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评】

标榜“No comment！”都可以写出一长篇，要是标榜“comment！”岂不可以再出一本充满“爱心”的书？原来是对我很有“爱心”地手下留情，本来可以仗着人多“欺负”我，打碎我的“饭碗”的，真是吓死本“文痞”也。

（方舟子）

想装“君子”，火候不到。早学松鼠师傅们的三不政策，早立地成佛了，何必忍到今日才公开回头？

（clark）

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不明白新语丝追求的是科学事实，是第一位的。这是科学工作包括科普最重要的，也是松鼠会常常所忽视的。整篇博客没有一处指出这一点：就是新语丝所批判的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方博士所做的科普都是以科学事实为基础的。博主和“伪科学站了一队”一点也不奇怪。

（cktears）

他们那种小人也就那种小人境界了。

（winter）

有人不小心重新发明轮子,这个叶盛重新发明了反科学文化人的三不政策.

（bingo）

这种把为虎作伥当作人生信条的坏蛋总是这副嘴脸。

他们总是把包庇罪恶当成宽容的美德；他们说不结帮拉伙，却总是拉拢敌人的敌人加盟其中；他们把各怀鬼胎的坏蛋聚拢起来，好把藏污纳垢当作包容和开放；良知泯灭的他们咒骂疾恶如仇的人们，好把对罪恶的鞭笞污蔑为专横和独断，就为了给魑魅魍魉开脱罪责；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就把辨别是非的人们污蔑为迷信的教徒；他们为了把邪恶和正义混淆起来就把坚持正义的人们污蔑为痞子和流氓；etc

（克己明德）

他们的科普底线：不损害自己、自己朋友、自己朋友的朋友的利益

（heartwaver）

他们把这叫做兼容并包，也叫包容和开放。

（克己明德）

跟他们的科普文章一个鬼样——没有干货！

（fakesnow）

以下转自“叶盛的博客”。

当方周遭遇智人相轻
这是一篇写就于整整一年前的旧文，其时恰逢方舟子对“科学松鼠会”颇有些意见。
去年底在我译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的发布会上，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我为中医药讲了些好话，于是“荣幸”地登上了新语丝，与我一向不耻的伪科学站了一队。
熟识我的朋友当时问我为什么不去做些解释，我一概以“胆小词穷”搪塞了。近日又有友人提及此事，令我突然回想起这篇旧文。干脆壮壮胆子贴在这里，虽与我的事情无关，但却也是个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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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科学八卦达人皆知的那个方童鞋的“方”，“周”可不是科学八卦达人皆知的那个方童鞋的“舟”，而是中国人皆知的鲁迅的那个“周”。

落指敲这篇文字的起因是近日看到的一本新书，谢泳的《靠不住的历史》，讲述了中国晚清以来的文人轶事。钱钟书和鲁迅似乎是这本书中提及最多的两位文学大家。由于文学评论的原因，鲁迅在书中经常被称其本名——周树人。

总体来讲，谢泳先生更像一位文学研究之方法论者，在书中并未太多直接表达自己对于钱钟书先生或周树人先生的看法，这一点到与书中所说钱钟书先生对周树人先生的态度有几分相似：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注意到，钱钟书先生一生无论是文字还是言语，都极少谈及鲁迅；偶尔涉及时，隐晦之中暗藏深意，总归不是很正面的。

对于作者得出这一结论的论据，我觉得并不都那么确凿。有些佐证有可能是实情，但更可能只是穿凿附会，不足为信。然而从钱钟书先生的为人和周树人先生的为人来看，前者对后者没有正面评价，却又避之不谈，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钱钟书先生是个一生做学问的人。他虽以《围城》而闻名，但主要成就却是在文学评论方面，特别是比较文学方面。先生每评文学，必以古今比之，以中西比之。这既与先生家学渊源，受过良好的中国古文学训练有关；又与先生精通多国外语，有大量翻译实践有关；更与先生勤勉刻苦积累的巨大阅读量有关。

周树人先生谓为文豪，自不是浪得虚名的。说他学贯中西也不为过，否则也难以成为基于西方语言体系的白话小说的急先锋。虽然有人指出，先生的小说创作，技法算不得上成（很多人更推崇《围城》），精神性格也并非原创（中国人的阿Q精神在宋灭之际就已被文人挖掘出来了），但能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写出这样的文字，这本身就是超越其时代的。虽然这样的成就是时代的造物，却再怎么夸赞也不为过。

呐喊的勇气

翻了翻谢泳先生的书，我却想到了方童鞋。

刚知道世界上有方童鞋的时候，我已经转入了生物专业。可能因为领域相近，所以难免多了一份亲切感。初看“新语丝”的时候，我也为那里的清新气氛一振，为方童鞋严谨认真的调查采证风格、敢于直言的勇气、流畅幽默的文笔所吸引。那时候我就认定，方童鞋和李大眼堪称当代中国的鲁迅。

然而，时间一长，我和身边的同学同事们却都渐渐远离了新语丝。事情并没有什么导火索，只是单纯厌烦了那里的那些文字罢了。试问，如果你天天听着一个女人对你抱怨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对，你会不会烦呢？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在新语丝上抱怨、骂街的可不只一个人，厌烦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看看新语丝上的帖子，里面所揭发的龌龊之事，若不是实验室内部的人所写，又怎会为外人所知呢？就算真是外人，若不是对被揭发者心怀不满，又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和经历专门来研究一个从前不认识的人的学术经历或发表文章呢？

诚然，这些揭发对于学术监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且正在继续起着很好的作用。这次两会，连政府都说了，欢迎以网络为主体的民间监督，更何况是学术界呢。况且，这样的监督也的确吓阻了一些人学术造假的黑手。

再诚然，揭发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也的确是追求正义，追求公理的年轻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看看有些帖子或者恶毒的，或者绵里藏针的，或者落井下石的文字，我只想到了文革时的大字报。相同的是一样的匿名，一样的狂躁，一样的泄愤，不同的是这些“大字报”不会被盖来盖去，更不会有相左的意见——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方童鞋的筛选，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即便有不同的声音，也是带着硬伤软伤，可以作为被攻击的靶子而“荣登”新语丝的。

然而，不管怎么说，作为第一个“呐喊”出来的人，说方童鞋与写《呐喊》的周先生有相似之处，绝对不为过。就冲这一声呐喊，我们也应该给予方童鞋他应得的尊重。

文痞的饭碗

周树人先生除了文豪的称号，同时代的文人对他还有一个称谓如今越来越多地见诸于网络——文痞。

何谓痞？也未必就是流氓无赖这么简单。《说文解字》：痞，痛也。具体说，是腹中结滞不通所带来的痛。所以说，痞其实就是令人疼痛烦恼的阻滞不通之处。在邻里乡间捣乱祸害令大家日常生活不通者是为地痞，在军队媚上打下令战斗力丧失军令不通者是为兵痞。文痞，也就不用我定义了吧？

痞也未必是坏事。某人说周树人是文痞，那么周先生定是让某人不爽了。若让坏人不爽，那就不是坏事，反是好事。方童鞋也总是让人不爽，然而大都是些不学无术，欺上瞒下之辈。相比之下，不知道“科痞”这个美誉应该给方童鞋还是给被方童鞋揪出来的人更合适些？

痞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患有“取悦他人综合症”的大部分中国人自然是做不来的，但如果没有坚强的神经，或没有流氓无赖的精神，恐怕也是做不来的。无论这样的精神或神经是先天的，还是在后天与前后左右上下的斗争中练就的，它都已经成为痞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了。试想，倘若周树人是个斯文人，整日温文尔雅，又如何能恍惶呐喊？倘若方童鞋胸襟宽广，对人体恤忍让，又如何能与学术腐败战斗到底？

既如此，可以说：痞是方童鞋的职业需要，是操守，更是饭碗。如果这饭碗是为了向学术造假者讨血而打就，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方童鞋用它向我们讨了点汗，就叫嚷着要打碎人家的饭碗嘛。出来混的，都不容易不是？

智人的相轻

总说“文人相轻”，钱钟书先生与周树人先生大概就算是一例吧。如今却发现，“智人也相轻”。何为“智人”？不是Homo sapiens，而是饶毅老师所说“智识分子”的简称。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不是具有某些知识，而是拥有正确运用智力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判断的能力。可惜，在相轻的时候，很多智人却把这些智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其实，周树人先生早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翻译过大量的科技文字，说来也算得上是松鼠会小红猪们的祖师爷了。当然，这一点也是方周的又一共同之处。虽然今天中西科技实力的差距已经远远小于鲁迅的时代，但也远未达到即将消弥的程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翻译西人的科技文字给国人看，今天的小红猪也好，方童鞋也罢，与周树人先生并无什么差别，都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强国之心。既如此，又相煎何太急呢？

要说，科学松鼠会已经颇有一点名声了，可是人家新语丝还怕别人不知道咱们，急着帮咱们做宣传，还不收咱们的钱，这……这真是没话说了。港台明星不是都说了：绯闻什么的负面新闻经常只是经纪公司的宣传策略，以超高的观注度同时炒热两个人，很好很强大！所以要小心了，过不久就会有这样的大标题：“松鼠会与新语丝的争执是一场双羸的恶意炒作”据本报记者报道……

其实，无论别人说了我们什么，真的不必太介怀。这是什么时代了？八零后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九零后也快结婚了。人们不会再单纯地轻信一家之言。让更多的人来松鼠会看看，哪怕他们是抱着敌意来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品尝着科学果仁的美味而去。至于不相信的，他们终归不会相信；不喜欢的，也终归不会喜欢，又何必强求呢？松鼠会的魅力不正在于她的开放与包容吗？

话说回来，咱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方童鞋，人家当然要找帮手了，当然会有人“路见不平”了。然而，新语丝不是松鼠会，因为它有教主，是“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虽然这可以说是执着捍卫理想或精神的勇士，但却也可说是惧怕讨论的懦夫。只不过，勇士也好，懦夫也罢，还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再往根源上想想，一切又是为什么呢？

要我说，不过都是语言惹的祸。汉语这东西很有意思，跟西方的语言相比，它更隐晦，更不直接，潜台词太多，深意太多，很容易让人误会。当然，这或许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加在这语言身上的烙印。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想伤人的时候，尚且可能因为一两句话而惹到别人，更何况心中不爽，带着酸气甚至是怒气的时候呢？

No Comment

美国人有个说法：“No comment！”，也就是没有评论，不予置评，或者无可奉告。在中国人看来，这只是很官方的托辞，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美国，如果你的报告被教授如此评价，或者你的设计被客户如此评价，或者你的表演被评委如此评价，那你一定得伤心死，因为no comment是比任何评价都更差的评价——已经差得没法评、不用评了。

精通西方文化的钱钟书先生算是用一生的实践表达了对周树人先生的no comment，只专心做自己的学问。那么，专心做科学、写科学、讲科学的松鼠们呢？何不照猫画虎、有样学样？

    顾知非不知何许人，但这个名字取得很没有自知之明。检索了一下，发现他经常在《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之类的“自由主义媒体”上发一些科普文章，似乎显得很专业，造点谣言就更能迷惑人。这篇登在《南方人物周刊》上专门造转基因主粮的谣言的文章《转基因主粮 究竟是福是祸》，在网上转得到处都是，就连“自由主义”的死对头“乌有之乡”也当成宝贝转了过去。“自由主义派”与“文革派”难得有了个共同之处，联手妖魔化转基因。

    顾知非称：“以目前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好基因’移居到新的遗传背景中后能否适应，会不会染上新的毛病。”

    如果对已有较为透彻研究的某个特定基因的功能都要怪其“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更不精确的杂交育种、诱变育种、太空育种的结果岂不更加稀里糊涂？你怎么对后者就放心大胆地吃了？

    顾知非称：“转基因作物也有许多弊端。它们娇生惯养，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要培育它们，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司指定的农药化肥。这些相关的产品专利，都掌握在少部分科学家和转基因种子公司手中。一旦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恰恰相反，研发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其更加容易养，具有抗虫、抗病、抗寒、抗旱、固氮的能力，可以少用农药、化肥。顾知非能否举出当前推广的转基因作物中有哪一种是娇生惯养的？有人也许会说，如果种了某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比如种了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不就必须非用草甘膦这种除草剂不可吗？但是，你种非转基因大豆，就不用除草剂了？当然要用，用的还是比草甘膦毒性更强的除草剂。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虽然是孟山都开发的，但是你并非就要向孟山都公司买草甘膦来喷洒不可。比如阿根廷，一方面是向美国买转基因大豆种子来种，一方面却是向中国买草甘膦来喷洒。

    顾知非称：“这些毒蛋白会残留在土壤中，对土壤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实际上，Bt蛋白在土壤中会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变成了生物养料，不存在残留的问题。不用Bt蛋白，用化学农药，残留才是个大问题。

    顾知非称：“虽然目前还不能确认长期摄入该物质会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但一想到我们吃下的东西含有这种能置虫子于死地的物质，总会有些忧虑。”

    我们吃的很多食物，例如西红柿、柑橘、辣椒、葱、蒜等等，也都含有能置虫子于死地的物质，你吃的时候忧不忧虑？

顾知非称：“众多国外研究机构指出，转基因食品还有可能对人体肝脏、肾脏和免疫系统产生负作用。”

只有个别的科学家发过经不起推敲的论文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他们既不众多，也不能代表其研究机构（除非代表的是“绿色和平”这种野鸡机构）。众多国外权威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委员会、美国科学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英国王家医学会都指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风险并不比其他食品更高，反而可能更低。

顾知非称：“绝大多数美国批准生产的转基因食品都是西红柿、土豆等偶尔一吃的食品，而非小麦这样的主粮。”

    土豆对美国人来说绝对不是“偶尔一吃的食品”，而是几乎天天、顿顿都吃的食品，也是主粮之一。三大主粮——玉米、小麦、大米——的转基因品种在美国都获得了安全证书：美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已有14年的历史，美国玉米的80％以上是转基因玉米。美国已批准6个转基因水稻的种植。转基因小麦在获得安全证书后没有在美国种植，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批准，而是因为现有的转基因小麦不具有太大的优势，研发它的公司自己撤回了种植申请。不了解美国的情况，就不要美国长美国短地造谣。

转基因主粮 究竟是福是祸

作者顾知非
2010-03-05 南方人物周刊

出于严格的安全考量，审慎的欧盟和日韩等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进口设置了重重限制。不过，由于反对者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有害，所以美国和中国一向倾向于推广转基因作物。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批准了“华恢1号”、“Bt汕优63”两种转基因水稻和BVLA430101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对主粮转基因种植商业化的安全性“开绿灯”的国家。2010年1月3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政府又明确提出要“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转基因主粮”一时间成为坊间热议话题，这究竟是传说中的“救世主”（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大量优质粮食的新方法），还是“披着羊皮的狼”（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

近年来，科研人员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虫害、增加营养成分）的基因转移到其它物种中去，人为改变生物的DNA，让这些生物更符合人类的需求。以这些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作物的培育，其外源基因可能来自植物、动物甚至微生物。这些基因通过人工手段，与新的遗传背景相融合。以目前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好基因”移居到新的遗传背景中后能否适应，会不会染上新的毛病。不过，与传统常规品种相比，转基因食品因为吸取了别的物种许多好处，往往更加高产、抗病虫害能力强。利用转基因技术，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但是，转基因作物也有许多弊端。它们娇生惯养，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要培育它们，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司指定的农药化肥。这些相关的产品专利，都掌握在少部分科学家和转基因种子公司手中。一旦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大多数人对“转基因主粮”最担心的一点是，某些含抗虫基因的转基因作物，含有一种叫做BT毒蛋白的物质——BT是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缩写，毒蛋白则是其产生的一种伴胞晶体。“毒”字并不意味着它对所有生物都有毒，而是只对某些特定物种有毒性。这些毒蛋白会残留在土壤中，对土壤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虫子吃了这种BT毒蛋白后自然会被毒死。推而广之，虽然目前还不能确认长期摄入该物质会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但一想到我们吃下的东西含有这种能置虫子于死地的物质，总会有些忧虑。

众多国外研究机构指出，转基因食品还有可能对人体肝脏、肾脏和免疫系统产生负作用。虽然目前这种负作用仍然不可估量，但出于严格的安全考量，审慎的欧盟和日韩等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进口设置了重重限制，许多国家禁止在本土生产和进口转基因食品。不过，由于反对者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有害，所以美国和中国一向倾向于推广转基因作物。美国是世界上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的国家，他们的大豆、棉花和玉米等作物已有相当比重为转基因生产。不过，绝大多数美国批准生产的转基因食品都是西红柿、土豆等偶尔一吃的食品，而非小麦这样的主粮。

中国于2005年正式加入《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该议定书中明文规定：对转基因生物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增加决策的透明度以及公众参与，应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向公众通报结果。

【方舟子按：该北京大学内部文件根据扫描件输入。自2002年起新语丝网站曾四次发文揭露北大名牌教授蔡华的剽窃行为（该剽窃论文曾获巴黎第十大学年度最佳博士论文），见：
Brainzhou《北大人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的剽窃行为》(XYS20021124)
杨万圣《一名北大教授的无耻剽窃与自吹欺世》(XYS20060923)
李丽《对蔡华的三点质疑——《一名北大教授的无耻剽窃与自吹欺世》读后》(XYS20060926)
刘小幸《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华的学术作风及其对中国学术风气的影响》(XYS20080227)
】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关于蔡华问题的审议决定

审议[2009]1号

蔡华，男，1984-1995年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十大学人类学系，1995年获该校人类学博士学位。1998年到我校工作，现任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华就读巴黎第十大学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以下简称纳文），通过田野实地调查案例，描述了我国云南纳西族的母系家族体系和婚姻家庭习俗，证伪了在国际人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理论。该论文于1997年出版法文版，2001年出版英文版。

2006年底，因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指控《纳文》存在剽窃、伪造和使用虚假数据等问题，学校人事部、学术道德委员会对此开展调查。三位校内外同行专家经认真核查，提供了详实的鉴定意见，认为蔡华涉嫌学术剽窃的事实清楚。

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和蔡华书面申诉的基础上，在2007年11月14日举行的学术道德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听取了上述专家意见和蔡华本人的口头申诉。会议认为：蔡华在《纳文》中用来说明其观点的35个案例中，有21个与此前中文出版物中的案例雷同，其中，《纳文》还更改了原中文出版物部分案例的细节；尽管在《纳文》的导言部分，指出了上述中文出版物是《纳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但在书中案例出现处未做任何具体注释，显然造成有意误导读者的事实。

根据《北京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校发[2007]25号），学术道德委员会就蔡华问题的定性进行了无记名投票，2/3的委员认定蔡华的行为已构成“剽窃”。

此后，蔡华提出了进一步申诉，并向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取证。该校学术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与学校道德委员会就此事进行了书面沟通。2008年9月1日，学术道德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认真审核了蔡华进一步申诉和巴黎第十大学的函件，认为上述材料均不足以改变“剽窃”的认定，决定继续维持第二次会议的认定。2009年3月25日学术道德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就蔡华问题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1、责令蔡华在社会学系内就其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公开检讨；

2、建议学校相关行政部门根据蔡华问题的性质、对问题认识的程度和院系意见做出相应行政处理。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
2009年3月25日

校内发送：蔡华、社会学系、社会科学部、人事部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2009年5月12日印发
（共印5份）

【方舟子按：刘老师的说法是对的。可参看本人在《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一书中对艾弗里实验的介绍。】

方舟子老师：

您好！

先说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物教师。了解到您一贯的立场，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在信中表述的观点已经被无数次的退稿了。
您应该听说过Avery等的实验，正是Avery等首次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
国内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教材，不论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大致都是这样表述Avery等的实验（以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生物教材为例）：“艾弗里及其同事对S型细菌中的物质进行了提纯和鉴定。他们将提纯的DNA、蛋白质和多糖等物质分别加入到培养了R型细菌的培养基中，结果发现：只有加入DNA，R型细菌才能够转化为S型细菌”。
我对这种实验过程的表述存在疑问，总觉得其逻辑上有一定问题，为此我查阅了Avery等在1944年发表的《Studies on the chemical nature of the substance inducing transformation of pneumococcal Types: Induction of transformation by a desoxyribonucleic acid fraction isolated from pneumococcus type Ⅲ》(http://osulibrary.orst.edu/specialcollections/coll/pauling/dna/papers/avery-studies.html可在线阅读该文)，以及Avery的同事McCarty 在1993年写的回忆性文章《A Retrospective Look：How We Identified the Pneumococcal Transforming Substance as DNA》（http://jem.rupress.org/cgi/reprint/179/2/385.pdf可在线阅读该文）。
根据原文来看，Avery等所作的工作应该是：不断的去除S型细菌中各种成分，然后得到纯化的“转化因子”；接着对纯化的“转化因子”进行鉴定，确认它就是DNA。而不是像人教版教材中说的那样：对S型细菌中的各种成分进行提纯，再用提纯的各种成分去做转化实验测试。
这种表述的差别是本质上的，应该说国内教材的表述完全歪曲了Avery等人的实验。更可悲的是：我查阅到沈同、王镜岩主编的《生物化学》就类似于人教社的表述，这也是我能查到的不正确表述的最初来源。到今天，快30年了，几乎所有的国内遗传学主流教材还都采用这样的表述，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中国搞遗传学教育的人就没有一个人去认真的读一次Avery等原文？对于这种情况，我真的很无言！

云南师大附中大理分校
刘永生

北大哲学系前副教授刘华杰名言：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刘华杰《北京科技报不科学：评《转基因水稻不是魔鬼》》）

网人评论：

套用一下哈。 可以下结论的太多了。应该把前副上调中顾委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不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觉得它安全，购买它，那么它就是安全的！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奶粉是不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觉得它安全，提倡购买它，那么它就是安全的！

……….

如此类推！

（whatistruth）

哪怕说英语的100％都知道“Give me a break”是什么意思，如果刘前副认为是“给我一个突破”，那么它就是“给我一个突破”！

（爱国者2000）

哪怕从获奖名单上100%证明了肖传国没有获得美国泌尿学会成就奖（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肖传国觉得他获得了，在简历上写他获得了，那他就是获得了。

（ziren）

如果忽悠到老百姓院士评委NB奖评委觉得他获得了，他就获得了

（foresight）

刘前副此言并不特别，算不得刘前副的名言。刘前副讲话作文似乎向来都是这种风格，往往都包含常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深邃道理。”科学文化人”，”科学哲学家”都已经修养到这种层次，像田松副教授，吴国盛正教授，都是这种能讲出不一般道理的学者。

如果哪一天刘前副宣布他证明了刘华杰不是人，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刘华杰是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觉得不肯定，不承认刘华杰是人，那么刘华杰就不是人！”

（suprathinker）

科学能100%证明刘前副是人（这是可能的）。

（coubert）

读刘前副的话要特别谨慎，深奥深奥的：100％是不可能的（总有误差）。

也许可以达到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但还不是100％。

对刘前副的思维能力先要崇拜，才能理解，然后模仿，才有可能学个一鳞半爪的。否则，”给我一个突破”是不可能的。

（suprathinker）

那就改一下好了：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刘华杰是他爹亲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觉得不肯定，不承认刘华杰是他爹亲生，那么刘华杰就不是他爹亲生！”

（过客1234）

嗯，很接近刘教授的风格了。可以去试考刘教授的博士生。你这只是模仿导师的风格，离”突破”还有距离。

（suprathinker）

刘师傅已经是教授啦？空心萝卜填坑去，青菜都来xys:)

（heartwaver）

这样的SB竟然还是北大教授！以前说下次他应被聘为副教授，现在看来应聘为讲师。

（coubert）

他有精神病，你非要揪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做文章，真无聊！

（xinku）

你把刘副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吗？

（psychina）

是不是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诡辩？

“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最后一个“不安全”大概是指投资不安全。

（heartwaver）

最高境界是无耻，刘前副早过了诡辩的阶段

（coubert）

刘前副没那么傻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科学上的事我们没能力插一杠子，但别急，我们有的是办法。

“（这是不可能的）” —> 首先，从哲学上认证没有100%的，绝对的事，动摇百姓的信念。

“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 —〉进一步宣传鼓动百姓，直到百姓相信它是不安全的。

“不购买它” —〉再添一把火，让百姓拒绝购买它

“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反科学的目的达到了。 你科学证明安全有什么用， 没有我们会忽悠。

底线：我们能忽悠住百姓。

（foresight）

我们是一群志愿者，对目前有关“肖氏术”的虚假信息和夸张宣传所造成的危险深感震惊。“肖氏术”是由中国肖传国发明的实验性外科手术，用于治疗由脊柱裂或脊柱损伤导致的神经源性膀胱，现正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进行临床试验。

新语丝网站（www.xys.org）致力于打击发生在中国的学术腐败、剽窃和造假。正是通过新语丝对肖传国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我们才获知了该手术的情况。最近五年，我们一直密切跟踪调查与这项手术有关的事件，对该手术的效果和风险越来越感到忧虑。该手术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其发表的调查报告所揭示的问题相当令人震惊。

在此公开信中，我们将有关该手术的真实情况总结如下，以期引起资助临床试验的美国国立卫生院（NIH）、试验所在医院的伦理审核委员会（IRB）以及已参加或有可能参加试验的患者的关注。

1. 中国的公益律师们经独立调查后，未能找到或验证一件肖氏术成功病例，相反，他们发现了大量引发严重后遗症的病例。律师们搜集了2006年9月至2007年 3月在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接受手术的110位患者名单，电话访问了其中74位。律师们发现，73%的患者称手术无效，39%的患者术后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包括下肢无力、萎缩、畸形及瘸行。早在律师调查之前，一些患者们就相互联络同期接受治疗的病友，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例手术成功。

2. 两位患者最近已状告神源医院，更多患者也将起诉。他们指控广泛宣传的肖氏术“85%成功率”误导了他们。患者起诉前不久，根据肖传国的指示，肖传国拥有30%股份的这家当地私营医院已解散。

3. 肖传国最著名的病例已被发现是骗局。小善善是肖传国亲自做的神源医院首例病人，中国媒体曾为其“成功治愈”欢呼雀跃，并频频被神源和肖传国本人宣传为手术完全成功，吸引了成百上千的患者做手术。然而，当调查人员最终找到小善善时，却发现他从未获得自己排尿的能力，反而走路变得一拐一拐的。他的母亲还透露，医生为了当着媒体作演示，常给小善善喝很多水，还用电刺激辅助小善善排尿。

4. 一份证明85%成功率的正式文件被发现是假货。2007年2月28日，肖传国申报中国最有名望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神源医院为其出具了一份治愈率证明，声称该院自2006年1月开始应用肖氏术治疗患者117例，“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例，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然而，神源医院直到2006年8 月才成立，并于8月13日才对小善善实施了第一例手术，根本没有时间来做“8个月以上”的术后随访。

5. 中国官方对肖氏术的鉴定仅仅是走过场。几位专家鉴定组成员最近指出，鉴定组在鉴定意见上草率签了字，所依据的仅仅是提供给他们的有选择的部分资料，包括肖传国导师的声望、肖传国自我标榜的国外名声、以及肖传国自称的成功率。鉴定组确定肖氏术为“国际先进”，这一鉴定结果后来屡次被神源医院用作广告。而另一条关键的鉴定意见却从未公之于众：“（该手术）具有很大风险”。

6. 肖氏术的基本原理仍备受质疑。顶级专家们对肖氏术缺乏科学证据以及尚未进行充分适当的临床试验就不道德地予以实施表达了关注。有位专家查阅了肖传国论文中的尿流动力学图后发现，有些病人实际上是靠腹压排尿而非膀胱逼尿肌收缩引起排尿，这表明术后膀胱神经功能并未恢复。专家们还怀疑某些患者排泄功能的改善，可能是同时或随后所做的常规手术（如栓系松解术、选择性骶神经切断术和电刺激）的效果，而不是肖氏术本身的效果。例如，肖传国在SIU 2009所报告的术后“膀胱功能5个月内完全恢复”的受过枪伤的女孩，疤痕组织非常严重，而这正是松解术的适应症。不幸的是，肖氏术至今尚未由肖传国或第三方做过对照试验，肖传国却已在与其有关的医院开展营利性手术，每位病人收取约三万元。

7. 肖传国长久以来一直在虚构夸大他的成果。例如，他曾谎称获得了“美国泌尿学会成就奖”。又如，肖传国自称国外对他的工作有着很高的评价，而实际上肖传国的论文极少被同行引用。这些事实被新语丝曝光后，肖传国以名誉损害为由起诉新语丝创办人方舟子近10次。另外，肖传国的个人记录有污点。例如，他曾被其工作过的研究机构终止雇佣，引起了法律争端，最后在联邦上诉法院输了官司。另一场与典狱长的民事官司表明，肖传国曾经被监禁。那场官司他也输了。

8. 美国目前的临床试验基于可疑数据。试验所依据的一些关键数据，看来均来自肖传国在《欧洲泌尿》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引用的一份会议报告。然而，这篇关键的会议报告却在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尽管如此，肖传国的这篇综述文章却成了美国试验的主要参考资料。与其他方面的信息对比，肖传国综述文章中引用的成功率和病人人数非常可疑。此外，2006年12月开始试验（标识号NCT00378664）、并在2009年12月获得NIH资助（项目号 1R01DK084034-01）的Beaumont医院，重复肖传国声称的“近90%的成功率”，这表明Beaumont医院的试验仅仅基于肖传国未经验证的自我声称。另外，美国病童医院（ACH）把他们的试验标榜为“双盲”，这要么表明他们缺乏对临床试验基本原理的了解，要么表明直到2009年3月开始试验，他们（或肖传国本人）仍然不知道肖氏术的适应症、以及对接受手术的病人的术前、术中和术后护理。

9. 中国之外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并非Beaumont医院所声称的那样“令人鼓舞”。第一，NIH于1999年到2006年资助数百万美元在纽约大学开展的关于脊柱损伤（SCI）的试验（基金号5R01DK053063），迄今未出正式结果，仅有一份会议摘要报告了两个病例，数据远逊于肖传国自己的结果（例如，报告中平均余尿为200毫升，而肖传国最初15个SCI病例为31毫升）。第二，Beaumont医院在脊柱裂（SB）一年试验结果报告中有选择性地披露信息，且相当含混。尽管试验的目的原本是为了SCI和SB（见ClinicalTrials.gov的登记记录），而且其首例手术也是SCI、并“得到了全国关注、160家媒体予以报道”（见Beaumont医院网站），但是，Beaumont医院的报告却未提及SCI病例。报告中也没有临床报告所必需的术前、术后结果比较。报告中的尿动力学数据，均值和标准差均比肖传国曾报告过的差很多（例如，报告中平均余尿为119毫升，而肖传国最初20个SB病例为 23.67毫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肖传国自称的结果。报告也对副作用轻描淡写。第三，据肖传国在SIU 2009的演讲，德国的6例SCI全部失败（“仅两例有些改善”）。同时，据媒体报道，Beaumont医院全部3例SCI“手术无助”。从统计意义上来说，由第三方进行的全部SCI病例均告失败，这应当从原理上宣布了肖氏术的失败，尤其考虑到肖传国最初“成功”的人体试验和动物实验均是有关SCI的。最近NIH资助的试验，标题为“神经搭桥治疗脊柱裂的安全和功效”而不提脊柱损伤，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最后，肖传国将SCI病例的失败归咎于“病人挑选错误”和“术后护理不当”，前者至少部分表明了Beaumont医院SB病例的“成功”是由于“广泛的术前病人评估”（见Beaumont医院一年报告）；而后者与同样护理的SB病例反而“成功”相抵触。

10. Beaumont医院向病人传播有关肖氏术的虚构神话。在回答病人问询时，Beaumont医院多次向病人提供虚假信息，称肖氏术是中国的“常规手术”， “中国各个医院每天都在做这个手术”。而事实是，肖氏术从未成为中国的常规手术，最近几年只有现已关闭的神源医院在做这个手术，且至今只有肖传国的团队有做这个手术的能力。另外，Beaumont医院建议病人去中国做手术，不顾美国还在进行试验，并且“结果太不成熟”。Beaumont医院轻率介绍病人去中国很可能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据肖传国的《临床泌尿外科杂志》网站宣布，已经有90余例美国病人被“成功治疗”；而据病人网上透露，每位国外病人被收取约两万美元。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特此向国立卫生院、伦理审核委员会、相关医院以及患者和媒体提出如下建议。

1. 我们呼吁NIH和IRB重新审核关于肖氏术临床试验的决定，独立地全面调查以下肖传国本人的病例：发表在2003年和2005年《泌尿杂志》的15例 SCI和20例SB，在2006年《欧洲泌尿》论文里引用的未发表的92例SCI和110例SB，以及在SIU 2009公布的2006年起神源医院所做的1406例。同时调查肖传国治疗的90余例美国病例，以及纽约大学2例、德国6例、Beaumont医院12 例、ACH医院8例。肖传国有义务提供病例的详细原始资料。

2. 我们呼吁有关医院立即停止临床试验，等待复核。我们建议这些医院认真分析他们自己和肖传国已经做过的病例。考虑到“在中国严格的患者随访是个挑战”（见 Beaumont医院在NIH网站的项目介绍），我们特别督促Beaumont医院帮助肖传国随访他所做的90余例美国病例。

3. 我们提醒NIH和相关医院，美国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已经被肖传国在中国歪曲为“NIH批准的临床应用成功”、“连做12台手术，全部成功。震动了国际医学界”，这将会误导更多患者。

4. 我们忠告患者们，在决定参加临床试验或到中国进行治疗前，要慎重考虑。我们鼓励手术过的患者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情形。同时，我们建议媒体要听取患者说什么，而不仅仅听取肖传国和那几家医院讲故事。

新语丝志愿者

2010年02月25日

附言：

我们将此信通过代表寄往国立卫生院和伦理审核委员会或其上级监督机构。同时，我们将此信用电子邮件发送给有关的研究人员和医生、曾经报道过有关事项的媒体。我们欢迎将此信在网上张贴，特别是贴到有误导或虚假信息出现的场合，以避免病人满怀希望搜索网络寻求治疗时被误导欺骗。

我们将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以保护自己免受来自肖传国的恶意报复。肖传国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宣布其人生目标是“积德、赚钱、报仇”。他此前曾数次明确地威胁过我们中的一些人，最近还在网上扬言“对方舟子，我也会不惜用最歹毒的方式报仇”。

为提供背景信息，我们信后附上来自著名英文媒体的报道的清单，以帮助了解新语丝和方舟子的事迹。我们还附上来自中国律师和媒体关于肖氏术的报告和报道的英文翻译。

此信及附件见：
http://xysblogs.org/wp-content/blogs/107/uploads/xpletter.html
公众和媒体可发询问邮件到：xysergroup @ gmail.com
或在博客留言：http://xysblogs.org/xysergroup/

公开信英文版见： http://xysblogs.org/wp-content/blogs/107/uploads/xpletter.html

本公开信由Eddie和羽矢起草。以下新语丝志愿者参加了公开信附件的翻译和校对：blobfish、Eddie、 fuzzify、gadfly、james_hussein_bond、lightman、PoohHunny2、三脚猫、whoami、羽矢。另有众多网友对公开信和附件的写作、翻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作者：羽矢

所谓“肖氏术”在中国长久以来备受质疑，而且最近律师和记者们发现此手术无效且危险，然而，在美国却开始了临床试验[a, b]。那么，肖氏术何以在美国开始临床试验呢？通过彻查多方信息，我们的答案是：肖传国提供了肖氏术的的虚假或有问题的数据，而美国一些医院未加辨别就全盘接受。

肖传国在《欧洲泌尿》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c]，其中引用了他本人的一篇会议报告[25]，声称：

“截至2004年底，我院对92名高反射性或无收缩性膀胱的脊髓损伤病人，行体神经-自主神经反射弧手术治疗，其中81人术后一年获得膀胱功能控制[25]。……至今，我们已对110名脊髓脊膜膨出儿童安全地做了此手术[25]，一年随访成功率为87%，而最初报告的20例手术的成功率只有85%。……通过仅利用一半腰椎脊神经前根，左侧L4或L5术后运动功能的部分丧失这个唯一的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已经从最初20例手术的25%戏剧地下降到5%，仅有轻微的、并且可恢复的肌肉无力[25]。”

肖传国综述[c]中引用的报告[25]提供了迄今他所发表的文章中最高的成功率、最低的风险率和最多的病人数。这些数据顺理成章成为美国临床试验的主要参考资料（见ClinicalTrials.gov的登记记录[a]和NIH资金网站的项目介绍[b]），并且被Beaumont在各种场合多次引述，例如在其新闻发布会[d]上，在其科室介绍[e]上，在其一年临床报告[f]上。

不幸的是，这些关键数据非常可疑。

肖传国所在医院宣传部2004年8月28日的材料[g]称：“2000年至今……武汉协和医院治疗脊髓脊膜膨出患者62例”，其中包括肖传国最早的 “随访两年以上的20例患者”。然而，肖传国竟然在2005年7月2-4日的报告[25]中给出了截止2004年底术后一年随访成功率为87%的110名脊髓脊膜膨出儿童患者，且未包括最早的20例患者。

另外，肖传国所在大学2006年3月的新闻[h]称：“截至目前，国内已开展‘人工反射弧’手术218例，有效率高达80%。”可是，肖传国的文章 [c]共综述了237个病例（报告[25]中的92个脊髓损伤和110个脊髓脊膜膨出，以及先前论文中的15个脊髓损伤和20个脊髓脊膜膨出），而且这些病例在2004年底前就已经回访一年了。简单计算一下可知，2006年3月新闻[h]中有174例有效，而2005年综述文章[c]中却总共有206例成功(报告[25]中81 + 110×87%，先前论文中5×80% + 20×85%)。

肖传国所在单位毫无理由贬低他的成就。病人数目和成功或有效率上的矛盾只能这样解释：肖传国在其论文中夸大或捏造数据。

事实上，即便肖传国本人所列的数据也前后不一。2009年3月29日，肖传国在电视上称“成功率接近80%”[i]。数月后，在他的SIU 2009演讲[j]中，成功率戏剧性地增大到86.2%。而且，其演讲中声称“术后随访12个月的病人有506例”，且给出了这506例尿流动力学统计数据。几天后，肖传国在论坛上说漏了嘴，发帖[k]称“有尿流动力学随访的只有400来人”。

最后，文献数据库中并不存在这篇会议报告[25]。确实有个“首届临床泌尿外科杂志国际学术会议”（上海2005年7月2-4日），主办单位就是肖传国任主编的《临床泌尿外科杂志》；文献数据库中也确实有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却不见肖传国那篇会议报告的踪影。

很不幸，这并非肖传国假造临床数据的唯一一例。

2007年2月28日，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即神源医院）给身为该中心主任的肖传国出具了一份正式文件[l]，用于申报中国科学院院院士。院士身份对中国科研人员来说是最高荣耀。这份证明文件声称：自2006年1月起，该中心开始应用肖氏术治疗了117例患者，“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 例，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

此证明文件所述绝非事实。该中心直到2006年8月才成立，8月13日才做了第一例手术。荒唐的是，成立不到七个月，该中心就为其中心主任鼓捣出声称“术后随访8个月”的证明文件。这件荒唐事当然不是文件签署日期写错了，因为中科院规定的申报材料提交截止日期是2007年4月30日。

事实上，肖传国长久以来一直撒谎。仅举几例。他曾在简历中谎称获得了“美国泌尿学会（AUA）成就奖”。方舟子将此问题连同肖传国的其他不端行为曝光后，这份简历从网上消失了，但网上仍见获AUA成就奖的声称，例如何梁何利基金会的网站[n]。另一个例子是，肖传国曾告诉鉴定委员会，他的肖氏术得到了国际承认；肖传国没有告诉鉴定委员会的是，他的论文极少被同行引用，而且，当时他的成果甚至都不被当时的美国雇主承认，美国雇主“歧视他，……终止雇用他为研究主任；强迫他在用于储藏油漆、瓦片和窗框的实验室中工作”（见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判决书[o]）

既然肖传国敢于伪造正式文件用于申请中国的最高学术头衔，敢于在其奖项和成就方面撒谎，他当然可以在论文中玩弄同样手段以期论文能发表在欧洲的高档泌尿杂志上，随后再用来欺骗美国的机构。

在中国，肖传国每两年申请一次院士，连续三次失败。在中国，他的肖氏术根本不被接受。讽刺的是，在美国，肖氏术的临床试验却开始了。

问题是，美国的顶级机构（例如美国国立卫生院、Beaumont医院和ACH医院）真幼稚到会上当受骗，然后根据可疑数据匆匆启动临床试验吗？

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此术式在中国之外并未获得普遍接受”，Beaumont医院一年临床报告[f]中的这句话暗示肖氏术“在中国之内”已获得普遍接受。他们在至少三次回答患者问询时说的更直接[p, q, r]：

在中国，这个手术现在是常规手术。肖医生已把该手术方法教给了中国所有主要医院的外科医生。
……
>> 在中国，这个手术现在是常规手术。肖医生已把该手术方法教给了全中国的外科医生。中国各个医院每天都在做这个手术。如果你真想让你儿子做这个手术，我们建议去中国做。……如果你真的想去中国，我会很高兴将你的信息转给肖医生。我对其他患者家庭就是这么做的。

Beaumont关于肖氏术的接受情况绝非反映了事实。谎言的根源显然是肖传国。

肖氏术并非中国的常规手术。肖传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承认，他没能教会中国的医生这个手术，只有他的团队有做这个手术的能力。另外，中国主要医院都不做这个手术。2006年中期之前，只有肖传国任泌尿主任的所在大学附属医院做这个手术；2006年8月之后，做这个手术的就只有肖传国拥有30%股份的营利性当地私营医院神源了。

除了肖传国的的团队，中国的其他医生从来没有做过该手术，更不要提该手术如何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了。不但批评家不接受，医生和患者也不接受。方舟子及新语丝读者从2005年开始就质疑该手术，方舟子还因此面临肖传国的近10起名誉损害诉讼。方舟子在肖传国家乡的地方法院输了其中一场官司，法院判决书成了在中文论坛流传的笑料：“被告方是民在历年获奖者名单中没有找到原告的名字不能否认原告获奖的事实。因此，原告曾获得美国泌尿学会学者奖奖项的事实成立。”最近，一些顶级专家终于不顾肖传国的诉讼威胁，表达了对事态的关注，认为肖氏术可疑，缺乏科学证据，而且尚未进行充分适当的临床试验就不道德地开展营利性手术。这些专家包括泌尿外科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大医院泌尿科的主任，甚至还有当时鉴定过肖氏术的专家组成员。另外，肖氏术向来在中文论坛上臭名昭著，做过手术的患者在网上纷纷抱怨，患者的帖子中找不到一例成功的。肖氏术唯一受欢迎的地方当属50多个（2007年底统计）网络广告网站，神源医院招徕病人的帖子与治疗癌症、糖尿病的广告一起在网上泛滥。

Beaumont接受并传播所谓“普遍接受”的谎言，更严重的是，他们在一年临床报告中引用该谎言，表明他们的临床试验至少部分地基于该谎言。最为严重的是，在至少两份对患者的回复中，他们建议病人去中国做手术，而且“对其他患者家庭就是这么做的”，不顾该手术对他们来说“很多都是未知”[b]，并且“结果太不成熟”[q]。

Beaumont医院领导临床试验的泌尿科主任Kenneth Peters医生对St. Petersburg时报说：由于未知，“如果患者患者家长走进我的办公室掏出5万美元（要求做手术），我必须拒绝。手术带来的好处能否值得冒险？我现在还不好说。”当时他正要在第一届脊柱裂研究世界会议上“强调要小心”。

但是，Beaumont医院对那些“绝望中求助[s]”的患者实际上已经做了些什么？

多亏了Beaumont医院努力传播谎言，据肖传国的《临床泌尿外科杂志》网站在他接受CNN采访后宣布[t]，已经有90余例美国患者被“成功治疗”。我们注意到，国外病人每位被收取约两万美元，而中国病人是三万人民币（约4400美元）。

这90余例美国患者命运将会怎样？还有Beaumont医院的9个脊柱裂和3个“手术无助”[s]的脊髓损伤患者，ACH医院的8个患者（“最终将做100个儿童患者”[s]），以及德国的6个脊髓损伤患者（“仅两例有些改善”[j]）。

当时，Peters医生还告诉St. Petersburg时报：“我在中国看到肖医生的数据时，我赞叹不已”[s]

因此，我们最后的问题是：Peters医生到底看到了什么数据？换句话来问就是：Beaumont医院的临床试验所依靠的是什么数据？是并不存在的报告[25]中给出的可疑数据？是类似于肖传国凭空捏造出来申请院士的数据？是肖氏术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的普遍接受？是肖传国告诉鉴定专家组的所谓国际承认而他当时实际上被美国雇主炒鱿鱼？或者，是轻描淡写的“并发症的发生戏剧性地降低了”[c, d]、“足部软弱的小风险”[t]，还是后来的需要“强掉”并“在ACH医院激起激烈辩论”的“Beaumont医院发现应小心谨慎”[s]？

对这个最后的问题的回答，也正是对最开始的问题的回答：“肖氏术”何以在美国开始临床试验？

参考资料

[a] Lumbar to Sacral Ventral Nerve Re-Routing.
Identifier: NCT00378664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ct/show/NCT00378664

[b] Safety and Efficacy of Nerve Rerouting for Treating Neurogenic Bladder in Spina Bifida.
Project Number: 1R01DK084034-01
http://projectreporter.nih.gov/project_info_description.cfm?aid=7696321
He has reported that in 92 SCI patients, 88% regained bladder control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 nerve rerouting surgery and in 110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reported success in 87% at one year. However, in China rigorous follow up is challenging….

[c] Xiao CG. Reinnervation for neurogenic bladder: historic review and introduction of a somatic-autonomic reflex pathway procedure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or spina bifida. Eur Urol. 2006 Jan;49(1):22-8; discussion 28-9. Epub 2005 Nov 2.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6314037

[25] Xiao CG. A somatic-autonomic reflex pathway procedure for neurogenic bladder and bowel: results on 92 patients with SCI and 110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Urology; Shanghai, July 2-4, Shanghai, China; 2005.

[d] Beaumont医院新闻发布
Beaumont sees results in nation’s 1st urinary nerve rewiring surgeries for spina bifida patients. 04/17/2008.
https://www.beaumonthospitals.com/news-story-beaumont-results-urinary-nerve-rewiring-surgeries-spina-bifida-patients
Chuan-Guo Xiao, M.D., reports an almost 90-percent success rate….Possible side effects of the surgery include mild postoperative spinal fluid leakage, lower extremity weakness and headache. Recent changes in the surgical technique have dramatically de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these complications. Standard risks associated with any surgery may include bleeding and infection.

[e] Beaumont医院泌尿科介绍
https://www.beaumonthospitals.com/research-institute-research-by-department-urology
Beaumont Hospitals launched a research study to “rewire” nerves in the spinal cord in the hope of giving bladder control to people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or spina bifida who otherwise depend on self-catheterization to urinate. The first procedure garnered national attention and appeared in more than 160 news outlets including U.S.News & World Report,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Forbes.
…Chuan-Guo Xiao, M.D., reports an almost 90-percent success rate.

[f] Beaumont医院一年临床报告
http://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0022534709608843
Despite a reported success rate as high as 87% at one year, the procedure has not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outside of China.

[g] 新技术助脊柱裂患儿“方便”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党委宣传部
http://www.xys.org/forum/db/176/44.html
又见2004年8月29日长江日报
http://www.cnhan.com/gb/content/2004-08/29/content_380330.htm
……2000 年至今，武汉协和医院治疗脊髓脊膜膨出患者62例，绝大部分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术后已获系统随访两年以上的20例患者中，17例手术后 8－12月获得控尿和自主排尿功能……在其余42例中，已经进行尿动力学随访的21例（术后6－12个月），膀胱功能已改善者达71％，其余21例因术后时间少6于个月，正在恢复中。
袁柏春 聂一钢撰稿
2004年8月28日

[h] 协和医院“出口”外科技术
华中科技大学周报2006年3月总第205期
http://weekly.hustnews.com/text/show.aspx?id=6428
本报讯 1995年，在美国潜心攻关 10多年发明了“人工反射弧”的肖传国回到祖国，首次成功地为一批截瘫患者进行了神奇的“人工反射弧”手术，术后约一年患者获得了自我控制排尿功能。……截至目前，国内已开展“人工反射弧”手术218例，有效率高达80％。
『协和医院 彭晓兰 沈艳』

[i] 挠大腿治失禁 “神奇反射弧”真神
http://news.hbtv.com.cn/content/2009-03/29/content_1614131.htm
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
火凤网>> 新闻频道>> 新闻节目>> 今晚六点>>正文
2009-03-29 18:30
肖传国：“在临床上，解决了几百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做了1500例了，成功率接近80%。”
刚开始，国外专家对肖传国持怀疑态度，几百年的难题，哪能这么容易解决。肖传国没有争辩，去年只身到美国，当着各国专家的面，连做12台手术，全部成功。震动了国际医学界。世界各国专家开始纷纷自费来到武汉，学习肖氏手术。

[j] 肖传国在SIO 2009的演讲
Shangai, China, November 1-5, 2009.
http://webcasts.prous.com/netadmin/webcast_viewer/Preview.aspx?type=0&lid=10196&pv=2
Slide 56: Xiao Procedure for Spina bifida
1406 cases since 2006 in Henan Center, of the 506 follow-up at 12 month post-surgery, 435 gained bladder control
Slide 57: Camparison of urodynamic data in spina bifida patients
Effective Rate: 435/506=85.9% Pre & Post Surgery(1yr)
Slide 80: Tubingen Experience, Germany
6 SCI patients, only 2 showed some improvement. Possible causes: incorrect patient selection? inappropriate postoperative care?

[k] 肖传国的网帖
http://www.rainbowplan.org/bbs/topic.php?topic=103290
送交者: WWWW 于 2009-11-15 01:22:52
当初支持设立医院就是为了更好随访和科研……：2年多作了近1500人，有尿流动力学随访的只有400来人，都忙于开刀去了。

[l] 肖传国2007年申报院士证明
证明
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自2006年1月开始应用肖传国教授发明的“人工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技术，治疗脊柱裂、脊髓脊膜膨出所致的神经原性膀胱患者117例，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例，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
特此证明
2007年2月28日
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

[m] 肖传国的简历，声称获得AUA成就奖
http://xysblogs.org/wp-content/blogs/107/uploads/041210_cgxiao_cv.doc

[n] 何梁何利基金会的网站，声称肖传国获得AUA成就奖
http://www.hlhl.org.cn/english/showsub.asp?id=476
Dr. Xiao has been awarded … America Urological Association Achievement Award (2000)

[o]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判决书
http://vlex.com/vid/chuan-guo-xiao-continuum-18536135

[p] 患者公布的Beaumont医院对患者问询的答复
http://spinabifidaconnection.com/showpost.php?p=2350&postcount=1
http://spinabifidaconnection.com/showpost.php?p=3209&postcount=3
http://spinabifidaconnection.com/showpost.php?p=3888&postcount=8

[q] 患者公布的Beaumont医院对患者问询的答复
http://sci.rutgers.edu/forum/showpost.php?p=878421&postcount=44
our results are too immature to report yet in the spinal cord injury, …Dr. Xiao in China who developed the surgery may be able to perform this on you there.

[r] Beaumont医院对患者问询肖氏术的回信
http://ronandmelissa.com/wp/?p=52

[s] Experimental Surgery Helps Relieve Kids with Spina Bifida and Spinal Injuries
By John Barry, Times Staff Writer, March 15, 2009
http://www.tampabay.com/features/humaninterest/article984049.ece

[t] 美国电视媒体CNN来汉采访“肖氏反射弧”
来源：中国临床泌尿外科网 发布时间：2009-6-12 14:57:28
http://www.cjcu.com.cn/showart.aspx?artid=3187
而在美国，肖传国教授也已将该技术进行了临床推广，迄今已成功治疗脊髓损伤患者、脊柱裂脊膜膨出患儿和脊髓其他病变所致大小便失控90余例。

[u] Surgery Might Aid Bladder Control after Spine Surgery
http://www.nctimes.com/lifestyles/health-med-fit/article_8b6c668a-94bb-59fc-b7d3-266bef6ecbe3.html
Lauran Neergaard,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18, 2007
There are some risks, Peters cautioned, including general anesthesia and wound infections. For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who can walk, rerouting the thigh nerve causes a small risk of some foot weakness.

【方舟子按：意大利科学家Simone Libralato给我写信，反映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Feijun ZHANG, Chunfu TONG, Zhifa XIE and Jianjian LU等人（通讯作者为陆健健教授）剽窃其论文。现征得其同意，将来信翻译成中文发表。Simone Libralato在另一封信中指出，Feijun ZHANG等人不仅照抄文字，还照抄插图。

被剽窃的论文：Libralato S., Torricelli P., and Pranovi F. (2006) Ecological Modelling 192(3-4): 571-585.
剽窃的论文 Zhang, F., Tong, C., Xie, Z., and Lu, J. (2007)  Integrative Zoology 2 (1): 1-9. 】

亲爱的方是民，

我在意大利报纸上读到你的事迹，决定给你写信，因为我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1年后被一组中国科学家剽窃了。这一剽窃行为已在2008年被认定，但是两份有关的国际学术刊物的编辑几乎不采取什么行动。

例如，编辑们在收到几封电子邮件和要求后，考虑了这个案例，对它做了评价，但是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我要求从该刊物网站上撤销这篇剽窃论文，但是这看来是不可能的。发表这篇剽窃论文的刊物的编辑写了一篇撤稿启事，但是该剽窃论文还能被下载、引用！

我对抄袭论文的中国同行并无个人恩怨，但是编辑的反应如此轻微，我想这并不能阻止抄袭，也不能减少对剽窃论文的不恰当引用。

互联网做为一个公共窗口，看来是让公众了解这些事实的唯一解决办法，让人们能够自己采取行动（例如同行们或许会决定不引用Zhang et al. 2008论文）。

同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能否得到保护，也让人深表怀疑：如果刊物允许他人抄袭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求我们签署版权信呢？

谢谢你的努力和你的考虑，如果你读完这封信的话。

又：我附上我的原来论文(Libralato et al., 2006)和剽窃的论文(Zhang et al., 2007)：在两篇论文中我都标注了一些文字部分，显示大幅度的复制/张贴的做法。我也附上已发表的撤稿启事。

Dear Fang Shimin,

I read about your activity in an Italian newspaper and I decided to write you because a paper of mine published in 2006 has been copied by a cinese group of scientist one year later. This plagiarism has been certified (in 2008) BUT the editors of both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volved did very little.

For instance the editors, after several e-mails and requests, considered the case, evaluated it and didn’t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I requested the retraction of the plagiarism paper from the journal website, but this seemed impossible. Instead the editor of the journal that published the copied paper wrote a retraction statement (attached). However, the copied paper can be downloaded and cited!

I don’t have anything personal against the cinese colleagues that copied, but the reaction of the editors is so negligeable that I don’t think it will serve to discourage copying, nor it will serve to reduce improper citation of the copied paper.

Internet, as a public window, seems the only solution that might help putting these facts on the public and allow for personal actions to be taken (for instance, colleagues might decide not to cite Zhang et al., 2008).
Meantime, the usefulness of publishi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for protecting scientific material is seriously questionable: why the journals ask us to sign a copyright letter if they allow others to copy our material?

thanks for your effort and for your consideration in case you reach the end of this letter.
best regards

Simone Libralato

PS: I attach my original paper (Libralato et al., 2006) and the copied paper (Zhang et al., 2007): in both I highlighted some text just to show the high degree of …. cut and paste operated. I atteched also the retraction statement published.
 

– Simone Libralato
Ecology and Computational Hydrodynamics in Oceanography Istituto Nazionale di Oceanografia e di Geofisica Sperimentale - OGS Borgo Grotta Gigante - Brisciki 42/c 34010 Sgonico - Zgonik (TS) ITALY
Phone: +39 040 2140376
Fax: +39 040 2140266

方舟子按：中科院百人计划要求应聘者应是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或自愿放弃外国国籍来华或回国定居的专家学者，并须全时到位工作。近日有读者举报，入选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百人计划”的俞维理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美国国籍、在英国大学任全职情况写在其科研网页上。请看：

http://sourcedb.kiz.cas.cn/zw/zjrc/200908/t20090825_2446593.html

简历：

博士，研究员。美国籍。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英国东安格理亚大学生命科学院(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UK) Lecturer, indefinite appointment (=tenured)，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生态与环境保护中心（ECEC）首席科学家。

    主要工作简历

2008年－至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2000年－至今：英国东安格理亚大学生命科学院(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UK)副教授；
1999－2000年：英国帝国大学（Imperial College）NERC种群生态学中心（NERC Centre for Population Biology）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种群和群落生态学讲师；

    专家类别：

    百人计划；研究员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中国还有一个“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因《南都周刊》要做他的报道，记者问我对此人怎么看，我才去检索了一下。下面是我答复《南都周刊》记者的原文。

我不清楚经济学的情况，但是此人或其弟子显然善于吹牛。他的确得过威尔士奖（David P. Wells Prize in Economics），但是那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奖金$500），根本不是什么哈佛大学最高奖、经济学大奖。这是当年其获奖的报道，和他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

Faculty Awards Two $500 Economics Prizes NO WRITER ATTRIBUTED
Published: Thursday, April 17, 1947

George Jaszi and Pei-Kang Chang, who received Ph.D.s in 1946, each won a $500 David P. Wells Prize in Economics yesterday for a thesis in the field.

Jaszi’s prize-winning thesis discussed the subject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National Produc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overnment Transactions,” while Chang wrote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Ordinarily only one prize of $500 is given each year, but awarding of two prizes became possible because no thesis meriting a prize was presented in 1945-46.

像下面这篇由同济大学理论经济学系主任撰写的文章《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85岁当博导》说什么哈佛大学系主任去竞争该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全是胡扯。（原文给读者的印象是陈岱孙和哈佛系主任竞争，才没得奖。系主任当然不可能去竞争只给学生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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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 Samuelson)。在这之前，担任张培刚庚款留美考试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曾竞争过该奖，但最终还是与之擦肩而过,那年获奖的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仑。“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1/164410498024.shtml

＝＝＝＝＝＝＝＝＝＝＝

国外有一门“新发展经济学”，但是和张培刚没有关系。Googl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有189,000结果，但是googl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Pei-Kang Chang”，结果是0。说明介绍“新发展经济学”的国外文章没有一个提到此人。

至于说他是“发展经济学之父”，google一下”Pei-kang Chang” “Development Economics”就知道了。除了国内的网页，以及一些图书馆和网上书店收录其著作的网页，有谁提他？

谁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呢？Google一下”fath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可知，Arthur Lewis （1979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通常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在国外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还有这些人：

Paul Rosenstein-Rodan
Friedrich List
William Petty
Peter Baur

没人提张培刚。

附：
张培刚: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消失的30年

010-01-31 南都周刊

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他是首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有人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1952年，他被调离教学岗位，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8年才重返经济学界进行研究工作。

当萨缪尔森拿到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威尔士奖的时候，另外一位获奖人不久后却在大洋彼岸当着一个大学的基建“工头”；当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他，迟暮之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多数时间，他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

终于，97岁的张培刚答应见客。深陷在沙发里的这个瘦小的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来访者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则负责做起了他的“传声筒”。

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腊月的武汉，正是难捱的阴冷冬季，在华中科技大学招待所一号楼的一间客房，23摄氏度的恒温，可以帮助老人抵御南方没有供暖的冬季。作为学校的一项特殊照顾，20年前，从住所搬到招待所后，张培刚夫妇就一直住在这里。

阳光穿过窗棂的投影，落在老人略显“不耐烦”的脸上。原因是来访者打断了午后清梦。他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似乎在暗示来访者：他不光没有精力，也不甚有兴趣应对来访。

这已是破例了。张培刚的学生，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建华教授记得，自打两年前取消了最后一个外出习惯：每周六去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近两年张培刚已甚少出门。

张培刚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张培刚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隐居”老人，在暮年以一种众星捧月的姿态高调亮相，奇迹般赢得了人生的最高声名。

1945年，哈佛博士生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他应该没有想到，时隔40年后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这篇尘封的论文被他在中国的追随者发掘出来，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篇开山之作。他也戴上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乃至“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光环。

一个经常挂在追随者口中的说法是，同样从事此项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潜台词在于：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历史无法靠假设演进。现实是，张培刚走红学术庙堂不过短短20年的时间。此前他的大部分人生沉潜于被人遗忘的江湖。从江湖到庙堂的一落一起，尽显光怪陆离时代的戏剧性变迁。

走红哈佛

97岁老人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张培刚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那是他得到如今全部名声的起点。

“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桥。”说到这些值得玩味的细节，整个身子几乎不动的他，才显得兴奋起来，从毯子底下伸出手，迅速整理下头上戴的鸭舌帽，眼神中流露出这个年纪的老人惯有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得意神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描述：谭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张培刚1945年完成论文，1947年博士论文才获奖。而谭崇台遇到胡适是1944年冬，彼时张培刚来到哈佛不过3年。在谭崇台眼里，“土气、质朴”的张培刚当时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青睐。出自张培刚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几乎没有，只简略提及，在美国曾经和赵元任、胡适等交往。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张培刚是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赴美前，193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6年，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

对于张培刚的这几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后的惊喜：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极见功夫地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

“交易费”概念的清晰提出，让后来者惊异于张培刚的学养。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张培刚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论文中已初见端倪。

今天，人们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却忽略了此前张培刚已经具备了6年的学术实践功底。

写《农业与工业化》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最终通过博士答辩，获得了1946－1947年度威尔士奖。如今国内不少报道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为诺贝尔奖设立之前的经济最高奖”。不过，新语丝网站方舟子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检索到当年的报道显示，威尔士奖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一份当年的报道显示，和张培刚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每人得到了500美金。

刨去名头的争议，当代国内活跃的经济学者对于这篇论文的含金量不乏溢美之词。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说：“张先生提出的观点远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曾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他总结的张培刚的三个命题是：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何者是必要条件？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是否平衡发展？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如何？

经济学家的上述观点，均发布于1990年。彼时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张培刚的这篇旧文刚好为研究者提供了新鲜灵感。

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张培刚模式”，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国的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自己评价说：“论文的意义，在于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农业化，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张培刚在美国待了5年。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我喜欢听贝多芬。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中午，学生半票。在夏天，乐团还在广场加演。你知道，哈佛一年的学费要400美金，我的生活费是90美金，但是我每周都会省出5毛钱去听古典音乐会。”望着窗外日渐暗淡的天际，张培刚喃喃自语。

1946年，哈佛岁月戛然而止。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1949年，张培刚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这是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张培刚们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时代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消失30年

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但是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在苏小和眼里，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你远离经济学研究？”张培刚努力回忆。但是记忆似乎在1952年后出现了惊人的空白。长达30余年。

夫人谭慧在一旁挡驾：“请不要问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

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实践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的张培刚，有着两次回国创业的经历。为了更好的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1948年元月，他曾应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前往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当经历战争创伤的中国硝烟淡去的时候，1949年，他毅然辞去了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也婉言辞谢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3年，40岁的张培刚和23岁的谭慧组建了家庭。

“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谭慧说。张培刚从写论文到搞基建，经济学研究自此画上了休止符。

华中工学院的前址是三个村庄，一片农田和无数坟场。作为“工头”，张培刚的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

张引以为豪的是，1957年修长江大桥投资是6000万，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400多万，这么多钱都由他统筹，“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

因为和西方的隔绝，很长时间张培刚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才知道工地上这个灰头土脸的基建主任便是。领导碍于面子，把张培刚一家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装点门面。而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日后经济学家张五常听说了这段历史，大发感慨：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材。

此后的历史更是一段谜。见诸资料的介绍一概都统一明了：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此外别无他话。

在一本《学海扁舟》的论文集中，张培刚的一段自白多少剖析了当时的心迹：“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介过西方经济理论。”

张培刚显然具有随遇而安的生存能力。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回望张培刚坎坷的人生经历，苏小和认为，当时除了读书人希望立志报效国家这个情怀外，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无量，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危机后的萧条，连罗素、胡适都曾经犹豫过，何况是一个张培刚。所以有人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

“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谭慧感慨说，“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

迟暮的光环

1978年，张培刚即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在站了30多年之后，张培刚感慨，终于有个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80年代中期，中国正就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展开大论战。经济领域的著作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逐渐引起了重视。张培刚的经历开始为人所知。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回忆，大概在80年代中后期，关于张培刚的各种介绍多了起来。他在1985年前后看到上海社科院杨建文的一篇专题报道，称张培刚是经济发展学创始人之一，才知道自己就读的大学原来有此等高人，由此萌生了报考张培刚研究生的想法。

成为师生之后，张建华发现张培刚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老师：“对于学生每一篇论文的细节、文法都要求和讲究之极。”

张培刚试图用苛刻的要求找回曾经的灵气，又不免困扰于日渐衰退的身体和智识。张建华记得恩师为了写一篇回忆录花费了3个月，熬得十分辛苦。

戏剧性一幕就此展开。国内的一流经济学人忽然发现国内还有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于是纷纷去攀亲戚，学校也开始重视了，门庭冷落多年之后，突然热闹起来了。

更多的学者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在一篇文章中，周其仁就写道：张培刚如果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因为他在张的书中发现，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已经全面登堂入室。

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事实是，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三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

20多年前，当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陷入衰落，张培刚曾在各种场合为发展经济学振臂一呼，倡导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当时，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更多的认可，主流却是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理论与政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机构开始开始反思发展理论。首届张培刚奖得主林毅夫被任命为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就是一个例证。

张培刚也曾经公开承认：我一共写了10多本书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书《农业与工业化》和一篇论文《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

“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

“很难。”这个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摇摇头，他认真地盯着记者说，“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在夫人的暗示下，他又更正说，“那就再等个20年吧。”

窗外的太阳彻底下山了。家人暗示采访时间到了，他很听话地打住，表情恢复了初始的和气，双目微闭，从盖着的毯子里伸出右手和记者握别。

出门前，记者终于决定问出最后一个困扰自己的问题，或许这刺痛了老人的内心。

“张老，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呢？”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凝固了片刻。张培刚显然完全听清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他一动不动陷在沙发里，保持了一种平和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