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饿得慌。”这个比喻得有点莫名其妙的谚语说的不过是一个两岁小孩也知道的常识。然而总有人想要挑战这个常识，把不吃饭（古人之所谓“辟谷”）当成修身养性乃至得道成仙的一种修炼方法。信者颇众，其中有的还是科技界名人。例如国内一所科技大学的前校长就相信活佛修炼时可以几个月不吃饭，“吃石头磨成的粉，闻周围野花的气味，就能够吸收营养。”

    古今中外一直有人宣称自己可以长期不食烟火而且身体健康，有的还轰动一时，成了名人，但是一旦人们开始认真追究起来，这些骗子的结局都不怎么美妙。

    在19世纪英国威尔士乡村，有个名叫莎拉·雅可布的女孩声称自己不吃不喝16个月而健康如常。一些抱怀疑态度的医生决定做个严密的观察。他们将其住宅从房顶到地板搜了个遍，去除所有食物，然后开始一天24小时的监视。10天后，1869年12月17日，雅可布饿死。这个悲剧有个喜剧尾巴：雅可布现在被认为是神经性厌食症的最早病例之一。

    在1948年中国，四川冒出了“杨妹不食”的神话。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坝村一位农家女杨妹据说“九年不吃饭，照样活着”，重庆市卫生局对之做了三周观察，确认实有此事，由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发通稿“证实确属不食”，成了一大国际新闻。在科学家和医生的质疑和要求下，卫生局又对杨妹进行更严格的检验，并派人秘密监视，终于发现“杨妹凭其聪明及极为敏活之手法窃取食物”，这出闹剧匆匆收场。

    这些骗子的下场并没有让后人有所收敛，也没有使喜欢猎奇的媒体吸取教训。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演一出“绝食”闹剧。几年前一位“四川老中医”就做过“绝食49天”的表演，虽然号称不吃任何东西，却没有停止大便的产生，每天都要在厕所里拉上布帘子坐很长时间，成了笑谈。最近有一位道士声称他可以三个月不吃任何东西，其间只喝一点点水，还大量地活动。这位“神仙”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信徒，皈依他的“仙友”都把辟谷当成修炼的法门。

    人需要吃饭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生命活动需要消耗能量。生命活动的能量来源大约一半来自分解葡萄糖时释放出的热量，特别是大脑在正常情况下只能由葡萄糖供给能量，因此可以说葡萄糖就是人体的燃料。我们吃饭时，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消化、分解成了葡萄糖供人体直接使用。如果有4～8个小时没吃饭，来自食物的葡萄糖消耗光了，就必须用到人体储存的葡萄糖，它们是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的糖原。此外，体内的脂肪和蛋白质也能提供能量。但是只有肌肉和肝脏中的蛋白质是能勉强用来供给能量的，其他重要器官的蛋白质不能动用，否则其功能就会严重受损，导致死亡。

    一个体重70千克普通身材的人体内储存的糖原、脂肪以及可用的蛋白质的总热量大约是67万千焦。一个人每天耗费的能量与其活动状态有关，大约是6700～25000千焦。也就是说，体内储存的能量能够支撑大约1～3个月。这是理论上人能够绝食不死的极限。

    但是这仅仅是从能量耗费计算得出的，实际上人很难挨饿这么长时间而不影响健康。虽然减少活动可以降低身体其他部位的能量消耗，却无法降低大脑的能量消耗。大脑每天需要大约120克葡萄糖作为能源。再加上其他器官的需求，人体一天需要大约160克葡萄糖作为能源，而存储的糖原能够提供的葡萄糖只有大约190克。在绝食1天后，糖原就耗完了。

    其他器官可以改用脂肪酸作为能源，大脑却不可以，因为脂肪酸没法穿透血－脑屏障。肝脏能用乳酸、甘油、氨基酸等非糖类物质合成新的糖原，但是乳酸、甘油的量都很有限，而氨基酸源自蛋白质的降解。体内的蛋白质并没有富余的，任何蛋白质的降解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器官的功能，如何既尽量减少蛋白质的损失，又能保证大脑的能量供应，成了绝食时期的最大挑战。

    在绝食2～3天后，身体开始执行备用计划，在肝脏里把脂肪酸降解生成酮体。大脑能够用酮体作为燃料，减少了对葡萄糖的需求。绝食3天后，大脑的能量供应有三分之一来自酮体。之后酮体占的比例逐渐上升，直到占了约70％。此时，大脑一天需要的葡萄糖只有40克，一部分来自甘油，剩下的仍然需要靠分解蛋白质，每天大约要分解20克肌肉蛋白质。因此在绝食期间肌肉会逐渐萎缩。一旦脂肪酸消耗完，蛋白质成了唯一的能量来源，蛋白质的分解加速，心脏、肝脏或肾脏的功能丧失，死亡就无法避免。

    因此绝食存活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体内脂肪的多少。但是，不死不等于身体没有问题。实际上，在酮体成为能量的主要来源时，由于酮体呈酸性，在血液中的大量积蓄容易让血液酸碱度下降到正常值之下，导致酸中毒。绝食期间如果没有摄入钠、钾离子，几天后体内电解质失衡，身体软弱无力，不能正常活动，并有生命危险。

    对付那些时不时跳出来宣称自己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的最好办法，还是19世纪英国医生采取的做法：把这种奇人搜身后关到没有任何食物的院子里日夜监视起来，看其下场如何。在现在甚至可以用录像机来代替人工监视，省了许多工作量。当然，饿死他们太不人道，不过饿他们几天让他们吃点苦头，还是无可厚非的。

2010.8.2.

（《中国青年报》2010.8.4）

    重庆缙云山的一名道士最近很火。最初是《世上有没有神仙》一书的隆重介绍，然后是几个电视节目的访谈，再加上刊物的封面宣传，于是乎这位道士就当了“神仙”，开班办学讲养生之道。当然，神仙也是要赚钱的，据贴在网上的招生广告，五天四夜培训费用收费标准为16800元/人。如此高昂的费用不是一般人付得起的。即便如此，皈依“神仙”的弟子（互相称为“仙友”）也已超过3万，“一半正在商界；而在另一半中，政界、演艺界、学界的精英亦不乏其人。”

    世人都道“神仙”好，因为“神仙”有法宝。《世上有没有神仙》对“神仙”神通的介绍虚虚实实，往往以虚拟的方式道出，不好与之较真。但是有两样神通是“神仙”亲口在电视上说的：一是能辟谷长达3个月，其间没有任何的进食，就喝一点点清水，每天还要大量地运动；一是曾经用“胎息”的功法，创下了在水底下闭气2小时22分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辟谷3个月，只是“神仙”自己说的，没有任何佐证。水下闭气2小时22分则有1997年在上海一家电视台的当众表演为证，还有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公证其表演“真实有效”，似乎让人不能不信。

    但是查吉尼斯世界纪录，并没有“神仙”的事迹。水下闭气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是德国潜水员汤姆·席耶塔斯（Tom Sietas），记录为10分12秒。如果在表演前先吸30分钟纯氧，则记录是19分21秒，保持者为瑞士潜水员彼得·科拉特（Peter Colat），是今年2月创造的。

    可见“神仙”的记录并没有得到承认。当众表演和公证处公证就能证明其真实性吗？魔术表演也都是当众进行的，有几个观众能看出其破绽？如果魔术师无聊，也可找公证人员证明表演“真实有效”。几年前四川“老中医”表演绝食49天，也是当众表演，有公证处公证。

    舞台表演不是科学实验，可以用很多种方法误导观众。例如，通过在水箱中装夹层，或采用特殊的光学效果，都可以造成人浸没在水中的假象。即使人真在水中，也可以通过隐藏的通气管呼吸。从在网上公布的一小段模糊视频看，“神仙”的发型整洁、衣服穿戴齐整，不像是真的在水中端坐。而且头的一部分露在水面上，要用通气管很方便。更奇怪的是，“神仙”还在水中“胎息”，表演还没结束，公证员就已在一旁宣读“已在密闭容器中时间共计为两小时22分”，好像已事先设定好的，宣读时继续表演的时间就都省略不计了。

    按“神仙”的说法，他能在水中闭气这么长时间，是采用了道教秘传“胎息”法，通过练功，逐渐使肺的功能停下来，而用皮肤、肚脐、丹田来呼吸。据说人类天生就具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只可惜在母胎时才具有，所以叫“胎息”，出生后这种先天的功能就开始在体内潜伏，要靠后天的艰苦锻炼才能重新得到云云。这是古人不懂胚胎学的无稽之谈。浸泡在羊水中的胎儿并不能用皮肤、肚脐、丹田来呼吸，他需要的氧气是通过脐带由母亲的血液供给的。所以“胎息”这种先天的功能根本就不存在，后天再怎么锻炼也得不到。

    人只能通过肺的呼吸从空气中吸取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人体只能储存很少量的氧气，一旦肺部缺氧，心脏会停止跳动，血液无法输送到大脑，脑细胞没有氧气供应就会死亡。大脑在缺氧大约6分钟后就会导致无法逆转的脑死亡。哺乳动物浸没在冷水中（低于21摄氏度）会出现保护性的“潜水反射”，心跳会减缓以减少氧气的消耗，血液会从四肢流向大脑等重要器官。因此人在水下闭气能忍受的时间比在陆地上略长一些，如果受过训练，还能多延长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创下水下闭气记录的都是潜水员。但是也只是比常人长了几分钟而已。

    即使是最善于潜水的海豹，其闭气时间也只不过大约80分钟。“神仙”的闭气记录远远超过了海豹，还真不是凡人。如果能得到证实，生理学最基本的一些常识都需要改写，得诺贝尔奖都没问题。既然能在舞台上当众表演，就没有理由不能在怀疑者的监督下、按科学实验的要求近距离重复表演。既然在1997年已能够“胎息”，现在总不至于反而功夫退化了吧？即使由于整天忙着教学赚钱，功夫荒废了，闭气2小时做不到，15分钟总可以吧？

    现在“神仙”似乎很谦虚，声称“万般神通皆小技，唯有空空是大道”，不愿再以术示人，但是却仍时时不忘以“1997年创下的记录”示人，那就没有理由不接受检验，让人看看“1997年创下的记录”是真是假。媒体也应该有起码的怀疑精神，见到违反常识、违背科学原理的惊人说法，不要被吓住、只敢敬仰了。

2010.7.26

（《中国青年报》2010.7.28）

    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特仑苏事件……近年来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似乎都与食品添加剂有关，引起了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关注和担忧。从国外引进的《食品真相大揭秘》、《百年谎言》之类的“揭露”现代食品业内幕的图书，更是把所有的食品添加剂都描绘得非常恐怖，进一步引起恐慌。一些食品也乘机打起了“绝不使用防腐剂”、“不含食品添加剂”、“纯天然食品”之类的广告。不管怎样，食品添加剂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出现在大多数的食品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非法和合法的添加剂区别对待，不能因为非法添加剂事件而祸及合法添加剂，害怕所有的添加剂。像苏丹红、三聚氰胺这样的属于非法添加，并无哪个国家批准使用。

    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也不可过量添加。合法添加剂都做过实验，经过风险评估，适量添加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但是长期食用的后果未必都已明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有些已知有较大危害的食品添加剂，应该及时禁止使用，改用毒性小或无毒的新一代添加剂。例如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这些合成色素因为可能是致癌物，早已被美国禁止使用。又如，由于日落黄、喹啉黄、酸性红、诱惑红、柠檬黄、胭脂红这六种色素被发现能导致儿童活动过度，英国政府建议企业不要再用。但这些色素中国都还在合法使用。

    合法的食品添加剂种类繁多，应该区别对待。有的添加剂属于营养素，例如维生素、矿物元素，适当地添加对身体是有益无害的。有的添加剂虽然没有营养价值，但是也很有必要，例如防腐剂。虽然防腐剂这个名称让某些人听了觉得很可怕，“不含防腐剂”成了某些食品的卖点，但是对于需要长久保存的食品，使用防腐剂是有必要的。防腐剂可以抑制微生物的活动，防止食物腐败变质，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如果不使用防腐剂，食物一旦腐败变质，微生物产生的毒素反而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但是也有的添加剂并无太大的必要，例如色素。色素本身并无营养价值，也不能增加食物的味道、口感，只是用以给食品染色，让它显得艳丽好看，以吸引消费者购买。食用色素包括天然色素和合成色素。天然色素是从植物、动物、微生物中提取的色素，稳定性差，容易退色，价格较高，使用得不多。使用较多的是合成色素，大多是以煤焦油为原料制成的偶氮类染料。合成色素即使被允许当作食用色素使用，也未必就对人体无害。其中有的经动物实验发现可能是致癌物（包括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诱惑红、日落黄），有的能加重哮喘患者的病情，有的能导致过敏，有的能引起儿童的活动过度。由于色素对人体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可能有害，应该更严格地限制其使用。

    添加剂的毒性大小各不相同。例如常用的食品防腐剂包括亚硝酸钠、苯甲酸、山梨酸等，它们的毒性就很不同。亚硝酸钠一般用作肉制品和鱼制品的防腐剂和护色剂，能抑制肉毒杆菌的生长，以免肉毒杆菌毒素中毒。但是亚硝酸钠有一定的毒性，大鼠口服亚硝酸钠，半致死量大约为每千克体重180毫克（半致死量是毒理学常用指标，指能导致一半的实验对象死亡的量，越低则毒性越强。食盐的半致死量是3600毫克/千克）。在酸性和受热的条件下，亚硝酸钠能与肉中的氨基酸反应产生致癌物亚硝酸胺。苯甲酸、山梨酸能抑制霉菌、酵母菌和某些细菌的生长，它们及其盐广泛用于食品和饮料的防腐。苯甲酸的毒性较低，大鼠半致死量大约为1700毫克/千克。但饮料中的苯甲酸能与维生素C反应产生致癌物苯，特别是在受热和光照的条件下更容易反应。山梨酸的毒性最低，大鼠半致死量为7360毫克/千克。山梨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里迅速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目前未发现山梨酸有不良反应的报道。山梨酸比苯甲酸的毒性低、防腐效果好，可取代苯甲酸，但是因为山梨酸较贵，国内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仍然在普遍使用苯甲酸。

    面对国内食品添加剂使用混乱、疏于监管的局面，消费者应该自保，多掌握科学知识，理性消费。有的非法添加剂的使用，像那些用于漂白、着色的，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追求美观的心理。如果我们知道那些白净、色泽艳丽的食品很可能都是用非法添加剂处理过的或过量使用了合法添加剂，避免购买，那么这种非法添加就没了市场。消费者还应该有知情权，应要求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做明确的标明。例如，使用了色素、香料的食品应该在成分、配料表中明确地标出其成分，而不能以“食用色素、食用香料”含糊过去，因为不同的食用色素、食用香料有不同的毒性，不能一概而论。当然，消费者还应该养成在购买加工食品时仔细察看其成分、配料表的习惯，否则标得再详细也没有用。

2010.5.18.

（《健康管理》2010.5.）

    目前市场上的大豆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被转入了某种基因，让大豆具有了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能力，这样便于田间管理、减少农药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对环境保护和农民有好处，对消费者则没有明显的好处。这类转基因作物有时被称为第一代转基因作物。

    最近美国农业部批准了由杜邦公司研发的一种转基因大豆新品种的种植。这种转基因大豆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比现有的任何大豆品种的油酸含量都高，榨出的油很稳定。通常，人们要用化学方法对食用油进行加工，通过氢化作用产生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比较稳定，便于储存，但是对健康有害。这种新的转基因大豆油由于已经比较稳定，不必再进行化学加工，不含反式脂肪酸，而且另一种对健康有害的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降低了20％。像这样改良了食物的营养成分，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能让消费者直接体验到转基因的好处的作物，称为第二代转基因作物。

    抗除草剂或抗虫害转基因大豆是用“加法”研发出来的：转入一个外源的新基因。高油酸转基因大豆则是用“减法”研发出来的，让大豆种子中与脂肪酸的合成有关的一个基因不起作用，称为让基因的表达“沉默”。

    国内一家一贯在抹黑转基因技术的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在报道这则新闻时，把基因沉默技术称为“新一代转基因”，声称“美国正在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第二次反思”，“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已经转向，正从挑战天然和违背自然的发展思路转变到‘尊重天然’和‘服从自然’的框架中”。更有人声称，“美国突然推出第二代转基因新技术”实际上是以此向全世界承认“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已经过时而且失败”。

    实际上，基因沉默技术并不是什么新一代或第二代转基因技术。1994年批准上市的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西红柿就是用基因沉默技术研发的。

    以前，农民要趁西红柿还没有成熟，果实还是绿色的时候就采摘下来。没有成熟的西红柿被运送到商店后，喷上乙烯将它们催熟，变成红色再摆出去卖。这种人工催熟的西红柿没有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好吃。

    为什么不等西红柿成熟、变红再采摘呢？因为西红柿成熟后，皮也软了，运输过程中容易破。能不能让成熟的西红柿皮不变软呢？西红柿的皮变软，是因为有一种叫做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的酶把细胞壁中的胶质给分解了。生物学家们把编码这种酶的基因克隆出来，测定了它的序列。然后合成一个和它相反的“反义基因”。把“反义基因”转入到西红柿细胞中去，会干扰原来基因的活动，让它再也没有办法合成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细胞壁中的胶质不会被分解掉，西红柿即使成熟了，皮也不会变软。我们就可以等到它自然成熟了再采摘，不用担心不好运输。这样，自然成熟的转基因西红柿吃起来就要比人工催熟的普通西红柿好吃，而且可以存放很长时间也不会坏。由于转入的“反义基因”只干扰聚半乳糖醛酸酶的基因，不会干扰其他基因，因此转基因西红柿的营养成分没有发生变化。

    目前市场上的木瓜大部分都是抗病毒转基因木瓜，它们在研发时也用到了基因沉默技术。采用“减法”要比“加法”的健康风险更低。人们主要担心的是，给作物转入新的基因，生产的新蛋白质会不会有毒副作用或引起过敏。而采用基因沉默技术不让某个基因表达，或者采用基因剔除技术把不想要的基因去除掉，也能改变植物的性状。有时候，只增强或降低已有基因的表达也能达到我们的要求。这些做法都没有引入新的基因，因此也就不用担心新蛋白质会有问题。

    此外还有别的方法让转基因变得更安全。例如，如果要引入新基因，可尽量转入其他可食用作物的基因，或者让转入的基因只在非食用的组织表达出来，就不用太担心它生产的新蛋白质能不能吃了。不久前获得安全证书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就是只让抗虫害基因在非食用的部位表达，在胚乳中则不表达。所以即使你对抗虫害基因的产物的安全性有疑虑，也可放心食用，因为在米饭中不含该产物。

    采用这些技术研发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并不意味着其他的转基因作物就是不安全的，只不过安全风险更低而已。国内有一位经济学教授说，不管是“基因插入”还是“基因沉默”，“后果都是不可预知的”。我不知道为何这位经济学教授自认为比生物学家更懂“真正的生命科学”。对要插入或沉默的基因的功能生物学家都有透彻的了解，转基因的结果通常是可以预知的，而且，为了避免出现未预料到的结果，还要通过生化实验和动物试验检测其安全性，采用的是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检验标准。如果对这些实验的结果也要怀疑，那是在怀疑整个食品安全检验体系，而不是转基因技术。

    任何食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安全风险，任何技术都有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转基因食品迄今为之还没有发现能被确认的对健康不利的一个例子，反倒是杂交技术曾经培育出对健康不利的品种，由于未经检测就上市，后来发现问题了再召回。不知为何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对没有受到同等的严格管理并且出过问题的传统作物反而那么放心？

2010.7.19.

（《中国青年报》2010.7.21）

    世界上哪一种动物的皮毛最厚？是生活在北太平洋海边的海獭。这个之最曾经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为了猎取其珍贵的皮毛，猎人们一度把这种可爱的小型海洋哺乳动物杀得只剩一千多头，濒临灭绝。猎杀海獭被禁止之后，海獭的数量逐渐回升。1980年首次对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獭进行普查，发现那里生活着1856头海獭。此后每年逐年增加，生物学家预计它们的数量很快会攀升到16000头，这是19世纪开始猎杀海獭之前生活在那一带的海獭数量。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加州海獭的数量突然停止了增长，保持在2000多头。海滩上发现有大量的海獭死亡，找不到明显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那里的海獭感染了致命的寄生虫——弓形虫。一项抽查表明，刚死亡的海獭52％感染了弓形虫，而活着的海獭中也有38％被感染。

    弓形虫是一种原生生物，原本寄生在猫科动物体内，是怎么跑到海獭体内去的呢？原来，弓形虫在猫的体内繁殖，产下的卵囊随着猫粪排到了体外。有些养猫的人习惯把猫粪倒进马桶冲走，里面的弓形虫卵囊就进入了下水道，最终会随生活污水排到河流、海洋，贻贝、螃蟹等动物在过滤水进食时，弓形虫会进入它们的体内累积起来。海獭吃了被感染的贻贝、螃蟹等食物，就会被弓形虫感染。

    实际上，所有的温血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都能被弓形虫感染。其污染源都是猫科动物的粪便。如果随意丢弃猫粪，土壤会受到弓形虫卵囊的污染（弓形虫卵能在土壤中存活一年以上），进而污染水源。动物接触了被污染的土壤，喝了被污染的水，弓形虫卵囊进入体内，释放出里面的孢子，进入宿主的细胞中发育成虫体，这些虫体能以无性分裂的方式快速繁殖，叫做“速殖子”。在繁殖一定时间后，虫体转入神经和肌肉组织中变为“慢殖子”，形成包囊。体内的免疫系统没法消灭“慢殖子”，所以一旦被弓形虫感染，往往就只能终身携带它了。

    人的手如果接触到了环境中的弓形虫卵囊，没有洗干净就拿东西吃，弓形虫卵囊就进入了人体。或者，如果吃了没有煮熟的已感染了弓形虫的肉，也能感染上弓形虫。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了弓形虫。在喜欢吃半生不熟乃至生肉的地方（例如法国），弓形虫的感染率能高达80～90％。

    有的动物和海獭一样，感染了弓形虫后会出现严重的症状，乃至死亡。幸运的是，大多数人感染了弓形虫之后，只有类似得了流感的症状，或者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如果受感染者免疫功能缺损（如有艾滋病、恶性肿瘤、器官移植等），会导致严重后果。如果孕妇感染了弓形虫，可通过胎盘感染胎儿，直接影响胎儿发育，导致婴儿畸形、失明或大脑损伤，是人类先天性感染中最严重的疾病之一。

    追根溯源，其他温血动物都是从猫粪感染了弓形虫，猫又是从哪里感染了弓形虫呢？从寄生了弓形虫的老鼠、鸟或其他小动物那里。猫如果捕食了这些小动物，就有可能被弓形虫感染，猫粪中就会有弓形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弓形虫在其他动物体内只能进行无性繁殖，大部分时间是潜伏着，最终要进入猫科动物的体内，因为只有在猫科动物体内弓形虫才能进行有性繁殖，产下卵囊。所以其他动物是弓形虫的“中间宿主”，而猫科动物才是“终宿主”。

    中间宿主要被终宿主吃掉，弓形虫才能完成其循环。弓形虫感染中间宿主的一个重要部位是大脑，也就是说，弓形虫是有可能影响到中间宿主的行为的。自然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某种弓形虫变异能够让中间宿主的行为出现反常，让它们更容易被终宿主吃掉，那么这些弓形虫就有很大的生存优势，能够留下更多的后代，最终就会只剩下这种能操纵中间宿主的“智能”弓形虫。

    野外观察和实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被弓形虫感染的老鼠一反常态，不是小心翼翼地东躲西藏，而是更喜欢往空地跑，更喜欢冒险，而且不怕猫的味道，甚至喜欢猫的味道。这些老鼠如果会唱歌，一定爱唱“老鼠怕猫，这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这些勇敢的老鼠只是弓形虫繁殖自己的载体，它们被猫吃掉的可能性要比没感染的老鼠高得多。

    我们虽然也是弓形虫的中间宿主，但是猫吃不了我们，弓形虫进入人体就进入了死胡同。但是弓形虫分不清它们寄宿的是人体还是鼠体，同样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感染了弓形虫的人更容易出现幻觉，更爱冒险，反应更迟钝，甚至出车祸的风险更高！

2010.7.5.

（《中国青年报》2010.7.7）

    会踢足球的不一定就懂足球。球王贝利的球技举世无双，而他预测世界杯结果的失败率之高也是举世闻名的，以至于被当成了“乌鸦嘴”，在退役后继续在每届世界杯上扮演娱乐明星的角色。本届世界杯似乎也不例外，被贝利看好的美国、非洲（未明言是哪一国）、英格兰、巴西、阿根廷先后被淘汰。在最后两场比赛开打之前，贝利对季军赛表示欣赏德国队，据说让乌拉圭球迷欢欣鼓舞；而对冠军赛则预言西班牙将夺冠，据报成了荷兰队首次夺冠的最大信心来源。
    不过，在本届世界杯新冒出来的明星章鱼帝保罗的风采盖过了球王贝利。和贝利相反，这只养在德国奥博豪森海洋馆的章鱼是以预测准确出名的。当然，保罗没法开口，预测的办法是在开赛前把分别绘着两国国旗的两个盒子放在它的面前供其选择，看它会打开哪个盒子的盖子将里面的贻贝取出来吃。保罗只预测有德国队参加的比赛，对此前的6场比赛结果都预测准确，包括德国分别输给塞尔维亚和西班牙的比赛结果。对季军赛，保罗预测德国队将战胜乌拉圭队。保罗也首次预测没有德国队参加的比赛结果，认为西班牙队将是冠军。
    果不其然，保罗又都对了，神算子章鱼帝又增添了无数的崇拜者。如果我们不认为保罗真的具有神力的话，又如何解释它高达100％的准确率呢？8场比赛全都预测准确的概率只有1/256，不太可能完全是碰运气。
    有人认为其实是人在替保罗做预测。保罗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参谋团队，根据数据分析、情报分析对一场比赛的走势做出判断，然后利用保罗的饮食习惯，通过在盒子里放不同的饲料来控制保罗的选择。这其实是奥博豪森海洋馆提高知名度的营销阴谋。不过，如果真的由人来进行分析预测的话，恐怕不容易预测出德国队输给塞尔维亚队这样的冷门。
    也有心理学家认为这是“罗森塔尔效应”。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尔塔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到一所中学考察，在学生名单中圈了几个名字，告诉他们的老师这几个学生智商很高。过了一段时间，罗森尔塔再次来到该学校，见证了奇迹的发生：那几个学生真的成了班上的佼佼者。这时罗森尔塔才告诉老师，其实他对这几个学生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的名字是随便圈出来的。
    罗森尔塔作为著名心理学家，他的权威性对老师和学生施加了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被选中的学生感受到了老师的期望，也认为自己比其他同学聪明，因此提高了自信心，最终成了最优秀的学生。同样，被越说越灵的保罗预测也对相信它的参赛球星施加了心理暗示，让预测会胜的一方增强了必胜信念，而让另一方有了不良期待。按照这种说法，是保罗的预测影响了比赛的结果。
    且不说球星们未必都真的相信保罗的神力，即使相信，他们的信念也未必会对比赛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只是点球，还可以说其结果受球员的心理状态的影响比较大。但是说球员的心理状态能够影响到整场比赛的走势，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荷兰队也有自己的信念来源，除了贝利的乌鸦嘴，还有新加坡的神奇鹦鹉马尼，它准确地预测了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的结果，而在决赛之前预测荷兰队会得冠军。但是荷兰队还是输了。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保罗是根据国旗的图案进行选择的。它可能偏爱德国国旗图案，而且只让它预测有德国队参加的比赛，很快会让它产生条件反射，知道绘着德国国旗的盒子中藏着好吃的，从而倾向于选择德国队。德国队作为世界最强的球队之一，在多数比赛中都会获胜，选择德国队并非只有一半的胜率。塞尔维亚和西班牙的国旗图案也许对保罗的吸引力比德国国旗图案还要大，碰巧这两支球队也都赢了德国队。这里当然含有运气的成分，因为保罗的预测结果并非都是100％准确，它对欧洲锦标赛上德国队比赛结果的预测准确率只有81％。
    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实验都验证这个说法。首先我们要让保罗对同一次比赛反复做预测，看看每次的预测结果是不是都一样，如果一样，就说明它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偏爱其中的某种国旗图案。然后，我们把各国的国旗两两配对让保罗挑选，从中发现某种规律，看看哪种图案最吸引保罗。不过，为了保持保罗的神秘性，奥博豪森海洋馆是不可能进行科学实验来破解保罗的预测之谜的。
    预测的次数越多，涵盖的范围越广，准确率就会越低。可以想像，一旦保罗不再局限于预测有德国队参加的比赛，而是什么比赛都预测，它很快就会从神算子变成乌鸦嘴。足球的比赛结果本来就难以预料，贝利的预测能力未必比一般人差，别人对整个世界杯赛事的展望未必比他准确，只不过人们对球王的期许放大了他的预测失败率，而乌鸦嘴的形象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贝利对本届季军赛、冠军赛的预测结果与保罗完全相同，但是在比赛之后，只见人们纷纷赞颂章鱼帝是多么的神奇，却没人提及球王这次并未丢脸。人们的选择性思维是很可怕的，贝利的乌鸦嘴以后还得继续当下去。

2010.7.13.

（《中国青年报》2010.7.14.）

“燕窝、雪蛤膏同炖：美化肌肤的功效最为明显。”网上某部“百科”收集的一个食疗配方如是说。在古代，燕窝和雪蛤膏都被认为是“滋阴润肺”的补品，据说治疗“肺痨咳血”有奇效。燕窝被称为“圣药”，雪蛤膏又叫哈蟆油，比燕窝低档，像林黛玉那样的贵族小姐是不屑吃的，每天早上吃的是冰糖燕窝粥。虽然吃了无数“调理虚损劳疾之圣药”，林小姐还是年纪轻轻魂归离恨天。

肺痨也就是肺结核，在抗生素发明之前是不治之症，不管流传着多少“验方”。现在得了肺结核很少有人敢不用抗生素而仰仗“滋阴润肺”的补品了，于是燕窝、雪蛤膏在今天就演变成了美容的圣品，轻信它们在这方面的效果毕竟不至于要命。

燕窝、雪蛤膏的产地一南一北，都是很怪的东西。燕窝产于我国南海诸岛及东南亚各国，是雨燕科金丝燕及同属鸟类筑在海岛的悬崖绝壁上的窝巢，主要成分是凝固的唾液，掺杂一些海藻、羽绒的杂质。它的珍贵在于攀岩采燕窝极为艰苦，而且危险。雪蛤膏是中国林蛙长白山亚种的输卵管的干制品。长白山的林蛙据说冬天潜入在雪地下或冰川河底冬眠长达五个月之久，有特别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就被认为有了其他亚种的中国林蛙所不具有的神奇之处。

对古人来说，一个东西只要极为难得，或极为独特，就成了它具有奇妙功效的证明。但对有了化学的今人来说，则还想知道它究竟有什么奇特的化学成分。要测定一种食品的主要化学成分并不难。燕窝和雪蛤膏的化学成分都有人测过。宣扬燕窝的价值的文章称，“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赖氨酸、胱氨酸和精氨酸）。”而对雪蛤膏的说法则是：“雪蛤全身是宝，经现代科学分析测定，雪蛤膏其主要成份：蛋白质含量高达 51.1%-52.6%（雪蛤油蛋白质含量高达约56%）、脂肪4% 、矿物质4.7%，并含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蛙醇（胆醇）、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等）、核酸、磷脂化合物、多种维生素 (A、B、C、D、E等)和钾、钙、铁、磷、镁、锰、硒等 13 种微量元素。”

从这些成分看不出燕窝、雪蛤膏有任何神奇之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固然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但是许多日常食物中也都有，比如鸡蛋，含有品质最好的蛋白质、人体所需的全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脂肪酸、十几种维生素、十几种矿物质（钙、铁、镁、磷、钾、钠、锌、铜、锰、氟、硒等）。燕窝、雪蛤膏所含有的，鸡蛋也都有，而且品质更好、含量更高，那么鸡蛋岂不也应该有比它们更神奇的功效？所以，靠罗列营养成分，用“必需氨基酸”之类的术语来证明某种食物的功效，只能蒙蔽没有基本的营养学知识的人。

有的推销的手段要高明一些，试图为燕窝、雪蛤膏找出特殊物质。有“专家”说，雪蛤膏之所以能“补肾益精、润肺养阴、壮阳健体”，是因为它含有少量有益人体的性激素。这也并不特殊。许多食物都含有少量的性激素，例如牛奶。人体自己就能制造大量的性激素，食物中的少量性激素不会对人体有什么益处（多了反而有害）。如果摄入少量的性激素对人体真有什么神奇效果的话，哪里用得着靠吃贵重的补品，何不掰点避孕药吃？

还有“专家”说，燕窝含有大量的生物活性蛋白分子，更有“专家”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多肽类激素——表皮生长因子”，它“被誉为‘美容基因’”，“它能影响人体皮肤的细腻和老化，能启动衰老皮肤的细胞，使皮肤变得光滑而有弹性。”但是这些“专家”忘了基本的生物化学常识。即使表皮生长因子在人体内真有这些功能，来自食物中的表皮生长因子也无法被人体利用。作为一种“生物活性蛋白分子”或“多肽类激素”，被煮熟后就失去了活性，而且在消化道中将被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进人体。何况，如果表皮生长因子真有此等奇效，并不难证明，现在完全可以用遗传工程的方法进行生产，再注射到人体。

可能有人会说，也许燕窝、雪蛤膏中含有某种未知的神奇物质呢。这种未知的可能性当然永远无法排除。但是这种神奇物质如果存在的话，含量必然极其轻微。燕窝、雪蛤膏的每次用量不过几克，其中的未知神奇物质的含量更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了，否则这该是多么强大的物质啊？

当然，如果燕窝、雪蛤膏并无什么神奇功效，我们也就不必费心去寻找其中有什么神奇物质。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燕窝、雪蛤膏有奇效呢？许多人马上就会以“千百年来的经验”作为理由。但是经验有时有效，更多的时候却是以讹传讹。千百年来使用燕窝、雪蛤膏治疗“肺痨咳血”的经验现在已无人相信，又何必相信它们的美容奇效？

有人声称，港台地区许多当红的影视明星护肤养颜、永葆青春的秘密就是吃燕窝。影视明星卸妆后的真面目本来就少有人知道，她们永葆青春的秘密恐怕更多的是靠化妆和整容，而不是靠吃什么神奇食品。有人有切身体验，认为吃了燕窝、雪蛤膏后的确皮肤变好了，这大概得归功于心理因素的作用。如果没有心理因素的强大作用，这些昂贵、稀奇的护肤美容“圣品”也就不会有如此庞大的市场。

2010.6.27

（《中国青年报》2010.6.30）

最近我参加了一期关于保健的电视访谈节目，在录制过程中有两名来自不同领域的“观察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一位是保健品公司的老总，观点自然处处与我相对。另一位是一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研究室主任，按理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因为我所讲的，无非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一些常识。实际上却不然，这位医生时不时地会以“临床经验”为依据提出一些独特的观点对我的说法表示异议。

例如，我谈到要提倡低脂肪饮食，特别是要尽量避免摄入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该医生就很不以为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人体所必需的，适当地摄入有益健康。我们就这个问题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观众听得头都大了，主持人连呼“饱和了”。最后我说，我不过是在普及国际医学界的主流观点，如果对此有不同看法，应该写成论文发表到学术期刊上，不宜在媒体上争论。事后我发现，该医生以前已在媒体上发表过提倡适当摄入饱和脂肪酸的观点，指导消费者如何选择食用油，“饱和脂肪酸与不饱和脂肪酸都是人体所需，两者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如果是清淡主义者，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多选择动物油，而如果是‘无肉不欢’的人群，最好选择大豆油等植物油。”

在媒体上经常看到“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欧米茄3脂肪酸”之类的化学用语，但是许多人并不明白其确切意思，那就让我们先来学一点生物化学知识，才能理解其中的是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油水”，指的是脂肪。脂肪由脂肪酸和甘油结合而成。脂肪酸的样子像一条长长的链条，它是由一个个的碳原子串起来的，碳原子上面还有氢原子与之相连。根据链条的结构，把脂肪酸分成三大类：链条上每一个碳原子都尽可能多地与氢原子结合，达到“饱和状态”的，就是“饱和脂肪酸”。有的脂肪酸的链条中间，还有可以和氢原子结合的位置空着，处于“不饱和状态”，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少了一对氢原子，称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少了多对氢原子，就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根据氢原子的缺失位置，多不饱和脂肪酸又分成欧米伽－3和欧米伽－6两类。根据碳链上氢原子的位置，不饱和脂肪酸又可以分成两种，如果氢原子都位于同一侧，叫做“顺式脂肪酸”，链的形状曲折；如果氢原子位于两侧，叫做“反式脂肪酸”，是直链。反式脂肪酸的性质类似于饱和脂肪酸。

脂肪是体内储存能量的物质，脂肪酸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生理活动。体内的脂肪酸有的是饱和的，有的是不饱和的，我们是不是都必须从食物中补充它们呢？一般人，甚至包括一些医生，会这么想，以为人体内有什么物质，就必须补什么物质。这种想法太简单化了，没有考虑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实际上，食物中的饱和脂肪酸并不是人体必需，人体可以从其他来源（碳水化合物）合成生理活动所需的饱和脂肪酸。只有两种脂肪酸是人体必需而又不能自己合成的，必须靠食物提供，称为必需脂肪酸。它们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属于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亚油酸和属于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α-亚麻酸。

可见食物中的脂肪酸大部分是人体不需要的，把它们吃下去，有没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呢？这涉及到胆固醇。胆固醇和脂肪酸都属于脂质，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重要的生理功能。食物中的胆固醇虽然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但是并不是人体必需的，因为人体可以在肝脏内自己合成身体需要的胆固醇。

体内合成和从食物中吸收的胆固醇无法在血液中溶解，它们要借助于一种由磷脂和蛋白质组成的载体——脂蛋白来运输。脂蛋白主要有两种：低密度脂蛋白（简称LDL）和高密度脂蛋白（简称HDL）。大多数胆固醇由LDL携带，如果血液中LDL－胆固醇含量过高，就会慢慢地在动脉管壁沉积下来，形成粥样小瘤，导致动脉硬化。因此LDL－胆固醇有时被称为“坏”胆固醇。而HDL－胆固醇则被称为“好”胆固醇，它能够把血中胆固醇送回肝脏，甚至清除动脉管壁中沉积下来的胆固醇，防止粥样小瘤的形成。

食物中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能促使身体合成更多的胆固醇，而不饱和脂肪酸却会降低血胆固醇的含量。多不饱和脂肪酸会同时降低“坏”胆固醇和“好”胆固醇的含量，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在降低“坏”胆固醇含量的同时，却不影响“好”胆固醇的含量。

即使从食物中摄入非常少量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或胆固醇也能逐渐增加血液中“坏”胆固醇的含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对这类不是人体必需反而有害的脂质，不能讲“适量摄入”，应尽量避免摄入，尽量用不饱和脂肪酸取代。食物中的饱和脂肪酸主要来自动物脂肪和某些植物油（包括椰子油、棕榈油和可可油），反式脂肪酸主要来自油炸和使用氢化植物油的食品，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来自植物油和海产品。但是富含“坏”脂肪酸和胆固醇的食物往往也是营养丰富的食物，没有必要完全不吃它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预防办法，例如去除肉类中的脂肪，选用低脂或脱脂的奶制品，少吃蛋黄（鸡蛋中的胆固醇主要在蛋黄中），少吃油炸食品，少用食用油，不用动物油，要用不饱和植物油。

2010.6.21.

（《中国青年报》2010.6.24）

【按：自本周起我在《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副刊新开一个专栏，大约每两周写一篇。这是第一篇。】

    最近，常州一家医院的儿科主任开出“一毛钱处方”，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便宜处方”。在许多医生丧失医德，为赚取回扣乱开高价药，让患者对“看病贵”叫苦连天的今天，这位医生的做法可谓特立独行，显得多么高尚，不可避免地在媒体和网上都引来了一片颂扬之声。
    我感兴趣的是，究竟她开出了什么药物，一个疗程竟便宜到只要一毛钱？找来《扬子晚报》上的原始报道，原来是有一名16个月大的婴儿得了细菌感染导致的腹泻，该医生给开了5粒“痢特灵”。
    “痢特灵”在药店的定价是一盒100粒2元，算下来这家医院并没有加价。“痢特灵”在国内是尽人皆知的治疗痢疾的著名药物，著名到有一年的春节晚会上，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羊肉串》还让它作为预防拉肚子的药物亮相，但是“痢特灵”却有多种副作用，有的副作用还相当严重，例如对中枢神经系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即使是最低用量，也对身体有系统性的毒性。
    更严重的是，“痢特灵”所属的硝基呋喃类药物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定为属于致癌物和诱变剂，因此在1991年退出了美国市场，并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我国农业部也在2002年禁止“痢特灵”作为兽药使用。
    婴幼儿对“痢特灵”的毒性更为敏感，在婴儿身上使用能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具有致癌、诱变作用的药物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治疗细菌性腹泻早就有更安全的抗生素可用，而且也相当便宜，虽然没有“一毛钱”那么夸张，但花上几块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抗生素的滥用是国内的一大问题，但也不能因此就不用。如果对非细菌性腹泻开抗生素，是滥用。对细菌性腹泻开抗生素则是合理用药。不能因为怕用抗生素就用比抗生素更坏的药。
    该医生其实是开了三种药物的，只不过知道另两种药物患者家中已经有了，才只补开了“痢特灵”。报道没有提到另外两种是什么药，很可能已足以治疗细菌性腹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痢特灵”更是滥用药，即使只有一毛钱也不应该。
    虽然药价虚高、滥用高价药的现象令人痛心，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走向另一极端，一味地追求低价用药，盲目吹捧开“最便宜处方”的医生。用药的原则并非越便宜越好，而在于使用的合理，尽量使用最有效、最安全的药物，尽量少用药，然后才是尽量选用便宜的药。并不是开便宜药的医生就是好医生。便宜的药物固然有的是有效、安全的好药，但是也有不少是已经或即将被淘汰的药物。如果为了贪图一时的便宜使用过时药物，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为此要花重金去治疗，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伤，就成了典型的贪小便宜吃大亏。

2010.6.11

（《新华每日电讯》2010.6.18）

【方舟子按：该文的部分内容已在以前的文章中出现过，属于总结。】

                              （上）

    在所有自然灾害中，没有哪一种比大地震更无预兆、更为恐怖的了：大地突然之间的一抖，就可以让成千上万人丧生。因此，预测地震要比预测其他灾害更有价值，成了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如果能够事先预料到地震即将发生，只要赶在那瞬间之前逃到室外，就可以安然无恙，毕竟，害人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被震塌的房屋。
    因此地震预测被称为地震研究的“圣杯”。虽然美国地震学的老前辈、里氏震级的发明者查尔斯·里克特（Charles Richte，1900～1985）曾经不屑地说：“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会试图预测地震。”但是历史上仍然有无数的人要当这类傻瓜或骗子。那些根据经书、星相之类进行预测的迷信方法且不说，理论上，有两条途径可以用来预测地震：一条是找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或机理，一条是发现地震即将发生的前兆。
    这两条途径自古希腊起就都有人尝试过。古希腊哲学家是最早用自然现象来解释地震的学者，他们首先联想到的是天气：例如阿那克西美尼（约公元前585～525）认为，干旱让大地干裂，之后大雨让土地松软，都能引起地震。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则认为过量的雨水进到地里，大地容纳不了就引发了地震。那么为什么地震发生的地方并不一定有干旱或大雨呢？因此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对这些说法都不以为然，提出地震是由关在地下洞穴中的风引起的，空气压迫洞顶导致小地震，而空气冲破了地表就形成了大地震。由于地震前有大量的空气被关在地下，就出现了炎热而平静的“地震天气”，通常发生在一天中最平静的晚上或正午——不幸的是，这些描述都是错误的。古希腊人也最早注意到了地震发生的“前兆”。据称，公元前373年古希腊赫利刻城大地震的前几天，老鼠、黄鼠狼、蛇和蜈蚣离开窝巢逃走。此后古今中外都有类似的传说，动物行为异常成了最为人熟知的地震前兆。
    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间，人类对地震的认识几乎毫无进步，直到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改变了这一切。在那次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啸中有大约有7万人丧生，其中许多人正在教堂做礼拜（那天恰好是星期天），上帝却不关心他们的死活。里斯本大地震在欧洲思想界也造成了地震，动摇了基督教的权威，同时也刺激了一些学者开始用博物学的方法研究地震。
    长期以来，西方的学者都是从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以及其他经典著作来学习地震知识的，很少对地震做实际的观察。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注意详细记录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描述地震后发生的地质变化。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又有人开始用实验的方法研究地震，发明了地震仪等仪器。另一场大地震——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刺激了许多地质学家投身地震研究，确定了地震的发生是地壳运动产生的能量在断层及附近的岩石中长期积累、释放的结果。
    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地震预测的研究才似乎有了科学基础。此时，随着板块构造学说的建立，人们对地震成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且由于冷战时期监测核试验的需要，让测量地震的仪器变得更为灵敏。时机看来已成熟。苏联、日本和中国在这个时期先后开展了全国性地震预测项目。
    此前，美国地震学界对地震预测普遍抱怀疑态度，现在也不甘人后。1964年3月27日阿拉斯加发生9.2级地震并引发海啸，131人丧生。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在电视的时代，地震的惨状更能刺激公众的感官，地震预测一下子成了迫切的任务。在美国总统的要求下，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65年建议由联邦政府资助地震预测研究，制定10年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从事地震预测。不过，一直到1973年，美国联邦政府才正式资助地震预测研究，主要由美国地质调查局承担。
    地震预测研究进入了黄金时代。1976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表《预测地震》报告，乐观地估计在5年之内有可能科学地预测加州的一次5级以上地震，在10年之内在那些布置好了设备的地区发布可靠的地震预测有可能成为常规。第二年，美国国会设立全国地震灾害减轻项目，拨款3千万美元，其中一半用于地震预测研究。相关的课题很容易申请到经费，有一个课题是研究蟑螂的行为来预报地震。许多美国地震学家相信，他们很快就能掌握预测地震的方法。
    这种乐观情绪是从苏联和中国传过来的。在70年代初，美国地震学界获悉苏联地震学家已发现了一种能够成功地预测地震发生的简单、可靠的方法：通过测量两种地震波——纵波和横波的速率比，看是否有异常。1975年，从中国传来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地震学家成功地预报了2月4日的7.3级海城地震，本来可能导致十几万人伤亡的大地震，由于提前疏散，只有2000余人丧生。第二年，美国地震学家为此组团到中国进行调查，看能否取经。
    但是这种乐观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派到苏联学习的美国地震学家发现，苏联地震学家对地震波的速率比是否异常的认定，完全是随心所欲的，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无法用来预测地震。至于海城地震的预报，则是阴差阳错的结果。由于2月3日晚和4日凌晨在海城出现了一系列小地震（群众已经开始自行疏散了），辽宁省地震办主任只是向省政府报告“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预计较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一两个星期之内，但省革委会副主任立即紧张地部署防震，碰巧在当天晚上7点36分发生了大地震，而且也没有料到震级会那么大。所以海城地震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准确的预报，其防震措施是由于官员误解了地震专家的意见做出的。这种“经验”是无法学习的。何况，只有少数大地震会有前震，而小震通常并不导致大地震，所以即便海城地震有过根据小震预报大震的成功预报，也只能说是一个偶然。但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中，海城地震的预报却被宣传为“群防群测”的胜利，让人误以为中国地震专家已掌握了地震预测技术。随后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很快就让这一幻想破灭了。

                              （中）

     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重视地震预测的研究，地震学家们一度对此充满了信心。这种乐观情绪也感染了普通公众，让他们以为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准确预测地震的办法，使得他们轻信某个“地震专家”擅自发布的地震预测。随后发生的两次地震恐慌事件，让人们知道，虚假的地震预报引起的社会恐慌，并不亚于真正的地震。
    第一个事件是国际事件。1974年10月3日，在秘鲁利马西南部发生了一次8.1级的地震。美国矿务局地质学家布雷迪与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学家斯宾塞合作，在1976年预测，利马随后将在1980年秋天发生一次8.4级的地震并引发海啸，把利马夷为平地。布雷迪声称通过实验并根据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发现了一种能准确预测地震的办法。一开始美国地质调查局认为布雷迪的理论“有合理的科学依据”。但是在1979年布雷迪修改其预测称，从1980年9月开始，利马在9个月内将会发生13次大的前震，然后在1981年7月发生一次9.8级地震，后来又修正为9.9级。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如此骇人听闻才促使地质调查局怀疑布雷迪的方法。美国全国地震预测评价委员会进行了调查以后，否定了布雷迪的预测。
    但是秘鲁政府很认真地对待布雷迪的预测。虽然布雷迪预测的系列前震并没有发生，但是几次小地震和在秘鲁发生的“动物异常现象”——突然出现大量的跳蚤——让许多人仍然相信布雷迪预测的末日即将来临。1981年6月底，在“末日”的前夕，美国全国地震预测评价委员会派人到利马，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试图平息恐慌。但是无济于事。这名特派员在美国驻秘鲁大使馆吃晚餐时，由大使夫妇亲自供餐。起初他以为这是为了节省纳税人的钱，后来才知道大使馆里所有的本地雇员包括厨师都已经逃离利马。
    1989年，一位获得过动物学博士学位，但自己从事气象研究和地震预测的人——布朗宁宣布在1990年12月3日左右，美国密苏里州的新马德里将有50％的可能发生6～7级甚至更大的地震。布朗宁的理论依据是在那一天地球、月亮和太阳将会在一条线上，引起大潮，并触发那个纬度的地震。布朗宁的预测被美国主流媒体广为报道，虽然大多数美国地质学家们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密苏里本地一个地震方面的教授却支持布朗宁，向当地政府发去警告。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震措施，组织防震训练，发送放震手册，建立避难所。邻州也做好了援助救灾准备。为此估计花了大约2亿美元。在预计发生地震的那天，学校、工厂都关闭了。但是地震并没有等来。几个月后布朗宁因心脏病发作病故。
    美国主流的地震学家同样经历了一次地震预测“滑铁卢”。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地震学家对地震前兆做了很多研究，有的是历来相传的“前兆”（例如动物行为异常），有的是新发现的“前兆”（例如氡气测量），但是都未能确定这些“前兆”真的能用于预测地震的发生。最终，他们把赌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加州的帕克菲尔德。
    197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人员注意到，在加州帕克菲尔德这个地方，似乎很有规律地定期发生5.5～6级地震，自1857年以来已发生了6次，平均间隔时间大约是22年。最后一次发生于1966年，据此预测下一次应该发生于1988年左右。1984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启动“帕克菲尔德实验”，并在1985年4月发布预测，有95％的把握认为，在未来的5～6年内帕克菲尔德将会发生一次大约6级的地震，不晚于1993年1月。
    地震学家们认为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可以对地震的发生进行全程监控的机会。帕克菲尔德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仪器测量地震“前兆”，1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了这项“帕克菲尔德实验”。然而，该来的地震却没有来。反而在1989年和1994年分别在旧金山和洛杉矶附近发生了破坏性地震。2004年9月28日，帕克菲尔德地震终于姗姗来迟，比预测的晚了11年。
    日本地震学界同样经历了一次类似的“滑铁卢”，结果更惨。日本在1965年已开始一项地震预测全国性项目，起初是研究性质的，但是到1978年，日本地震学家们相信在日本中部将很快会有一场8级左右的“东海大地震”。这次预测的理由和“帕克菲尔德实验”类似。日本东海地区据估计平均大约120年发生一次大地震，此时距上一次大地震（1854年）已过了120年，大地震的发生似乎迫在眉睫。日本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严阵以待，却忽视了其他地区。但是“东海大地震”至今还没有发生，却在1995年出乎意料地发生了死伤惨重的神户大地震。
    自这两次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地震学家意识到想要对地震进行预测是不现实的，研究的重点改为研究地震机理和地震灾害的评估，而不是地震预测。1996年11月，“地震预测框架评估”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与会者达成一个共识：地震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不仅现在没法预测，将来也没法预测。
    他们认为，地球处于自组织的临界状态，任何微小的地震都有可能演变成大地震。这种演变是高度敏感、非线形的，其初始条件不明，很难预测。如果要预测一个大地震，就需要精确地知道大范围（而不仅仅是断层附近）的物理状况的所有细节，而这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想通过监控前兆来预测地震，也是不可行的。所谓“地震前兆”极其多样，不同的地震往往都有不同的前兆，而且一般都是地震发生后才“发现”有过前兆，缺乏客观的认定，既无定量的物理机制能把前兆与地震联系起来，也无统计上的证据证明这些前兆真的与地震有关，多数甚至所有的“地震前兆”可能都是由于误释，令人怀疑“地震前兆”是否真的存在。
    东京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博洛尼亚大学的地震学家据此在次年3月美国《科学》联合发表《地震无法被预测》的论文，引发了一场争论。1999年2～4月，就地震能否预测这一问题，多位地震学家继续在英国《自然》网站上进行辩论。辩论双方的共识实际上多于分歧。双方都同意：至少就已有的知识而言，要可靠而准确地对地震做出确定性预测是不可能的。不过，根据科学数据，能够计算出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的概率。例如，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在未来30年内旧金山湾区发生一次大地震的概率是67％，南加州则是60％。
    进入21世纪以后，这仍然是国际地震学界的主流观点。美国地质调查局现在认为，他们“致力于地震灾害的长期减轻，是通过帮助提高建筑的安全性，而不是通过试图实现短期预测”。中国成了唯一一个还把地震预测作为研究重点、具有官方地震预报制度的国家。

                                （下）

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报系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遗产，它源于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由周恩来总理做出了指示：“我们不能只留下地震史实，要抓住地震现场不放，希望在你们这一代搞出地震预报。”1971年，国家地震局宣告成立，其首要任务就是从事地震预报。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把地震预报作为政府职能的国家。周总理甚至还对地震预报有过很具体的指导。例如，在1971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他曾经找过几名地震专家了解有关地震预测的进展，并指示说：“你们说有10余种方法，才说9种，动物为什么没有提到，是不是不重要？地震前动物是否有反应？动物观测不能取消。动物某一种器官比人灵敏，动物要研究。蚂蚁虽小，下雨天就知道要搬家。各种动物有各种反应，有的迟钝，有的不迟钝；不仅动物要研究，植物也要研究。”
这位政治家既非地质学家也非生物学家，不过是根据一般人的直觉随口说点感想。但是在权力即等于真理的年代，国家领导人既然开了金口，地震能够预报、动物能够预感地震在国内就成了重要科学定论广为宣传。直至今天，周总理的有关讲话仍然被一些地震“专家”当成关于地震预报的“最高指示”信奉。
因此，中国的地震预测曾经是由国务院总理亲自领导的一大政治任务。周总理不仅给地震预测工作定了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而且也指明了方向——“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走群众路线，“因为真正有本事是群众，其次是专家”（周恩来《加强地震科学研究》）。1975年海城地震据称预报成功，一度被夸大为未死一人，被宣传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补拍的群众疏散场面个个喜气洋洋，仿佛不是在逃生，而是去赶集。地震能够通过“群策群防”成功预测的信念从此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人们不知道海城地震预报只是众多误报中的一个偶然例子，即使次年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也无法动摇中国已掌握地震预测技术的信念，反而要怪罪为地震局的失职和打压人才。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每发生死亡惨重的大地震，地震局都会成为悲痛的人们的泄恨对象，对其无能、失职、瞒报的指责不绝于耳。汶川地震如此，玉树地震也是如此。在其他地震频发的国家，例如日本、美国，就见不到这样的怪像。在那里，一次大地震之后，似乎并无人想到要去追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漏报责任，因为他们的公众虽然有地震预测的需求，却也知道科学目前无法做到准确预测地震。但是中国则不然。当年政治家定下的基调似乎无可置疑。中国公众普遍相信地震能够准确预测，如果有人敢于否认这一点，就会被当成是在为地震局开脱责任。而且，几乎没有哪个中国地震专家敢于公开否认地震可以预测，最多只是承认很难预测。在汶川地震之前，中国地震局乐于高调宣传我国地震预测预报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先后对20余次中强以上地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汶川大地震之后地震局才来强调地震预测的难度，那么人们以地震局以前的宣传资料反过来指责地震局的失职，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每发生死亡惨重的大地震之后，也总有很多人出来声称他们有能力准确预测地震，早已预测到这些地震，但是遭到地震局的打压。他们自称或被称为“国宝”，不仅受到许多公众的热捧，而且国内时评家和海外异议媒体也跟着炒作，将它做为批评当局的一个政治武器。这类地震预测“高人”在国外也有。里克特曾经讲过一段名言：“记者和一般公众冲向任何有关地震预测的建议，就像猪冲向满槽的猪食……地震预测为业余人士、狂人和欺世盗名的骗子提供了一个狩猎乐土。”只不过，中国从事这一狩猎的人数之多，算得上世界第一。
中国纳税人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研究地震预测的队伍，他们发表了无数预测地震的论文、递交了无数地震预报材料，把各种可能性都预测了个遍，甚至年年发预报，所以每次大地震之后回头去找，总能发现有人曾经“不同程度”预测到了——当然，每次预测到的人都不同，而预测的“程度”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例如，陕西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一名23岁硕士生于2006年发表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期刊《灾害学》上的一篇论文，在对发生地震的年份做了一番等差数列的凑数游戏之后，得出结论称“在2008年左右，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7级强烈地震”，被许多人认为准确预测了汶川地震。但是“川滇地区”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而这个区域发生强烈地震的频率又太高了，平均每年发生0.45次。那么，预言任何一年川滇地区将发生地震，就有45%的概率蒙对，何况用的还是不确定的“2008年左右”呢？又如，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兰州地震研究所一名研究员即声称他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已预测到了这次地震。实际上那篇论文预测的是“2012年在东昆仑断裂带有可能再次发生7级地震”，时间不准，范围也太大。
他们或者玩数字游戏推算地震发生的年份，或者玩仪器游戏监测地震发生的“前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采用的是伪科学方法，例如兰州地震研究所的前所长竟是根据“古人穴位论和经络学说”来预测地震，意图给地球把脉。又如，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养了一对虎皮鹦鹉，号称根据其跳动次数能够预报世界各地发生的地震。中国地震局还专设“老专家预报专项基金”资助那些搞伪科学研究的退休人员，给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的群众颁发奖金。地震局的理由是地震预测还是个难题，所以要鼓励各种各样的探索，于是连伪科学、迷信也被宽容。中国地震局前任首席预报员就公开声称，湖南常德有一位女教师有特异功能，事先感觉到了玉树地震即将发生。这也是国际地震学界绝无仅有的怪像。这些退休人员和民间人士还要指责中国地震局打压他们，可谓恩将仇报了。
这些自称能预测地震的退休人员以及相当一部分民间人士也是历史的遗物，是文革时代鄙视专家、权威，搞“群策群防”、“土法上马”，以及文革刚结束时号召全民“攻关”，发动群众“向科学进军”的产物。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伪科学狂人，他们不仅热衷于预测地震，也热衷于预测其他天灾、制造永动机、推翻相对论、破解哥德巴赫猜想，总之，热衷从事一切与主流科学对立或主流科学无法做到的重大“科学发现”。他们不相信科学研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是相信只要“悟道”，就可找到解决难题的捷径。于是，在他们看来，不必采用尖端仪器深入细致地研究地震机理，甚至不必做任何野外勘探工作，只要发现了窍门，用简单的“地震预测术”就能让自己成为“预测大师”，坐在家中就可以预测世界各地的地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地震“专家”多次发布错误的地震预报引起社会恐慌，国家立法禁止个人擅自发布地震预测，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用各种方式发布地震预报，甚至几乎天天在网上发布预报，而且受到了众多网民的追捧、捐助，能以此谋生。由于世界范围内地震的发生极其频繁，只要把时间、地点或震级说得模糊一点，就不难给人说中的感觉，因此这种地震预测骗局很容易蒙人。
这一现象也夹杂了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这些预测“高人”看来，既然“西方科学”对地震预测无能为力，那么就给“东方科学”的兴起带来了契机。因此他们的地震预测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易经、太极、天象、穴位等等都派上了用场，而他们的批评者则被视为“科学主义”、“崇洋媚外”、“西方科学的代理人”，乃至被骂为“汉奸”、“美国走狗”。
这一现象的产生也是由于它能迎合许多中国人的侥幸心理。如果真有“大师”能够准确预测地震，那么等着临震时逃生就是了，平时用不着费心费力费钱预防地震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事。但是，把赌注压在地震预测而不是预防上，几乎总是会输的，成本似乎很低，代价却极大。

2010.5.6.,5.12.,6.3.

（《经济观察报》2010.5.10., 5.24.,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