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美国科学家创造出了史上第一个人造生命！”这是近日很吸引眼球的一条大新闻。领导这项研究的克雷格·文特本人的说法是：“这是第一个人造细胞，是地球上第一个父母是计算机，却可以自我复制的物种。”

    在媒体上推波助澜的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他们有的对此推崇备至。例如美国一位著名生物伦理学家声称这个成就结束了有关生命的存在是否需要特殊的力的争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可与伽利略、哥白尼、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的发现媲美。有的则忧心忡忡地说，这项新技术有危险，要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其害，应立即停止研究。奥巴马总统也紧急下令其生物伦理委员会评估这项研究的风险。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物学家们的相对冷淡。接受媒体采访的生物学家大多认为这只是技术上的进步，而不是科学上的突破。有一位著名美国生物学家干脆说这是“炒作”。文特是美国生物技术业的一个怪才，在许多方面更像一个商人而不是科学家，非常自恋，自恋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创办的研究所，也善于推销，“炒作”正是其特长。

    我们先来看看这项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文特等人要创造的是一种最简单的细菌——蕈状支原体。它的基因组（一个细胞内的全部基因称为基因组）的序列已经被全部测出来了。生物的基因是由4种核苷酸（类似于4种字母）按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成的，它们的排列顺序就携带了遗传信息。蕈状支原体的基因组大约由108万个核苷酸按特定的顺序组成。在遗传时，基因组要复制自己，以原有的基因组为模板，用单个的核苷酸做原料，合成新的基因组。

    文特等人的计划，就是想按照这种细菌的基因组序列，用化学方法把核苷酸一个一个连接起来组成基因组。不过，按现在的合成技术，要一口气合成含有108万个核苷酸的序列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首先要化整为零，把基因组序列分成一千多个片段，每个片段含1000个核苷酸，分别合成（其实是从另一家公司订购的）。然后把这些片段放进酵母菌中，由酵母菌把它们组合成完整的细菌基因组。再把基因组从酵母菌中提取出来，放进一种和蕈状支原体很接近的细菌——山羊支原体中。蕈状支原体基因组利用山羊支原体的蛋白质、细胞器等复制自己，形成了新的蕈状支原体。

    可见文特等人靠人工合成（指用化学方法）的只有基因组部分，就连这部分的合成也还要借助酵母菌的生物合成，不过把这个细节忽略好了。但是基因组自身是没法复制和制造新细胞的，还必须有蛋白质和其他生物分子和它一起工作，还要有细胞质、细胞膜形成的合适环境，所有这一切一开始都不是人工合成的，全都是现成的。所以这根本不是人造生命、人造细胞，其父母也不只是计算机，至少山羊支原体也是其父母之一。

    这也不是什么新物种。人工合成的基因组序列是根据蕈状支原体基因组复制的，几乎完全相同（除了少量无关紧要的增减和突变），“制造”出的细胞也是蕈状支原体，不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其新颖程度还比不上用遗传工程方法创造出来的新菌株。

    如果不仅基因组是人工合成的，细胞的其他部分也都是人工合成的，那才算得上是人造细胞。但是这一天仍然遥遥无期，因为细胞的组成极其复杂。例如，对细胞中的蛋白质种类、功能和相互作用我们还所知甚少，更不要说把它们全都一一合成出来了。其实，即使是对基因组蕴含的遗传信息，我们也所知甚少。如果把细胞比作一台机器，基因组就是它的设计图。文特等人所做的，就是拿了一张设计图做底本，然后一笔一划地把它照抄了一遍，对这张设计图的具体内容，则不甚了然。不能说照葫芦画瓢地抄了一张设计图，就相当于制造出了机器。

    那么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只是证明了他们有技术能力能把设计图抄得很完整，而且抄得足够准确，内容基本无误，所以能被细胞识别、复制。细胞对基因组的复制其实也是在抄，只不过抄的方法有所不同。细胞的抄法称为生物合成，利用酶等生物大分子作为工具。而文特等人的抄法属于化学合成。

   生物伦理学家认为文特等人的研究证明了化学合成的遗传物质和生物合成的没有区别，生命活动不需要特殊的“活力”，所以欢呼这项成果极为重大。但是这一点不需要文特等人来证明。“活力论”早在生物学界就没有了市场，生物学家早就确信，只要两个分子的化学结构相同，不管用什么方法合成，其性质就不会有任何区别。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学家已在遗传工程、分子克隆实验中大量地用到化学合成的遗传物质，从不觉得用它们来取代生物合成的遗传物质会有什么奇怪。如果化学合成的取代不了生物合成的，那必定是由于二者的化学结构还存在差异，而不是由于后者存在特殊的“活力”。

    “人造细胞”的支持者声称这项技术有广阔的前景，将来能够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疫苗等。但是用遗传工程的办法现在就都能实现这些作用，而且可以更方便、更便宜地实现。所谓的“人造细胞”技术也没有出现新的或更大的风险。反对者所担心的那些风险，遗传工程同样有，并不新鲜。

2010.5.30

（《中国青年报》2010.6.2）

    现存的三种大象（亚洲象、非洲丛林象和非洲森林象）自己组成了哺乳动物的一个目——长鼻目，那条长长的鼻子是大象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大象的鼻子就像人的手一样有用，大象用它来抓住食物送到嘴里吃，用它吸水（一次能吸14升）喝或冲澡，用它当武器鞭打或抛掷敌人，用它擦眼睛，用它向情敌示威，用它相互爱护、打招呼，比如两头大象见面时会相互握鼻子，就像人见面握手一样……
    长鼻子当然是从短鼻子进化来的。根据自然选择学说，大象祖先的鼻子变得越来越长，是因为长鼻子对它们的生存有优势。那么，大象的长鼻子有上述这么多的用处，究竟哪一个是促进它进化的关键呢？
    大象的鼻子还有一个平时不会用到的作用。大象有时要横渡河流或湖泊，这时它会在河底或湖底走，即使河水、湖水很深，深到把它淹没了，也难不倒它，因为它可以把鼻子伸到水面上呼吸，就像一根通气管。其实大象也是游泳高手，能游几个小时，本来不必用这么笨的方法过河，这似乎反映了它的某种本能。大象即使在游泳时，也喜欢高举着鼻子。据推测，尼斯湖“水怪”就是一头在游泳的马戏团大象，它高举的鼻子被当成了怪物的头和脖子。
    如果我们人也给自己装一个像象鼻子那么长的通气管，是不是也能像大象那样潜那么深呢？一头非洲象的肩高可以超过4米，但它被水淹没时，它的肺底部距离水面大约是2米，在这个深度要承受大约150毫米汞柱（mmHg）的水压。那里的血管的血压必须比这还高，不然就没法把血液灌注给其他组织了。但是肺通过长鼻子通到了水面，肺泡的压力接近大气压，是0 mmHg。这样，在肺的底部，压力从0 mmHg突然增加到大于150 mmHg。
    肺的表面上包裹着两层薄膜，叫做胸膜。里面那层膜紧贴在肺上，叫脏胸膜。外面那层贴附在胸腔内面，叫壁胸膜。两层膜之间是一个密闭的腔隙，叫胸膜腔。胸膜腔里有一些浆液，起到润滑作用，减少呼吸时的摩擦。胸膜只是薄薄的一层细胞，厚度只有30微米，里面有毛细血管，在水深2米时血压超过了150 mmHg。而胸膜腔的压力接近大气压。也就是说，此时胸膜毛细血管的压力一边是0 mmHg，一边是150 mmHg，血管将会破裂！即使给我们人安一个长鼻子，也没法像大象那样潜水，否则会导致内出血。
    那么为什么大象安然无恙呢？早在1681年，都柏林一位医生在解剖一头被烧死的大象时，发现有一点很奇怪：看不到大象有胸膜腔。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在大象的两层胸膜之间，充满了结缔组织，只不过这些结缔组织比较松散，所以呼吸时还是能够滑动。大象的胸膜也由厚实的结缔组织组成，厚达500微米。胸膜里的毛细血管被厚厚的结缔组织保护起来了。这样就避免了大象潜水呼吸时发生血管破裂。同样，为了避免在潜水呼吸时导致肺部下面的横隔膜破裂，大象的横隔膜非常厚，厚达3厘米，比其他哺乳动物的厚得多。
    如果对大象来说，潜水呼吸只是像现在这样偶尔为之，值得对身体构造如此大动干戈吗？在大象进化的早期，潜水呼吸必定对它们的生存极为重要，重要到它们的身体结构必须出现相应的变化才能繁衍下去。大象的祖先很可能是生活在水中的。
    我们怎么知道大象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呢？一种办法是把大象和其他哺乳动物进行比较，看哪一种和它的亲缘关系最近。通过比较基因序列，人们发现和大象最接近的是生活在水中的海牛目动物（包括三种海牛和儒艮）。大象的一些解剖结构和它的发育过程也和海牛目动物很像，都是水生动物的特征。
    另一种办法是找到大象祖先的化石。已经发现的古象化石有400多种，其中最古老的是生活在大约5千万年前的莫湖象，也叫始祖象。始祖象像猪那么大，形状像现在分布在东南亚和美洲的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鼻子。貘生活在热带丛林的河流和沼泽中，善于游泳和潜水。始祖象的化石是在埃及北部的沙漠中发现的，但是在几千万年前那里覆盖着亚热带雨林和沼泽。有很多证据表明始祖象就生活在河流或沼泽中，以水生植物为食。和始祖象差不多同时的其他古象也是如此。以后随着气候变化，森林消失，河流、沼泽干涸了，才迫使大象改为到陆地生活，但祖先的遗产则继承了下来。
    大象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点出乎意料，但是很合理：为了能潜水呼吸。长鼻子其他对现在的大象更有用的功能，都是后来衍生出来的。

2010.5.17.

（《中国青年报》2010.5.19）

    长颈鹿是从“短颈鹿”进化而来的，这个事实毫无疑义，古生物学家甚至找到了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型“中颈鹿”的化石。但是长颈鹿的脖子是怎么进化来的？这个理论问题的答案就不是那么显然了。我们从中学生物课学到过，历史上有两种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曾经争得很厉害，课本上举的例子，正是关于长颈鹿的进化。
    第一个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是拉马克提出来的，其核心是有一种内在的动力驱使生物向前发展，而由于“用进废退”，习性会让生物的器官出现独特的形态。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拉马克举长颈鹿为例说明后者：“观察习性影响长颈鹿奇特的形态和大小，是很有意思的：这种最高的哺乳动物生活在非洲内地，那里的土壤几乎总是干枯、贫瘠的，因此它不得不靠吃树叶为食，一直尽力要够到树叶。由于该物种长期保持着这个习惯，导致了它的前肢变得比后肢长，而它的脖子则延长到了这样的长度，长颈鹿即使不用后肢直立，高度也能达到6米。”
    达尔文提出了第二个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那就是自然选择学说。不过，最早用自然选择来解释长颈鹿脖子的进化的，不是达尔文，而是独立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华莱士。他在1858年寄给达尔文的论文中简单地否定了拉马克的假说，提出了新的解释：“长颈鹿获得长脖子不是由于意欲得到高灌木的叶子并为此一直伸展其脖子，而是因为在它的原型中，任何脖子较长的变异都能保证在同一个地方要比它们的短脖子同伙吃到更大范围的草料，因此在食物稀缺时让它们能活得更好。”
    华莱士当时并不知道达尔文已秘密研究自然选择学说很多年。他的来稿促使达尔文在第二年发表《物种起源》。也许是不想和华莱士撞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早期版本中并没有提及长颈鹿的脖子进化，而是以长颈鹿尾巴为例。一直到《物种起源》的第6版，为了反击动物学家米瓦特的批评，才用很长的篇幅讨论长颈鹿脖子的进化，其主要观点是：原始长颈鹿中有的较高有的较矮，当食物缺乏时，较高的个体能吃到较高处的树叶，是其他动物吃不到的，因此有生存优势，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一代又一代选择的结果，长颈鹿的脖子就变得越来越长。
    遗传学建立以后，人们知道了后天获得的性状是无法遗传的，即使长颈鹿的祖先由于老是伸脖子让脖子长了一点，也无法让后代天生就有长脖子。拉马克的假说无人相信了，达尔文的说法就传开了。非洲草原在旱季时的确会出现食物缺乏，而长颈鹿作为最高的动物，也的确能吃到其他动物吃不到的树叶，达尔文的解释非常直观，很有说服力。
    但是这个解释也只是一个假说，并没有证据。反而有些反面的证据。例如，长颈鹿并不是总是伸长脖子吃高处的树叶，在有的地方，长颈鹿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弯着脖子吃低处的树叶。而且，与达尔文设想的相反，在旱季时反而是高树的叶子少了，长颈鹿不得不去吃矮灌木的叶子，这个时候长脖子似乎并没有显示出生存优势。
    长脖子还有生存劣势。长颈鹿的头比心脏几乎高了3米，为了能保障大脑的血液供应，长颈鹿的心脏很大，动脉管壁很厚，使得长颈鹿的血压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高的。对生存不利的特征有时也能进化出来。例如雄麋鹿的大角并不利于生存，但是由于雄麋鹿用角打架争夺配偶，让大角有了生殖优势，这些笨重的特征不仅保留了下来，反而越来越笨重。达尔文把这种现象叫做性选择。
    那么长颈鹿的长脖子是不是对它们的求偶很重要呢？是的。在求偶季节，雄长颈鹿会挥动长脖子互相撞头进行决斗，脖子越长，就越容易获胜取得交配的机会。这种决斗非常激烈，有时甚至能导致死亡。雌鹿也比较喜欢接纳脖子较长的雄鹿。
    因此瑞典动物学家西蒙斯和纳米比亚动物学家希培斯在1996年提出长颈鹿的长脖子是性选择的结果。那么为什么雌长颈鹿也会有个没什么用的长脖子呢？有时候只对一性有用的特征，由于遗传的原因，也会在另一性出现，例如雄性哺乳动物的乳头。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两性还是会出现显著差别的（毕竟雄性的乳头是不发育的）。西蒙斯和希培斯认为雄长颈鹿的头、脖子都比雌鹿重，就体现了这种差异。
    但是最近这个新假说也受到了挑战。南非动物学家米歇尔等人测量了38头长颈鹿的头重、颈重、颈长、腿长、颈长与腿长比，发现两性之间并无差异。虽然成熟雄鹿的头、脖子都比雌鹿重，但是它们的体重也比较重，如果考虑到体重的差别，两性的形态差异就消失了。因此他们认为这个结果否定了性选择假说。
    在南非，长颈鹿一般都吃高处的树叶，这样一口能吃下更多的叶子。这是因为低处的叶子被其他吃树叶动物吃了，还是因为高处的叶子本来就比较多？另一个南非研究小组做了实验，把一些金合欢树（长颈鹿的主食）围起来不让吃，一个生长季节后，发现这些树高处和低处的树叶量是一样的，没围的树低处树叶量较少是被其他动物吃掉的。也就是说，长颈鹿吃高处的树叶是本能地避免与其他吃树叶动物竞争。这个实验结果支持达尔文的吃树叶假说。
    孰是孰非，只能继续争下去。也许是多种因素的一起作用影响了长颈鹿脖子的进化。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比教科书编者想像的复杂得多。

2010.5.10

（《中国青年报》2010.5.12.）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某年的足球世界杯，小组赛已经结束，你正准备欣赏淘汰赛的第一场对决——德国队对瑞典队。这时你收到了一封署名“世界杯预测者”的垃圾电子邮件，信中称他发明了一种预测足球比赛结果的科学方法，准确率达到100％。为了让你相信他所言不虚，免费提供1/8决赛的预测结果，如果8场比赛全部说对，你再交钱——然后他预测第一场比赛将是德国队胜。
    你是有科学头脑的，知道虽然根据双方的实力、状态等因素可以猜测比赛结果，但是想要场场猜对达到100％的准确率是不可能的，就连球王贝利也经常猜错嘛。所以你对这封垃圾来信一删了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果然是德国对胜，但是你知道这很可能是巧合，随便乱猜也有50％猜对的可能。
    然后你收到了第二封信，预测接下来的阿根廷队对墨西哥队的比赛将是阿根廷队胜。又说对了。这时你开始对此人的预测结果感兴趣。接下来的第三场、第四场……全部8场的结果果然全部说对。你是有科学头脑的，你很快算出，如果是随机乱猜，全部说对的概率只有1/256。你确信此人的确发明了能准确预测比赛结果的方法。
    此人又寄来一封信，要求你向他的网上支付账号转入1千元，才能告诉你1/4决赛第一场比赛德国队对阿根廷队的预测结果。你毫不犹豫地把钱交了，很快得到预测结果说阿根廷队胜。你立即拿出1万元钱到博彩公司给阿根廷队下注，坐等赢回2万元钱。然而比赛结果却是德国队点球胜了，而你再也没有收到“世界杯预测者”的来信。
    这是怎么回事，100％准确的预测方法怎么突然失灵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骗局。“世界杯预测者”买了一份含100万个电子邮件的名单，给其中的一半发函预测德国队胜，另一半预测瑞典队胜。根据比赛结果，再给预测德国队胜的那一半分成两半，分别预测阿根廷队和墨西哥队胜。依此类推，最终总会有3906人获得场场准确的预测结果，你很幸运地属于其中之一。只不过你的运气用完了，在接下来的分组中你被分到了预测失败的那组。
    这虽然是个假想的情形，但是类似的预测假象和骗局在现实中并不罕见。现在最时髦的是地震预测。虽然国家立法禁止个人发布短期、临震预报，但是却有不少人在网上这么干。比如有一名京剧团下岗职工号称发明了能捕捉“中微子”预测地震的仪器，几乎天天在网上以气象预报的形式做掩饰，发布中国某地即将地震的预报，并向网友索要捐款赞助。相信他的网友还很不少，据称一个月内就收到了一万多元的捐款。有一位自称有科学头脑的在校大学生给我留言说，据其核实，此人的确有办法预测地震，曾经说某地区要发生4级左右的地震，后来那个地区的某县果然发生了4.4级地震……
    这也是一个简单的预测骗局，能够蒙人的原因在于一般人没有意识到，没有破坏性的地震是极其频繁地发生的。世界范围内一年平均大约要发生13万次3～3.9级地震，13000次4～4.9级地震。这些地震又集中发生在地震带。所以要猜中某个位于地震带的地区在一个时间段内发生一次4级左右的地震，并不难。何况天天发地震预报，不碰巧有几次说得比较准反而不正常了。即使是一个不走的时钟，一天也会报准两次时间。人们会倾向于记住碰巧说准的那几次，而忘了没有说准的无数次，否则所有的算命先生都该下岗了。
    因为此人似乎能够说准几次小地震，有人（甚至包括某些地震局“专家”）就以为他也能说准大地震，却没有意识到这二者存在着巨大的区别。要猜小震不难，猜大震则极难，因为震级越高，发生的频率就越低，碰巧发生在有人居住的地方的大地震就更罕见。而人们关心的，正是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大地震能否被预测。但是因为它非常罕见，所以迄今还没有人蒙对过。如果不是靠蒙的，而是靠发现什么前兆信号，那么大地震的前兆信号按理应该更强、更易检测到，也就应该比小地震更容易预测。而事实恰好相反，大地震的发生从来就没有人准确地预测过，正说明地震预测都是靠蒙。
    如果把时间、地点的范围扩大，大地震也能被蒙上。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兰州地震研究所一名研究员即声称他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已预测到了这次地震。实际上那篇论文预测的是“2012年在东昆仑断裂带有可能再次发生7级地震”，时间不准，范围也太大。中国搞地震预测的人非常多，每个断裂带在某个年份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几乎都有人预测，那么每次大地震发生之后再回头去找，总能找到某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说中了。这种一锤子买卖并不能说明那篇论文的作者真的发现了可靠的预测方法。他们的预测方法都是闭门造车（靠玩数字游戏或自制仪器），适用于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大地震。如果他们对各个大地震（每年世界范围内大约要发生18次7级以上地震）都能预测到，才会让人相信那不是蒙的。
    这种预测假象本不难识破，但是面临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人们总爱幻想能有高人指点迷津，心甘情愿地受蒙蔽，因此骗局得以流行。

2010.5.3.

（《中国青年报》2010.5.5.）

    每次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之后，总会有些人出来宣布，他们早就预测到了这次地震。青海玉树大地震也不例外。自称成功的预测者很不少，预测方法也五花八门，有从卫星云图看出来的，有通过月亮位置计算出来的，有在三门峡看到“地震云”的，有在西安用自己发明的仪器测出来的……
    这次还没有听说蟾蜍搬家之类的异事，倒有异人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原首席预报员对人民网记者说，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湖南常德有一位自称身体可以接收震前次生的信息量的人给他发来短信，报告感觉到耳鸣等身体不适症状，提醒他关注近日可能发生的地震活动。更奇的是，这位地震局专家“明确认为”，此人的身体症状和“青海地震发生是有一定关系的”。
    这位地震局专家自述与民间“地震预测爱好者”很有联系，一年到头大概经常收到各种地震预测报告，那么在地震发生之后回头去找，就很容易找到某个人“预测”到了。地震局专家却不认为这是巧合，而是有“一定关系”，有何依据呢？玉树发生的地震，能让湖南常德的人耳鸣，可见这种“异常反应”不受距离的限制，那么近来的台湾花莲地震、海地地震、智利地震，他提前耳鸣了没有？世界上每年平均大约发生18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他是否也一一提前耳鸣了？在其他时候是不是就不耳鸣？还是说，那是特殊的爱国耳朵，只在中国大陆有人居住的地方要发生大地震时才会预报？每天都有很多人耳鸣，每次大地震之前都能找到很多人耳鸣，他们是不是也有预测地震发生的异常反应？
    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不一定就存在关系，要证明有关系是必须拿出证据来的。但是一些“专家”却不明白这一点。不久以前，有一篇报告称，广西在校大学生超过一半精液质量异常。又有一则网络消息称，广西自2001年至今推广了上千万亩“迪卡”系列转基因玉米。于是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将二者联系起来，断言广西大学生的精液质量异常是因为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引起的。
    且不说这两则消息都有事实错误或误导（“迪卡”系列的玉米是杂交玉米，不是转基因玉米；和国内其他地方的大学生相比，广西大学生的精液质量并不算太差），即使它们都是准确的，就能把二者联系起来吗？不能。已知有很多环境因素能导致精液质量的下降，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其中的因素。你不能毫无根据地把什么坏事都怪到转基因食品头上，就像一位网友讽刺的：“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连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一民房昨倒塌；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一家火锅店发生爆炸；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昨日一青年女子坠楼；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
    即使证明了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关系，也不等于它们就存在因果关系。例如，调查发现，在吸烟者中，肝硬化的发病率比较高，烟瘾大的人尤其明显。能不能因此说吸烟能导致肝硬化呢？不能。肝硬化更可能是酗酒导致的。由于酗酒的人往往也烟瘾大，于是吸烟就和肝硬化联系在了一起。统计学上把类似酗酒这样的隐藏因素叫做混杂变量。
    吸烟与肺癌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证据也充分得多。即便如此，也一直有人否认吸烟能导致肺癌，试图把二者之间的联系怪罪到某个混杂变量，例如空气污染、遗传因素。烟草公司更是以“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为由为自己辩护，而且这个理由很容易被法庭接受。直到2005年，苏格兰法庭还在一起肺癌死者家属起诉烟草公司的诉讼中判决，现有的科学证据不能证明吸烟导致肺癌。
    那么为什么生物医学界主流坚定地认为吸烟导致肺癌呢？这不仅仅是因为吸烟与肺癌发病率的关系极为显著（例如，烟吸得越多的人，患肺癌的风险就越高；历史上，随着吸烟人数增多，肺癌发病率也增加，而随着吸烟人数的减少，肺癌发病率也下降），很难用某一个混杂变量来解释；而且，有很多实验能够说明吸烟是怎么引起肺癌的。在烟草烟雾中有几十种致癌物，实验动物吸了能患肺癌。关键的一个实验是在1996年完成的。这个实验发现，烟草焦油中的一种致癌物——苯并芘被肺上皮细胞吸收后，能引起细胞中一个叫p53的基因的三个位置发生突变，而大部分的肺癌都与该基因这三个位置的突变有关。这个实验结果发表后，连一些烟草公司都不好意思再否认吸烟与肺癌的因果关系。
    相关性是因果关系的前提，但是不等于因果关系。要证明两个相关的事件存在因果关系，还必须找到作用机理，解释因是如何导致果的。一个说法越是惊人，需要的证据就必须越充分。即使地震局专家有证据表明某人的耳鸣和地震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他没有充分的证据来合理地解释地震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千里之外的某个特定的人出现耳鸣的，我们仍然只能把这视为笑话乃至迷信。

2010.4.18.

（《中国青年报》2010.4.21.）

    近年来胡适在国内很时髦，虽然那些捧他的人有的并没有读过几篇他的文章。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句胡适名言，一般人都是知道的。胡适本来是用它来归纳清儒的考据方法，在1928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他进一步把它当成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但是科学界这么跟着这么说的人不多，倒是一些搞伪科学的人，喜欢把这作为口号为自己壮胆。比如，大胆地假设特异功能的存在，然后小心地求证。有人曾经说过，即使有99起特异功能被证明是假的，也无法证明第100起就不是真的。求证失败了99次，还要再做第100次，不可谓不小心。如果“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真的是科学的方法，这些搞伪科学的人岂不成了最有科学精神的人？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争论中，也经常见到有人喊这句口号。最近有关转基因作物的争论中，有一个法学院教授在报纸上发文《不能将反对转基因的观点视为伪科学》，也以此教育大家“在科学面前我们应保持谦卑的姿态”，“在涉及公众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农业部应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通过小规模的实验，小心求证转基因食品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研究当然会用到假设，但是胡适这个命题之成问题，不在“假设”，而在“大胆”。难道“小心的假设”就不科学吗？果真如此的话，绝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就都成了没有在使用科学方法，因为它们都属于所谓“常态科学”，所提出的假设只是对已有科学理论的修修补补，毫无惊人之处。有些引发科学革命的惊人假设看上去很大胆，但是那在科学史上极为罕见，不能说只有这些科学天才才在使用科学方法。搞伪科学的人之所以欣赏“大胆的假设”，正是因为他们往往以怀才不遇的科学天才自居。
    科学史上那些貌似“大胆的假设”，一旦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那么大胆。例如，200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成果——幽门螺杆菌及其在胃炎和胃溃疡中的作用——被很多人视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范例。获奖者之一马歇尔2008年到中国大学演讲时，国内媒体报道说他：“寄言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要敢于去尝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好像胡适的名言已走向世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所熟知似的。
    胃溃疡历来被视为是因为心理压力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导致、胃酸过多引起的慢性病，沃伦和马歇尔却认为其主要病因是感染了一种细菌（幽门螺杆菌），这个假设看上去很大胆。其实，早在1875年就有人提出胃溃疡是细菌引起的。此后不断地有人提出这一假设，并在人、狗、猫、鼠等动物的胃中发现螺旋菌。反倒是“胃酸过多”的假设较晚出（1905年）。这两种假设各有支持者，多年来一直相持不下。直到1954年，美国研究人员发布一项研究结果，解剖了一千多个人胃标本都未能发现细菌（现在我们知道是因为其方法有问题），把以前在胃中发现的细菌都视为是样本污染所致，“胃酸过多”的假说才占了上风。
    沃伦和马歇尔其实是把一个被认为过时的假说重新提出来。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大胆假设”，而是因为沃伦自己注意到胃粘膜组织切片中存在细菌，才开始怀疑胃病与此有关。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用一系列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并发现、分离、培养出了幽门螺杆菌。求证的过程有时还颇为大胆：马歇尔甚至用吞服幽门螺杆菌让自己患上胃炎的极端方式来证明幽门螺杆菌和胃炎之间的因果关系。
    假设和求证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却不是科学方法的全部。胡适漏掉了假设的前提，也忽略了求证的关键。科学的假设是在已有的证据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提出来的，然后寻找新的证据证明。科学的假设不是凭空捏造、异想天开的“大胆的假设”，而是合乎证据和逻辑的“合理的假设”。同样，科学的求证和“小心”也没有必然关系，它只看证据是否确凿，而不管求证的态度是“大胆”还是“小心”。所以，如果说“合理的假设，确凿的求证”，那才有点科学方法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转基因食品的问题。“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假设一点也不大胆，而是普通得近乎废话，因为所有的食品的生产和消费都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转基因食品也不会例外。只不过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要比对传统食品更关注，所以在转基因食品上市之前都要进行风险评估，做一系列的实验。这种评估方法被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所认可，认为非常透彻，已经足够小心。在这种条件下，仍然毫无依据地要求“假设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固然很大胆，却也很无理。

2010.4.12.

（《中国青年报》2010.4.14）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比翼鸟是古书记载的一种奇鸟，据说它们不论是飞翔还是栖息，是饮水还是啄食，都不相分离。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虽然古人把它当成事实来叙述，但是世上并无这种鸟。
    古人捏造出比翼鸟，把鸟儿选做爱情的象征，并非毫无依据：90％的鸟都实行一夫一妻制，雌雄长期在一起共同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相反地，只有5％的哺乳动物这么做，大多数雄性哺乳动物只管交配不管养孩子，雌性哺乳动物只好当单身母亲。
    这并不是由于鸟特别有爱心，而是由它们的生殖方式决定的。鸟蛋必须经过抱窝才能孵化出来，从蛋产下的那一刻起，雌鸟就被拴住了，既不能像其他卵生动物那样把蛋产下了就可以离开，让蛋自己孵化；也不能像雌性哺乳动物那样用怀孕的方式把未出生的后代藏在肚子里带着到处跑。在鸟蛋孵化后，雏鸟无法独立生存，在一段时间内要依赖父母的喂食，直到会飞。
    因此雌鸟不仅要花很长时间抱窝孵蛋，难以外出觅食，本身就需要被照顾；而且还要喂养雏鸟，不像雌性哺乳动物那样有乳汁可用，而是必须时不时地外出带回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雄鸟留下来帮忙，比如轮流抱窝，为雌鸟和雏鸟提供食物，保护领地，抵抗入侵者或把入侵者引开，就可以显著地增加后代的存活率。
    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留下自己的后代。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雌、雄走在了一起。但是雌、雄不同的生理特征又决定了它们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对雄性来说，它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传播自己的基因，为此要抓住机会搞“婚外恋”，让别的雄性当冤大头为自己抚养后代。毕竟，在生殖过程中，雄性付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精子，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蛋要宝贵得多，一个鸟蛋要耗费雌鸟身体大量的能量才能生成，浪费不起。雌性的使命是尽可能地让产下的后代都能存活、长大。这并非意味着雌性对“婚外恋”都毫无兴趣。有时，雌性选中的老公并不理想，只是在“白马王子”都已被抢走之后的无奈选择，雌性就会为了让后代有好基因去搞“婚外恋”。例如，雌鸟通常会避免与亲缘关系比较近的雄鸟结合，因为近亲繁殖会降低后代的存活率。但是有时雌鸟已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找亲戚“结婚”。在这种情况下，雌鸟就会寻求与别的亲缘关系较远的雄鸟偷情。
    在那些貌似忠贞不渝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中，婚外恋的比例也相当高。虽然这种行为并不是总能被鸟类学家观察到，但是用基因检测对鸟巢做亲子鉴定透露了其中的秘密：雄鸟常常在养育着不属于自己的雏鸟。
    甚至父母与它们已有的子女的利益也并非总是一致的。为了尽可能多地留下自己的后代，父母有时反而会抛弃已有的子女。例如，父母的身体状况不佳，继续孵蛋或抚养雏鸟会危及自己的健康，为了以后还能有生殖机会就会牺牲现在的后代。又如，如果“离婚”后某一方有可能很快再婚开始新一轮的生殖，那么它就会选择离家出走另组家庭，把子女扔给前配偶照料。
    一种叫环颈鸻的小水鸟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典型。这种水鸟的雌、雄轮流抱窝，但是在雏鸟孵出后，父母的“离婚”率非常高，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往往是雌鸟另寻新欢，留下雄鸟当单身父亲。雌鸟这么做的动机很明显。由于某种原因，这种鸟的雌雄比例不平衡，雄鸟要比雌鸟多，在一一配对后还留下大量的光棍雄鸟，因此雌鸟很容易重新找到配偶。实验表明，离异的雌鸟平均用1.5天就能再婚，而雄鸟则平均要花上12天才能再婚。很显然，雌鸟是为了能够再婚繁殖更多的后代才抛夫弃子的。
    环颈鸻的雌鸟敢这么做，是因为通常光靠单身父亲就能够把后代抚养大，雌鸟的出走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否则雌鸟就不敢那么放肆了。环颈鸻一窝一般只有3只雏鸟，单身父亲能应付得了。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鸟类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把别窝的雏鸟转移过来，让一窝雏鸟的数量增加为4只或5只（只要是放在自己窝里的雏鸟，环颈鸻都会养），增加抚养的难度，这时雌鸟就不那么轻易离婚了，而在那些雏鸟数量被减少为2只、1只的家庭，雌鸟则更容易离婚。
    在自然状态下，雄鸟不可能去偷别家的雏鸟，通过增加雏鸟的数量来留住雌鸟。不过它们自有办法。它们会使苦肉计，故意让自己的体重大为减轻，显得健康状况不佳，似乎无力单独抚养雏鸟，让雌鸟不敢轻易离去。
    厮守还是分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衡量了对后代的投入和收益，“计算”之后做出的。当然，鸟类并没有一个数学头脑，这样的“计算”并非有意识的，而是自然选择而来的、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再看看人类自身，对婚姻关系的处理其实并不比环颈鸻高明多少，某些做法都很相似。人类是有意识的，但是有时貌似深思熟虑的选择其实也悄悄地受到本能的影响，人类的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和鸟类一样有着相似的进化起源。

2010.4.5

（《中国青年报》2010.4.7）

    《科学大争论——转基因作物安全吗？》发表后，有一些读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使我觉得有必要针对现在在媒体、网上流传的一些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误解和曲解做出澄清。
    对刚刚在国内获得安全证书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常见的质疑是：“虫子都不吃，人能吃吗？”甚至一位著名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也表示了这样的担心，建议要先对此做两代人的人体试验，并表示自己愿意当第一位志愿试验者。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用的那种生物毒素（简称Bt蛋白）本身其实是没有毒的，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且毒素蛋白要和昆虫肠道细胞表面上的受体相结合，才会让昆虫中毒。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人身上。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吃食物时一般是要加热、煮熟才吃的，Bt蛋白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加热后会变性，实验表明，Bt蛋白在60摄氏度的水中煮一分钟就失去活性。即使是生吃也没有关系，Bt蛋白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人的胃环境是酸性的，并且人的肠道细胞表面不含有毒素蛋白的受体，因此不会中毒。被人吃下去的Bt蛋白，会像其他蛋白质一样被消化、分解掉。
    美国使用Bt蛋白做为生物农药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面积种植含Bt基因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也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迄今未发现一例人畜因吃这种作物中毒的。用老鼠和绵羊做的实验也表明吃Bt蛋白不会影响哺乳动物的身体健康。此外，获批准的这种抗虫害转基因水稻，Bt蛋白主要出现在茎、叶中，胚乳（人食用的部分）中几乎没有，即使对Bt蛋白的安全性有疑虑，也可放心食用。
    至于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像药品一样做人体试验，甚至做几十年的人体试验再上市，这是不可行的，因为食品与药品不同，我们每天都要在各种场合吃进大量的各种食品，不可能长期对试验者的进食做出严格的控制，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判定指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像在病人身上测试某种特定药品那样去测试某种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哪一个国家要求食品在上市前需要先做人体试验，更合理的要求是做生化检测和动物实验评估其安全性。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被要求做这些检测，反而是杂交水稻等非转基因食品往往未经安全性检测就上市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基因食品也比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
    国内媒体在报道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时，往往称之为“世界上首次批准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这个说法非常不准确。首先，获得安全证书之后还需要经过品种审批等阶段才能获得商业化种植。其次，三大主粮——玉米、小麦、大米——的转基因品种在美国都获得了安全证书，有两种进行了商业化种植：美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已有14年的历史，美国玉米的80％以上是转基因玉米。美国已批准6个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只有转基因小麦在获得安全证书后没有在美国种植，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批准，而是因为现有的抗除草剂和抗虫害转基因小麦都不具有太大的优势（对小麦而言，杂草和虫害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影响小麦产量的主要是病害、干旱、寒冷等因素），研发它的孟山都公司自己撤回了种植申请，而致力于研发抗病害、抗旱等具有更大优势的转基因小麦。
    还有人说，在美国种植的转基因玉米都是当饲料用的，不是供人吃的。这也是谣传。在美国获准上市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大部分是以可供人安全食用的标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上市的，被大量地用来生产玉米粉、玉米片和上千种食品。只有一种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因为制造的抗虫蛋白不那么容易消化，为慎重起见，美国管理部门规定它只能用来做饲料（其他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则能供人食用）。2000年发现它被快餐店用于制作玉米片、炸玉米卷，引起全国性回收，商家损失惨重，曾经轰动一时。有28个人声称吃了这种转基因食品出现过敏反应。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这些人抽血化验，认为他们的声称没有证据。对声称者进行有安慰剂对照的双盲试验，结果也否定了该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也就是说，即使是被批准只供做饲料用的转基因品种，实际上对人体也无害。转基因食品在全球范围内已被几十亿人食用了十几年，未发现因此过敏或出现其他不良反应的案例。
    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量地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从而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有人反驳称，“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表明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了农药的使用。实际上，他们引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一家反对生物技术、提倡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有机食品中心”（Organic Food Center）在2009年11月发布的报告，而且指的是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用量。即使是这份由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发布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从1996年到2008年，由于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美国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达6400万磅。
    该报告关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使用”的结论，也被认为是根据不可靠的数据和不准确的假设得出的错误结论。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在2009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1996～2007年年间，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分别减少除草剂的使用4.6％、6.0％和15.1％。
    其实，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好处倒不在于减少除草剂的使用量，而在于可因此使用低毒广谱除草剂草甘膦，该除草剂公认对人体健康无害。而“天然”作物则往往要用几种较有针对性、毒性较强的除草剂。如果不用除草剂，靠耕耘除草，不仅费时费力，还耗费燃料，引起水土流失，反而破坏环境。
    有一种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意见是，用转基因技术抗虫害只能有暂时的效果，从长远看会适得其反，因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害虫会逐渐产生对毒性蛋白的抵抗能力，出现所谓“超级害虫”。这的确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局规定，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的田地周围，必须保留一块专门种植普通作物，让害虫有个避难所。这样，那些能够抵抗毒性蛋白的突变将会被稀释掉，超级害虫也就不会进化出来。大约有90％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和棉花的种植者都遵守了这个规定。抗虫害作物已大面积推广十几年来，还没发现有超级害虫出现。但是这种局面是否能够长久保持下去？有些专家认为应该有更大、更多的“避难所”，但农民一般不愿意增加这方面的损失，在发展中国家更难以确实实施。关键还是如何通过科普教育，让农民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超级害虫”只是一种很不准确的比喻说法，只是说它能够抵抗某种特定的毒素，并不是说它是一种能够抵抗所有毒素、农药，生命力特别强、危害特别大的超级怪物。所以，即使出现了“超级害虫”，那也不过意味着本来要用来抵抗它的那种转基因作物失效而已，并不是什么大灾难。我们可以另外再转入别的毒素基因去消灭它。
    有一种说法称，种植转基因作物无法留种，是种子公司剥削农民的阴谋。其实，给作物转入抗虫害、抗除草剂、抗病害等基因是不会影响作物的繁殖能力的。当然，也可以转入某些特殊的基因让作物种子失去繁殖能力，这种所谓“终结子技术”虽然已被开发出来，但是并没有获得应用。那么为什么转基因作物的种子往往也无法留种呢？这是因为它们用了杂交的品种，没有留种是杂交导致的，和转基因没有关系。非转基因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同样也没法留种，农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可怕的事。
    总之，目前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理论论证和实验验证，都是安全的，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和证据可以怀疑它们的安全性。即使从长远来看，也是如此。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主要是由于不了解转基因技术。还有一个原因是不了解科学方法。例如，有人要求证明转基因食品绝对没有隐患才能上市，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证明任何食品绝对没有隐患。像一切技术，转基因技术用不好当然也可能出问题，也可能出现意外，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有这种顾虑就认定它有害而否定它。
    实际上，在今天想要完全避开转基因食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市场上绝大部分大豆油和调和油、几乎所有的木瓜以及相当一部分西红柿，都是转基因的。即使你避免在市场上购买转基因产品，上餐馆用餐时也难以避免。转基因食品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而且只会越来越多，无需为此恐慌，而应该学会接受它。

2010.3.31.

（《经济观察报》2010.4.5）

【方舟子按：虽说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联合国提供的中文版本的文件是从英文版本翻译的，而且往往译得辞不达意。这篇《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也是如此，我只根据英文版本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译。
英文原文见：http://www.who.int/entity/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en/20questions_en.pdf
中文版见：http://www.who.int/entity/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en/20questions_ch.pdf
】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
食品安全规划
瑞士日内瓦

2002年10月15日出版

这些问题和解答已由世界卫生组织拟定，以应对世界卫生组织一些会员国政府就转基因食品的性质和安全提出的问题和关注。

1. 何为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生物可界定为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已以非自然发生的方式改变的生物。该技术通常被称为“现代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有时候也称为“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技术”或“遗传工程”。它可使选定的个体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并且还可在不相关的物种之间转移。

这些方法用以产生转基因植物——然后将它们用于培植转基因粮食作物。

2. 为什么要生产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得以开发和销售是因为对这些食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存在着某些感知的好处。这是指将其转变为一种价格较低、利益更大（在耐用或营养价值方面）或二者兼具的产品。最初，转基因种子开发者希望他们的产品获得生产者的接受，因此集中于农民（以及更广泛的食品工业）所重视的革新上。

以转基因生物为基础开发植物的最初目标是改进作物保护。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作物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增强对由昆虫或病毒引起的植物病的抗性或通过增强对除草剂的耐受性提高作物保护水平。

通过将从苏云金芽孢杆菌（BT）这种细菌中生产毒素的基因转入粮食作物，从而实现抗虫害抗性。这种毒素目前在农业中作为常规杀虫剂使用，并且供人食用是安全的。持续产生这种毒素的转基因作物已显示在特定情况下，如在虫害压力大的地方，需要较少量的杀虫剂。

通过从引起植物病的某些病毒中引入一种基因，从而实现抗病毒抗性。抗病毒抗性使植物较不易受这些病毒引起的疾病的影响，使作物产量更高。

通过从传送抗某些除草剂抗性的一种细菌中引入一种基因，从而实现抗除草剂耐受性。在杂草压力大的情况下，利用这些作物已造成减少使用除草剂数量。

3. 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是否不同于传统食品？

一般说来，消费者认为传统食品（通常已食用数千年）是安全的。当采用自然方法开发新的食品时，食品的某些现有特性可以正面或负面方式发生改变。国家食品当局可被要求审查传统食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的确，通过传统培植技术开发的新植物可能没有用风险评估技术做过严格的评价。

对于转基因食品，大多数国家当局认为特定评估是必要的。已建立特定系统就与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关的问题严格评价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对于传统食品，一般不开展类似评价。因此，对这两类食品，在投放市场销售之前的评价程序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规划的目标之一是协助国家当局确定应进行风险评估的食品，包括转基因食品，并建议正确的评估。
4. 如何确定对人类健康的潜在风险？

一般说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估调查：(a)直接健康影响（毒性）；(b)引起过敏反应的趋势（过敏性）；(c)被认为有营养特性或毒性的特定组成部分；(d)插入基因的稳定性；(e)与基因改良有关的营养影响；以及(f)可由基因插入产生的任何非预期影响。

5. 哪些是与人类健康有重要关系的主要问题？

虽然理论讨论已覆盖一系列广泛的方面，但是辩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引起过敏反应的趋势（过敏性）、基因转移和异型杂交。

过敏性。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除非可以证明转入基因的蛋白产物不引起过敏，否则，不赞成从普遍引起过敏的食品转移基因。虽然对传统方法制备的食品一般并不检测过敏性，但是转基因食品测试方案已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评价。未发现与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有关的过敏影响。

基因转移。如转入的遗传物质对人类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将转基因食品的基因转移到身体细胞或胃肠道细菌会引起关注。如果与用来创造转基因生物的抗生素抗性基因被转移的话，则尤其如此。虽然转移的概率低，但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最近鼓励采用不使用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技术。

异型杂交。将基因从转基因植物转移到传统作物或相关野生物种（称为“异型杂交”）以及将传统种子与利用转基因作物培植的种子产生的作物混合，可对食品安全和粮食保障产生间接影响。正如在美利坚合众国只批准作为饲料使用的一种玉米品种的少量玉米出现在供人类食用的玉米产品中所显示的，这是一种实际风险。若干国家已采取战略以减少混合，包括明确分开种植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的田地。

对于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后监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持续监测的可行性和方法正在进行讨论。

6. 如何开展对环境的风险评估？

环境风险评估包括有关的转基因生物和潜在的承受环境。评估过程包括评价转基因生物的特性及其在环境中的影响和稳定性，以及将发生引入的环境的生态特性。评估还包括可由新基因的插入产生的非预期影响。

7. 哪些是对环境有重要关系的问题？

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包括：转基因生物逃脱和潜在将人工基因导入野生种群的能力；在转基因生物获得之后基因的持续性；非目标生物（如非害虫类昆虫）对基因产物的敏感性；基因的稳定性；其它植物系列的减少，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在农业中增加使用化学品。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问题因地方条件而有相当大的差别。

目前的调查集中于：对有益昆虫的潜在有害影响或更快诱发具抗性的昆虫；新植物病原体的潜在产生；对植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的潜在有害后果和在某些地方情况下减少使用重要的作物轮作方法；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转移到其它植物。

8.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不同的转基因生物包括以不同方式插入的各种基因。这意味着应逐案评估个别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并且不可能就所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发表总体声明。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风险评估并且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险。此外，在此类食品获得批准的国家普通大众对这些食品的消费未显示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断利用以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并酌情包括上市销售后监测，应构成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基础。

9. 国家如何管理转基因食品？

各国政府管理转基因食品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尚未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管理。已制定法规的国家主要着重于对消费者健康的风险评估。一般说来，已对转基因食品制定规定的国家通常还管理转基因生物，并顾及健康和环境风险以及与控制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如潜在检测和标签制度）。鉴于关于转基因食品辩论的动力，立法可能会继续发展。

10. 国际市场上有哪些种类的转基因食品？

今天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所有转基因作物已利用三个基本特性之一进行设计：抗虫害损害；抗病毒感染；以及对某些除草剂耐受性。用以改良作物的所有基因均由微生物产生。

作物特性批准的地区/国家

玉米抗虫害：阿根廷，加拿大，南非，美国，欧盟
耐受除草剂：阿根廷，加拿大，美国，欧盟
大豆耐受除草剂：阿根廷，加拿大，南非，美国，欧盟（仅适用于加工）
甘兰型油菜耐受除草剂：加拿大，美国菊苣耐受除草剂欧盟（仅适用于育种目的）
南瓜属植物抗病毒：加拿大，美国
土豆抗虫害/耐受除草剂：加拿大，美国

11. 国际上进行转基因食品贸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目前尚未制定特定的国际管理制度。但是，若干国际组织正在参与对转基因生物制定协议。

食品法典委员会是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负责汇编构成食品法典：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行为守则、准则和建议的联合机构。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在对转基因食品的人类健康风险分析制定原则。这些原则的前提强制规定在逐案基础上开展上市销售前评估，并包括评价（插入基因的）直接影响和（由于新基因的插入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影响。这些原则正处于制订的后期阶段并且预期于2003年7月通过。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对国家立法不产生有约束力的影响，但是特别在世界贸易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中提及，并可在贸易争端的情况下用作参考基准。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对其缔约方有法律约束力的一项环境条约，管制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转基因食品如果包含能够转移或复制遗传物质的改性活生物体，则属于议定书的管辖范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基石是一项要求，即出口者在有意释放到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首次发货之前征得进口者的同意。该议定书将自第50个国家批准之日后第90天起生效。鉴于自2002年6月以来登记的加快交存，可能在2003年初生效。

12. 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是否已通过风险评估？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均已通过由国家当局开展的风险评估。这些不同的评估在总体上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则，包括环境和人类健康风险评估。这些评估是透彻的，它们未表明对人类健康有任何风险。

13. 为什么在一些政治家、公众利益团体和消费者中间，尤其在欧洲，对转基因食品存在担忧？

自1990年代中期在市场上首次引入一种重要的转基因食品（抗除草剂大豆），在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消费者中，尤其在欧洲，对此类食品的担忧不断增多。这涉及若干因素。在1980年代后期 —1990年代初期，数十年分子研究的结果到了公共领域。在此之前，消费者通常并不十分了解该研究的潜力。就食品而言，由于消费者感到现代生物技术正导致产生新的物种，他们开始怀疑安全性。

消费者经常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就药品而言，许多消费者更容易接受生物技术有益于他们的健康（如改进治疗可能性的药品）。就引入欧洲市场的第一批转基因食品而言，这些产品对消费者无明显的直接好处（不更便宜，不增加保存期，味道并不更美）。转基因种子造成每一耕地面积更高产量的潜力应导致更低的价格。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风险 – 效益状况的风险一边。

在欧洲，由于1990年代后半期发生的与转基因食品无关的若干次食品恐慌，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安全性的信心已显著下降。这也已对关于转基因食品可接受性的讨论产生影响。消费者已从消费者健康和环境风险方面对风险评估的有效性提出疑问，特别注重于长期影响。消费组织辩论的其它议题包括过敏性和抗微生物抗性。消费者的担忧已引起讨论对转基因食品加贴标签使能作出知情选择的可取性。同时，已证实，要测出食品中微量转基因生物是困难的：这意味着往往不能测出极低浓度。

14. 这一担忧如何影响转基因食品在欧洲联盟的上市销售？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的担忧已在总体上对转基因产品在欧洲联盟上市销售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它们已造成所谓暂停批准转基因产品投放市场。一般说来，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的上市销售是广泛立法的主题。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已制定共同体法规。

核准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的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并且基本上需要成员国与欧洲委员会之间取得一致意见。在1991年和1998年之间，委员会的一项决定批准18种转基因生物在欧洲联盟上市销售。

自1998年10月以来，未给予进一步授权，并且目前有12项申请尚待审理。一些成员国已援引保障条款以暂时禁止转基因玉米和甘兰型油菜产品在其国家投放市场。目前有9个案例正在审查之中。其中8个案例已由植物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查，委员会认为在所有案例中，成员国提交的资料不能证明它们的禁止是合理的。

在1990年代期间，管理框架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以应对公民、消费者组织和经济从业者的合理担忧（在问题13之下描述）。一项修订的指令将于2002年10月生效。它将就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方面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决策过程更新和加强现有规则。新的指令还预见到对与转基因生物和环境之间互相作用有关的长期影响进行强制监测。

在欧洲联盟，对现代生物技术产生的产品或含有转基因生物的产品必须履行加贴标签。立法还处理转基因物质意外污染传统食品的问题。它对由基因改良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或蛋白质推行1%的最低限值，低于这一限值，则不需要标签。

2001年，欧洲委员会就转基因生物的可追踪性通过了两项新的立法提案，强化目前的标签规则并对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生物以及对有意将它们释放到环境简化批准程序。

欧洲委员会认为，以现有法规为基础的这些新的提案旨在处理成员国的关注问题和树立消费者对批准转基因产品的信心。委员会期望，这些提案的通过将为在欧洲联盟继续批准新的转基因产品铺平道路。

15. 在世界其它地区对转基因食品公开辩论的情况如何？

将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和转基因食品的上市销售已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公开辩论。这一辩论有可能继续，可能在生物技术的其它利用（如在人类医学）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后果这一更广泛的范畴内进行。即使正在辩论的问题通常很相似（成本效益，安全性问题），但是辩论的结果因国家而异。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标签和可追踪性等问题，作为处理消费者关注的一种方法，迄今尚未取得共识。这在过去几年食品法典委员会内讨论期间已变得明显。虽然缺乏对这些主题的共识，但是已就协调关于风险评估的观点取得重大进展。食品法典委员会即将通过关于上市销售前风险评估的原则，并且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也显示国际级日益增多的了解。

最近，南部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已引起对利用转基因食品作为紧急情况下食品援助的注意。该地区若干国家政府提出关切，涉及环境和食品安全恐惧。虽然在一些国家对去壳谷物的分配已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是其它国家已限制利用转基因食品援助和获得不含转基因生物的商品。

16. 世界各地区人们的反应是否与对食品的不同态度有关？

视世界的地区而定，人们往往对食品有着不同的态度。除营养价值之外，食品通常有着社会和历史内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具有宗教重要性。食品和粮食生产的技术改良可在消费者中间，尤其在缺乏关于风险评估工作和成本/效益评价的良好交流的情况下，引起负面反映。

17. 对农民拥有其作物的权利是否有影响？

是的，知识产权可能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辩论中的一项内容，对农民的权利有影响。对知识产权，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下涉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一项协定）的专利权义务，已根据它们对进一步获得作物多样性的后果开展讨论。在医学中利用基因技术这一相关主题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已审查知识产权与平等获得遗传资源和利益共享之间的冲突。该项审查已考虑潜在的垄断问题以及对人类医学基因序列领域新的专利条例的怀疑。这些考虑可能也影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辩论。

18. 为什么某些团体担忧化学工业对农业日益增长的影响？

某些团体对它们认为的几个化学公司对种子市场不可取的控制程度感到担忧。从作物保护良好规范方面以及从整个社会的视角和依附于食品的价值观念来看，可持续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可从利用一系列丰富的作物中获得最大益处。这些团体害怕，由于化学工业在种子市场的利益，农民使用的品种范围可能缩小至主要为转基因作物。这将影响一个社会的口粮篮以及从长远影响作用保护（例如，形成抗虫害抗性和耐受某些除草剂）。专一使用耐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还会使农民依赖这些化学品。这些团体害怕化学工业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它们并不认为可以持续的趋势。

19. 在转基因生物领域可预期有哪些进一步发展？

未来转基因生物可能包括增强抗病或抗旱的植物，营养素水平增高的作物，强化生长特性的鱼类以及产生重要药用蛋白质如疫苗的植物或动物。在国际方面，在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2000年和2001年组织的专家协商会以及食品法典委员会用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特设专题小组以后的工作中可找到对新发展的反应。此项工作已造成从总体上改进和统一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的框架。诸如评价转基因食品过敏性或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安全性等特定问题已包括在内，并且由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组织的一次专家协商会将于2003年注重于转基因动物产生的食品。

20. 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开展哪些工作以改进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将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主要基于两个理由：(1)公共卫生可从生物技术的潜力，例如从增加食品的营养素成份、降低过敏性和更有效的粮食生产中获得巨大好处；以及(2)同样在全球范围内有必要审查消费通过基因改良生产的食品对人类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显然，现代技术如要构成在生产食品的方式方面一项真正改进，必须对其进行透彻评价。此类评价必须是全面的，包括一切的，不能停留在以前分散的不一致的评价系统，只孤立地注重于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开展工作以提出对评价转基因食品的更广泛观点，从而能考虑其它重要因素。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产品的这一更为全面的评价将不仅审议安全性，而且审议食品保障、社会和伦理问题、获取以及能力建设。在这一新方向方面的国际工作以这一领域其它主要国际组织的参与为先决条件。作为第一步，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将于2003年1月讨论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涉及这一主题的报告内容。该报告正与其它主要组织合作编制，主要是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希望这份报告可构成今后行动的基础，以实现对某些转基因食品的更为系统、协调、多组织和国际评价。

    在我们体内，有一类称为抗体的蛋白质，它们就像警察一样，监控着入侵体内的“坏蛋”——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随时准备好调兵遣将将其消灭。不幸的是，正如警察有时会冤枉好人，抗体也会犯糊涂。有时候，抗体会把自身的细胞当成敌人进行攻击，让人患上“自身免疫症”。还有的时候，抗体攻击的虽然是入侵者，但是这些入侵者并不是“坏蛋”（例如没有完全消化就被吸收进体内的食物蛋白质），抗体对它们如临大敌反而对身体造成了伤害，甚至能导致死亡。这种情形，我们叫做过敏。
    抗体有5种，和过敏有关的那种叫IgE。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IgE究竟对身体有什么益处，很可能是专门用来对付入侵体内的寄生虫的。这个作用对现代人来说微不足道，IgE的副作用——过敏才更引人注目。某些食物含有某种能招惹IgE的蛋白质成分，称为抗原。食物中的蛋白质通常在消化道内被消化成氨基酸再被吸收到体内。但是有的蛋白质抵抗胃酸和蛋白酶分解的能力很强，不容易被消化，能少量地穿过消化道的管壁进入血液中。淋巴细胞会大量地生产针对这种抗原的IgE。IgE和一种主要分布在皮肤、呼吸道、消化道的细胞——肥大细胞结合在一起，下次再碰到同一种抗原时，肥大细胞释放出许多能导致炎症的物质，引起了种种过敏症状。
    幸好，对大多数人来说，IgE的表现还算正常。那些所谓过敏体质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只有大约2～8％的人会对某种或某些食物过敏。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主要是海鲜、奶制品、蛋、花生、坚果、大豆、小麦这几类，90％的食物过敏是由这些食物引起的。
    近年来，对食物过敏的案例似乎在增加。我们不知道这是由于过敏因素真的增加了，还是由于人们对食物过敏更关注了。但是绿色和平组织之类的“环保组织”却声称，这是由于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果真如此吗？
    所谓转基因食品，是用转基因粮食作物生产的。转基因作物和同类非转基因作物的区别，在于转入了某种特定的外源基因。例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转入了一种来自土壤细菌的基因，让它具有了抗虫能力。所有的基因的化学成份都是一样的，都由核酸组成。食物中的核酸都在消化道里被消化、分解成小分子才被人体吸收，是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如果真的有人对食物中的核酸过敏的话，那他不仅会对转基因食品过敏，也会对几乎所有的食品过敏，因为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含有大量的核酸。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转基因食品中的那一点点外源基因有可能引起过敏。
    食物过敏都与食物中的某种蛋白质有关。转基因作物中的外源基因是通过制造特定的蛋白质发挥作用的，这种外源蛋白质有没有可能导致过敏呢？研究人员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已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来自已知能引起过敏的食物的基因将不被采用。例如，为了增加大豆中的甲硫氨酸的含量以提高大豆做为饲料的营养价值，一种巴西干果的蛋白质基因曾被转入大豆，但是实验发现这种大豆可能会引起某些人过敏，虽然它本来就没打算让人吃，也未推向市场。
    已知的过敏原大约有500多种。把转基因作物制造的新蛋白质的化学成分及结构与已知的过敏原一一做比较，如果发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会被放弃。大部分的过敏原都难以消化，因此转基因产生的新的蛋白质要检测是否能够快速地被消化，如果不能，该转基因食物也不能供食用。在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和管理之后，含有过敏原的转基因食物能够上市的可能性很小。目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没有一种被发现含有新的过敏原。
    有一种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制造的蛋白质Cry9c不那么容易消化，为慎重起见，美国管理部门规定它只能用来做饲料（其他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则能供人食用）。2000年发现它被快餐店用于制作玉米片、炸玉米卷，引起全国性回收，商家损失惨重，曾经轰动一时。有28个人声称吃了这种转基因食品出现过敏反应。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这些人抽血化验，没能在其体内发现针对Cry9c的IgE，认为他们的声称没有证据。对声称者进行有安慰剂对照的双盲试验，结果也否定了该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
    转基因食品在全球范围内已被几十亿人食用了十几年，未发现因此过敏或出现其他不良反应的案例。相反地，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防止食物过敏。
    有一些人（主要是5岁以下的幼儿）会对大豆过敏，主要是大豆中一种称为P34的蛋白质引起的。2002年，美国科学家用转基因技术让编码P34蛋白质的基因停止作用，大豆就不再生产P34蛋白质这种过敏原了。我们不知道P34蛋白质究竟有何功能，但是看来它对大豆植株的健康无关紧要，这种转基因大豆与天然的品种长得一样好。大豆中还有两种蛋白质会引起过敏。不过，有一些大豆的天然品种缺少这两种过敏蛋白，因此只要让这些野生品种的P34基因不起作用，就可以培育出三种过敏蛋白都没有的大豆，所有对大豆过敏的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了。

2010.3.29.

（《中国青年报》201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