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杨振宁、李政道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们获得诺贝尔奖时还是中国国籍，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后来才加入美国国籍。在加入美国国籍之后，他们跟中国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开始可以互访，他们都是最早一批到中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后来访问就更频繁了，杨振宁晚年还回中国定居。

他们从文革起就一直被认为是“爱国科学家”。当然这个“爱国”指的是爱中国，不是爱美国。虽然他们都号称是“爱国”，但是爱国的方式很不一样。

杨振宁起到的其实是中国政府大外宣的作用，在国外讲中国的好，特别是讲中国政府的好。他在文革期间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回到美国就办讲座，接受媒体采访，宣传文化大革命多么地好，毛泽东多么地伟大。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对此做任何的反省。

李政道在文革期间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一次是1972年，一次是1974年。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但是，他回美国后不愿意接受采访谈中国的事情，更没有因此做讲座。他后来说，他当时对文革不满，但是又不愿意讲中国的坏话，所以就不说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愿意因此得罪中国政府，以后没法再去中国。我们可以说他不够大胆，但是，他不愿意像杨振宁那样为文革做宣传，做到了洁身自好，至少还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中国要不要发展基础科学”这个问题上，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看法也是针锋相对的。

杨振宁从七十年代开始访问中国起，就一直认为中国不应该投资搞基础研究，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认为中国应该把科研经费主要用于技术应用，把想要投给基础研究的经费用于解决贫困、教育、医疗、环保等等这些民生问题。所以，他一直反对中国搞大的基础研究项目，七、八十年代反对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现在又反对搞超级对撞机。

而李政道从七十年代开始访问中国起，就一直建议中国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他也支持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超级对撞机。

杨振宁反对中国浪费那么多的钱去做没有用的基础研究，应该把钱用在民生上面，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很讨好一般民众，让人觉得他很爱国，忧国忧民。但这是目光短浅，目光比李政道远远不如。基础研究是技术应用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不搞基础研究，那么技术应用也很难搞好。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搞“芯片大跃进”、“疫苗大跃进”，但都搞不好，在芯片技术、生物技术方面跟美国的差距那么大？因为美国有相关的几十年的基础研究作为基础，在这方面没法实现“弯道超车”。

基础研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培养人才。搞基础研究的人如果以后要转行，转去搞相关的技术研发非常容易，而且也容易搞好，因为基础打得好。相反地，搞技术应用人不要说很难再回头做基础研究了，要做别的跨领域的技术应用的研发也很难，因为已经被限死了，路子太窄，基础打不好技术应用也很难做好。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人来问我小孩高考要报考什么专业，我一般建议，如果你认为小孩很有发展前途，还是学一些比较基础的专业，不要一下子就陷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对生物感兴趣，学分子生物学就要比学生物工程要好，因为学了分子生物学，以后要转去搞生物工程很容易；但是，如果学的是生物工程，没法再回头去搞分子生物学了，也没法再搞跟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其他技术应用。

李政道除了建议中国要大力发展基础研究之外，还很早就提出中国要培养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而且他认为，应该从12～13岁就培养起。他在1974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向毛泽东提了这个建议，要从12～13岁就开始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毛泽东转给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办了少年班。李政道因此被认为是少年班的发起人。李政道当时提出这个建议的本意未必就是要办什么少年班，他只是强调，要从小培养科学人才。

李政道在中国培养人才方面还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促成了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他就提出中国学生应该去美国大学读博士。但是，要去美国大学读博士必须要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如果是外国的学生还必须要考TOEFL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而当时中国都没有举办这些考试，中国学生没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去美国大学留学。李政道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自己办考试。由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主持考英语。又用类似于美国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来代替入学考试。这种特殊的招生方式必须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系认可，李政道就一个一个地联系美国名牌大学的物理系。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最后有一些美国、加拿大的大学物理系都同意了，相当于联合在中国招生。

考试之后还必须申请，联系美国大学物理系寄学生的资料。这些申请都是李政道本人、他的秘书、他的夫人三个人一起去办的。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名望促成了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1989年，11年间总共有900多名中国学生通过这个途径到美国留学，由美国大学提供全额的奖学金。

1989年发生了“六·四”，中美科技交流中断，CUSPEA就没法办下去了。而且从1987年开始中国也可以考TOEFL、GRE，学生都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美国留学，没有必要再通过这个特殊的渠道。我就是考了GRE、TOEFL，自己申请美国大学去留学的。但是，在十年间，CUSPEA是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几乎唯一的渠道。

通过这个渠道到美国的这900多名学生，当时都是中国最好的物理系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到美国留学，留在中国大部分都会废掉。但是有了在美国名牌大学留学的经历，相当一部分后来做物理研究，也有很多人转行去别的领域，搞技术研发、金融等。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培养了人才。有别的领域的跟着搞类似的留学项目。生物领域当时在美国也有华裔科学家学着办“中美联合招考生物研究生项目”，简称CUSBEA，规模没有CUSPEA那么大，贡献也就没有李政道大。

李政道对中国的科教体制还有其他的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建议中国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涉及到中国科研资金发放的问题。中国以前的科研经费的发放学的是苏联的体制，由以前的科委、现在的科技部管经费，搞什么样的项目、要让谁来做，是科委、科技部的官员说了算。李政道建议中国同时另外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的是美国的体制，由科研人员提出课题申请，再由同行评议、打分，决定要不要把经费发给你。这是美国的体制，搬到中国也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更先进的、更公平的体制。

所以，李政道对于中国科教体制的改革、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比杨振宁基本上只是做大外宣、走上层路线的贡献要大得多。也就是说，李政道比杨振宁更加爱国。

2021.11.13.录制

2024.2.5.整理

之前我谈到，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中国要不要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当时主要是杨振宁在反对。他有两条反对的理由，其中一条是科学方面的，认为高能物理过气了，不可能再有什么重大发现，所以也就不值得花那么多的钱建对撞机做研究。

这也不是杨振宁最近才提出来的，他已经讲了有几十年了，只不过他是少数派，一直孤独地在反对做高能物理的研究。在几十年前，在中国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计划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其他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都支持，只有杨振宁一个人反对。现在对要不要再建一个大型对撞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大部分也支持，反对的也只有杨振宁一个人。

有一些人不同意，说听说丁肇中也反对建这个大型对撞机。是有这样的传言。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传言，2019年丁肇中到中国科学院做报告，最后特地谈了一下大型对撞机值不值得建的问题。他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的。他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德国要建正负电子对撞机，也有人反对，其中反对最厉害的是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反对的理由就是认为高能物理没有前途。后来证明海森堡的反对是错的，因为德国还是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用它发现了胶子。丁肇中还举了其他诺贝尔获奖者反对建大型加速器、对撞机的例子，举的都是已经去世的人物。他没有点名杨振宁，但是很明显就是冲着杨振宁来的，因为现在在讲高能物理没有前途，以此反对中国建对撞机的就是杨振宁了，不然丁肇中不会突然把这件事又提出来。丁肇中的意思是，以前反对建大型加速器、认为大型加速器没有用、认为高能物理没有前途都是错的，因为几十年来高能物理又有很多重大的发现。

我看到一个报道，欧洲有一个大型强子对撞机做出了最新的实验结果。自然界已知有4种力：引力、电磁力、弱力、强力。这个实验结果表明还存在第5种力。这个实验结果的误差比较大，千分之一的误差，所以必须继续做实验。如果误差降到了百万分之一，那么就可认为结果是可靠的，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很可能要得诺贝尔奖。这不是又打脸那些说高能物理不可能再有重大发现的那些人，比如杨振宁吗？高能物理有没有前途、有没有可能再出现重大的发现，是一个科学的争论，那就让物理学家去争好了。我们作为外行面临这种科学争论的时候，应该倾向于相信主流的意见，也就是大部分专家的看法。

当然，个别人的意见有可能是对的，这在科学史上也经常发生。但是，少数人是对的可能性毕竟比较低。何况，在这个问题上少数人的意见已经多次被科学发展否定了。更何况，现在还在讲高能物理没有前途、不值得研究的杨振宁都100岁了，已经脱离科研很长时间，退休好多年了，他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性就更低了。也就在中国这种推崇老年人，觉得越老越吃香的国家，像杨振宁这种100岁老人、退休这么多年的老科学家的意见才会被当成非常重要、非常高明。

不管怎么样，关于高能物理有没有前途这个问题是一个科学的争论问题，一般的人是看不懂的。但是，杨振宁提出的另一条反对意见，一般的人就看得懂了。他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很落后，虽然GDP已经占了世界第二了，但是人均GDP还比较低。所以，不应该花这么多的钱去做研究，应该用于更加急迫的那些民生的问题，比如说环保、教育、医药、健康的问题，等等。他这么一说，很多人有共鸣：对呀，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去做一个没有什么用的科学研究呢？

杨振宁的这条理由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我以前也谈到了，杨振宁一贯反对中国建对撞机。在上一次北京要建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时候，那是八十年代初，他的一个反对的理由也是，中国很落后，不应该花一亿美元建对撞机。过了几十年了，中国经济比八十年代初已经不知道强大了多少了，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但是杨振宁还是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即使中国哪一天变成了发达国家了，也同样还有民生的问题，同样还有教育、健康、医药、环保的问题……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难免的，而且都是很急迫的。美国这么强大了，同样也面临着这些问题。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基础的科研呢？都应该把用于科研的钱投到民生问题上呢？

要建的对撞机的预算是300多亿元人民币，听上去很多，但是不是一次性给的，按计划要分10年才建好，一年平均下来也就花30多亿。30多亿能够解决什么大的民生问题？即使要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加大投入，那也不应该去挪用科研的经费。即使能把这300多亿省下来，难道能够都用于解决民生问题吗？要解决民生问题，应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要挪用钱也应该是从那些更烧钱的、更浪费钱的项目挪用，而不应该去挪用科研的经费。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不是多了，而是少了。2020年中国的科研投入只有24000亿元，只占了GDP的2.4%。这是非常低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就更低了，只有1500亿。

中国本来应该加大科研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而不是要减少，要把它挪用去解决什么民生问题。要省科研方面的钱，也应该省那些滥用、滥花的经费，特别是那些涉及到造假的经费。建对撞机这种国际合作的项目，是不太可能有什么猫腻、造假的。把钱花在建对撞机上，至少还有一个对撞机在那里，还能够用，还能够听个响。中国很多的科研项目，经费比300多亿要多得多，都浪费掉了。要省，应该省那些浪费的、造假的项目。所以，拿民生的问题来作为反对中国搞基础研究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不是说中国一定要建大型对撞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该不该建应该让物理学界去争，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科学争论的问题。但是，杨振宁就通过扯到什么民生的问题，把它变成了一个爱不爱国的政治问题。做忧国忧民状，演一出爱国的戏，这样能够引起很多外行的共鸣、同情、支持，让自己的形象变得更高大、更光辉。这是杨振宁很擅长的。这样显得自己很爱国，那么那些支持建对撞机的人，岂不就显得很不爱国，岂不就变成了在劳民伤财、祸国殃民吗？

网上就有这样的论调。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在把杨振宁树立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的科学家的同时，把另外阵营的人妖魔化了。那些支持要在中国建对撞机的人，如果是外国的物理学家就被妖魔化成是想来占中国的便宜；如果是中国的物理学家就变成了是自私自利，想为自己谋利益。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结果变成了爱不爱国的政治问题。就像网上的很多争论，一扯起来就都标榜自己多么地爱国，对方就变成了“恨国党”。这种争论的方法是很无耻的。就像杨振宁给一号领导人上折子，叫停对撞机项目，也是一样地无耻。

2021.10.20.录制

2024.2.1.整理

我以前谈到什么样的书值得细读时，提到诗歌值得细读；以前谈到今天应该怎样学国学时，也提到国学中精华的精华是中国古典诗歌。但是，很多人觉得古诗看不懂，或者虽然能看懂，但欣赏不了。比如杜甫的《望岳》，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熟悉，在中学甚至小学就已经学过了，很多人还会背诵。即使不会背诵，肯定也知道最后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为什么说这首诗写得好，为什么它一直受到推崇，很多人不理解。我就以这首诗为例讲一讲怎样欣赏古诗。

首先，我们拿到一首诗，有可能的话，应该了解它的写作背景：时代背景和诗人写这首诗的生活背景。并不是读所有的诗都需要知道写作背景，很多诗不知道写作背景也能够欣赏，而且有很多诗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写作背景。但如果知道了一首诗的写作背景，就有助于了解它的微言大义，有助于我们欣赏这首诗。尤其是杜诗，了解写作背景特别重要。幸好，研究杜诗的人太多、时间太长，已经研究得相当透彻，所以大部分杜诗的写作背景我们都很清楚。写作背景被研究烂了，对于研究者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很难发现有新的地方；但对于读者和欣赏者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望岳》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首杜诗。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才24岁。那一年他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进士落第了，去赵、齐散心。赵国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西中部和河北南部，齐国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东北部。他一直游玩到泰山，写下了这首《望岳》。这就是它的写作背景。

了解了写作背景，接下来要看诗的题目，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这首诗叫《望岳》，只有两个字，透露出什么信息呢？“望”是看，“望岳”不是登岳，这首诗写的不是登山，而是看山。“岳”，本来的意思就是大山，后来指比较神圣的山。中国有五座山被认为特别神圣，就叫五岳。这首诗的标题只说了“望岳”，没有说望的是五岳中的哪一座，但诗的开头就点出了是哪一座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岱宗”是泰山最早的叫法。“岱”是泰山专有的名称，因为古代中国人把泰山视为中国的第一名山、山的祖宗，所以尊称为“岱宗”。本诗一开始就点明“望岳”的岳是东岳泰山。

杜甫总共留下三首望岳的诗，标题都叫《望岳》。除了青年时期写的这首《望岳》，中年和晚年也都写过《望岳》诗，写法也都是第一句开头就点明是哪一座岳。中年写的《望岳》，第一句是“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一开始就说了“西岳”，大家就知道望的岳是西岳华山。晚年写的《望岳》诗，第一句是“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南岳”指的就是南岳衡山。

第一联：“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上句“岱宗夫如何？”意思是：泰山究竟是怎么样的？青年杜甫是第一次去泰山，以前只读到过、听说过，知道这座山特别神圣，但从来没有去过，所以心里就一直在想：大家这么推崇它，称它为“岱宗”，究竟是什么样的？下句“齐鲁青未了”就是指出第一眼见到泰山是什么样的。泰山的北边是齐国，南边是鲁国，是山东的南部，所以到了山东，就看到整个山东境内，都是一片绵绵不绝的青色。这里指的是泰山青翠的颜色占据了齐、鲁的整个视野，直到天际线，满眼都是泰山的青色。这是夸张的说法，泰山之大，望上去绵绵不绝全是它。第一联是远远地望，所以只能看到山的颜色，看不清楚细节。

接下来的一联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造化”指的是大自然的创造和化育，那些神奇、秀丽的东西都集中到了泰山。“阴阳割昏晓”写的是泰山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呢？被阳光照到的那一面是早晨，背阴的那一面却成了黄昏。也就是说，泰山高到把阳光给分割开了，照到阳光的部分是“晓”，没照到的部分是“昏”。能够看到泰山的“神秀”，能够注意到光线的不同，也就是已经走得比较近了。第一联是远望，第二联就是近看，往泰山走得越来越近了。

第三联就走得更近了：“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近得可以看到有云一层一层地从泰山生出来，在山间缭绕，让人觉得心胸激荡。又可以看到有鸟归巢，一直睁大眼睛盯着鸟看，看得眼眶都要裂开了。这是细看。已经走到山脚下了，才能看到有一丝一丝的云飘出来，才能看到有鸟飞回来了。写的是在山脚下细看，也表明从远远的地方一路走来走到山脚下，已经是黄昏，鸟归巢了。

最后一联是大家很熟悉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会当”是唐朝时的口语，意思是应当。一定要爬到最高峰，登上绝顶，望下去，就可以看到众山都很小。这还是在描述泰山的高。不过，“凌绝顶”只是表示一种决心，是想象的，并不是真的登上绝顶。这也是“望”，但只是想象中的眺望。

那么，究竟有没有登上去呢？杜甫在晚年写过一首诗，一开始就说“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又上后园山脚》）“日观”指日观峰，是泰山最顶上的一个山峰，那是帝王封禅的地方。从这首诗来看，杜甫还是登上了日观峰，但有没有写登岳或到山顶后“一览众山小”的诗，我们不知道。一种可能是写了，但是没有流传下来。杜甫晚年编定过自己写的诗，可能觉得年轻时写的诗不好，不要了，只把《望岳》留下来作为他的第一首诗。或者不是杜甫自己把它删掉，而是失传了。另一种可能是他根本就没写过，《望岳》已经把他想要表达的心情写完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写一首登岳诗了。

《望岳》的背景是杜甫参加科举落第，就像现在去参加高考落榜了，可以说是受到了挫折。但是他没放在心上，因为他那时还很年轻，才24岁。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座大山，他这时还在山脚下，意气风发、充满朝气，觉得自己还能爬到人生大山的顶峰去“一览众山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杜甫当时的人生抱负是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他的政治理想。这种充满朝气的诗作是杜甫诗中很少见的。到后来，他在长安困顿了十年，之后是安史之乱。历尽战乱、流离失所，遭遇了人生的各种苦难，当年的朝气都已经没了，他也终于登到了人生大山的顶峰，上了绝顶。但那不是登上了年轻时想象的政治的绝顶去俯瞰众生，而是诗歌的绝顶。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代帝王如果觉得自己有文治武功、开辟了太平盛世，就喜欢跑到泰山去搞一个封禅大典，在那里树碑立传，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可以跟泰山一样永垂不朽。杜甫当时的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那时是所谓的大唐盛世。在杜甫写这首《望岳》诗的11年前，李隆基也跑泰山去搞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封禅大典，颂扬自己的丰功伟绩。他还亲笔写了一篇铭文讲封禅大典，铭文长达一千字，刻在了泰山上。但后来爆发安史之乱，发生了兵谏，李隆基连自己的老婆杨玉环也救不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长恨歌》）所谓的文治武功变成了笑话。

李隆基写的封禅铭文现在还在泰山的摩崖石刻那里，但是登泰山的人有几个真会去仔细地看这篇当年皇帝精心撰写、亲笔书写的铭文？如果我不说，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这篇铭文。然而当年一名科举落第的青年人写的这首《望岳》诗却成为了泰山的绝唱，在所有描写泰山的诗文中，没有比它更出名、更好的了。而且流传了千百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诗，都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会被它激励。只要泰山在，这首诗就真正的永垂不朽。这是诗歌的“封禅”，什么文治武功也比不上一首好诗。

2023.12.29录制

2024.01.29整理

我曾经谈过司马南究竟有没有美国绿卡，有人因此问我司马南究竟在美国有没有买房。我觉得买房属于个人的私事，本来是不值得一谈的，但是最近关于司马南在美国买房的事又被炒起来了。有一个骗子在中国骗了很多钱，逃到美国后承认自己是骗子，一下子出名了。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公知，做了一期视频节目攻击司马南。还是老一套，说司马南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说他在美国买了一个房子，他的家人都在美国生活。然后又有人翻出了几年前司马南接受采访的视频，在视频里被问到他在美国有没有房子的问题，司马南承认自己在美国买了一个房子。

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在美国买房就是要在美国生活，因为买房完全有可能买的是投资房。而且在美国，买房这种事很难隐瞒，因为美国的房产信息跟中国不一样，都是公开可查的，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只有律师可以查，谁都可以查。只要知道怎么查，上网一搜都能搜出来。以前崔永元、王志安也都搜到了我在美国的房产信息，还公布到网上，还把我家的照片也给贴上。他们造谣说，我在2014年骗了中国网友的钱，穿越到2013年在美国买了这么一个房子，号召人们来骚扰我。房产信息公开的确会带来被人骚扰的问题。在加州有法律专门保护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房产信息可以不公开，就是为了避免遭到骚扰、威胁。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房产信息还是公开可查的，想隐瞒也很难隐瞒得住。

还有人说，查到司马南的房产在洛杉矶的富人区，还因为在草地上堆放杂物被邻居告了，这个邻居还是一个印度人……说得有声有色，但完全是造谣。如果他真的知道怎么查，就会发现司马南的房子并不在洛杉矶，而是在旧金山湾区，是2010年花257,000美元买的。旧金山湾区是全美国房价最高的地方，2010年花25万买的房子只能是很小的一个房子，也就80多平米、两居的房子。这种房子一看就不是给自己住的，因为在美国，大家一般都习惯住大房子，那种独栋的别墅。以司马南的经济实力，如果想自己或者让家人在美国长期居住，就会买一个独栋别墅。买一个只有2居的80多平米的房子，那是准备出租或者作为投资，而不是给自己住的。

司马南说，他因为被人忽悠了，在美国买了一个投资房。他这么说显得太谦虚了，他这个投资其实还是很成功的。2010年美国刚好经过了金融危机，房价达到低点，买了一个房子，经过12年，加州的房价已经涨了不止一倍了。当时司马南花了25万买的，现在这个房子值多少呢？有房产公司的网站估价58万，也有的估价67万。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相当于他买价的两倍多了，这个收益相当不错。有人说，如果他当时在北京买房，会赚得更多。当时北京的房价其实已经相当高了，平均房价是2万多，现在北京的房价平均是每平米6万多，是2010年的三倍。加州房价是2010年的两倍多，差别也没那么大。

而且，在北京买房只是买了一个70年的使用权，房子并不是真正属于个人，说不定哪天就被“共同富裕”，被政府收回去了。而在美国买房，房子是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用担心哪天就会被政府没收。另外，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应该多样化，就像大家经常说的那样，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如果有多余的钱，又有能耐，到美国买房当然是很好的投资方式。

但是要注意，美国很多地方的房价几十年都不变。就像我以前读书的密西根，90年代初一栋别墅价格是20万左右，过了这么多年，那里一栋别墅的价格还是20万左右。如果到那里投资，当然很亏，实际上是贬值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加州房价会一直上涨。加州是很宜居的地方，全世界的人都想跑加州买房，导致加州房子供不应求，房价就不会往下跌。个别情况下可能会跌，但是很快又会升上去。

加州买房还有一个好处，房产税是按买房时的房价算的，以后就不再重新评估了。每年还会涨一点房产税，但是不会超过2%。其他的州每年都要对房产的价值重新评估一次，根据评估的结果收房产税。房产价格如果一直上涨，交的房产税就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吃亏的。但加州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在加州投资房产是很合算的。

我当时不知道司马南要在加州买房，否则我会建议他多出一些钱，比如干脆凑100万美元买一栋别墅。当时100万美元在湾区可以买一栋别墅，过了12年房价翻了不止一倍，那就不止赚100万了。司马南只是小打小闹，拿了20多万买了一栋小房子，最多也就赚了个二、三十万。为了这么一点钱，被人一直纠缠到现在，这很不值。

有人说，司马南天天在骂美国，为什么要到美国买房投资呢？这未免也太双重标准了。骂美国属于政治言论，在美国投资属于经济行为，这两者不矛盾。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只要能够赚到钱，管它是投到哪里、投给谁呢？在美国投资跟在美国生活不是一回事。陈平说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就在美国生活，这才是双重标准。

投资跟消费也不是一回事。那帮中国战狼天天骂美国，自己却一身的美国名牌，这也是双重标准，因为一身美国名牌要拿钱消费，买美国商品。如果真的对美国特别反感，就应该抵制美货，不让美国公司赚钱。就像特别讨厌一个人，不愿意去买他的东西、不愿意让他赚钱，要抵制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因为讨厌一个人，就不愿意去赚他的钱，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那是脑子有病。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倒是分得很清楚。别看中国政府发言人、中国官媒天天在骂美国，但是中国政府买了很多美国国债，这就是投资。投资本来是互惠互利，对双方都有好处。在美国投资，美国也捞到了好处，就像司马南在美国投资房子赚到了钱，但也要向美国交税，所以对美国来说当然也有好处，是互惠互利的事。

但是中国的战狼们不这么想，他们老觉得投资方能赚钱是有利的，而对被投资的那一方没有好处。所以中国的战狼虽然一边骂美国，一边在美国投资，却反过来不许他们认为有反华、辱华言论的人或公司到中国投资。如果哪一个外企的人或者他们的官网被认为有反华、辱华言行，就要把他们赶出中国，让他们撤资，把公司搬走。这就属于双重标准了。而且，把外企都赶走对中国有啥好处？只有坏处。这帮中国战狼真正是脑子有病。

2022.08.14录制

2024.01.31.整理

西安有一个叫马延明的律师，据说还是一个著名律师，跟司马南掐起来。他说司马南虽然一直在反美，却有美国绿卡。被司马南投诉后，这个律师反过来起诉司马南。他们两个人掐架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马延明却把我给扯进来，说方舟子否认自己有美国国籍，也是一个骗子。那么我就先说一说我有没有美国国籍，再说一说司马南有没有绿卡。

我一直说，我长期保留着中国国籍，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我如果在这个事情上说假话，很容易穿帮。我以前在国内报纸、刊物、网站发稿有报酬，出版社出我的书也有报酬，编辑会找我要身份证以便付报酬。但是我办出国护照时按当时福建的规定要上缴身份证，所以我没有身份证，只能用中国护照作为我的身份证明，很多人都知道我手上只有中国护照。如果我给的是美国护照，就很容易传出去，对不对？还有，我以前经常回国，在海关经常被人认出来。我拿的是中国护照，走的是中国公民的通道。如果我拿美国护照，就只能走外国人通道，会被认出来，很容易传到网上去，说不定还把我拍下来。但是，大家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传出我这种事情。所以，马延明说我加入了美国国籍却谎称没有加入，并不是他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我加入了美国国籍，而是推己及人。像他这种人，如果有机会，肯定早就加入美国国籍了，所以就猜测我跟他一样，有机会早就加入美国国籍了。他就没有想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的。

我在1998年就已经拿到了美国绿卡，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拿到了绿卡5年之后就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但是我没有去申请。我为什么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呢？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经常批评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不想把自己变成美国人，让人认为是一个美国人在批评中国。另一个原因是，我以前经常要在中美之间来回跑，在这种情况下，有中国护照拿美国绿卡是最方便的，去美国不用申请美国的签证，有美国绿卡就可以了，回中国也不用申请中国的签证，有中国护照就可以了。自从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再没有回过中国，不想回去以后被隔离，变相坐牢。更何况有很多人一直在威胁我，如果我敢回中国就要把我抓起来。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都不会改变，那么，目前对我来说，还保留中国国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美国人在批评中国的问题。

接下来再说一说司马南有没有绿卡。关于司马南有绿卡这个传言不是现在才有的，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一种说法，说司马南说过“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但司马南没说过这话，是别人捏造出来的。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说司马南有美国绿卡，十几年来这个谣言时不时会被翻出来。

但是我可以肯定司马南没有绿卡。2012年，当时腾讯微博还在，还很火，要跟新浪微博竞争。那一年是美国大选年。腾讯微博临时决定由我和司马南一起到美国考察美国大选。因为这个项目定得很匆忙，定下时距离美国大选的时间已经很短了。腾讯的人以为司马南跟我一样有绿卡，或者有美国10年的签证，虽然时间很短，只要买一张机票就可以去美国。问司马南才知道，司马南不仅没有绿卡，而且他的美国签证也过期了。腾讯匆匆忙忙地去向美国大使馆申请加急签证，多交了几千块钱。从这事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司马南没有绿卡。

有人会说那是2012年的事了，2012年之后说不定司马南去申请绿卡了呢。还有人说，2013年～2015年期间，司马南跟洛杉矶的一家中文电视台有合作，在那里每天都有一个节目，如果司马南没有绿卡，只是一个游客的话，那么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能在美国工作，那家中文电视台也肯定不敢雇司马南。其实那个节目虽然在美国的中文电视台播出，但主要是在北京司马南的书房录制的，每天通过网络传到美国播出，我也在司马南的书房录制过几期这档节目。这档节目也有一些是司马南在美国采风的内容，这部分是不是违反美国的法律，我就不清楚了。如果违反的话，也是那家中文电视台的事，跟司马南没关系。

司马南在2012年不仅没有美国绿卡，而且肯定没有申请美国绿卡，因为如果申请了美国绿卡，美国大使馆会认为他有移民倾向，就不会给签证，更不要说加急的签证，必须等着绿卡办下来了才能去美国。退一步说，假如司马南2013年为了参加中文电视台的工作开始申请绿卡，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申请绿卡，是通过特殊人才、投资或者亲属的渠道，甚至通过政治避难的渠道，要申请绿卡到美国的程序是很慢的。即使不用排队等名额，绿卡最快也要两年才能办下来，来不及参加中文电视台。

再退一步说，司马南在2013年无论如何还是申请了绿卡，而且以最快速度过两年就拿到了绿卡，但中文电视台的那个节目2015年之后就停了，而据我所知，在那之后，司马南没有再来过美国。如果有了美国绿卡，就意味着是美国的永久居民，要把美国当家，至少一年要回一次美国。不然的话，移民局、海关就会认为你已经放弃了美国绿卡，绿卡就失效了。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不用一年回一次美国，比如被美国公司派到国外去工作，但是一次申请只给两年期限，后面要一年一年去续。显然，司马南也不符合这类条件。所以即使司马南2013年之后申请到绿卡，但他已经多年没来过美国了，绿卡也就失效了，那么他申请绿卡干什么呢？所以，这明显就是一个谣言。

之所以这种谣言会有人造、有人传，时不时地被翻出来，是因为有人看不惯司马南的言论。看不惯司马南的言论，去批他、骂他，都很正常。如果司马南的言论有事实错误、谣言，完全可以有根有据地批驳他，我就经常这么干。但是因为看不惯他的言论去捏造、传播他的谣言，甚至传的是好久以前的谣言，而且是已经反复澄清过的谣言，这就很下作。

但是，谣言总是有市场的，造谣总是比辟谣容易得多。造谣随口一句话就行了，辟谣要列出种种事实说明为什么那是一个谣言。正因为造谣很容易，而且谣言有市场，特别是针对那种人们看不惯的公众人物、名人，谣言更有市场，所以，再怎么辟谣，谣言还是会传的。就像以前的罗永浩、后来的王志安，也老在造我的谣言，说我贪污什么安保资金，现在又传成贪污什么慈善捐款。因为我得罪过很多人，所以总有人喜欢传这些谣言，即使这个谣言已经澄清过很多次了，也打好几次官司了。王志安损害我的名誉权一再被我起诉，而且一再败诉。但是直到现在，还是几乎天天都有王志安、罗永浩的粉丝跑过来质问我，要求我把安保资金的问题说清楚。看到这种人，我都是拉黑算了，不可能天天去澄清同一个谣言。

2022.6.23录制

2024.1.30整理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中国应该建一个超级粒子对撞机，叫做“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项目，需要投资300多亿元人民币。这么大一个项目，当时争论很大。支持的一方包括一些很著名的物理学家，像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格拉肖，还有大家熟悉的霍金。李政道和几十名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华裔物理学家，曾经联名写了一篇文章支持这个项目。数学家邱成桐做的工作跟理论物理关系很大，他也支持这个项目。

最先反对的是一个台湾人、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他毕业后并没有继续从事物理方面的研究，而是改行当了商人，但觉得自己还是业内人士，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反对中国建对撞机。因此引起了中国媒体的注意，这事就炒起来了。反对的一方还有杨振宁、何祚庥，他们也都是搞理论物理的，也写了文章反对。

有一个网红写了一篇《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用武侠小说的笔法把这件事妖魔化，说成是一帮国际理论物理学家对此争权夺利。里面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却在当时影响很大，至少很多外行人都受到了误导。但不管怎么样，反对的一方力量很弱，要么是外行，要么早就脱离了物理研究一线，退休或者转行了，但争论的最后结果反而是项目被叫停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到何祚庥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提到了这事，他说因为杨振宁当时给中国一号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反对中国建这个项目。一号领导人批示说，看来此事还不成熟。批示一下来，当然没人敢反对，这个项目也就黄了。

杨振宁反对中国建超级对撞机是一贯的，他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理由，他一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走到了尽头，再研究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发现了。他也不是现在才这么说，很早以前就一直这么说。上世纪80年代，他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在以后10年间，高能物理最重要的发现就是：The party is over（派对已经结束）”，大家别玩了，不用再做研究了。

其实从那以后，高能物理的研究还有一些重大发现，说明杨振宁的预言是错的。例如2012年发现了希格斯粒子，被称为“上帝粒子”，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辩解说，希格斯粒子不是啥新东西，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预言了。这其实是狡辩，因为理论上的预言还需要实验验证才能成立，不能因为以前已经预言过，就贬低实验工作。不然的话，探测到引力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100年前爱因斯坦就已经预言过了，为什么探测到引力波还能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按照杨振宁的逻辑，物理学都没有必要再做研究了，因为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

杨振宁反对中国建对撞机还有一条理由，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必要投入那么多钱建对撞机。杨振宁不是现在才以这条理由反对中国建高能物理大项目。早在1972年，中国还在搞文革，当时准备建一个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到中国访问听说后就反对。中国科学院还找了一些人跟杨振宁座谈，要跟他辩论，想说服他。何祚庥也参与了那一次辩论，他当时是支持建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但杨振宁仍然坚决反对。邓小平接见他时，杨振宁也向邓小平表示反对中国建正负电子对撞机。

但当时不只是中国的物理学家支持，国际的物理学家也支持中国建对撞机。1980年，杨振宁的对头李政道牵头，在广东开了一次会，把国际上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都请来，包括吴建雄，杨振宁也参加了会议。大家最后签名支持中国建对撞机，杨振宁是唯一一个反对的，没有签名。最终，中国政府还是决定要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应该是邓小平拍板的。因为一比较，支持的是一大批著名的物理学家，反对的只有杨振宁一个，中国政府拍板时当然会倾向于支持的这一方。这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中国现在跟文革时期、80年代完全不一样，已经是世界GDP第二大经济实体，比那时有钱多了，400亿人民币是拿得出的。但是，杨振宁同样反对，还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的反对理由。

对高能物理研究不看好也罢，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很落后，没必要花这么多钱来建也罢，不管杨振宁出于什么原因反对，当然都是他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但一个科学项目要不要建、值不值得花那么多钱，本应该通过科学辩论来解决，大家把该建、不该建的理由都摆出来，争完了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建。但是，杨振宁在明面上也公开跟人家争，私下里却向一号领导人写信。一号领导人懂什么物理？他的物理知识还不如一般人，相当于找了一个大外行来拍板。在中国的体制下，一号领导人一拍板，当然就没有人敢反对了，谁也不敢说一号领导人不懂物理。大领导听信了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的话就拍板叫停，项目就黄了，这不是正常的程序，而是借助政治的力量干预科学的讨论。

有人说，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美国在1993年也叫停了一个对撞机，叫做“超导超级对撞机”，也是由国会拍板叫停的。但那跟中国不一样，并不是因为某个物理学家反对建对撞机，给美国总统写封信，总统就拍板给否决了。美国总统没这个权力，美国这种拨款是由国会决定的。国会决定叫停前，先开了听证会，把支持和反对建对撞机的物理学家都找来陈述理由，最后由国会的两院议员投票决定要不要建。反对建的超过了支持建的，这事才叫停。为了建超级对撞机，美国原来的预算是40亿美元，但花了20亿美元隧道还没挖好，预计还需要投入90多亿美元才能完成，所以很多国会议员认为投入太大，这也是被叫停的原因之一。

像这种大型的科研项目，因为需要政府的大笔投资，所以最终的确需要政府决定，但整个过程应该透明，应该先有一番科学的争论，不应该由某一个人说了算，更不应该由外行说了算。杨振宁利用自己的关系、名气给一号领导人写信上折子，这不是正常程序，而是在借助政治力量。这体现了杨振宁对政治权力的崇拜，甘当政治权力的奴仆。

杨振宁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并不是现在才这样，也是一贯的。我以前介绍过，在文革期间，杨振宁曾经几次访问中国。回美国后就开始到处接受采访、做讲座，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人类的奇迹。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吹捧毛泽东，说毛主席在物理方面造诣很深，可以跟他讨论最前沿的物理问题。文革时是这样，文革之后还是这样，他对文革时的表现从来就没有什么反省，后来更是一直在表现自己对权力的崇拜。十几年前，他曾经在清华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说再过50年、100年，后人回顾20世纪历史的时候，会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人类学会了用科技增进生产力，一个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所以，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里，一定要有毛泽东、邓小平。”把中华民族的崛起当作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事件之一，完全是杨振宁作为中国人的自恋，我不认为这事会重要到这种程度。退一步说，姑且承认这是最重要的事件，那也不等于就要承认那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就是人类最伟大的人物。

杨振宁这么说其实是一种中国的传统观念，把政治人物看得无比重要。但在国际上就未必会那样认为。特别是把历史尺度放大一点，站在后人的角度来回顾，就会认为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政治家大多了。例如，中国人都认为唐朝是一个很伟大的朝代、李世民是多么伟大的好皇帝，如果在国际上去问外国人，没几个知道李世民，还不如知道李白、杜甫的多。再比如回顾两三百年前，我们会认为英国的崛起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是不是最伟大、最重大另说），但有几个人会认为那时期的英国国王、女王或者首相是最伟大的人物、最伟大的英国人呢？那段时期最伟大的英国人肯定公认是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

所以从历史的、国际的眼光来看，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比政治家伟大。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来回顾20世纪中国的历史，会认为那段时间最伟大的中国人应该是鲁迅那样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不是像邓小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如果把杨振宁也归为那个时期的中国人，那么再过几百年，外国人知道杨振宁的肯定要比知道毛泽东、邓小平的多得多。只要学物理，总会知道“宇称不守恒”和“杨-米尔斯方程”，就会知道有杨振宁这么一个人。但是，过几百年又会有多少外国人还知道毛泽东、邓小平？

作为一个科学家，杨振宁反而瞧不起科学家，反而去崇拜政治家、政治权力。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很大，但人格很卑微。他崇拜政治权力、缺乏独立人格、甘当权力的奴仆，而且一贯如此。

2021.10.16录制

2024.01.27整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发了一篇报道，吹捧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出镜人李颖是“白纸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挺身而出的英雄。袁莉不是曾经当过公知的电影演员袁立，而是一个记者。她最开始在中国官媒当记者，后来到美国读了新闻学学位，进了美国的报纸。最初作为《华尔街日报》记者被派到中国，后来主办《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同时也在网上当公知。她主要在新浪微博上活动，频频发言，说的话又很愚蠢，我还在新浪微博时曾多次批过她。她后来跳槽去《纽约时报》办了一个专栏，主要报道中文网的动态，擅长把微博上言论收集起来写报道，内容经常很荒唐，我有时也会在推特上批她。关于李颖的这篇报道也算是在报道中文网的动态，只不过报道的是推特中文圈的一个人物。

关于“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这个账号，我以前已经很详细地论证过它背后有团队，而且极可能是中国政府在掌控，是个钓鱼号，李颖只是这个账号的出镜人。中国政府后来是不是不再用这个号了，把它交给李颖去管，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这个号了。我当初指出李颖的身份和他是这个号的出镜人，根据的都是公开的资料，他攻击我泄露了他的隐私，还有一大批人跟着骂我泄露他的个人隐私，对他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但那都是公开可得的资料，对他的人身安全没有任何威胁。而且按照李颖自己的说法，中国公安早就知道他是谁了，还多次到他家去威胁他父母，这些据说都是我把李颖挖出来之前就已经发生过的事了。李颖现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采访，大爆自己的隐私，不再顾忌什么泄露隐私、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了。

李颖接受采访主要是在诉苦、卖惨，号称他由于成了“白纸运动”的代表人物，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打击报复。他在意大利留学，说中国大使馆给他在意大利工作的公司写信，让他丢了工作。我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国外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公司竟然会听中国大使馆的，一封信就能让人丢掉工作。意大利是民主、法治国家，如果真出了这种事完全可以去起诉。他还说每周都会收到死亡威胁，谁这么闲，每周都给他发死亡威胁？还说他不得不搬了四次家，有一个住址只有中国大使馆知道，居然也有形迹可疑的人在这个住址出现。既然这个住址只有中国大使馆知道，难道他跟中国大使馆还有单线联系吗？李颖不是这次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采访才谎话连篇，以前接受别的媒体采访也是假话张嘴就来。我以前做过对比，他接受一家海外中文媒体采访的说法，跟接受另一家的说法就不一样，自打嘴巴，所以这个人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

袁莉把李颖吹捧成“白纸运动”的代表人物、挺身而出的英雄，他干了啥事呢？“白纸运动”期间转发了很多“白纸运动”的视频，如此而已。那时候大家都在转“白纸运动”的视频，我就转过很多，我可没把自己当成什么“白纸运动”的代表人物、挺身而出的英雄。“李老师”不过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团队在运作，转的视频比别人多而已。但这个出镜人毕竟在国外，如果躲在国外转一些视频就成了运动的代表人物和英雄，那么组织和参与“白纸运动”被抓的人又算什么呢？说不定里面有不少人被抓，就是因为上了“李老师不是你老师”钓鱼号的当。

很多人，特别是海外中文媒体的记者、编辑，把“李老师”吹捧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他就没有“白纸运动”一样。李颖因此捞到了资本，反过来他又把“白纸运动”说得无比重要。李颖在接受袁莉采访时说，在“白纸运动”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有权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话虽然是李颖说的，但袁莉特地把它摘出来加以强调，说明她很赞同。这话说得好像中国人都是弱智，从没想过自己有权去争取想要的东西，而是等到了“李老师”英明领导下的“白纸运动”，才突然发现自己有权去争取想要的东西。中国人会有这么弱智吗？

在“白纸运动”之前，中国人已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运动、群体事件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的是争取经济利益，有的是争取政治权利。这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就是“六四运动”，影响和规模可比“白纸运动”大得多了。“白纸运动”只持续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涉及到的也就几个城市。因为主要的诉求是解除封控，中国政府没多久就彻底躺平了，封控解除，“白纸运动”也就没有再持续下去，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跟“六四”比起来小得多，最多只能说是“六四”之后最大规模的一场争取权利的运动。当然它也有它的意义。我以前说过，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喊出了“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中国以前的运动没有喊过要最高领导人下台的口号。但不能因此就把它说得多么重要，好像在那之前中国人都是浑浑噩噩，什么权利都不敢争取一样。

还有一些汉学家也把“李老师”和“白纸运动”说得极其重要，有几个汉学家都在转发和推荐袁莉这篇报道。汉学家张彦在推荐这篇报道时说，李颖是中国网络上最有影响力的网红之一。特地把李颖评价“白纸运动”的那句话（“白纸运动”之后，中国人才意识到有权利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摘出来，认为说得很好。这是非常荒唐的。把李颖评价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网红之一，也是非常荒唐的。转转视频而已，影响力居然就变得那么大了？有人投稿就转一下，发表过什么有影响力的评论？哪来的影响力？这些汉学家还真把这个账号说得无比重要。我以前讽刺过这些汉学家，他们其实很不懂中国的事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中文文字水平太差，复杂一点的中文文章就看不懂。我那篇分析“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账号的长篇文章，我就不相信他们这些汉学家能够看得懂，他们读起来肯定很吃力。他们那么推崇“李老师”，就是因为看不懂我的分析。

我最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著名的汉学家黎安友，他的中文也非常差。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应该算是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了吧。在高耀洁的追思会上，黎安友做了演讲。我看了视频，这个演讲实际上是念稿子。稿子是他自己写的，因为念出来洋腔洋调，不像是中国人写的，一听就是外国人写的，措辞、用语、句法、语法一堆的错误。我说他那篇很简单的悼念文章洋腔洋调，不是说他念的时候带有外国人的口音，有口音不是问题，而是文字水平差。

黎安友算是美国头号的汉学家，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问题，几十年了，居然中文还这么差。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件事，也跟黎安友有关。2001年，有人宣称带出了一批中共秘密文件电子版，是关于“六四运动”的，被称为“天安门文件”。我当时写过文章论证，那批文件是假的，是伪造的。但黎安友和另外一个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认为文件是真的，还把它翻译成英文出版。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中文水平差，所以对中文的东西没有辨别的能力，很容易受骗上当。对于伪造的文件是这样，对于骗子也是这样。

2023.12.21录制

2024.1.23整理

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王志安和法轮功互相咬得很厉害。法轮功的媒体《人民报》《大纪元》等等一起出动，一篇一篇地发文揭露王志安是中共特务、大外宣。法轮功的这些媒体并不是严肃的媒体，跟王志安的自媒体性质一样，都是号称做媒体，甚至号称在做什么新闻调查，实际上没有新闻道德，都很喜欢讲假话、散布谣言。法轮功的媒体以前就散布过我的谣言，说我是周永康的打手，是薄熙来的人，诸如此类。所以，法轮功的媒体说王志安是中共特务，我们不能轻信。不过，法轮功最近还真花了不少精力，采访过不少人，爆出了不少王志安的料。这些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一些我以前不知道，还比较有意思，值得研究一下。

法轮功一篇一篇不停地发文揭露王志安，内容大同小异，重复率很高。他们说王志安是中共特务，主要有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王志安在1989年“六四”期间是武汉的学生领袖，而那时的学生领袖都会被处理，但王志安没事。他199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洛阳的财会学校当老师，这是很好的分配。被校方比较看重的学生才会分配到比较好的单位，一个学生领袖怎么能够分配到这种地方呢？所以法轮功认为，王志安那时已经被中国政府收编当特务了。

的确，“六四”时的学生领袖后来被秋后算账，都会受到处理，不只是北京的学生领袖，其他大城市的学生领袖也都受到处理。严重的会被抓去坐牢、判刑，不那么严重的也会被扣发文凭，再轻一点的发配到农村和比较艰苦的地方。比如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六四”期间最活跃的学生领袖沙马，就被处理了。如果王志安真是武汉的学生领袖，也应该会被处理，不可能获得那么好的分配。

但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志安号称“六四”学生领袖完全是自吹自擂。以前没有谁知道王志安是什么“六四”的学生领袖，直到去年“六四”期间，王志安才突然摇身一变，自称是“六四”的学生领袖。他说曾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当时的学生领袖的会议，给民主运动指明了方向，只不过其他学生领袖都不听他的，所以“六四”民主运动才失败了。但是，当时的学生领袖没有谁知道王志安这个人，没有谁说在什么会议上见到过王志安，没有谁记得王志安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出现过，所以明显是王志安为了拔高自己捏造出来的。他既然能捏造自己曾经到天安门广场当过学生领袖，那么所谓的武汉学生领袖也可能是他捏造出来的。

还有一种可能，他也许的确是武汉的学生领袖，但是是政府派到学生运动内部当线人，向政府通风报信、提供情报的。如果属于这种情况，他当然是政府的人，那么表面上当了学生领袖也不会被处理，而且分配时还会受优待。

法轮功认为王志安是中共特务的第二条理由是，王志安在日本搞自媒体的经过很可疑。2019年，王志安已经被央视开除，在《新京报》当一个没有记者证的“记者”。《新京报》的社长被抓，他吓得逃到台湾避风头，后来跑去了日本，但2021年春节前夕又突然回国。跟王志安比较熟的徐晓冬说，王志安当时回北京是想要打开局面，找项目做。而根据法轮功对某些人的采访，王志安那时被招安、收编了，拿到了大外宣的经费，然后去日本办了视频自媒体。而且粉丝增长很快，快得异常，表明背后有中国政府在推他。

王志安的粉丝增长很快，连法轮功都觉得不正常，的确是比较奇怪的事，表明有组织在推他。王志安的节目也明显是团队制作的，有团队在帮他炒作、买粉、刷流量，这些都是中国有组织地推出某个YouTube视频频道或推特账号的常见做法。就像那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我就怀疑背后有组织在推他。一个理由就是以前没人知道这个人，他突然冒出来，很多人都在推他，粉丝增长得特别快，这明显是背后有组织在当推手。“李老师”以前没人知道，王志安在被封杀之前至少还混出了一点名气，算一个小网红，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不过王志安的粉丝流量增长那么快，的确像法轮功猜测那样有组织在推他。但是，有组织不等于就一定是中国政府，也有可能是私企，他拿到的可能并不是大外宣的投资，而是民间的投资。

法轮功认为王志安是中共特务的第三条理由是，王志安做的视频节目，凡涉及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都跟中国政府保持一致，都在配合中国政府做宣传。比如关于徐州铁链女，王志安支持中国政府的说法，为董志民喊冤，说铁链女就是小花梅，是精神病人，被董志民收留了，董志民不仅无罪，还有功，不应该被判刑。又比如胡鑫宇事件，王志安也跟中国政府一样，说胡鑫宇板上钉钉是因为厌学而自杀，不是他杀。王志安还说，不要把四通桥事件政治化；中国流浪气球是民用的气象气球，而不是军用的间谍气球。对于台湾的总统和领导人，王志安也跟中国政府一样很不屑，说他们不如中国大陆的一个厅长。这些论调或者跟中国政府保持一致，或者虽不完全一致，但也是中国政府乐于见到的。也就是说，他跟中国政府配合得非常好，难怪有人怀疑王志安是大外宣，也难怪法轮功认定王志安就是中共特务。

但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王志安背后如果不是大外宣，而是民间资本，那么他们也不愿意王志安跟中国政府不一致，怕得罪中国政府。民间资本很可能就在中国，因为王志安是跑回国内拉投资的，所以民间资本不敢得罪中国政府，就会要求王志安在做节目的时候跟中国政府保持一致。还有一种可能是王志安自觉自愿地跟中国政府保持一致。因为王志安对他当“堂堂央视记者”一直念念不忘、引以为傲，老在回想当央视记者时多么风光，梦想着有一天还能够被中国政府招安，继续当官媒记者。王志安号称他名叫志安就是志在招安，当然就要自觉充当大外宣，跟中国政府配合，助中国政府一臂之力。不是大外宣，胜似大外宣，就可以向中国政府邀功讨赏，看能不能放他一马，让他继续当官媒记者。所以，仅仅因为他在舆论上跟中国政府保持一致，还不能就认定他是中共特务，是中共大外宣。

法轮功媒体的这些理由都不算是确切的理由，最多只能让人怀疑王志安的某些表现很可疑、不正常，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大外宣、中共特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志安是一个满嘴谎言、假话张嘴就来、喜欢造谣的习惯性说谎者。还有一点也可以肯定，王志安是一个对弱势群体没有共情心、同情心的坏人。这些是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的。王志安那些奇葩言论反映的就是他没有人性、同情心和共情心。

王志安很势利眼，他最崇拜的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是号称有影响力、粉丝众多的人。他也很喜欢显摆自己粉丝很多，据说已经上百万了。但上百万的粉丝又算得了什么？那并不等于真正有多大的影响力，更何况粉丝的水分很多，说不定就是买的粉。即使一百万粉丝没有水分，跟他以前当央视记者比也根本就不值一提，跟法轮功的粉丝比也不值一提。王志安既然这么崇拜影响力大、有钱有势，还不如跟法轮功握手言和，投靠法轮功，法轮功还真能给他涨点粉的。王志安的人生终极目标不就是多几个粉丝吗？

2024.01.04录制

2024.01.24整理

在清华大学庆祝杨振宁百岁华诞大会上，杨振宁做了一个报告，提到在1971年他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让他对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些认识，对他50年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报告里主要谈的是当时他跟邓稼先的交往经历，并没有说那次的访问究竟让他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认识。我就来替他谈一谈他当时对中国有什么样的认识。

当时（1971年）中国正在搞文革。杨振宁那次在中国待了四个星期。在文革期间他总共访问了中国四次。回美国后他做讲座、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他对中国、文革的认识。

他认为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举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为例，认为这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他也的确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只不过没被评上。他还认为，中国的科研有自己的特色，强调科研要能够应用，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以中国科学家要到工厂、农村劳动。他认为这很好，科学家因此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北大物理教授黄昆跟他说的，黄昆大部分的时间要到附近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劳动，黄昆认为自己在工厂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杨振宁还认为，当时中国在医学的某些领域已经领先美国了。他举的例子是针灸麻醉，说他亲自看过用针灸麻醉做的手术。那是一个剖腹手术，要割掉病人肚子里的肿瘤。那个病人接受了针灸麻醉，一直是清醒着的，一边接受手术，一边还能够跟杨振宁谈话。杨振宁说，针灸麻醉非常有效、安全，有效性达到了90%以上。

工业方面，杨振宁说中国工业产品已经完全做到自给自足，不需要再从国外进口了。

农业方面，杨振宁说中国农产品——粮食、水果、蔬菜也都能够自给自足，非常丰富。甚至粮食多得已经吃不完，可以出口了。

教育方面，杨振宁说中国教育搞革命，不再为特权阶级服务，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教育也强调要理论结合实践，要有创新方法。什么样的创新方法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呢？那就是学生不再当书呆子，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去学工、学农，这样在农村、工厂里就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他对这种教育革命非常欣赏。

文化方面，杨振宁说，国外的媒体报道说红卫兵破坏古建筑、古文物，都是谣言。中国还搞古文物的展览呢，可见中国一直在保护文物。杨振宁说，中国要消灭的旧的东西在古代也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对于古代认为是好的东西，中国现在都是要保存、继承的。

生活方面，杨振宁说，中国人已经衣食无忧了，吃得可好了。他曾经到大学的学生食堂、工厂的食堂吃过，在这些食堂吃得比美国大学食堂还要好。

杨振宁承认，中国在物质方面是比美国落后，但是，中国的精神面貌比美国要好。中国每一个人都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在男女平等方面，中国也做得比美国好。中国的女人跟男人是平等的，美国女权运动想要达到的那些目标在中国都已经实现了。中国在男女平等方面还有不足的地方，还没做到男女同工同酬。但是中国政府也知道这是个问题，毛主席说了，以后要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

总之，杨振宁认为，文革让中国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中国有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中国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说中国人没有痛楚，有无穷的力量。他还吹捧说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现在回头来看，杨振宁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是非常可笑的，根本就不值一驳。让人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会把文革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浩劫，说成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呢？

有一种可能，他受骗上当了。在物理领域之外的领域，他并不具有专业的判别能力。比如说在医学领域，他不知道针灸麻醉有猫腻，存在造假，还有安慰剂效应，所以会受骗。跨领域乱评价本来就不应该。他是搞理论物理的，有什么资格评判医学领域的成就，还吹嘘说中国在医学领域取得什么样的重大成就？不只是医学领域，还有生物领域，他去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就有多大，还要推荐它获诺贝尔奖。他是物理学家，推荐物理方面的成果说得过去，去推荐生物学方面的成果，他有啥资格？实际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既不具有实用价值，也没有什么学术意义，对生物学的发展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许他很真诚地相信这些成就，是因为外行受骗上当。

但是，还有很多现象，不需要有专业的辨别能力，只要靠常识、常理就能够知道那是骗人的，是假的。杨振宁不是一个傻子，而是极其聪明的人，他难道会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一切都控制得好好的专制国家？他难道会不知道，他看到的都是中国政府希望他看到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中，他到哪里去早就都给安排好了？他难道会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在工厂、学校的食堂吃到很好的饭菜，是因为他那天要去吃特地做的，平时是不可能有那样好的饭菜的？他难道会不知道，他接触到的人，要么是政府安排的群众演员，要么是普通群众但不敢讲真话，因为一讲真话后果会很严重？

这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访问美国，卡特总统设宴接待他。有一个美国女演员也参加了，跟邓小平谈笑风生，说起她文革时曾经访问中国。她到了中国农村，见到一个大学教授在种田，很好奇地问：你现在干这种体力活，没时间做科研，是不是浪费呢？这个大学教授跟她说，他很高兴能够跟贫下中农在一起，能够从贫下中农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邓小平很严肃地对这个女演员说：这个教授在说谎。同样的道理，杨振宁也是在说谎。他可不会像美国女演员那么天真，他肯定比她聪明，对中国也更了解，毕竟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所以，他宣扬文革各种各样的好处，很明显就是在说谎。

那个下放到农村劳动的大学教授说谎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他敢不那么说的话就要被批斗，甚至要被抓起来。杨振宁是有言论自由的，他到美国即使说文革的坏话，也不会有人批斗他，更不会抓他。他为什么要说谎，要把文革描绘得如此美好，跟天堂一样？这是因为，这么做对他有好处。只有替中国政府在海外做宣传，宣传文革是多么好，他到了中国才能受到优待，才能是座上宾。他在那段时间频繁访问中国，只有说谎才能得到周恩来的接见，可以跟周恩来讨论国际大事、台湾问题。还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可以跟毛泽东讨论物理问题。后来杨振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毛主席对于物理的造诣很深，跟我讨论的都是物理学家感兴趣的、最前沿的量子力学的问题。

不管杨振宁为文革歌功颂德是因为受骗上当还是有意撒谎，毕竟那是50年前的事了。我们为什么到今天还要把这些事拿出来说，还要揪住不放呢？因为这50年来，即使在真相大白之后，杨振宁从来就没有反省过他在文革期间干的这些丑事，最多只是不再提了。现在他讲起文革期间他访问中国的事，讲的都是跟邓稼先怎么样打交道，为中国科技提了什么建议、做了什么贡献，避而不谈他当时在美国是怎么歌颂文革的。其实，现在中国不是在搞文革2.0吗？杨振宁不妨谈一谈他当年是怎么歌颂文革1.0的，还是挺时髦的。

2021.9.22.录制

2024.1.22.整理

上次我谈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白马酒店》对铊中毒的症状和铊投毒的方式描述得非常准确，被称为铊投毒教材；国外有很多案例都是凶手看了这本小说后得到启发，才想到用铊来投毒。贝志城对此很不以为然，说《白马酒店》对铊中毒症状和铊投毒方式的描写有很多的错误，看了之后能做出铊中毒诊断和用铊来投毒的可能性很小。

贝志城对《白马酒店》这么熟悉，也对铊投毒这么熟悉，他是什么时候看过这本小说的？他说，他在朱令中毒之前没有看过这本小说。朱令中毒之后，他发起了互联网上求救，有国外医生在诊断铊中毒的回信中提到了《白马酒店》，他才认真地看了这本小说。

贝志城讲的这个故事是完全不可信的。我看过一些外国医生当时的回信，他们给出的诊断意见都是就事论事，写得很简单，并没有引经据典，建议去看什么书。如果要建议看书，也应该建议看哪本医学教科书或者哪个医学文献，怎么会去引用一本侦探小说呢？

而且，贝志城在求救信里特地说明了病人是一名化学系学生，所以做出铊中毒诊断的医生首先想到的是朱令可能在做实验或别的什么原因接触到了实验室里的铊，并不会立即想到有人投毒。个别医生也许思维比较严密，如果知道没有接触过铊，会考虑到投毒的可能性，但也不会因此就建议去看《白马酒店》这本小说。既然知道有铊投毒的可能性，又何必去看这本小说呢？《白马酒店》并不是人尽皆知的世界名著，它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都算不上最出名的。最出名的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一般人不知道《白马酒店》。这本小说是1961年出版的，距离朱令中毒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国外的医生怎么会对这本小说了如指掌，甚至认为中国人都知道这本三十多年前出版的英文小说，还建议别人去看，这有可能吗？

贝志城之所以要编这个故事，是为了否认他在朱令中毒之前看过这本小说。那么反过来，合理的猜测就是他在朱令中毒之前看过这本小说。他就是为了否认这点才说假话，而且把看这本小说的时间点掐得特别紧，刚好掐在朱令刚刚中毒之后。我怀疑贝志城在朱令中毒之前看过这本小说是有佐证的。贝志城的一个高中同学曾经说过，他在上高中时就看过了《白马酒店》，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后来听说朱令铊中毒还非常震惊：小说里描述的情况竟然发生在了自己同学身上。九十年代初还没有互联网，大家还没法上网看小说、看各种各样的信息，学生当中如果有一本书大家觉得好，都会传来传去。所以，贝志城上高中时就应该看过《白马酒店》了。

2005年底在天涯论坛曾经对朱令案有一场大讨论，比现在热闹多了，很多当事人都参与了讨论。孙维那时发表过长篇声明，孙维的同班同学、同寝室同学也都参与了讨论。贝志城也参与了讨论。贝志城当时在天涯论坛发了一篇文章指控孙维就是投毒者，说不仅他认为是孙维投毒，朱令和朱令家人也都相信是孙维投毒。贝志城说，他多年以前曾经到朱令家中去看望朱令，朱令喃喃自语地说：我还把孙维当成好朋友，难怪孙维在我休息的时候老是拿咖啡给我喝。这是想说明朱令也认为孙维是投毒的凶手，而且投毒的途径就是咖啡。

但这个故事同样是贝志城捏造出来的。首先，贝志城一直说，他在朱令中毒之后只去看望过她一次，那时朱令还在协和医院的重症病房。贝志城去看望她的时候，朱令昏迷不醒，全身插满了管。看到朱令这么惨，他吓坏了，内心感到极度的恐惧，想要拔腿就跑。由于很恐惧，所以从那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去看望朱令。在贝志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朱令的父母2006年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朱令中毒之后，贝志城只到医院看望了一次，从没有来家中看望过朱令。他们要请贝志城到家里吃饭表示感谢，他也没去，是他妈妈代他去的。贝志城的妈妈后来经常到朱令家中去看望朱令，但两家之前是不认识的。可见，至少在贝志城写那篇文章之前，从来没有到朱令家中去看望过朱令，这就是在说假话了。

其次，朱令中毒之后虽然经过了治疗，但身体一直没有恢复，特别是智力一直没恢复，只有几岁的智力。她也一直不知道自己被投毒了，更不会知道孙维是凶手而去指控孙维，因为朱令的家人一直瞒着朱令，没有告诉她被人投毒。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组有一次去采访朱令和她的父母，朱令的父母事先跟记者说，他们一直没有让朱令知道她被人投毒，在采访的时候不能提到投毒，所以那次采访自始至终就没有提投毒。可见朱令一直不知道自己被投毒，怎么可能跟贝志城说孙维是凶手、咖啡就是投毒的途径呢？那么，贝志城是怎么知道咖啡是投毒途径的呢？难道是朱令托梦给他了吗？

关于朱令的案子，贝志城讲了很多的假话，散布了很多的谣言，都是张嘴就来。这个案子的很多谣言，特别是那些重大的谣言，最开始都是贝志城说出来的。比如孙维的爷爷在临终之前拉着来探望的江泽民总书记的手，求他一定要保护他的孙女；北京公安局局长亲自审问孙维时得到上级的命令，说要把孙维放了，公安局长就破口大骂：放什么放，把她打死了装到麻袋里放了。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全都是贝志城最早说出来的。他所谓的信息来源，都是公安的朋友、高层身边的人告诉他的，都没法查证。这就是假话张嘴就来的骗子的特征，都是空口无凭、让人没法查实。

奇怪的是，贝志城在编造朱令案的这些故事、讲假话的时候，还喜欢把他妈妈贝璐瑛也给扯进去。贝志城当初发起互联网求救行动时，那封英文求救信是他自己写的，英语水平很差，但却要说最开始是由他妈妈，一个曾经给朱镕基、李鹏当过英文翻译的专业译员翻译的，为了放心还找了美国驻华使馆一个叫Shannon的女官员翻译。这明显是在说假话、撒谎，却把他妈妈给扯进来了。贝志城还说纽约有一个暴躁医生两次打电话给他妈妈，非要他们去做铊检测，这同样是一个胡编的故事。他妈妈如果看到贝志城拿她的名义讲这些故事，就知道是在说假话骗人。他妈妈还健在，也并没有对朱令漠不关心，而是深度参与，经常去看望朱令。所以，她肯定也很留意贝志城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样公开的说法、写过什么文章，知道贝志城一再拿她当挡箭牌，拿她编故事，也就知道贝志城是一个喜欢说假话的骗子。

当儿子的谁愿意让母亲知道自己是一个假话张嘴就来、喜欢编故事的骗子呢？对此我一度迷惑不解：为什么贝志城说假话非要把他妈妈给扯进来，完全没有必要拿他妈妈来当他说谎的证人。直到有一次看到报道，朱令的父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贝志城在朱令中毒之后从来就没有到家中看望过，贝志城的妈妈却经常来看望，而两家之前是不认识的。我才恍然大悟，就跟解答了一道数学难题一样，感到非常欣喜。

我前面说过，破案需要智力，理解破案也需要智力。即使老师公布了数学题的答案，很多人还是理解不了，就是因为智力不够。我为什么会恍然大悟就不说破了，只要智力够了，你就能够理解；智力不够，即使我告诉你，你还是理解不了。就像现在，我已经对朱令案做了详细分析，还是有很多人跑来不停地谩骂，说孙维给了我40万，要买我20年，我这20年内必须一直为孙维辩护。40万管20年，每年分摊下来就两万块钱，还是人民币。我的报酬就这么低？一年两万块钱就必须昧着良心替别人说假话，替被人们认为是凶手的人效劳？这些人的智力也就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他们的精神境界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以为任何人都是在拿钱办事，甚至只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要替人卖命。他们没法理解，有些人是不会，也不愿意拿钱办事的。

2023.12.27录制

2024.1.22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