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最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果第一轮通信评审后就被淘汰，舆论大哗。每次院士选举结果出来，总难免引起争论。有的当选者被认为学术水平不够高，甚至有造假前科，没资格当院士。而有的落选者则被认为水平很高，甚至在国际上很有名望，却怎么也当不上院士。美国科学院经常被拿来做对比。在国际上，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声无疑比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得多，但是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当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他们是袁隆平、李爱珍、周忠和。按说科学没有国界，一个科学家的学术成就让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来评审，结果应该差不多才对，却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怪现象？

两国科学院的选举程序非常不同。从表面上看，两国科学院都采取推荐制度（美国科学院由院士提名候选人，而中国科学院除了院士推荐，还有归口单位推荐），不受理本人申请。而事实上，中国科学院的选举采取的是申请制度，因为被推荐人的材料是自己写的，所谓推荐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有3名以上院士推荐，或有归口单位推荐，就能成为有效候选人，名单公示。然后各个学部的院士分别对有效候选人进行通信评审，产生第二轮候选人，称为初选候选人，再次公示。开院士大会时，各个学部的院士再分别选一次，产生本学部正式候选人，人数是增选名额的1.2倍。然后各个学部再进行一次投票，产生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选举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由某个院士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材料也是由提名人写的，候选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与中国院士候选人厚厚的一大本材料不同，美国院士候选人的材料要求很简单，一份简单的履历和不超过250个单词的学术成就介绍，以及不超过12篇的论文目录。候选名单分别交给相应学科的院士初审（美国科学院共设31个学科分支）。各个学科的初审程序可能都不一样。初审结果交到高一级的学部（共有6个学部）委员会合并，根据各个学部的名额产生学部的候选人（人数为增选名额的150%），由于名额限制被淘汰的候选人则在第二年自动成为被提名人。然后候选人名单送给全体院士投票（对投票有一定要求，比如每个学部至少要选多少人）。根据投票结果产生等额候选人名单，在每年4月底开院士大会时，对名单集体表决通过。然后再通知当选人，当选人同意了，才正式成为院士。

中国院士候选人名单是公开的，美国则是秘密的。公开有助于舆论监督，然而也使得候选人能够去搞活动拉选票。对美国院士选举来说，没有接受舆论监督的必要，因为他们有比较正常的学术环境，造假者能骗过同行院士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当然是另一回事了。中国院士的选举自始至终是分学部进行的，而美国院士选举只是在提名阶段分科进行，正式的选举是全体院士投票。分学部选举的优点是选举人都是同行，对被候选人的学术成就都能有更专业的判断，缺点是选举结果容易被少数人操纵。

美国院士选举程序非常复杂而繁琐，选院士因此成了美国科学院的主要工作，这让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最终忍无可忍，愤而放弃院士，因为他看不出有何必要要隶属于一个把主要时间花在选举院士上的机构。搞这么一套繁琐费时的程序是为了尽量保证选举结果的公平。但是即便如此，美国院士选举结果有时也会引起争议，争议最大的是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一直没能当上院士。萨根其实也是一个有很高的学术成就的天文学家，其成就获得同行的认可。在院士选举时，天文学分科的院士都投票给他，但是他给其他分科的院士的印象却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科学家，不愿把票投给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就一直选不上。作为弥补，美国科学院授予萨根“公共福利奖”，表彰他在科普方面的贡献。

但是这毕竟是少见的例外。总体上，美国院士的选举是公平的，至少比中国院士的选举公平得多。两国院士的选举程序各有利弊，不正常的选举结果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美国院士仅仅是一个崇高的荣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唯一的特权大概是有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论文的便利），当不上院士也没有利益损失，当上了还有放弃的。中国院士则不然，一旦成为院士，就俨然成为“学霸”，手上掌握很大的学术权力和大量的学术资源，没当上时孜孜以求，当上了从未有人放弃过。正是与权力的结合让中国院士成为了一块很多人不择手段想要攫取的肥肉，也让院士选举成为了各个部门相互争夺、利益分割的结果，候选人的学术成就如何反而是次要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再好的选举程序也会出现不正常的选举结果。

2011.9.14

（《新华每日电讯》2011.9.17）

【方舟子按：这篇文章写好后没法在国内媒体上登，拖得没有时效性了。近日《光明日报》发报道把贺卫方美化成“愿意抛开高校论文数量，踏踏实实做科研”的学者，而维基解密（wikileaks）暴出贺卫方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官员的亲密关系，让贺卫方再次成为舆论交点，就在网上登一下。】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在网上被批评近20年来基本不发表论文（自1993年以来19年间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2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大学教授的职责是什么的讨论。有意思的是，参与讨论的两名美国华人教授的观点截然相反。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认为教授的主要工作是教书，把教授必须有论文的说法斥之为谬误。而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徐开彬则认为兢兢业业地、甘于坐冷板凳地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与论文，才是研究型大学知名教授应该具有的风范；否则，身为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却不愿潜心从事学术研究，那是对学术资源与教授岗位的浪费。

两位徐教授的不同看法，其实与他们所在的学校有关。徐贲所在的加州圣玛利学院是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的私立学院，基本不从事学术研究，因此其教授只要求能搞好教学即可，并无从事学术研究、发表论文的压力。徐开彬所在的天普大学则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教授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学术研究，教学反而是次要的（教学任务由讲师和助教分担了）。事实上，研究型大学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场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研究生可以当廉价劳动力。公布自己的学术成果的规范渠道是在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助理教授要升为副教授，进而升为正教授，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论文。一般是四、五年评估一次，平均一年至少也要有一、两篇拿得出手的高质量论文供同事和校外同行评价。

成为正教授后，没有了晋升的压力，而且正教授都是终身的，不做研究学校也不能将其解雇。即便如此，正教授通常还会自觉地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努力发表论文。如果不做研究不发论文，就没法申请课题获得研究资助，就招不来研究生，也没法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相当于脱离了学术界，会被认为已丧失研究能力而受到同行的鄙视。经济上也会受影响。美国大学只支付教授九个月的工资作为教学的报酬，暑期三个月没有教学，工资从课题经费支出，如果不做研究没有课题经费，就少了三个月的工资。当然，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是作为研究型大学教授的兴趣和职责。

北京大学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学术成果能否达到世界一流，因此必然要办成研究型大学，做学术研究应是其教授的最重要工作。学术研究成果要为世人知晓，就要写成论文发表，而且最好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才能与国外的大学一较高低。国内名牌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已基本与国际接轨，论文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才会获得认可。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的研究国内大学与国际的差异仍然非常大，只是要求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由于缺乏学术训练，国内很多文科学者不知道怎么写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很多文章连论文都算不上。例如贺卫方教授拿出的41篇“论文”，绝大部分是随笔、杂感、评论、翻译、对话录、发言稿，都不是论文。

国内大学一方面强调论文的重要性，造成了论文数量的大跃进，已跃居世界首位；一方面发表的论文又很水，剽窃、一稿多投盛行。要改变这种局面，应该是从提高论文的质量着手，而不是干脆不写论文。有人以不愿同流合污发表垃圾论文为由为贺卫方辩护，是很荒唐的。否则其他教师是不是也可以以相同的理由拒绝发表论文呢？大学教授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当然还可以有别的活动。例如，应该鼓励大学教授参与社会事务，从事普及性工作。但是教授首先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不然就是本末倒置了。如果一名大学教授因为其社会活动而成为媒体明星，有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再也静不下心从事学术研究，那还不如让出教授岗位，全职去做社会活动家。

2011.8.24

中国电视节目起初是没有广告的。电视广告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一开始只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播出少量的广告，后来在节目当中也插播广告，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把节目搞得支离破碎，以致有“在广告中插播节目”之讥。现在有个地方卫视为了政治和地方形象不播广告了，又成了新生事物。

20年前我初到美国时，当时国内电视还都是通过天线收看的，只可以收到几个台，也还没在节目中插播广告。而美国已有了有线电视，有几十个频道可供选择，但是广告也多，每大约15分钟甚至更短就要插播一次几分钟的广告。为了迎合电视直播时插播广告的要求，美国篮球比赛分成了4节，每节15分钟，而当时其他国家的篮球比赛都是分上下两场（现在当然也都实行美制了）。也有个别频道不插播广告，但是要额外收费，例如收费电影频道HBO。

但是有一个频道，公共电视台PBS，却既不收费也不插播广告（只在节目开始前有赞助商的简短广告），而播出的节目又以科普、教育、纪录片、新闻调查等精品为主，很符合我的口味，成了我收看最多的一个频道。特别是其中的科普节目，制作更是精良，比商业化的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都更为优秀，只可惜这些节目都没有被中国引进。

既不插播广告，又不收费，PBS的收入从何而来？一部分（约15%）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也就是联邦税收；一部分（约25%）来自地方政府和公立大学的资助，也就是地方税收；剩下的部分（约60%）属于私人捐助，主要是观众捐款（约25%）和企业赞助（约15%），还有基金会的资助等。观众交会费的形式的捐款成了PBS最大的一笔收入，因此每年有一段时间，PBS就会中断常规节目，以播出特殊节目的形式进行募捐。

收入的来源决定了电视节目的取向和品味。以广告收入为主的电视台，由于广告费与收视率挂钩，必然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力图吸引最广大的观众，会导致过度商业化和低俗化。PBS就没有收视率的压力（在2010年之前其节目甚至不参与收视率排名）。它虽然从联邦政府拿资助，但是美国《公共广播法》禁止联邦政府干预或控制节目内容，只是要求对有争议的内容必须做到客观、平衡报道。因此其节目的内容和质量主要影响到了观众的捐助，而愿意交会费的观众属于受过较好教育、较为富裕的人群，相对来说欣赏品味也比较高。PBS之所以能保证节目的质量，能播出一些在商业台无法看到的高品味节目，其原因就在于既避免了商业化，又必须对有较高欣赏能力的观众群负责。

中国电视台的收入基本上以广告收入为主，节目成了商品，为了推销出去必然要迎合最广大观众的口味，低俗化难以避免。即使是所谓“科教频道”也有低俗化的倾向。不播广告的电视台则全然由政府资助，必然要符合政府官员的意志，节目又成了宣传品，难以被观众接受。中国电视能否走出商业化和政治化之外的第三条路，PBS也许能给予启发。

2011.8.10

（《新华每日电讯》2011.8.13）

我曾经间接地参加过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那是十年前，美国参议院老年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题为“骗子、小贩、江湖医生：向老年人推销抗衰老产品的浮夸和希望”的听证。一位得州医生做为美国“反对保健骗局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听证，打算提醒国会注意，在美国那些非英语的社区中，保健骗局也相当严重，但被执法人员忽略了。他从新闻报道中知道我在反对发生在中国的保健骗局，问我是否注意到美国华人社区的情况，能否向他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于是我去华人商场买了中文报纸，选择了其中最荒唐的几个保健品广告，译成英文，给这位医生寄去。在听证会上，这位医生在简短的发言中只提了一句应注意非英语社区的情况，但是我知道随后会有更详细的材料提交给国会，其中应该包括我翻译的资料。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设有十几个常设委员会，此外还有几个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权力很大，负责处理国会的日常事物，分工就某个议题进行调查，写成报告，供全体议员表决时参考。举行听证会，就是国会进行调查的主要手段。在国会工作期间，每隔几天就会有听证会。如果某个国会委员会要举行听证会，需提前一周发布公告，并且除非事先表决因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原因而需要开内部会议，否则全过程一律公开。美国有线电视“公共事务网”频道会直播和重播听证会整个过程。如果当天错过了，还可以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网站下载听证会的实况录象和文字纪录。

到听证会作证的证人，有的是被委员会发传票传唤，有的是受议员邀请参加，也可以自己主动申请作证。申请者必须提前提交申请报告，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与议题的利害关系。作证前要举手宣誓“说真话，说全部真相，只说真话”，作证的内容可被做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当然，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政府不得强迫人做反对自己的证词，换言之，被传唤的证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可以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听证会被认为是国会最重要的发表渠道，因此一般人都很愿意去参加听证，借此让公众了解自己的观点，并希望能影响到议员的决策。

美国国会在中国的对应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国的人大常委似乎还没有举行听证会的规定、做法。倒是一些地方部门经常举行听证会。听证的内容往往很琐细，甚至连公园门票是否要涨价都要搞听证。有的听证方案很不合情理。例如几年前北京曾为地铁票价举行过听证，当时的地铁票价是全程3元，听证会主办方提供了两个取代方案：一种是全程2元，一种是2元起步，按距离增加。很显然这两种方案没什么可讨论的，不可能有人会支持后一种方案（如果第一种方案改为全程3元，还值得讨论）。这么不合理的设计让人怀疑听证会主办方其实已内定把票价降为2元，听证只是一个形式。

正因此一般人对参加这种听证会不会感兴趣。那些已退休有空闲时间，又有表达欲望的人才会热衷于参加，每次申请听证的人很少，有时甚至达不到原定人数。有的地方竟因此出现了所谓“听证专业户”，熟悉的面孔频频出现在听证会上，以致被冤枉为政府部门的托儿。这样的听证会是没有代表性的，起不到应有的表达民意的作用，人们就越发对其不感兴趣。

如果中国的有关部门想让听证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话，美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第一，听证的内容要足够重大，不是可有可无的鸡毛蒜皮。第二，要公开，感兴趣的公民都可以申请参加或收看；第三，要中立和代表性，正反双方的证人都要叫到或允许主动作证；第四，要宣誓，为自己的证词担当法律责任。只有这样，听证才是真正表达公意的场所，才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走过场做表面文章。

2011.7.27

（《新华每日电讯》201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