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他领导的团队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出了天生就对艾滋病毒有免疫力的婴儿，举世震惊。有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在吹牛啊？毕竟，中国科研人员在基因编辑领域造假是有先例的。不过，在看了贺建奎在学术报告会上出示的数据之后，我相信他没有造假，的确是制造出基因编辑婴儿了。然而，他的这个人体实验是完全失败的，也是不人道的。

贺建奎编辑的是一个叫CCR5的基因，这种基因编码一种叫CCR5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位于T细胞等多种细胞的表面上，是趋化因子的受体。所谓趋化因子，是一类能够带领免疫细胞往哪里去的蛋白质，例如，哪里有病原体入侵了，趋化因子就和T细胞表面上的CCR5结合，把T细胞带到病原体入侵的地方去消灭病原体。所以CCR5对免疫反应起到重要作用。但是CCR5自己也是某些病原体入侵的位点，例如艾滋病毒。

艾滋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是一种“寄生虫”，靠自己是没法繁殖的，要侵入到细胞内，利用细胞里的“机器”和原材料大量地复制自己。艾滋病毒主要入侵的是T细胞，T细胞被利用来大量地制造艾滋病毒，艾滋病毒释放出来，T细胞就死了，然后释放出来的艾滋病毒继续入侵别的T细胞，导致更多T细胞死亡。如果T细胞大量死亡，人体就对病原体丧失了免疫力，就得了艾滋病。

艾滋病毒入侵的那类T细胞叫CD4 T细胞，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它的细胞表面上有一种叫CD4的受体，艾滋病毒能够识别它。怎么识别呢？靠的是艾滋病毒外壳上一根根的“小棍子”，这些“小棍子”其实是一种蛋白质，叫包膜糖蛋白。艾滋病毒外壳上的包膜糖蛋白能和CD4结合，它的形状发生变化，原来隐藏着的一块区域暴露出来，这块区域能去跟CCR5结合，这样就把艾滋病毒拉着贴近了T细胞膜，然后包膜糖蛋白的另一部分打穿T细胞膜，艾滋病毒的外壳和T细胞膜融合在一起，艾滋病毒里头的蛋白质和遗传物质就进入了T细胞了。

可见，CCR5是艾滋病毒进入T细胞的一个门“把手”。有一些人CCR5基因发生了突变，少掉了32个碱基对（叫CCR5-Δ32突变），这样它编码的蛋白质就短了很多。正常的CCR5蛋白是由352个氨基酸组成的，而CCR5-Δ32只有215个氨基酸。CCR5是一种跨膜蛋白，一部分在细胞膜里，一部分在细胞表面上。CCR5-Δ32少掉的是暴露在细胞表面上的那部分，也就是说，CCR5-Δ32都是藏在细胞膜里的，这样在细胞外的趋化因子没法和它结合，它就起不到受体的作用了，而同时艾滋病毒也没法和它结合，入侵不了T细胞了。人的基因都是成双成对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如果一个人的两个CCR5基因都是CCR5-Δ32（叫纯合子），那么这个人体内就没有正常的CCR5受体，他对艾滋病毒就有了抵抗力，这种人在欧洲人中占大约1%。如果一个人一个CCR5基因是正常的，另一个是CCR5-Δ32（叫杂合子），他是不能抵抗艾滋病毒入侵的，这种人在欧洲人中占大约10%。其他人群也有人有CCR5-Δ32基因，不过比较少。

浙江大学有一个教授，出了一本介绍基因编辑的科普书，里面畅想说，如果能用基因编辑技术把胚胎中正常的CCR5基因修改成CCR5-Δ32，这样生下的婴儿不就天生对艾滋病免疫了吗？不就再也不会得艾滋病了吗？学物理出身的贺建奎读了这本科普书后，深受启发，于是把书中的设想大胆地付诸行动了。他组建团队，对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植入子宫，生下了两名女婴，化名露露和娜娜。据他说，露露的CCR5基因有一个没能编辑，另一个编辑成功了（杂合子），而娜娜的两个CCR5基因都编辑成功了（纯合子），娜娜天生就对艾滋病有免疫力。

如果仔细看贺建奎公布出来的基因序列，其实都没有编辑成功。他想要模仿的是CCR5-Δ32突变，那三个他号称成功的基因编辑的位点也发生在该突变的附近，但是没有一个是去掉了32个碱基对的：露露的那个突变少掉了15个碱基对，编码的蛋白只比正常CCR5蛋白少5个氨基酸，非常接近正常CCR5，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异常；娜娜的第一个突变插入了一个碱基对，第二个突变少掉了4个碱基对，由于出现了无义移码，它们转录的信使RNA很可能被降解掉，没法用于制造蛋白质（这是人体细胞的一种调控基因表达的方式，叫“无义调节的转录文本降解”），所以娜娜可能没有任何CCR5。如果这两个突变被转译成蛋白质了，它们与正常CCR5和CCR5-Δ32都有很大的不同，不知有没有功能或出现异常。CCR5失去功能后，会对免疫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导致对某些病原体（包括西尼罗病毒、流感病毒）的抵抗力下降。

可见贺建奎的实验是完全失败的，但是由于他不懂分子遗传学，把失败的实验当成了成功的实验报告了，所以我相信他的确做了实验，也如实报告了。如果他要造假，完全可以给出和CCR5-Δ32一模一样的基因序列。

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并没有像大家想像的那么精准、高效，像这样虽然在对准的靶点做了编辑，但是编辑错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基因编辑之后，还要对实验结果进行筛选，才能挑出编辑成功的。然而，我们可以对细胞、实验动植物进行挑选，可以对人进行挑选吗？不能。虽然露露和娜娜是失败的实验的产物，也不能像对待失败的实验动物那样将其消灭，而我们不知道，她们身上携带的这些实验失败的基因，会对她们的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这样的实验是不人道的。

而且，基因编辑除了对靶点的编辑会出差错之外，还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进行编辑，也就是所谓“脱靶”。如果被乱改动的地方是没有功能或不重要的，哪倒没什么，但是有可能有重要功能的基因被改动了，那就会导致疾病，特别是有可能导致癌症——与癌症有关的基因实在太多了。我们不知道露露和娜娜身上是不是就有“脱靶”编辑，会不会对她们的健康产生影响。贺建奎声称对她们做了全基因组测序，没有发现有脱靶。其实现在的技术，是不可能发现所有的脱靶情形的。

在对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时，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胚胎细胞的基因编辑成功，有的胚胎细胞的基因没有被编辑了，这样发育的结果，就导致了人体存在两种细胞，一种是没编辑的细胞，一种是编辑过的细胞，就像一个人是由两个人组成的，叫嵌合体。我们不知道露露和娜娜有没有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编辑错误、脱靶、出现嵌合体的可能，并没有精确到可以用来制造基因编辑婴儿的地步，而一旦出了差错，就会遗传下去，后果比只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严重和难以控制，应该严禁。如果将来有一天，基因编辑技术变得十分精准了，可以极其准确地把胚胎中的CCR5都改成CCR5-Δ32，是不是就可以用来制造“艾滋免疫婴儿”呢？不能。第一，CCR5是绝大部分人都具有的正常基因，并不是致病基因，有这个基因并不会就让人得艾滋病，因为感染艾滋病毒是后天的行为导致的，是小概率事件。不能为了预防一个后天的小概率事件去改动一个有重要的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第二，CCR5-Δ32的人只是对某一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抵抗力，并不能对所有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抵抗力。有的艾滋病毒是通过T细胞上的别的受体（CXCR4）入侵T细胞的，改变CCR5对它们没有抵抗力。如果误以为没有了正常CCR5就从此对艾滋病毒免疫，不再注意预防艾滋病毒感染，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第三，有更好、更安全的方法来预防艾滋病毒感染，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改动基因的方式。而且，即使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也早已不是绝症，通过药物控制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并不一概反对制造基因编辑婴儿。这一天早晚会来，反对也没用。但是首先要保证技术十分精准，其次要对改动的基因后果做利弊分析。在技术不成熟时，在益处没有超过风险时，就应该严禁贸然制造基因编辑婴儿。贺建奎实验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懂行的人，受一本不严谨的科普书的误导，用一种不成熟的技术，毫无必要地改动一个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基因，制造天生有免疫缺陷、可能还有其他缺陷的婴儿，理应追究其责任。

2018.12.11.

（《科学世界》2019.1.）

（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证实了贺建奎的确制造出了两个“基因编辑”婴儿，还有一个怀孕待产。我并不怀疑贺建奎制造出了“基因编辑”婴儿，但是他的实验不要说违反伦理了，从技术上看也是完全失败的，参见下面的科普。至于要怎么追究贺建奎的法律责任，调查组没有具体说，我希望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人体试验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去年12月初我接受BuzzFeed采访时说过，由一家赢利小医院做伦理审核是笑话，试验对象无法理解、贺博士本人也未必完全理解该试验的后果和风险，该事件将对中国科学家的声誉造成进一步伤害，它表明某些中国科学家在从事狂野西部式研究，政府没兴趣管理。（The couples were taken advantage of, according to biochemist Fang Shimin of China’s New Threads magazine (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Fang Zhouzi), an award-winning critic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that country. He told BuzzFeed News an ethics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 signed off by a small for-profit hospital was “a joke,” and suggested that parents likely couldn’t understand the consent forms for the experiment. “I doubt Dr. He himself fully understands the consequences and risks,” Shimin said, by email. …“This case will undoubtedly do further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said Shimin of New Threads. “It proves that some Chinese scientists are indeed doing wild Wild West style research and the government has little interest to regulate it.”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danvergano/gene-edited-babies-china-hiv-ivf ）或许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中国政府有兴趣管理狂野西部式研究的起点，虽然并不让人乐观。2019.1.21.）

“先父遗传”这个莫名其妙的词语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从字面上看，“先父”是某个人称其死去的父亲，但是这个名词跟这个意思没有关系，而是指一种幻想出来的遗传现象，如果一个雌性动物，和一个雄性动物交配过，那么它的身体就被这个雄性动物给“污染”了，以后这个雌性动物再和别的雄性交配，生下的后代就都遗传了和它以前交配过的那些雄性动物的某些性状。在古代西方，一直就有这样的幻想，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生物学家还普遍相信有“先父遗传”。那时候还没有遗传学，有这种幻想是可以理解的。等到遗传学建立，生物学界就没人相信“先父遗传”了（并不排除某些动物会有例外，例如某些昆虫可能就存在“先父遗传”）。现在还相信“先父遗传”的都是一些不懂遗传学的外行，特别是那些有“处女情结”的变态男，他们把“先父遗传”作为科学依据，相信一个女人如果和男人发生过性行为，血统就不纯了，所以要找个处女结婚。

说现在生物学界没人相信“先父遗传”了，这是一般而言的，，但是生物学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人没有呢。河南科技学院——以前叫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有一个一级特聘教授刘用生，他就坚定地相信人有“先父遗传”，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研究“先父遗传”的“专家”。我检索到研究“先父遗传”的英语论文总共有12篇，2篇是1909年的，1篇是研究科学史的，2篇是研究昆虫的，1篇主题词里虽然有“先父遗传”，但内容和“先父遗传”没有关系，剩下的6篇，全都是刘用生写的。

对这种一个人独闯一个领域的科学妄想家，本来是不值得给予太多关注的。但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称赞刘用生是中国罕见的有学术精神的学者，饶毅主编的网刊《知识分子》最近请刘用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他的治学经验，里面也提到了他如何不顾别人的嘲笑研究“先父遗传”，俨然成了勇于创新的英雄，那么我还是简单地评论一下“先父遗传”是不是在学术上站得住脚。

要研究“先父遗传”，首先要有证明这种遗传现象存在的证据。但是相信“先父遗传”的人，反反复复列举的是19世纪的一两个例子，不然就是复述一些传说，这些都算不上是证据，它们要么是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以讹传讹，要么可以归为遗传的显隐性现象。例如，达尔文曾经提到，摩顿勋爵有一头阿拉伯栗毛母马，与一头南非斑驴（一种斑马，现已灭绝）交配后，生下的后代在形态上介于阿拉伯马和南非斑驴之间，这并不奇怪。但是这头母马后来被送到另一个牧场与一头阿拉伯公马交配，生下的马驹在腿部却有斑纹，就像是与南非斑驴的杂种一样，这就比较奇怪了。达尔文把这称做“迟滞遗传”，认为母马的遗传已被南非斑驴的精液所污染。我们现在知道并非如此，阿拉伯马本身就存在腿部有斑纹这种变异。达尔文不知道遗传规律，所以有错误的认识，而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为什么出错了，却还有人举达尔文举过的这个例子证明“先父遗传”，那不是穿越到19世纪了吗？如果“先父遗传”是真实存在的，在今天通过基因测序是非常容易确定的，为什么今天没人能发现呢？难道在19世纪之后“先父遗传”也消失了？

根据生物医学知识，我们也很难相信在哺乳动物、特别是人身上有可能出现“先父遗传”。要出现“先父遗传”，旧配偶的精子里的DNA必须能够被卵泡里的初级卵母细胞吸收，而且结合进初级卵细胞的基因组，以后这种初级卵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变成卵子排出，再跟新配偶的精子结合成为受精卵，这样的受精卵同时有两个男人的精子的DNA，才能出现“先父遗传”。射精时精子只是在阴道和输卵管里，怎么可能跑到卵巢里去跟初级卵母细胞结合？即使精子通过某种未知的神秘途径跑到了卵巢，跟初级卵母细胞结合了，那么这个初级卵母细胞就成了三倍体，是不可能变成卵子的。退一步说，即使精子的DNA没有被全部结合进卵母细胞，只是有个别基因被结合进卵母细胞基因组了，这种随机发生的“转基因”，又怎么可能产生正常的卵子、胚胎、婴儿呢？难道跑进卵母细胞的外源基因还能做精准的“基因编辑”？

刘用生根据生物学的一些进展，设想了“先父遗传”的四种机制，其实没有一种机制能够解决精子DNA如何跑到卵巢、如何和初级卵母细胞有效结合、如何做精准“基因编辑”的问题，都跟“先父遗传”没有关系，只是牵强附会，经不起起码的推敲。例如，刘用生根据孕妇血液中能够检测到胎儿DNA这个事实，大胆地推断血液中的胎儿DNA能够转染卵母细胞，以后该孕妇如果再婚生的小孩，就能带上前夫的基因，他认为这可以解释“先父遗传”，但是他还应该更大胆地推断胎儿DNA能够精准地编辑卵母细胞基因组才行。

如果“先父遗传”是真的，整个遗传学都要改写，刘用生可以去得好几个诺贝尔奖了。饶毅、《知识分子》以前吹捧过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后来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被证明了是造假。现在又吹捧河南科技学院刘用生。始终相信中国的末流大学能够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能够做出诺贝尔奖级的成果，真是不会吸取教训，可谓有“烂校情结”。

2018.12.22

前几天我在《院士们造假能不能造得高级一点？》一文中，举了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孙颖浩院士团队为例，他们最近在《欧洲泌尿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前列腺癌的论文，就被发现图片造假：两个不同的实验的结果，出现的是同一张肿瘤细胞图，只是照片的视野有所不同。这就说明其中至少有一个实验根本就没有做，而是直接拿另一个实验的图片使用。也可能两个实验都没做，从别人的论文中抓一张肿瘤细胞图就用。

有人在我那篇文章后面留言说我自己才是造假，孙院士的那篇论文并没有我说的那张图。因为是匿名留言，不清楚是不是孙院士团队的回应，我也就没有理会。今天看到某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孙颖浩院士论文造假？有图有真相：子虚乌有》，作者是张科宏博士，署的是真名，那我就理会一下。

张博士说他看了我的文章后，感到非常震惊，找到了论文原文，看到相应的两张图片并不一样，得出结论说，被用来指认孙颖浩院士造假的证据不是来自孙颖浩院士的论文。这意思是我不知从哪搞了一张图来诬陷孙院士造假。我看了张博士的文章，也是“感到非常震惊”，赶快找孙院士论文核对，原来孙院士团队悄悄地把造假的图片从论文里换掉了。不过孙院士团队论文的最先版本我早就存了下来，造假铁证如山，不怕孙院士倒打一耙。

孙院士团队悄悄换了图片以后不声张，反而是张博士要替他主持公道，这就比较蹊跷。张博士文章后面有对他的介绍，说是长青藤医学编辑创始人，2003-2007年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长青藤医学编辑是国内一家专门替人代笔写英文医学论文的公司，张博士作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怎么落到回国替人当枪手的地步呢？我不由对此人的背景感兴趣，搜了一下，居然搜不到他在自称当哈佛教授期间的研究发表过任何作为主要作者的论文（2004年以后开始算），只搜到了两篇他作为中间挂名作者的论文（一篇第5作者发表于2005年，一篇第3作者发表于2007年），这哈佛教授是怎么当的呢？反而搜到他曾经在丁香园晒出过他2004年申请波士顿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所用的求职信教别人怎么写求职信。他当时刚刚当上堂堂哈佛教授，怎么马上就想着跳槽，去生物技术公司当普通研究人员呢？

我的推测是，张博士其实从没当过哈佛教授，只是在哈佛做过博士后研究罢了，他在哈佛期间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科教授Ross J. Baldessarini当通讯作者，应是在该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做得久了，有的导师会给个“助理教授”之类的头衔，那跟真正的助理教授（所谓永久职务轨道）不是一回事。但博士后是不能一直做下去的，做完博士后研究在美国找不到正式工作，所以毅然回国创业代写论文了。孙院士被人揭露造假，张博士比孙院士还要着急，不知是不是因为孙院士就是张博士的客户。如果是的话，张博士售后服务做得不错。

国际期刊上论文实验图片被发现造假的很多，有的装没这回事，有的会撤稿或替换图片。如果替换图片，论文作者都会做一个勘误说明，常用的借口是误用了图片，属于“诚实的错误”，不是“造假”。但是像孙院士这样没有任何说明就让期刊编辑部把论文图片悄悄替换掉的，我第一次见到，可见孙院士能量不小，而且听取了我的建议，造假手法变得高级了。

2019.1.14.

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孙颖浩院士团队最近刚刚在《欧洲泌尿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前列腺癌的论文，就被发现图片造假：两个不同的实验，出现的是同一张肿瘤细胞图，只是照片的视野有所不同。这就说明其中至少有一个实验根本就没有做，而是直接拿另一个实验的图片使用。也可能两个实验都没做，从别人的论文中抓一张肿瘤细胞图就用。

通过复制、粘贴图片来代替实验，是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一个窍门。这个方法甚至已经产业化了。在中国有替人代写论文的公司，他们内部的写作指南里详细地指导员工在替人代写论文时，要到哪里去找实验结果图，要怎样取舍、加工才不容易被人发现。

孙院士的团队是不是找了这种公司代写论文，不得而知。如果找了的话，找的也是很不“敬业”的公司，写论文的人甚至懒得对图片做更多的加工，就把两张图并排放在了一起，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复制、粘贴来的。

国内这么干的科研人员多得是。美国有一个网站pubpeer专门揭露这类论文图片造假，被挂在那里示众的造假论文相当多都是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其中不乏中国的院士团队发表的，例如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院士团队的七篇论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马丁院士团队的十七篇论文都被发现实验结果图片造假。

马丁院士团队不久前为此还发了一个声明，说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对马丁院士最近提出中国人不用推广注射HPV疫苗的报复。大概在马丁院士团队看来，实验结果图片造假是值得自豪的中国意识形态，揭露造假就成了让人不屑的西方意识形态了。

不管这种造假技术是不是中国意识形态，这些中国院士团队的造假实在是太低级、太懒惰了，只是简单地把图片复制、粘贴一下，而且还要放在一起，唯恐别人看不出来是复制、粘贴所得。造假造得这么低级，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造假者知道即使被发现，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有院士罩着呢，还可以对揭假者倒打一耙。

不过我还是希望院士们以后造假能够多用点心，做得高级一点，不要那么容易被看出来。否则老是这样被挂到国外揭露造假的网站示众，让人觉得中国的院士水平实在太差，连造假都造不好，有损整个中国科学界的形象的。

2018.12.29

财新网发了一篇报道《方舟子质疑饶毅管坤良论文造假 管回应“决定权在编辑手中”》，报道管坤良的回应称：

【管坤良在邮件中表示，他和他的学生仔细检查了从期刊上下载的PDF版文章中的图片，他们把图片放大到每个单独的像素都可见的程度，用肉眼进行判断。此外他们还通过计算机分析的方式对图片的相似性进行比对。两种方式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12月25日，管坤良通过邮件向财新记者提供了详细的电脑分析报告，电脑分析采用了SURF（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特征点检测匹配的方式，在两张疑似雷同图片中分别选取约100个特征点进行比对，然后对特征点进行匹配分析，如果图片雷同则特征点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即表现为特征点之间的连线相互平行，否则连线会是杂乱的。

结果显示，其中一篇2006年发表在细胞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科学杂志》（Journal of Cell Science）的文章中，Fig.1B中有两对条带图完全相同（特征点完全匹配），Fig.2D中有一张疑似被水平翻转的条带图与另一张图片接近相同（小于5%的特征点不匹配），Fig.6E中也有一对接近相同的条带图。其余被质疑雷同的条带图片分析结果都是不一致的。

分析报告表示，目前还没有最先进的算法来检查图像作假。因此，这份报告只是一个强有力的建议，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结论。

管坤良对财新记者表示，他已与《细胞科学杂志》编辑取得联系，并发送了疑似有图片雷同的分析结论，对方尚未对图片是否作假做出最后认定。“我们正在等待编辑的决定，决定权在编辑手中，但我对匿名控告者或公众没有责任。我不会掩盖任何由我们造成的错误，也不会接受任何不正当的指控。”】

管坤良说的“电脑分析”的原理是，把两张被指控是复制的图片放大到每个像素都看得清的地步，然后选其中的100个特征点做对比，看是否一一对应。如果是复制的图片，每个点都应该对应，否则就不是复制的。听上去很有道理，是不是？

然而这样的“电脑分析”是骗人的，因为他们分析的不是原图，而是pdf图片。在对原图做复制、加工之后，再生成pdf图片，会对图像做进一步的有损压缩，结果就会导致复制的部分与原来的部分的像素有的不再对应了，这时候还去做“电脑分析”，把一眼就能看出是复制的条带“分析”成不是复制，当然是骗人的。

管坤良说“目前还没有最先进的算法来检查图像作假”，其实人眼就是检查图像作假的“最先进的算法”。财新采访的那位匿名“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者”说“条带长得像也很正常，条带图片的分辨率又不高，没办法判断是不是同一条”，这完全是故意要把水搅浑。条带长得像很正常，但是条带的大小、轮廓、密度分布长得一模一样则不正常。例如被管坤良的电脑分析认为不是复制的论文3Fig.2D第3列，如果你的眼力不像那位匿名“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者”那么差，一定能看出第3与第6条带相同，第4与第7条带相同，第5与第8条相同，第6、7、8条带实际上就是第3、4、5条带的复制。如果眼力实在太差，我早就建议了，可以把图片打印、剪切下来，看是不是完全重叠？要跑多少次电泳，才能出现三条并在一起的带与另三条并在一起的带一模一样的奇迹？跑一亿次够吗？所以管坤良拿这种“电脑分析”报告给编辑部，完全就是糊弄编辑。

饶毅发了一篇《方舟子批评的造假问题：全非饶毅实验室》，里面说：“方舟子涉及的问题，大部分已经清楚了。匿名者没有提出、而方舟子在25日新提出的是第一篇论文的Fig.2h。”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质疑饶毅为何只提没有造假的图片、只向期刊编辑部要求修改没有造假的图片，却放过了造假的Fig.2h，饶毅说这是我新提出的图片。不对，匿名者在举报信中也提到了Fig.2h，管坤良的“电脑分析”也分析了Fig.2h（认为不是复制）。就算饶毅没有注意到匿名者提到、管坤良分析了Fig.2h，现在才注意到我提到了，那么饶毅应该怎么处理呢？他说这张图是管坤良实验室提供的，不是饶毅实验室的，意思是不用他负责。但是没有造假的Fig.2d和Fig.2e也不是饶毅实验室的，为什么他又负责向期刊编辑部要求修改呢？难道他作为通讯作者只负责没有造假只有瑕疵的图片，却不负责有造假的图片？

饶毅说：“饶毅实验室没有任何造假的图片。估计，方舟子也是这个意思，至少方舟子12月26日的文章的实质意思应该是这样。”我在12月26日的文章明明白白地说了，不是饶毅实验室造假，而是管坤良实验室的李维泉造假，哪里用得着用“估计”“实质意思”“应该”来揣摩我的意思？谁造假，谁有错，我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可不像饶毅既要撇清自己又不想得罪人。

2018.12.28.

昨天我发出《关于饶毅、管坤良实验室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的分析》后，饶毅转给我他当天登在其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饶毅、管坤良就论文图片的分析》（以下简称饶文），作为对“有人匿名散发指饶毅参与署名的9篇论文中图片有造假问题”的回应。由于第6、7、8、9等四篇文章“不存在需要解释的地方”，饶文称只需回应第1、2、3、4、5等五篇文章——对此我也同意，我在前文也只分析了这五篇论文。

但是实际上饶文只回应了“饶毅需要负质量和监管责任的图片”，指的是这两篇论文中的图片：

论文1：

J Neurosci. 2007 Jan 24; 27(4): 957–968.

p130CAS Is Required for Netrin Signaling and Commissural Axon Guidance

Guofa Liu, Weiquan Li, Xue Gao,1,2 Xiaoling Li,1 Claudia Jürgensen, Hwan-Tae Park, Nah-Young Shin, Jian Yu, Ming-Liang He, Steven K. Hanks, Jane Y Wu, Kun-Liang Guan, and Yi Rao1

论文2：

Nat Neurosci. 2004 Nov; 7(11): 1222–1232.

Netrin requires focal adhesion kinase and Src family kinases for axon outgrowth and attraction

Guofa Liu,Hilary Beggs,Claudia Jürgensen,Hwan-Tae Park,Hao Tang,Jessica Gorski,Kevin R Jones,Louis F Reichardt,Jane Wu,and Yi Rao

饶文指出，论文1的Fig.2d和2e有重复的图片，论文2有两个地方重复出现图片，重复的原因都是因为是同一个实验，不是造假。为了精益求精，饶毅和管坤良还给发表论文1的期刊编辑部写信做了更正，把Fig.2d和2e并为一图。对此我完全同意，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这三个地方不是造假。

然而饶文因此说，论文1、2、3、4、5“完全没有资料真实性问题，也就是完全没有造假问题”，则是在误导读者。首先，饶文完全没有分析论文3、4、5的图片问题，其次，饶文在分析论文1的图片问题时，只分析了其中没有造假的Fig.2d和2e，却忽略了存在造假的Fig.2h。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Fig.2h的第1行第2条带和第6条带相同，第4和第5条带相同，但是这都是不同条件的实验结果，不是显示同一次实验的结果，所以是造假。他们向编辑部写信要求修改不存在造假问题的Fig.2d和2e，却放过造假的Fig.2h，不是很滑稽吗？

“饶毅需要负质量和监管责任的图片”的论文2有一张图片是造假，另3篇论文的图片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图片造假，其中论文3是大面积的造假。这5篇论文中有4篇有不同程度的造假，岂能分析了3处没有造假的图片就宣布这5篇论文“完全没有造假问题”？岂能只去更正一张没有造假的图片，却放过那些造假的图片？

从饶文可知，这些造假的图片都是密歇根大学管坤良实验室提供的，并非饶毅实验室的，饶毅实验室不用承担造假的责任。但是饶毅既然自认需要对其中一篇造假论文负质量和监管责任（因为他是唯一通讯作者），那么为什么不要求更正或撤回论文？另三篇论文饶毅不用负质量和监管责任，但作为合作者，看到造假造得这么拙劣的图片，没有引起警觉吗？因为从来不去看合作者提供的图片？

这些造假图片都是出自当时在管坤良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的李维泉博士之手。除了这4篇把饶毅牵连进去的造假论文，李维泉作为第一作者、管坤良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至少还有三篇存在类似的图片造假：

J Biol Chem. 2004 Sep 3;279(36):37398-406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of Ras isoforms correlates with activation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but not ERK

Weiquan Li , Tianqing Zhu , Kun-Liang Guan

Fig.3D第2行第2～5条带与第7～10条带完全相同，他只是把四条带全盘复制了一遍就作为另一个不同条件的实验的结果，还放在了一起，不怕被人一眼看出，就是这么肆无忌惮。

J Biol Chem. 2001 Sep 14;276(37):34728-37.

Function of the Rho family GTPases in Ras-stimulated Raf activation

Weiquan Li , Huira Chong , Kun-Liang Guan

Fig.2A第1行第3、4条带与第5、6条带完全相同，就是这么肆无忌惮。

J Biol Chem. 2004 Jul 30;279(31):32824-31.

The Down syndrome cell adhesion molecule (DSCAM) interacts with and activates Pak

Weiquan Li , Kun-Liang Gua

    Fig.5C第3行第2条带与第3条带相同，就是这么肆无忌惮。该文已被撤稿，撤稿通知只是说作者要求撤稿，没有说撤稿的原因。

李维泉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与昆虫研究所的博士，1998年到密西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把中国生物医学界盛行的以PS代替实验的先进技术带到了美国，发扬光大，发表了7篇造假论文后，2014年毅然回国，担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综合征研究中心教授。

至于饶文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5篇被指控造假的论文的结论已被别人重复出来，那与问题无关。生物科学是实验科学，不是PS科学，不能以PS代替实验，即便PS出来的结果碰巧是对的。

2018.12.25.

几天前有多个人分别给我寄来一篇匿名文章，声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实验室发表的多篇论文数据造假。我将其转给饶毅，希望他能做出解释。由于饶毅不愿意我透露他的说明，下面所述完全是我自己的分析，与饶毅无关。

该匿名文章前面部分都是传饶毅的小道消息或谣言，与学术造假无关，不予评论，只分析其后面与论文数据有关的部分。

该匿名文章涉及的论文有9篇，指控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指控图片显示的实验结果存在涂抹、拼接痕迹，涉及的论文有4篇（另有1篇被指控存在这种情况，但还有别的问题），但肉眼难以辨别是否存在涂抹、拼接痕迹，故对这4篇论文是否有问题，我无法判断。一类是指控图片显示的实验结果是从别的图片复制、粘贴而来，涉及的论文有5篇。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不同的插图中显示同一个实验的结果，这种情况不属于造假；二是用相同的图片显示不同的实验结果，这就属于数据造假，因为不同的实验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结果，例如两次电泳不可能出现相同形状的条带，那么很显然有一次电泳的图片是直接复制、粘贴另一次电泳的图片，并非真正的电泳数据。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5篇被指控图片存在复制、粘贴的论文。某些指控我无法判定属于复制、粘贴还是只是相似，这里我只分析我能够判定明显存在的复制、粘贴。有人对这些图片的相似性可能有争议，如果那样的话，建议打印下来，把相关条带剪下来，看是不是完全重叠？不同实验的条带大小、形态完全重叠的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如果局部有某些像素不重叠有可能是人为加工或图像压缩的结果）。

第一篇论文为饶毅在西北大学任教授时与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论文，饶毅为通讯作者，Guofa Liu为第一作者。

J Neurosci. 2007 Jan 24; 27(4): 957–968.

p130CAS Is Required for Netrin Signaling and Commissural Axon Guidance

Guofa Liu, Weiquan Li, Xue Gao,1,2 Xiaoling Li,1 Claudia Jürgensen, Hwan-Tae Park, Nah-Young Shin, Jian Yu, Ming-Liang He, Steven K. Hanks, Jane Y Wu, Kun-Liang Guan, and Yi Rao1

Fig.2d第3行第1、第2条带与Fig.2e第2行的两条带相同，只是亮度不同，但这是在不同图片中显示同一次实验结果，不是造假。

Fig.2h的第1行第2条带和第6条带相同，第4和第5条带相同，但是这都是不同条件的实验结果，不是显示同一次实验的结果，所以是造假。

第二篇论文为饶毅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时的论文，饶毅为通讯作者，Guofa Liu,Hilary Beggs,Claudia Jürgensen,Hwan-Tae Park为共同第一作者。

Nat Neurosci. 2004 Nov; 7(11): 1222–1232.

Netrin requires focal adhesion kinase and Src family kinases for axon outgrowth and attraction

Guofa Liu,Hilary Beggs,Claudia Jürgensen,Hwan-Tae Park,Hao Tang,Jessica Gorski,Kevin R Jones,Louis F Reichardt,Jane Wu,and Yi Rao

Fig.1j最后一行的条带和Fig.2c最后一行的条带相同，但这是在不同图片中显示同一次实验结果，不是造假。

Fig.3d第一条带和Fig.3e第一条带相同，但这是在不同图片中显示同一次实验结果，不是造假。

第三篇论文为饶毅在西北大学任教授时与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论文，管坤良、Weiquan Li为通讯作者，Weiquan Li为第一作者。

J Cell Sci. 2006 Jan 1; 119(Pt 1): 47–55.

FAK and Src kinases are required for netrin-induced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UNC5

Weiquan Li, Jennifer Aurandt, Claudia Jürgense, Yi Rao, and Kun-Liang Guan

Fig.1B第1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1B第2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第3与第4条带相同，第5与第6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2D第3行第3与第6条带相同，第4与第7条带相同，第5与第8条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2D第4行的第1、第2条带与第3、第4条带互为镜像，后者是把前者做了水平翻转形成，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3A第1行第3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3A第2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4A第3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第3与第5条带互为镜像，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4B第1行第1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5A第2行第1与第3条带相同，第2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5A第3行第2与第4条带相同，第5与第6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6E第2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第四篇论文是饶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与西北大学教授Jane Wu、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论文，饶毅、Jane Wu、管坤良为共同通讯作者，Guofa Liu, Weiquan Li为共同第一作者。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9 Feb 24; 106(8): 2951–2956.

DSCAM functions as a netrin receptor in commissural axon pathfinding

Guofa Liu,Weiquan Li,Lei Wang,Amar Kar,Kun-Liang Guan,Yi Rao,and Jane Y. Wua

Fig.2D第1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第5篇论文是饶毅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时与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论文，管坤良为通讯作者，Weiquan Li为第一作者。

Nat Neurosci. 2004 Nov; 7(11): 1213–1221.

Published online 2004 Oct 17. doi: 10.1038/nn1329

Activation of FAK and Src are receptor-proximal events required for netrin signaling

Weiquan Li, Jeeyong Lee, Haris G Vikis, Seung-Hee Lee, Guofa Liu, Jennifer Aurandt, Tang-Long Shen, Eric R Fearon, Jun-Lin Guan, Min Han, Yi Rao, Kyonsoo Hong, and Kun-Liang Guan

Fig.1a第4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1c最后一行第3、4、5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2b第4行第1与第3条带相同，第2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2i第2行第1与第3条带相同，第2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按：该行条带与第三篇论文Fig.5A第2行是同一个实验）

综上，这5篇论文的确都存在图片复制、粘贴的问题，有1篇不存在造假，有4篇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不同的实验出现相同的图片数据，有时是制图时的疏忽，不一定是有意的造假。但这4篇论文中涉嫌造假的图片，有的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做了水平翻转的加工，是为了掩盖造假，不可能是疏忽所致，所以是有意的造假。

这些造假论文都是饶毅实验室与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是哪个实验室、哪个研究人员的责任，外人不得而知，应由内部做进一步的调查。饶毅、管坤良作为实验室负责人，不太可能亲自做实验，所以造假应是学生或博士后所为，但作为实验室负责人应承担监管责任，对造假的论文应该撤回、修改。即使这些论文的实验结果被后来的实验证实，也改变不了造假的事实。

复制、粘贴图片伪造实验结果，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造假。美国有一个学术揭假网站pubpeer.com揭露了大量的这种造假论文，其中很多是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例如该网站最近揭露出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院士团队的7篇论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马丁院士团队的17篇论文都存在这种造假。现在看来，即使是在国外的华人科研人员，也喜欢这么干，虽然这种造假手段实在是太低级、太容易被发现了，然而就是这么任性。

2018.12.24.

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因为揭露一家叫“权健”的保健品公司怎么骗人，收到了“权健”威胁要起诉“丁香医生”的律师函。“丁香医生”是腾讯投资的，财大气粗，后台不会比“权健”弱，当然不会怕“权健”的威胁，不用我们操心。但其他无权无势的自媒体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搞不好就会像当初那位批评鸿茅药酒的医生一样被跨省抓捕，或者会被起诉。我本人多年来因为揭露造假，在国内就被起诉过十多次，有的案子由于法官要保护地方利益找一个荒唐的理由判决我输，也有的案子判决我赢，但是即使是判决我赢的，也只是简单地驳回原告的起诉，我为了应诉付出的费用、时间损失并没能得到补偿。所以很多人害怕惹上官司，不敢揭露造假。

我也揭露过国外的造假，同样面临着诉讼威胁。例如我曾经揭露过美国加州一家野鸡大学在中国骗人，收到了该野鸡大学威胁要起诉我的律师函。在网上口头威胁要在美国起诉我的就更多了，不仅有美国华人科学家因为被我揭露造假威胁起诉我，还有中国土豪被我披露计划在美国找代孕生一百个儿子扬言起诉我，更是有人长期嚷嚷“赴美起诉方舟子”。但是我从来就不怕这种威胁。是不是在美国起诉别人不容易呢？不是的，非常的容易，比中国容易多了。在中国要起诉别人，要先由法官决定要不要立案，可以一直拖着让你没法立案，例如我再次起诉崔永元、王志安损害名誉权的案子，诉状递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后，就一直没有回音。但是在美国要起诉一个人非常容易，自己或找个律师去法院递诉状，交一点儿固定的诉讼费（不像中国那样根据标的收费，索赔几亿和索赔几千收的费用是一样的），工作人员把状子收了，就算立案了。然后原告雇人给被告送诉状，被告就要应诉。由于美国的法律非常复杂，应诉通常是要请律师代理的，而美国律师费是非常昂贵的。

这就让某些企业、富豪找到了漏洞。他们有钱有人，不怕打官司，如果一旦遭到批评、揭露，就可以去起诉批评者、揭露者。即使批评、揭露是有理有据的，这种诉讼没有赢的可能，但是被告为了应诉就要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有时不得不服软、庭外和解。即使被告坚决把官司打下去，最后法庭判决被告胜诉，也往往得不偿失。所以企业、富豪发起这种诉讼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觉得能够挽回损失，而是为了打压批评，报复、骚扰批评者，让批评者的经济、生活出现麻烦。这种恶意诉讼，叫做“反对公共参与的策略性诉讼”，英文简称SLAPP。

那么企业、富豪就可以在美国仗着有钱有人恶意起诉别人，让别人不敢批评他们吗？也不是，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州有立法或判例对抗SLAPP。其中以加州对被告的保护力度最大、最迅速。如果你在加州遭遇到了SLAPP这种恶意诉讼，接到诉状后，就可以向法官说明该诉讼是由于自己批评、揭露了原告引起的，是原告的打击报复，请求法官立即判决撤案并由原告赔偿被告律师费用和其他损失。这时原告就必须证明自己起诉不是为了报复被告的无理取闹，举证的责任在原告，但是这时候诉讼还没有进入取证阶段，原告要证明自己诉讼的合理性是极其困难的。这就相当于原诉讼还没开始，就要先审理被告的反诉，对被告非常有利。所以加州的企业、富豪很少有人敢于去起诉批评者，不仅大概率会被判决撤案、赔偿被告损失，而且还会让原告的丑闻搞得更广为人知，成为法庭文件的一部分被永久保存、供人取阅。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像加州这样会从法律上保护批评者免受企业、富豪的骚扰。幸好中国的律师费没那么高，输了官司判赔也没那么多，所以批评者不至于被恶意诉讼搞得倾家荡产。比较可怕的是跨省抓捕。抓进去关一段时间再放出来，即使无罪释放，身心也已遭到了严重伤害。所以第一步，应该是争取禁止利用“损害商业名誉罪”迫害批评者。

2018.12.27.

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12月，清华大学教授兼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发表演说，说西湖大学到2019年年底将超过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五年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15年后和加州理工学院媲美，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不记得没关系，即使施一公本人不记得了也没关系，我会帮他记着。到现在快一年过去了，距离超过洛克菲勒大学只剩下一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只剩下四年，施一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证实现这些目标呢？从公开的报道看，施一公的做法是派人到美国名牌大学拉华人科研人员、教师入伙，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西湖大学的教师子女校方将帮助他们到美国留学。听上去很诱人，仔细一想，觉得怪怪的。如果西湖大学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乃至世界最好的大学，本校教师怎么还会稀罕让自己的子女去美国留学呢？难道不是应该保证他们的子女上西湖大学更有吸引力吗？可见，不管是去招聘的人，还是应聘的人，都没人真把施一公夸下的海口当真的。

最近我偶然见到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崔维成科研团队招聘启事，才发现大家低估了施一公的本事，施一公要赶超世界名校有秘密武器。崔维成在成为西湖大学讲席教授之前，是“蛟龙号”潜水器的副总设计师，同时也是“佛学大师”。科研人员当然可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的科研人员信宗教信得很虔诚，虽然让人觉得奇怪，但也不稀奇。但是崔维成可不是普通信教的科研人员，而是横跨科技界和佛教界的著名“佛学大师”，经常以著名科学家的身份做弘扬佛教的演讲，在科学佛教界的地位大概仅次于原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崔维成弘扬佛教有自己的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份，论证共产党员不仅可以信佛，而且应该信佛，只有信佛才能信共产主义，才能爱民如子，才有善恶观，才能做到不贪赃枉法。按他的观点，不信佛的共产党员一定会贪赃枉法，如此看来，共产党员应该团结在佛祖周围。西湖大学不是请崔维成去当党委书记的，对他的这番高论，我这里就不评价了。崔维成弘扬佛教的第二特点，是以“优秀科学家”的身份，宣布佛学超越了科学，而且佛教还可以指导科学，指引科学的发展方向。崔维成举了一个例子，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在比他早一千年的佛经中已有论述，在佛教内部也不断有大师亲自验证，达到事事无碍、穿越时空的境界。因此崔维成认为，“佛学，比我学的科学还重要”，那么想必崔教授在西湖大学是会用更多的精力去钻研比科学还重要的佛学的。我看到崔教授的招聘启事说，要招人来研究广义概率论。我不知道概率论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知道这个广义概率论是不是就是在佛教指导下搞出来的？

施一公本人也相信人体特异功能，想必对崔维成的这些观点是非常认同的，不然也不会号称千里挑一看中崔维成，还让他当讲席教授。有“佛学大师”坐镇，有佛学的指导，有佛祖的保佑，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实在不行还可以请“佛学大师”穿越时空嘛。如此看来，佛学就是施一公要在四年内把西湖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秘密武器。

2018.11.14

早在十年前，国内开始有人在做给儿童检测天赋基因的生意，我就写过文章揭露过这是打着高科技的招牌在骗人。但是我的揭露好像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到现在仍然有公司在做这方面的生意。而且十年来基因检测费用越来越低，做个人基因检测生意的公司也越来越多。最近看到罗永浩在推销基因检测套餐，才知道他也涉足这个大忽悠行业，还拉了几个网红捧场。媒体报道说罗永浩搞的锤子手机已奄奄一息，多条后路被堵，也许这基因检测就是罗永浩新开的后路。

个人基因检测当然不都是骗人的。这最早是在美国搞起来的，有几家大公司在做这方面的生意。美国的个人基因检测服务主要是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做族裔分析，并帮你找亲戚。这方面近来发挥了出乎意料的作用，警察利用它寻找嫌犯的亲戚，破了很多陈年旧案。第二是疾病风险评估，告诉你有没有携带某个致病基因。如果某个致病基因的后果非常明确，例如某种遗传病基因，这个报告就很有价值。但是致病基因更多地只是增加某种疾病的风险，只是给出一个概率，价值就不大了。第三是给出一些和生活方式有关的基因，例如告诉你有没有和喝酒脸红有关的基因，和乳糖不耐症有关的基因。这其实也没什么用。你喝酒脸不脸红、喝牛奶会不会拉肚子，自己会不知道？哪里用得着去测基因才知道？

由此可见，目前这些比较正规、严肃的基因检测服务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尤其对中国人吸引力不大，因为中国人不像族裔多样化的美国人，会对自己的族裔组成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国内的基因检测公司为了吸引人来做检测，就要搞给儿童测天赋之类的骗人的玩意儿。罗永浩则是另辟蹊径，他既不做还有点价值的疾病风险评估，也不做已经被揭露过的儿童天赋基因检测，而是搞了120多个项目，主要是测心理和行为，包括所谓“多元智能”、个性特点、恋爱社交、心理健康等等。其实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主要是后天形成的，受基因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受基因影响，也是受很多基因的影响，而这些基因目前大多是不清楚的，单独拿出一个基因来评估，没有意义。当然，你如果要找，可以找到很多论文研究某个基因与某种行为存在相关性，但是这是统计的结果，不能用它来预测个体的行为。

而罗永浩搞的这个基因检测评估，连牵强附会都算不上。罗永浩声称这个基因检测套装经过了锤子科技员工的亲测，在广告中举了自己作为例子，说他6号染色体rs1360780这个位点是C型，所以抗压最强。其实这个位点的正常型就是C型，如果是T型会增加抑郁症风险30%-40%。但是和抑郁症有关的基因还有很多，这个位点没有表现出抑郁症的风险，不等于其他位点就没有。即使所有位点都没有抑郁症的风险，不等于就不会得抑郁症（最近有报道，罗永浩向员工们展示医院给他开的“抑郁症”诊断证明说：“我是个病人，是个精神病人，不要老逼我哇。”）。即使不得抑郁症，不等于抗压就最强。罗永浩拿着一个有正常型的位点就说自己抗压最强，岂不是说一般人都和他一样抗压最强？

可见这种基因检测评估完全是骗人的，它和用星座、血型、八字算命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其实就是“基因算命”。据媒体报道，罗永浩搞这个基因检测还有一个用意，想在他身上找到工匠精神基因，证明他天生具有工匠精神。如果从他身上找找厚脸皮基因、骗人基因，希望还要大些。

2018.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