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10月22日，美国内华达州最高法院驳回O.J.辛普森的上诉。在两年前，辛普森因为持枪抢劫等罪名被判处长达33年的监禁，而且9年内不得假释。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在2007年9月13日，辛普森带着几个人持枪闯进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宾馆房间，从一名纪念品商人那里抢走一些原本属于他的体育纪念品（辛普森说是从他那里偷来的）。很多人认为，辛普森之所以被判得那么重，是要他为此前的双重谋杀付出代价。

    1995年，O.J.辛普森涉嫌双重谋杀案庭审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研究生学习已接近尾声，相对比较悠闲。用“打工皇帝”的术语来说，我全程参与了整个庭审过程，当然是通过看电视直播参与的。1995年10月3日，陪审团做出判决时，我和几乎所有美国人一样都守着电视看了直播，连日理万机的克林顿总统都忍不住好奇心中断工作收看直播，何况我等闲人。记得克林顿还为此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要大家尊重陪审团的无罪判决，大概是担心有人为此寻衅滋事。

    受害人家属自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他们没有去寻衅滋事，而是走法律的途径，向辛普森索赔，要求他为受害人的非正常死亡承担民事诉讼。这个案件同样由陪审团决定（当然是另一批陪审团）。这一次辛普森被认定对其前妻及情人的死负有法律责任，需要赔偿受害人家属3350万美元。辛普森没能支付这笔巨款，但受害人家属通过拍卖辛普森的物品、获得辛普森出书的版税等方式获得了一些赔偿。

    在中国人看来，辛普森案件很有不可思议之处。证据那么确凿、嫌疑人逃逸未遂的双重谋杀案居然能被判无罪，让大部分美国人都感到震惊。如果此案不是由陪审团，而是由法律专业人士来决定的话，可以肯定会被判罪名成立。这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对美国陪审团制度（由随机抽选的普通公民担任陪审团成员）利弊的大讨论。

    谋杀案嫌疑人一旦被陪审团认定无罪，就不能再以同一罪名起诉。但是受害人家属却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索赔。这在中国绝无可能，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判决无罪释放了，附带的民事诉讼也就一笔勾销了。即使罪名成立，在中国也绝无可能判决给予天价赔偿。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能获赔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也即直接经济损失，不能索取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比如由于人身伤害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一般也就赔偿几千元。如果伤势轻微，医疗费、营养费忽略不计，可能也就得到几百元的误工赔偿。这点赔偿，连受害人及其律师往返司法机关的车马费都抵不上，更何况律师费。所以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加民事诉讼，有时反而赔本，如果雇了律师，更赔。

    相反地，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反而能索取精神损失赔偿，比如涉及损害名誉权的案件。出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名誉权案件，美国通常判得极为慎重，尤其是公共人物打名誉权官司，几乎不可能赢。但是在中国反而这类官司很好打，如果一名院士候选人被质疑学术成果有问题，告到了当地法院，法官就可以判决质疑者赔偿原告几万元的精神损失。人身伤害同时也能造成精神损伤，而且精神损伤的后果往往比言词造成的要严重得多。但是，被人批评了可索取精神损失赔偿，被人打了不能索取，这样如何能很好地保护受害人？从违法的角度看，骂人几句要赔偿几万元，打人一顿却只需赔偿几百元，文斗远不如武斗，这样的司法实践岂不是在鼓励打人？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司法也会有不可思议之处的。

2010.11.10

（《新华每日电讯》2010.11.12）

    除了谋杀罪指控，其他犯罪指控在美国大抵都能交保金候审，这样至少在被定罪之前不用坐牢。如果没有钱交保怎么办呢？可以付钱找专业担保人替你交保。迪瓦尔德（Bart Dewald）原来是一名警察，后来见当担保人赚钱要多得多，就改行当了担保人。但是干这行是有风险的，如果犯罪嫌疑人弃保逃跑，要设法把他抓回来，不然保金就归公了。2006年，迪瓦尔德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当时他替一个犯罪嫌疑人交了10万美元的保金，获得消息说她想要逃跑，就到她家周围守候。发现开出一辆小面包车，就追上去强行把车拦下进行盘查。车里并没有他要找的人，而是两名儿童心理治疗师。随后这两人报警，迪瓦尔德被逮捕，被指控犯有两项非法禁闭罪。
    这回轮到迪瓦尔德自己取保候审。2008年2月，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法官决定在下个月判决。迪瓦尔德并没有想要弃保逃跑，而是想要出一口气。他找了当地一位空手道高手，给他1千美元作为定金，请他去把起诉他的检察官和作证反对他的另一位担保人都痛打一顿，想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牙齿掉落让他们住院。没想到谈话被录了音。迪瓦尔德又增添了新的罪名：两项阴谋重伤罪。
    今年9月，印第安州高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迪瓦尔德由于非法禁闭、用枪威胁人等4项罪名被判8年监禁，同时又由于两项阴谋重伤罪且没有认罪悔改的表现，必须重罚，再加30年监禁！合起来共38年监禁，而且出狱后还要再加10年缓刑并接受心理治疗。迪瓦尔德今年已51岁，能够出狱的希望非常渺茫。
   迪瓦尔德真是不幸生在美国。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中国，迪瓦尔德起码可以少坐30年牢。且不说他仅仅是试图雇凶伤人，根本都还没有实施，即使真的实施了，而让受害人侥幸逃脱只打成轻微伤，在中国据说也是不用负刑事责任的，只作为治安事件处理。
   虽然中国现在的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从来就没有规定说故意伤害罪必须是受害人被打成轻伤以上才能定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都普遍认为只有伤害的结果达到轻伤以上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以至于花10万定金雇凶报复的嫌犯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在法庭上竟得意地说：我不是寻衅滋事，我就是要故意伤害，只打成轻微伤，所以我无罪。
    能否定罪不看犯罪意图，只看犯罪结果，定不了罪要归咎于受害人身手太敏捷、运气太好，打得头破血流也只是定不了罪的轻微伤，这样的司法实践如何能很好地保护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岂不是在纵容暴力犯罪？
    本来，中国的法律也是很重视严惩暴力犯罪的。就犯罪风险而言，抢不如偷，偷不如骗。骗几百万的大骗子可能过得有滋有味，偷几百块钱、抢几块钱就可被定罪。现在又知道偷也不如买凶、行凶。长此以往，也许抢、偷会减少，骗、行凶千万别因此多起来。以后谁敢再揭露骗子，就要当心被雇凶打成轻微伤，即使轰动世界不也就是“寻衅滋事”判5个半月的拘役嘛。

2010.10.26

（《新华每日电讯》2010.10.30）

【按：本来要为《中国青年报》的专栏写一篇关于小龙虾恐慌的文章，突然觉得这个时候写这种文章有些无聊。想起两年多以前写的一篇旧文，略作修改。】

    2000年我由于路见不平开始所谓的“学术打假”，到现在恰好十年。在这期间接受了许多中美媒体的访谈，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怎么发现了造假的？怎么核实的？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中国的学术造假为什么这么泛滥？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中国的记者有时会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要追问一下：你是不是在炒作？是不是为了出名？为什么这么极端这么不厚道呢？不能用心平气和的讨论方式吗？为什么非要把造假者一棍子打死呢？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什么缺陷吗？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提这些问题的记者，有的是抱着恶意，有泄露出来的采访策划书为证。有的则不过是当了传声筒，因为在网上这类质疑之声也不少。正如有人义务抓了骗子，围观的人们对骗子干了什么坏事未必都感兴趣，反而纷纷议论起抓骗子的人为何要多管闲事，是否抱着什么不良动机。

    鲁迅曾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其实许多中国人都是如此，这是在中国社会的生存之道。所以偶尔见到有人义务做了什么好事，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习惯于往坏的方面想。如果没有发现有什么猫腻，就成了多么了不起的传奇人物，虽然做的事情其实很平常。国内媒体曾经报过“西点军校学雷锋”的假新闻，却不知在美国人看来，雷锋的那些好人好事实在是不值一提，许多美国人做得更多更好。

    初到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往往觉得美国人很傻很天真，没有那么多小聪明。一般美国人对陌生人往往显得过于友善，因此也容易被人利用。这种对他人的信任不是由于美国人天生就比较善良，也不是由于像某些人说的他们有“信仰”，而是有符合博弈论的严厉反击为基础的：如果有谁辜负了这种信任，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从此很难再获得人们的信任。这个时候美国人又显得非常不厚道。

    这才是一个社会能有诚信的原因。一个诚信的社会不是没有不诚信的人，但是不诚信的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中国社会虽然自古以来也在讲诚信，但是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现实中，不诚信的人很容易得到宽容，甚至让人羡慕。如果有人上当受骗，很多人会怪罪乃至嘲笑受骗的人太傻，而不是谴责骗子太可恶。很多人痛恨造假，不过是在遗憾自己没有获得靠造假发财的机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造假的泛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假文凭问题，有些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于中国现在太看重文凭，这种逻辑和将假货的泛滥归咎于大家太喜欢真货一样。其实发达国家更看重文凭，但是没有多少人敢用假文凭，因为一旦被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从此身败名裂且不说，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国则不然，不仅假文凭很容易买到，而且使用假文凭的人容易蒙混过关，即使暴露了也基本上不会受到处罚，还会有很多人替他辩护说：文凭不重要，能力更重要。

    在诚信社会中做一个诚实的人，可以生活得很轻松很快活，也可以很成功。坏处是一旦习惯了这种生活，警戒能力会退化，缺乏戒备心，到了一个不那么诚信的社会，就会显得很傻很天真，经常要受骗挨宰，当了骗子“成功”的垫脚石。就像我这种人称“打假斗士”的，回到中国生活，也时不时地会上点小当，让亲友戏称“在美国学傻了”。

    在现在的中国大都市，物质生活与美国的差距已很小。大到住房私家车，小到日常用品，都没有什么不同。美国电影、电视、音乐、报刊都能在网上看到。时髦的高科技产品（例如iphone，ipad）在美国上市后，在中国也能很快买到。连在美国用惯的洗漱用品、吃惯的小吃零食，在中国商场也能买到相同的品牌，而不必再从美国带来。但是精神生活的差距仍然很大。让一个留学归国人员怀念美国的，不再是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清洁的空气，以及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单纯的人际关系。人说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工地，不知诚信体系的建设何时动工？

2010.7.27

（《SOHO小报》2010.7.）

还在写诗的年轻时候，有一些情诗有意识地写成14行，但除了最后两行写成警句，并无任何格律，故称为“伪十四行诗”。有一首写完后发现多了一行，竟舍不得改，更伪了。

        琴三章

        一、听琴

是旅途中一次不经意的短暂驻足
为你凝视一种遗忘已久的声音
自四面八方不绝涌来
峨峨若高山
一座新的诱惑是新的转机
洋洋若江河
缓缓地消蚀铁石心肠
一声声在你我心间流淌
用一生的等候去倾听
这一刻知音的共鸣
让这一夜梦幻的倾听
从此伴我走遍天涯
我终于听出了你是谁来自何处
而我是谁将去何方？

         二、抚琴

你抚琴如抚我
我抚你如抚琴
让同一种温柔在两双手下不绝流出
一点一点淹没一个没有记忆的夜晚
从一双手流向另一双手
从一个音符流向另一个音符
流进我们的血液永不消逝
远离听众的演奏是随心所欲的游戏
乐谱就写在你我的内心
肉体的美丽只是一段和弦
一呼一吸之间化为余音袅袅
最后一声是一次短暂的休止
这是宿命中无法躲避的一次合奏
在黑暗中我们一起倾听将临的高潮滚滚

         三、焚琴

你用琴声点燃的火焰
在我轻柔的扫拂下升腾
如花似锦开放在指尖
美丽得就象一片迷途的帆
满载如血的欲望飘向天堂
断一根弦是绝一条路
终点在音符和休止之间轮回
唯一的解脱是烟的方向
奇迹焚毁了
白鹤失去影踪
我们是自身的殉葬者
在火光中静听永生的最后一响
我知道最后的时刻没有声音
那响亮着的是灰烬

(1996.6.)

     默祷

当一个人走向一个人
请以如山的胸怀展示如水的路途
让迷路的浪子走入永远的庭院
把路过的每一处风景悬挂窗前
用路边的小花编织秘密的花园
当一个人看着一个人
请以如火的目光化解如石的心肠
让每一片心灵的碎片折射外面的阳光
让我陶醉在这一块小小的光明天地
用昨夜的梦想建造明日的围墙
当一个人默想一个人
请以如神的预言告慰如痴的等候
请给我毁灭的力量
请给我创生的欲望

(1996.9.28.)

       如果

如果你是我的奇迹
悄然出现在错误的时刻
在我即将远行的时候
寄一纸带血的信笺
邀我重返家园
如果我是你的道路
指引一个不可改变的方向
那是永世长存的墓地
迎接每一个过客的回归
如果我们相信永生的预言
一次的相遇犹如朝圣
在午夜的祭坛上点燃自己
照亮一种顽固的信念

那么让我们面对一身的灰烬
虔诚地创造千年后复活的神话

(1996.10.)

           温柔的部分

你偶然触及了我温柔的部分
就象碰到了一个糜烂的伤口
已经淡忘的痛苦刹那间复苏
美丽的脸上洋溢着平凡生活的诱惑
几乎使我抛弃信守多年的誓言
痛苦与激动、回忆与憧憬
都使我泪眼朦胧
朦胧中把你看成心心相印的旅伴
其实我依旧还只是一个孤独的过客
流浪的路途从未改变
多少年来的符咒屡试不爽
证道的心情只有宁静没有悲伤
你偶然触及了我温柔的部分
我因此变得更加坚刚

(1999.10.3.)

        复活

当我从四月的坟地破土而出
萌发的欲望就像早熟的春天
当我从彼岸的天堂踏步而来
幻灭的脸庞就像残缺的月亮
当我从被我抛弃的城市飘过
身影就像一面面无敌的战旗
当我向你描绘一幅虚拟美景
道路在我的指尖隐约地延伸
虔诚的圣女赤裸着长跪床前
最后的诱惑在眼里闪闪烁烁
一记冰凉长吻破除千年符咒
失传的经书正在对视中流传

我像天神一般死去
却以一位俗人复活

(2002.2.15.)

11年前新语丝的网友讨论莎诗时顺手译的，忽然想起，在电脑里搜索了半天竟然没找到，最后还是在“新语丝之友”的存档里翻了出来。十几年来换了太多台的电脑，有的文件可能就丢了，还是放到网上比较保险。以前还译过叶芝的名诗When You Are Old，因没在网上贴过，就找不到了。
原诗每行10个音节、5个音步，交叉押韵。按梁宗岱译法译成每行12个汉字（原想译成每行10个汉字，有几处改不动，汉语没法象英语那样耍赖省略音节），交叉押韵。梁译胜过屠译，但也有几处不准。

我应否把你与夏之一日比较？
你可是比它更为可爱和温婉：
狂风把五月宝贝的蓓蕾吹掉，
夏季给予的良辰又过于短暂：
上苍之眼有时太炽热地闪耀，
它金色容颜常遭遮掩而黯淡：
尤物终将衰减其每一处美貌，
因意外或被天道沧桑所摧残：
但你永恒的夏天绝不会凋零，
你也不会失去拥有美丽资材，
死神不该夸口你踯躅其影中，
当你在不朽的诗行与时同在。
只要人类能呼吸，眼睛能看清，
此诗就将存留，并赐予你生命。

（方舟子译于1999.4.3）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d: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re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梁宗岱译：

１８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于雕残或销毁。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雕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屠岸译：

１８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拟作夏日？
你可是更加温和，更加可爱：
狂风会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
夏季的生命又未免结束得太快：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每一样美呀，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仪态；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收到《SOHO小报》今年第1期，其中有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的一篇短文《英国旧书店给张申府的一封信》，里面有一段话让我觉得奇怪：

   
“从信中的日期可以判断，这封旧书店的回函恰好在信发出的一个月内，虽然张申府要的书没有了，但他们很快为张申府复制副本寄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个速度应当说不慢，今天中国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个人要在英国旧书店里买几本自己想要的书，不敢说在一个月内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后面还有一些今不如昔的感慨，不抄了。为什么这段话让我觉得奇怪呢？因为那是1932年2月啊，可不像现在有复印机可用，要复制一本书得用影印，成本该有多高！英国旧书店就为了一个中国教授专门影印旧书，而且不只一本，而是三本，真是不可思议。

   
幸而谢教授在文中抄录了信件的原文。一读之下，才知道原来谢教授没有看懂这封简单的英文信件，导致整篇文章从标题一直错到底。
   
首先，那不是一家旧书店，从信笺抬头看，是“时报（通译泰晤士报）图书俱乐部”（The Times Book
Club），通过邮购，卖新书给世界各地的读者的。谢教授将其误会为旧书店，是因为张申府买的书：“张申府向这家旧书店买三本书，那三本书中有两本我知道，一本是帕斯卡的《思想录》，还有一本是奥格登的《意义之意义》，都是现代哲学界很有名的书，还有一本我不懂，不知道是不是一本传记，作者也没有听说过。”《思想录》和《意义之意义》（出版于1923年）虽然不是新著，但不能因此认定是旧书，因为它们是名著，一直在出新版本。至于第三本，的确是一本传记，谢教授没有听说过作者Bowman，却肯定听说过传主——《查理·卓别林》是也！只不过谢教授不知道卓别林名字的英文写法。那是一本刚出的新书，是1931年才出版的卓别林传记。这本传记很出名，现在还可以买到它的再版新书。

   
其次，从信的内容，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图书俱乐部获悉张申府没有收到他购买的这三本书，于是就给补寄了。服务固然周到，但也很平常，不像谢教授想像的那么夸张。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强调学生、学者必须掌握英语，有时未免矫枉过正，引起了反弹：搞自然科学研究的要能看懂国外论文，固然要懂英语，但一些文科研究是国内关起门来搞的，也要懂英语干什么呢？几年前还闹过清华美术教授陈丹青因为抗议校方要求其画家研究生考英语，愤而辞职。要求画家必须懂英语，似乎有些过分，但是再细看，陈丹青招的研究生原来是要研究西方现代派美术理论的，如果不懂英语就说不过去了。

   
即使研究的课题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说不定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英语。谢教授研究的是民国文人掌故，似乎不需要去读英语文献。即便如此，还是应该懂点英语的，否则连一封英语短信都没看懂，依据错误的理解大作文章，那就闹笑话了。

   
谢教授声称他看三十年代的杂志《新月》和《学文》，常有关于西方读书界的情况介绍，主要由当时清华的学生钱钟书等人完成，“所介绍的西方新学术书，确实非常及时，好像多数是在一两个月内，这个速度，应当说比今天快。今天我们缺乏的不是交流的技术，而是一种自由交流的习惯。”也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在上个世纪30年代，没有空邮，没有互联网，信件、图书的邮寄要靠海邮、陆邮，从收到图书信息、去函邮购、收到书、把书读完写介绍、杂志编辑出版，这一切是一两个月内能完成的吗？现在国内研究民国学界、文人，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把那个时代当成了过去好时光，把那些文人当成了高不可攀的高人，缺乏起码的客观、严谨，夸大其词，借昔讽今，做政治文章倒也罢了，能算什么学术研究呢？

附信件原文：

Dear Sir,

    We have
your letter of 22nd January, for which we thank you. We greatly
regret to hear that the three books you mention, PENSEES, Pascal,
CHARLIE CHAPLIN, Bowman and MEANING OF MEANING, Ogden, have failed
to reach you.
    Duplicate
copies have at once been dispatched, and we trust that these will
arrive in safety.
    The rest of
your order is having our careful attention.

Your faithfully,
ASSISTANT MANAGER

【按：新奥尔良又遇飓风了，想起以前写的一篇文章。】

有笔名“林达”的“美国通”，近来在中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时事评论，有关美国政治、法律、文化、历史、社会等等，无所不谈，而且常常有标新立异的见解。比如卡特里娜飓风为何给新奥尔良造成如此惨重的出乎意料的损害呢？美国舆论一般把矛头指向美国政府救灾工作的不力，但林达认为这是“简单化和政治化的指责，并不利于真正吸取教训”。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林达归咎为“黑人表现不佳”，声称这是“自律的美国媒体不会提到的问题，那就是一部分黑人暴露出来的自身问题”，事前不服从撤离命令，事后不做任何事情，甚至在市区抢劫云云。由此又扯到长期以来黑人社区自身的问题，单亲家庭多，忽略子女教育的家庭多，依靠福利生活的多，对社会救济依赖性强，犯罪率高，等等。“黑人的这些问题，在这次新奥尔良市的灾难中暴露得十分充分”，使得“这次的新奥尔良表现出的不是一个城市的平均水平，而是这个城市水平最差的部分”。

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在“自律的美国媒体”上当然是见不到的，所以只好拿到“不自律”的中国小报上宣扬。但是这些问题，究竟是黑人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是种族因素导致的，还是贫穷、缺乏教育导致的？是黑人社区特有的问题，还是穷人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难道贫穷的白人就没有这些问题？在指责有人“事前不服从撤离命令”时，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是因为没有经济能力撤离？

这次受灾的恰好是美国比较贫穷、落后的南方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又是最贫穷的人群，这使得美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的问题，一时又成为舆论的热点，甚至涉及到以前极少有人提及的“阶级问题”。至于把受害者拿来当替罪羊，把“黑人自身的问题”做为祸害的根源，只有不屑“自律”的华人“美国通”才说得出口。

灾后不久，联合国在9月7日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报告中首次批评美国做为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国内发展不平衡现象非常严重，有一页专门讨论“美国的不平等和健康”问题。根据这份报告，美国是在医疗方面耗费最多的国家，占了其收入的13％，然而美国却并不是最健康的国家。美国婴儿死亡率与马来西亚的相当，而首都华盛顿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比印度喀拉拉邦的还高。在健康问题上，种族差异非常明显。黑人母亲生下体重偏低婴儿的可能性是白人母亲的两倍，她们的小孩在满周岁前的死亡率也是白人的两倍。这是“黑人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经济的问题？收入的差异和健康的差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收入位于美国前5％的家庭出生的男孩，其预期寿命要比收入在后5％的家庭所生的男孩长25％。

许多因素导致了美国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医疗保障系统。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系统的国家。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由其雇主提供医疗保险，几乎所有的老年人由政府提供医疗保障，但是在2003年，还是有超过六分之一的美国人（4千5百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收入在贫困线之下的家庭中36％没有保险。13％的白人家庭没有保险，而黑人家庭和拉美裔家庭的比例分别高达21％和34％。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就很难得到及时的、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在去年，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由于费用问题而没有接受必要的治疗。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消除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医疗保障的差异，每年可以多拯救近8万5千美国人的生命。而医学技术的进步不过是每年多拯救约2万美国人而已。

如果让林达来评论这一现象，不知是不是也要怪罪到黑人（或拉美裔美国人）的“自身问题”，天生就容易生病、死亡，或者由于素质差，不愿买医疗保险，有病不愿治呢？

在其他国家生活的人，不太容易想像在这个世界首富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穷人。十几年前我初到美国，去首都华盛顿旅游时，很惊讶地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无家可归者在讨钱。即使到了美国，如果生活在比较富裕的地区，也很难接触到美国的穷人，很容易就忘了，在富裕美国的另一面，还存在着另一个美国。飓风把这一个美国暴露在了世人面前，如果从中只看到了“肤色”，这样的人，肯定是带了有色眼镜的。

2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