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自从唐骏在美国的履历被我质疑以来，唐骏一直采取的是“懒得理睬”的态度。昨天突然先后在中国之声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接受电话连线，为自己的履历辩护，倒也是个进步。唐骏指责我打假者先造假，央视没有给我回应的机会，我就在网上针对唐骏的自辩，一一回应如下，看看究竟是谁在造假。
    一、唐骏在央视上声称，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加州理工学院（或大学）的博士，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在其《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从来没有这些内容，是我捏造出来的，并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是先造假再打他的假。
    我当然看过《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的相关内容。在当当网、新浪读书、腾讯读书等网站有该书的电子版。根据我对国内图书出版情况的了解，该电子版是书出版时出版社送交网站用作宣传用的，不是本人的捏造，也不是其他人输入的。在该书第56节最后一段唐骏称自己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办到第二家公司，我差不多已放弃了学业。但凭借语音识别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在该书第46节倒数第二段，唐骏声称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这趟环美长途旅行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最后确定在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继续我的博士后研究。”

（当当网已删掉了该书的电子版，但在其他网站还可以找到，大家做个检索即可）

    唐骏在央视节目中声称，他不知道电子版为何有这些内容，要追查是否有人陷害他，但是纸质版没有这些内容。节目主持人也拿着一本书证实印出的书中没有说唐骏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
    在这里唐骏耍了个花招。主持人拿的是新版本的书，这些内容被删掉了。在最初的版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中，这些内容都有。其中关于其获得加州理工的博士学位部分在书中第70页，其在加州理工做博士后研究的部分在书中第58页。请看由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提供的这两页的扫描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周洲在其报道中也证实，该书有两个版本，早期的版本有这些内容，后来的版本将其删去。该书去年年初出版时，我们在新语丝网站上已据此质疑唐骏的学位，所以该书重印时被删去了。
    不仅是这本书，网上有关唐骏的中文简历很多都声称他是加州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较早的一份简历是2004年7月9日CCIF中国卡通产业论坛-数字内容高峰论坛对嘉宾唐骏的介绍，称他：

1990-1993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专业 博士学位

http://yule.sohu.com/2004/07/09/08/article220930805.shtml

    当时我还没听说过有唐骏这么个人，我是直到去年有网友给新语丝投稿举报唐骏的学历造假时我才知道有这号人。难道唐骏认为网上的这些简介都与他无关，都是我要陷害他早早就捏造出来的？
    北美最大的专业人士社交网络linkedin上的简介通常是自己填写的。其中的唐骏主页有盛大前法务总监Greg Pilarowski在2009给唐骏写的公开推荐，应是唐骏本人的主页。该主页写的也是唐骏获得了加州理工的博士学位：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h.D. , Computer Science , 1990 — 1993

http://cn.linkedin.com/pub/jun-tang/18/ba/296

    二、唐骏在央视上声称，他拿的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应译为太平洋西部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我指出该大学是个卖文凭的野鸡大学之后，唐骏指责我不懂美国教育体制，说西太平洋大学有两个，在夏威夷的是野鸡大学，而他读的是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那是正规的大学，是获得认证的，虽然是三、四流的大学，但是绝对不是野鸡大学。
    实际上，夏威夷的和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是同一所学校的两个分校。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同样是没有获得认证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被称为“文凭工场”。美国总审计局（GAO）在2004年对“文凭工场”进行调查，其中就包括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Los Angeles, California)），并调查出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买卖文凭的价格为：学士，$2,295；硕士，$2,395；博士，$2,595。一次性交钱。

http://www.gao.gov/new.items/d04771t.pdf

    西太平洋大学的夏威夷分校已因多项欺诈行为在2006年被政府关闭。西太平洋大学的加州分校则在2004年转手，改名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在2009年6月6日获得了远程教育的认证，不提供博士学位。在那之前，该校都是没有获得认证的野鸡学校，不管叫的是什么名字。
    美国正规大学的博士生都是有导师、要做研究课题、发表博士论文的。唐骏说他读的西太平洋大学是正规大学，那么请问他在该大学的导师是谁，做的什么研究课题，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发表在哪里？
    三、唐骏在央视上声称，他由于没有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感到很遗憾，所以要在美国读一个博士学位。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唐骏也提到他放弃了将到手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学位去了美国。
    但是在盛大公司200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时公布的招股书中，称唐骏是太平洋西部大学电子工程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电子学的双料博士：

Mr. Tang holds a doctorate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University of Pacific Western, a doctorate degree in electronics from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http://ipo.nasdaq.com/ViewFiling_frames.asp?filename=0001145549-04-000388.txt&filepath=\2004\04\02\

    如果唐骏并没有名古屋大学的博士学位，却在招股书中声称是名古屋大学的博士，那么是向美国证监会SEC提供了虚假信息，依据美国法律，将会被追究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四、唐骏声称，他在1990～1993年间在洛杉矶创办的三家公司的英文名字分别是Intertex、First Immigration Service Company、Hollywood Entertainment Company，并称其公司当年组织过邀请姜昆等人到美国表演的活动，可以向姜昆等人核实。
    我是找不到姜昆等人的，只能向加州政府的公司注册数据库核实，却找不到有人在1990年代在洛杉矶一带注册过这些公司。据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的说法，他是在1990年7月获得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签证的。拿这种签证的人不能在校外工作，更何况是创业自办公司，号称招了许多雇员，雇员的年薪6万美金！他这不是打黑工，而是明目张胆地办黑公司。
    唐骏在书中又声称，他当年邀请姜昆等人赴美演出签证受阻，于是以“选民”的口气给各个美国议员写信求助。此时唐骏根本就不是美国公民，没有选举权，以“选民”自居，这是不是欺骗？
    五、唐骏承认他没有大头贴照相机、卡拉OK打分机的专利，但是声称把“专利的雏形”分别卖给了日本、韩国公司。主持人问他有没有转让协议可以证明，唐骏说有，只是时隔十几年一时找不到了，但是他可以证明他的确发明了这些东西，因为他知道它们的原理，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这些东西的专利都是公开的，任何人看了专利全文都能知道其原理，难道都是发明人？“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文凭唐骏能很快找出来，怎么含金量要高得多的专利转让协议却找不到了？能不能先透露一下买他专利雏形的日本公司和韩国公司的名称，让我们跟它们核实一下？

2010.7.7.

国内院士兼职之多、之滥已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以至最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地提出要“规范院士学术兼职”。哈佛大学著名数学家丘成桐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更是尖锐地指出如果取消院士到处收费兼职，中国的学术水平将提高一倍。毕竟是数学家，连学术水平这种难以量化的指标都可以计算出来。

在去年年初浙江大学药学院论文成批抄袭事件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之时，院士兼职现象就已引起关注。被牵连其中的李连达院士当时承认自己对学生管教不严，他虽然是浙江大学药学院的院长，但长期在北京，一年在浙江大学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这种情形并不罕见。浙江大学的其他学院（例如理学院、计算机学院、生命科学院、动物学院、农学院）的院长也都是由外地院士兼任，否则宁愿让院长一职空缺。有的院士在多个机构兼职，打飞的也轮转不过来。

不止是院士，中国学术界的大小“牛人”也都热衷于在不同的机构兼职，职务的多少与其“牛气”的程度大体上成正比。跨国兼职也很常见。许多在国外大学任全职的华人教授同时在国内大学担任全职的特聘教授，享受本来要求全职回国的“长江学者”、“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研基金”等待遇。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到中央层面实施“千人计划”，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这项计划已在去年启动，从各个高校透露出来的部分入选者名单看，许多人仍然在国外大学任全职教授（这是很容易通过国外大学的网站查证的）。其中有些人几年前就已号称因为入选“长江学者”、“百人计划”而毅然全职回国，这次因为入选“千人计划”又毅然了一次。

正如丘成桐院士所言，美国大学绝对不允许教授到外校兼职，一旦发现就炒鱿鱼。所以这些脚踏两只甚至多只船的华人教授在其国外大学网站的个人简历中是不敢列出自己在中国大学兼任全职职务的真实情况的。他们作为国外大学的全职教授，必须先在那里一年至少工作9个月，才有可能到国内服务。他们在国内的所谓全职工作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回国度假，一年能待上两、三个月就算不错了，是不可能达到全职回国工作的要求的（一年至少6个月或9个月以上）。

国内高校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它们只是要用这些院士、华人教授的学术声誉申请国家项目、提升学校的学术地位，并不真正在乎他们实际能在本校工作多少天。在这些兼职人员被批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时，校方还以他们在本校工作时没日没夜地干，干一天相当于两天来狡辩。而这些兼职人员不用全职回国就能享受全职回国的种种待遇，什么“计划”的好处都能摊上，又何乐而不为呢？在国外大学接受的先进科研、教育理念的熏陶，并没有改变其贪婪的本性。

这似乎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应该不是国家实行这些“计划”的初衷。这种做法对那些真正全职回国的留学人才很不公平，它对国家科研资金的浪费，对中国本土人才培养的阻碍，对学术风气和教育风气的败坏，对下一代科研人员的恶劣影响，如此种种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破坏作用是难以估量的，造成的损失恐怕一倍都不止。

2010.6.29

（《新华每日电讯》2010.7.2）

头背受伤，失血很多。杀手有备而来，一声不吭就是想打死他。

我澄清一下：只有一位抗议者因几次打断别人发言，破坏秩序，差点被请出去。这些抗议者，包括这位捣乱者，都得到了提问机会，我们也都回答了。这是讲座而不是辩论活动，本可以不让抗议者发言。
（方舟子）

科学是应该质疑，但也得分谁。就凭那几个戴口罩的人，问出那么弱智问题，一看就没做功课，请问他们哪来的底气质疑？我早就说过无数无数无数无数无数无数次了，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外行很难搞懂的时候了，一个外行去质疑主流科学，绝大多数时候都会死得很惨。楼主总是妄想质疑主流科学家，您好精英啊！请问您哪来的底气觉得自己这么精英？
（土摩托）

土摩托老师说的对，科学允许质疑，但是就像主持人后来打断口罩男说的，他是在下结论而不是提问题。理不辩不明，但是那个口罩男就是不讲理，这种无赖没有办法用讲理的办法去战胜。
（Silencechen）

转基因能形成共识吗

作者：四面江山
http://www.douban.com/event/11919592/discussion/23962027/

5月22日下午，我去往世贸天阶附近的一处人文书店参加了有关食品安全与转基因的沙龙，主讲嘉宾有大名鼎鼎的方舟子和土摩托。围观者甚众，男女老少以及孕妇，还有穿着文化衫或戴着口罩的转基因反对者。由于转基因本来就是目前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其间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口角之争，不过在场的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支持者或者中间派，所以反对者处于下锋，几次差点被请出去。此前，我写过转基因方面的报道，也算是对此略知一二，忍不住生发一二点感想。
1、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不断改造自然的历史，但对于一切改造我们是否应该怀有一种惶恐不安的心理呢？传统杂交技术是一种改造，而转基因比之更加精准，可以减少不确定因素，更能显现人类的控制力。然而，难道因此就能说明转基因技术更好吗？难道更科学的东西就一定更美好吗？
2、关于转基因农业和有机农业这对冤家。三月份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关于有机农业的活动。一位河北农民说得好，有机农业就是让生态系统里的所有生物都有机会活的农业，这很符合中国的传统哲学。而转基因作物，如抗虫或抗除草剂的，都是要让其他生物没有机会活，这似乎很符合工业时代的哲学。
3、沙龙的主持人（财经杂志的一位编辑）老是说观众的提问不是科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其实，转基因如果仅仅关乎科学，那不可能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论，它涉及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况且科学还是把双刃剑。
4、我个人不喜欢转基因，但并不反对研究和发展转基因，因为转基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提供了区别于传统农业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而且，我相信这是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有益探索。我们不应掐掉这种可能性，如一些精英主义者，只顾追求自己的“半饱——生活高潮之所在”，而不管还有多少亿人仍然饥肠辘辘。
5、土摩托说，偏见源于无知。方舟子说，偏见也导致无知。确实，很多人在对转基因基本情况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一味地在巩固自己的成见，于是形成极端的思想和团体，让无知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现场一位观众大声问：“无知的人有没有选择的权利？”答案当然是有，但为什么一定要假设一个无知的前提呢。
6、土摩托说，科学精神是要相信主流科学家。谬之大矣，科学精神应该是质疑才对。特别是对于风险尚未完全明确的转基因而言，公众的质疑和监督尤为重要。尽管如嘉宾所说，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要求比其他食品更为严格，但没有了质疑和监督，谁能保证这种严格的要求不是一纸空文呢？
7、在那次有机农业的活动上，一位社会学博士刚说了几句对有机农业的质疑就被台下的听众连番怒驳；在这次转基因的活动上，有人又几次要将孤身入“敌营”的反对者赶走。近日看到贺卫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大是大非的环境里，因为大是大非问题都解决了”。也就是说，美国社会有基本的共识，而共识的形成一定有赖于理性的公共讨论。而我们呢，不仅存在是非的巨大分歧，而且缺乏弥合分歧、形成共识的社会基础。

8、扯远了。

据建筑专业网站www.emporis.com的统计，洛杉矶有高楼505座，旧金山有高楼416座。作为比较，北京有高楼899座。但洛杉矶、旧金山的人口数量和密度都比北京小多了。
中国地震局预报部主任刘杰可能是穿越到100年前的洛杉矶、旧金山了。
下面是从网上找来的洛杉矶（上）和旧金山（下）风景。

    看了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节目柴静对中国地震局预报部主任刘杰的采访。刘主任不久前对闰年发表过惊世骇俗的新观点（认为闰年是由于地球转速不均匀引起的），这回又发表了不少有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报看法，这且不说。最奇的是，刘主任在节目接近尾声时说，去过洛杉矶的人都知道，那里全是平房，因为怕地震。又说旧金山也都是平房，就像是农场，也都是为了防震。我去洛杉矶、旧金山的次数应该比刘主任多多了，怎么我看到那里到处是高楼大厦？难道我们去的不是同一个洛杉矶、旧金山？

把我翻译的《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关于气候变化与科学完整性公开信》搬了过去，改了几个词，例如把“完整性”改成“公正性”（不伦不类），把“速度”改成“速率”（也许更符合专业用法），就成了他们的东西，删掉了我的名字，只署“责任编辑：赖敏”，来源“中国气象报社”。这还讲什么“公正性”，很讽刺。

既然谈到了“科学完整性”，干脆翻译一段255名院士公开信的起草人Peter Gleick院士2007年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对科学完整性的威胁》（Threats to the Integrity of Science）中对联邦政府破坏科学完整性的控诉：

在过去的几年，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联邦政府层面上，存在着用各种各样的战略和战术对科学过程的完整性所作的系统性挑战和威胁。独立的政府审核机构和顾问委员会被解散。获取数据和信息的途径减少了。联邦政府的科学家遭禁口。科学声望，而不是科学证据，受到质疑。由联邦政府机构或政府之外的人士准备的科学分析和结论，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被没有做过科研的人加以改变。党派机构的工作已取代了超党派科学家的工作。

Fo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ere have been growing indications of systematic challenges and threats at the federal level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using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and tactics. Independent government review organizations and advisory boards have been disbanded. Access to data and information has been reduced. Federal scientists have been muzzled. Scientific reputations, rather than scientific evidence itself, have been questioned. Scientific analyses and conclusions, prepared within federal agencies or by people outside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changed for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reasons by people who have not done the scientific work. Work by partisan organizations has been substituted for work by non-partisan scientists.

有网友建议造一个新词，写成“科学完正性”，以避免误解。中国文化中没有integrity的观念（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科学事业居然还要追求不破坏其“完整性”），造新词也是一个选择，只要不被当成是错别字。比如有文人故弄玄虚把context这个常用词在指文化背景时翻译成“与境”，我总觉得是“语境”的错别字。

在道德层面上，integrity往往被译为“正直”、“诚信”，其实也不是很妥当。integrity更强调的是对目的、责任、准则、规范、价值的道德坚持。

载于《科学》2010年5月7日

（方舟子翻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全体科学家、特别是气候科学家的政治攻击愈演愈烈，这让我们深感不安。所有的公民都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科学事实。科学结论总会有某些不确定性；科学永远不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当有人说社会应该等到科学家能绝对地肯定时再采取行动，这等于说社会永远不采取行动。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可能造成大灾难的问题来说，不采取行动会让我们的星球冒着危险。科学结论从对基本定律的理解推导而来，受到实验室实验、自然界的观察以及数学和计算机建模的支持。科学家像所有的人一样会犯错误，但是科学过程被设计了寻找并改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质上具有对抗性质——科学家享有声誉和获得认可，不仅是由于支持传统的学识，更是由于证明科学共识是错误的，存在着更好的解释。那正是伽利略、巴斯德、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曾经做过的。但是当某些结论已经过全面和深入的检验、质疑和检查，它们就获得了“充分确立的理论”的地位，常常被称为“事实”。

例如，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的星球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地球起源理论），我们的宇宙是在大约140亿年前的一次事件中诞生的（大爆炸理论），今天的生物都是从生活在过去的生物进化来的（进化论）。即使是这些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如果有人能够显示它们是错误的，仍然能够一举成名。气候变化现在已归到了这个范畴：有确凿、全面、一致的客观证据表明人类正在改变气候，因此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否定气候变化的人士最近对气候科学，以及更令人不安地，对气候科学家的许多攻击，一般是由特殊利益或教条驱使的，而不是诚实地努力提供一个能令人信服地满足证据的另类理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和对气候变化的其他科学评估，有数千名科学家参与，产生了大量和全面的报告，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这是不出意料和很正常的。在错误被指出之后，就得到了改正。但是最近的这些事件丝毫没有改变有关气候变化的根本结论：

（1）由于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地球正在变暖。华盛顿一个多雪的冬天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2）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些气体浓度的增加大多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特别是由于燃烧化石燃料和砍伐森林。

（3）自然因素一直对地球气候变化有影响，但是在现在人类导致的变化影响更大。

（4）地球变暖将会导致许多其他气候模式的变化，其变化速度在现代是前所未有的，包括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和水循环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正在让海洋变得更酸性。

（5）这些复杂的气候变化合在一起威胁着海岸社区和城市、食物和水供应、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森林、高山环境等等。

世界科学团体、国家科学院和个人能够说的和已经说的要多得多，但是以上这些结论应该已足以表明为什么科学家担心后代将要面临的状况，如果人类所作所为一切照常的话。我们呼吁决策者和公众立即着手解决引起气候变化的问题，包括不受约束地燃烧化石燃料。

我们也呼吁，停止基于含沙射影和株连对我们的同事提出犯罪指控的麦卡锡式威胁，政治家为了避免采取行动借助骚扰科学家来分散注意力，以及散播关于科学家的赤裸裸谎言。社会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无视科学，把头埋在沙中并希望我们有好运，或者我们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行动起来，迅速和真正地减少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好消息是，聪明和有效的行动是可能的。但是拖延不可以是一种选择。

Science 7 May 2010:
Vol. 328. no. 5979, pp. 689 - 690
DOI: 10.1126/science.328.597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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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tegrity of Science
We are deeply disturbed by the recent escalation of political assaults on scientists in general and on climate scientists in particular. All citizens should understand some basic scientific facts. There is always some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scientific conclusions; science never absolutely proves anything. When someone says that society should wait until scientists are absolutely certain before taking any action, it is the same as saying society should never take action. For a problem as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as climate change, taking no action poses a dangerous risk for our planet.
Scientific conclusions derive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basic laws supported by laboratory experiments, observations of nature, and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ing. Like all human beings, scientists make mistakes, but the scientific process is designed to find and correct them. This process is inherently adversarial—scientists build reputations and gain recognition not only for supporting conventional wisdom, but even more so for demonstrating that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is wrong and that there is a better explanation. That’s what Galileo, Pasteur, Darwin, and Einstein did. But when some conclusions have been thoroughly and deeply tested, questioned, and examined, they gain the status of “well-established theories” and are often spoken of as “facts.”

For instance, there is compelling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our planet is about 4.5 billion years old (the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Earth), that our universe was born from a single event about 14 billion years ago (the Big Bang theory), and that today’s organisms evolved from ones living in the pas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Even as these are overwhelmingly accepted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fame still awaits anyone who could show these theories to be wrong. Climate change now falls into this category: There is compelling, comprehensive, and consistent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humans are changing the climate in ways that threaten our societies and the ecosystems on which we depend.

Many recent assaults on climate science and, more disturbingly, on climate scientists by climate change deniers are typically driven by special interests or dogma, not by an honest effort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heory that credibly satisfies the evidence.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and other scientific assessments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involve thousands of scientists producing massive and comprehensive reports, have, quite expectedly and normally, made some mistakes. When errors are pointed out, they are corrected. But there is nothing remotely identified in the recent events that changes the fundamental conclusions about climate change:

(i) The planet is warming due to increased concentrations of heat-trapping gases in our atmosphere. A snowy winter in Washington does not alter this fact.

(ii) Most of the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se gases over the last century is due to human activities, especially the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and deforestation.

(iii) Natural causes always play a role in changing Earth’s climate, but are now being overwhelmed by human-induced changes.

(iv) Warming the planet will cause many other climatic patterns to change at speeds unprecedented in modern times, including increasing rates of sea-level rise and alterations in the hydrologic cycle. Rising concentrations of carbon dioxide are making the oceans more acidic.

(v)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complex climate changes threatens coastal communities and cities, our food and water supplies,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forests, high mountain environments, and far more.

Much more can be, and has been, said by the world’s scientific societies, national academies, and individuals, but these conclusions should be enough to indicate why scient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what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face from business-as-usual practices. We urge our policy-makers and the public to move forward immediately to address the causes of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the un restrained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We also call for an end to McCarthy-like threats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against our colleagues based on innuendo and guilt by association, the harassment of scientists by politicians seeking distractions to avoid taking action, and the outright lies being spread about them. Society has two choices: We can ignore the science and hide our heads in the sand and hope we are lucky, or we can ac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reduce the threa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quickly and substantively. The good news is that smart and effective actions are possible. But delay must not be an option.

P. H. Gleick,* R. M. Adams, R. M. Amasino, E. Anders, D. J. Anderson, W. W. Anderson, L. E. Anselin, M. K. Arroyo, B. Asfaw, F. J. Ayala, A. Bax, A. J. Bebbington, G. Bell, M. V. L. Bennett, J. L. Bennetzen, M. R. Berenbaum, O. B. Berlin, P. J. Bjorkman, E. Blackburn, J. E. Blamont, M. R. Botchan, J. S. Boyer, E. A. Boyle, D. Branton, S. P. Briggs, W. R. Briggs, W. J. Brill, R. J. Britten, W. S. Broecker, J. H. Brown, P. O. Brown, A. T. Brunger, J. Cairns, Jr., D. E. Canfield, S. R. Carpenter, J. C. Carrington, A. R. Cashmore, J. C. Castilla, A. Cazenave, F. S. Chapin, III, A. J. Ciechanover, D. E. Clapham, W. C. Clark, R. N. Clayton, M. D. Coe, E. M. Conwell, E. B. Cowling, R. M Cowling, C. S. Cox, R. B. Croteau, D. M. Crothers, P. J. Crutzen, G. C. Daily, G. B. Dalrymple, J. L. Dangl, S. A. Darst, D. R. Davies, M. B. Davis, P. V. de Camilli, C. Dean, R. S. Defries, J. Deisenhofer, D. P. Delmer, E. F. Delong, D. J. Derosier, T. O. Diener, R. Dirzo, J. E. Dixon, M. J. Donoghue, R. F. Doolittle, T. Dunne, P. R. Ehrlich, S. N. Eisenstadt, T. Eisner, K. A. Emanuel, S. W. Englander, W. G. Ernst, P. G. Falkowski, G. Feher, J. A. Ferejohn, A. Fersht, E. H. Fischer, R. Fischer, K. V. Flannery, J. Frank, P. A. Frey, I. Fridovich, C. Frieden, D. J. Futuyma, W. R. Gardner, C. J. R. Garrett, W. Gilbert, R. B. Goldberg, W. H. Goodenough, C. S. Goodman, M. Goodman, P. Greengard, S. Hake, G. Hammel, S. Hanson, S. C. Harrison, S. R. Hart, D. L. Hartl, R. Haselkorn, K. Hawkes, J. M. Hayes, B. Hille, T. H?kfelt, J. S. House, M. Hout, D. M. Hunten, I. A. Izquierdo, A. T. Jagendorf, D. H. Janzen, R. Jeanloz, C. S. Jencks, W. A. Jury, H. R. Kaback, T. Kailath, P. Kay, S. A. Kay, D. Kennedy, A. Kerr, R. C. Kessler, G. S. Khush, S. W. Kieffer, P. V. Kirch, K. Kirk, M. G. Kivelson, J. P. Klinman, A. Klug, L. Knopoff, H. Kornberg, J. E. Kutzbach, J. C. Lagarias, K. Lambeck, A. Landy, C. H. Langmuir, B. A. Larkins, X. T. Le Pichon, R. E. Lenski, E. B. Leopold, S. A. Levin, M. Levitt, G. E. Likens, J. Lippincott-Schwartz, L. Lorand, C. O. Lovejoy, M. Lynch, A. L. Mabogunje, T. F. Malone, S. Manabe, J. Marcus, D. S. Massey, J. C. McWilliams, E. Medina, H. J. Melosh, D. J. Meltzer, C. D. Michener, E. L. Miles, H. A. Mooney, P. B. Moore, F. M. M. Morel, E. S. Mosley-Thompson, B. Moss, W. H. Munk, N. Myers, G. B. Nair, J. Nathans, E. W. Nester, R. A. Nicoll, R. P. Novick, J. F. O’Connell, P. E. Olsen, N. D. Opdyke, G. F. Oster, E. Ostrom, N. R. Pace, R. T. Paine, R. D. Palmiter, J. Pedlosky, G. A. Petsko, G. H. Pettengill, S. G. Philander, D. R. Piperno, T. D. Pollard, P. B. Price, Jr., P. A. Reichard, B. F. Reskin, R. E. Ricklefs, R. L. Rivest, J. D. Roberts, A. K. Romney, M. G. Rossmann, D. W. Russell, W. J. Rutter, J. A. Sabloff, R. Z. Sagdeev, M. D. Sahlins, A. Salmond, J. R. Sanes, R. Schekman, J. Schellnhuber, D. W. Schindler, J. Schmitt, S. H. Schneider, V. L. Schramm, R. R. Sederoff, C. J. Shatz, F. Sherman, R. L. Sidman, K. Sieh, E. L. Simons, B. H. Singer, M. F. Singer, B. Skyrms, N. H. Sleep, B. D. Smith, S. H. Snyder, R. R. Sokal, C. S. Spencer, T. A. Steitz, K. B. Strier, T. C. Südhof, S. S. Taylor, J. Terborgh, D. H. Thomas, L. G. Thompson, R. T. TJian, M. G. Turner, S. Uyeda, J. W. Valentine, J. S. Valentine, J. L. van Etten, K. E. van Holde, M. Vaughan, S. Verba, P. H. von Hippel, D. B. Wake, A. Walker, J. E. Walker, E. B. Watson, P. J. Watson, D. Weigel, S. R. Wessler, M. J. West-Eberhard, T. D. White, W. J. Wilson, R. V. Wolfenden, J. A. Wood, G. M. Woodwell, H. E. Wright, Jr., C. Wu, C. Wunsch, M. L. Zoback

* To whom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E-mail: petergleick@pacinst.org
Notes
1. The signatories are all members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ut are not speaking on its behalf.
2. Signatory affiliations are available as supporting material at 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28/5979/689/D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