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崔永元开卖“崔永元真面”、“崔永元真牛”之后，还计划卖“崔永元真鱼”、“崔永元真猪”、“崔永元真鸡”、“崔永元真肉”、“崔永元真羊”、“崔永元真鸭”……除了吃的，还有喝的，最近他又在网上吆喝要卖“崔永元真茶”，发了一条微博说：“我在非洲找到了崔永元真茶。100年前从中国引进，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三无产品。谁来合作？给中国人提供一款干净的茶。”并附上一段他在非洲茶园介绍“崔永元真茶”的视频。

在“崔永元真X”系列产品中，“崔永元真茶”是最怪异的一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最讲究喝茶的国家。茶在中国也是最具有文化和地域特色的饮料。产茶区的中国人往往只喝本地的茶，而瞧不上其他地方的茶。非产茶区的中国人往往也只喝中国产的茶，而瞧不上外国茶。和洋酒在中国受推崇、市场大不同，洋茶在中国是几乎没有市场的，喜欢喝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国外会有好茶。中国茶叶进口量非常少，只占茶叶消费量的大约1%，基本上都是红茶碎茶包，主要是供应宾馆、餐厅，还有某些要学英国绅士做派喝下午茶的人，他们当然只喝国外名牌茶包，喝的是牌子，要的是做派，怎么会瞧得上非洲茶呢？

崔永元要把非洲茶推销到中国，还说这才是“真茶”，暗示中国的茶不是真茶，中国人不觉得是在侮辱中国的名茶？就好比有人要把外国的葡萄酒拿到法国卖，还说这才是“真葡萄酒”；把外地的酒拿到茅台镇卖，说这才是“真酒”；把外地的煤拿到山西卖，说这才是“真煤”……还不得被当地人骂死？

但是崔永元就敢打着“真茶”的招牌要把非洲茶推销到中国。那么这种茶“真”在哪里呢？不是因为好喝，崔永元自己也说了，这茶有点涩。看他展示的非洲茶，叶子那么大，是只能做碎茶包卖的，按中国制茶、喝茶的方法，不涩才怪呢。但是崔永元又说了，不管茶好不好喝，只要安全。也就是说，“崔永元真茶”的卖点就是安全，不是卖给那些讲究茶叶好坏的人，而是要卖给那些不管茶好不好喝只要喝着放心就行的人。非洲茶怎么个安全法呢？崔永元说是“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这“三无”都很可笑。崔永元是要把东西卖给他的粉丝的，他的粉丝都对转基因怕得要死，所以必须标榜“无转基因”。但是目前全世界的茶叶并没有转基因的品种，所有的茶叶都是“无转基因”的，并不是非洲茶才如此，所以“崔永元真茶”的这个卖点，只是在糊弄那些毫无必要地害怕转基因的粉丝。

再说“无化肥”。所谓化肥，无非是给植物提供生长需要的氮、磷、钾三要素，化肥是让植物吃的，不是让人吃的，怎么就跟食品安全扯上了？看崔永元展示的非洲茶园的茶叶长势那么喜人，绿油油的，肯定是施过肥的，不施化肥就要施农家肥，农家肥更不安全，搞不好就把寄生虫卵、细菌给吃下去了。崔永元没有透露他看中的非洲茶园在哪里，说是要保密，但是他又说那里种茶有100年的历史。非洲各国中有这么长的种茶历史的只有肯尼亚。从国外媒体报道看，那里的茶农施的应该是化肥。《世界茶新闻》（World Tea News》在2016年有一篇报道《肯尼亚（茶厂）罢工工人回到田间和工厂工作》（Striking Kenyan Workers Return to Fields and Factories），里面提到肯尼亚茶农每公斤茶卖22肯尼亚元，其中15元给了工人，3元付交通费，一名茶农说：“如果再算上购买肥料和杀虫剂的费用，茶农绝对一无所获。”（https://worldteanews.com/tea-industry-news-and-features/striking-kenyan-workers-return-to-fields-and-factories ）肥料要购买，那就很可能是化肥。

上面的报道还提到肯尼亚茶农要购买杀虫剂，这也与崔永元声称的“无农药”相冲突。虽然网上经常能看到肯尼亚种茶不使用农药的宣传，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国外研究人员的检测，肯尼亚茶叶的农残并不低（http://www.aensiweb.com/old/jasr/jasr/2013/5246-5250.pdf ）。中国也有类似的报道。例如2017年有一篇《嫌非洲茶叶农残高，伊朗小伙万里中国寻茶》称：“因为受制裁影响，伊朗经济大不如前，普通老百姓只要有茶喝就行。祖宾说这些年，从非洲肯尼亚等国家进口的茶叶质量越来越差，农残问题特别严重。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伊朗崛起的中产阶级对红茶也有了新的要求，他这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寻找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茶叶。”

崔永元展示的茶园，茶叶卖相很好，不仅没有任何生病或被虫吃过的迹象，而且也不见有杂草。这是因为肯尼亚茶园除了用杀虫剂，还要用除草剂，主要就是用崔永元的粉丝最害怕的草甘膦。据肯尼亚媒体报道，去年美国法院判决草甘膦让一名园丁致癌一事也让肯尼亚茶农们很担心，因为他们使用草甘膦来除草。（https://www.nation.co.ke/health/For-Kenyan-farmers-cancer-comes-in-packet-of-herbicide/3476990-4787154-dga1sf/index.html，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712210141.html）

可见，崔永元要把肯尼亚茶叶推销到中国来，并不是因为肯尼亚茶叶“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那么是因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肯尼亚茶叶便宜。目前肯尼亚茶叶在国际市场的拍卖价是一公斤2美元左右，折算成人民币大约一斤七元，按照崔永元网店的惯例，在挂上“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的招牌后，就可以以原价几倍、十倍的价格卖了，而崔永元的粉丝已经纷纷表示会买的，因为这和他们购买崔永元以前推销的其他产品一样，都只是在向崔永元交智商税，即使肯尼亚茶叶使用了他们最害怕的草甘膦。

2019.3.1.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儿内科号称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最近这家医院一名姓黄的儿科副主任医生写了一篇文章《流感季，一个儿科医生孩子生病的5天》，讲述他的孩子得了肺炎，高热、剧烈咳嗽、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幸亏呼吸科一名副主任医生妙手回春，短短不到一周就痊愈的故事。文章发表后，有人批评说，黄医生的孩子接受的治疗有多处不妥，是在瞎治疗，折腾小孩。黄医生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批评者是纸上谈兵，是借科普的名义制造恐慌。

黄医生最初的文章已经删掉了，他的小孩是怎么治疗的，我不知道详情，不想评论。我只想谈谈他的回应文章表现出的对医学的认识。黄医生的回应文章的主要观点有两条。第一条，“生病了，不能拖，需要吃药打针，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某些所谓的育儿专家，竟然不懂，天天照搬国外教条，说一些极端的话，为了增加流量，博眼球，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生病了就要打针吃药，也许3岁小孩会有这样的直觉，但是医生不是3岁小孩，对疾病应该有更科学的认识。作为医生，需要知道，有很多疾病具有自限性，不需要打针吃药也会好的，有时候打针吃药并无助于身体的康复，甚至不利于身体的康复。例如得了普通感冒，就不一定要吃药，更不要打针，因为感冒药只是缓解症状让人舒服一些，并不能真正治疗感冒。对于儿童，尤其不要吃感冒药。发烧，不一定要吃退烧药，因为感染引起的发烧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身体消灭病原体。得了腹泻，不一定要吃药，更重要的是防止脱水。得了咳嗽，不一定要吃止咳药，在很多情况下强行止咳反而有害。还有些常见的儿科疾病，例如急性疹，也不需要吃药，除了没必要吃的退烧药，也无药可吃。

然而黄医生说这是纸上谈兵、照搬国外教条。为什么国外教条不能照搬呢？这就有了黄医生回应的第二条观点，“欧美人制定的一些治疗方针，是结合他们的国情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中外之间在人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也有差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专家委员会和澳大利亚药监当局都建议6岁以下儿童不要使用感冒药，没有必要反而有害。那么在黄医生看来，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医学专家的建议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听从呢？黄医生提了三种差异。第一，“人种差异”，难道是说中国人是特殊人种，中国儿童的基因决定了他们感冒必须要吃感冒药，欧美儿童就不用吃？那么在欧美生活的那么多华人儿童怎么办？到中国找黄医生之类的儿科医生给药吃吗？第二，“地理环境差异”，难道中国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得了感冒不吃药就好不了，就要病入膏肓？然而中国那么大，怎么会有统一的怕感冒的地理环境呢？是不是还要考虑中国内部的地理环境差异？中国有些地方感冒要吃药，有些地方就不用吃药呢？第三，“文化背景差异”，这就奇怪了，生病了要不要吃药，要根据医学科学，怎么跟文化背景扯上了？难道中国文化认为“生病了需要吃药打针”，所以中国人生病就不管医学上有没必要，都需要吃药打针？没药也要吃中药，没针打也要针灸？与科学知识冲突的错误认识，应该抛弃，而不是迁就。

可见黄医生的这些医学认识，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些认识并不是黄医生的发明，很多中国医生在面对过度治疗的批评时，都会拿出这些理由来辩解，训斥批评者。中国医生喜欢过度治疗折腾病人，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赚钱。但是黄医生折腾的是自己的孩子，那就跟赚钱无关，只能说他的医学水平太差，白读了一个儿科博士。面对这些要么水平太差要么医德太坏的中国医生，中国患者还真不如就照搬欧美人制定的治疗方针。“遵医嘱”这个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在中国却不一定适用，除非你碰巧遇到了既有水平又有医德的医生，而这在“网红”医生中，几乎没有。

2019.2.3.

我在《“用疟疾治愈病危晚期癌症”可不可信？》一文中谈到，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教授陈小平宣布通过让人感染疟原虫来治愈晚期癌症，其结果是不可轻信的。但是仍然有很多癌症患者及其亲属相信陈小平。据报道，在消息传出后，有两万多名癌症患者蜂拥而去，请求报名加入陈小平的“疟原虫治疗癌症”试验 。有一个癌症患者家属说：我父亲已是癌症晚期，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我们这是“死马当活马医”，不管有没有效都要试一试。的确，很多癌症晚期患者及其家属抱着的就是这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让无数的医疗骗子、保健骗子有了市场，再荒唐的、再不可信的治疗癌症方法，都能推销出去。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无奈的心态。但是癌症晚期的病人即使已经没有了可以治好的希望，也还可以接受规范的治疗来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如果不死心，还要去尝试效果不明的新疗法，那么也应该选择那些已知比较安全的疗法，以免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带来新的痛苦。“疟原虫治疗癌症”很显然不是一种安全的疗法，而是已知会对患者造成重大伤害的，因为它是要有意让患者感染疟原虫诱发疟疾，而疟疾是一种非常凶险的传染病，让患者感到痛苦，甚至致命。

医学伦理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叫做“不伤害原则”。这源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教导：医生在治疗疾病时，要慎重做出选择，要么对病人有益，要么不对病人造成伤害。或者说，如果一种治疗，其害处的确定性大于好处的确定性，那么宁愿不做治疗，以免对病人造成伤害。就“疟原虫治疗癌症”的试验而言，它对病人的害处——导致疟疾——是明显而且确定的，而对病人的好处——治好癌症——是不明显、不确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不伤害原则”，就不应该做治疗。

当然，任何疗法都可能对病人造成或大或小的伤害，并不是有明显、确定的害处的疗法就不能采用，关键在于，必须要证明这种疗法的合理性，让人相信它能够给病人带来明显的、超过害处的好处。对临床治疗来说，它必须是已经被临床试验证明了是有效的，而在做临床试验之前，也必须证明了这种临床试验是合理的、很可能有效的。

那么要怎样证明临床试验的合理性呢？首先，必须机理比较明确，其次，要做过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证明它是有效的。我们再来看“疟原虫治疗癌症”，它的机理是模糊不清的，不符合已知的癌症生物学知识。其次，陈小平没有为此做过体外实验，只做过动物实验，发表过两篇论文。我看了他的这两篇论文，其实验结果并没有证明疟原虫能够治疗癌症。根据陈小平报告的结果，那些感染了疟原虫的实验动物，肿瘤细胞并没有被杀死，甚至肿瘤细胞的生长也没有受到抑制，肿瘤还在继续增长，只不过和对照组相比，增长得比较慢而已，增长速度大约是对照组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奇怪的是，陈小平在2011年报道说，在20只感染了疟原虫的小鼠中，有1-2只的肿瘤出现了缩小。那么究竟是1只还是2只？难道连肿瘤有没有缩小他都不敢确定，只能含糊地说一、两只？他究竟做没做过这个动物实验？如果做过了，怎么连究竟是一只还是两只都不确定？

可见，这种经不起推敲的动物实验结果，是不能作为人体临床试验的依据的。陈小平还有一个依据，说他比较过，在那些疟疾发病率高的地区，癌症的死亡率反而比较低。疟疾发病率高的地区都是落后地区，对癌症的统计也就很不完善，陈小平如何能保证它们的癌症死亡率是准确的？而没有存在大量的漏报？而且在落后地区，人们平均寿命比较短，而癌症的发病率是随着寿命的增加而增多的，那么在落后地区，癌症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又有什么奇怪的？这种存在大量混淆变量的比较，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也不能作为人体临床试验的依据。在疟疾流行的地区，应该有大量的癌症病人感染了疟疾吧？陈小平如果真想搞明白这个问题，何不先去调查一下那些感染了疟疾的癌症病人是不是真的死亡率比没有感染疟疾的癌症病人低？事实上，有的研究发现，疟原虫感染增加患肿瘤的风险。

在没有能够证明有明显的好处的情况下，贸然从事肯定能够给病人带来重大伤害的人体临床试验，是不道德的。这也不是陈小平第一次从事这种不道德的人体临床试验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曾经和美国医生合作，在中国搞过用疟原虫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的人体临床试验，那一次甚至连动物实验都没有做过。当时陈小平报道过癌症试验的结果，说是7例有2例得到部分缓解，而艾滋病试验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死去的中国艾滋病人是不会说话的。20多年过去了，陈小平依然热衷于拿中国病人当试验品，这一次在媒体炒作下，试验品多得他用不完了。

2019.2.17.

过年期间，微信朋友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年三十好消息！中国科学家用疟疾治愈病危晚期癌症！”看来中国人又要得诺贝尔医学奖了。而且这攻克癌症的方法和屠呦呦的获奖课题还有点关系，是让癌症晚期病人感染疟原虫，来治愈癌症。这是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教授陈小平宣布的，被一个微信营销号当成了特大喜讯传开了。

通过感染疟原虫来治疗癌症，有人以为是中国人才能想到的“以毒攻毒”。其实不是，早在1981年国外科学家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治疗思路。但是真正敢把这个治疗思路付诸实现，而且据说效果很好的，的确只有中国科学家。但是这个好消息是陈小平在一次面向公众的演讲中宣布的。那种演讲实质上是宣传，并不是发表科研成果的正式渠道。演讲的组织方和听众未必有识别科研成果的可靠性、可信性的能力。不要说这种面向公众的演讲了，即使是在学术会议上报告的科研成果，也未必可靠、可信。有些科技记者喜欢去学术会议找一些听上去很重大的成果报道，虽然很吸引人，却也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只能说是业内的交流，也不是发表科研成果的正式渠道。

那么发表科研成果的正式渠道是什么呢？要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我检索了陈小平的论文发表记录，他关于疟原虫感染治疗癌症的研究论文有两篇，分别发表于2011年和2017年，但是只是报告动物实验的结果，人体临床试验的结果并没有发表。按照陈小平在演讲中的说法，目前有近30例病人接受了疟原虫抗癌的治疗，10例已经观察了一年多，其中5例有效，2例可能已被治愈。如果这个说法可信的话，这样的人体临床试验结果也很难拿到比较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试验的人数太少，观察的时间太短，试验设计也不合理，没有设对照组，当然更不会有随机分组。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临床试验，中国科学家就是根据这样的临床试验无数次宣布过治愈晚期癌症了，用的灵丹妙药通常是中药，大家都听得麻木了，这回换成疟原虫，才引起了轰动。

想必陈小平以后会把他的临床试验结果拿去学术期刊上发表，就能说明获得学术界认可了吗？也没有。生物医学的学术期刊太多了，有的发表门槛很低，例如陈小平此前发表的那两篇论文，期刊的档次都不高，和他的研究的“重大意义”不相配。如果发表在比较权威的期刊上，例如在《柳叶刀》上发表，就算获得学术界认可了吗？也还没有。过年期间我发表了几篇关于喝酒的科普文章，其中一篇谈到适量喝酒对某些人群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很多人批评我的观点“过时”了，说《柳叶刀》的最新论文证明了喝酒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一滴也不要喝。且不说《柳叶刀》的那篇论文并没有完全否定少量喝酒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单靠一篇论文也无法就否定了此前此后众多的证明适量喝酒的好处的论文。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只是争取让科研成果获得学术界公认的第一步。最终能不能获得公认，还要看别人能不能重复出来结果。如果别人重复不出来，不过是又一个“韩春雨”罢了。

2019.2.11.

詹姆斯·沃森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所以媒体也把他不准确地叫做“DNA之父”。沃森原来是美国冷泉港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主任，大约十年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非洲国家之所以比较落后，是因为黑人天生智力就比较低。这种种族主义言论当然受到了批评，沃森被迫道歉，并从冷泉港实验室退休，但是保留了荣誉头衔。最近美国播出一部关于沃森的纪录片，沃森在片子里说，他仍然坚持以前的观点，黑人天生智力就比较低，证据是智商测试的结果，黑人平均比白人低。冷泉港实验室因此发表声明，批评沃森滥用科学散布种族主义，宣布剥夺他所有的荣誉头衔，和他断绝关系，甚至把实验室报告厅里的沃森肖像也取下了。

这种做法在美国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从网上舆论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同情沃森。有的说，沃森只是说出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受到“白左”的迫害。也有的说，即使沃森的观点在政治上不正确，也应该允许他说出他的研究成果，不应该禁止智力与种族的关系的研究。网刊《知识分子》为这个事件发了一篇长篇文章，讨论人的智力是不是基因决定的，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沃森这么大的人物发表有争议的观点，太不谨慎了。

其实沃森的言论跟智力是不是基因决定的没有关系，他引起众怒的问题是认定不同种族的天生智力存在差别。这并不是他的研究成果，他年纪很大了，早不做科研了，以前做的研究也和智力或种族没有关系。国外有些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智力与种族的关系，想要证明不同的种族存在智力差异，这种研究并没有被禁止。但是这种研究的论文或专著一旦发表，往往会遭到学术界很多人的批评。这也不是因为学术界为了政治正确而打压学术研究，而是因为这种研究在方法上存在问题，经不起推敲，而且与已知的科学知识不符，却能够被用来给社会偏见提供“科学依据”，当然应该被批评。你有研究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的自由。只允许你研究，不许别人批评，没有这种好事。

目前生物学界的共识是，“种族”只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在社会研究中可以把人分成黑人、白人、亚裔等几大类群，但在生物学研究中这种分类是过时的，没有遗传学意义。被人们当成黑人的人，并不是一个遗传群体，而是包含了几百个甚至更多个遗传群体，而白人、亚洲人也分别包含了很多遗传群体。非洲人群的遗传多样性要比其他地区的人群多得多，因为其他地区的人群都是从非洲人群的一个分支演变来的。因为黑人、白人、亚裔这种简单的分类不具有遗传学意义，那么去研究这些类群之间的某种遗传性状的区别，例如天生智力的区别，也就没有意义。

的确有些研究发现黑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低。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推断说黑人的智力天生就比白人低。这是因为智商并不能很好地测量一个人的天生智力。智商的高低不仅受基因的影响，还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营养、教育等后天因素都会影响到智商测试结果。从1932年到1978年，美国人平均智商每过十年就上升3点，显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智力基因每过十年就得到改进，而是营养、教育改善的结果。营养、教育状况跟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关系。所以黑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低，不过是反映了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比白人低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能因此说黑人的智力天生就比白人低。

最近美国有一个调查结果，反对转基因的人，懂得越少，就越自信。这个结论可以用到很多问题上。例如关于种族、智力的问题，也是如此，恰恰是那些对遗传学所知甚少的种族主义者，觉得自己比遗传学界更懂种族和智力的关系、更有科学精神，把遗传学界的共识当成是为了“政治正确”无视事实。在中国尤其如此。种族主义言论在中国是很受认同的。在十年前沃森发出种族主义言论后，他在欧美就名誉扫地，但是他在中国仍然很受欢迎，频繁到中国演讲，据说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西湖大学请他当顾问，还有中国人搞到钱建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院、沃森生命科技中心。现在沃森更应该到中国养老了。

2019.1.20.

崔永元又开网店卖食品了，这回卖的是牛肉，叫做“崔永元真牛”，目前只有两种，一种是“褐牛牛肉礼盒”，4.5kg卖699元，即一斤78元；一种是“安格斯牛肉礼盒”，5.5kg卖1999元，即一斤182元。

人们的第一感觉都是卖得可真贵，因为是“真牛”啊。“真”在哪里呢？广告词说：“地理环境——真！这里空气清新，土壤肥沃，阳光灿烂，天山雪水流淌，每天超14小时日照。”中国哪里能找到每天超14小时日照的地方？这些牛崔永元说是在新疆博尔塔拉饲养的。但是博尔塔拉年平均日照时数2815.8小时，平均下来每天日照时间7.7小时，达不到广告说的条件。全世界日照时数最长是北极圈，一年当中有4647小时，平均下来每天日照时间也只有12.7小时，即使把这些牛赶到北极圈养，也达不到每天超14小时日照的条件。想要每天超14小时日照，冬天需要把牛送到南半球去养。崔永元真牛卖这么贵，难道是把牛的出国路费都算上了？也许崔永元会狡辩说，我没有说那里每天都超14小时日照，而是说有些天超14小时日照。那样的话哪个地方到了夏天都是那样，有什么可吹的呢？

牛肉的品种很多，价格差别很大，即使是同一头牛，不同部位的肉的价格差别也很大。崔永元想必知道这个常识，他的网店专门有一张中英对照的“牛肉的选材部位”图，教大家认识眼肉、外脊（西冷）、里脊（菲力）之类的名词。那么“崔永元真牛”卖的是什么部位的肉呢？没说，只说是套餐，有高端牛排、精选牛肉、优质牛肉馅、带骨牛肉这四种。后三种都是比较差的部位的肉，不值钱，好的部位的肉都是用来做牛排的。那么这个套餐含有多少牛排呢？不过是1kg。价格中占大部分的应该就是这1kg牛排。即使这1kg都是最好的最上等的菲力牛排，也是天价了。何况不太可能是菲力牛排，否则肯定要标识出来，不会含糊地说是“高端牛排”。

“崔永元真牛”说是“天莱香牛专供”。天莱香牛也有自己的网店，广告词和“崔永元真牛”大同小异，也说是“啜饮纯净天山雪水，每天日光浴长达14小时”、“清真原切”、“有机健康”、“无激素零添加”、“72小时排酸”，质量上不应该有区别。但是价格差别大了，它的“天莱香牛安格斯有机牛肉礼盒”，5kg卖969元（其中也有1kg牛排），满299减100，算下来一斤87元，只是“崔永元真牛”“安格斯牛肉礼盒”价钱的一半。

同一家企业出产的同类产品，为什么“崔永元真牛”就能卖出两倍的价钱呢？自然是因为“崔永元”三个字了。崔永元说了：“这款牛肉和崔永元有关，采用了国家标准和独特的崔永元食品标准。”“我的检测团队入场了，用的是高于国标的崔永元食品标准……”一个企业当然可以有自己高于国标的标准，崔永元当然也可以制定自己的食品标准，虽然我们难以理解，一个前电视主持人、现中国传媒大学“勉勉强强”教授（正的）有什么资质去制定食品标准。崔永元能不能把他的食品标准公布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个标准高到什么程度？比较“天莱香牛”和“崔永元真牛”的广告词，实在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一个符合崔永元食品标准可以卖天价，一个就不符合崔永元食品标准只能卖半价呢？

崔永元推销“崔永元真牛”的文章说了：“不是清高，是做食品挣大钱通常不是手艺而是手段，是对良心的考验。”“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还有良心，想做良心生意良心产品，不知为何，总以悲壮收场。”反反复复标榜“良心”，如此看来，所谓崔永元食品标准，其实只有两个字：“良心”。“崔永元真牛”主要卖的就是“良心”，多出来的一倍价格，就是“良心”价。除了“崔永元真牛”，崔永元还一口气申请了“崔永元真鱼”、“崔永元真猪”、“崔永元真鸡”、“崔永元真肉”、“崔永元真羊”、“崔永元真鸭”等商标，看来是准备把畜生、禽兽卖个遍。我觉得还应该注册“崔永元真良心”，直接卖“良心”好了，何必附赠牛啊、猪啊、鱼啊什么的？

2019.1.26.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他领导的团队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出了天生就对艾滋病毒有免疫力的婴儿，举世震惊。有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在吹牛啊？毕竟，中国科研人员在基因编辑领域造假是有先例的。不过，在看了贺建奎在学术报告会上出示的数据之后，我相信他没有造假，的确是制造出基因编辑婴儿了。然而，他的这个人体实验是完全失败的，也是不人道的。

贺建奎编辑的是一个叫CCR5的基因，这种基因编码一种叫CCR5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位于T细胞等多种细胞的表面上，是趋化因子的受体。所谓趋化因子，是一类能够带领免疫细胞往哪里去的蛋白质，例如，哪里有病原体入侵了，趋化因子就和T细胞表面上的CCR5结合，把T细胞带到病原体入侵的地方去消灭病原体。所以CCR5对免疫反应起到重要作用。但是CCR5自己也是某些病原体入侵的位点，例如艾滋病毒。

艾滋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是一种“寄生虫”，靠自己是没法繁殖的，要侵入到细胞内，利用细胞里的“机器”和原材料大量地复制自己。艾滋病毒主要入侵的是T细胞，T细胞被利用来大量地制造艾滋病毒，艾滋病毒释放出来，T细胞就死了，然后释放出来的艾滋病毒继续入侵别的T细胞，导致更多T细胞死亡。如果T细胞大量死亡，人体就对病原体丧失了免疫力，就得了艾滋病。

艾滋病毒入侵的那类T细胞叫CD4 T细胞，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它的细胞表面上有一种叫CD4的受体，艾滋病毒能够识别它。怎么识别呢？靠的是艾滋病毒外壳上一根根的“小棍子”，这些“小棍子”其实是一种蛋白质，叫包膜糖蛋白。艾滋病毒外壳上的包膜糖蛋白能和CD4结合，它的形状发生变化，原来隐藏着的一块区域暴露出来，这块区域能去跟CCR5结合，这样就把艾滋病毒拉着贴近了T细胞膜，然后包膜糖蛋白的另一部分打穿T细胞膜，艾滋病毒的外壳和T细胞膜融合在一起，艾滋病毒里头的蛋白质和遗传物质就进入了T细胞了。

可见，CCR5是艾滋病毒进入T细胞的一个门“把手”。有一些人CCR5基因发生了突变，少掉了32个碱基对（叫CCR5-Δ32突变），这样它编码的蛋白质就短了很多。正常的CCR5蛋白是由352个氨基酸组成的，而CCR5-Δ32只有215个氨基酸。CCR5是一种跨膜蛋白，一部分在细胞膜里，一部分在细胞表面上。CCR5-Δ32少掉的是暴露在细胞表面上的那部分，也就是说，CCR5-Δ32都是藏在细胞膜里的，这样在细胞外的趋化因子没法和它结合，它就起不到受体的作用了，而同时艾滋病毒也没法和它结合，入侵不了T细胞了。人的基因都是成双成对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如果一个人的两个CCR5基因都是CCR5-Δ32（叫纯合子），那么这个人体内就没有正常的CCR5受体，他对艾滋病毒就有了抵抗力，这种人在欧洲人中占大约1%。如果一个人一个CCR5基因是正常的，另一个是CCR5-Δ32（叫杂合子），他是不能抵抗艾滋病毒入侵的，这种人在欧洲人中占大约10%。其他人群也有人有CCR5-Δ32基因，不过比较少。

浙江大学有一个教授，出了一本介绍基因编辑的科普书，里面畅想说，如果能用基因编辑技术把胚胎中正常的CCR5基因修改成CCR5-Δ32，这样生下的婴儿不就天生对艾滋病免疫了吗？不就再也不会得艾滋病了吗？学物理出身的贺建奎读了这本科普书后，深受启发，于是把书中的设想大胆地付诸行动了。他组建团队，对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植入子宫，生下了两名女婴，化名露露和娜娜。据他说，露露的CCR5基因有一个没能编辑，另一个编辑成功了（杂合子），而娜娜的两个CCR5基因都编辑成功了（纯合子），娜娜天生就对艾滋病有免疫力。

如果仔细看贺建奎公布出来的基因序列，其实都没有编辑成功。他想要模仿的是CCR5-Δ32突变，那三个他号称成功的基因编辑的位点也发生在该突变的附近，但是没有一个是去掉了32个碱基对的：露露的那个突变少掉了15个碱基对，编码的蛋白只比正常CCR5蛋白少5个氨基酸，非常接近正常CCR5，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异常；娜娜的第一个突变插入了一个碱基对，第二个突变少掉了4个碱基对，由于出现了无义移码，它们转录的信使RNA很可能被降解掉，没法用于制造蛋白质（这是人体细胞的一种调控基因表达的方式，叫“无义调节的转录文本降解”），所以娜娜可能没有任何CCR5。如果这两个突变被转译成蛋白质了，它们与正常CCR5和CCR5-Δ32都有很大的不同，不知有没有功能或出现异常。CCR5失去功能后，会对免疫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导致对某些病原体（包括西尼罗病毒、流感病毒）的抵抗力下降。

可见贺建奎的实验是完全失败的，但是由于他不懂分子遗传学，把失败的实验当成了成功的实验报告了，所以我相信他的确做了实验，也如实报告了。如果他要造假，完全可以给出和CCR5-Δ32一模一样的基因序列。

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并没有像大家想像的那么精准、高效，像这样虽然在对准的靶点做了编辑，但是编辑错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基因编辑之后，还要对实验结果进行筛选，才能挑出编辑成功的。然而，我们可以对细胞、实验动植物进行挑选，可以对人进行挑选吗？不能。虽然露露和娜娜是失败的实验的产物，也不能像对待失败的实验动物那样将其消灭，而我们不知道，她们身上携带的这些实验失败的基因，会对她们的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这样的实验是不人道的。

而且，基因编辑除了对靶点的编辑会出差错之外，还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进行编辑，也就是所谓“脱靶”。如果被乱改动的地方是没有功能或不重要的，哪倒没什么，但是有可能有重要功能的基因被改动了，那就会导致疾病，特别是有可能导致癌症——与癌症有关的基因实在太多了。我们不知道露露和娜娜身上是不是就有“脱靶”编辑，会不会对她们的健康产生影响。贺建奎声称对她们做了全基因组测序，没有发现有脱靶。其实现在的技术，是不可能发现所有的脱靶情形的。

在对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时，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胚胎细胞的基因编辑成功，有的胚胎细胞的基因没有被编辑了，这样发育的结果，就导致了人体存在两种细胞，一种是没编辑的细胞，一种是编辑过的细胞，就像一个人是由两个人组成的，叫嵌合体。我们不知道露露和娜娜有没有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编辑错误、脱靶、出现嵌合体的可能，并没有精确到可以用来制造基因编辑婴儿的地步，而一旦出了差错，就会遗传下去，后果比只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严重和难以控制，应该严禁。如果将来有一天，基因编辑技术变得十分精准了，可以极其准确地把胚胎中的CCR5都改成CCR5-Δ32，是不是就可以用来制造“艾滋免疫婴儿”呢？不能。第一，CCR5是绝大部分人都具有的正常基因，并不是致病基因，有这个基因并不会就让人得艾滋病，因为感染艾滋病毒是后天的行为导致的，是小概率事件。不能为了预防一个后天的小概率事件去改动一个有重要的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第二，CCR5-Δ32的人只是对某一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抵抗力，并不能对所有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抵抗力。有的艾滋病毒是通过T细胞上的别的受体（CXCR4）入侵T细胞的，改变CCR5对它们没有抵抗力。如果误以为没有了正常CCR5就从此对艾滋病毒免疫，不再注意预防艾滋病毒感染，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第三，有更好、更安全的方法来预防艾滋病毒感染，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改动基因的方式。而且，即使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也早已不是绝症，通过药物控制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并不一概反对制造基因编辑婴儿。这一天早晚会来，反对也没用。但是首先要保证技术十分精准，其次要对改动的基因后果做利弊分析。在技术不成熟时，在益处没有超过风险时，就应该严禁贸然制造基因编辑婴儿。贺建奎实验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懂行的人，受一本不严谨的科普书的误导，用一种不成熟的技术，毫无必要地改动一个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基因，制造天生有免疫缺陷、可能还有其他缺陷的婴儿，理应追究其责任。

2018.12.11.

（《科学世界》2019.1.）

（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证实了贺建奎的确制造出了两个“基因编辑”婴儿，还有一个怀孕待产。我并不怀疑贺建奎制造出了“基因编辑”婴儿，但是他的实验不要说违反伦理了，从技术上看也是完全失败的，参见下面的科普。至于要怎么追究贺建奎的法律责任，调查组没有具体说，我希望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人体试验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去年12月初我接受BuzzFeed采访时说过，由一家赢利小医院做伦理审核是笑话，试验对象无法理解、贺博士本人也未必完全理解该试验的后果和风险，该事件将对中国科学家的声誉造成进一步伤害，它表明某些中国科学家在从事狂野西部式研究，政府没兴趣管理。（The couples were taken advantage of, according to biochemist Fang Shimin of China’s New Threads magazine (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Fang Zhouzi), an award-winning critic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that country. He told BuzzFeed News an ethics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 signed off by a small for-profit hospital was “a joke,” and suggested that parents likely couldn’t understand the consent forms for the experiment. “I doubt Dr. He himself fully understands the consequences and risks,” Shimin said, by email. …“This case will undoubtedly do further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said Shimin of New Threads. “It proves that some Chinese scientists are indeed doing wild Wild West style research and the government has little interest to regulate it.”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danvergano/gene-edited-babies-china-hiv-ivf ）或许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中国政府有兴趣管理狂野西部式研究的起点，虽然并不让人乐观。2019.1.21.）

“先父遗传”这个莫名其妙的词语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从字面上看，“先父”是某个人称其死去的父亲，但是这个名词跟这个意思没有关系，而是指一种幻想出来的遗传现象，如果一个雌性动物，和一个雄性动物交配过，那么它的身体就被这个雄性动物给“污染”了，以后这个雌性动物再和别的雄性交配，生下的后代就都遗传了和它以前交配过的那些雄性动物的某些性状。在古代西方，一直就有这样的幻想，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生物学家还普遍相信有“先父遗传”。那时候还没有遗传学，有这种幻想是可以理解的。等到遗传学建立，生物学界就没人相信“先父遗传”了（并不排除某些动物会有例外，例如某些昆虫可能就存在“先父遗传”）。现在还相信“先父遗传”的都是一些不懂遗传学的外行，特别是那些有“处女情结”的变态男，他们把“先父遗传”作为科学依据，相信一个女人如果和男人发生过性行为，血统就不纯了，所以要找个处女结婚。

说现在生物学界没人相信“先父遗传”了，这是一般而言的，，但是生物学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人没有呢。河南科技学院——以前叫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有一个一级特聘教授刘用生，他就坚定地相信人有“先父遗传”，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研究“先父遗传”的“专家”。我检索到研究“先父遗传”的英语论文总共有12篇，2篇是1909年的，1篇是研究科学史的，2篇是研究昆虫的，1篇主题词里虽然有“先父遗传”，但内容和“先父遗传”没有关系，剩下的6篇，全都是刘用生写的。

对这种一个人独闯一个领域的科学妄想家，本来是不值得给予太多关注的。但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称赞刘用生是中国罕见的有学术精神的学者，饶毅主编的网刊《知识分子》最近请刘用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他的治学经验，里面也提到了他如何不顾别人的嘲笑研究“先父遗传”，俨然成了勇于创新的英雄，那么我还是简单地评论一下“先父遗传”是不是在学术上站得住脚。

要研究“先父遗传”，首先要有证明这种遗传现象存在的证据。但是相信“先父遗传”的人，反反复复列举的是19世纪的一两个例子，不然就是复述一些传说，这些都算不上是证据，它们要么是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以讹传讹，要么可以归为遗传的显隐性现象。例如，达尔文曾经提到，摩顿勋爵有一头阿拉伯栗毛母马，与一头南非斑驴（一种斑马，现已灭绝）交配后，生下的后代在形态上介于阿拉伯马和南非斑驴之间，这并不奇怪。但是这头母马后来被送到另一个牧场与一头阿拉伯公马交配，生下的马驹在腿部却有斑纹，就像是与南非斑驴的杂种一样，这就比较奇怪了。达尔文把这称做“迟滞遗传”，认为母马的遗传已被南非斑驴的精液所污染。我们现在知道并非如此，阿拉伯马本身就存在腿部有斑纹这种变异。达尔文不知道遗传规律，所以有错误的认识，而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为什么出错了，却还有人举达尔文举过的这个例子证明“先父遗传”，那不是穿越到19世纪了吗？如果“先父遗传”是真实存在的，在今天通过基因测序是非常容易确定的，为什么今天没人能发现呢？难道在19世纪之后“先父遗传”也消失了？

根据生物医学知识，我们也很难相信在哺乳动物、特别是人身上有可能出现“先父遗传”。要出现“先父遗传”，旧配偶的精子里的DNA必须能够被卵泡里的初级卵母细胞吸收，而且结合进初级卵细胞的基因组，以后这种初级卵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变成卵子排出，再跟新配偶的精子结合成为受精卵，这样的受精卵同时有两个男人的精子的DNA，才能出现“先父遗传”。射精时精子只是在阴道和输卵管里，怎么可能跑到卵巢里去跟初级卵母细胞结合？即使精子通过某种未知的神秘途径跑到了卵巢，跟初级卵母细胞结合了，那么这个初级卵母细胞就成了三倍体，是不可能变成卵子的。退一步说，即使精子的DNA没有被全部结合进卵母细胞，只是有个别基因被结合进卵母细胞基因组了，这种随机发生的“转基因”，又怎么可能产生正常的卵子、胚胎、婴儿呢？难道跑进卵母细胞的外源基因还能做精准的“基因编辑”？

刘用生根据生物学的一些进展，设想了“先父遗传”的四种机制，其实没有一种机制能够解决精子DNA如何跑到卵巢、如何和初级卵母细胞有效结合、如何做精准“基因编辑”的问题，都跟“先父遗传”没有关系，只是牵强附会，经不起起码的推敲。例如，刘用生根据孕妇血液中能够检测到胎儿DNA这个事实，大胆地推断血液中的胎儿DNA能够转染卵母细胞，以后该孕妇如果再婚生的小孩，就能带上前夫的基因，他认为这可以解释“先父遗传”，但是他还应该更大胆地推断胎儿DNA能够精准地编辑卵母细胞基因组才行。

如果“先父遗传”是真的，整个遗传学都要改写，刘用生可以去得好几个诺贝尔奖了。饶毅、《知识分子》以前吹捧过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后来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被证明了是造假。现在又吹捧河南科技学院刘用生。始终相信中国的末流大学能够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能够做出诺贝尔奖级的成果，真是不会吸取教训，可谓有“烂校情结”。

2018.12.22

前几天我在《院士们造假能不能造得高级一点？》一文中，举了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孙颖浩院士团队为例，他们最近在《欧洲泌尿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前列腺癌的论文，就被发现图片造假：两个不同的实验的结果，出现的是同一张肿瘤细胞图，只是照片的视野有所不同。这就说明其中至少有一个实验根本就没有做，而是直接拿另一个实验的图片使用。也可能两个实验都没做，从别人的论文中抓一张肿瘤细胞图就用。

有人在我那篇文章后面留言说我自己才是造假，孙院士的那篇论文并没有我说的那张图。因为是匿名留言，不清楚是不是孙院士团队的回应，我也就没有理会。今天看到某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孙颖浩院士论文造假？有图有真相：子虚乌有》，作者是张科宏博士，署的是真名，那我就理会一下。

张博士说他看了我的文章后，感到非常震惊，找到了论文原文，看到相应的两张图片并不一样，得出结论说，被用来指认孙颖浩院士造假的证据不是来自孙颖浩院士的论文。这意思是我不知从哪搞了一张图来诬陷孙院士造假。我看了张博士的文章，也是“感到非常震惊”，赶快找孙院士论文核对，原来孙院士团队悄悄地把造假的图片从论文里换掉了。不过孙院士团队论文的最先版本我早就存了下来，造假铁证如山，不怕孙院士倒打一耙。

孙院士团队悄悄换了图片以后不声张，反而是张博士要替他主持公道，这就比较蹊跷。张博士文章后面有对他的介绍，说是长青藤医学编辑创始人，2003-2007年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长青藤医学编辑是国内一家专门替人代笔写英文医学论文的公司，张博士作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怎么落到回国替人当枪手的地步呢？我不由对此人的背景感兴趣，搜了一下，居然搜不到他在自称当哈佛教授期间的研究发表过任何作为主要作者的论文（2004年以后开始算），只搜到了两篇他作为中间挂名作者的论文（一篇第5作者发表于2005年，一篇第3作者发表于2007年），这哈佛教授是怎么当的呢？反而搜到他曾经在丁香园晒出过他2004年申请波士顿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所用的求职信教别人怎么写求职信。他当时刚刚当上堂堂哈佛教授，怎么马上就想着跳槽，去生物技术公司当普通研究人员呢？

我的推测是，张博士其实从没当过哈佛教授，只是在哈佛做过博士后研究罢了，他在哈佛期间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科教授Ross J. Baldessarini当通讯作者，应是在该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做得久了，有的导师会给个“助理教授”之类的头衔，那跟真正的助理教授（所谓永久职务轨道）不是一回事。但博士后是不能一直做下去的，做完博士后研究在美国找不到正式工作，所以毅然回国创业代写论文了。孙院士被人揭露造假，张博士比孙院士还要着急，不知是不是因为孙院士就是张博士的客户。如果是的话，张博士售后服务做得不错。

国际期刊上论文实验图片被发现造假的很多，有的装没这回事，有的会撤稿或替换图片。如果替换图片，论文作者都会做一个勘误说明，常用的借口是误用了图片，属于“诚实的错误”，不是“造假”。但是像孙院士这样没有任何说明就让期刊编辑部把论文图片悄悄替换掉的，我第一次见到，可见孙院士能量不小，而且听取了我的建议，造假手法变得高级了。

2019.1.14.

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孙颖浩院士团队最近刚刚在《欧洲泌尿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前列腺癌的论文，就被发现图片造假：两个不同的实验，出现的是同一张肿瘤细胞图，只是照片的视野有所不同。这就说明其中至少有一个实验根本就没有做，而是直接拿另一个实验的图片使用。也可能两个实验都没做，从别人的论文中抓一张肿瘤细胞图就用。

通过复制、粘贴图片来代替实验，是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一个窍门。这个方法甚至已经产业化了。在中国有替人代写论文的公司，他们内部的写作指南里详细地指导员工在替人代写论文时，要到哪里去找实验结果图，要怎样取舍、加工才不容易被人发现。

孙院士的团队是不是找了这种公司代写论文，不得而知。如果找了的话，找的也是很不“敬业”的公司，写论文的人甚至懒得对图片做更多的加工，就把两张图并排放在了一起，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复制、粘贴来的。

国内这么干的科研人员多得是。美国有一个网站pubpeer专门揭露这类论文图片造假，被挂在那里示众的造假论文相当多都是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其中不乏中国的院士团队发表的，例如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院士团队的七篇论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马丁院士团队的十七篇论文都被发现实验结果图片造假。

马丁院士团队不久前为此还发了一个声明，说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对马丁院士最近提出中国人不用推广注射HPV疫苗的报复。大概在马丁院士团队看来，实验结果图片造假是值得自豪的中国意识形态，揭露造假就成了让人不屑的西方意识形态了。

不管这种造假技术是不是中国意识形态，这些中国院士团队的造假实在是太低级、太懒惰了，只是简单地把图片复制、粘贴一下，而且还要放在一起，唯恐别人看不出来是复制、粘贴所得。造假造得这么低级，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造假者知道即使被发现，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有院士罩着呢，还可以对揭假者倒打一耙。

不过我还是希望院士们以后造假能够多用点心，做得高级一点，不要那么容易被看出来。否则老是这样被挂到国外揭露造假的网站示众，让人觉得中国的院士水平实在太差，连造假都造不好，有损整个中国科学界的形象的。

2018.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