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按：由于袁腾飞讲美国历史的新书抄袭我在2004年写的一篇旧文《假做真时——美国皇帝诺顿一世传奇》，引出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2008年也曾经抄袭过这篇文章。孙教授否认抄袭，重发了当时对我的回应。我就把我当时指控孙教授抄袭的文章再发一次，是否抄袭，一见可知。】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之剽窃

                            ·方舟子·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有感于美国“皇帝”与“海螺共和国”》（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月28日。我刚好有一篇文章登在同期报纸上，所以注意到）一文约一半的篇幅，即有关美国“皇帝”的部分，基本抄袭自我写于2004年2月、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假做真时——美国皇帝诺顿一世传奇》。美国“皇帝”的事迹不是我的发现，虽然我是第一个将之介绍到中文世界的，但英文“有关的文章”多得是，别人当然也可以根据“有关的文章”包括我的文章做介绍，但是不能拿着我的介绍文章大段大段地照抄，翻译、表述都是我的，连我文章中的一些特异的幽默语句也照抄不误，这些语句与我全文的调侃风格很和谐，放在孙文中就显得不伦不类了。如此大面积的照抄照搬，即使注明了出处也有剽窃之嫌，更何况对原作者、原文只字不提，以“有关的文章”一语带过，让读者以为是他自己根据原始材料综述而成的，这不是剽窃是什么？我花了许多时间看许多资料费心构思写成的文章，就这么轻松地像无主之物一般粘贴复制过去，最后加一段感想就成了自己的东西，整个写作过程估计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这样的文章未免太好写，这样的教授未免太好当了吧？孙教授不会不知道我这几年主要在干什么（曾经和我同台一起做过讲座），却连我的文章也不放过，是太糊涂，还是太大胆？

    下面是雷同比较：

孙文：1880年1月9日的旧金山主要报纸之一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却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君王驾崩”，宣布“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方文：旧金山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1880年1月9日的头版头条是“Le Roi Est Mort”（法语“君王驾崩”），宣布：“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孙文：原来，早在1859年9月 17日，一个叫做约书亚·诺顿（Joshua A. Norton）的乞丐，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他同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明年2月1 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面的署名是“美国皇帝诺顿一世”。美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位“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方文：9月17日，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明年2月1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署“美国皇帝诺顿一世”。

孙文：据后来有人查证，诺顿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相当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4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开始的时候，生意还做得比较顺利，曾经被朋友戏称为“皇帝”。但诺顿后来在一次生意中经营失败，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诺顿被债主讨债，官司缠身，到1858年，已经是身无分文。此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分散，看来已经疯了。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方文：现在我们根据教区出生记录，可知他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颇为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4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诺顿起初在旧金山从事多种生意，……成了旧金山最受尊敬的商人之一，被朋友们戏称为“皇帝”——这大概是他后来自封皇帝的灵感。……诺顿一夜之间破产。接下来的三年诺顿被债主讨债，官司缠身，到1858年，他已身无分文。然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分散，看来已经疯了。9月17日，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孙文：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惊异地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当天就有人在街上向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诺顿一世的存在给公众提供了许多饭后谈资，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轶事、绯闻。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作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以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50美分这样小额的钞票，也有的为5美元、10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

方文：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当天就有人在街上向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像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诺顿一世的存在给公众提供了许多饭后谈资，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轶事、绯闻。……做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以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50美分，也有的为5美元、10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据说信誉比美元还好。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

孙文：1859年 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当然国会仍然是抗旨在华盛顿开会。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而又幽默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

方文：1859年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1860年1月，他听说议员们抗旨继续在华盛顿开会，……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做为后备力量。

(XYS20080219)

最近四川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网络作家代表”周小平荣升“网络作协主席”。他在网上发了一篇《为中华文明平反（周小平担任四川省网络作协主席现场致辞未删节版）》，被发现里面充斥着历史常识错误，于是他把这篇文章删了，国内各网站的转载也都被删（“正能量”真大），另发了一篇《关于文明的话语权，文化的虚无与平反（周小平担任四川省网协主席致辞完整版）》——其实应该叫“修改版”，他悄悄地修改了“未删节版”中被指出的一些明显错误，但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反过来却指责给他纠错的人是“歪曲”、“断章取义”、“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偷偷修改再倒打一耙的伎俩，在“带鱼养殖”、“梦游美利坚”事件中我们都见识过了。但是即使是这个修改过的“完整版”，仍然充斥着事实错误。

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中的“火药”问题。在“未删节版”，周主席是这么说的：

【在这种中西方文化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影响下，中国人的科技和创新能力几千年来一直遥遥领先。中国人发明火药后，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研制火器并投入战场，唐朝时的飞机发火等装备更是被成规模地使用。到明朝时，满族数十万大军几十年攻不下一个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西方没有发明火枪大炮，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进口枪炮后，才开始山寨。中国人使用铁炮的时候，西方人才刚学会制造青铜炮。】

在被指出这是缺乏历史常识后，周主席在《“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行为从来都是被人唾弃的》一文中如此辩解：

【至于战国时期有没有使用火器的历史，我想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和基本的历史常识。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墨家、兵家都有对火器作为武器的研究历史和记载。】

“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引起了一番嘲笑，在“完整版”中，周主席对此也做了修改：

【而中国人发明火药后，绝不可能只做烟花爆竹而不做枪炮，因为中国人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研制火器并投入战场，墨家、兵家都有研制火器的记载，火箭、溅射火团、喷火装置等都有实战使用，还有记载认为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另有记载为自刎）。到唐朝时，由于火药配方的完善，更是制造出了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飞火、飞机发火装置（发射飞行火箭的机关）等装备更是被成规模地使用。宋朝则开始出现有记录的管状火器（枪、铳、炮）等等。即便到了明末，西方科技开始逐渐反超我们以后，中国依然保持了很强了热武器制造能力。满族大军几十年攻不进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

全世界都公认火药、火铳、大炮等武器是由中国人率先发明后，才流传至西方的。至于流传路径，一种观点认为是通过丝绸之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通过更早的行商流传西方。但无论怎样，这就证明在热武器科技史上是西方先山寨中国，也证明了中国人绝非只懂做烟花爆竹，不懂做火枪大炮。要知道，中国人能制造铁炮的时候，西方人才刚学会制造青铜炮。已草拟中国文明并不天然劣于西方文明。】

并有补记特地说明：

【第二：关于战国时期有没有使用火器的历史，我想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当时的墨家、兵家都有研究非管状火器记载(抛射火团，火箭、油脂喷射机关等)。也有记载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最早的非管状火器）（另有记载庞涓在部下被火箭射死后自刎。），

第三：还有一些人把我原文写的唐朝发明的飞机发火装置（发射飞行火箭的机关），解读为，周小平称唐朝就发明了飞机！就更令人感到恶心了。】

周主席在“未删节版”中把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间从公认的公元9世纪（唐朝）提前到战国时期，成为笑柄。他在“完整版”中做了修改，但仍然坚持战国时期有火器，并要大家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那我们就来查一下“火器”的词义：

《汉语大词典》：“火器：用火药爆炸性能来发挥杀伤和破坏威力的武器。如枪、炮、手榴弹等。”

《现代汉语词典》：“火器：利用炸药等的爆炸或燃烧性能起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如枪、炮、火箭筒、手榴弹等。”

《军事大辞海》：“火器：利用火炸药爆炸作用或发射弹丸进行杀伤和破坏的兵器。”

《中国历史大辞典》：“火器：用火药作为主要杀伤力的兵器。”

《中国古代名物大典》：“火器：即火药兵器。”

不管是普通词语词典还是专业词典，都把火器定义为使用火药的武器。周主席称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已研制火器，要么是新发现了战国时期已发明火药，要么是发明定义，把用到火的武器都称为火器，那样的话“火器”岂止在战国时期就有，在原始人时期就有了。

中国人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一般认为是北宋路振著《九国志》：“（唐哀宗时期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以功授检校司徒。”周主席把“发机飞火”说成“飞机发火”，活该被嘲笑唐朝就发明了飞机，他有什么恶心的？“发机飞火”并非“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不过是投掷火药而已。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火箭）的出现，是宋朝时候的事。

周主席说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后来改口说“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最早的非管状火器）（另有记载庞涓在部下被火箭射死后自刎。）”。关于“著名的庞涓”的下场，史料记载有三种说法。《孙膑兵法》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被擒，《史记·魏世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六国年表》都说庞涓在马陵之战时被杀，但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提到“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则说庞涓是自刎而死，这个说法对经过的描述比较详细，也是最“著名”的，里面的确有“火”：

【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

但里面的“火”是指庞涓举火把看字，引来敌军万弩俱发，何曾说他或他的部下死于“火箭”？周主席说的那种原始“火箭”，指的是在箭头上包裹可燃物，点燃了射出去。只要对“弩”的结构有点了解，就明白它是不能用来发射这种“火箭”的，因为弩上的箭是要放在一个木制的箭槽上才发射的。夜间伏击也不能用“火箭”，一则发射前要先点火，一点火就把埋伏全暴露了，二则“火箭”射不远、射不准，用来烧粮草、烧建筑还行，用来射人没什么用。所以周主席说“著名的庞涓死于火器”，才是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的无稽之谈。

周主席也大大夸大了明朝火器的威力。实际上到明朝时中国的火器已全面落后于欧洲，明军使用的火器两次大的改进，都是从葡萄牙人那里引进的。第一次是正德十六年屯门海战时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策反为葡萄牙殖民者服务的华人，仿制葡萄牙人的佛朗机铳（打败葡萄牙殖民者后又缴获了一些样品），以及嘉靖年间从葡萄牙人走私船那里缴获鸟铳（鸟铳即火神枪，鸟铳也有从倭寇那里缴获的，而倭寇又是从葡萄牙人走私船那里缴获的），并从嘉靖年间开始大量地山寨，佛朗机和鸟铳成为明军的标准装备。但这些山寨货在与满军作战时都不中用，在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会战中十万明军全军覆没，被满军缴获火器一万三千余具。明朝官员痛定思痛，承认是中国火器不行，要依赖西洋火炮（例如官应震在万历四十八年的奏疏称：“若火炮，则中朝虽有，而制造失传，击杀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李之藻在天启元年奏疏中则盛赞西洋大炮是“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如果在现在，这些都会被周主席当成汉奸卖国言论了。）

徐光启、李之藻在天启元年筹资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得四门红夷大炮，因资金不足，只有两门运到北京，其中一门运到宁远，在天启六年袁崇焕指挥下取得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仅仅一门红夷大炮就能扭转战局（宁远城还有十门威力较小的铁炮也是从葡萄牙沉船打捞的），此时中西火器差距之大，由此可见。此后明军大量购买、仿制红夷大炮，作为守城利器，直到孔有德叛变给满军带去红夷大炮和制作技术，明军才不具有火器优势。但明军与满军从未在山海关打过仗，说“满族数十万大军几十年攻不下一个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不过是周主席的梦游胡话。至于把满军人数最多时只有十余万说成“数十万”，把从满军反叛到入主中原不过26年说成“几十年”，这种小错，就不必计较了。

周主席梦游的不仅有中国火药，还有中国香料。在致辞中周主席如此说（“未删节版”与“完整版”相同）：

【1840年之前的400年，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前夜，一个重要的地缘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是什么地方呢?它就是古丝绸之路联通中西方的唯一交通枢纽，是必经之路!在此之前，欧洲由于经纬度偏北，农业生产力不发达，人口数量一直都不高。直到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大量的物资才从中国销往欧洲。尤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香料防腐剂之后，欧洲人对肉类的储存时间大为延长，食物储备保障有了本质的提升。基于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欧洲人口开始了逐步的提升过程。
然而奥斯曼帝国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垄断了和中国的商贸往来，独享了这份利润。这件事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商人而言把商品卖给奥斯曼帝国或北欧国家并没有任何区别。但对北欧而言，这几乎就是灭顶之灾。由于丝路的突然断绝，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欧洲一些国家的香料和粮食的价格就连着翻了十几倍。因为欧洲的自身资源，根本无法养活依靠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人口，所以他们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危险。因此他们才被迫向海上逃离，试图通绕开陆上的奥斯曼帝国，从海上找到商路以便重新与中国人展开贸易。由于非洲西海岸漫长的阻隔，原始的木船和火枪不能满足航线和征服的需求，因此西方人才不得不开始拼命研究改进船只和火器技术，从而逐步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因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几千年来西方人从不探索海洋只在近海活动，但却在1453年之后突然开始大规模航海的真实原因。并不是由于西方更有探索精神，更不是因为他们文化体制更优秀，而只不过是生活所迫下不得已的选择罢了。】

周主席说中世纪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依靠“从中国进口量大量香料防腐剂”，这犯了两个历史常识错误。第一，当时西方从东方进口的香料，并不是用来做防腐剂的。当时用的食品防腐剂主要是食盐和食糖，虽然某些东方香料有抗菌功能（因而也能防腐），但极其昂贵，堪比黄金，怎么舍得用来当防腐剂？当时香料的用途一是用来当名贵药材，人们迷信这些香料是灵丹妙药，可以用来治疗黑死病之类的绝症；二是用来作为高档调味品。东方香料是奢侈品，只有王公贵族用得起，平民百姓没法享用，其使用，对人口增长没有任何影响。丝绸之路并不用来运送粮食，怎么可能其中断导致粮食价格连着翻了十几倍？

第二，当时西方从东方进口的香料，最重要的是胡椒，还有锡兰肉桂（与较廉价的中国肉桂不是同一种）、肉豆蔻、丁香、孜然、姜黄、姜等。这些东方香料除了姜和中国肉桂都原产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并非来自中国（当时西方人进口的姜也来自印度）。相反地，中国反而要进口这些香料。中国通过香料之路（丝绸之路）出口的物资主要是丝绸、陶瓷、漆器、五金、茶叶等，而进口的物资主要是香料，特别是胡椒。胡椒在中国也曾经是昂贵的舶来品，是财富的象征，以前有一个典故叫“胡椒八百斛”，用来比喻贪官污吏敛财之巨。明朝前期胡椒在其原产地苏门答腊每百斤值银1两，卖到中国后每百斤300贯折银20两，翻了20倍（分别见《瀛涯胜览·苏门答腊》和《明会典·番货价值》）。直到明末在中国南方自己也种植胡椒后，才变成普通人家也能享用的调味品。

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寻找新的香料之路是为了与印度人展开贸易，而不是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哥伦布把美洲土著称为印度人（印第安人）而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印度。

周主席文中类似的历史常识错误还有的是，而他却指责别人“对基本历史事实的不尊重”，真是缺什么，偏要标榜什么。其无知，其造谣，其死不认错倒打一耙，都不妨碍其高升，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肆意编造历史，大搞历史虚假主义，就有了免受批评的特权，梦游完美利坚再梦游中华文明，可以一直梦游下去，也可以一直高升上去。

2015.6.15.

丁香园网站的“丁香医生”近日发表《酸性体质是慢性病、癌症及亚健康状态的罪魁祸首吗？》，署名冯晨（清华医学预科，协和医学博士。现在清华医学中心工作）。这篇文章是抄袭我在2011年1月发表的《骗人的“酸性体质学说”》（收入去年出版的《科舟求健》一书）。冯文全文只是对我的文章的改写，这倒也罢了，有些地方他竟然连改写都懒，直接就复制粘贴过去了。例如其文章最后一段：

【如果误信伪科学，购买了这些“排酸”保健品，只是在浪费钱财。如果真的根据它来指导日常饮食，则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产生危害了。谷类、鱼、肉、蛋等都被列为应该避免的“酸性食物”，而实际上它们都是营养丰富的优质食品，如果长期不吃，反而会导致营养不良。健康的饮食应该是均衡的饮食，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各种营养素的食物都应该适量、合理地摄取，而不必在意其酸碱性。】

就是全盘照抄我的文章的最后一段，只改动了个别字句：

【“酸性体质学说”是一种骗人的伪科学学说，如果相信了它而去购买“排酸”保健品，那是在浪费金钱。如果根据它来指导饮食，反而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例如谷类、鱼、肉、蛋等都被“酸性体质学说”的宣扬者列为应该避免的“酸性食物”，而其实它们都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如果长期避免吃它们，会导致营养不良。健康的饮食应该是均衡的饮食，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各种营养素的食物都应该适量地合理地摄取，而不必在意什么酸性、碱性。】

这当然不是首次发现国内医生写科普文章时抄袭我了，类似的抄袭我以前也揭露过。抄袭抄到了以揭露学术造假闻名的人头上，可见这些人有多么猖狂。我的医学科普已经专业到连医生都要抄袭的地步，可笑的是还有些国内医生认为我没资格做医学方面的科普，特别是在我指出国内医学界流行的错误、骗人的知识的时候。

2015.6.12.

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近年来四处演讲、发文，不是介绍其具体的科研成果，而是做大师状要给医学指点迷津，为医学指引发展方向。近日他在“赛先生”微信号上连发三篇长文，即是他此前宣扬的观点中相对不那么荒诞的部分的总结，主要内容有二，第一是批评“医学是科学”的观点，认为医学不是科学的一个分支，现代医学（西医）和中医都不是科学：“有人狭义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其实西医也不科学，它本来就不应该是科学，至少不应该是纯粹的科学。”第二是提倡“整合医学”，认为现代医学有缺陷，要整合进其他内容，特别是中医。

樊院士认为医学不应该是科学的理由，是认为医学不纯粹是科学，科学有局限性，科学行医是行不通的，行医还要靠经验，还要考虑到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等。樊院士在这里混淆了知识体系与具体应用的区别，也即医学与医疗的区别。现代医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是科学的，但是在具体应用——医疗上一则会受限于现有的知识，二则会受到各种非科学因素的影响，但不能以具体应用的局限来否认其科学基础。打一个比方，要设计、建造一座建筑离不开力学知识，但是力学不是万能的，有些建筑是建不起来的，而且在设计、建造建筑时，还要靠经验，还要受到美学、经济、社会、环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樊院士是不是要认为力学不应该是科学，至少不应该是纯粹的科学？

医学科学作为科学，它不是万能的，有其局限性；它也不是完备的，在不断发展中。但是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和不完备性不是往里面塞进各种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垃圾的借口，即便这些垃圾存在于具体的医疗之中。还拿建筑来说吧，具体的建筑设计、建造也同样存在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的垃圾，例如风水，你能因为力学的局限性和不完备性，就要求力学去整合风水吗？

樊院士在文中还存在许多知识性错误，例如他对循证医学的批评，就是出于对循证医学的无知。循证医学提倡医疗实践应该建立在证据基础上，根据证据的强弱做出最佳决定，强证据产生强建议，弱证据产生弱建议。它尤其看重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产生的证据。对循证医学有很多批评，最莫名其妙的批评来自于樊院士，因为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循证医学是怎么回事。他说循证医学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如下四种异质性导致的情况：同病不同症、同病不同害、同病不同果、同药不同效。樊院士未免把循证医学想得太低能。循证医学无非是要看证据的强弱。如果这些“异质性”导致的情况是有强证据支持的，循证医学当然会建议考虑；如果是没有证据靠拍脑袋臆想出来的，当然不会去考虑。

例如作为胃癌专家的樊院士举了个“同病不同害”的例子：“同是幽门螺杆菌HP感染，按道理应全部根除。可HP可分CagA阳性株和阴性株，前者与胃癌相关，胃癌发生率比阴性者高2倍，应于根除。而后者在正常人多见，而且根除后近端胃癌发生增多，所以HP感染无症状者不应根除。”那么循证医学是否不考虑这种情况呢？在pubmed随便搜一下，就能找到多篇循证医学研究论文比较全部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只根除CagA阳性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效果，例如：

Harris RA, Owens DK, Witherell H, Parsonnet J.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gastric cancer: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screening only for the CagA phenotype of H. pylori? Helicobacter. 1999 Jun;4(2):69-76.
Suzuki T1, Matsuo K, Sawaki A, Ito H, Hirose K, Wakai K, Sato S, Nakamura T, Yamao K, Ueda R, Tajima K.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mportance of CagA status for successful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06 Jul 15;24(2):273-80.
Lansdorp-Vogelaar I, Sharp L. Cost-effectiveness of screening and treating Helicobacter pylori for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 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 2013 Dec;27(6):933-47.

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与樊院士所说相符（例如它们认为应该全部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而樊院士认为这样做有害无益），但樊院士凭什么认为循证医学不考虑这种“异质性”？他作为胃癌专家难道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循证医学研究？如果循证医学研究认为证据表明对CagA阴性株幽门螺杆菌感染应该根除，而樊院士没有证据地认为不应该根除，你应该听从谁？应该看证据，还是听一个院士的信口开河？

最后顺便批评一下“赛先生”。“赛先生”作为科普刊物，对反科学、伪科学的文章如果不是已做好了将其当靶子进行反驳的准备就不应该登，免得误导读者。尤其是院士的反科学文章，更不应该登，因为其误导性更强。樊院士的文章在“赛先生”上发表一周了，我除了见到“赛先生”说这些文章有争议之外，未见有任何驳斥，我就代为清理一下垃圾。

2015.6.6.

复旦大学近日轰轰烈烈庆祝110周年校庆，不料接连爆出抄袭丑闻大煞风景。最早是其校庆宣传片《To My Light》被发现从创意、拍摄手法到画面都抄袭东京大学宣传片《Explorer》，复旦校方先是矢口否认，后来不得不道歉、改换宣传片。接着，其校庆图标（logo）又被国外媒体发现只是把苹果公司的Touch ID图标做了个镜像就拿来用。

最后，有人向我爆料，复旦校庆歌曲《复旦幸运曲奇》（http://www.wtoutiao.com/p/eb3XXp.html ）只是把日本乐队AKB48歌曲《恋爱幸运曲奇（恋するフォーチュンクッキー）》（http://junglevibe.net/tracks/ 恋するフォーチュンクッキー.html ）的调子拿来重新填词，旋律、节奏、伴奏、配乐完全一样。整个校庆活动从宣传片、图标到歌曲全面抄袭，名副其实是复制大学。

复旦大学之为复制大学由来已久。我们只需简单回顾一下：复旦大学前任校长杨玉良谎称获得德国最高科学奖莱布尼茨奖，虽经多人长期实名举报，也止不住其平步青云。朱学勤的博士学位论文抄袭证据确凿，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却将其包庇，俨然成了学术不规范委员会。韩寒代笔事发，铁证如山，国内外多所大学多名教授同声谴责，独有复旦大学几名教授力挺韩家父子。崔永元为妖魔化转基因，作假、造谣、说谎、谩骂无所不用其极，却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邀请去做转基因讲座。当然，更有多名复旦大学教授被揭露有抄袭等学术造假行径，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

这种宽容、包庇造假的学术、教育环境必然导致创造力萎缩、人才被打压、对造假习以为常，也就必然导致造假的泛滥，在校庆之际抄袭丑闻井喷，也就毫不奇怪。复旦大学之为复制大学，是必然的。中国其他高校其实也差不多，它们只是很幸运地没有如此集中地爆发造假丑闻。

2015.5.29.

我在《柴静〈穹顶之下〉的造假迷雾》一文中分析了柴静制片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中的三处造假。该纪录片的错误之处远不止这些。例如，其引用的数据相当一部分都有错误，乱用、错用、误用乃至捏造数据之处比比皆是。这些错误未必都是有意造假造成的，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柴静团队的专业水平低和态度马虎造成的。下面我就列举一些这方面的错误。有的错误有人已在网上指出过，我在此做一番归纳和分析。

在视频7分17秒处，柴静出示了一张图表“PM2.5 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解说称：“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25），这个是美国的（37.5），这个是欧洲（50），这个是中国（75）；那么我们在当天呼吸进去的是多少呢？（305.91）几乎是中国标准值的五倍。”

305.91/75 = 4.0788，4倍多一点，柴静为什么说是“几乎5倍”呢？美国pm2.5的24小时限值是35 （http://www.epa.gov/pm/2012/decfsoverview.pdf ），不是37.5。欧盟的限值是年均25，但无24小时限值（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air/quality/standards.htm ），那个50从哪来的？ 这么关键的一张图，都可以把美国、欧盟的标准搞错，把倍数算错，可见柴静视频的制作多么不专业和粗糙，她的科学团队——如果有的话，应该羞愧。

在视频14分23秒处，柴静在屏幕上甩出四篇论文以证明“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表明，在更干净的地方长大的孩子的肺生长速度比污染地区长大的孩子要快”：《Effects of Airborne Metals on Lung Function in Inner Mongolian Schoolchildren》、《沙棘油对SO2染毒运动训练大鼠心肌脂质过氧化的影响》、《中韩儿童肺活量与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非沙尘天气大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浓度与儿童肺功能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但第二篇论文是《沙棘油对SO2染毒运动训练大鼠心肌脂质过氧化的影响》，研究的是沙棘油对大鼠受损心肌的作用，与空气污染、肺毫无关系，因与第三篇论文《中韩儿童肺活量与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登在期刊同一页，就拿来凑数吓人。而且那三篇与其论点有关的论文，全都出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潘小川实验室，难道它就代表了“世界各国”？

视频35分41处，柴静说：“煤是可以弄干净的，英国人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给它洗干净，那么在中国我们洗了多少呢？我们才洗了不到一半的煤，剩下的另外一半当中基本上有几亿吨是没有任何用，而且又污染又浪费的叫灰分的东西。”

据《中国能源报》2014年12月15日报道：“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原煤入洗率仅为59.8%。”（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4-12/15/content_1510892.htm ）虽然不如发达国家，但已超过了一半。

视频41分05秒处，柴静出示了一张北京小汽车出行距离分布图表，注明数据来源为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该数据确实出自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http://www.bjtrc.org.cn/InfoCenter%5CNewsAttach%5C%5C55c8af31-56f6-4c2b-98d8-a87e09c9a03e.pdf 第13张幻灯片），但画错图了。北京市小汽车出行距离1公里以内7%，1～2公里12%，那么2公里以内应是19%，而不是其图表标注的12%。可见柴静的团队根本不细看原始数据。

视频1时13分处，解说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的测算是：十五年之后，我们的耗煤量会达到六十亿吨，我们的用车量会达到四亿辆。”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在2012年联合发布的报告《中国2030》（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China-2030-complete.pdf ），按现在的趋势到2030年中国耗煤量达到33亿吨，如果采取减排措施则会大幅度下降（p.282）。那么柴静是根据什么一下子把该数据翻了一番？

视频1时18分35秒，柴静在洛杉矶上空说：“一千七百多万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

在洛杉矶上空，谈的是洛杉矶解决雾霾的问题，那么指的就是洛杉矶市，但2013年洛杉矶市人口只有388万。注意，美国城市不实行户口、暂住证制度，有游客，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在那里工作、生活的民工乃至非法移民都算本地居民，所以不存在流动人口比本地居民多的问题。

有时谈洛杉矶时会把洛杉矶周边几个小城市也包括进去，指的是洛杉矶郡（例如柴静提到的圣塔莫妮卡就属于洛杉矶郡）。但洛杉矶郡人口也只有1002万，2014年洛杉矶郡共有772万辆车登记（http://www.dmv.ca.gov/portal/wcm/connect/add5eb07-c676-40b4-98b5-8011b059260a/est_fees_pd_by_county.pdf?MOD=AJPERES ）。

有人说，柴静指的是大洛杉矶地区。实际上一般说到洛杉矶，是不会指大洛杉矶地区的，因为大洛杉矶地区是以洛杉矶市、洛杉矶郡为中心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面积是北京的好几倍大，包括南加州的五个郡和众多小城市，那些地方历史上并无雾霾问题。如果谈洛杉矶的问题用“大洛杉矶”的人口和车辆数据，就好比谈北京的问题时用京津冀的人口和车辆数据。

视频1时21分7秒处，柴静亮出一串数据：“（加州）全年发出重卡柴油车检查传票29913起、最终结案3281起……”

听上去加州政府好像很热衷于发传票，却很懒得结案。其实是全年做了29913次路检（inspection），开了3281张罚单（citation）（http://www.arb.ca.gov/enf/reports/2013_summary.pdf ）。这都找谁翻译的？难道和崔永元共用一个翻译？

视频1时23分31秒处，柴静出示了一张“伦敦空气污染浓度”图，注明数据来源是：Ren 2000, Hutchingson et al. 2004 and Okubo 2013

这张图和数据来源是从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4年发布的报告《都市中国》照抄来的（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8865 p.453），原文比较的是伦敦和东京的空气污染浓度，附的这三篇文献，第一、第三篇都是研究东京的，与伦敦毫无关系。第二篇是比较东京和伦敦的，才和伦敦有关，图即出自该论文的图一。但柴静只出示、介绍的伦敦情况，根本就不涉及东京，却把两篇只研究东京的论文也列为数据来源，说明其团队的人根本就没有去核对论文原文，连参考文献都抄，还抄错了。

任志强为柴静纪录片辩护称：“任何科学的论文都可能存在着不科学性！因为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建立在超越原有科技的基础之上。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大约就是这种原理。在现有民众可能的科学性调查中，柴静的调查和引用已经尽可能的做到科学了。”

我现在证明的是，柴静的调查和引用并没有“尽可能的做到科学了”，如此不认真、不严肃，如此误导、造假，又谈何“科学”？科学允许犯错，但科学不允许马虎，更不允许造假。尽管任何科学的论文都可能存在着不科学性，但是一篇科学的论文一旦被发现了存在着不科学性，它也就作废了。任志强以科学论文比拟柴静纪录片，那么柴静纪录片也就作废了。

有人说，尽管柴静纪录片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引起了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个好事，没有必要揪它的毛病。这种说法是倒因为果。是因为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才引起了对柴静纪录片的关注，而不是相反。无论如何，错的就是错的，假的就是假的，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免受批评。

2015.3.19.

科学网首页头条登了一个叫岳东晓的妄人（一个物理博士）谩骂我的文章《方舟子妄批柴静捏造数据的错误》（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84007-873706.html ）。此人多年来一贯发表无知妄言攻击我，我一般不予理会。现在既然被科学网放到了头条，我就赏他个脸。岳东晓指责我读不懂这张图：

他把该图左纵坐标说成是死亡率每年的增加，然后说每年死亡率都在直线上升。其实是他根本就读不懂这张图，当然更没有看过论文原文。论文原文以及该图的说明说得清清楚楚，该纵坐标是【每天】死亡率(daily mortality)的增加，这个增加是与基数相比的，是以此来表示死亡率的变化。例如，与基数相比，2007年北京循环系统疾病每日死亡率增加2%，而2008年增加1.5%，那么2008年与2007年相比，死亡率实际上是下降的，绝非像岳东晓理解的那样每年死亡率都在直线上升，没过几年北京人都死绝了。

岳东晓还声称：“吸入雾霾当然不会立刻开始死亡增加，而是有一个积累的延迟。”这也是无知妄言。雾霾导致循环系统疾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导致循环系统疾病患者的【死亡】却是个即时的过程，即一旦细颗粒物浓度增加，死亡人数也随即上升。这正是那篇论文想要得出的结论。比如，为什么2008年北京死亡率下降了？因为为了开奥运会采取了控制空气污染的措施，立即导致死亡率降下来了。奥运会一开完，这些措施没有了，所以死亡率马上又上升了。

岳东晓指责我“仔细看图之后竟然连基本的东西都看不懂，反倒轻率指责他人捏造”，谩骂我“方舟子号称博士，一张图都读不懂，而且完全没有脑子”，其实是他本人连基本的东西都看不懂，反倒指责他人看不懂，完全没有脑子的是他。科学网竟把这种不学无术、谩骂攻击他人的文章放到头条，也可见这个打着“科学”旗号的网站其编辑水平低下、作风下作到何等程度。

2015.3.10

柴静《穹顶之下》推出后，有多名网友指出其中的数据、图表造假问题。这些指控，有的不成立有的明显成立，但都未见柴静及其团队做出回应。造假指控哪怕只有一条成立，学术声誉即破产。我在这里不想一一分析这些造假指控，只从该演讲视频的开头部分找出三处涉嫌严重造假进行分析。

为了表明她与雾霾的“私人恩怨”，演讲一开始，柴静就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1分09秒开始）：

“她（柴静女儿）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做麻醉之前，医生对我说，她这么小的年纪做全身麻醉是有可能醒不过来了，你要有个心理上的准备，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了。后来护士在我手里放了一只小熊，那是用来安慰小孩的，她用来安慰我。”

在幻灯片上，柴静出示了这只玩具熊的照片（1分42秒），可以清楚地看到玩具熊衣服上写着：Make Surgery Bearable — JSEI Affiliates. JSEI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眼科研究所，难道柴静是在眼科研究所分娩的？但是查该眼科研究所信息，有数十名眼科医生，并无产科医生，该研究所也无产房。

有无可能柴静在别的医院分娩，而该医院也有这种玩具熊呢？JSEI Affiliates是JSEI的支持者组织，这种玩具熊是该组织专门为在JSEI做手术的小患者特制的，只在该医院使用，支持者为每个玩具熊捐款10美元（http://www.jseiaffiliates.com/make_surgery_bearable.php ），所以在别的医院是不太可能有这种特制的玩具熊的。何况医院都会有自己用来安慰小孩的玩具，护士何必给患者提供有其他医院标志的玩具为其做广告呢？

柴静没有说她女儿得的是什么样的良性肿瘤。新生儿最常见的良性肿瘤是骶尾部畸胎瘤，如果肿瘤很大，一出生就要摘除，但是从柴静出示的胎儿超声波图片上看不出来。当然新生儿还有可能得别的肿瘤，例如脑瘤、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瘤。但既然柴静女儿是在眼科医院做的手术，得的就是眼科肿瘤。一出生就马上抱去做手术，那就是在产前就已诊断、确诊了。但是常规的产科检查是查不出眼科肿瘤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查出，例如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家族病史并检测出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突变，那么通过非常规的产前检查，例如做MRI，是有可能在出生前检测到视网膜母细胞瘤，但这种情形非常少见，少见到有这样的病例可以发论文了。而且即使在产前发现，产后也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了才去动手术的。视网膜母细胞瘤是恶性肿瘤不是良性肿瘤，虽然凶险但不是急症，不至于一出生不让产妇抱就去做手术。视网膜母细胞瘤是罕见疾病，通常是在出生后的三个月内在对新生儿进行视力筛查时发现疑似，经过MRI等仪器确诊，才去做手术。

这个玩具熊也有可能是柴静从谁那里拿来的一个道具，选中它是因为它带着口罩，可以影射雾霾。如果这个玩具熊与其女儿的手术无关，那当然也是造假。其实这个玩具熊是个“医生熊”，穿的是医生服装，那个口罩是外科口罩。

柴静谈到她在生下女儿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全是烟熏火燎的味，我就拿一个手绢捂在她鼻子上”，这显然不是在洛杉矶，貌似在北京。难道她是在北京分娩的？之后发现女儿有肿瘤才去洛杉矶做手术？那样的话其叙述的一生下来就与女儿生离死别的故事岂不仅仅是故事？

总之柴静讲的这个感人故事疑点重重，希望她能具体讲讲她女儿究竟得的是什么良性肿瘤，在哪家医院做的手术，JSEI小熊是怎么来的。她既然把其女儿病情拿来公开宣讲，不涉及隐私了，别人自然希望她能澄清疑点。

柴静在演讲中讲了自己24小时背着PM2.5采样仪（6分30秒开始），检测结果发现：

“其中有15种致癌物，其中世界上最强的致癌物之一苯并[a]芘，它是国家标准值的14倍。因为在刚才那个片子（指2004年央视“新闻调查”的片子），当我站在孝义四五个焦化厂中间的时候，呼吸的苯并芘才超标9倍，现在我在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举目四望我根本看不见工厂跟烟筒，我怎么可能超标14倍呢？邱博士自己也怀疑了，他说不太可能这么高吧，我再算一次。第二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没错，就是14倍。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

这意思是现在北京大气中苯并[a]芘的含量比孝义四五个焦化厂中间的含量还要高得多。但是她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她播出的幻灯显示，她在炒菜时把pm2.5采样仪放在炉子旁边（6分41秒）。炒菜油烟中的致癌物比大气污染的多得多、严重得多，这应该是其采样仪搜集到的致癌物以及黑乎乎的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柴静显然没有合理取样的概念，她用pm2.5采样仪搜集到的污染物其实主要来自其炉灶油烟，也就是说，她比较的不是北京与孝义焦化厂的大气污染程度，而是她家炉灶油烟与孝义焦化厂的大气污染。她说，“如果我不对自己和孩子加以保护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呼吸进去”，没错，她首先要做的，是让自己和孩子远离厨房油烟。

第二，柴静出示的幻灯显示，其使用的标准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7分15秒）。该标准是2012年发布的，北京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在2004年的孝义显然不会执行该标准。2004年执行的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这两个标准的苯并[a]芘的限值不同：2012标准的限值为0.0025，14倍是0.035；而1996标准的限值为0.01，9倍是0.09，所以实际上2004年孝义焦化厂大气中的苯并[a]芘含量比北京高得多，而不是相反。而且，《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只适用于室外空气，并不适用于室内。

另外，既然邱博士知道有很多人超标20倍，为什么一开始认为柴静测得不准，不可能超标14倍呢？还要再算一次才肯定？这故事讲得真乱。

柴静在演讲中提供了一张图表表示：“当pm2.5值升高的时候，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12分34秒）。图表上显示数据来源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实际上它的数据取自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2013年12月在《大气环境》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Time-series analysis of mortality effects from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 size fractions in Beijing，Atmospheric Environment 81 (2013) 253-262，改自该论文的图6。这张图表示的是2005到2009年这5年北京pm2.5浓度、非事故总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变化的情况。最上面的那条曲线是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的情况：在论文原图，最高的是2007年，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又升上去了。但是在柴静的图中，这条曲线却变成了平滑上升，也就是说，这五年北京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是逐年上升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是对原图的篡改。

有人会说，柴静团队是用原始数据重新画图，进行拟合，表示的是死亡率的上升趋势。那好，我们再来看看原图。原图有一组重要的数据被柴静的图删掉了，那就是北京2005到2009年这五年每年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是：76、84、78、69、65。可见在这五年，pm2.5值最高的是2006年，之后由于要开北京奥运会进行治理，北京pm2.5值其实是逐年下降的。柴静的图却显示那几年北京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逐年上升，岂不成了随着pm2.5下降，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按：pm2.5会立即导致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不存在滞后）难怪要删掉pm2.5值，同时捏造出一条逐渐上升的死亡曲线。请问这不是捏造数据是什么？

这只是演讲开始十几分钟的内容，就已有了这三处明显的造假。后面还有多处数据、图表是有问题的，我就不再一一分析了，因为正如我一开始说的，哪怕只有一条数据造假，学术声誉即破产，没有必要一条条指出来，倒是柴静及其团队需要对造假指控逐一地回应，如果珍惜自己作品的学术声誉的话。

最后我再罗嗦几句：我不是说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不严重——只要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我也不是说中国空气污染问题不值得重视、环保不值得呼吁。重视环保问题当然很好，但是应该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之上，不应该弄虚作假。中国环境问题已经如此严重了，哪还需要你通过造假来引起重视？

2015.3.9.

原告：方是民，笔名：方舟子，男，中国国籍，汉族，自由撰稿人。
被告：孙海峰，男，1975年1月出生，汉族，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民身份证号码2201041975××××
被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1916室
法定代表人：彭少彬　　联系电话：4000960960

案由：名誉权纠纷

诉讼请求：
一、    判令被告孙海峰删除“新浪微博”网站中用户名为“孙海峰”的用户（网址http://weibo.com/ imsunhaifeng）发表的侮辱、诽谤原告的侵权微博信息[具体微博信息详见附件一]，以停止侵害。
二、    判令被告孙海峰在《新华每日电讯》和《人民日报》报纸广告版及“新浪微博”网站首页刊登道歉信（其中网站道歉信刊载时长不少于一个月），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原告名誉。
三、    判令被告孙海峰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
四、    判令被告孙海峰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12000元、公证费9715元、邮寄费13元；
五、    判令被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对被告孙海峰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六、    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诉讼标的171728元]

事实与理由：

原告是生物化学博士、自由撰稿人，著有二十余册科普图书、文集；十余年来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坚守科学理念、弘扬科学精神；因批评、揭发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学术腐败现象、保健品行业的虚假宣传，批判邪教、伪科学，揭穿新闻界的虚假报道等，原告得罪了一些利益集团和个人。2010年9月原告因揭假言论引来被揭发者肖传国的雇凶报复，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因揭露“韩寒代笔事件”引起强烈反响。2011年初，原告被检察日报社正义网络传媒评为“2010年度中国正义人物”之一，被中国网评为“2010中国榜样年度人物”之一，获得“江苏卫视·百度2010年度网络沸点网络先锋奖”， 2012年获《自然》杂志和英国科普组织“理解科学”（Sense about Science）联合评选的首届“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捍卫科学奖”，2013年在美国获得第24届全球反欺诈大会颁发的“克里夫·罗伯森(Cliff Robertson)哨兵奖”（该奖每年奖励一个揭露行业黑幕、“舍己求真”的人）……原告在社会公众里享有相当的良好声誉。
被告孙海峰是“新浪微博” 网站（域名http://weibo.com/）微博用户“孙海峰”（域名http://weibo.com/imsunhaifeng）的使用人，并取得了 “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的微博认证。
被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梦创科公司”）是“新浪微博” 网站的主办单位，对该网站负有管理义务。
原告的妻子于2013年初对被告孙海峰提起名誉侵权索赔诉讼，一审、二审均胜诉。在此前后，被告孙海峰继续对原告发表了大量明显侮辱、诽谤的言论。经初步检索发现，孙海峰于2014年2月13日12:18发出的微博含明显侵权的“谣狗”、“妓者二字是方谣狗专利”等文字，于2014年3月26日20:48发出的微博含明显侵权的“谣狗”等文字，于2014年5月7日02:17发出的微博含明显侵权的“骗子”等文字，于2014年6月30日22:55发出的微博含明显侵权的“无良兽父”、“人渣”等文字，于2014年7月28日06:08发出的微博含明显侵权的“泼粪版的哈马斯”、“网络恐怖分子”等文字，于2014年8月4日10:46发出的微博含明显侵权的“方狗常用马甲喷粪”等文字，于2014年10月21日23:00发出的微博含明显侵权的“谣狗”等文字，于2014年10月22日08:41发出的微博含明显侵权的“谣狗”、“黑枪手”等文字；其它侵权微博信息详见附件一。
孙海峰发表的涉案微博，要么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肆无忌惮的恶意诽谤，要么是恶毒的公然侮辱，使原告名誉受到严重损害，明显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在与原告妻子的名誉权纠纷案败诉后，被告孙海峰非但不收敛其不法言论，反而继续肆无忌惮地恶毒侮辱、诽谤原告，故足见其恶意。
涉案微博信息长期刊载在被告微博上，由于互联网平台是一个自由、开放且传播方式极为便捷、传播速度极为迅速、传播范围极为广泛的媒介，因此孙海峰的微博言论影响很广。更为严重的是，孙海峰以其大学传播系副主任的身份发表侵权言论，更加误导公众，影响舆论，侵权影响极为恶劣。
总之，孙海峰之行为已构成对原告名誉权之侵害；其主观恶意、过错明显；通过网络传播侮辱诽谤信息，侵权、违法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坏。
原告发现“新浪微博”网站上公开传播侵权微博信息后，委托律师于2014年10月23日向微梦创科公司发送《律师催告函》要求删除涉案侵权信息，但直至起诉之日，微梦创科公司仍未采取必要措施，侵权微博信息持续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三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故，二被告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之规定，二被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鉴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原告特依法提起诉讼，望法院及时秉公审理并判允上列诉讼请求。

此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方是民

二O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教育部原司长、中南大学现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领衔的“透明计算”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舆论大哗。多名IT专业人士在网上一面倒地揭露这个课题低劣、造假、骗人的实质，这些揭露文章发表在科学网、知乎、新浪博客等处，随后即被删除得干干净净。财新网在1月17日发了一篇报道《“透明计算”获大奖引发诸多争议》，随后也被删除。对这些批评、揭露，张尧学没有给出任何回应，而这些试图压制批评的删帖行为，不知是张尧学公关的结果，还是政府部门为遮羞采取的行动。不管怎样，对学术争议只能以删帖来回应，其实质如何，已昭然若揭了。

我不是IT专业人士，不想从学术的角度来评价张尧学的成果。我想从别的角度，让公众了解一个被IT专业人士一致评为低劣、造假的课题何以能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我们先来看看张尧学的简历：

1976年10月至1978年10月，在湖南澧县余家台水电站工作，测绘员；
1978年10月至1982年07月，在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陕西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1982年07月至1983年02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国研究生预备班学习；
1983年02月至1983年09月，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培训班学习；
1983年09月至1990年03月，在日本东北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并获硕士、博士学位；
1990年03月至1995年07月，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任教师、副教授、教授，教研组副主任；1994年6月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系主任；1995年2月评定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5年07月至1995年10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教授；
1995年10月至1997年11月，电子部计算机司副司长兼全国电子信息系统推广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1997年11月至1999年06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9年06月至2000年06月，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主持工作）；
2000年06月至2001年05月，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2001年05月至2009年06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其中，2001年11月至2006年5月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参加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07年5月至2008年9月任北京奥组委挂职总体策划部副部长；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9年06月至201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2011年11月至今，中南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从简历可以看出，张尧学从1995年开始当官，一开始还只是挂职，1999年起则是全职当官，从事行政工作，历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主持工作）、科学技术司司长、高等教育司司长、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中南大学校长，已脱离科研一线十几年，却能做出代表中国科研最高成就的成果，可谓神人神迹。

再神的人才，再神的科研成果，也是要通过论文发表体现出来的。在报奖材料中(http://www.cutech.edu.cn/cn/rootfiles/2014/01/15/1389722463398905-1389722463551177.pdf )，张尧学列举了能体现其获奖成果的八篇代表性论文专著：

1. Yaoxue Zhang and Yuezhi Zhou. Transparent Computing: A New Paradigm for Pervasive Computing, LNCS 4159, 2006 年第1 卷1-11 页.
2. Yaoxue Zhang and Yuezhi Zhou. 4VP+: A Novel Meta OS Approach for Streaming Programs in Ubiquitous Computing, in Proc. of the IEE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Applications (AINA 2007), 2007 年第1 卷394-403 页.
3. Yaoxue Zhang, K. Takahashi, N. Shiratori, and S. Noguchi. An Interactive Protocol Synthesis Algorithm Using a Global State Transition Graph,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1988 年14(3)卷 394-404 页.
4. Yaoxue Zhang, Hua Chen. A knowledge-based dynamic job-scheduling in low-volume/high-variety manufactu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gineering (UK), 1999 年13(3)卷 241-250 页.
5. 林 闯 . 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评价,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7-302-04267-5, 2001 年卷109-129 页.
6. Fengyuan Ren, Chuang Lin, Xunhe Yin. Design a congestion controller based on sliding mode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2005 年28(9)卷 1050-1061 页.
7. Fengyuan Ren, Chuang Lin, Bo Wei. A robust active queue management algorithm in large delay networks,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2005 年 28(5)卷 485-493 页.
8. Jianer Chen, Guojun Wang, and Songqiao Chen. Locally subcube-connected hypercube network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 2002 年51(5)卷 530-540 页.

第一篇论文发表在2006年9月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IC 2006 ），会议组织者是在新语丝挂号的金海。这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科研人员提供出钱发表SCI论文的机会，几乎没有含金量，被称为野鸡会议。张尧学的这篇论文发表了9年，共被引用45次（据google scholar，下同），绝大部分是张尧学自引和中国人引用，国外引用只有3次，分别是日本、韩国、德国人引用。

第二篇论文发表在IEEE的低端学术会议上，在IEEE的1578种IT会议中，该会议的排名1362 （http://arnetminer.org/page/conference-rank/html/All-in-one.html ）。这篇论文是张尧学迄今发表的所有论文中引用次数最多的：46次，然而几乎全都是张尧学本人自引和中国人引用，仅被国外引用了两次，这两次都不是英文文献。也就是说，张尧学这篇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在作为科技界国际语言的英语文献上被国外学者引用的次数是零。

第三篇是张尧学发过的档次最高的论文，但是是1988年他在日本留学做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有三个日本共同作者。张尧学将其博士学位论文也列入报奖材料中，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第一，其博士研究内容与其获奖内容没有关系；第二，这项工作的知识产权属于日本东北大学，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只授予在中国做的工作。难道张尧学想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让其日本导师分享？张尧学将其1988年日本留学的论文也拉来凑数，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拿得出手的论文太少。

第四篇是1999年一篇人工智能方面的论文，也与获奖内容无关。该论文的引用次数是16次。发表该论文的期刊已在2001年停刊。

后面的四篇作者中都没有张尧学，也都不属于透明计算的内容。最搞笑的是第五篇，它其实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在2001年4月出版的一本教材的一个章节（第五章“非乘积解排队网络和近似算法”），张尧学为了把它伪装成期刊论文，创造性地把书的出版年份写成“2001年卷”。而且这个章节根本就没有教材作者的原创内容，都是引用国外学者的，这些国外学者是不是也能跟张尧学分享奖金？

总之，从张尧学论文发表记录和引用情况看，可知他提出的透明计算在国际上毫无影响。然而张尧学在报奖材料中声称其提出的透明计算“被国内外采用，引发和推动了国内外新型网络计算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用谷歌搜索“透明计算”的英文（transparent computing），出来的网页主要是美国军方DARPA的一个透明计算项目。但是，张尧学说的“透明计算”的“透明”的意思是“不知不觉”，国外说的“透明计算”的“透明”的意思是“公开可见”（The Transparent Computing (TC) program aims to make currently opaque computing systems transparent by providing high-fidelity visibility into component interactions during system operation across all layers of software abstraction, while imposing minimal performance overhead.），二者的意思刚好相反。如果认为这就是其“透明计算”的实践，这是利用“透明”一词多义混淆视听。

张尧学的报奖材料称：“透明计算得到了国际上英特尔、IBM 等公司的采纳，被英特尔公司总裁称为‘代表了下一个计算时代’并作为战略之一实施。”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Renee James（学MBA出身的）在2012年IDF会议上的确提到透明计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曾以“我系张尧学院士提出的透明计算得到英特尔公司的高度评价和推广”高调报道（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s/4840/2012/20120921085312266245505/20120921085312266245505_.html ）。实际上Renee James的原话是这么说的（http://intelstudios.edgesuite.net/idf/2012/sf/keynote/120912_rj/120912_rj_fl/index.html 14′20′’开始）：透明计算的概念并不新颖，MIT早在90年代末就做了研究，最近清华大学张教授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有些IT专业人士认为英特尔说的透明计算和张尧学说的透明计算只是名称相同，不是一回事（Renee James不是搞技术的，可能分不清二者的区别）。即使是一回事，Renee James也说得清清楚楚，这是MIT在90年代末率先提出的，并不是张尧学的首创。按张尧学自己的说法，他是在2004年才想到“透明计算”，晚了MIT好几年了。

张尧学的报奖材料称：“相关工作得到了Edward Yourdon 博士（软件工程方法论创始人）、原IEEE CS 副主席Ming T. Liu、以及Jefferey J.P. Tsai（IEEE/AAAS Fellow）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张氏协议综合法’。”这些人评价的是张尧学1988年在日本的博士研究工作，与透明计算没有关系，非要说有关系的话，那也是日本的知识产权，怎么得的中国国家奖？而且这些人并没有对张的工作“高度评价”，更没有称为“张氏协议综合法”，只是在综述中引用了张尧学的论文，引用时写作Zhang’s Protocol Synthesis Algorithm，这是以第一作者姓指代论文中提出的方法（该文献以此指代十几种方法），并非特地给其方法命名。众所周知，博士论文的工作主要是属于导师的。如果要命名张尧学的博士工作，应称为“张-野口协议综合法”，而不会忽略张尧学的导师野口正一的贡献。

张尧学的报奖材料称：“透明计算概念及技术曾被PCMag、eWeek、ScienceDaily、TechEYE 等数百家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并被评论为‘这将是首个由中国推动的计算技术。’”这指的是张尧学2012年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oud Computing》专刊上发表的论文《TransOS: A Transparent Computing-based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Cloud》曾获得国外一些科技媒体的报道，当时中南大学因此说“张尧学院士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反响强烈”（http://news.its.csu.edu.cn/csunews/readnewsarticle?atcid=20121016045312963 ）。一篇论文的重要性并不由媒体记者来决定，而应该看同行的引用情况。那么张尧学这篇“在国际上反响强烈”的论文的引用次数是多少呢？6次，其中4次是中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自己引用，1次是北京大学引用，剩下的1次由于论文无法下载，不知道作者的单位，但也是中国人引用。也就是说，张尧学这篇“在国际上反响强烈”的论文发表两年多来，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是零。国际学界根本就没人在乎这“首个由中国推动的计算技术”。

中国的科技大奖，都是运作的结果，含金量本来就不高。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曾经是个例外，曾经为了保证含金量空缺过很多年的。现在却让这样一个假货靠造假获此殊荣，肯定是利用权力和官场人脉运作的结果，是典型的学术腐败大案。虽然中国遍地都是学术骗子，但学术骗子能靠权力把虚假成果搞成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还是创纪录的，算得上中国科学最大的丑闻之一。

20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