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按：这篇报道的出发点有些问题，似乎是在批评中国人接受进化论的比例高于西方人。其实西方还有半数人不接受进化论，才是不正常的，乃是由于基督教势力的影响，而不是那些人比中国人更有怀疑精神，恰恰相反，是更盲从——对宗教信仰的盲从，西方科教界人对此也是痛心疾首的。我们不应该怪中国人接受进化论的人太多，而是应该探究为何还有近30％的中国人不接受这个科学理论，为什么对原子论、相对论、基因论等等其他科学理论就会几乎一致接受？进化论在科学上的可靠程度和重要性并不亚于这些理论。中国的教育要求学生不加批判地接受进化论，不也要求学生不加批判地接受原子论、相对论、基因论？为什么独独认为这么教育进化论是不正常的？是不是也受到国外原教旨基督徒的影响，认为进化论是个在科学上还有争议的理论？把“把宗教和科学看作对立的两面”说成已是几十年前的旧观点也不对，西方还有这么高比例的人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不接受进化论，正是宗教和科学对立的证明。当今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哲学家都认为宗教和科学，特别是和进化论，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例如E.B. Wilson, James Watson, Richard Dawkins, Niles Eldredge, Daniel Dennett等人都持这个观点。国外有些科学家说进化论与宗教不冲突，是为了取悦信教的政客、公众，我们没有必要也跟着这么做。】

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

本报记者 张伟 □刘旸
中国青年报2009-02-25

查尔斯·达尔文未必能料到，他的进化论会在中国受到如此厚爱。

2003年，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有多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

调查的主持者、中国科学院教授李大光，至今还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要知道，即使是在达尔文的故乡英国，情况也远非如此。直到几天前，“半数英国人不信进化论”的新闻，还频繁出现在报纸上。

李大光的床头，摆着刚出版不久、美国学者浦嘉珉写的《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详细探究了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的传播脉络。尽管很忙，李大光还是会经常抽时间翻上几页。他觉得，这本书切中了他平日的思考。

当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到来之时，许多人开始对进化论在中国的流行进行思考。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学系教授龙漫远认为，从严复到毛泽东，进化论在中国地位的确立，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进化论是以一种“谦卑”姿态进入中国的

最初，进化论是以一种“谦卑”姿态进入中国的。1897年4月12日，一份报纸在脚注里介绍了严复和他的译作《天演论》，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此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发表近40年，进化论终于作为一个西方学术观点，进入中国民众视野。100多年后,龙漫远仍觉得，如果他是严复，也会选择翻译《天演论》。

2月23日，他坐在芝加哥一家咖啡厅里，回溯19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正当战争屡屡失败、改革无功而返之际，1894年，甲午战败，曾长期在海军任职的学者严复“想唤起改变贫穷落后的觉悟”，于是第二年便提笔翻译《天演论》。

为什么选择《天演论》？龙漫远认为，原作者赫胥黎在书里，意在用《物种起源》里面的一般规律、用“进化”这个科学观点解释人的事情，解释社会问题。这种功能，在《物种起源》里是找不到的。

“严复并不是学生物的，他翻译的目的在于向人们传达对社会的理解。”龙漫远说。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严复干脆在书中做了大量批注。

在这些批注中，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努力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这位翻译家留给后世最著名的格言。

“历史在这里玩了个吊诡。”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林垚介绍，在原著中，作者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译作却变成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典文本。

“一方面，救亡图存确是一时之亟，另一方面就世界范围而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学也风头正健，赫胥黎的伦理学正被越来越多人看作过了时的、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空谈。”林垚解释说。

后世的反思，并不能阻止《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当年刚满17岁的中学生鲁迅，特意花了500文钱买回这本书，觉得很新鲜，一口气读了下去。同样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还有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在李大光看来，“这是近代科学文化的第一个高潮”。进化论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中学作文最常见的命题。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界人士对于进化论精神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更是乐此不疲。一场“保种”的运动，随即浩浩荡荡地开始了。

《天演论》风头太盛，以至于20年后，当《物种起源》终于被翻译到中国时，影响力反而大不如前者。这本书为中国留下许多遗产。经由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社会事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灵魂一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努力而流传。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评判说：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政治学语境中发生的”，而基本上被从科学或博物学的传统中剥离出来。

与此同时，在国外，另一场对达尔文和进化论的演绎正在发生，并且等待时机进入中国，准备接过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大旗。

“没有争论，也不能有争论”

小学的时候，龙漫远在父亲单位的藏书里，发现过一本与进化论有关的书，是翻译版，“文字写得真美”。他立刻就被吸引了。

不过，真正接触进化论，要等到读中学时。那是上世纪70年代，进化论从两个渠道进入他的生活，一个是在生物课堂上，另一个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龙漫远还记得，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时，也在里面看到过进化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都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有的时候把进化论的观点演绎到社会问题。”龙漫远回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天起，进化论在中国的命运，就和这个新兴的学说发生了关联。

这种关联很早就开始了。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时，曾经为他留下了著名的论断：“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关于马克思和达尔文之间的“惺惺相惜”，人们不难在报端上找到若干证据。其中一个例子，是1931年由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布的。该杂志声称发现了达尔文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足以证明马克思曾想把《资本论》第二卷题献给达尔文，可见马克思对达尔文思想之重视。

这个说法一直被用来证明马克思的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密切关系，流传甚广。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早在197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泰伦斯·波尔已经发表文章，论证该信并非写给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过要把著作题献给达尔文的念头。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未必真的看重进化论，当一些社会主义者试图将自然选择概念引入社会主义学说中时，马克思还对他们大加嘲讽和批评。

不过，林垚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们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他与达尔文之间的联系。许多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推重并借鉴自然选择理论，对宣传达尔文主义也“不遗余力”，这是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进化论是他们“反对有神论的天然盟友”。

龙漫远的解释则是，在社会主义者眼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这和进化论者表达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观念是一致的。

这种氛围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中国。从一开始，进化论在新中国就获得了崇高的地位。龙漫远回忆，当时的进化论是以“官方”、“正宗”的面目出现的，他理所当然也认为，“没有争论，也不能有争论”。

直到改革开放前后，“这一代人”才开始反思。龙漫远读到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介绍了西方的很多东西。从那时起，他才真正开始思考和比较，并第一次发现对于世界的解释，除了进化论，还有宗教。

中国教科书里的进化论是完美无缺的

在美国，龙漫远曾经被叫上法庭，为一起家长起诉学校教授神创论的官司作证。作为科学家证人，他在庭上对法官和陪审团讲解了基因是如何起源的。

他觉得，因为存在争论，许多美国人从小就会仔细了解进化论讲的是什么。而在中国，进化论被作为一个事实来讲授，大家都知道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但“好多人其实理解得不深刻”。

“中国教科书里的进化论是完美无缺的，学生不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只要接受即可。”林这样反思自己在中学时学过的进化论。

2月12日，一场小型的讨论在某个网站上进行，几名30岁上下的年轻人，回忆起自己在中学课本里学到的进化论。有人感叹：当时的教育十分有效，自己“从来不曾怀疑过进化论”。

进化论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引起太大争论，李大光觉得这“很要命”。

“争论并不是胡乱否定，而是进行科学的探讨。”李大光认为，“这种讨论本身比进化论更有价值”，而没有经过讨论的进化论，“并不能作为灵魂进入我们的文化并固化下来，只停留在一种外来理论的层面”。

“在西方，进化论是在讨论的情况下被接受的，而中国人则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李大光据此认为，尽管中国人认可进化论观点的比例更高，但这并不能说明进化论在中国更加成功。

林垚也发现，在美国课堂上，教师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会告诉学生进化论在哪些环节上证据尚显不足，对哪些问题的解释力较弱，哪些方面易于遭受攻击，这些攻击对理论整体的破坏力如何，等等。

“由于没有接触过反面的观点与论证”，中国学生对进化论这一信条的辩护能力，也就相应减弱了。

李大光观察到，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有不同的命运。比如，与进化论备受拥戴相反，“人口论”在中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而在这截然相反的待遇背后，他看到了“相同的逻辑”。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公众通常并没有判断，而是“由政府和科学家判断对错”。当政治运动一来时，他们也更容易被利用，对某种观点盲目地“批判和打倒”。

对于政治和科学的关系，龙漫远看到了有益的一面。尽管科学有时候为政治服务，但他觉得，这不应该由科学负责。相反，一定程度上，“马克思、毛泽东对进化的肯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无论过程如何，从结果上来看，传播了进化论，能“帮助人们对自然界作出理性判断”。

尽管他也承认，国内对进化论的认识“不够准确，连翻译都没有翻准”。

“进化”学系的教授

在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龙漫远的主考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担心自己的答辩无法通过，于是试探地告诉教授，自己的演讲将涉及进化论。教授一眼就看出他的顾虑，说：“年轻人，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信进化论，星期六和星期天信上帝。”

他逐渐发现，经过最初的激烈冲突，科学、宗教在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心中已经可以互相包容，并不冲突。甚至连罗马教皇本人也宣布相信进化论。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到来的时候，英国主教专程来到达尔文墓，献上一大捧花。

不过，龙漫远发现，在国内，人们通常还是把宗教和科学看作对立的两面，看成敌对的。“我们一直被这么告知。”他说。可那已是几十年前的旧观点了。

许多误解还围绕在进化论的周围。龙漫远指出，甚至连“进化”这个约定俗成的称谓，也是一种误读。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用的是“演化”来表达达尔文“evolution”的概念，为了防止误解，他曾特意在注解里注明，这个词不仅有“进化”，也有“退化”的意思。龙漫远解释，这就是说，除了“从简单到复杂”，演化还有“从复杂变简单”、“变单一”的可能。

不过，当后来北大教授马军武翻译《物种起源》时，他从日文版翻译成了“进化”，并从此沿袭到今天。学术界曾经对此有过讨论，很多人试图扭转这个翻译，但在公众中，这个误读并没有改变。

甚至，他自己对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时，也不得不告诉别人，自己是“进化”学系的教授。

在种种误读中，中国和世界一起，迎来了达尔文的第200个生日。

从2月12日开始，英国各地举行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纪念性聚会。而在中国，人们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甚至很难看出，这是个一直流行着进化论的国家。

immusoul三天前在其博客土摩托日记上登出《达尔文的局限》，里面有不少错误，我读了之后去函纠正，但未见其更正，可能是没有收到我的信件，故公开登一下。这些错误并非根本性的，不像国内报刊前一阵子刊登的纪念达尔文文章中胡说达尔文“近亲通婚酿悲剧 10子女非死即病”、“都被病魔缠身，智力低下”那么无稽（事实上，达尔文的儿子有4个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3个是英国的“院士”——王家学会会员，并都很长寿，有一个活到93岁）。【】内是我的纠正。

达尔文的局限
2009年二月22日04点57分 | 分类: 科学 | 由 immusoul |
Tags: 达尔文, 进化论

达尔文要是活到现在，肯定到处给失学青年讲“励志心得”。因为他是个富家公子哥，小时候不爱学习，靠父亲的钱上了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又靠父亲的钱登上了贝格尔号考察船，登船时的正式身份是“船长的聊天伙伴”，而不是博物学家。【达尔文当时的正式身份是“不付报酬的博物学家”。】

环球航行5年归来后，他对自然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才决定当一名科学家，并靠采集来的珍贵标本作为敲门砖，进入了英国科学界。【达尔文在中学时代就已对自然史（即博物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大学时代主要是业余在研究博物学，并立志当一名博物学家，所以才会同意去学神学，因为当时许多博物学家都是牧师。也因此才千方百计要去做环球航行。他的环球航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地质考察，采集标本，并随时寄回国，也就是说，这些标本比他更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他已经在英国科学界出名，被当成著名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了。】但他最初的成就却是在文科领域取得的，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跟随贝格尔号考察游记，文笔通俗易懂，胜在故事奇特，卖得不错。【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科学著作《贝格尔号之航的动物学》，次年才出版《贝格尔号之航》。】

接下来他结婚生子，并迅速离开伦敦，在肯特郡买了幢豪宅，和家人住了40年，直到去世为止。这40年里，达尔文很少出门，仅有的几次出远门也是和家人一起度假，活的完全像个乡村隐士。

下图是他的书房，《物种起源》基本上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完成的：

这间屋子里除了书就是标本，称得上科学仪器的就只有一架显微镜，以及几个试管。说实话，那几个试管是装样子的，他一辈子所做的最复杂的科学实验就是把种子浸泡在盐水里，看它们是否仍会发芽，因此推断出某些植物种子漂洋过海后仍能生根发芽。这样的实验，现在任何一个中学生都会做。【达尔文一辈子做了很多复杂的植物学实验，直到死前还在做实验。他被公认为是实验植物学的创建者。这些实验设计巧妙，影响很大，尤其是有关植物向性的研究。最著名的是达尔文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胚芽鞘的尖端含有导致向光性的信号物质。】

没有证据表明达尔文的数学很好。事实上，达尔文的所有著作都没有用到多少数学知识，不过这倒也不奇怪，那时的博物学只是描述性的，用到数学的地方很少。

自然选择这个假说基本上是逻辑的产物，也就是说，达尔文并没有多少确实的证据，他只是通过自己的逻辑思考，结合大量的观察，想出来的这个理论。具体来说，自然选择理论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是变异无所不在，第二是生存竞争，第三是变异能够遗传。第一条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就可以得出结论。第二条的灵感来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达尔文只不过把人口论的思想扩大到所有生物中去了而已。第三条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值得一提的也只是对鸽子驯化过程的观察。

另外，达尔文本人的观察其实只有那5年航行而已，此后他就一直隐居乡间了。他通过不断给世界各地的专家写信来收集信息，也就是说，达尔文对博物学最新进展的了解都来自别人给他的汇报，算是二手货。

了解了这些，你就不难理解达尔文为什么表现得如此谦虚了。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名叫华莱士的人给他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基本相似的观点，达尔文还不敢动笔呢。【从1842年开始达尔文就一直在写一部有关自然选择的大部头著作。华莱士在1858年来信的作用，只是促使达尔文发表了这部大部头著作的摘要——《物种起源》。】有趣的是，这个华莱士和达尔文正好相反，是个穷光蛋，依靠卖标本为生。最后他也独立想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这一点倒是和我介绍过的《性、科学和利益》那本书的作者的看法很一致。关于华莱士的生平，大家可以去买本《华夏地理》，封面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那期有关于他的详细介绍，非常值得一读。

《物种起源》这本书在达尔文在世的时候一共出过6版，每一版都被达尔文做了修改。这一方面说明他很严谨，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自己理论的很多细节并没有太强的自信心。比如，他对遗传的方式一窍不通，最后不得不采用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假说来解释进化论。这个假说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不过这并没有对自然选择学说的正确性造成多大的影响。【达尔文的遗传假说是他自己提出的泛生子假说，虽然也是获得性遗传假说，但和拉马克没有什么关系。获得性遗传是古人普遍接受的一个“事实”，并非拉马克首先提出的。】事实上，后来的基因理论，尤其是DNA被发现后，自然选择理论这才有了最坚实的证据。

达尔文知道自己的理论在一些小地方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如何解释孔雀开屏，如何解释蚂蚁分工，如何解释地球寿命太短，等等。关于第一条，他天才地想出了“性选择”这个解决办法，最后被证明是成功的。第二条他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最后是被“自私的基因”理论解决的。【事实上，达尔文已在宏观的层次上想出好办法来解决社会性昆虫的进化问题，达尔文注意到，一个蚁巢中所有的个体都是最直接的亲属，不是父母与子女关系，就是兄弟姐妹关系，因此一个蚁巢可以视为一个巨型的个体，其成员的分工合作就象一个个体的不同器官组织分工合作一样，工蚁放弃了生殖能力为别的蚂蚁服务就象胃放弃了生殖能力为别的器官服务一样，没什么可奇怪的。“自私的基因”是根据达尔文的思路在基因层次上提出的。】第三条在放射性没有被发现之前几乎是无解的，反对进化论的人只要用这一条就足以批倒他。但是达尔文相信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当然，你可以在这一点上指责达尔文不够“科学”，我也想不出好的反驳。但总之吧，最后是达尔文胜了。

有人用“过渡化石缺环”来反驳进化论。但事实上考古学一直在发现新的过渡性化石，这个疑问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解决。当然也有科学家根据这一点提出过新的理论，比如古尔德（Gould）提出的“间断平衡”理论。但这个理论充其量只是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补充，和神创论一点关系都没有。

达尔文一直坚信不同的物种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他一直用Transmutation这个中性的词来描述进化，这个词应该被翻译成“演化”才更准确。但是后来有个经济学家想出了“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个言简意赅的词组，被达尔文糊涂地采纳了。事实上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斯宾塞已提出“适者生存”。用“适者生存”描述自然选择非常准确，所以不仅达尔文采用，现在的进化生物学也都在用， “适宜度”是进化生物学中的基本概念。】所谓“适”（fittest），很容易被联想成强壮的意思，但达尔文理论的本意不是强壮，而是生殖力。也就是说，在自然选择理论的词典里，“适”的意思就是更好地繁殖后代。要想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并不靠欺凌弱小，更多的时候靠的是以小胜大，以及相互合作。但是，当“适者生存”这个词被当作自然选择的代名词之后，达尔文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被误解了，并被从资本主义到纳粹主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主义”们当作了精神领袖，这是达尔文的悲哀。

我不得不说，达尔文本人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他曾经在《人类的进化》一书中把原始人的“不开化”归罪于他们的脑颅太小，这个明显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结论对达尔文主义的滥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正是达尔文的一个侄子发明了“优生学”，试图通过剥夺“低等人群”的生育权，达到优化人种的目的。虽然达尔文明确表示反对这么做，但老虎一旦出笼，达尔文就管不了了。

你看，达尔文并不是神，他有很多缺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自然选择理论一开始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人们接受的只是进化论而已，自然选择学说直到20世纪初有人用数学公式加以证明，以及摩尔根对遗传方式的正确解读之后，才终于成为生物学界的普适理论。【自然选择学说与基因论的结合，是由Fisher, Haldane和Wright等人在20～30年代从数学上解决，再由Dobzhansky, Mayr, Simpson, Stebbins等人在40年代完成。它和摩尔根没有关系。摩尔根一直就不相信自然选择学说,他相信的是突变论。】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进化论和神创论有着根本的不同。神创论完全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它从来没有错过，将来也不可能有错，因为这是无法被证伪的，属于信仰的范畴。

至此，我的“达尔文月”就告一段落了。我必须感谢《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新闻”的时代，能出钱让我去研究一个死去100多年的“老古董”，这简直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情。

既然当了记者，新闻当然要继续做。但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应该停一下，想想更远更大的事情。这就好比是旅途中的修整，能为你充足电，继续新的探索。

（上）

巴尔的摩事件称得上是美国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不端事件，它使得科学界的学术不端现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为此成立了专门处 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公室。而该案件在反复折腾了10年之后才有官方定论，但科学界许多人却认为官方结论不能令人满意，是是非非至今没有平息。这个事件其实 应该称为伊马尼希－卡里事件：大卫·巴尔的摩并未被指控有学术不端行为，受指控的是其合作者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但是由于做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巴尔的 摩在伊马尼希－卡里受到政府调查时，站出来激烈地为她辩护，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因此喧宾夺主，这一事件通常也就被冠以他的名字。

巴尔的摩在1975年由于发现反转录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巴尔的摩的社会活动能量极大，在1982年从慈善家埃 德温·怀特海德那里获得一亿多美元的赞助，成立隶属麻省理工学院的怀特海德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巴尔的摩很快就把怀特海德研究所变成了主导分子生物学 研究的著名机构。

相反地，伊马尼希－卡里则没有什么名气。她是日本裔巴西人，根据其申请美国卫生研究院科研资金时提交的简历（如果提交的简历有假，将负刑事责任），她于 1968年从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1970年从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发育生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博士，于1974年获得免 疫学博士学位。但是据京都大学校方在1995年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出具的说明，京都大学从未授予伊马尼希－卡里硕士学位，事实上，京都 大学没有伊马尼希－卡里曾经在该校学习或工作的记录。伊马尼希－卡里为什么要声称自己有硕士学位呢？原来，赫尔辛基大学和某些欧洲大学一样，只有有硕士学 位的人才能去读博士。伊马尼希－卡里当时为了能读博士伪造了学历，此后就一直把那个假学位当真了。

博士毕业后，伊马尼希－卡里到德国科隆大学遗传研究所工作了几年。1981年，她到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担任助理教授，继续从事免疫学研究。此时转基因技 术刚刚发明，巴尔的摩实验室就掌握了这一技术，并将它用于研究免疫学问题，由此开始了与伊马尼希－卡里的合作：巴尔的摩实验室制造转基因老鼠，而伊马尼希 －卡里实验室则从事血清学实验，研究这些转基因老鼠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后来引起争议的是1986年4月25日两个实验室联合发表在《细胞》杂志上 的一篇论文（以下简称《细胞》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把一段外源抗体基因转入小鼠中，发现它改变了小鼠抗体的组成，新的抗体具有与外源抗体一样的特异 性，但是总体构造则是小鼠原有抗体（也就是内源抗体）的。这就表明外源抗体基因片段和内源抗体基因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为什么免疫系统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 抗体针对不同的抗原呢？当时有人猜想这是由于不同抗体基因之间以及抗体基因与蛋白质之间能够互相反应、相互调节，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内在网络相互作用。这篇 论文似乎首次为这个“网络假说”提供了证据，如果能够成立，将会是一个重大发现。

伊马尼希－卡里据说在1985年之前就获得了这些重要结果。1985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的5家实验室联合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伊马尼希－ 卡里在申请报告中即提及了这些发现。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却不买帐。国家癌症研究所资金审阅委员会在实地做了考察之后，于当年夏天拒绝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资 金申请。这么一来，伊马尼希－卡里无法在麻省理工学院立足，需要另谋生路。在塔夫茨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在波士顿）医学院教授亨利·沃提斯的帮助下，伊 马尼希－卡里改到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就在这段过渡时期，《细胞》论文发表了。

但是在这篇论文发表不到两周，就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个人不是外人，而是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玛格特·欧图尔。欧图尔于1979年在塔夫茨 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正是沃提斯。之后欧图尔在费城附近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研究做得并不顺利，但也不像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后来说 的那样是个一篇论文都做不出来的老博士后——根据我的检索，欧图尔在这段时间至少发表过2篇第一作者的论文。1984年底，她的丈夫获得塔夫茨大学助理教 授职务，她也跟着搬回波士顿。1985年3月，在沃提斯家举行的聚会上，欧图尔首次遇到伊马尼希－卡里。伊马尼希－卡里向欧图尔介绍了她的重大发现，有一 名博士后将在6月份离开，欧图尔是否愿意去补这个空缺，对这个发现做进一步的研究呢？欧图尔高兴地答应了下来，获得了一年的研究资助，于6月份去报到。在 牟玛·里斯（《细胞》论文的第二作者）的协助下，欧图尔于当年秋天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是支持伊马尼希－卡里的发现的。伊马尼希－卡里催促她赶快写成论 文发表，并在1985年12月送交的《细胞》论文中提及这个未发表的结果。但是令欧图尔苦恼的是，此后她一个人做实验，就再也重复不出该结果。欧图尔拒绝 发表这一无法重复的结果，伊马尼希－卡里对她大发雷霆，斥责她太无能。欧图尔要求看里斯的原始数据，但伊马尼希－卡里没有给她。欧图尔无法再把实验做下 去了。此时是1986年3月，欧图尔的研究资助还有3个月才结束，伊马尼希－卡里便让她去养老鼠打发剩下的时间。

伊马尼希－卡里以后将会后悔她做出的这个安排。1986年5月7日上午，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座大楼的地下室养老鼠的欧图尔需要查一下某只老鼠的谱系，找来记 载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养的老鼠的谱系的记录本。记录本是活页的，在翻查老鼠记录时，欧图尔意外地发现里面夹杂了17页血清学实验数据。从这些数据看，在 欧图尔之前，实验室已经有人（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或里斯）做过了伊马尼希－卡里要欧图尔做的实验，而且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看来欧图尔并不是那么无 能。这些数据记录还包括了12天前发表的《细胞》论文中报告的实验结果，但是与《细胞》论文报告的却不一致。例如，《细胞》论文声称产生抗体的细胞用两个 关键实验步骤做了处理，但数据记录表明并没有。《细胞》论文又声称这些细胞产生的抗体大部分都不是转基因的抗体，但是数据表明结果恰恰相反，大部分都是转 基因的抗体。

是有人故意歪曲了原始数据，还是犯下了“诚实的错误”？欧图尔此时并不想指控有人造假，只是认为《细胞》论文中的错误应该得到纠正或撤回论文。她复印了这 17页数据，两天后，她到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找到她认识的一名研究免疫学的教授布丽奇特·胡伯，寻求她的意见。胡伯认为此事应该找沃提斯（欧图尔的博士导 师、把伊马尼希－卡里招到塔夫茨大学的人）解决。胡伯、沃提斯和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兰德找来伊马尼希－卡里讨论，然后胡伯、沃提斯又与伊马尼希 －卡里、欧图尔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在后来被称为“塔夫茨大学的调查”或“沃提斯委员会的调查”。事实上，那不过是个私下的调解，既与塔夫茨大学无关，也不 曾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塔夫茨大学事先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参与“调查”的三个人认为欧图尔与伊马尼希－卡里的争执是由于对数据的解释有不同的看 法，以及两人存在个人恩怨，不值得为此对《细胞》论文做出纠正。

欧图尔向沃提斯的上司、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反映，主任告诉她这事应该归麻省理工学院管。欧图尔找到巴尔的摩，巴尔的摩也告诉她这只是她和伊马尼希 －卡里有不同见解，她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他不同意她的意见。欧图尔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院院长，院长让癌症中心主任赫曼·埃森处理此事。埃森要求欧 图尔写一份详细的备忘录。6月（此时欧图尔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关系已结束），埃森、欧图尔与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和《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大卫·韦 弗举行会议。埃森后来写了一份备忘录向院长报告调查结果。埃森认为《细胞》论文的确存在错误，但是那是个很小的不影响大局的错误，不值得特地向《细胞》投 稿更正。巴尔的摩则答应会写信给所有进行类似研究的人通报这一错误。这个调查后来被称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或“埃森委员会的调查”。它的确是由校方指 定的调查，但是所谓委员会其实只有埃森一个人。埃森被许多人认为是巴尔的摩的敬仰者。

欧图尔对这个结果虽然不满意，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偶尔会向别人抱怨。听过欧图尔抱怨的人包括伊马尼希－卡里原来的一名博士生查尔斯·马普里索普。马普 里索普在1985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与伊马尼希－卡里处得很不愉快，两人互相憎恨，吵过架。但是马普里索普和欧图尔关系很好，两人 保持着联系。马普里索普获悉欧图尔的处境后，想起了在1986年4月22日《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关于学术造假的报道。从那篇报道，马普里索普知道在美国国 家卫生院有两个研究人员——瓦尔特·斯图尔特和内德·费德——在私自调查学术造假案。1986年夏天，马普里索普与斯图尔特和费德联系，向他们反映伊马尼 希－卡里的《细胞》论文存在的问题。当年12月，斯图尔特和费德给巴尔的摩和伊马尼希－卡里写信，要求访问他们的实验室并查阅实验记录，均遭到拒绝。斯图 尔特和费德这两位“打假斗士”并非善罢甘休之辈，他们发表公开声明，举行报告会，给许多人写信，直指《细胞》论文有假。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民主党众议员、众 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的注意。雪球越滚越大了。

（中）

巴尔的摩决定进行反击。1987年1月，他主动向美国卫生研究院（NIH）要求对涉嫌造假的《细胞》论文进行官方调查。一起涉嫌造假的事件的当事人自己要 求官方进行调查，这是没有先例的。NIH同意了，在当年5月由其外机构研究办公室开始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初步调查，NIH在1988年1月成立一个由三名 免疫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审查那篇《细胞》论文的工作，由一家制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约瑟夫·戴维担任主席。三名委员中，有两名与巴尔的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洛克 菲勒大学的詹姆斯·达尼尔是巴尔的摩的好友，曾经一起编写过一本教科书；哈佛大学的弗雷德·阿尔特曾经在巴尔的摩手下做过博士后研究。显然，这不太可能是 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欧图尔反对这一安排，而巴尔的摩则欣然接受。

两个多月后，众议员丁格尔开始介入此事。丁格尔主持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监督与调查分会，以调查对政府资金的虚报、滥用、浪费而著称，曾经因为揭露国 防合同的造假和华尔街公司的腐败而震惊全美。丁格尔相信政府提供的科研资金也被滥用了，而NIH没有能力加以控制。他需要有一个案件来证明这一点。伊马尼 希－卡里一案正当其时。

1988年4月12日，丁格尔举行第一次有关“NIH资助项目中的欺诈”的国会听证会，调查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NIH是如何对待欧图尔的指控的。 欧图尔和站在她一边的人马——马普里索普、斯图尔特和费德等人都出席作证。马普里索普作证说，他曾经听到伊马尼希－卡里告诉《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韦弗， 她的实验出了问题，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她获得的实验结果和后来欧图尔做出的是一样的。

这也是个一面倒的听证会：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以及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人马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巴尔的摩极其愤怒。他给几百名科学家发去一封 信，攻击丁格尔，宣称国会对此案的介入完全没有必要，必须停止。他认为国会议员们不会关心事实真相，而只在乎招引公众的注意和自己的形象，一旦让他们插 手，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科学家们纷纷写信给丁格尔抗议其所作所为。科学家们的“傲慢”反而激怒了丁格尔。丁格尔向伊马尼希－卡里发出传票，命令她交出实 验记录本。伊马尼希－卡里拖到7月才交给NIH一大本活页记录本。欧图尔和其他人在看了该记录本后，认为其中明显有假。至此，伊马尼希－卡里首次被指控造 假。丁格尔下令财政部特勤处对伊马尼希－卡里交出的记录本用刑侦手段做鉴定。

在发现NIH的调查委员会中居然有两位是巴尔的摩的朋友后，丁格尔宣布该委员会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NIH的调查大成问题，必须重来。NIH换掉了 这两名委员，以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取代，组成新的委员会，仍由戴维主持。NIH委员会与伊马尼希－卡里做过几次面谈，发现很难和她沟通，因为她 的英语非常糟糕，经常搞不清楚她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我们阅读面谈的记录，会觉得她甚至连基本的英语表达能力都不具备。这不能不让人疑惑，英语水平如此 低下的人，如何能在美国名牌大学当教授？也许，这是对付调查的一种策略？由于英语沟通出现问题而产生误会，在后来一再被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用来做为为 她辩护的理由。

戴维委员会在1988年12月发表调查报告草案，认为《细胞》论文存在重大表述错误和疏忽，令人怀疑其数据和解释的可靠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有意的造 假。这个结论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结果相似，不同的是，委员会建议公开纠正这些错误。在报告草案发布之前（11月18日），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等人 已在《细胞》上发表一封来信纠正其论文中的错误，但是委员会认为这一纠正还没达到其要求。

《细胞》论文的作者针对这一报告写了一篇反驳，不同意其中的一些看法，但认为这只是诚实的人对同一事实有不同看法。欧图尔也对这一报告不满意，指出该报告 所引用的某些实验数据当初并不存在。对此，NIH负责人在1989年4月表示，将重新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此案，并解散外机构研究办公室，新成立“科学诚信 办公室”专门负责调查学术不端行为。

丁格尔对NIH的调查结果完全无法接受，认定是巴尔的摩在利用他的势力左右调查。丁格尔计划针对这个案件再举行一次国会听证会，这一次他将要求巴尔的摩出 席作证。为了准备这次听证，巴尔的摩在波士顿和华盛顿都雇了律师当顾问，并与监督与调查分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丁格尔是民主党）接触，试图争取他们。巴尔的 摩几乎成了他所鄙视的政客：他原先的政治立场属于左派，更倾向于民主党。

这场大戏在1989年5月4日上演。三名来自美国特勤处刑侦服务部的专家出席作证，报告他们对伊马尼希－卡里送交的实验记录本的鉴定结果。他们用几种方法 对实验记录纸张、圆珠笔墨、纸带、打印机墨水等等做了分析，认定实验记录是伪造的。血清学实验要用到放射性计数器测定放射性同位素的强度，用纸带打印出 来。伊马尼希－卡里声称某张纸带记录的是她在1985年6月做的实验，但是该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都与别人在那个时候获得的不一样，更像是在1981 和1982年间的打印机色带打印的。放射性计数器打印出实验数据时，会在纸带边缘上打印序列号。在伊马尼希－卡里的实验记录本上，有两条贴在一起的纸带， 她声称它们代表了持续两天的同一个实验。但是这两条纸带上的序列号相距很远，表明它们是至少相距三个月的两个实验。刑侦专家也对实验记录本上的数据做了统 计分析，认为数字分布不符合统计规律，而更像是人为编造的。

随后NIH调查委员会主席戴维作证。他认为《细胞》论文中的某些说法并不是来自实验数据。例如，在《细胞》论文中，伊马尼希－卡里报告做了某个实验，而实际上并没有做。在被问及这算不算不端行为时，戴维承认应该算，只不过在报告中委婉地称之为“严重错误”。

万众瞩目的当然是巴尔的摩的作证。不出所料，听证会变成了巴尔的摩和丁格尔两人针锋相对的攻击。巴尔的摩表示，科学家们很担心这一听证会对美国科学产生不 良影响，许多人不知道丁格尔想要干什么。更让巴尔的摩不满的是丁格尔的调查方式，他认为是典型的先定罪再找证据。巴尔的摩拒绝对刑侦专家出示的结果做出评 价，因为他没有见到详细材料。但是丁格尔认为他抓住了巴尔的摩的把柄。他念了巴尔的摩在1986年9月9日写给负责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的埃森的一封机密信 件。在信中，巴尔的摩承认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很明显，证据表明BET-I抗体的效果并非像论文所描述的那样。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对你说她一直就 知道这一点，这很显然在承认有罪。大卫·韦弗和我都不知道血清有问题或有不确定性。我不明白，为什么特蕾莎会选择使用这些数据并误导我们两人和那些读这篇 论文的人。”在听证会上，巴尔的摩解释说，由于伊马尼希－卡里的英语表达能力很差，埃森误会了她的意思，巴尔的摩是居于错误的信息写的这封信的，他为此道 歉。

到丁格尔做最后总结时，巴尔的摩忍不住愤怒地打断他的话，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一些人认为巴尔的摩灭了丁格尔的威风，非常精彩，另一些人则认为巴 尔的摩是在蛮干。巴尔的摩那封机密信件对他很不利，而刑侦证据似乎已很确凿地证明了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巴尔的摩为了替伊马尼希－卡里辩护，宣称只要不拿 去发表，科学家可以随便在实验记录本上改动原始数据，这更让许多科学家齿冷：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准确，是科学研究的一项规范。

伊马尼希－卡里也在这次听证会上作证。她承认自己对待实验记录很马虎，但是认为自己不至于傻到去造假。对此她有一番煽情的表白：“如果我伪造数据，那将会 误导科学家，浪费他们宝贵的资源，妨碍他们去努力征服导致我的姐姐死亡并威胁着我的疾病。”然而，煽情表演只会给许多科学家留下更糟糕的印象。哈佛大学教 授、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瓦尔特·吉尔伯特本是巴尔的摩的朋友，但是正是在听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这番表白后，改变立场，怀疑她很可能造假。另一个哈佛大学著 名教授、拉斯克医学研究奖获得者马克·普塔什尼原先一直在为巴尔的摩辩护，现在也认为巴尔的摩在掩盖真相。他们和几名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组 成一个小组，与欧图尔面谈，分析《细胞》论文，认定伊马尼希－卡里造假。但更让他们不满的是巴尔的摩的所作所为。虽然巴尔的摩本人没有造假，但是他试图利 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来阻挠对案件的调查的做法，让这些地位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著名科学家们无法容忍。用吉尔伯特的话说，“这个案件更多地是关于正确行为的 观念，而不只是造假。”此后吉尔伯特通过写公开信、作证、接受采访，公开地谴责巴尔的摩，如此持续了好几年。

（下）

1989年秋，美国国家卫生院（NIH）新成立的“科学诚信办公室”（OSI）组成委员会，重新启动对伊马尼希－卡里案件的调查。新的委员会除了保留第一 次调查委员会原有的三名委员，另外增加了两名委员，仍由戴维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1991年3月14日完成了调查，写成调查报告草案。与第一次调查结果不 同，这一次的调查主要根据特勤处对伊马尼希－卡里实验记录本进行刑侦鉴定的结果，认定伊马尼希－卡里“反复出具虚假和误导性的信息”，犯下了“严重的科学 不端行为”，并表扬欧图尔追求真理的勇气，同时批评巴尔的摩没有认真对待造假的指控。

根据程序，调查报告草案送给一些人进行审阅，委员会再根据审阅意见写成报告定稿公布。审阅者按要求必须对报告草案保密，但是这完全取决于审阅者的自觉。事 实上，报告草案一交到审阅者手里，马上就被人泄露给了媒体记者，迅速传开了。《纽约时报》在3月21日头版报道调查结果，并报道说巴尔的摩将会撤销《细 胞》论文。美国司法部则宣布计划起诉伊马尼希－卡里骗用联邦资金（后来放弃）。

巴尔的摩与其律师、同事商量了一个月后，给NIH寄去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巴尔的摩做了自我批评，赞扬欧图尔，并对自己一开始没有重视欧图尔的举报而向她道 歉。《自然》杂志在5月9日刊登了巴尔的摩的声明，一周后又刊登欧图尔的回应。欧图尔对巴尔的摩的声明并不满意，认为他还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第二天出版 的《细胞》刊登了巴尔的摩等人的撤稿声明（伊马尼希－卡里和里斯拒绝签署该声明）。

随后，以哈佛大学教授们为主的巴尔的摩的反对者和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及其支持者在《自然》上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论战。伊马尼希－卡里宣称OSI委员 会委员们没有看懂其血清学实验，尽管这些委员们都是资深的免疫学家。巴尔的摩的态度则再度变得强硬，对欧图尔的指责一一做了回应，并坚持其《细胞》论文基 本上还是成立的，有后来发表的6篇文献为证。而其反对者则认为这6篇文献并不能用以证明《细胞》论文的结果，而且即便《细胞》论文的结果被别人证实，也不 能说明就没有造假，科研人员应该自己确保实验数据的有效性，而不是让别人来为自己证明。10月10日，《自然》用一篇严厉批评巴尔的摩的社论终止了这场论 战。

巴尔的摩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巴尔的摩已于前一年的7月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当校长。他是在一片反对声中走马上任的。根据民意调查，该校 有三分之二教授反对让巴尔的摩当校长，其中有半数签署了请愿书。他们不希望让一个由于涉及造假丑闻引起争议，名声不佳的人来当校长。但是董事会坚持聘用巴 尔的摩。

巴尔的摩在《自然》的论战进一步激怒了他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反对者。该大学一些著名教授纷纷宣布不愿再受巴尔的摩领导，将另谋出路，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他在1991年10月份宣布把实验室搬到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埃德尔曼激烈地批评巴尔的摩，认为其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是一个科学 家，因为一个科学家如果受到挑战，就会通过重复实验来证明自己，自己做不了实验就请别人来做，而不是靠争辩、雇律师、骂人和把证明的责任推给其他科学家。 11月，巴尔的摩宣布他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并于1994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

丁格尔议员对OSI的工作并不满意，仍然认为NIH没有能力调查学术不端行为。在他的要求下，OSI在1992年被解散，另外成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 ”（ORI），由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直接管辖。ORI继续调查伊马尼希－卡里案件，一直到1994年11月，OSI正式发布正文长达231页的调查报告，指 控伊马尼希－卡里犯有19项不端行为，建议在10年内禁止她申请联邦政府的科研基金。随后，塔夫茨大学撤掉伊马尼希－卡里的助理教授职务，把她降为研究助 理。

伊马尼希－卡里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提起上诉。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听取上诉，其中两人是该部的律师塞西莉亚·福特（任主席）和朱迪 思·巴拉德，一位是从外面请来的科学家、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朱利叶斯·扬格纳。这两名律师此前也在另一个学术造假案上诉委员会任职，推翻了ORI的 调查结论，曾被批评为不懂科学。扬格纳当时已75岁，是微生物学家，而不是免疫学家。由这三个人来听取伊马尼希－卡里的上诉，让人怀疑是否能够胜任。

按美国司法系统，上诉法庭并不对案件重新进行调查，而是根据已有的证据做出判决。但是该上诉委员会却不顾OSI、ORI长达5年多的调查结果，重新启动调 查，举行听证。他们不允许ORI在听证时出示其调查报告，也不允许出示以前的调查报告和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1996年6月21日，上诉委员会发布长达 192页的决定，认为ORI没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伊马尼希－卡里有不端行为，推翻了ORI的调查结论，解除了对伊马尼希－卡里的处罚。塔夫茨大学恢复了伊 马尼希－卡里的助理教授职务。目前伊马尼希－卡里是该校的副教授。

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难道刑侦鉴定结果还不够确凿吗？上诉委员会认为这些证据没有意义，不能证明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可以有别的解释。例如，上诉委员会是 这么解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处涉嫌造假的证据的：关于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不符的问题（伊马尼希－卡里声称某张纸带记录的是她在1985年6月做的实 验，但是该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都与别人在那个时候获得的不一样，更像是在1981和1982年间的打印机色带打印的），上诉委员会认为也有可能是有 人换了打印机、更换了打印机色带等等；而两条据称是隔天做的实验的纸带上的序列号相距很远的问题，上诉委员会认为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写错了日期，无视伊 马尼希－卡里是把这两条很不连续的纸带当成一个实验的结果来用的，根本不是日期是否正确的问题。

上诉委员会认为伊马尼希－卡里没有造假的动机。这个认定也颇为奇怪。伊马尼希－卡里做这项实验的时候，正当她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希望能因此在麻省理工学院晋升职称，迫切需要有重大突破发表一篇高档次的论文。

因此不难明白，为何上诉委员会在形式上已最终还伊马尼希－卡里清白，而实际上却没能使有关此案的争议从此平息。那些认为伊马尼希－卡里造假的人并没有因上 诉委员会的判决而改变立场。巴尔的摩当初是以维护科学自主权为由而反对政府机构介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的，该案最终判决出来后，《波士顿环球报》发表评 论称该案的结果让人进一步相信科学仍然有自我纠正的能力。认定伊马尼希－卡里造假的ORI委员会由5名科学家组成，而推翻ORI认定的上诉委员会由两名律 师和一名已脱离科研的老科学家组成。难道科学的自主性是靠律师的文字游戏来保证的？

与巴尔的摩同年分享诺贝尔奖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霍华德·特闵是巴尔的摩的老朋友，一直关注此案，但没能看到这个案件的结局：他于1994年2月死于肺癌。 他在1993年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巴尔的摩也犯有不端行为：“巴尔的摩的不端行为是——当有人挑战你的实验，不管挑战者是谁，你都有责任做核查。这是科学 铁定的规矩，你发表了论文，你就要为其负责。和俄国、德国和日本的科研截然不同的是，美国科研有一个强项，那就是，即使是最资深的教授受到最低级的技术员 或研究生的挑战，也必须严肃地对待他们，考虑他们的批评。这是美国科研最根本的特色之一。”这其实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科研的根本特色。

巴尔的摩后来还牵涉进了另一起学术造假案。他于199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校长。在此期间路克·凡·帕里斯在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帕里斯后来到麻省理工 学院当教授。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根据举报，对帕里斯进行调查，认定他伪造实验结果，于2005年将他开除。有人发现帕里斯在巴尔的摩实验室做博士后 期间发表的论文也可能有假。巴尔的摩辞去校长职务，并要求校方调查此事。2007年，加州理工学院认定帕里斯在该校工作期间发表的4篇巴尔的摩做为共同作 者的论文有假，但是是他一个人干的，与巴尔的摩无关。

2009.2.4,11,18

（《经济观察报》2009.2.9,16,23）

   
在科学史上，各个科学发现的突破程度不尽相同。有的科学发现已呼之欲出，许多人在竞赛，甚至差不多同时做出来，以至发生优先权的争执。也有的科学发现极为超前，刚提出时被忽略了，后来才被挖掘出来。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属于这两种情形。他没有竞争对手，以一人之力创建进化论；也没有被忽略，《物种起源》一发表就引发了一场科学大革命，为生物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假如没有达尔文，或者假如达尔文没能登上贝格尔号从而失去发现进化论的机会，是否会有人很快地做出相同的发现？生物科学的建立还要再等多长时间？

   
达尔文并不是最先提出进化论的人。在达尔文之前，有一些学者已具有进化思想，包括他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更是经常被提出来和达尔文做对比，据说法国人迄今认为进化论的创建者是拉马克。在《物种起源》第一版，达尔文对这些进化论先驱只字不提，招来其论敌的尖锐批评。为此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三版加了一篇“史略”，简述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前20多位学者有关生物进化的观点。这篇史略常被批评写得过于粗糙，不过倒没什么遗漏，其中有些人其实是神创论者，因为个别言论与进化沾边，也被收集进去。

   
这些先驱者大多对生物进化只有零星的见解，缺乏系统阐述，没有引起重视。拉马克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生物进化，并给出了第一个进化的理论。拉马克的进化论虽然没有被忽视，却是往往被做为反面教材加以嘲笑和批驳，在他生前及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无人接受他的进化论。这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也有科学上的依据。拉马克理论中的一些观念，例如否认物种的存在、否认物种会灭绝、认为简单的生物能无中生有地自发生出来，过于落后，脱离了当时学术界的主流。

   
达尔文第一个科学地论证了生物进化，汇集了系统分类学、生物地理学、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古生物学等领域的证据，雄辩地说明，如果生物是由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话，那么这些领域令人迷惑的种种现象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这一解释极具说服力，而且简单明了，让人难以相信在达尔文之前竟然没有人系统地提出，而它一旦被提出来，很快就被生物学家们所普遍接受。

   
达尔文出示的进化证据大多是前人的发现，这种归纳工作似乎较不具有突破性。但是如果你以为达尔文只是在给别人提出过的理论提供证据，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拉马克等人虽然相信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但是他们把进化过程设想成是一个不断攀升的梯子，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一步步往上爬，一直进化成位于梯子顶端的人。这种直线式的、方向性的进化观念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一般的人仍然是如此理解生物进化的。汉语当初之所以把evolution通译成“进化”而不是更恰当的“演化”，也是受这一观念的影响。

   
而达尔文则把生物进化过程设想成一棵不断地生长、分支的大树，现存的所有生物都位于这棵树的某个小分支的顶端，很难说哪一种更高级，在同时存在的生物种类之间作高低级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进化没有预定的方向，进化树不存在一个以人类为顶端的主干，人类只是进化树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分支。这个观念在当时极为新颖，在现在还让许多人觉得无法接受。

   
达尔文不仅揭示了生物进化的事实和模式，而且提出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在达尔文之前，有些学者提出过某些看上去很像自然选择的观点，经常被人视为达尔文的先驱者，而事实上他们的观点或者与自然选择毫无关系，或者只涉及自然选择的某个方面。一般人只是简单地把自然选择当成是“优胜劣汰”，在达尔文之前也的确有一些学者提出过类似的“淘汰”学说。但是这只是涉及了淘汰不良形态、保留最佳形态的稳定性选择，而完全没有涉及自然选择学说中最关键的部分：对优良性状的选择将会产生新的形态、新的物种。这是达尔文进化论中最富有革命性、最大胆超前的观念，从提出之日起就饱受非议，在提出之后近百年才被生物学家们普遍接受，而且还有不少人不服气。

   
达尔文在1838年开始创建自然选择学说，但没有急着发表，而是继续为该学说收集资料。直到1858年夏天，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信，发现华莱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才在当年与华莱士一起发表有关自然选择的论文（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并在第二年出版《物种起源》（马上引起轰动）。华莱士因此被普遍视为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立者，而事实上，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的理解并不那么准确，也不彻底，并非达尔文第二。

   
在达尔文时代，并没有可以替代他的人。如果没有达尔文，进化论的创建至少还得等待一代人的时间，而且不太可能由某个人石破天惊地独创，而会由多人集体努力、逐渐形成。毕竟，达尔文是科学史上罕见的思想巨人，只有牛顿、爱因斯坦可与之比肩。

2009.2.16

（《中国青年报》2009.2.18）

   
有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选择。在我读高一时（1982年），正在“向科学进军”的中国大张旗鼓地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出版了许多达尔文著作和进化论科普，激发了我对生物学的兴趣，并一直持续下来。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达尔文生于1809年2月12日）和《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出版于1859年11月24日），世界各国科学界正在轰轰烈烈地庆祝，国内还未见到有什么举动，不知是否也会使一些中学生对生物学产生兴趣，而不是像近年来那些高考状元一律功利地选择金融、经济做为专业？

   
当达尔文还是一名似乎很平庸的中学生的时候，他更像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而不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天才。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为了让达尔文尽快走上正轨，在16岁那年，他的父亲让他提前两年从寄宿学校退学，和哥哥一起往爱丁堡大学学医。

   
爱丁堡大学有当时英国最好的医学院，达尔文的祖父、父亲都曾在那里学习，后来也都成了名医。达尔文父亲指望达尔文能延续家族传统。可惜，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由于当时麻醉术还未发明，手术极为残酷，而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在观摩对一个男孩的手术时，达尔文再也无法忍受下去，逃离了现场，并决心不再进手术室。他更热衷于帮助大学博物馆采集植物标本，跟随动物学教授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

   
两年之后，老达尔文终于明白无法让儿子继承衣钵，必须重新设计达尔文的人生。达尔文家族除了出医生，还出律师和军人，但是小达尔文显然缺乏从事后两种职业所必需的自律。老达尔文觉得当教区牧师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最佳选择，有稳定的收入，有体面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充裕的业余时间让达尔文做博物学研究。达尔文想想也是，当时许多博物学家的职业都是牧师。于是达尔文听从父命，进了剑桥大学学神学。他花在打猎、收集甲虫标本的时间比花在学业上的要多得多，却也能应付考试，在1831年以在178名非优等生中排名第10的成绩毕业，准备当个牧师了此残生。

   
达尔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认为他的所有这些所谓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浪费。但是他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学术训练。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的赏识。达尔文完成学业后，随地质学家塞奇威克到威尔士考察，并梦想能有机会到热带地区做博物学研究。

   
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快来了。这一年的8月，他从威尔士考察回来，收到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亨斯楼给他的一封信，让他赶快申请当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当时英国海军计划派贝格尔号到南美海域考察，制作海图。船长费兹洛伊担心旅途的寂寞会让他精神崩溃——其前任在南美海岸自杀，况且他的家族有自杀史，其叔叔用刀片割破喉咙。因此他希望旅途中能有一名绅士做伴，最好是一名博物学家。亨斯楼自己想去，但让妻子很伤心。另一位候选人——也是名牧师兼博物学家——则由于神职工作无法脱身。他们联合推荐了未婚也未授神职的达尔文。

   
老达尔文反对儿子参加航行，认为这会推迟儿子在神学职业上的发展。达尔文沮丧地给亨斯楼回信谢绝推荐，然后到他舅舅韦兹伍德家打猎散心，意外地发现舅舅非常支持他参加航行。两人一起给老达尔文写了一封长信。针对老达尔文的顾虑，韦兹伍德指出这次远航实际上对达尔文的职业发展很有好处，毕竟，研究博物学对神职人员很合适。老达尔文同意了。

   
达尔文连夜赶去见亨斯楼。不幸的是，他们发现这是一场误会：费兹洛伊早已答应把位置留给一名朋友。几天后，达尔文在海军部遇到费兹洛伊。费兹洛伊告诉他，其朋友几分钟前决定不去了，他还想去吗？达尔文兴奋得几乎昏倒，勉强点了点头。费兹洛伊却心存疑虑，因为他迷信面相，认为达尔文的鼻子形状表明他不会吃苦耐劳。在经过几天相处增进了解后，费兹洛伊和达尔文定了协议。达尔文算是船长客人，不支付薪水，坚持不下去时可以随时离队。

   
贝格尔号于1831年12月27日扬帆起航，绕地球一圈，于1836年10月2日回到英国。达尔文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采集了无数标本运回英国，还未回国就已在科学界出了名。这5年的见识，让达尔文从一名正统的基督徒变成了无神论者，不可能再去当牧师了，成了职业博物学家。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思考生物的起源问题，最终创建了进化论，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种种巧合促成的贝格尔之航是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提供了这一机会的费兹洛伊为此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物种起源》发表后，这名虔诚的基督徒愤怒地宣称它带给他“最剧烈的痛苦”。6年后（1865年）一天的早晨，费兹洛伊起床走进卫生间，和他叔叔一样，用剃须刀结束了这一痛苦。

2009.2.10.

（《中国青年报》2009.2.11）

   
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在1929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十万个为什么——屋内旅行记》，书名取自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一句诗，内容是对屋内的许多事物提出问题加以解释，像“炉子里火旺的时候，为什么呼呼直响？”“为什么面包心里都是小孔？”……，“这样的谜可以猜的岂止12个，而是10万个。”书中提出的问题当然没有十万个，其本意乃是虚指有许多问题可问，“十万”的原文是“百千”，不过是形容很多，翻译过来，按中文的习惯改千为万，变成了“十万”。

   
用“十万”来形容多，本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正是国内什么都向苏联学习的时期，编一套解答科学基本知识问题的少儿科普读物也要向苏联取经，于是就有了“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书名。由于这套书发行量极大，读者众多，从此“十万个为什么”的名头反而比其起源地响亮得多，由此又衍生出众多模仿、跟风之作，国内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以“十万个为什么”为名的图书，至少有一百多种，如果比照其对问题数量的夸张程度，也可以说成有“十万种”。

   
这类“十万个为什么”书籍涵盖的学科范围、所提的问题都比伊林的小册子多，试图较全面地介绍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像“为什么会有日食？”“为什么南极地区有那么多陨石？”之类，其实是百科知识入门读本，编写方式类似于初级百科辞书，只不过是把条目改成用问题提出，内容较为浅显而已。所提问题其实是编写者系统设计、觉得读者应该知道的，却未必是读者想要知道的，大多很抽象，不像伊林原著那样贴近生活让读者觉得亲切，解答也过于呆板、枯燥，犹如考题答案，文笔不像伊林原著那么生动活泼。

   
一些科普杂志也有类似的解答“为什么”的专栏，比较出名的是英国《新科学家》的“最后的话”专栏。它的问题都是由读者提交的，但和其他杂志不同的是，《新科学家》并不找专家解答，而是公布出来向读者征集答案，读者如果对答案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来。它对解答问题的读者的资质并无要求，既有相关领域的专家，也有普通读者，甚至还有中、小学生。其答案必然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读起来固然比“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有趣、生动得多，却也让人难免感到无所适从：每个问题都有几个人的解答，有的相互矛盾，我们怎么知道哪个答案是正确的？那些说得头头是道的解答是否在科学上能够成立？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或实验证明？没有哪个读者对涉及如此众多学科的问答都具有辨别能力，例如，有些生物、医学方面的解答我可以看出明显的错误，但是其他领域的我就无能为力。

   
有人说这并非在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在提供解答思路，培养探索兴趣和启发心智，据说这样做更有科学精神，有助于提高科学素质。但是要具有科学精神，并不是有探索的兴趣，能够运用一些科学术语进行思考就行了。还需要有充分的知识储备，正确应用科学原理，掌握相关的科学证据，而且还应该让读者知道哪些是理论上的推论、猜测，哪些已经经过了实验的验证，哪些有科学家做过了研究，哪些还只是臆想。

   
杂志开这种读者互动专栏，还算得上是在鼓励读者思考、讨论。但《新科学家》还几次将这些问答汇集起来出书，就相当于把答案定型了。把几个可靠性值得怀疑、甚至互相冲突的解答罗列出来交给并不具有专业辨别能力的读者做取舍，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一般的读者也不太可能真的自己去做进一步的研究，而会将解答当成现成的答案接受下来，错误的答案也就难免以讹传讹。

   
不过，据说严谨的科普已经过时了，人们喜欢的是把科普当娱乐的消遣，管他是否可靠，这种轻松的问答也就很流行。《新科学家》在2006年收集“最后的话”专栏出版的《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冻》一书，一度排在英国亚马逊畅销书总榜第一名，是那些比较严肃的科普读物所难以企及的。该书在2007年翻译成中文引进到国内后，从网上书店的排行看，销路似乎也不错。

   
科普译著最让人头疼的是翻译的质量，即使原著是杰作，往往也被中译者给糟蹋了。这本书的中译本由有经验的译者翻译，译笔比较流畅，没有科学类译著常见的生涩。至于翻译的准确性如何，我手头没有原著对比，不好说。但中译本中有两个地方注了原文，这两个地方的译文都出现了低级错误。一处是把《新科学家》的专栏名称Last
Word译成“最后一句话”，其实那个专栏有很多句话的。一处是把该专栏的上一本结集的书名Does Anything Eat
Wasps?译成《任何动物都吃黄蜂吗？》，不懂英文的读者看了这个书名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那还用问吗，怎么可能任何动物都吃黄蜂？至少草食动物就不吃黄蜂。其实原文没有那么无厘头，问的是个简单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动物吃黄蜂？”只要举出一种动物就行，而不必把所有的动物都考察一遍。

《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冻》，米克·奥黑尔编著，王鸣阳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2009.1.9.

（《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2009.2.10）

   
“婴婴困，一暝大三寸；婴婴惜，一暝大三尺。”这是流传在闽南地区的一首摇篮曲，翻译过来的意思大致是：“宝宝睡吧，一晚上长高三寸；宝宝可爱，一晚上长高三尺。”这个夸张程度胜过李太白的歌谣，无意中触及了一个事实：小孩是在睡眠中长个儿的。

   
一个人的高矮主要取决于其下肢的长短，而下肢的长短又取决于长骨（股骨、胫骨和腓骨）的长短。小孩的长骨是怎么变长的呢？在长骨的骨干和骨骺（骨两端膨大部分）之间，有一段透明的软骨，叫做骺板，又叫做生长板——骨就是靠它生长的。骺板由软骨细胞组成，这些软骨细胞不断地在增殖，新生成的软骨细胞向前往骨骺方向堆积，把老细胞向后往骨干推去。老细胞降解掉了，残余的东西被成骨细胞骨化，变成了骨，于是骨就长了一点。到青春期结束时，骺板软骨细胞不再增殖，剩下的软骨逐渐被骨取代，只留下了一条细细的骺线，人也不再长高了。

   
这个过程是受生长激素控制的。生长激素能刺激肝脏合成一种和胰岛素类似的激素，这种激素能刺激细胞的生长，所以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简称IGF-1）。IGF-1对几乎所有的细胞都能起作用，也能刺激软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增殖，从而就刺激了骨的生长。生长激素可能也会直接刺激骨细胞的增殖，不过很难把这和通过IGF-1的间接作用区分开来。

   
体内生长激素或IGF-1含量高了，就会反过来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免得分泌太多的生长激素。但是生长激素的分泌还受到其他激素的控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是下丘脑分泌的两种激素在一正一反地控制着生长激素的分泌，分别把它们叫做生长激素释放激素和生长激素抑制激素。1999年，日本科学家在胃底部的上皮细胞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激素，它能够刺激食欲。如果注射它，会引起强烈的饥饿感，在绝食时它在血液中的含量非常高，考验绝食者的意志。这种新激素或许应该叫做“饥饿素”，不过它刚被发现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它有此功能，而只知道它能刺激脑垂体分泌生长激素，因此被命名为ghrelin，意思是“生长素”。

   
这些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祖先和许多动物一样，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生理机能相应地出现了昼夜节律。例如许多激素的分泌量在白天和晚上大不一样。生长激素释放激素在体内的含量就表现出明显的昼夜节律，在早上含量较低，下午逐渐增加，傍晚时达到了高峰，然后下降。生长素的节律稍微复杂一些，在进餐时间达到高峰（让人感到饥饿），进餐后迅速下降，到夜晚时又上升。生长激素释放激素和生长素都具有催眠作用，在睡眠的早期，生长素的含量会上升。

   
那么，受生长激素释放激素和生长素控制的生长激素分泌量是不是也会跟着出现昼夜变化？不完全如此。在白天，生长激素的分泌量非常低，而在夜晚，也会非常低——如果不睡觉的话。夜晚和睡眠同时决定了生长激素的量：一旦入睡，大约一个小时后，生长激素的分泌量达到了高峰，持续两、三个小时后又降到了底线。这个分泌高峰通常只出现一次，不管在晚上的什么时间睡觉，都在入睡大约1小时后出现。一个人如果在晚上11点睡觉，那么在12点左右出现生长激素分泌高峰，而如果推迟到凌晨2点睡觉，那么在3点左右出现分泌高峰。但是，早睡觉出现的分泌高峰要比晚睡觉出现的高峰高很多。

   
晚上不睡觉，白天补觉则无济于事，因为在白天睡觉并不会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白天另有刺激生长激素分泌的办法：高强度的锻炼。在锻炼进入高强度状态（超过乳酸阈值，即乳酸开始在肌肉和血液里积累）至少10分钟后，体内生长激素的含量会显著增加，并持续1小时左右才下降。而且，在白天进行高强度的锻炼，晚上睡眠时生长激素的分泌量也会显著增加。

   
如果小孩缺乏夜间睡眠，导致生长激素分泌量不足，那么不仅影响身体生长，还会使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都受到影响。生长激素并不仅仅对小孩的生长至关重要，它还有许多功能对成人也一样重要，例如能增加蛋白质合成、促进脂肪降解、维持正常的血糖浓度、修复受损的组织等等。

   
有不少保健品公司在推销“生长激素口服制剂”，声称它能够终止或逆转衰老过程。但是生长激素是一种蛋白质，会被肠胃消化掉，口服无效，而必须通过注射才能起作用，而且非常昂贵。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可通过注射生长激素进行治疗，但是健康人试图通过注射生长激素来抗衰老并没有可靠的临床证据。临床试验表明，对健康老年人来说，注射生长激素的效果非常有限，能降低大约2千克脂肪质量，相应增加2千克肌质量，但是体重、骨密度、血脂浓度都无变化，副作用倒有一大堆：软组织水肿、关节痛、腕管综合征、男性乳房发育……足以让人吓得举不起注射针筒。高强度的锻炼和充足的睡眠才是更安全、更便宜地增加体内生长激素含量的自然办法。

2009.1.28

（《中国青年报》2009.2.4）

　　问：空调温度升高1摄氏度能省多少电？

　　答：空调温度升高1摄氏度，需要维持的气温与室温的热量差就少了1摄氏度，空调压缩机的工作量减少，耗电也就少了，但是究竟能省多少电，因时、因地、因机而异，是非线性关系的，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

　　一、空调的耗电量并不确定。虽然空调机都会写明输入功率，但是和其他电器不同的是，并不能据此算出空调的耗电量。比如，1.5匹制冷量的空调机的输入功率大约是1200瓦，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的耗电量就是一小时1.2度。这是因为空调压缩机并非一直在工作，一旦室温达到设置的温度，空调压缩机就停止工作，等室温低于设置温度再重新工作，在此期间只有风扇在转，其功率只有数十瓦，远少于空调机的输入功率。因此，空调的耗电量与空调压缩机达到和维持设置温度的时间长短有关，而这又与室外气温的高低、房间的大小、房间的保温性能和密封性的好坏、房间内人数的多少等因素有关，并不确定。

　　二、在不同的设置温度下，每调高1摄氏度所节省的电量并不是等差的，在一定范围内温差越大，节约电能就越多，比如，从18摄氏度提高到19摄氏度，要比从25摄氏度提高到26摄氏度更省电。这是因为散热的速度和温差有关，室外气温恒定的条件下，室内温度越低，那么散热速度越快，空调压缩机为了维持室内温度的工作量增大，耗电也就增加。但是如果温差太大，设置温度提高1度也没有区别，因为压缩机始终没停。

　　一般所说的空调温度升高1摄氏度能减少5～10％的耗电量，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

（编写：方舟子）

　　问：使用空调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答：空调的普及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空调需要耗费很大的能源，在夏天高峰期，炎热的城市经常会因为空调机器的超负荷运转而发生供电困难。如果当地所用的电能来自烧煤或其他燃料，发电过程就会造成相当大的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许多国家的空调机和冰箱已经不再使用对高空臭氧层有致命危害的氟利昂作制冷材料。但在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机器采用氟利昂制冷。这些机器废弃后，氟利昂气体会逐渐泄漏进入大气层而破坏臭氧层。在不使用氟利昂的空调机中，有些取代氟利昂的化学气体仍然包含有对臭氧层有危害的元素，比如氯气。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如果要制冷必须要同时发热。空调机是靠把产生的热气排出室外来达到为室内空气制冷的目的的。在楼房密集的大城市，大量的空调机同时运作的结果是室外空气越来越热，使路上行人颇为难受。事实上，空调机的使用在总体上是增加环境温度的。

　　当然，人们也正在致力于改进空调机的效率。因为空调往往是在太阳最剧烈的时候需要，人们正在试图在空调机上附加太阳能电池，利用太阳能提供空调的电力。一些完全不含氯气的制冷材料也正在研制、推广之中。但从环境角度出发，尽量少用空调，在合适的条件下通过开窗子通风降温不失为一个好习惯。

（编写：程鹗）

　　问：为什么不能再使用氟利昂制冷的冰箱、空调？

　　答：氟利昂是几种含有氟、氯元素的碳氢化合物的总称，曾经作为制冷剂、发泡剂和清洁剂得到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氟利昂的化学性质相当稳定。但释放到空气中的氟利昂上升到大气上层时，在强烈的紫外线作用下会分解，释放出氯原子。这些氯原子与同温层（离地面10公里至50公里的大气层）里的臭氧发生化学反应，使臭氧减少、臭氧层变薄乃至出现空洞。

　　臭氧层是地球生命的保护伞，它吸收来自阳光的紫外线，其中杀伤力最强的短波紫外线(UV-C)全部被吸收，有害的中波紫外线（UV-B）大部分被吸收。臭氧层损坏会使更多的中波紫外线到达地面，导致皮肤癌、白内障等疾病发病率升高。过量的紫外线还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减少农业和渔业产量，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如果同温层臭氧减少10%，每年全球非黑色素瘤皮肤癌病例会增加30万，黑色素瘤皮肤癌病例增加4500，白内障病例增加160万至175万。

　　科学家于1974年提出了氟利昂破坏臭氧层的理论，随后越来越多的观测证实了这一点。关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于1987年签署，从那以后，各国逐渐减少进而停止使用氟利昂及有类似特性的物质。但由于氟利昂在大气中存留的时间非常长，它们仍在继续对臭氧层造成破坏。据估计，南极上空的受损臭氧层可能要到
2065年才能恢复原状。

　　http://ozone.unep.org/Publications/

　　http://www.who.int/uv/uv_and_health/en/index.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6-08/20/content_4982778.htm

（编写：碧声）

　　问：房间里装多大的空调机最合适？

　　答：为一个房间选择合适的空调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房子的面积、天花板的高度、房间的窗户数、经常在室内活动的人数、房间的朝向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同样大小的两个房间，居住人数多的、房子朝阳的、窗户多的那个会需要更大的空调。每个房间都有个最佳的空调机大小的选择。如果空调机太小，制冷能力不够，空调机全负荷运转，房间也凉不下来。如果空调机太大，它就会经常启动、关闭，浪费能源不说，制冷效果也不大好。

　　我们可以由房间的面积估计最优的空调机大小。这里说“大小”，实际是指空调机的制冷功率。制冷功率一般由“匹”做单位。一匹相当于2324瓦。根据经验数据，房间越小，每单位面积所需的制冷功率越大。一个15平米的房间，需要0.75匹的空调机。一个30平米的房间，需要一匹的空调机。一个45平米的房间，需要1.5匹的空调机。如果想做个粗略的估计，中等以上大小的房间（大于25平米），每平米所需功率为80瓦左右。大家可以将房间平米数转成瓦数，再转成匹数。另外，有时厂家也用瓦数除以100来指空调机的大小。比如，32机是指3200瓦的空调机，也即约1.4匹。

（编写：太蔟）

　　问：日常使用时如何减少空调的能耗？

　　答：在炎热的夏天，室内空调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享受。但是空调也是一个相当耗费能量的家用电器。在日常使用中，我们如何能够减少空调的能耗呢？这还是有一些办法的：

　　1.
不要把温度设得太低。一般来说，摄氏25度左右就比较舒适了。如果温度设得太低，空调负荷很重，就会多耗费很多电能。
　　2. 白天太阳剧烈时，别忘了关上窗帘，不要让太阳光直晒进屋里。
　　3. 如果有空余不用的房子，可以把那房门关上，减少不必要的空气流通。
　　4.
空调机的进气口设有过滤屏幕以阻挡灰尘，时间长久后会发生堵塞减弱进气量。应该经常地检查看屏幕是否已经脏了。脏了的话应该立即换新的。通常应该每一两个月就检查一次。

　　5. 如果能够将门缝、窗框等等可能有裂缝的地方加以封死，也能有效地提高空调的效率。
　　6. 空调机每一两年应该请行家检查调试，以保证其运转的效率。
　　7. 购买新的空调机时，注意选择能量效率比较高的品种。家里的空调机如果太老的话，换成新的也可以节省很多电能。
　　8. 空调机本身应该安装在朝北、背阴的所在。

（编写：程鹗）

　　问：我的电视坏了，现在打算买一台新型的大屏幕平板电视，从环保角度考虑，我应该选择液晶电视还是等离子体电视？

　　答：这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你可以考虑如下的因素。首先是耗电量。电视机的耗电量越少也就意味着它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也越少，即对全球变暖的贡献更小。等离子电视利用类似于霓虹灯的微小发光单元组成的点阵显示图像，等离子电视消耗的大部分能量都是被这些发光单元消耗的。而液晶电视消耗能量的主要部件是背光灯管。一般认为，同样尺寸的等离子电视的耗电量要高于液晶电视，这主要是由于等离子发光单元更加耗电。但是一些新型的等离子电视的功耗已经大大降低，甚至已经接近或者优于某些能效不高的液晶电视的水平。所以你应该在选购的时候实际比较一下生产商给出的功率数据，选择更节能的产品。

　　其次，要考虑电视是否含有有毒物质。液晶电视的背光灯管和照明用的荧光灯管类似，都含有少量的汞。在正常使用的时候这些汞不会危及到使用者的健康。但是当电视报废之后，这些含有有毒物质的部件就需要专门回收。等离子电视通常不含汞。

（编写：柯南）

　　问：在选购、使用电冰箱时，有什么办法减少能耗？

　　答：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冰箱是最耗电的电器之一。为了尽量减少冰箱的能耗，在选购时应注意：一、选择高能效的冰箱。冰箱的能效等级数字越小，则越省电。二、根据家庭需要选择合适的冰箱容积。以每个家庭成员60～80升估算，容积越小，就越省电。三、单门冰箱最省电，其次是上下格双门的，最差的是左右双门的。冷冻室设在上面的冰箱要比设在下面或旁边的更省电，能省10-25%。四、具有穿透式制冰功能的电冰箱的能耗会增加14-20%。

　　使用时应注意：一、应该把冰箱放在远离热源的地方，例如不要放在炉灶旁边，也不要放在窗边让太阳直射。二、冰箱上部和两旁应留有大约30厘米的空间，背面和墙壁之间要留有至少4厘米空间，并保持冷凝器的清洁，这样有助于空气流动让冷凝器散发热量。三、注意把冰箱门关紧。可用一张纸尝试插入门上的密封垫，如果纸张能活动，说明门无法关紧，需要更换密封垫。四、冷藏室调到5摄氏度、冷冻室调到零下14摄氏度最适宜。温度调得太低只会浪费电。五、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开门时间，开、关门的动作要快，开门角度应尽量小。要有计划地一次将食物取出或放入。六、避免箱内温度骤然升高。热的食物应在室温放凉后再放入冰箱保存。六、蔬菜、水果等水分较多的食物应该先用塑料袋包好再放入冰箱，以免水分蒸发加厚霜层。七、手动除霜比自动除霜省电，但是要定期除霜才行。霜层增加了能耗，不要让霜层厚度超过6毫米。八、长期出门远行应清理掉冰箱内食品，并拔掉电源。

（编写：方舟子）

　　问：用洗衣机洗衣服时如何减少能耗？

　　答：在选购洗衣机时，根据需要选择合适大小的洗衣机。水平滚轴的侧门式洗衣机比垂直转轴或顶门式洗衣机的耗水量较少，也更省电。侧门式洗衣机对衣服的磨损也较小。

　　应装满一机衣物才洗衣，因为洗衣机在半满和全满状态下都耗用同等的电能，这样在全满状态下平摊到每件衣服的耗能就少了。例如，根据英国“环境资源管理”（ERM）公司的计算，一件400克重的100％涤纶的裤子和其他脏衣服一起洗，一次洗衣量从3.0千克增加到3.5千克，平摊到裤子上的能耗就降低了14％。

　　洗衣机能耗的85～90％都用来加热水，因此应该尽量采用低温洗衣程序。除非洗的是特别脏、油污很严重的衣服，否则并不需要热水洗衣服。

　　用洗衣机洗衣服的漂洗时间过长，不仅增加了能耗，浪费了水，而且加快了对洗衣机和衣服的磨损。可以通过试验，把漂洗次数逐渐减到足以把衣服洗干净的最低次数。在清洗前对衣物进行浸泡，袖口、领子等部位先用人工搓几下，也可以减少漂洗次数。

　　洗衣粉应根据洗衣量的多少适当投放，合适浓度的洗衣粉溶液表面活性最大，去污效果较佳，也较省水、省电。洗衣粉放得太多，漂洗费时、费水、费电。

（编写：方舟子）

　　问：用烘干机烘干衣服时如何减少能耗？

　　答：烘干机是电力消耗最多的家电产品之一，不同型号的烘干机能耗差异不大，不过带有湿度传感器的新型产品可以在衣服干燥后自动停止运转，避免能源浪费，还可减少过度烘干对衣服的损伤。如果没有湿度传感器，尽量地设置较短的烘干时间。对不必要烘干的衣服，宜多用晾干的方式，特别是在天气晴好的时候。烘干机应当放置在干燥温暖的环境里，如果放在湿冷的地方，机器就必须消耗更多电力来烘干衣服。

　　与使用洗衣机等电器一样，让烘干机满负荷运转是最经济的。但不要一次放进过多的衣服，如果衣物在烘干机里挤得过紧，会妨碍热空气的流动，降低烘干效率。把衣物中多余的水分沥干再放进烘干机，外套、牛仔裤、毛巾等厚重衣物与T恤、衬衣、内衣等轻薄衣物应该分开烘干。如果有大量衣服需要烘干，应在一批烘好之后立刻放进下一批，以利用余热。每次烘干结束后，都应清理滤网上的绒毛，保障烘干机内空气流通良好。定期检查排气管，如果绒毛在排气管里大量累积，会降低烘干效率，并增加火灾风险。

　　http://www1.eere.energy.gov/consumer/tips/laundry.html

　　http://www.meralco.com.ph/Consumer/Tips/energy_sav_info.htm

（编写：碧声）

　　问：使用电熨斗时有什么办法能够省电？

　　答：熨衣服通常要很长时间，一个普通电熨斗的能耗相当于好几个100瓦灯泡。为了节约用电，首先应当减少不必要的熨烫，比如有些衣服是免熨的，毛巾之类的物品是不必熨的。尽量集中熨烫多件衣物，避免频繁短时间使用熨斗带来的能量浪费。

　　购买电熨斗时最好选择能够调节温度的产品，以便对不同的面料采用不同温度熨烫。通常化纤制品所需温度最低，毛制品要高一些，棉制品更高，选择合适温度可以取得最合适的熨烫效果、避免损坏衣物、提高用电效率。熨烫时如果需要对衣物加湿，适度湿润即可，不要加过多的水。

　　熨烫过程中应合理安排顺序，例如在等待电熨斗升温时先熨烫一些化纤制品，温度升高后熨烫棉毛制品，结束熨烫之前几分钟时关掉电熨斗，利用余热来熨烫剩下的化纤制品。如果电熨斗不能调节温度，就更需要充分利用预热和余热的时间。不使用电熨斗时应当关闭，不要让熨斗“空烧”，否则既浪费电力又不安全。

　　http://www.meralco.com.ph/Consumer/Tips/energy_sav_info.htm

（编写：碧声）

　　问：我们穿的衣服，有的是纯棉的，有的是化纤的，哪一种更环保？

　　答：纯棉是天然纤维，化纤是用石油等原料人工合成的，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天然的东西要比人工合成的更环保。在某些方面，纯棉的确比化纤更环保。生产化纤要用到更多的能量和水，会产生更多的污染物，而且化纤垃圾更不容易在环境中降解。

　　但是纯棉在另外一些方面更不环保。在种植棉花时，要用大量的水灌溉，并喷洒大量的农药消灭害虫。棉花是使用农药最多的农作物，世界上的杀虫剂大约25％被用于棉花种植。在收割棉花时，还会用到除草剂和落叶剂。种植用以生产一件纯棉T恤衫所需的棉花，会释放大约100克的化肥和农药到水、空气和土壤中。每1千克棉花纤维，要耗费7000～29000升的水。

　　纯棉衣服比化纤衣服更容易吸收污垢，因此更不容易洗涤，也更不容易干燥。洗涤纯棉衣服所需的水温更高，洗后容易起皱纹，需要熨烫。这些都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养纯棉衣服。

　　因此，究竟是纯棉还是化纤更环保，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编写：方舟子）

　　问：一件纯棉衣服在其一生中消耗的能量相当于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答：一件纯棉衣服在其一生中，历经棉花种植、棉布和衣服的制造、运输、使用几个阶段，都需要耗电，如果电能由煤提供，就会排放二氧化碳。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制造研究所的研究，一件250克重的纯棉T恤衫在其一生中耗费的能量大约是109兆焦（等于约30度电），这相当于大约排放7千克的二氧化碳，是其自身重量的28倍。具体分析如下：

　　棉花种植需要用到化肥、杀虫剂、除草剂、脱叶剂，生产这些需要耗费能量。此外，抽水灌溉也要耗费能量。加起来，为了获得生产一件纯棉T恤衫所需的棉花，会排放大约1千克的二氧化碳。用这些棉花织布，再用棉花做T恤衫，整个生产过程中大约会排放1.5千克的二氧化碳。棉花从种植地运到工厂，T恤衫从工厂运到商店，再由商店运到购买者家中，这些运输过程大约会排放0.5千克的二氧化碳。根据洗涤要求，纯棉T恤衫应用60摄氏度温水用洗衣机洗涤，并烘干、熨烫。假定一件纯棉T恤衫共经过了25次洗涤、烘干、熨烫，总共将会排放4千克的二氧化碳。

　　一件衣服在其一生中除了耗费能量、排放二氧化碳，还会产生垃圾。一件纯棉T恤衫被废弃后，假如在垃圾填埋场焚毁，大约会留下3克的灰，但是在其一生中，为其提供电能而燃烧煤，却会产生约17克的灰和800克的废料（挖煤留下的）。

　　普通中国人一般不烘干衣服，衣服使用寿命也更长，所以这些数字未必适用于中国，但是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http://www.ifm.eng.cam.ac.uk/sustainability/projects/mass/UK_textiles.pdf

（编写：方舟子）

　　问：一件化纤面料的衣服在其一生中消耗的能量相当于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答：英国“环境资源管理”（ERM）公司曾经计算过一件约400克重的100％涤纶的裤子在其一生中消耗的能量。该裤子在台湾生产原料，在印度尼西亚制成裤子，运到英国销售，假定其使用寿命为两年，共经历了92次洗涤，用50摄氏度温水洗衣机洗涤，洗后用烘干机烘干，然后平均花2分钟熨烫。这样算下来，其一生全部耗费的能量大约是200kWh（等于于200度电），如果电能由煤提供，就会排放出约47千克的二氧化碳，是其自身重量的117倍。

　　你也许以为这条裤子台湾－印度尼西亚－英国全世界跑，因此大大增加了其能量消耗，其实由运输带来的能量消耗微乎其微，只占0.03％，可以忽略不计。涤纶面料是用聚酯纤维织成的，聚酯纤维用石油原料生产，这个生产过程的能量消耗占约7％。对纤维进行纺织、印染、缝纫制成裤子、运到批发中心，这部分的能量消耗占约13％。裤子从批发中心运到零售店，在零售店展销，这部分的能量消耗占约4％。最主要的能量消耗是在被消费者购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占了约77％，其中洗涤部分占了37％，烘干部分占了27％，熨烫部分占了12％。

　　因此，如果要降低一件衣服的能耗，主要在其消费使用阶段，例如降低洗涤温度，改烘干为自然晾干。如果把洗衣机洗涤温度从50摄氏度降低到40摄氏度，就能让能耗降低10％。

　　http://www.satradingco.org/Reports/LCA_Final.pdf

（编写：方舟子）

　　问：皮革制品是不是比人造革更环保？

　　答：人们往往以为天然的东西比人造的东西更环保，其实不尽然。人造革是用聚氨酯、聚氯乙烯等合成高分子材料制造的，虽然也会对环境有不良影响，但是皮革生产对环境和健康的危害要严重得多。在把动物皮变成皮革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耗费大量的能源、水，而且使用了许多有毒物质，包括甲醛、煤焦油、染料和氰化物。为了增加皮革的柔软和耐水性，皮革还要经过鞣制。皮革经过鞣制后就不再能被生物降解，而且多数皮革使用硫酸铬等铬盐鞣制，产生含铬的废料。皮肤接触铬盐能出现过敏、溃疡，呼吸道吸入铬盐能导致炎症。铬盐能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和粘膜侵入人体，长期接触铬盐会导致慢性中毒。

　　皮革厂排出的污水能污染水源，使附近地下水含有高浓度的铅、甲醛和氰化物。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护中心曾发现，在肯塔基州一个皮革厂附近地区的居民白血病发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许多老旧皮革厂在被废弃之后，其附近地区仍然不适合于居住或种植农作物。

（编写：方舟子）

　　问：为什么穿羊绒衫也能破坏环境？

　　答：许多人并不知道，羊毛衫和羊绒衫的原料来源完全不同。羊毛衫的原料是绵羊毛，羊绒衫的原料则是山羊绒。虽然市场上也有人推销“绵羊绒”的衣服，但是绵羊只产毛不产绒，真正的羊绒只有山羊绒，这是山羊在冬天为了御寒，皮肤表面长出的一层绒毛，到了春天自动脱落。羊绒既轻又保暖，比羊毛优质，保暖性能是羊毛的8倍，但是产量很低，比羊毛贵得多。一头绵羊年产毛2～3千克，而一头绒山羊平均一年产绒毛仅110～170克，做一件双股羊绒衫需要超过两头的绒山羊的羊绒，做一件羊绒夹克衫需要四到六只绒山羊的羊绒。

　　但是放养山羊对草原的破坏比绵羊大得多。山羊用蹄挖掘、破坏表层土；每天吃掉超过体重10％的食物，吃草时一直啃到草根，把草啃食殆尽，使草难以再生；并能啃掉树苗的皮，使树无法生长。中国是世界上羊绒产量最大的国家，年产约10000吨。近年来人们对羊绒的消费量急剧增长，导致绒山羊养殖量增加，进而导致草场植被遭到更大的破坏。过度放牧导致水土流失、沙漠化和沙尘暴。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研究，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平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而那里发达的山羊产业就是其主要因素。

（编写：方舟子）

　　问：一件衣服中可能含有哪些有害健康和环境的物质？

　　答：服装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机会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能对身体健康和环境产生危害。棉花在种植时使用了大量的化肥、杀虫剂、除草剂、脱叶剂，空气、水、土壤因此受到污染，农药也会残留在棉花纤维及其制成的服装之中。为了制造人造丝，需要用烧碱、硫酸等有毒物质处理木浆。生产尼龙、聚酯时会释放出氧化氮，这是一种比二氧化碳强300多倍的温室气体。纺织原料在储存时，要使用防腐剂、防霉剂、防蛀剂，在织布过程中要使用氧化剂、催化剂、去污剂、漂白剂、增白萤光剂，它们都有可能残留在服装上。印染时使用的偶氮染料能致癌，染料往往含有重金属、苯、有机氯等有害健康、环境的物质。为了使衣服颜色鲜艳、不褪色、不起皱、不缩水，在面料中要加入大量含甲醛的染色助剂和树脂整理剂，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大量甲醛残留在衣服上。防火尼龙面料也含有甲醛。免烫休闲服以及颜色鲜艳、染色印花的童装最有可能甲醛超标，在穿着过程中会逐渐释放出游离甲醛，使人出现过敏症状。为了使服装不起皱，面料中还会加入全氟化学物质，是一种致癌物。

　　在选购服装时，特别是选购童装时，最好选择白色、浅色、无印花、小图案而且图案上的印花不要很硬的衣服。避免抗皱、免烫、防水、防污等附加功能。如果服装有刺激性味道、异味、香味，则说明甲醛含量高或有化学药剂残留。由于甲醛比较容易溶解于水，新服装买回家后，最好先用清水充分漂洗减少甲醛含量。

（编写：方舟子）

　　问：买衣服时，选用哪类衣服面料比较环保？

　　答：有机棉花在种植时不使用农药，比一般的棉花要更环保，但是要贵得多，要贵一倍以上。由于棉花种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人们开始寻找能取代它的更加环保的天然纤维，例如大麻纤维。虽然天然大麻纤维比较粗硬，以前只用来做绳子、粗布等，但是大麻纤维经过新技术的处理可以变得既柔软又牢固，能用来做布料。大麻纤维的强度是棉花纤维的4倍，抗磨损能力是棉花纤维的2倍，并在抗霉变、抗污垢、抗皱等方面都有优势。与种植棉花相比，种植大麻需要的水灌溉、杀虫剂等农药都少得多，因此不仅更便宜，而且也更环保。墨尔本大学的研究表明，如果用大麻取代棉花生产布料、油和纸张，其“生态足迹”（对生态的影响）能减少50％。类似地，用竹纤维和亚麻做的布料也因为节省水和少用农药，比棉布要环保得多。

　　有的人造纤维也比较环保。人造丝是用木浆生产的，使用的是可再生的树木，和棉花相比，树木的种植需要的水灌溉和农药都较少。用玉米淀粉生产的聚乳酸纤维，和用石油生产的化纤相比，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20～50％。聚乳酸纤维的折射率较低，因此不需要用大量的染料也能获得深色。

　　http://www.ifm.eng.cam.ac.uk/sustainability/projects/mass/UK_textiles.pdf

（编写：方舟子）

　　问：如何选择“绿色服装”？

　　答：耐用的服装比容易损坏的服装更绿色，最绿色的服装是已经挂在你衣橱里的那些——从资源消耗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大家少买新衣服，就可以减少生产衣服所耗费的物资和能源。当然这不太符合经济规律，一味限制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也是不现实的。服装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不在于生产和销售流程，而是使用过程中的清洗。洗衣服要消耗大量的水和电，洗涤剂和干洗溶剂还会造成环境污染。为了在这方面做到“绿色”，重要的是注意爱护衣物，尽量避免弄脏，以减少洗涤次数。

　　人们平时所说的“绿色服装”或“生态服装”，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而论，指那些用对环境损害较小或无害的原料和工艺生产的对人体健康无害的服装。纺织品生产过程需要用到多种染料、助剂和整理剂，棉花生长过程中使用的杀虫剂有一部分会被纤维吸收，这些物质如果在成品服装中残留过量，会危害人体健康。许多国家和行业机构制订了生态纺织品技术标准，对纺织品的有害物质残留（例如甲醛、重金属、杀虫剂）、PH值、挥发性物质含量等进行了规定，并要求不得使用有害染料、整理剂和阻燃剂等。其中最权威的是国际环保纺织协会的Oeko-Tex?
Standard 100标准，通过相关认证的产品可以悬挂Oeko-Tex?标签，寻找该标签是选购绿色服装的最佳参照之一。

（编写：碧声）

　　问：婴儿用尿布和纸尿片哪一种更环保？

　　答：尿布可以反复使用，而纸尿片只能使用一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会想当然地认为可重复使用的产品肯定比一次性产品更环保。但是可重复使用的产品在其生产、使用过程中也有不环保的一面。尿布是用棉布制造的，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生产要用到水、农药和其他有毒物质，尿布在清洗时要耗费水、洗涤剂和电能，这些过程都能耗费能源、排放二氧化碳和有毒物质。英国环保署在2005年发布了一篇长达200多页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尿布和纸尿片在生产、销售、使用、废弃各个环节对环境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二者并无区别。假定一个婴幼儿用了2年半的尿布或纸尿片，其耗费的不可再生资源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与一辆轿车行驶1300～2200英里（约2000～3500公里）相当。

　　尿布和纸尿片对环境的影响虽然相近，但是侧重点不同。纸尿片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其原材料的生产以及把这些原材料转变成纸尿片的成分，而尿布对环境影响主要来自于在洗涤、烘干过程中耗费的电能。因此要减少纸尿片对环境的影响，应该减轻纸尿片的重量和改进其材料，其主要责任在于厂商；而减少尿布对环境的影响的主要责任则在于消费者，应该减少在尿布洗涤、烘干过程中的能量消耗，例如减低洗涤温度、提高每次清洗的量、不使用烘干机而用自然晾干。

　　http://www.environment-agency.gov.uk/commondata/acrobat/nappies_1072099.pdf

（编写：方舟子）

　　问：听说充气运动鞋使用了有害环境的材料，不环保，是真的吗？

　　答：充气运动鞋的鞋底气垫充了六氟化硫（SF6），这是一种人造气体，常态下无色、无味、无嗅、无毒、不燃、无腐蚀性，密度约为空气的5倍，是已知化学稳定性最好的物质之一，其惰性与氮气相似。由于上述以及其他优良特性，六氟化硫近年来被广泛用于电器工业、金属冶炼、航空航天、医疗、气象、化工等。不幸的是，六氟化硫也是最强的温室气体之一，其效果是二氧化碳的22200倍。

　　耐克运动鞋的生产曾经一年用掉288吨六氟化硫，占了六氟化硫世界总产量的1％。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1997年生产的耐克鞋里携带的温室效应气体相当于700万吨二氧化碳，等于100万辆汽车排出的尾气。1992年耐克公司被告知六氟化硫的危害后，开始研究用氮气取代六氟化硫，用了14年时间，在2006年1月推出不含六氟化硫的氮气气垫运动鞋。2005年10月26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建议规例及指令，禁止运动鞋等多类产品排放氟化温室气体。

　　但是已生产的运动鞋和其他产品中含有的六氟化硫在该产品被废弃后，还会排放出来。

（编写：方舟子）

   
偶然看到央视“走近科学”的一期节目，说的是在湖南某个山中小镇，有一位人称“蛇医部长”的人武部部长，靠祖传的蛇药秘方救治了多位被各种毒蛇咬伤的村民。记者与一位蛇类专家一同前往调查，“蛇医部长”说他只是在十几年前服用过祖传秘方，从此其唾液就有了解蛇毒的功效，救治方法是先对伤口进行挤压、吸出毒液，然后含一口水、和着唾液喷到伤口上。

   
调查小组做了一个实验，让毒蛇分别咬伤两只小狗，由“蛇医部长”对其中的一只进行救治，但这一只仅比另一只多活了两个小时就死了。之后又到大学实验室对“蛇医部长”的唾液成分进行分析，发现与记者的唾液成分完全相同，并无特殊物质。于是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说，“蛇医部长”能够救治的只是伤势比较轻的患者，是他对伤口的局部处理起了一些作用，而不是其唾液有什么神奇功效。

   
这个调查方法看上去很科学，既分析了“药物”的成分，又用动物做了对照实验。但是那个对照实验每组只有一只动物，没有统计学意义。除非“蛇医部长”声称其疗效达到百分之百，否则他没能救活一只小狗并不能就认定他的秘方无效。假如他救活了那只小狗，是否就能说明其秘方有效呢？也不能，因为狗存在个体差异，可能那只小狗的抵抗力比较强，或者它中的毒比较轻，是自愈的。

   
要让对照实验的结果有意义，按惯例至少也要用到10～20只动物，随机分成数目相等的两组。如果要增加实验结果的说服力，还要用到更多的实验动物。如果结果不错，还要进一步做人体临床试验。但是这样势必使实验成本和时间大为增加，变成一个很正儿八经的科研项目了。

   
其实只要看了“蛇医部长”对其救治方法的介绍，就没有花费人力财力研究它的必要了。如果不是为了做电视节目，连那两只小狗的牺牲都可以免了。“蛇医部长”声称他在十几年前吃了秘方让他的唾液成分从此发生了变化、具有了解毒功能，这意味着秘方对他做了“基因疗法”，让他的唾液腺细胞的基因发生了特殊的变化，让唾液腺得以分泌特殊的物质，而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知识，这是无法想像的。如果是真的，会是个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比蛇药的价值大多了。“蛇医部长”并不是直接把唾液涂在伤口上，而是喝水后喷在伤口上，唾液中即使有什么特殊物质，也已稀释了许多倍，碰巧从伤口进入体内的量更是微乎其微，居然还能起作用，该是多么强效的神奇物质，这也是无法想像的。对这种惊人的声称，我们应该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无需认真对待。

   
如果“蛇医部长”改口说是用草药配成的祖传蛇药让患者口服或外敷，是否就可信呢？这个说法不那么惊人了，毕竟市场上和民间都有许多用草药配制的蛇药。但同样是不可信的。毒蛇咬人之后，它分泌的毒液从伤口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很快就会流到全身各处，所以仅仅靠对伤口进行排毒、外敷草药处理，最多能起到减轻伤势的作用，是不可能把已进入体内的毒素排除掉的。要让药物进入体内发挥作用，必须让它也进入血液循环，这通常有两种办法：注射和口服。草药只能口服，口服的药物经过胃肠的消化，从肠道慢慢吸收，才进入血液，过一定时间后药物在血中的浓度达到了高峰。这个过程有快有慢，慢的要花上几个小时。草药由于成分复杂、有效成分很低，被人体吸收的速度通常会较慢，并不适合于用来抢救毒蛇咬伤。

   
一种药物要能对抗蛇毒，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破坏、消灭毒素。但是蛇毒是蛋白质毒素，它在体外很脆弱，酸、碱、高温、阳光照射都能将它破坏，一旦进入体内，却很难将其清除了，一种药物如果能够在体内破坏蛇毒，也就能同时破坏人体的蛋白质，是没有用的。另一种方式是药物抑制了中毒反应。但是蛇毒种类繁多，每一种毒蛇都有自己特别的毒素，中毒反应也各不相同，有的作用于循环系统，有的作用于神经系统，有的兼而有之，不可能找到一种药物能够同时对抗各种不同的中毒反应。所以“蛇医部长”声称其祖传秘方能治疗各种毒蛇咬伤，完全不可信。目前公认有效的治疗毒蛇的方法是注射抗蛇毒血清，它的制作方式是把某种蛇毒注射到马体内，让马的免疫系统产生专门针对该蛇毒的抗体，再将含该抗体的马血清注射到患者体内，就可以让抗体去中和蛇毒素。但是一种抗蛇毒血清只能对抗用来制造它的那种蛇毒，对其他蛇毒就无效了。

   
“走近科学”节目一方面说没有一种草药能代替抗蛇毒血清，一方面又说已知400多种草药能够抗蛇毒。其实只要有一种草药能够真正抗蛇毒，就会在世界各地传开了，而蛇药有400多种之多，正说明没有一种真正有效，各地都在摸索。那么为什么市场上蛇药还有销路、各地也都有民间“蛇医”呢？许多认为自己被毒蛇咬伤的人，其实是被无毒蛇咬的；即使真被毒蛇咬了，毒性也未必都很强，许多被毒蛇咬的人是能够靠自身的抵抗力活下来的，如果碰巧用了蛇药、看了民间“蛇医”，就会产生他们很灵验的印象，而四处为其宣传。那些没有被救活的人，是不会开口抗议的。

2009.1.18

（《中国青年报》200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