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1965年，有一个化学家在制药厂工作，要研发一种治疗胃溃疡的药物。他用两种氨基酸，苯丙胺酸和天门冬胺酸合成了一种产物。这个化学家跟饶毅一样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做实验不戴手套。合成的产物沾到手指上，他没有发现。这个化学家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看书翻页的时候喜欢舔一舔手指再翻页。他这一舔发现非常甜，也就是说，他合成的产物是一种人造的甜味剂。后来就把这种人造的甜味剂叫做阿斯巴甜，它的甜度是蔗糖的200倍。

阿斯巴甜虽然在1965年就被发现，但又经过了近20年的研究，直到1983年才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可以用于碳酸饮料。到1996年，FDA才批准阿斯巴甜可以用于所有的食物。可见对阿斯巴甜的研究是很透彻的，批准它作为一个食品添加剂也是非常慎重的。但自从阿斯巴甜上市以来，争议就不断，网上更是有很多关于阿斯巴甜的谣言。比如2008年，在中国的网上疯传零度可乐有毒，因为它含有有毒的阿斯巴甜。当时我避过谣。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也插了一杠子。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说阿斯巴甜是可能的致癌物。同时，联合国另一个叫做“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联合专家委员会”的名称极长的机构，也发布报告，认为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无害的，只要在限量之下，对于人体健康不会有危害。这两家都是联合国的机构，同时发表了关于阿斯巴甜的报告，貌似是互相冲突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事呢？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做的是所谓的“危害鉴定”，想要知道的是，某一种物质究竟是不是致癌物，说它是致癌物的证据是否充分。他们把致癌物分成三类。第一类有充分证据表明它能够让人类得癌症，叫做1类致癌物。像烟草、酒精、加工肉制品（火腿、香肠等）都属于1类致癌物。第二类是非常可能让人类致癌。它们能够让人类致癌的证据是有限的，但能够让动物致癌的证据是很充分的，也就是说，来自动物实验的证据是充分的，这类致癌物叫做2A致癌物。红肉就属于非常可能的致癌物。第三类致癌物叫做可能致癌物。它能让人类致癌的证据是有限的，让动物致癌的证据也是有限的。这一类叫做2B致癌物。阿斯巴甜就属于2B致癌物。如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2B致癌物并没有证据表明能让人类致癌，就会把它从这个名单上撤下来。例如，咖啡以前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B致癌物，后来撤了。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阿斯巴甜有可能让人类致癌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方面是流行病学的证据：有3项研究表明，长期喝添加阿斯巴甜的饮料的人，他们得肝癌的风险增加了。另一方面是动物实验的证据：有3项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如果大鼠或小鼠摄入了阿斯巴甜，会长肿瘤。但是这些证据都很有限，所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只把它当做是可能的致癌物。

联合国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联合委员会做的不是有害物质的鉴定，而是“风险评估”。即使是一种有害的物质，如果摄入的量很少，在一定的限值之内，那么摄入了它对人也没有风险。该委员会以前对阿斯巴甜已经做过了两次评估，认为它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安全的，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量。这个量是多少呢？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的阿斯巴甜不超过40毫克。也就是说，一个体重五、六十公斤的人，一天喝十几罐加了阿斯巴甜的碳酸饮料（像零度可乐），才会达到这个限值，一般是达不到的。他们认为，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安全的。这次是联合专家委员会第三次对阿斯巴甜的安全性做评估。他们也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引用的那些研究做了评估，认为这些研究没有说服力，不足以让他们改变对阿斯巴甜的看法，所以他们仍然认为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安全的。限值也不用改变，还是每天每公斤体重不超过40毫克。FDA的限值宽一些，每天每千克体重不超过50毫克。但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关于阿斯巴甜的报告之后，FDA也发了一个声明，认为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还是安全的，可以继续使用。权威机构一旦神仙打架，普通公众就被搞糊涂了。阿斯巴甜究竟还能不能吃呢？我们先看一下关于阿斯巴甜有可能致癌的证据。我刚才说了，证据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但流行病学调查往往不太可靠，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很难根据个别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就得出结论。现在有3项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表明，长期摄入阿斯巴甜会增加肝癌的风险；但有更多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长期摄入阿斯巴甜并不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另一方面的证据来自于动物实验。有3项动物实验表明，如果动物摄入了阿斯巴甜，会长肿瘤；但有更多的动物实验结果表明，动物摄入阿斯巴甜并不会长肿瘤。而且，那3项长肿瘤的实验全都来自于意大利的同一个实验室，别人重复不出他们的结果，这就更让人觉得实验结果不太可靠。这就是为什么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联合委员会认为这些实验的结果和流行病学调查都是没法让人信服的，难以让人接受。

其次，从原理上看，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阿斯巴甜会让人长肿瘤、得癌症。阿斯巴甜吃下去之后，在消化道里消化、分解成了三种物质。苯丙胺酸和天门冬胺酸这两种都是普通的氨基酸，任何含蛋白质的食品消化之后都会有这两种氨基酸，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这两种氨基酸。第三种物质是甲醇，甲醇的确是致癌物，是1类致癌物。如果摄入甲醇的量比较多，是会让人得癌症的。但阿斯巴甜在食品中的用量本来就极少，它分解之后产生的甲醇的量更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甲醇在很多食品里都有，比如水果里就有甲醇。吃一个水果摄入的甲醇的量比阿斯巴甜分解产生的甲醇的量还要多。如果不担心水果里的甲醇会让人致癌，为什么担心阿斯巴甜分解产生的那一点点甲醇会让人致癌呢？

所以，目前来看，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不太可能让人得癌症，吃含有阿斯巴甜的食品不用担心它会让人得癌。但是，即使阿斯巴甜不会让人得癌症，也并不等于它就没有别的健康风险。它是一种人造甜味剂，一种代糖，我以前已经说过，代糖并不比糖更健康，它会有别的健康危害。

2023.07.17录制

2024.03.11整理

中国民政部每季度都会公布一组数据，其中有一个数据是该季度火化尸体的数量。2022年年底，在中国新冠疫情最惨烈的时候，我说过，这个数据会成为国家机密。如果公布出来，让人们知道了2022年第四季度火化尸体的数量，跟前一年（2021年）第四季度的火化尸体的数量一对比，人们就知道去年第四季度多烧了多少尸体，也就可以推测出中国在2022年12月份由于新冠多死了多少人。这个数字会非常惊人，是中国政府不愿意让人们知道的，所以就会隐瞒下来。果然，中国民政部后来公布2022年第四季度的各种数据时，就破例没有公布火化尸体的数据，真就成了国家机密了。

不仅是民政部，各省民政厅在公布2022年第四季度的各种数据时，也都不再公布火化尸体的数量。比如浙江省民政厅就没有公布2022年第四季度火化尸体的数量。但是最近，浙江省民政厅在公布202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时，把火化尸体的数量也公布出来了。多少呢？171000具。2022年第一季度浙江火化尸体的数量是99000具。这一对比就知道了，浙江省2023年第一季度多烧了72000具尸体。这是非常惊人的，多出了百分之七十几。为什么多出这么多？原因很简单，2023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还没有过去，还在大量死人，所以多烧的这72000具尸体可以归为新冠病死的。我们根据浙江人口在全国人口占的比例，就可以推算出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由于新冠多死了150万人。这个数据当然大大高于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的数据——7万多人，那个数据没有人信，国外也没有人信。

国外有一些研究小组，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推测中国在新冠疫情中死了多少人。《纽约时报》以前曾经报道过推测的结果，说是根据不同的模型算出来的结果大致死了100万～150万人。我以前说过，这个推测的数据是不可信的。这些不同的模型都假定，中国在那次新冠疫情中有80%～90%的人被感染了。如果中国死了100万～150万人，推算出的病死率就只有0.1%左右。这就低得离谱了，比美国同一个时期的新冠病死率还要低，美国同一时期的新冠病死率是0.17%。但是，美国病死率这么低是因为接种了信使RNA疫苗，或者曾经被新冠感染过，普遍都已经对新冠有了免疫力，而中国没有这个条件。中国接种的灭活疫苗，大家公认没有信使RNA疫苗那么有效，而且中国老人的新冠疫苗接种率比美国老人要低得多，中国的病死率怎么可能反而比美国还低呢？难道中国人是特殊人种，对新冠有特殊的免疫力吗？显然是不对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说了，《纽约时报》报道的美国专家对中国新冠病死人数的推算结果不可靠，是错的。

这一次，《纽约时报》又发了一篇报道，采访了以前采访过的推算中国新冠死亡人数的专家，专家认为当初的模型预测死亡100万～150万，根据浙江火化尸体数据推算出中国新冠死亡150万人，在当初模型预测的范围内，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数据比较准确，模型推测也是准确的。美国专家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浙江的数据推算中国由于新冠病死了150万，这仅仅是指2023年第一季度病死的人数。但是，中国在2022年12月份已经由于新冠病死了很多很多人了。

虽然中国是2022年12月6日才正式宣布取消“清零”政策，对疫情彻底躺平，但实际上在那之前，新冠疫情在中国已经失控了，这也是被迫取消“清零”政策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旦宣布取消，很快就进入了感染的高峰。北京最早进入感染高峰，大概在12月7、8日就已经开始进入感染高峰了。那时人们都纷纷宣布自己“阳”了，在发烧。而进入感染高峰之后，很快就进入了病死和火葬的高峰。本来从感染高峰到病死高峰大约有两三周的滞后，但这是在正常的医疗条件下才会这样：人病了以后，得了重症、危重症还能够接受正常的治疗，才会滞后这么长时间。但那时的中国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了，一旦得了重症，呼吸困难了都没有住院的机会，甚至连吸氧都做不到，很快就会窒息而死。而死了之后又很快火葬，因为太平间、殡仪馆爆满了，没有地方存放尸体。所以，一死就马上拉去火葬，烧不过来也得烧，那时是一天24小时都在不停地烧尸体。火化的手续也简化了，实在烧不过来的时候，甚至开始出现所谓的“混烧”，若干具尸体混在一起烧。所以从感染的高峰到进入火化的高峰非常快。12月13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都是要寄存骨灰的。距北京感染高峰还不到一星期呢，可见这个速度非常快。

中国其他地方进入感染高峰比北京要晚一点。根据浙江网友的反映和搜索“浙江发烧”的百度指数推断，浙江进入感染高峰大约在12月中旬。那么，根据北京从感染高峰进入火化高峰也就一周左右，我们可以推断，浙江进入火葬高峰也就在12月下旬。所以，浙江12月由于新冠病死和火化已经非常多了，未必比第一季度要少。我怀疑甚至可能比第一季度还要多，保守的估计二者差不多。根据保守的估计可以推算出，全国2022年第四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由于新冠死亡的人数是300万。

有两种情况更能说明这个数据是保守的估计。第一，浙江是中国的富裕省份，医疗条件相对比其他地方要好。即使在医疗系统崩溃的情况下，浙江的病死率应该比全国的病死率还要低。根据浙江的病死的人数去推算全国的病死人数是偏保守的。第二，我们是根据浙江的火化尸体数来推算死亡人数的，而这两个数据不完全等同。浙江虽然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宣布百分之百火化了，但是在火葬场忙不过来、连轴烧也烧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有相当一批尸体没有送去火化，总不可能放在家里臭掉、烂掉。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农村就可能还会有土葬，这部分的死亡就没有算在内。所以，根据浙江的火葬人数推算出来的中国由于新冠病死的人数300万，是一个偏保守的估计。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2022年底曾经推算中国彻底躺平后会由于新冠死亡多少人。我不像美国专家建立什么模型，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的数据进行推算。其中一个数据是，同一时期，美国新冠病死率大约是0.17%。如果中国也是一样的病死率，就会病死200万人。但这只能作为下限，因为中国的病死率肯定高于美国病死率。《纽约时报》找的那些美国专家，居然让中国的病死率低于美国的病死率，这是非常荒唐的。中国人群不像美国人群，对于新冠普遍没有免疫力；中国的疫苗不行，而且中国老人的疫苗接种率很低；中国的医疗条件远远不如美国的医疗条件，更何况中国还发生了医疗系统崩溃。这些因素都会让中国的病死率高于美国的病死率，而且应该远远高于美国的病死率。所以，200万的病死人数只是一个下限。

那么上限是多少呢？我是根据奥密克戎原本的病死率0.6%推算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群对于新冠一点免疫力都没有，那么病死率是0.6%。按这个病死率算，中国会由于新冠死亡800万人，这是上限。因此我当时的估计是中国会由于新冠死亡200万～800万人。现在根据浙江的数据推算出来，中国由于新冠死亡300万，就在我估算的这个范围内。但我刚才说了，300万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比这还多很多。

不过，这毕竟是一个推测出来的数据，中国由于新冠具体死了多少人，应该有官方的统计。我本来以为中国官方不可能做这种统计，连火葬场究竟烧了多少具尸体都不会去统计，但是现在看来未必。中国官方还是偷偷地做了统计，只不过统计之后不公布，作为国家机密隐瞒下来。

然而只要有统计，只要这个数据不被销毁，那么总有一天还是会大白于天下。如果中国以后变天了，国家机密解密，中国当初统计死了多少人就可以知道了，就不会变成历史之谜。但是，这就要求我们不要那么健忘，要时时牢记着中国的新冠疫情曾经是多么的惨烈，曾经死了很多、很多人。究竟死了多少人，是必须追究的。不幸的是，很多人还是会非常健忘。这才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疫情曾经多么惨烈，忘了医院、火葬场曾经人满为患。很多人都以为新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并没有死多少人，这就非常可悲了。

2023.07.23录制

2024.01.26整理

香港明星周海媚在北京去世，送去抢救的医院有一个员工把她的病历晒到了网上，被北京警方抓了，说他泄露病人隐私。泄露病人隐私在职业上属于不道德行为，应该由医院处理；在法律上属于民事纠纷，跟警方有啥关系？如果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必须情节比较严重才能达到量罪的标准。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至少要传播、提供、销售信息50条以上才算犯罪。就像王志安10年前在网上大量公开别人银行账号的信息，才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当时警方就不处理。所以，中国警察是该处理的不处理，不该处理、不该抓的反而抓得随心所欲，让中国的法治成了笑话。

警方这么一抓，相当于确认了网上公布的周海媚的病历是真的，不是恶搞。为什么会怀疑是恶搞呢？因为病历里有些内容非常荒唐。病历里说，周海媚送到医院时，“意识丧失，全身僵硬、冰凉，可见尸斑”“心跳停止，呼吸停止”，意味着人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但医院还是进行了抢救，开了3种药：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静推）、碳酸氢钠注射液和氯化钠注射液（静滴）。病历上还有医嘱说“如有不适，随时就诊”，这应该是病历模板里的，没有改，但那3种药是真的用了，往死人身上打点滴难道是想起死回生吗？把这3种药当成神药了？中国的医生就是这么神，居然对死了很久的病人也进行抢救。网上有不少医生说，用这3种药是抢救休克病人的常规做法，无可厚非，很正常。中国这些医生弱智到连休克和死亡都分不清楚的地步了。

生前就有传闻，说周海媚得了红斑狼疮。最早是她的同事说出来的，但周海媚本人否认，说自己得的不是红斑狼疮，而是血小板低下。但在这份病历里，她的病史写的就是红斑狼疮，所以确认了她生前的确得了红斑狼疮。正因为她得了红斑狼疮，她又曾经晒过接种国产新冠疫苗的照片，现在突然去世，网上就有阴谋论，说她是接种了国产新冠疫苗才死的。法轮功网上的视频节目因此散布说，得了红斑狼疮的人不能接种疫苗。法轮功的人一贯反对疫苗，这次以为又抓住一个机会妖魔化疫苗了。这是很可笑的，因为周海媚晒接种新冠疫苗照片是一年前的事了，怎么可能过了一年才突然由于接种疫苗死了？

但是有很多人就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网上有很多医生都在说，如果是红斑狼疮患者，就先不要接种疫苗。这也是中国医生神奇的地方，跟国际医学界完全背道而驰。美国风湿病学会、美国疾控中心都建议红斑狼疮患者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功能比较低，如果被感染，病情会比一般人严重，所以应该尽快接种预防感染、预防重症。有人说，你说的是美国的疫苗，周海媚是死于中国国产的灭活疫苗。中国国产的新冠疫苗跟美国的相比，只不过是没那么有效，有可能根本无效，甚至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但疫苗接种之后，产生的副作用不会那么可怕，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能让人过一年死亡的不良反应。更何况中国医生反对的并不只是新冠疫苗，他们建议的是红斑狼疮患者暂时不要接种所有的疫苗，这就是想当然了，以为红斑狼疮患者免疫系统有问题，就都不要接种，完全是老中医思维。

红斑狼疮的一个典型症状是，脸部的两颊会出现大面积蝴蝶状的红斑，就像被狼抓过一样，所以叫这么一个名称。它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病。免疫系统本来是为了对付入侵的外来物，比如病原体。所以，免疫系统能够区分并保护我们自身的细胞，不去攻击它，而会产生抗体去攻击外来的病原体。但是有些人的免疫系统乱了，产生的抗体反而去攻击自己的细胞，这就叫自身免疫病。红斑狼疮就是一种自身免疫病。大部分红斑狼疮患者身体产生的抗体，是什么样的细胞都会攻击的，导致身体的各种组织、器官如果遭到了抗体的攻击，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红斑狼疮有时很难跟其他疾病区分开来，就是因为其表现跟各种各样的疾病症状都很类似。比如抗体攻击了心脏细胞，就会导致心脏病，这是红斑狼疮导致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抗体攻击的是肾脏细胞，就会导致肾病，最终导致肾衰竭，这是红斑狼疮致死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红斑狼疮是一种比较凶险的疾病，没法根治，但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目前针对红斑狼疮的药物主要是这几类：一类是皮质类固醇类激素，一类是免疫抑制剂，还有就是氯喹之类的抗疟疾药物。红斑狼疮患者只要经过正规的治疗，大部分都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预期寿命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所以，红斑狼疮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去接受正规的治疗，而去相信那些江湖术士、老中医。由于红斑狼疮没法根治，就成了老中医最喜欢吹牛说能够根治、手到病除的病。很多人相信了这种话，反而耽误了病情。网上有传言说，周海媚就是相信中医，所以被中医给耽误了。有这种传言可能是因为她最后被送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去抢救，但送到北京中医医院不等于是看中医，医生开的3种“起死回生”的药也都是西药。我们不知道周海媚究竟是什么原因死的，是不是真的相信中医。

不过，如果周海媚相信中医也不奇怪，因为中国很多明星的科学素养都很差，也都迷信中医，有的因此也被中医害了，比如以前的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红斑狼疮没那么可怕，更可怕的是老中医。

2023.12.15录制

2024.1.20整理

网上传言，广州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人员集体得了癌症。这个实验室是做肿瘤模型的，把试剂打到实验动物老鼠体内，让它们长肿瘤，就这么建造肿瘤模型，结果把人也造出肿瘤了。说是有6个人得了癌症，包括3个博士生、1个博士后，都年纪轻轻，还不到30岁就已经得了癌症了，得的还是罕见类型的癌症，可见实验室管理有问题。证据何在呢？证据就是微信聊天的截图，还有人晒出了一张胰腺癌的病理报告。

院方出来辟谣说没有这回事，但很多人还是不信。现在这些机构都没啥公信力，出来辟谣，反而让更多人相信那不是谣言。但是，如果我们用常识思考一下，就会知道这事是不可信的。

癌症可以说是一种“老年病”，年纪越大，得癌症的概率就越高。在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中，得癌症的概率非常低。一个实验室有一个年轻人得癌症有可能，但好几个年轻人都得癌症，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人们说了，正是因为这不正常，才说明实验室有问题。不是说实验室在用什么试剂建造动物的肿瘤模型吗？试剂就是致癌物。没错，给动物比如老鼠注入致癌物，很容易就长肿瘤，而且很快，几个月就会长肿瘤。但人跟动物包括老鼠是不一样的，即使致癌物被人摄入了，要长肿瘤也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首先是有细胞发生了基因突变，变成了癌细胞，然后癌细胞增殖，一直长到变成可以被检测出来的肿瘤，这个时间很长，一般来说，要十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即使有学生到实验室接触到了致癌物，也不可能在读书期间或刚毕业没多久就得了癌症。如果是读书期间或做博士后的时候得了癌症，那么可以判断，这不是因为在实验室里碰到了什么致癌的因素导致的，而是去读书之前就已经得了癌症，只不过没有查出来而已。

这事应该是有点影子的，毕竟有人晒出了内部的聊天记录，还有病理报告。但最可能的是，有人得癌，却被夸大成了有很多人得癌；甚至是有人跟实验室不对付，对实验室的老板导师不满，故意散布谣言。

院方出来辟谣说得很详细，说在该实验室读过书的人当中，现在总共只发现有三个得了癌症。其中有两个是毕业之后留在医院的乳腺外科工作，现在发现得了癌症。还有一个曾经在实验室进修过一年，回了原来的单位，现在也发现得了癌症。院方还很谦虚，说癌症的诱因很复杂，可以由第三方机构来做调查评估，看这些人得癌症是不是跟实验室的环境有关系。

院方对这三个病例的情况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首先可以把进修的那个人排除。那个人是2021年去实验室进修的，2023年发现得了乳腺癌。这才两年时间，所以她得乳腺癌肯定跟她曾经在实验室进修没有关系，乳腺癌的发展不可能那么快。剩下的两个病例，第一个是2017年到这家实验室读博士，毕业以后留在医院工作，到现在才过了五六年时间。她得的是胰腺癌。胰腺癌很难发现，早期没有什么症状，等到发现，已经是晚期了。网上的说法是，根据病理报告，她的胰腺癌已经是晚期并转移了。那么可以知道，这个人得癌症也跟她在实验室读书、做实验没有关系。从接触到致癌因素，到得了胰腺癌，到晚期被发现，得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得癌也可以排除跟实验室有关。

另一个病例是2013年到这家实验室读书，毕业之后留下来在医院工作，现在发现得了滑膜肉瘤。他发现得了肿瘤跟到这家实验室读书，相距有十年时间，倒也不能完全排除得肿瘤跟在这家实验室工作有关系，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个例而已。按照医院的说法，这家实验室是2009年建的，到现在总共培养了200名学生。在200名之中出现一个癌症，这个比例并不高，不能说明跟在这家实验室做实验有关。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也可以认为没有什么异常，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因果关系。

所以，不用靠什么第三方评估，只要仔细看一下这三个病例，就可以认定没有异常，看不出这家实验室有什么管理不善的地方导致了癌症高发。只有一两个癌症，算不上异常。

生物医学实验室经常要用到放射性同位素做标志，如果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不做好防护，那么是会增加癌症风险。生物医学实验室用的很多试剂属于致癌物，如果管理不善、操作不当，接触到了致癌物，也会增加癌症风险。由于这个事件，很多学生就在网上抱怨他们的实验室很不重视生物安全，比如通风橱坏了，长时间都不修，摄入致癌物的风险也就增加了。这是由于实验室的老板或者学校的管理方对这个问题不重视。

实验室的老板导师本人也有可能不把这当回事。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几年前我揭露号称发明了新的基因编辑方法的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发现他做实验不戴手套，被我嘲笑了。当时北大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还在力挺寒春雨，为韩春雨辩护说：好的实验室，学生做实验都是不戴手套的。意思是我是从不好的学校的实验室出来的，才会戴手套。饶毅还说：我本人做生物实验就从来不戴手套。他后来摆拍做实验，果然也不戴手套。这表现出了饶毅对生物医学实验的无知。为什么做生物医学实验要戴手套？一方面是防止样品受污染，另一方面是防止手沾上了放射性同位素、致癌物试剂，增加了实验人员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做实验一定要戴手套，要穿实验服，给自己多一层保护。

饶毅的实验室如果像他吹嘘的那样，好的实验室做实验都不戴手套，那就表明，饶毅教出来的学生接触到放射性同位素、致癌物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实验室高得多，他的学生以后得癌症的风险也要高得多。只不过我刚才说了，从接触致癌因素到得癌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过十几二十几年才会表现出来。所以饶毅的学生得癌症的风险是不是更高，目前可能还看不出来。再过十几二十几年去做一个调查研究，也许就会发现，饶毅的学生得癌症的比例果然高得惊人。

2023.11.7.录制

2024.1.6.整理

2018年马里兰有一名华人利用马里兰大学地质系仪器测定朱令头发中铊的含量分布，在《国际法医学》发表了一篇论文。该论文的主要结论是，朱令有4个月时间多次摄入铊，有2周时间持续摄入大剂量铊。这篇论文被很多人作为指控孙维投毒的证据，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同宿舍的人才有条件如此频繁地投毒。

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多次摄入铊不等于有人多次投毒。只要一次性把铊投入某种受害者每天少量使用的生活用品中（例如美容化妆品、营养品、咖啡、茶叶、药品等），也能出现多次摄入铊的结果。应该不会有人傻到要冒着被发现的危险频繁投毒。退一步说，即使是频繁投毒，由于朱令作为文艺特长生更多时间住在文艺社团宿舍而不是女生宿舍，那里更有作案条件。

实际上，如果这篇论文的结论能够成立（那个华人隐去其隶属机构，不知其专业性），不仅不能用于作为指控孙维的依据，反而可以证明孙维不是“重点嫌疑人”。孙维之所以曾经被列为重点嫌疑人被警方传讯，是因为在朱令同班同学中只有她在实验课题中使用到铊试剂（硝酸亚铊）。但该论文的结论否定了导致朱令中毒的铊来自孙维使用的铊试剂，不能再把孙维当成“重点嫌疑人”。

首先是时间上不对。该论文推断，朱令首次摄入铊的时间在8月中旬，那时是暑假。而清华大学9月6日才开学，孙维在开学后才进入课题组。本科生在课题组只是打杂，要弄清楚各种试剂又要过一段时间，所以即使论文对朱令首次中毒时间推断有误差，也早于孙维可能接触到铊试剂的时间。

其实该论文把朱令首次摄入铊的时间定在8月中旬并不准确（参见附一）。我根据论文数据重新算了一下，第一次中毒时间最可能在7月中旬，不晚于8月上旬。我的计算方法如下：

论文测的是从1994-1995年间朱令在家中使用的毛毯获取的一根头发，头发长度7cm。论文引用的亚洲人（测的是中国人）头发生长速度平均值411 (+- 53) 微米/天，该论文取平均值计算，这根头发生长时间171天，第一个铊峰值在第19天。

根据1995年UCLA学生李新建的营救朱令英文网站的记载（关于朱令事件的最早记载），朱令在1994年12月8日开始脱发，12月10日头发全部掉光。不过有朱令在12月11日上台演出视频，当时还是一头长发，而且演出前有一段时间朱令忙于排练未回家，头发取自家中，可知该记载有误。 12月12日朱令因为发病疼得受不了回家，2007年1月朱令的母亲接收央视采访时说朱令发病后一头长发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就全部掉光了，应该指的是朱令回家后的情况。可以推知这根头发是12月12-15日脱落的（她此前有几个星期未回家，不太可能是以前在家中掉的，否则第一次中毒时间要早得多）。公认的事实是，朱令在12月23日住院时头发已完全掉光，那么这根头发脱落时间不可能晚于12月23日。推算出第一次中毒（第一个铊峰值）时间在7月13-16日，不晚于7月24日。

再根据误差算上下限。如果头发生长速度为最快的464微米/天，则这根头发生长时间为151天，第一个铊峰值在第17天，第一次中毒时间在7月30日-8月3日，不晚于8月11日。如果头发生长速度为最慢的358微米/天，则这根头发生长时间为196天，第一个铊峰值在第22天，第一次中毒时间6月25-28日，不晚于7月2日。

可见，朱令第一次中毒时间最可能在7月中旬，不晚于8月上旬，是暑假期间在家中中毒，与孙维进实验室无关。

其次是铊材料来源不对。根据检测结果，有的铊峰值伴随着铅峰值，特别是在持续摄入大量铊的那两周内，铅的含量尤其高（参见附二）。表明有时在摄入铊时也同时摄入铅。由于铊的毒性远远大于铅，投毒者没必要同时再投入铅，而是因为使用的铊盐不纯，混杂了铅。这就表明投毒者使用的铊不是来自化学实验室，因为化学实验所用的铊盐都是高度纯化的分析级的铊。铊矿通常共生铅，工业级的铊盐对纯度要求不高，所以会混杂铅。所以投毒者使用的是混杂了铅（混杂不均匀）的工业级铊盐，购买自化工商店，或是购买含铊的鼠药、杀虫剂。铊盐是多种化工产品的原料，以前也用于做鼠药、杀虫剂。

由于无机铅不能通过皮肤吸收，所以可以推断投毒途径不是美容化妆品等外敷用品，而是某种口服的食品、药品。由于铊、铅峰值时高时低，表明浓度不均匀，所以不是投入液体物质，而是混入某种每天服用的固体物质，但混合不均匀，有时没有摄入铊；有时摄入少量的铊，导致慢性中毒；有时摄入的铊量非常高，导致急性中毒。朱令有每天服用麦乳精、咖啡的习惯，很可能在暑假时有人送给了她混入铊的麦乳精或咖啡。贝志城曾经说：

“朱令和朱令家人都深信孙维是凶手，记得多年前我去朱令家看望朱令时，朱令曾经喃喃自语说：我还把孙维当好朋友……难怪她在我休息（至第一次中毒后回清华）的时候老给我送咖啡喝。”

这明显是编造的谎言。贝志城在别的场合说在朱令中毒后他只在协和医院见过她一次，被朱令惨状吓坏了，从此再没去看望过朱令。朱令父亲也证实贝志城从未去她家看望过朱令，而是贝志城的母亲代为看望。朱令智力也从未恢复到可以指控别人的地步。贝志城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旨在诬陷孙维，但是不是也透露了他知道投毒方式是把铊混在咖啡中送给朱令？至于贝志诚是怎么知道投毒方式的，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朱令托梦给这个“救美”英雄的呢。

论文：

Details of a thallium poisoning case revealed by single hair analysis using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Richard David Asha, Min He.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292 (2018) 224–231

2023.12.26.

附一：

为什么该论文认为朱令第一次中毒时间是在8月中旬？作者这么凑日期：朱令在10月（不知哪天）眼睛短暂失明，他们认为这表明铊急性中毒，对应最高峰。他们把这一天定在10月底，才能推出第一次中毒在8月中（距离75天），但是那样的话这根头发是第二年1月中才掉的，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朱令在12月23日住院前头发已掉光，而且那根头发是在家中毛毯取的。可见论文作者已先认定了朱令第一次中毒是在学校，据此去凑日期，却顾头不顾尾。

记者李佳佳2019年在台湾出版的《朱令的四十五年》，可以说是朱令父母这方对朱令案的最详细说法。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孙维是凶手，对孙维有利的说法一概不取，但透露出朱令“短暂失明”（其实是“双眼突然视物不清”）发生在5月初，有病历为证。但这个时间点无论如何与孙维扯不上，所以网上说法变成了10月曾短暂失明（该书未提有过第二次失明），就是为了证明是孙维投毒所致。这次短暂失明没有别的症状，应是别的原因导致，不太可能是铊中毒。铊中毒能导致眼睛失明是因为铊损伤视神经，此时铊中毒各种其他症状都会出现，而且铊中毒导致视神经受损不会自行恢复，不会是“暂时失明”。

该论文认为朱令“短暂失明”而没有别的症状是因为铊直接接触眼睛所致，并引美国疾控中文网页为证。但美国疾控中心网页说的是，如果眼睛接触到铊，不太可能有任何局部或全身性症状，只有轻微的局部刺激。

附二：

朱令头发中铅含量高于铊，不等于接触的铅量多于铊。铅容易被消化道吸收（吸收率大约15%），进入人体后容易在头发中富集。我查到一篇检测电池厂工人体内铅含量的论文，头发中铅平均值2091微克/克，血铅平均值804微克/升。朱令头发中铅最高含量为120微克/克，只有电池厂工人平均含量0.06，大致对应血铅含量46微克/升。血铅含量超过400微克/升才会有症状。

Nafti M, Bani M, Essid D, Magroun I, Hannachi C, Hamrouni B, et al. Effectiveness of hair lead concentration as biological indicator of environmental and professional exposure. Jr. med. res. 2020; 3(2):11-14.

中国爆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疫情，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注意。台湾机场对来自大陆、香港、澳门的有流感症状的乘客进行检测，发现大部分是流感，一部分是新冠感染，还有腺病毒感染、鼻病毒感染（腺病毒、鼻病毒感染引起的是普通感冒的症状）。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例支原体感染。但中国大陆有很多医院都认为支原体感染很严重，怀疑是支原体感染就开阿奇霉素。我以前谈到，在中国对阿奇霉素产生的抗药性已经非常严重了，90％以上的支原体感染对阿奇霉素都有了抗药性。

为什么细菌会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呢？比如阿奇霉素，我以前说过，它能杀死细菌、支原体是因为能够抑制细菌的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是在核糖体合成的。核糖体里有特殊的核糖核酸rRNA。阿奇霉素跟rRNA结合后，核糖体就没法合成蛋白质了。但细菌会发生变异，如果合成rRNA的基因发生了突变，rRNA的形状就会发生改变，阿奇霉素没法跟它结合，就没法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阿奇霉素也就失效。

有一类用得最多的抗生素是针对细胞壁合成的，比如青霉素。合成细胞壁需要用到肽聚糖，而青霉素能够抑制肽聚糖合成，让细菌没法合成细胞壁。青霉素为什么能够抑制肽聚糖的合成呢？因为合成肽聚糖需要一种酶，这种酶合成肽聚糖的地方像一个窟窿，青霉素塞进去就没法合成肽聚糖了。但细菌会发生变异，有的细菌跟酶合成肽聚糖的地方形状发生了变化，青霉素塞不进去，就影响不到肽聚糖的合成，青霉素也就没用了。

还有的细菌之所以能够产生抗药性，不是通过改变靶点让抗生素结合不上去，而是直接用蛋白质把靶点结合的地方保护起来。比如有的细菌有特殊的蛋白，可以跟核糖体里的rRNA结合，把它保护起来，让抗生素没法跟rRNA结合，也就抑制不了蛋白质的合成。

还有的细菌采取的方式是改变细胞的通透性，不让抗生素进来，或者进来之后再把它弄出去。还有的细菌不是防卫，而是采取进攻的方式，直接消灭抗生素。有的是产生特殊的酶，把进入细菌的抗生素降解掉。还有的是对抗生素进行化学修饰，给它加上某种基团，比如加个磷酸或乙酰基团。最常见的就是加一个乙酰基团，即乙酰化。抗生素的化学结构发生了改变，也就起不到抑制细菌的作用了。

有的细菌干脆把代谢的途径给改了。比如磺胺类抗生素之所以能够杀细菌，是因为它能够抑制细菌合成叶酸，从而把细菌杀死。有的细菌干脆就不合成叶酸了，而是直接利用现成的叶酸，使磺胺类抗生素起不到作用。

细菌抵抗抗生素的方式、途径是非常多的，是很复杂的。细菌抵抗抗生素的武器，有的自然界早就有了。抗生素并不是人类发明的，而是别的生物发明的，最主要的就是霉菌。它们为了跟细菌对抗，产生抗生素杀细菌。而细菌为了避免被其他生物产生的抗生素杀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抵抗抗生素。这是一场“军备竞赛”，已经搞了几亿年、十几亿年了，细菌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来对抗抗生素。

现在使用的抗生素基本上都是人工合成的，有的可能是细菌从来就没有碰到过的作战方式。这也没有关系，因为细菌会发生变异，会针对新的抗生素产生新的变异进行抵抗。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细菌抵抗抗生素的新的变异是怎么来的？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细菌遇到了抗生素，受刺激后产生了新的变异来抵抗，也就是后天获得的。这种方式被叫做“拉马克式”。另外一种方式是“达尔文式”。在细菌随机产生的各种各样变异中，有一种变异刚好能抵抗抗生素。在没有抗生素的时候，这种变异不具有生存优势，甚至可能有生存劣势，竞争不过正常的细菌，产生出来很快就消亡了。但在遇到抗生素的时候，没有抵抗力的细菌都被杀光了，而这种有抵抗力的变异细菌活下来了，而且越来越多。也就是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自然选择是达尔文提出来的，所以这种方式就被称为“达尔文式”。

能抵抗抗生素的新变异，究竟是达尔文式还是拉马克式产生的呢？分子生物学有一个著名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实验是卢里亚和德布里克做的，他们因为做这个实验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实验证明了达尔文是对的，细菌的抗性是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由于随机出现的基因突变碰巧能够对付抗生素，这个突变有了生存优势后就传下去了。

除了往下传的方式，细菌还有一种横向传播的方式。一旦一个细菌对抗生素有了抗性，那么这个新的突变就可以通过有性繁殖传给别的细菌。大家可能觉得奇怪，怎么细菌也有有性繁殖？有的。细菌里除了基因组，还在一种特殊的结构“质粒”里有比较少的基因，而细菌彼此之间可以交换质粒。如果质粒上有能够抵抗抗生素的基因，就可以横向传给很多细菌。这就是为什么细菌一旦出现了抗性，就可以很快地传播开去。

细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必然会产生。不管抗生素有多新，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有抗药性的细菌出现，只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不停地研发新的抗生素，这也是在跟细菌进行军备竞赛。如果我们使用抗生素更慎重一些，细菌产生抗药性的时间就可以延缓一些，让新的抗生素使用的时间更长一些。

细菌抗药性问题现在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抗生素的滥用太严重了。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这些国家，非常严重。在中国，本不应该用抗生素的，医生乱开抗生素。像呼吸道传染病，很多是病毒引起的流感或普通感冒，本来都不应该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只能抵抗细菌，抗不了病毒。但是去中国的医院治流感、普通感冒，医生往往都要开抗生素。如果告诉他们，这是病毒感染，抗生素起不了作用，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用抗生素是为了预防并发细菌感染。其实，抗生素是预防不了并发细菌感染的，滥用它只会加速细菌抗药性的产生。也有的感染是细菌感染，抗生素是有效的，但在很多场合，即使被细菌感染，也没有必要用抗生素。如果没什么症状或症状很轻，比如大部分的支原体感染，就根本用不着抗生素。但在中国，只要怀疑是支原体感染，就上阿奇霉素，这样也很容易产生细菌抗药性。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抗生素在畜牧业的滥用也非常严重。畜牧业养殖环境非常糟糕、非常拥挤，为了防止禽畜得病，就大量滥用抗生素来做所谓的预防。鸡、鸭、猪、牛身上很容易携带具有抗药性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有可能传到人身上。比如动物排泄的粪便里含有抗药性的细菌，污染了水源、农作物，被人吃进去了。又比如动物的肉也可能污染了抗药性的细菌，烹饪的时候没处理好也有可能被人吃下去，有抗药性的细菌也就传到人的身上了。

怎样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尽量避免让细菌产生抗药性，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2023.12.03录制

2023.12.21整理

中国这个秋冬呼吸道传染病非常严重。这事越炒越厉害。美国有几个共和党议员怀疑，中国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传染病冒出来了？因为中国以前隐瞒过新冠疫情，所以他们就联名给拜登总统写信，要求把来自中国的航班停了，把对中国的国门再次关上。他们只是拿这事来炒作一下，不可能真正执行。我以前说过，这是中国解除疫情封控、彻底躺平之后的第一个秋冬，所以呼吸道传染病特别严重。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只不过中国严防死守的时间和力度都比其他国家更长、更严厉，导致解除封控后，呼吸道传染病的爆发也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这是因为疫情管控在减少新冠传染机会的同时，也减少了其他传染病的传染机会。也就是说，在封控期间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病原体的机会少了，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等到封控解除，各种各样的病原体趁虚而入，就导致了传染病大爆发，特别是呼吸道传染病的大爆发。

最早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是法国的科学家，他们在2021年就注意到了。法国那时已经开始取消一些封控手段，比如学校复课了，他们注意到各种传染病病例就增加了。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认为这是在还封控期间欠下来的“免疫债”。有人觉得“债”这个说法有点难听，采用了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免疫缺口”。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用的就是这个说法，认为中国现在呼吸道传染病这么严重，就是因为有因疫情管控导致的免疫缺口。“免疫债”也好，“免疫缺口”也好，虽然用语不一样，说的其实都是同一回事，就是疫情管控期间，人们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少了，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为什么接触病原体少了，免疫力反而会下降呢？

人体有两套免疫系统，一套叫做先天性免疫，主要指的是白细胞，特别是中性粒细胞。它们像巡逻兵一样在血液里跑来跑去，碰到外来的东西，比如病原体入侵，就过去把它杀死。通过吞噬方式把病原体吃了，或者释放细胞激素（类似于毒素）把病原体杀死。这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所以叫做先天性免疫。先天性免疫还有一类细胞叫做“自然杀手细胞”，听上去很吓人的名字。它杀病原体的方式跟白细胞不一样，识别的方式也不一样。白细胞靠某些东西，比如通过细菌表面的某种糖蛋白来识别病原体，如果它不是我们人体的东西，是外来的，就把它杀了。而自然杀手细胞采用的是另外一套方式，它是识别人体的正常细胞，发现不是人体的正常细胞，就把它杀了。如果人体细胞发生了病变，比如发生了癌变，也会被自然杀手细胞杀死。

不管哪一种细胞，它们都是天生就有的，而且是非特异性的、广谱的，只要是外来的东西都杀，并不是针对某一类病原体。这就导致它的效果很差，效率很低。有研究发现，如果反复地用病原体刺激人体的先天性免疫，会提高它的效率，让我们的免疫力增强。在封控期间没这个机会，接触到病原体的机会很少，对于先天性免疫就没有刺激，就导致它的效率下降。

人体还有另外一套免疫系统，叫做适应性免疫。T细胞、抗体都属于适应性免疫。它是特异性的免疫，是专门针对某种抗原、某种病原体产生的T细胞、抗体，因此效率非常高，是更重要的免疫方式。但是，适应性的免疫也需要经常有病原体的刺激。上一次的病原体刺激产生的抗体会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再有同样的病原体入侵，就会很快被消灭，而且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感觉。各种病原体刺激产生的抗体，预存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会慢慢消失。比如新冠抗体，几个月后基本上就不起作用了。如果在这几个月内又不断有病原体进来，不断地刺激，就会不断地产生针对它的抗体。这样的话，人体相当于一直有预存的抗体在针对这种病原体。也就是说，对这种病原体的抗力就会比较强。但在封控期间，同样也是因为接触不到或很少接触到病原体，这种特异性的适应性免疫也就没有那么强了。过了几个月以后，预存的抗体没了，这时再来病原体，需要刺激记忆细胞才会产生新的抗体来消灭它，相对来说就比较慢。

所以，长期封控的结果就是对我们的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导致免疫系统不那么有效，免疫力就下降了。这对于小孩和老人尤其严重，因为等到封控解除，到了秋天、冬天，各种病原体趁虚而入，就会让他们生病。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后果还不太严重，即使被病原体入侵，即使对这些病原体的免疫力没那么强，对它们还是有很强抵抗力的，症状会很轻甚至没有症状，可能根本就没啥感觉。不过，即使症状很轻或没有症状，也携带了病原体，还是有可能传播给老人和小孩的。如果对这些病原体有免疫力，本来是不会传染的，因为有一道免疫屏障在那里，可以通过健康的成年人来保护小孩、保护老人。但是长期的封控导致这道免疫屏障没了，这是另外一个后果。

还有一种后果也要考虑到，那就是在封控期间，常规的疫苗接种，比如麻疹疫苗接种，都受到干扰甚至根本就没有了。小孩没有及时按接种的规划接种疫苗，这些疫苗要预防的传染病也会在封控解除之后流行开来。这些都是由于封控带来的副作用。

2023.12.01录制

2023.12.17整理

以前我谈到，支原体感染是比较麻烦的呼吸道传染病。所谓麻烦，指的是跟其他的细菌传染病相比，其诊断、治疗比较麻烦，但支原体感染本身并不是很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传染性不强，而且大部分支原体感染的症状都很轻，甚至没有症状，可以自己好。即使需要治疗，抗生素还是有效的，所以通常情况下它不致命。我没有查到美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支原体感染，没有这个数据说明由于支原体感染死亡的人数很少。

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是那些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以前一到秋天、冬天，最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是流感，美国每年会因为流感死亡几万人。其次是RSV，也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美国每年会因此死亡10000多人。现在又多了一个新冠感染。它们被称为“秋冬的三重威胁”。2022年秋冬是美国全面放开、解除新冠疫情管控后的第一个秋冬，这三种呼吸道传染病就爆发了。今年的秋冬是中国躺平、全面放开、解除封控后的第一个秋冬，所以中国的呼吸道传染病特别严重，这是预料之中的。虽然大家关心的是支原体感染，但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说法主要是流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现在已经不检测新冠了，加上中国一向不重视RSV，所以极可能也跟美国去年的秋冬一样，就是“秋冬的三重威胁”一起爆发。

流感、RSV和新冠，这三种呼吸道传染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病原体都属于RNA病毒，老人都是它们的高危人群，导致的死亡主要就在老人群体。有差别的是，婴儿也是流感和RSV的高危人群，但新冠对婴儿属于低危。在这三种传染病当中，新冠现在在美国已经不算很严重的威胁了，以后的威胁程度也会越来越低，因为现在对于新冠已经有了有效的疫苗，也有了特效药（也就是辉瑞的Paxlovid）。

从今年开始，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也不算是一个大的威胁了，因为也有了疫苗，FDA今年5月份批准了RSV疫苗上市。RSV疫苗是一种蛋白质亚单位疫苗，FDA首先批准给60岁以上的老人使用，能够降低严重感染高达94％，是很有效的疫苗。老人是RSV感染导致死亡的最主要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个高危人群是婴儿，几乎所有婴儿到2岁时都已经被RSV感染过了。RSV对于6个月以下的婴儿、新生儿是一个很重大的威胁，美国每年会有几百个新生儿、婴儿被RSV感染死亡。为什么疫苗不用在婴儿身上，只用在老人身上呢？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研发RSV疫苗时出过事。当时就是用在婴儿身上，结果发现接种RSV疫苗以后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有一些婴儿甚至因此死了，后来研究针对婴儿的RSV疫苗就非常慎重，所以现在的新款RSV疫苗就先用在老人身上。那么婴儿该怎么预防RSV感染呢？现在批准的RSV疫苗可以在孕妇身上使用，孕妇接种后产生的抗体就可以保护新生儿和6个月以下的婴儿不被RSV感染。而且，FDA也批准了一种RSV的抗体上市，专门用于8个月以下的婴儿，打一针能够在5个月之内提供保护，降低RSV的感染达到80％。

这三种重要的呼吸道传染病中最难办的是流感。目前的流感疫苗没有什么很好的预防效果，跟其他疫苗相比是最差的。流感也没有特效药，以前曾风靡一时的、著名的达菲，能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缩短一两天流感症状而已，对于降低重症、死亡并没有很好的效果。跟别的传染病药物相比，治疗流感的抗病毒药物效果都不佳。

为什么流感这么难预防、难治疗呢？主要的原因在于流感病毒太容易发生变异了，研发出来的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很快就失灵了。为什么流感这么容易发生变异呢？流感是一种RNA病毒，RNA在复制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发生了错误就会发生突变，病毒就出现变异。同样是RNA病毒，新冠病毒在复制时有校正机制，RNA复制出现错误可以改过来。有一种特殊的酶可以对复制时产生的错误进行修改，从而减少了突变。但流感病毒没有特殊的酶对复制错误进行校正，一旦复制发生了错误，就会照样传下去，也就发生变异。平均每复制10000个核苷酸就会发生1次错误，而流感病毒的基因组长度刚好是14000个核苷酸，平均每复制一次发生一次突变，也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异，所以变异的速度非常快。

流感病毒的基因组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让它能够产生特殊的变异。RSV病毒的基因组长度是1万多个核苷酸，但它只有1条；而流感病毒的基因组长度虽然跟RSV病毒差不多，只有14000个核苷酸，却分成了8段，变成了8个部分。流感病毒基因组分8段意味着这8段可以发生重新组合。如果有两种类型的流感病毒同时感染了一个细胞，复制的时候，这8段基因组就可以重新组合，变成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而人体免疫系统对这种新型的流感病毒是完全陌生的，没有免疫力，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感染。以前发生过死亡几百万甚至更多人的流感大流行，就是由于流感病毒的基因组片段重新组合，产生了新型流感病毒导致的。所以，针对流感病毒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药物，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任务。在研发出有效的流感疫苗、药物之前，流感就会一直是很大的威胁，可以说是最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

2023.11.27录制

2023.12.11整理

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呼吸道感染的病例特别多，医院特别是儿童医院都人满为患。据说今年的呼吸道感染跟以往不一样，支原体感染病例占的比例很高。但也有医生对此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所谓的支原体感染有相当一部分是假象，并没有那么高的比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呢？支原体感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导致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有两类，一类是病毒，一类是细菌。病毒是介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东西，结构很简单，就是一个外壳包着一团遗传物质。它没法自由生活，也没法自己复制自己，必须入侵人体细胞，利用细胞里的设备制造需要的蛋白质外壳、遗传物质来复制自己。细菌是一个细胞，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器。它可以自由生活，也可以自己复制自己，只要有营养素提供给它，就能新陈代谢。所以，细菌入侵人体后要利用人体里的各种各样营养物质。

支原体是一类很特殊的细菌，它的特殊性表现在：第一，支原体非常小，直径只有100纳米左右，跟病毒差不多，新冠病毒的直径就是100纳米左右，只不过支原体比较长，长度大约是1000纳米。它比普通的细菌小得多。普通的细菌，比如杆菌的直径和长度都是支原体的几倍，支原体的体积大约是普通杆菌的5％。所以支原体非常小，是已知最小的有细胞的生物。

第二，普通细菌有细胞壁，而支原体没有细胞壁，只有细胞膜。支原体的细胞膜构造跟细菌的细胞膜差别很大，更接近于人体的细胞膜，可以躲过人体免疫系统的识别。

第三，支原体入侵人体的方式跟别的细菌也不一样。别的细菌入侵人体后可以在体液，比如血液里飘来飘去，吸收营养物质；而支原体入侵人体后要附着在人体的细胞表面上，相当于寄生在那里。支原体有一种特殊的、能够附着到细胞表面的细胞器。

所以支原体是比较特殊的细菌，其特殊性导致诊断和治疗支原体感染比治疗普通的细菌感染更麻烦。

要诊断普通的细菌感染是什么细菌导致的，一般是取样进行培养。比如喉炎，想知道是不是细菌引起的、是哪一种细菌引起的，就用咽拭子取样，在培养皿里培养，然后用显微镜看，就知道是不是细菌导致的感染，是什么细菌导致的感染。但是支原体非常小，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见。而且支原体的生长速度非常缓慢，等它在培养皿里生长到能够在立体显微镜底下看到菌落，需要好几周。所以取样培养支原体对于临床诊断不实用，过了好几周才知道是支原体感染，可能病都已经好了，所以临床上一般不会通过培养支原体做诊断。

那么要怎样诊断支原体感染呢？就跟诊断病毒感染类似。最常见的方法是测抗体，取血测一下，看里面有没有针对支原体的抗体。这种方法简单、快速、便宜，但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人体被支原体感染后，并不会马上产生抗体，抗体产生是需要时间的。感染后产生的第一种抗体叫做IgM，要感染一周之后才会产生。产生第二种抗体IgG就更慢了，要感染两周之后才会出现，三、四周之后达到高峰。而且有一些人被支原体感染之后不产生IgM。没有测到抗体并不等于没有被支原体感染，也许是感染了还没有产生抗体，也许是不产生抗体。这就是假阴性，测出来的阴性是假的，实际上已经被感染了。所以抗体检测的灵敏度比较差。

等到病好了，支原体都消灭了，被支原体感染后产生的抗体不会马上就消失，而会在血液里继续存在几个月。这样测出的抗体不等于是这一次被感染产生的，也许是几个月前被感染过，抗体还存在。这就是假阳性，测出来的阳性是假的，并不等于这次还是被支原体感染。所以抗体检测的特异性也不高。要解决假阳性的问题，就多测一次。过两三周再测一次，如果IgG抗体的滴度更高了，就可以认定这一次是被支原体感染了。但是，过了两三周再测，临床诊断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们需要的是快速的诊断。

对于支原体感染还有一种检测方法，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核酸检测。跟检测新冠病毒一样，通过鼻拭子或者咽拭子取样，然后做PCR扩增，查一下究竟有没有支原体的基因片段。只要测出了支原体的基因片段，基本上就可以认定是支原体感染，特异性能够达到98％甚至更高。它虽然也存在假阳性的问题，比如样品受污染，但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核酸检测也有假阴性的问题，而且比假阳性还要严重。比如取样没取到，或者取到的样品里有抑制PCR的东西，会查不出来。

理想的做法是同时做抗体检测和核酸检测，二者结合可以提高准确性。不过核酸检测比较贵，比抗体检测贵得多，而且需要仪器设备和特殊的试剂。很多医院、诊所没有做支原体核酸检测的条件，所以目前用得还不是很多，主要还是用准确性比较差的抗体检测。

再说说治疗。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特效药。用得最多的一类抗生素，包括青霉素、阿莫西林、各种各样的头孢霉素，都是抑制细菌的细胞壁合成的，但支原体没有细胞壁，所以这类抗生素对它没有用，相当于一大类抗生素都用不上。还有一类抗生素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的，针对的是细菌里的核糖体。阿奇霉素、红霉素、卡拉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都能抑制细菌的蛋白质的合成，这类抗生素对于支原体就有效。还有一类抗生素抑制的是细菌DNA的复制，比如各种各样的沙星（统称氟喹诺酮），对支原体感染也有效。

在所有对支原体感染有效的抗生素中，阿奇霉素毒性比较弱，最适合小孩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上，特别是在儿科，阿奇霉素用得最多。但是抗生素用多了就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阿奇霉素因为用得特别多，支原体对它产生耐药性的现象就特别严重。在美国还好一点，在中国因为抗生素滥用特别普遍，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支原体感染都耐药，导致阿奇霉素没用，就不得不用毒性比较强的其他抗生素。

不过，大多数支原体感染的症状很轻，对症治疗就能够康复，属于自限性疾病，并不一定非要用抗生素治疗不可。其实，大多数支原体感染是用不着抗生素治疗的，抗生素的滥用导致的耐药性问题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2023.11.23录制

2023.12.05.整理

202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了信使RNA疫苗技术的发明人卡里科和魏斯曼，这是意料之中的。早在2020年12月，美国开始接种信使RNA新冠疫苗时，我就发过推文，说发明这项技术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医学奖。有这种看法的当然不止我一个。2021年，被认为是诺贝尔医学奖风向标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就已经颁发给卡里科了。

很多人都说这是实至名归，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服。不服的主要是两拨人。一拨是反疫苗的人，他们认为这又是推销疫苗的阴谋。还有一拨人是中国的反美斗士们，包括北大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他骂这项研究“是无脑研究”，不应该获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风骨远低于我”，还骂跟在外国人后面叫好、说“实至名归”的华人都是“崇洋媚外”。

饶毅一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懂诺贝尔奖的人。他以前说过，诺贝尔奖委员会意见跟我一致的时候是对的，意见跟我不一致的时候就是错了。意思就是我饶毅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但是，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得的可不只是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卡里科到现在已经得过大大小小130项奖励，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拉斯克奖，她还获得了奖金最高的突破奖。难道所有这些颁奖的人都没有饶毅懂，都发错奖了吗？全世界都在逆行，只有饶毅一个人最懂得怎样发科学奖？

饶毅显然认为自己是最懂发科学奖的。他忽悠腾讯的冤大头马化腾，捐一笔钱创办了一个中国的科学奖，叫做“未来科学奖”。饶毅认为这个奖是最好的科学奖，因为是他把持的。这个奖其实是最坏的科学奖，因为发给了学术骗子，我以前一再揭露过的剽窃别人成果的张亭栋。科学奖最不应该的就是发给骗子，这不就变成骗子奖了吗？更恶劣的是，我向未来科学奖科学委员会举报张亭栋，但他们个个装聋作哑，不给任何回应。如果我举报错了，应该驳斥；如果我举报对了，应该撤销给张亭栋的奖。但是都没有。他们就跟饶毅一样（饶毅也是该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假装没这回事，死不认错。这不是非常恶劣吗？所以“未来科学奖”就是一个骗子奖。

这也不是饶毅第一次骂诺贝尔医学奖发错了。他以前已经多次批过诺贝尔医学奖。202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发给丙肝病毒的发现者，饶毅认为发错了。202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发给了古遗传学的创建者，饶毅也说发错了。我以前已经都做过视频、写过文章驳斥过饶毅。饶毅之所以认为诺奖发错了，是因为他缺乏生物学的基础。别看他已经当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对一些生物学的基本概念还是稀里糊涂的。他引用的那些论文他看不懂，会误读。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但又喜欢胡搅蛮缠，智力也很差，肯定比北大的学生要差得多，却当了北大的教授，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他又非常自信，所以就一再闹笑话。

为什么饶毅对于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了信使RNA疫苗技术如此反感？这是有原因的，我后面再说。先说一说为什么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这项技术是实至名归。

病毒入侵人体之后，之所以会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原因在于病毒表面的蛋白可以作为抗原刺激抗体的产生。那么就很容易想到，如果把编码病毒表面蛋白的信使RNA直接放到人体细胞里，人体细胞就可以用这一段信使RNA编码病毒的蛋白，就可以作为抗原来用，而且是特别好的抗原。这个想法虽然很容易想到，但一尝试就发现问题了。信使RNA很不稳定，把它放进人体里，人体里的核酸酶可以把它降解掉。而且，因为它是外来的信使RNA，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它，从而产生炎症反应。出现这种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入侵人体的病原体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都含有RNA，人体的免疫系统当然会怀疑这些外来的RNA是病原体，对它们发起攻击。

但是，我们人体本身也会产生信使RNA，为什么不会被降解掉，不会遭到免疫系统的攻击产生炎症反应？这个问题就是卡里科和魏斯曼解决的。信使RNA由4种核苷酸合成，在人体细胞合成了信使RNA之后，会对信使RNA上的核苷酸进行改动，用术语来说就是做了化学修饰。这样的改动会让信使RNA变得很稳定，可以保护它不被核酸酶降解掉，也不会引起免疫细胞对它进行攻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提醒人们要用改动过的核苷酸（也就是修饰的核苷酸）合成RNA做RNA疫苗。

但是这种修饰过的核苷酸至少有100多种，用哪一种做疫苗的效果最好呢？信使RNA由4种核苷酸合成：鸟嘌呤、腺嘌呤、胞嘧啶、尿嘧啶。他们发现，如果把尿嘧啶换成相似的假尿嘧啶，合成的信使RNA最稳定，不被降解、不遭到免疫细胞攻击，效果最好，而且能够大大提高信使RNA疫苗合成蛋白质的效率，所以最适合用来做信使RNA疫苗。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假尿嘧啶做甲基化修饰，变成N1甲基假尿嘧啶，用来合成信使RNA效果最好。后来的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都用的是这种甲基化的假尿嘧啶。这项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卡里科和魏斯曼的发现，也就没有后来的信使RNA新冠疫苗了。

作为信使RNA疫苗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怎么把信使RNA放到人体细胞里去。这个问题是别的人解决的，把信使RNA包到磷脂纳米颗粒里，就可以送进人体细胞。这是信使RNA疫苗的另外一个关键技术，也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奖有3个名额，现在只颁发给了两个人，还有一个名额本来应该给发明了磷脂纳米颗粒的人，但参与发明磷脂纳米颗粒的人太多了，没有哪个特别突出，给谁都不合适，所以就空着了。

疫苗技术以前很不受重视，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研究。因为遇到了新冠疫情，疫苗得到了重视，信使RNA疫苗才得到了应用，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信使RNA的新冠疫苗至少避免了几百万人因新冠死亡，还有多得多的人避免了新冠感染转成重症，所以这是救人无数的疫苗技术。除了可以用这个技术研发针对病毒、病菌的疫苗，还可以用它研发治疗癌症的疫苗。目前有些研究表明，在这些方面是很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技术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是实至名归，是完全应该的。

饶毅为什么对该技术获得诺贝尔奖这么反感呢？一个原因是他以前一直在贬低信使RNA新冠疫苗，认为美国的信使RNA疫苗还不如中国的灭活疫苗。他说两种疫苗效果是一样的，但美国疫苗副作用大，中国疫苗副作用小，所以中国疫苗比美国疫苗好。当然，饶毅的这番说法早已被事实无情地否认了。实际上，饶毅关于新冠疫情的判断和防疫建议都被证明是错的。他一直在鼓吹对新冠要严防死守，说病毒不会越传越弱，有可能越传越强，所以必须严防死守。他首倡让人们都去测核酸，而且还建议说，光测核酸不行，还要抽血测抗体。这当然都是极其可笑的。他现在以为人们忘了他以前那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可笑说法，又在装大拿、专家，觉得自己比谁都更懂新冠。他一直看不起的信使RNA疫苗却得了诺贝尔奖，不是打了他的脸了？所以他很不高兴。

还有一个原因，他瞧不起卡里科这种人。诺贝尔奖虽然颁发给了两个人，但最主要从事RNA疫苗发明、起主导作用、研究时间最长的是卡里科。由于信使RNA疫苗的研究以前很冷门，所以卡里科在宾州大学做这项研究时很惨的，拿不到科研经费，还被学校降级。她本来已经当上了助理教授，学校把她降级变成了临时工，没有了科研经费。幸好魏斯曼收留了她，让她有实验室可以继续做这个研究。他们那篇里程碑式的、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论文投给了英国的《自然》，被编辑直接拒稿，认为这项研究没有什么新意。他们只好改发到档次比较低的刊物上。他们有关的论文都是发在档次比较低的刊物上的，没有在最著名的生物医学期刊《自然》《科学》《细胞》等发过论文。因为饶毅把能够当上大学教授，特别是当上美国大学的教授作为人生的最大成就，卡里科想当教授当不上，当然就被饶毅瞧不起。而且，他们也没有发过《细胞》《自然》《科学》的论文，饶毅就更瞧不起了，当然就认为这是“无脑的研究”，不应该得诺贝尔奖。

幸好有卡里科这样的人，虽然很孤独，虽然一直受打压，但还是锲而不舍，最终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救了无数的人。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让我们对科学研究还抱有希望。如果科学界都是饶毅这样的势利眼，而且还是不学无术的势利眼，就会让人们对科学研究非常的失望。

2023.10.03录制

2023.11.18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