。通过计算可知，这个变化发生于几百万年前。也就是说，人类祖先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三种血型基因、四种血型了。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血型性格学”都是一门伪科学，相信血型影响性格则是一种现代迷信。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游戏玩玩，或提供一点心理安慰，倒也不必多加指责。即使有人把它当真，根据血型交友、寻偶，也是个人自由。但是以前已出现过有些公司根据血型雇人、用人，对某种血型的人进行歧视，现在又发展到用血型来指导儿童教育，这就成为一种社会危害了，不能一笑了之。

2006.9.1.

（《中国青年报》2006.9.6.）

(XYS200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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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
                  
－－遗传学痛史

 

   
那是自中世纪以来对科学家的最大一次迫害。地点在苏联，起因则是进化论的两位创建人对进化机制的不同看法：拉马克相信在生物内在欲望的驱使下的用进废退是生物适应环境的原因，而达尔文则认为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才是进化的主要动力。我们或许会觉得，拉马克主义更象是唯心主义，而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应该更受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才对。但苏联的官方哲学，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唯意志主义的，它更相信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早在1906年，一位叫斯大林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就已论述说，新拉马克主义正在战胜新达尔文主义，而这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唯物辩证法之正确。但是与斯大林的预言相反，从二十年代起，遗传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了新拉马克主义的错误，新达尔文主义的正确，这个遗传学和进化论的综合过程，到五十年代最终完成。

   
苏联政权对遗传学的蓬勃发展抱着深深的敌意，遗传学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这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有实用的因素。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强迫建立集体农庄，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利的农民们以屠宰牲畜、销毁粮食、消极怠工抗议，农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苏联迫切地需要用技术发明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但是，虽然俄国拥有切特维里科夫、菲利普琴科（这两位大师的群体遗传学方法在他们的学生杜布赞斯基于1927年移民美国后传播到了西方，为综合进化论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瓦维洛夫等一批遗传学的杰出先驱者，还处于实验阶段的年轻的遗传学对农业生产还无法提供太大的帮助。从理论上说，用达尔文主义的方法改进物种也要比拉马克主义缓慢得多。相信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的拉马克主义表达了一种快速发展的良好愿望：如果那是真的，就意味着你的儿子天生就具有了你学到的知识，而不必一切从头开始。拉马克主义的表述也更为直观，更易被外行接受，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外行对“用进废退”深信不疑。苏联需要一种新的比资产阶级遗传学更加先进、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无产阶级的遗传学。这个新遗传学需要有偶像和权威。于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夸夸其谈的园艺师米丘林便被树立成了新遗传学乃至新生物学的偶像。这位没落贵族家庭的后代据说在革命前受到沙皇的迫害，在政治上当然可靠。在理论上，他攻击孟德尔遗传定律是没有普遍意义的“豌豆定律”，主张获得性能够遗传，强调环境的创造性作用，与造就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信念不谋而合。在实践上，他声称用远缘杂交和嫁接的方法“定向培育”出了六百多个（一说两百多个）果树新品种，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再也没有比这种神话式的偶像更能吸引人的了。“米丘林遗传学”、“米丘林生物学”在共产主义国家成了新遗传学、新生物学的代名词，即使到了当代，在这些国家，米丘林头上的光环也还未完全消失。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去年年底发出问卷，评选出１０名俄罗斯（包括整个原苏联）２０世纪杰出科学家，米丘林也入选。在1989年版《辞海》的“米丘林”条目，还附有一幅肖像，这是那些极其重要的正面历史人物才享有的待遇，生物学家中有此殊荣者仅寥寥数人。但是，我们现在根据遗传学知识可以断定，米丘林用所谓“无性杂交”创造的“新品种”，如果是真的，也只是一些由不同基因型的细胞组成的嵌合体，并非新种。米丘林对遗传学乃至生物学毫无贡献，如果不是在他的名义之下所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反科学和伪科学运动，米丘林的名字完全可以从生物学史上抹去。

   
1935年，米丘林在被授予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的头衔一周之后去世，未能看到在他的战旗之下对苏联遗传学家所进行的有系统、大规模的迫害。其实序幕早已拉开。在1931和1932年，一批遗传学家被贴上“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的标签而赶出科学院，瓦维洛夫创建和领导的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植物育种研究所则被批判成“在列宁的名字掩盖下”所建立的“异己阶级的、充满敌意的、彻底反革命的研究所”。正是在在种政治气氛下，米丘林的继承者李森科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此君以“春化处理”（对越冬作物种子进行低温处理后推迟到春天播种）的发明者自居，而实际上春化处理既不是他的发明（早在1915年嘎斯塔夫·嘎斯讷就已发明了这种技术），也不是他首次在苏联推广（在1923年马克西莫夫就已用更为严格的方法做了春化试验，以后他对李森科的技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的发明，就是将那些对推广他的春化处理技术有意见的人称为阶级敌人。1935年，这位农民的儿子已被树立为“赤脚科学家”的典型，与躲在实验室中的“资产阶级遗传学家”相对抗。在全苏第二次集体农民突击队员大会上，李森科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的报告，宣称：“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集体农庄中有，而且在科学界，他们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也是同样的。为了保护春化处理技术，我们同一些所谓‘学者’进行了许多争论，受了不少气；在坚持春化处理的实践中，遭受了种种打击。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斯大林听了，大声喝采：“好，李森科同志，好！”

   
就在这一年，李森科先后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科院院士，并正式提出了米丘林主义的伪科学理论，否认基因和任何特殊的遗传物质的存在，认为细胞才是遗传的基础，细胞的任何部分都有遗传性。遗传是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将外界条件内化的结果，由外界条件引起的变异都是能够遗传的。遗传学被称之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的观点（因为它强调基因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普遍联系的观点（因为它强调内部遗传物质的重要性）、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和有规律的观点（因为它认为突变是随机的、没有方向的）格格不入的。这种伪科学声称可以通过定向改变环境而快速改变生物体的性质，正中斯大林加快集体化和工业化的下怀。1936年年底，全苏农科院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按官方的指示要求将“旧”遗传学纳入“米丘林生物学”。但遗传学家们并不妥协。在这一年，已有三名党员遗传学家阿哥尔、列文和列维特（人类遗传学学院院长）被宣布为“人民公敌”而被捕，阿哥尔和列文被枪决，列维特死于狱中，人类遗传学学院被关闭。1937年，瓦维洛夫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的帮凶”而撤销了全苏农科院院长的职务，他之后的两任院长和一批农科院成员先后被逮捕。1938年，由李森科担任了院长。被米丘林主义者视为头号敌人、处于危险之中的瓦维洛夫表明了他抗争到底的立场：

   
“我们将走向柴堆，我们将被烧死，但是我们绝不从我们所确信的退却。让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曾经相信，现在也还相信并坚持我所认为的是正确的。……这是一个事实，仅仅因为身居高位者希望我退却就要我退却，是不可能的。”

   
原定193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次国际遗传学会议推迟到1939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没有一个苏联生物学家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包括在1936年当选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的瓦维洛夫。但是国际声誉并没能救得瓦维洛夫。1940年，瓦维洛夫以英国间谍、破坏分子等罪名被捕，1941年被判处死刑，在死牢中被关了几个月后改判徒刑。1942年当瓦维洛夫在狱中时，被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1943年瓦维洛夫死于狱中，终年56岁，正是科学家的壮年。他的死标志着遗传学在苏联的终结，从那时到现在，苏联、“独联体”没有出过一位值得一提的遗传学家。大批遗传学家先后被逮捕，有的被处决，有的死于狱中。如果不是因为德苏战争爆发而转移了苏联政权的注意力，苏联遗传学家们早已被赶尽杀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苏联政权马上开始了整肃知识界的行动。继1946年整肃文学界，1947年整肃哲学界之后，1948年开始整肃科学界，生物学首当其冲。1948年7、8月间，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召开了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残余的几名遗传学家被“邀请”参加这次近千人的大会接受批判。李森科做了经斯大林修改、苏共中央批准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遗传学家们在会上一开始还为染色体遗传学辩护（虽然他们否认自己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一旦知道党中央的意图之后，便声明放弃自己的反动立场－－瓦维洛夫那样的勇士早已被杀光了。这次会议被宣布为“表现了米丘林路线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全面胜利”，“彻底粉碎了反动的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紧接着，苏联科学院和苏联高等教育部也召开会议做出决定。遗传学家被禁止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与遗传学有关的研究所、实验室挨个挨个被关闭。撤销一切非米丘林方向的科研计划。遗传学书籍被从图书馆书架取下，教科书被销毁，课程被取消。任何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实际上在苏联已成为非法，反对米丘林学说即构成犯罪。

   
从1948年一直到斯大林死时，苏联科学刊物上没有发表过一篇敢对米丘林学说有任何异议的文章。斯大林死后，反对的声音开始浮现。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学说不仅未能对农业生产有任何的效益，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李森科竭力主张在西部西伯利亚播种经春化处理的冬小麦，结果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收成，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李森科否定生存斗争的存在，将这个观点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庸俗达尔文主义”，自称“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认为种内不存在竞争，主张密植，越密越好，导致作物大批死亡，光是这一损失，估计即达十亿卢布。多倍体、自交系、辐射育种等遗传育种技术已在世界各国大规模发展，成为农业增产的重要方法，而苏联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一片空白。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4月李森科被迫辞去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苏联开始派代表团出席国际遗传学会议，恢复了遗传学研究。但是在1958年，赫鲁晓夫转而支持李森科，1961年，李森科东山再起，重新担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苏联遗传学研究再次转入地下，改在物理、化学研究所之内偷偷进行。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遗传学才算获得了合法地位，可以跟米丘林“生物学”平起平坐了。但是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这时已落后了四分之一世纪。从1938年到60年代初，苏联没有出版过一本遗传学教科书，也没有一所医学院教遗传学。“独联体”各国仍然在承担这个断层导致的恶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的生物学研究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二
   
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国的遗传学家基本都有留美、留欧背景，其中也不乏在摩尔根实验室学习、研究、得过博士学位的（象李汝祺、谈家祯等人）。他们回国后大都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已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建国后，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一文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件。苏联伪生物学家纷纷应聘来华传播伪生物学。1952年，中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遗传学家们都受到了批判。这一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摩尔根学派，严厉指责“当前我们生物科学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各大学中生物科学各部门基本原封不动，旧生物学的观点仍然贯穿在课程的各个方面”，勒令“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从这一年秋季起，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遗传学研究全部被停顿，而改以伪生物学研究取代。遗传学家们虽然一般仍留在原单位，但全部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遗传育种材料被销毁，试验田被铲除。甚至直到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对之视若神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马肃〕在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因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被全部销毁。1955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胡研究员受到了政治批判。

   
1956年4月，传来了李森科辞职的消息。中共中央也在这时候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指定在遗传学领域树立“百家争鸣”的榜样。于是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了约一百三十人参加的遗传学座谈会。遗传学家和米丘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上一起讨论遗传学问题，至今仍被视为“百家争鸣”的典范，用我在大学本科时一位老师的话说：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立了大功。

   
这次会议，如其名称所表示的，并非一次学术讨论会，而是座谈会，更确切地说，是一次遗传学家向米丘林主义者普及遗传学的基本常识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在发言之前都声明自己是外行，从其发言内容看，倒也并非谦虚。童第周、朱洗等实验胚胎学家对基因学说还有所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调控机制也只是近十几年来才研究得比较透彻，在当时还一无所知。但是，会上米丘林主义者对遗传学的攻击，即使是按当时的水准，也是极其低下的。他们全然不懂基因型和表现型、后天获得性和自然选择的区别，不具有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奚元龄竟然还用细菌的抗药性来证明后天获得性的正确，不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微生物遗传学实验就已证明了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即使是遗传学家们，由于已多年被禁止从事遗传学工作，各种遗传学期刊自1949年起就被停订，对国际遗传学的进展也大多不了解。在整个座谈会中，只有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德宝提到了在三年前华森和克里克就已做出的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还不忘小心翼翼地声明“并不能算做定论，我们对于DNA的构造知道得还很有限。”

   
除了漠视科学事实之外，米丘林主义者从发言中还表现出逻辑思维混乱、没有掌握科学方法，根本就不具有从事科研的能力。比如华南农学院教授王仲彦在长篇介绍了他们做的“无性杂种”证明米丘林学说的实验之后，承认还存在缺点，“（1）没有原种对比，科学性不够。（2）所观察的对象仅为外部性状，外部性状是容易变异的，对遗传性的影响如何尚须深入研究。”他不知道，这两点就使他的实验毫无价值，没有对照的实验，不仅是“科学性不够”，而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科学性”。难怪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竞雄认为“论争的焦点，还在于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不仅只是事实，还包括实验材料、方法、结果的解释以及科学定义等。”

   
然而整个会议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米丘林主义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遗传学的发展恰好证明了米丘林学说的正确。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何定杰说，用于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肺炎球菌实验正好证明了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产（我将他的话看了几遍，至今不明白他是如何推导出这个结论的），“由此可见，摩尔根遗传学，近年的发展，已大大的接近于米丘林遗传学。”“从摩尔根遗传学的发展趋势看来，它不是与米丘林遗传学背道而驰，而是一天一天的接近于米丘林遗传学，朝着米丘林遗传学方向发展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副研究员梁正兰说：“我听了几位先生介绍摩尔根学派的发展，许多工作是很有意思的。基因的概念不象以前那样，而有了新的发展。我相信这是因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使这种理论有所修改的结果。基因概念的这种发展是很好的。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和米丘林学说比以前接近了些。”该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王番〕则指责遗传学家将基因学说当成了“绝对真理”，“正因为如此，在摩尔根遗传学中，直到今日，在理论上看不见什么发展和创见。”该研究室主任祖德明在会后总结文章中，也声称摩尔根学派最近“渐渐觉察到细胞质特别是环境条件对于遗传的巨大作用，从而初步解开了染色体基因学说的束缚。”看来这个中国遗传研究的权威机构（当时遗传研究所还未成立）就没有一个遗传学家！

   
对于这些在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甚至可以说相当无耻的论调，当时的遗传学家们又是怎么反应的呢？除了李竞雄教授敢于针锋相对地、极其正确地指出米丘林学派“抹煞了一百多年来生物科学发展的事实，而回到一百多年前去了。”其他遗传学家都采取了一种回避、退让、调和的态度。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汝祺跟他的“师弟”、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祯说要“走中间路线”，会上走中间路线的人的确不少，象“孟德尔和米丘林学派都有片面性，应该截长补短，互相补充，融合起来，希望我们遗传学成为一门创造性的科学”（浙江农学院教授陆星垣的发言）之类的骑墙说法出自几乎每个发言者的口中，若不查其师承，难以认定他们是遗传学家还是米丘林主义者。如果说这是碍于情面不好当面发生冲突，那么会后的总结文章也一样试图调和。谈家祯教授会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我认为米丘林提出的定向培育理论，标志着人类控制和改造生物类型的崇高愿望，可能把遗传学、甚至整个生物学的发展方向提到更高的阶段。”“从摩尔根学派最近开展的有关细胞质遗产和微生物定向变异的初步研究成果来看，摩尔根学派不是同米丘林学说的基本精神没有一点共同的基础的。”等于是认同了米丘林主义者的“先进”谰言了。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方宗熙会后在《生物学通报》上一面指出摩尔根主义“成为现代生物学的极其重要的知识，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因此，现代遗传学的研究应该以它为基础。”一面又赞扬“米丘林学说所强调的定向改造遗传性使生物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方向，是生物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这样的方向符合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符合于科学发展的前途。”也一样是承认“米丘林生物学”之“新”。

   
其实当局的既定政策，就是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让两家和平共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致开幕词时，已指出“苏联的科学精神”和“米丘林学说”是碰不得的：“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中还不能很好地领会苏联的科学精神”、“几年来我们虽然学习了米丘林学说，因为体会不深，在研究上和教育上主要根据李森科学说来进行工作和教导学生”，而这次会议的用意，就是要解决“过去摩尔根学说被批判了，不敢介绍；现在李森科学说也被批判了，更觉得无所适从”的尴尬。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随后发言，为整个会议定下了基调：“遗传学的两个学派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会议的目的，看来是达到了。按照童第周先生在闭幕词所言，这次座谈会一致认为：“摩尔根学说的研究和米丘林学说的研究，都应当发展，都应当扩大它们的领域。本着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十二年内达到国际标准的共同目标，各学派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批评，这对于遗传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妨碍，相反地将会起很大的作用。”象李竞雄教授这样的“极端”分子的不平之鸣，也就只是整个会议中个别的不和谐声音。《人民日报》在会后发的报道《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批评这些“极端”分子说：

   
“有个别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曾经要求会议作出我们遗传学应该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认为只有采用摩尔根主义的方法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遗传学的国际水平；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应该只讲授摩尔根学派的细胞遗传学等。这些看法，受到其他科学家，包括一些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是和实际情况不符的。”

   
今天读到这些话，只有让人感到悲哀。当局的如意算盘，是觉得遗传学和米丘林主义各说对了一半真理，科学的发展会使它们统一起来。但这种美妙的情景在科学史上极其罕见。历史早已证明，正确的恰恰是那些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个别的遗传家。我忍不住要设想：假设会议能够做出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而不是浪费宝贵的科研资源支持、纵容一个真正反动的（无视一百多年来生物学的发展）、唯心主义的（否认遗传的物质基础）伪科学流派；假设中学、高等学校从此只讲授遗传学，而不是同时讲授米丘林主义误人子弟……今天中国的遗传学水平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而今天中国遗传学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大约也还是十二年。

   
这种“百家争鸣”一直持续了下去，六十年代遗传密码的破译、七十年代克隆技术的发明都没能结束这种局面。到了八十年代，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时代达三十年之久，被定为“米丘林生物学”研究基地的四川大学生物系还出了一本《米丘林遗传学》的教科书。当我无意中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浏览到这本书的时候，其感觉，就象是在一堆高科技产品中突然见到了一件古董。

                            
三
   
美国伟大的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在三十年代时曾经应瓦维洛夫的邀请到苏联工作过几年。他们希望能够并肩对抗正在崛起的米丘林主义。穆勒参加了1936年的列宁全苏农学院会议，在会上做了最激烈的发言，指控李森科及其同党是打着辩证唯物主义旗号的唯心主义者。他将遗传学和米丘林主义的对抗，比做是医学和巫术、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对抗。第二年，穆勒灰溜溜地离开了苏联。在一个极权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伪科学的时候，科学只有一败涂地，科学家的肉体甚至因此被消灭。

   
虽然在青岛会议之后，中国的决策者没有采取象苏联政权那样极端的做法，但是“百家争鸣”的号召，在允许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也保护、支持了米丘林主义伪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政治的干预、支持，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伪科学教学和研究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在西方国家，米丘林主义从来就没有市场，而只被视为笑柄。

   
中国的科学家并非对科学方法没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只能与政府的既定政策保持一致。李汝祺教授在青岛会议上就指出：“科学的标准和对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决定于科学的事实，同时亦决定于逻辑。”对米丘林主义者不顾科学事实，不符逻辑的思维，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但是他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仍不得不承认米丘林主义的价值，想象“不久的将来，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遗传学中目前存在的两个学派，会逐渐融合为一”。毛泽东命令《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并给加上了新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此就有了一个论断，叫做“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青岛会议记录在1985年出版时，书名就叫做《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如果我们按官方的定义，将“百家”理解为不同的派别，那么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必然要经由百家争鸣。对还没有定论的科学问题，固然免不了会有两家、多家的争鸣。但对已有定论的科学问题，一家独鸣也属正常。在五十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已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鸣。米丘林主义乃是政府人为树立的伪科学学派，本无争鸣的资格。如果我们将“百家”理解为个人，那么也绝不是人人都有在科学问题上争鸣的资格。想到科学领域争鸣，首先要遵循科学的标准，使用共同的科学语言。用穆勒的比喻，即是不能用巫术的语言到医学、用占星术的语言到天文学争鸣。片面地强调百家争鸣，就有可能为伪科学开方便之门。实际上“百家争鸣”到今天仍然是伪科学者试图插足科学领域的一大借口。

   
对科学研究横加政治迫害是一种犯罪，对伪科学研究加以政治支持也是错误的。如果非要为发展科学找一条必由之路的话，那就是：让科学按自己的规则，独立、自主地发展。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Critical History,
by Helena Sheeha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
《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李佩珊等编，商务印书馆，1985）

2000.4.30.

   寒武纪开始于5.7亿年前，结束于5.1亿年前，是地质年代古生代的第一个纪。

寒武纪之前的地层的动物化石较少，而在寒武纪的地层中，发现了种类繁多的动

物化石，有的古生物学家甚至认为动物各门的祖先在这个时期都已出现，称为

“寒武纪物种大爆发”。最具代表性的寒武纪动物群是1909年在加拿大发现的布

尔吉斯页岩动物群。1984年，在云南澄江发现的寒武纪动物群，可与布尔吉斯页

岩动物群相媲美，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历来是神创论者反对进化论的一个理由。自从澄江动物群

被发现并引起轰动后，经过一些媒体夸大其词的宣扬和某些传教士的有意歪曲，

“进化论解释不了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的论调在华人当中也颇为流行。最近，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陈均远、云南大学侯先光和西北大学舒德干主持的

“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已被发现20年

的澄江动物群一时又成为新闻话题。这些报道大同小异，其中新华社的报道是这

么说的：

　　“地球上的生命何时大量出现？‘寒武纪大爆发’究竟产生了什么？中国科

学院、云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科学家陈均远、侯先光和舒德干历时20年，共同完

成了‘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科研项目，通过对澄江动物群化石的发现和

研究，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寒武纪大爆发’的整体轮廓，证实几乎所有的动物

祖先都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澄江动物群因1984年7月1日在云南省澄江县首次发现而得名，是寒武纪早

期（距今约5.3亿年）的一个多门类动物化石群，不仅动物类型多，而且十分珍

稀地保存了生物的软体构造，首次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远古海洋生命的壮丽景观和

现生动物的原始特征。”

　　“三位科学家说，‘澄江动物群的地质年代正处于“寒武纪大爆发”时期，

它让我们如实地看到5.3亿年前动物群的真实面貌，各种各样的动物在“寒武纪

大爆发”时期迅速起源，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各个动物门类几乎都已出现，而不

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慢慢变来的。’”

   
如果如这三位科学家所言，各个动物门类“不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慢慢变来

的”，那么它们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演化而

来的（“演化”和“进化”在生物学上为同义词，都是英文evolution的翻译，

下面依据一般习惯用“进化”），但是语焉不详，记者又未做补充，于是在一些

人听来，竟然就是在否定动物是进化而来的。一家著名网站在转载这则报道时，

用的标题赫然就是“澄江动物群证实几乎所有动物并非演化而来”，去掉了“慢

慢”两字，非同小可，等于是完全否定了进化论，于是由生物进化的速度快慢之

争，变成了生物进化的有无之争了。《科技日报》有关报道的题目干脆就叫“澄

江动物群揭寒武纪之谜
中国学者挑战进化论”！另外一种常见的说法则是“寒
武纪大爆发挑战达尔文”，不仅大众媒体、基督教的宣传品这么说，而且某些专

家的文章也这么说，例如陈均远《寒武纪大爆发和多细胞动物构型方案的起源》

一文中，有一小节的题目就叫做“挑战达尔文”，声称达尔文“关于生命演化的

各种解释，事实上都处于科学假说阶段”。

   
达尔文进化论到现在是否还只是“科学假说”？它是否面临着生物学新发现

的挑战呢？我们得看看达尔文进化究竟说的是什么。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主要包

括四个子学说：

   
一，一般进化论：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

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这一点，早已被生物地理学、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

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观察、实验所证实，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在实验室、

野外直接观察到新物种的产生。所以，这是一个科学事实，其可靠程度跟“地球

是圆的”、“物质由原子组成”一样。在今天，除了极其个别的由于宗教信仰偏

见而无视事实的人，实际上已无生物学家否认生物进化的事实。

   
二，共同祖先学说：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分子生物学发现了所有

的生物都使用同一套遗传密码，生物化学揭示了所有生物在分子水平上有高度的

一致性，最终证实了达尔文这一远见卓识。所以，这也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科学

事实。

   
三，自选选择学说：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自然选择的存在，是已被

无数观察和实验所证实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科学事实。但是，现在学术界一般

认为，自然选择的使用范围并不象达尔文设想的那么广泛。自然选择是适应性进

化（即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的机制，对于非适应性的进化，有基因漂移等其他

机制。也就是说，不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所有的进化现象。考虑到适应性进化是

生物进化的核心现象，说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也是成立的。

   
四，渐变论：生物进化的步调是渐变式的，是一个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累积微

小的优势变异的逐渐改进的过程，而不是跃变式的。这是达尔文进化论中较有争

议的部分。在达尔文在世时以及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部分生物学家，特别是

古生物学家，都相信生物进化是能够出现跃变的，认为新的形态和器官是源自大

的跃变，而不是微小的变异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缓慢而逐渐地累积下来的。包括

赫胥黎在内的一些古生物学家由于强调生物化石的不连续性，而持这种观点。在

遗传学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早期遗传学家们由于强调遗传性状的不连续性，

也普遍接受跃变论。在20世纪40年代，“现代综合”学说将遗传学和自然选择学

说成功地结合起来，渐变论逐渐占了优势。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古生物学和进

化发育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生物进化过程很可能是渐变和跃变两种模式都存在的，

跃变论又有抬头的趋势。不过，进化论所说的跃变，除了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形

（例如植物经杂交出现新种），并非是指在一代或数代之间发生的进化，而可能

经历了数千年、数万年乃至数百万年，只不过以地质年代来衡量显得很短暂而已。

   
寒武纪大爆发挑战的就是渐变论，但是并不能否证渐变论。它即使成立，也

不过表明进化有时候是能够以跃变的方式进行的，并不能否认进化在其他时候是

以渐变的方式进行的。寒武纪大爆发更不会挑战进化论。几乎所有动物的“门”

都在寒武纪早期出现，绝不意味着这些动物祖先不是进化而来的，更不意味着它

们之后没有发生进化。神创论者在介绍寒武纪大爆发时，试图给人这种印象：几

乎所有的动物都是同时突然出现的，以后只有灭绝而没有进化。其实完全不是这

么回事。第一，在寒武纪之前，动物已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自五十年代以来，

古生物学家已在世界各地三十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寒武纪之前的多细胞生物乃至

动物，数量最多、最为闻名的在四个地方：澳大利亚的埃迪亚加拉山（Ediacara

Hill）（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埃迪亚加拉纪（Ediacarian））、加拿大纽芬兰的

错误点（Mistake
Point）、俄罗斯的白海海岸和纳米比亚。此外还有中国瓮安
动物群，据称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实体化石动物群。这些寒武纪之前的多细胞

生物包括软珊瑚、海蜇、蠕虫和其他稀奇古怪的生物。对这些多细胞生物是否是

寒武纪动物的直接祖先，以前有争议，因为在1995年之前从这些多细胞生物到寒

武纪动物还存在一段地质空白，所以有专家主张这些早期多细胞生物全部灭绝，

在寒武纪又再来一次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进化。在1995年，在纳米比亚火山灰层

中出现了大量的寒武纪之前的多细胞生物，恰好补上了这段空白，所以，现在已

很少有专家怀疑前寒武纪的多细胞生物和寒武纪的动物没有相承关系。第二，寒

武纪的动物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持续了几百万年，这在进化史上当然

是短时间，但对神创论来说，却是长得不可思议。第三，“几乎所有动物的门”

在寒武纪地层出现并不等于“几乎所有动物的种”在那时候都已出现。事实上，

寒武纪的动物一般地只是那个门的原始物种，以后几乎全都灭绝了，后来的物种

是进化来的。比如，寒武纪只存在少数几种原始的脊索动物，而丰富多彩的脊椎

动物各类群，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和鸟类，都是在寒武纪之后从

原始脊索动物逐渐进化来的。现代脊椎动物各物种更都有了几亿年的进化史。

   
为什么几乎所有动物的门会在较短的时间（数百万年！）内进化出来，生物

学家们提出了不少的解释，目前被较为广泛接受的是Hox基因调控理论。Hox基因

是一种“同源异形”基因，是动物形态蓝图的设计师，在发育过程中控制身体各

部分形成的位置。如果同源异形基因发生突变，会使动物某一部位的器官变成其

他部位的器官，叫做同源异形。比如，让某个同源异形基因发生突变，能使果蝇

的身体到处长眼睛，在该长眼睛的地方长出翅膀，或者在该长触角的地方长出了

脚。Hox基因在所有的脊椎动物和绝大部分无脊椎动物中都存在，调控的机理也

相似，这表明它可能是最古老的基因之一，在最早的动物祖先中就已存在。Hox

的突变一开始时在胚胎早期引起的变化不大，但随着组织、器官的分化定型，突

变的影响逐步被放大，导致身体结构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可以解释寒武纪物种大

爆发。那时候基因结构、发育过程都较简单，Hox的基因突变容易被保留，结果

导致了身体结构的多姿多彩。

   
达尔文进化论在经过修正后，到现在仍然是生物进化论的主流学说，具有无

比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为什么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达尔文进化论遭受挑

战、被质疑乃至被否定的说法呢？这有宗教因素，也有思想、文化因素（许多不

信基督教的人文学者也不喜欢达尔文进化论的机械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还有

科学家的心理因素。一些科学家为了强调自己研究的课题的重要性，会有意无意

地夸大其研究成果的价值，甚至有的人明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却又巴不得一脚

把巨人踢倒以显示自己的伟大。这就要求我们，对惊人的说法要格外保持警惕，

不要轻信。

2004.3.18

（载《科学世界》2004.4.）

(XYS2004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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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圣经·申命记》

   
我与伪科学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94年的某一天。当时互联网上第一个中文论

坛——一个缩写为ＡＣＴ的新闻组正处于黄金时代，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在那里张

贴文章。ＡＣＴ在当时吸引了几万名分布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阅读，基督教传

教士自然不会放过这块宣传阵地，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传教文章。我和大多数Ａ

ＣＴ读者一样，对这种传教文章一概跳过不读。但是那一天，有人贴了署名“微

言”著的《科学与信仰》一书，我还以为是有关科学哲学的著作，打开一看，才

知道也是在传教。但是该书开头的一段话已让我感到刺眼：“达尔文早年极力倡

导进化论而被奉为进化论的开山师，但他晚年却幡然悔悟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

并对自己似是而非的进化学说深感愧悔。”由于专业和个人兴趣的缘故，我对达

尔文的生平和思想相当熟悉。看到现代生物学之父被如此污蔑，我觉得不能再保

持沉默。从此开始了我和伪科学、特别是神创论的交锋。

   
我当时就已列举证据证明所谓达尔文晚年放弃进化论改信基督教的说法是个

谎言，并开始逐条批驳微言在书中对进化论的其他攻击。我的批驳被人转交给微

言（他是住在洛杉矶的一名华人传教士，并不上网），在答复我的责难中，微言

虽然不承认错误，声称对达尔文忏悔一事他将深入查证，但为了表示他“虚怀

若谷，自重重人”，已决定立即将这段话删去。后者也是个谎言。在以后的《科

学与信仰》一书的版本中（包括该书以《一位医学科学家所亲眼看见的上帝》为

名刊于《燕京神学院院刊》1995年第二期），以及目前被各个华人基督教网站

收录的电子版本中，这段话仍然一字不改地保留着。在基督教宣传品中，这个谎

言仍然反复出现。例如广州传教士林献羔撰写的《圣经与科学》一书，据说在国

内基督徒中颇有影响，书中即把达尔文列为“基督徒科学家”，绘声绘色地说：

   
“他是英国人，是进化论的鼻祖。但当他临终前，他对一位牧师说：‘我愿

意收回我一生的学说。’牧师说：‘这是没有可能的了，因为现在从小学生到大

学生都知道你的那套理论了。’后来他对牧师说：‘那就请你为我祷告神，求神

赦免我的罪。’于是牧师为他祷告。他接受基督才去世的。达尔文有名的《物种

起源》英文本结尾有这样的话：‘生命是奇妙伟大的，这是造物主最初给了一个

或几个动物的生命。’达尔文的学生们，你们的老师已经接受了基督，可是你们

还要唱他所要收回的呢！在他的自传里，有这样的话：‘我认为原始生命，始于

创造的神。’‘若没有一个至性的原因，宇宙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一生未作

过无神论，反对神的存在。’最后他承认进化论只是他年轻时期的一种幻想。”

   
所有这一切，包括“达尔文的自传”的话，全都是捏造出来的。达尔文在其

自传中如何评价基督教，我们在后面会具体谈到。有一个海外宗教组织福音证主

协会“针对中国国内外信徒及慕道者”出版、散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其中也有一

篇“达氏最后信神”，说得更是煞有介事：

   
“达尔文氏因为要找一种动物是在人猴之间，用以证其学说，故在一八三一

至一八三六年，乘猎犬号轮船，环游世界，探寻此种动物。事后报告经过地方，

以纽西兰为最黑暗；该地人民无衣无鞋，树上筑巢居住，杀婴献祭，拜偶像，不

顾妇女之血战、欺诈、纵饮、淫乱等等恶习不胜枚举。达氏申言这类民族，尚须

进化二千年，才能如现在人的样子。但他二次再经该处，因基督教已传入，竟然

迥乎不同了。人们已经建屋居住，并且装窗，也能种田植树，恶习大除。达氏到

此不能不赞基督之大能！自惭所创学说幼稚错误。遂出一大批金钱，买了许多圣

经分送各处土人，到此他说：‘我承认原始的生命始于造物的神，若没有一个至

极的原因，宇宙就不能存在。’（见达尔文自传）霍浦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晤

谈记要，她说：达氏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着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

持身体；手中拿着圣经，手指不停的痉挛，忧戚满面的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

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是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

他歇了口气，又谈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

将近住了三十个人，极需你去为着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

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屋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我问他说：‘谈些

甚么问题？’他说：‘基督耶稣，还有他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

讲述这些话时，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你明天

下午三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扇窗子，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

呢！’”

   
其中所引的“达尔文自传”的记载，也是捏造的。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环球

航行时，还是个正统的基督徒，是在航行中所观察到的事实才使他开始思考生物

进化的问题。1836年10月2日他完成环球航行回到英国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英

国，不可能在创建了进化论（以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为标志）之后又去新西

兰“赞基督之大能！自惭所创学说幼稚错误。”这份宣传品提到“霍浦夫人与达

尔文先生一次晤谈记要”（对谈话内容翻译得不甚准确，不过基本意思是符合原

文的），这的确是有关达尔文晚年（或临终）忏悔的谎言的全部依据。这位霍浦

夫人是何许人呢？

   
此人原名伊丽莎白·科腾（Elizabeth Reid
Cotton），于1842年出生于大
洋州的塔斯马尼亚岛，嫁给英国海军元帅詹姆斯·霍浦爵士，因此获得“夫人”

头衔。她在1913年移民美国，1922年死于英国。霍浦夫人是一位狂热的传教士，

热衷于社会活动（特别是反对酗酒运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布道中，她

讲了达尔文向她忏悔的故事。基督教教会对此如获至宝，请她撰文发表。这篇她

与达尔文的“晤谈纪要”，于1915年发表于美国的一份基督教刊物上，此时距达

尔文逝世（1882年）已有33年之久。不过在此之前，霍浦夫人就已经在向人叙说

达尔文临终向她忏悔。这个谣言，在达尔文逝世后不久就已出现。在1887年2月8

日达尔文的儿子弗兰西斯在给托马斯·赫胥黎的信中就指出，所谓达尔文临终时

放弃进化论的说法是“假的，没有任何根据。”在霍浦夫人的文章发表后，弗兰

西斯在1918年5月28日的信中进一步指出：“霍浦夫人对我父亲的宗教观的说法

是非常不真实的。我已经公开指责她捏造事实，但没有看到任何答复。”在1922

年，达尔文的女儿亨里雅塔为此给伦敦一份基督教周刊去信声明：

　　“在我的父亲临终前，我守在他的身旁。在他重病不治时，或在他得其他病

时，霍浦夫人都不在。我相信我的父亲从未见过她，她对我的父亲的思想、信仰

没有任何的影响。他对他的任何科学观点，不论是当时的还是早些时候的，从未

反悔过。我们认为有关他忏悔的故事是在美国编造出来的。整个故事纯属无稽之

谈。”

   
达尔文的子女都否认霍浦夫人见过达尔文。在所有有关达尔文的史料中，都

没有达尔文见过或认识霍浦夫人的纪录。例如，在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亲属的信函

中，从来没有提及霍浦夫人。霍浦夫人在文章中对达尔文及其住宅的描述，有的

相当准确（比如达尔文睡衣的样式），表明她似乎曾在达尔文家中见过达尔文，

但有的又非常不准确，比如她说达尔文对她说：“我在花园中有一座夏季别墅，

能容纳大约30人。”而实际上，达尔文的那座别墅很小，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她说达尔文说他发表进化论时是个“没有成熟念头的年轻人”，而事实上达尔文

为创建进化论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收集证据，在《物种起源》发表时他已50岁。

她说在她见达尔文时，达尔文已卧床不起几个月，而实际上达尔文从来没有卧床

不起这么长时间。达尔文逝世于1882年4月19日，是春天，霍浦夫人声称她是在

“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见的达尔文，最迟只能是前一年的秋天，而在那之前

达尔文一直有每天下午去沙径散步的习惯，从未卧床不起。他的散步习惯一直坚

持到3月7日。在逝世前的最后一个月，达尔文也没有停止工作。在逝世前一天，

他还在替弗兰西斯做实验纪录。

   
达尔文临终前只有夫人爱玛和子女在场，他的临终遗言是对爱玛说：“告诉

我所有的孩子们记住他们对我总是那么的好。”“我一点也不怕死。”他对进化

论和不信神的立场，至死没有改变过。在临死前两个月，他写过三封信，在三封

信中都重申了其进化论观点。在达尔文的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1881年9月28日，

他在家中接待了两位著名的无神论者。在谈话中，达尔文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

支持基督教。但他不同意他们向大众宣传无神论的做法，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

合于有教养的人，而让普通大众接受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并提到，即使是他，也

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一直到40岁时（主要因为女儿安妮的夭折）才彻底抛弃了

基督教。对这次会面和谈话的内容有非常可靠的历史纪录。谁能相信就在同一时

间，达尔文突然向一位传教士忏悔？

   
达尔文不信神、反对基督教的立场还有他晚年亲笔写下的文章为证。他的自

传主要写于1876年，但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做修改。这个自传是给其子

女看的，并没有打算发表，其中不仅介绍了他的进化论观点，为自己在这方面所

做的贡献感到自豪，而且非常坦率地、猛烈地抨击基督教，以致在其死后（1887

年）发表时，在夫人爱玛（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要求下做了大量的删节，直到

20世纪50年代才得以完整地出版。达尔文在自传中，用专门一章阐述自己的信仰，

批驳了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上帝存在，并介绍了自

己唾弃基督教的经过：

   
“当我在贝格尔号船上的时候，我是非常正统的，我记得当我引用《圣经》

做为道德的某个方面的不能辩驳的权威时，还受到了几名军官（虽然他们自己也

非常正统）发自内心的嘲笑。我想是因为这种争辩方法的新奇使他们觉得有趣。

但是，从《旧约》那套显然是虚假的世界历史，比如通天塔、彩虹是一种信号，

诸如此类，从它让上帝具有一名仇恨深重的暴君的感情，我越来越认识到，《旧

约》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或任何一个野蛮人的信仰更值得信赖。这个问题在我的

心中逐渐升起，并且驱逐不去——我们是否可以相信这一点，如果上帝向印度人

启示的话，对他的信仰是否就要跟对毗湿奴、湿婆等等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就象

基督教的信仰是跟《旧约》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我看来是绝对不可信的。

   
“需要有最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任何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那些支持基督教

的奇迹。而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界的固定法则，奇迹就变得越不可信。而那时候的

人是如此无知和轻信，到了我们几乎难以理解的程度。而福音书无法被证明是在

事件发生的同时写成的。而它们在许多重要的细节上都互不相同，这些细节太重

要了，在我看来必须承认是出于不可靠的目击者。由于以上列举的这些反省——

我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新鲜或有价值才提出的，而是因为它们影响到了我——我逐

渐地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神启的。有许多虚假的宗教已经象野火般地传布到地球上

的大部分地区，这个事实对我也是重要的。《新约》的道德观看上去很美丽，但

很难否认，它的完美是部分地依赖于那些我们现在视为象征和寓言的解释。

   
“但我在当时还是不愿放弃我的信仰——我很确信这一点，因为我还很清楚

地记得，我经常做这样的白日梦，在庞贝城或其他地方发现古罗马名流的通信或

手稿，以最惊人的方式证实福音书所述的都是事实。但我发现，即使是凭借我无

边的想象力，也越来越难以捏造出足够的证据让我信服。这样，怀疑以一种很慢

的速率在我的心中滋长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速率是那样的慢，以至我没有感

到有什么苦恼，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真的，我

很难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其经文以明明

白白的语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们，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

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

   
“这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达尔文明明白白地宣布“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

基督教传教士却偏偏要造谣他晚年忏悔，而唯一的依据就是一位狂热传教士的证

词。达尔文夫人爱玛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如果达尔文接受基督教，最高兴的应

该是她了，达尔文为什么不向她忏悔？为什么不让她知道自己“改邪归正”了？

可见这个证词于情于理都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最坏的可能是霍浦夫人根本没有见

过达尔文，而凭空捏造晤谈纪要；最好的可能是她曾经在达尔文家人不知情的情

况下见过达尔文，或许达尔文出于礼貌讲过称赞她救助穷人的社会工作的话，或

许达尔文还对打着他的名义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示了不满，于

是她便自欺欺人地编造出了达尔文抛弃进化论、改信基督教的故事。基督教传教

士坚信这一孤证的唯一理由是霍浦夫人做为虔诚的基督徒，不会做假见证。但是

我们知道虔诚的基督徒会做假见证，特别是在传教时更是谎话连篇，以前我提到

的里程、钱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微言、林献羔也是如此。他们的上帝也许不介

意其信徒为他做假见证，但是他们的确做了假见证。

   
传教士编造达尔文忏悔的谣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进化论不成立。一个科学理

论是否成立，只看支持它的证据是否确凿。即使达尔文后来反悔，也不能抹杀支

持进化论的无数证据。因此我们戳穿这个谣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进化

论的正确，而是为了维护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声誉。被基督教传教士造谣中伤的大

科学家并不止达尔文一人。另一位常见的受害者是爱因斯坦。林献羔在《圣经与

科学》一书也把爱因斯坦列为“基督徒科学家”，微言在《科学与信仰》一书中

也如此声称：

   
“在牛顿之后因创立相对论而对现代物理学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爱因斯坦也是

信神的，他说：‘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

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

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牛顿、爱因斯坦是科学

界的泰斗，是光耀千秋的巨星，他们在科学上的造诣和成就，以及对科学发展的

贡献，迄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但科学并没有使他们背离神，而是加深了他们对神

的祟敬。对比以上这些光辉的范例，令人深感惊讶的是，为什么居然还会有那么

多人轻率地以科学为口实去否定神的存在。如果科学与神的存在果真是水火不容

那么首先否定对神的信仰的就应当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等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这是为什麽呢？难道牛顿和爱因斯坦等还并不真正懂得科学，而只有那些无神论

者才真正领悟科学的真谛吗？无神论者当中又有几个科学家差堪与牛顿和爱因斯

坦相比呢？”

   
幸好，这个谎言在爱因斯坦生前就已经开始传播了，也就使爱因斯坦有了自

己加以澄清的可能。1954年3月22日，一位机工给爱因斯坦写信，提到他读到一

篇有关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的文章，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爱因斯坦在

24日回信说：

   
“你所读到的关于我笃信宗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有系统地重复

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

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

   
爱因斯坦有时也会说到神或上帝，但他指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也就是大自

然的代名词，而不是超自然的、有人格和意识的、操纵着人类命运的上帝。类似

的还有当代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因为他在其名著《时间简史》的最后把物

理学总理论比喻为“上帝的心智”，传教士也一直在说他信神。事实上，霍金在

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那只是沿用牛顿时代的传统说法，是比喻用法，他并不相信

真的有神。

   
科学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是以无神为基本假设的，因此她在本

质上和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宗教是不可调和的。在牛顿的时代，科学还处于发展

初期，西方几乎人人信神，牛顿只为上帝留了一个第一推动的位置，已是难能可

贵。而在今天，杰出的科学家不信神是普遍现象，信神只是例外，即使在宗教盛

行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美国人中信神的比例据调查在90％以上，但是美国科

学院院士信神的比例，根据根据国际学术刊物《自然》在1998年公布的一个调查

结果，只有大约7％，几乎全都不信神。这个事实无疑让那些一贯鼓吹科学家水

平越高就越接近上帝的传教士们大为恼火，法轮功的宣传网站则干脆来个移花接

木，窜改这个调查结果，把“信神”和“不信神”的数据掉包，创下了无耻的新

纪录。

2002.7.15.

（载《科学世界》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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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夏天我是在新英格兰度过的。在新英格兰夏夜的草地上，可以看

到许多萤火虫飞舞。我突然想起，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萤火虫了。在我

近年来长期生活的地方，是没有萤火虫的：北京的市区固然不必说，南加州

的郊外也见不到萤火虫的踪迹。实际上，由于未知的原因，美国自堪萨斯州

以西，萤火虫就难得一见了。

   
一般人都知道萤火虫发光是为了寻找配偶。在北美夜空做灯火表演的是

雄萤火虫。雌萤火虫则躲在地面草丛中，见到同种雄萤火虫发出的信号后，

再发光做出回应。双方一来一往地用光相互联系，直到雄萤火虫确定了雌萤

火虫的位置，飞到她的身边，然后开始交配。

   
萤火虫在全世界有大约2000种，在北美见到的萤火虫大多数属于两个属：

体型较小、发黄光的否提那斯属，体型较大、发绿光的否丢瑞斯属。不同种

类的萤火虫有不同的发光模式，光的颜色、持续时间、间隔、闪烁次数、飞

行高度等方面各不相同。同一属的萤火虫的形态往往长得很相似，区分它们

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发光模式。独特的发光密码使同种雌雄能相互识别，避免

出现有害的杂交，进化生物学将这种现象称为“生殖隔离”机制。

   
北美最常见的一种萤火虫属于黄光萤火虫，俗称“北斗”，它发出的是

黄绿色荧光。雄虫靠近地面飞行，每隔6秒钟发一次闪光，持续时间大约半秒，

发光时向上飞行，形成一个“J”字。地面上的雌虫如果看到了，会等大约2

秒钟再发出一次持续半秒钟的闪光做出响应。其他种的萤火虫的发光模式与

此不同：有的每间隔2－3秒钟就发出持续时间长达2－3秒的光，有的每隔3－4

秒钟快速地闪3次，有的发光模式则类似于莫尔斯电码中的“点－划”（先快

速闪一次，再来一次长时间的）……

   
如果你读得懂发光密码，就可以知道在你眼前飞舞的萤火虫属于哪个物

种。而且，如果你用小手电筒模拟某种雄虫的发光密码，甚至可以吸引那个

种的雌虫和你对话。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家洛伊德利用这个窍门，用手电

筒做为工具来捕捉他想要的那个物种的雌萤火虫。他当时主要对黄光萤火虫

感兴趣，但是他有些奇怪地发现，绿光萤火虫的雌虫也会对他发出的黄光萤

火虫的信号做出回应。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二者之间的“生殖隔离”不那

么明显？

   
答案在1965年4月6日的晚上揭晓。当时他在佛罗里达寻找一种黄光萤火

虫雌虫，用手电筒发出该种雄虫的信号（两次间隔2秒的快闪，每4－7秒重复

一次），收到强烈的响应，走进一看，是一只较大的绿光萤火虫雌虫，而绿

光萤火虫雄虫发出的信号很不同（每3－5秒发一次闪光）。洛伊德就呆在这

只雌虫的身边进行观察。在半个小时内，这只雌虫共吸引了12只黄光萤火虫

雄虫的注意，最后1只在和雌虫交换了几次信号后，停在雌虫的附近。十几秒

后，洛伊德打开手电筒，发现绿光萤火虫雌虫正抓住黄光萤火虫雄虫，咀嚼

它的后背。

   
大多数种类的萤火虫成虫以花蜜或花粉为生，甚至什么都不吃，但是绿

光萤火虫雌虫却通过打信息战以捕捉其他萤火虫为乐，这是为什么呢？除了

增加营养，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对此，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家艾斯纳等人

通过实验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光，如此公然暴露自己，

就不怕被天敌捕捉吗？如果说这是为了爱情不怕牺牲，那么它们的幼虫和

卵也都在持续地发光（甚至某些成虫不发光的萤火虫，其幼虫和卵也都发光），

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萤火虫的卵、幼虫和成虫的体内含有类似于蟾蜍毒素

的毒素，鸟类、蜘蛛等天敌很害怕这种毒素，所以发光其实也是一种警告：

我有毒，别吃我！

   
绿光萤火虫却偏偏不会自己生产这种毒素，其雌虫在捕食了黄光萤火虫

雄虫之后，黄光萤火虫雄虫体内的毒素就转移到了绿光萤火虫雌虫的身上，

再传给绿光萤火虫的卵和幼虫。所以，绿光萤火虫雌虫设计捕食黄光萤火虫

雄虫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巧取化学武器武装自己。

   
绿光萤火虫雄虫自己也不会生产毒素，但是体内也携带着毒素，又是从

哪里来的呢？昆虫学家们怀疑它们是通过豪夺——在空中直接捕食黄光萤火

虫雄虫——得来的。在实验室里，绿光萤火虫雄虫会捕食黄光萤火虫雄虫，

在野外是否也会如此，则还是个谜。

   
在浪漫的萤火背后，隐藏着的秘密如此残酷，却又如此奇妙！

2006.8.27

（《中国青年报》200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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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以前我到电视台录制一个访谈节目，讨论国内新翻译出版的反进化论

著作《进化论的圣像》。主持人拿起一本中学生物课本说：“以前的中学生物

课本告诉我们，不同动物的早期胚胎非常相似，这是生物进化的重要证据。但

是后来科学家们发现，这个证据是19世纪末德国生物学家海格尔伪造出来的，

所以现在国内中学生物课本已经把有关内容都删掉了。”

   
听了这席话，我吃了一惊。早在2000年4月，一位被打扮成“著名生物学家”

的传教士、美籍华人钱锟博士曾发表过一篇攻击进化论的宣传文章，把人与鱼

的胚胎比较称为“生物学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并自述1999年暑期在中国曾接

受北京某出版社副编的专访，他建议在中学课本中删除有关内容，据称“这项

更正在两年内可能完成。若果真如此，中国在教材上的改进要跑在英、美的前

面。”我当时曾撰写了几篇文章在网上和报刊上驳斥钱锟的谬论，没想到还是

没有作用，中国教材对反进化论谬论的接受，果然“跑在英、美的前面”。

   
中学教材的编辑如果不轻信神创论者的谣言，去咨询一下胚胎学家、发育

生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就会知道人与鱼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存在相似性，是一个

被无数人观察到的事实，并非某个人的捏造。最早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是19世纪

德国解剖学家马丁·拉斯克。他在19世纪20年代发现在鸟类和哺乳类的胚胎的

早期都出现了鳃裂，很显然，它们在胚胎发育时经过了类似鱼的阶段。稍后，

麦克尔归纳出了一条定律：高等动物的胚胎在发育过程中，基本上逐步经过类

似低等动物的阶段。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冯·贝尔也注意到动物胚胎发育的相

似性，提出了四条后来被称为“冯·贝尔定律”的胚胎发育法则。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详细分析了动物胚胎发育的相似性，

指出这是反对神创论的最有力的证据。他质问道，如果生物是神创的，应该让

受精卵以最直接的方式发育成成体，何必让整个胚胎发育过程如此迂回曲折？

为什么陆栖的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要经过鳃弓阶段？为什么须鲸的胚胎有牙齿？

为什么高等脊椎动物的胚胎有脊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奇怪的形态是

它们的祖先的遗产：“胚胎结构相同透露了祖先相同。”

   
而要再过7年（1866年），海格尔才发表其研究动物胚胎发育的著作。为

了证明他提出的“生物重演律”（胚胎发育重演了物种进化的过程），他在绘

制胚胎比较图时做了偏离事实的加工，过分强调其相似性。

   
然而，虽然海格尔绘制的插图有错，他的生物重演律也不成立，胚胎发育

并非在严格地重演进化过程，但是胚胎在发育过程中重演祖先的某些特征，却

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生物进化的富有说服力的直观证据。如果现在的课本还在

用海格尔的插图，那当然不妥，但是因为图有错就把相关内容全都删除，那是

典型的因噎废食。正常的做法应该是用正确的插图或实物照片取代。

   
人的胚胎发育早期的确有过一个类似鱼的阶段，不仅外形象鱼，长出鳃裂，

而且内脏也象鱼，例如这时候的心脏像鱼的心脏一样只有两腔。之后，心房被

一系列复杂隔片从上部分成了两腔，然后心室再被一个从下部长出的隔片分成

了两腔。这个心脏发育的过程，就像是重演了心脏的进化过程：从一心房一心

室的鱼类心脏，变成两心房一心室的两栖类心脏，再变成两心房和分隔不完全

的两心室的爬行类心脏，最后才是两心房两心室的哺乳类心脏。

   
在某些方面，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与我们从古生物化石了解到的进化过程有

着惊人的相似之处。33天大的人类胚胎的四肢末端的形状像鱼鳍，而且其形态

与肉鳍鱼的鱼鳍相似。这种鱼生活于4亿年前，有肺和鼻孔，有4个鳍长在四肢

的位置，鳍内有骨头，被认为是陆地脊椎动物的祖先。

   
在54天大的人类胚胎，足中出现了跟骨和距骨，其形态与2亿6千万年前

一种有某些哺乳动物特征的爬行动物相似。在第8.5周时，人类胚胎这两个足

骨的形态介于爬行类和哺乳类之间。到第9周时，两个足骨的形态与出现于8千

万年前的有胎盘哺乳动物相似。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用遗传工程技术改变鱼胚胎的发育，让它发生“瞬间

进化”。例如，让鱼的某个基因的表达速度变慢，结果发现在鱼胚胎发育时，

鱼鳍细胞层层堆积变成了骨头，最后又长出了趾头。

   
不要因为听信神创论者散布的谣言，就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在课堂上学习

这些妙趣横生的进化事实的机会。

2006.8.21.

（中国青年报2006.8.23.）

(XYS200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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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美国人约拿单·威尔斯在2000年出版的反进化论

著作《进化论的圣像》。像此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其他反进化论著作，该书

也是被做为“前沿科普”来推销的。作者号称“曾荣获耶鲁大学以及柏克莱

大学的分子和细胞学双博士学位”，听上去很权威，是该书的主要卖点。

书的简介称：“本书指出了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陷在危机中的理论，却

为了维持在科学教育中的影响而扭曲真理。本书也发出警讯，呼吁美国的科

学家清理门户，除去他们教科书中的谎言。”很是义正词严。

   
不过，这本书也像其他反进化论著作，恰恰充斥了谎言。该书的第一句

话就已经开始撒谎。作者一开始就声称，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当物理科

学的本科生和生物学的研究生时，相信所读课本中的每一句话，到他即将读

完细胞及发育生物学博士学位时，才发现课本中有关生物进化的部分充满了

假证，于是才决定站出来告诉学生和公众事实真相。

   
而事实上，远在去伯克利之前威尔斯就已立志反进化论，是出于邪教信

仰，而不是科研中的“良心发现”。这是一个已经精心准备了20年的阴谋。

在统一教的网站上，有一篇威尔斯在获得伯克利的博士学位后不久撰写的文

章《达尔文主义：为什么我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说得很坦白。统一教是

韩国人文鲜明创立的一个教派，在美国被普遍认为是邪教，威尔斯是该教派

的虔诚教徒。在文章中，他回忆说，他于1976年在统一教神学院进修两年，

“父”（即教主文鲜明）告诉他们达尔文进化论是邪恶的代表，“父的话、

我的研究以及我的祷告使我相信我应该献身于消灭达尔文主义，就像我的许

多统一教同仁已经献身于消灭马克思主义一样。”

   
1978年，威尔斯被文鲜明派到耶鲁大学读博士，他把这视为在为挑战达

尔文主义的战役做准备。他在耶鲁读的是神学，为了能够“理解达尔文主义

与有神论之间的冲突的神学基础”。毕业后，他觉得如果能以科学家的身份

来挑战进化论的话更令人信服，于是在1989年又到伯克利读了第二个博士，

这回读的是生物学，研究蛙的胚胎发育，因为他确信胚胎学是“达尔文主义

的致命弱点”。

   
我不太明白伯克利生物系为何会招收这么一位既没有任何生物学基础又

动机不纯的神学院毕业生读博，而且虽然威尔斯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乏善可

陈（只以次要作者发表了两篇论文），还是被授予了博士学位。之后威尔斯

又留在伯克利做了5年博士后研究（同时兼任美国反进化论的智囊机构发现

研究所的研究员），号称研究的是“发育生物学”，然而没有经费，也不做

实验，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论文，其“研究成果”就是《进化论的圣像》一

书。

   
此书力图证明生物学教科书中作为进化论证据的例子（他称之为“进化

论的圣像”）是错误的、误导人的，生物学家在做伪证。对该书进行具体的

驳斥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我此前已在多篇文章中对这些例子做过详细的分

析，证明做伪证的是神创论者。在威尔斯的书出版后，有众多美国生物学家

——包括伯克利的生物学家——都撰写书评对书中的谎言、谣言一一做了批

驳。例如，生物学家布鲁斯·格兰特分析了威尔斯是如何有意歪曲地引用

格兰特本人的研究成果的，结论是：“基本上，他是不诚实的。”

   
和威尔斯的不诚实一样令人惊讶的是他对生物学的无知。伯克利的读
博生涯看来并没有让他的生物学知识有什么长进。在他的书中处处可见低级

的生物学常识错误，他对其“专业”——胚胎学——也所知甚少，虽然他时

时不忘提醒读者他是一名“发育生物学家”。他在书中曾傻乎乎地质疑道：

“如果我们的发育基因与其他动物是相似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生下来的是人

而不是果蝇？”我想，任何一名合格的生物系本科生都会想出一、两条理由

来回答这个愚蠢的反诘：相似基因的不同组合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基因

调控的细微差异会导致重大的改变、基因的表达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等等。

   
当然，威尔斯和其他神创论者一样，无意与生物学家做严肃的对话，生

物系学生也不是他们的读者对象。他们前赴后继出版这类谣言大全的用意，

在于为神创论者壮胆打气和蒙骗不具有辨别能力的外行读者。名牌大学生物

学博士的头衔还是很能吓唬人的，这正是威尔斯要去混一个伯克利博士的用

意。

2006.7.29

（中国青年报2006.8.2）

(XYS200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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