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宣布成立10亿美元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首批将向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生物学研究。消息一经公布，有些中国科研人员表示异议或惋惜。有的认为中国脑神经基础研究处于上升期，过几年就能赶超美国，陈天桥选择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是典型的错误。也有的认为陈天桥身为中国人，在中国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却把钱捐给了并不差钱的美国人，有失意义。这两种意见似乎有些冲突，一个是认为中国脑科学研究做得很好，马上要超过美国，陈天桥应该锦上添花；一个是认为中国脑科学研究条件还很差，经费紧张，陈天桥应该雪中送炭。无论如何，都认为这笔巨款应该留在中国。

中国企业家有投资国内外科技产业的，那是为了获得经济回报。也有捐巨款给美国名牌大学的，那虽然是慈善，却也有回报，比如为自己或朋友的子女上获赠学校开了方便之门。捐出巨款给国外科研机构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陈天桥似乎是中国企业家中第一人。他为何捐给了美国而不是中国科研机构，原因未见报道，也许是认为加州理工学院脑科学研究领域做得最好最有可能有大突破，也许是对中国科研环境不满意，毕竟，虽然中国科研近年来已取得很大进步，但弄虚作假仍屡见不鲜，大笔的科研经费砸下去未必能听到一个声响。不管怎样，都是认为这笔经费给加州理工学院会得到最好的收益。如果这笔钱给加州理工学院，要比给中国某个科研机构能做出更多、更重大的成果，何乐而不为？

中国科学家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这可以理解，但是指责陈天桥身为中国人不把钱给中国科学家，则心胸未免显得太狭隘。科学家有祖国，但是科学没有国界，基础科学研究尤其如此。基础研究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做出来的，都是属于全人类，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例如，我们今天对人脑的了解，绝大部分是国外科学家做出的，这并不妨碍中国科学家掌握、利用这些成果。得益于国际交流的科学家理应有更宽广的胸怀。

历史上，国际慈善科研资金的流动几乎都是单向的，也就是从国外发达国家流向中国。例如，批评陈天桥犯了典型错误的饶毅教授担任所长的北大脑科学研究所，全称是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是几年前用美国慈善家麦戈文夫妇的捐款成立的。这对夫妇的捐款还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也都建了脑科学研究所。美国科研经费虽然比中国多得多，但是研究项目、研究人员也比中国多得多，平摊下去同样科研经费紧张，远没有到不差钱的地步。然而并没有见到有哪个美国科学家指责麦戈文夫妇或其他美国慈善家身为美国人不应该把钱捐给中国。批评陈天桥的中国科学家未必现在都还在拿国外资助，但是他们大都在西方国家受过教育、培训或做过科研，其经费不是来自国外政府部门就是来自国外私人捐助。例如饶毅教授回国前担任美国西北大学埃尔莎·斯旺森讲席教授，这个讲席就是埃尔莎·斯旺森资助的。但也没有见到哪个美国科学家认为美国科研经费、捐款只能用于资助美国学生、学者，不能给中国人。这么认为的美国人当然有，但那都是没有文化的愚民。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大款的增多，有能力资助外国科学家、科研机构，就应该大力提倡，这不仅能促进国际交流，还能改善中国国家和中国人形象。对慈善家资助科研的善举，不管是给的哪个国家，都应该赞善，而不是批评。

2016.12.12.

（《环球时报》2016.12.14. 发表时有改动）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将在11月8日投票选出新一届总统。按惯例两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要举行三场辩论。今年的第一场辩论在9月26日举行之后，几乎所有美国媒体请的裁判、评论员都一致认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大胜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但是辩论的胜负判断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即使媒体一致认为希拉里获胜也不会让川粉（川普的狂热支持者）接受，因为他们本来就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自由派，都是支持希拉里的。举行辩论的主要目的是要影响选民，那么，我们可以给胜负定一个客观标准，那就是认为哪一方获胜的选民人数比较多，这一方就获胜了。第一场辩论刚刚结束，CNN就立即报道了他们通过一家民意调查机构ORC对521名选民做民意调查的结果，62%认为希拉里赢，27%认为川普赢，据此可以说希拉里大获全胜。

但是网上有很多对这次辩论结果的投票，有的票数几十万、几百万，都是一面倒地认为川普赢。川普就因此宣布自己赢了，说除了“没人看的CNN”，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是他赢得了辩论，并嘲笑说CNN只对300人（其实是500多人）的调查怎么能算数呢。川粉也坚信网上投票结果，跟着川普嘲笑CNN的民意调查人数太少，甚至有一家一直力挺川普的微信公众号还抱怨人们想去CNN网站投票找不到门，大骂CNN。

其实那种网民自己去投的网上投票的结果才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使有几百万、几千万票数，也不可信。首先是网上投票很容易作弊，一个人可以反复地投，也就是刷票。有的网站为了避免刷票，限定一个IP只能投一次票，但是通过代理服务器是可以随便换IP的，这种限制难不倒懂点网络技术的人，何况还有现成的刷票软件可以自动换IP刷票，想刷多少票都可以。有一个关于支持谁当总统的网络投票有高达一千七百万次投票，95%是支持川普，谁会傻到去相信这样的投票结果没有作弊？即使投票的网民都很诚实，不作弊，网上投票结果也不可靠。支持者会到处拉票，比的是哪方支持者更狂热更爱拉票。川普支持者往往比希拉里支持者狂热、偏执，川普支持者就被发现在某些论坛拉票，列出了各个投票网站的链接号召川普支持者去投票。再退一步说，即使某个网站的网络投票没人作弊也没人拉票，其投票结果也只是反映该网站读者的意见，而不能反映全体选民的民意，因为一个网站的读者往往是有倾向性的，例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极右网站Breitbart是一直支持川普的（其主编是川普竞选团队的CEO），该网站的读者就基本上是支持川普的，投票的结果当然是大部分人（约75%）认为川普获胜，其实我们应该惊讶的是其读者中居然还有25%认为希拉里获胜。

所以网上投票说难听点是垃圾，说好听点是好玩，不能当真。想要知道民意，就要做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要由组织者通过打电话、发邮件等方式主动找人询问（以打电话为主，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接陌生电话了，所以也有网上调查，但是是通过发邮件邀请的方式，不是网民自己找上门），这样就可避免调查对象重复投票、拉票、倾向性等问题。如果要调查的人群很小，挨个挨个去问就可以了。例如对“你认为总统辩论谁赢了”这问题，你想统计一个班的学生的看法，让每个学生依次回答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了解全校学生的看法，假定一个学校有三万名学生，一个个去问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能做到，工作量也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只找一部分人做调查。如果找的人数太少，没有代表性，结果容易出现偏差；但是如果找的人数太多，则是浪费。那么找多少人合适呢？或者说，需要多大的样本呢？

样本的大小和几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置信度，它表示的是你对调查结果的信心。因为不是对所有的人做调查，置信度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但是如果调查了足够多的人数，你就会对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很有信心。一般取置信度95%，意思是有95%的几率是这个结果。另一个因素是抽样误差，据此可以知道调查结果的正负变化范围（所谓置信区间）。可接受的误差越大，需要的样本就越小，反之，可接受的误差越小，需要的样本就越大。民意调查可接受的误差通常是2%～5%。“你认为总统辩论谁赢了”是个比率问题（支持希拉里和支持川普之比），在调查前我们是不知道比率的，这时候可以设置为50%，因为在比率为50%时需要的样本最大。知道了人群总数（总体）、置信度、误差和比率这些参数之后，统计学上就有公式可以计算需要的样本大小。网上有现成的民意调查计算器（例如http://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把这些参数输进去，就可以算出样本大小。假定总体有3万人，置信度95%，误差5%，算得样本大小为379。也就是说，你要知道3万名学生对“你认为总统辩论谁赢了”这个问题的看法，随机抽样379人做调查就够了，调查结果有95%的可能是成立的，有5%的误差——假如调查结果是50%的人认为希拉里赢，意思是如果重复调查20次，有19次的结果是45%～55%的人认为希拉里赢。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一个30万人的城市对这个问题的民意呢？其他参数不变，把总体改成30万，算得的样本大小是384，只需要多调查5个人。如果要调查的是全美国人口呢？美国人口大约是3亿人，算得的样本大小还是384。在总体足够大以后（几万人以上），需要的样本大小基本不变了，调查全国和调查一个城市需要的样本大小其实是一样的，这虽然违反直觉，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要对全美国做民意调查，随机抽查300人也是可以的，川普、川粉的嘲笑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对统计学的无知。不过，抽查300人的误差有些大，全国性民意调查的误差一般控制在3%左右，因此需要的样本大小通常是1000人左右。CNN/ORC调查了521人，误差是4.5%，误差稍大，但是因为调查的结果比率悬殊（62%:27%），这个误差并不会改变希拉里大胜的结论。CNN/ORC调查采用的是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这样抽得的随机样本不一定能很好地符合人群分布特征，例如其中认同民主党的人数偏高。所以有时候为了获得能代表人群分布的样本，会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先根据人群特征设定各个群体的比例，然后再在各个群体随机抽样。

因为是抽样调查，即使精心地设计，也不能保证每次调查结果就一定可靠。但是如果有别的调查机构也做了类似调查，那就可以相互验证。如果各个调查的结果都一致，就说明非常可靠。CNN是第一个公布总统辩论的民意调查结果的，随后其他民意调查也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NBC News的结果52%:21%，ppp的结果51%:40%，YouGov的结果49%:22%，Politico的结果49%:26%，Echelon Insights的结果48%:22%，路透社的结果：48%:23%，福克斯的结果61%:21%，Post-ABC的结果53%:18%。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认为希拉里赢了，而且除了ppp的调查，都认为希拉里大获全胜，认为希拉里赢的选民人数是认为川普赢的选民人数的2～3倍。不知为何川普、川普支持者只顾着骂最先出头的CNN，而无视其他的调查结果？特别是保守派电视台福克斯一直是支持川普、获得川普的信任的，其民意调查结果比分比CNN还悬殊，认为希拉里赢的人数是认为川普赢的人数的3倍，川普、川粉怎么不去骂福克斯？

当然，再多的民意调查结果也不会让川普承认自己输了，他本来就是极度自恋的人，从不认输也从不认错。而川粉对川普是一种类似邪教的追随，川普认为自己赢了，他们也就只能跟着喊他赢了，然后认为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是不可靠的，都是被民主党收买的，只有他们刷出来的网上投票才能代表民意。

2016.10.3

（上次超级强台风登陆福建时是在1999年10月，我刚好在厦门，这是当时写的感受）

    久住在风和日丽、四季如春的地方，一旦去外地旅行，就对气候的变化特别地敏感。最近出了两趟远门，偏偏又都遇上了两场天灾－－的的确确是天灾，并不是因为怀念居住地的气候的多愁善感。

    九月中去新泽西、纽约拜访朋友，抵达的第二天，飓风就袭击了该地区。主人很是担心会象去年飓风来袭时一样停电，地下室将因为抽水泵停止工作而水满为患，事后的修缮得花上几千美元。担心了一整夜，却安然过去了，在我，则是多了点坐在屋中欣赏久违的暴雨的闲情。边看雨边与主人聊着日常琐事，听着她的二岁儿子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放着的巴尼恐龙的录象，在平凡幸福生活的氛围中，突然强烈地思念着一个在远方的人，是一种别离的滋味。

    十月初经台北、香港抵达厦门，同样是在第二天，风速每秒４７米的十四级台风正面袭击厦门，从市区扫荡而过。厦门的主人倒是没有地下室可担心，但暴风雨还是顽强地从紧闭的窗户渗进来，使我们不得不在屋内手忙脚乱地抗洪抢险。到了天暗下来的时候，发现电早已停了。但是台风也已过去了，在黑暗之中四周显得异常的宁静。于是约了人，到另一处点蜡烛打牌。一路走过去，只见街道两旁的树木一排排地横躺着，残渣碎物撒了一地，是从未见过的满目疮痍。

    我对打牌向来趣味索然，但在停电的情况下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做。其实打牌打麻将，不过是我们中国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手段。在美国时，偶尔也被中国留学生拉去打牌，在牌桌上大家聊的无非是体育比赛、电影电视、同事趣事、往事旧闻、市场行情，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现在，在烛光的照耀下显得颇有几分浪漫的牌桌上，话题却是非常的沉重，三句不离政治的腐败，司法的黑暗，经济的欺诈，新闻的虚假，社会的混乱……个个牢骚满腹，仿佛都是怀才不遇的政治家。这是在沉重的生活中一次轻微的宣泄。各级官场如何买官卖官，法官如何原被告通吃，军警如何欺压公民，士兵如何乘机抢钱，假货如何猖獗……一切在我听来都是熟悉的，因为凡此种种，在晚明、晚清的野史笔记、白话小说中都已见识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玩意。然而对我来说又是陌生的，当十年前我还在中国生活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这些怪现象。何况大家口中那些以为不注自明的名词、人名，在我听来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我只有沉默着，静静地好象在听着与己无关的故事，心里慢慢地涌起了一股分处两个不同世界的悲哀。我所面对的，是一个与我朝思暮想的中国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正处于一场强烈台风的中心，而我却在台风之外，只是偶尔被轻轻吹拂了一下。

    深夜打完牌往回走，一路上仍然是昏暗的。快到住处时，却看到了楼上的窗口已有灯光，知道电正在逐步恢复，于是轻轻地松了口气，一夜的沉重好象就此卸下了。

1999.10.12.漳州

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发生了一起大型枪击案，震惊了世界。一名凶手持半自动步枪到一家同性恋酒吧扫射，在被警察击毙前，杀死了49人，杀伤了50多人。大型枪击案指的是有四个人或多于四个人被枪击中受伤或者死亡。2015年美国发生了300多起大型枪击案，你没看错，是300多起，平均每天大约一起，但是绝大部分大型枪击案媒体都很少报道，很少有人知道。

为什么美国这么频繁发生大型枪击案呢？奥兰多枪击案的凶手是一名在美国出生的阿富汗后裔穆斯林，很多人会想到，会不会是因为伊斯兰教圣战分子导致了这么多大型枪击案？其实这些枪击案的凶手大部分不是伊斯兰教教徒。2015年美国5起死伤最惨重的大型枪击案，有两起凶手是穆斯林，有两起凶手是基督徒，有一起凶手是有精神病史的无神论者，后面这三起的凶手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各个研究都表明包括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反对人工流产的极端分子在内的极右势力才是美国本土恐怖袭击的主要凶手。美国马里兰大学曾经统计了自从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有65起是极右势力干的，他们都是原教旨基督徒，还有24起是极端伊斯兰教教徒干的。

美国频繁发生大型枪击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人拥有持枪自由，导致枪支泛滥。美国人均拥有枪支数世界第一，每100个美国居民拥有枪支112.6支，平均每人超过一支。枪支泛滥，必然导致枪击案频发。美国枪击案的数量和死于枪击的人数都是世界第一。2015年美国总共发生了53000多起枪击案，因此死亡13000多人，受伤27000多人，其中未成年人伤亡3300多人。平均来说美国每天有大约30人被枪击杀害，按人口比例算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五、六倍。美国各个州对枪支管制的法律不一样，有的宽松一些，有的严厉一些。有研究做过统计，不同州的枪支管制程度和枪击案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管理得越松，枪击案比例通常也越高。路易斯安那州的枪支管制是全美国最松的，路易斯安那州也是全美国枪击案发生率最高的，每10万人就有19人死于枪击案，是枪击案发生率最低的夏威夷州的六倍。

所以每次发生震惊全美国的大型枪击案，民间就会出来要求政府加强枪支管制的呼声。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奥兰多枪击案之后有55%的美国人要求加强枪支管制，比之前增加了9%。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常见的一个反对理由，是说如果把枪支管制起来的，一般人搞不到枪，想犯罪的坏人想搞到枪总能搞到的，所以枪支管制没有用。但是枪支案的凶手实际上绝大部分并不是坏人，而是一时冲动的普通人，甚至很多是未成年人，如果加强枪支管制，一般人不容易搞到枪，还是能够降低枪击案发生率的。1996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发生了一起死亡35人受伤28人的大型枪击案，随后开始加强枪支管制，禁了自动、半自动步枪等枪支，付费没收了65万支此前合法拥有的枪支，大约占私人拥有枪支的20%。之后七年枪支凶杀案平均下降42%，枪支自杀案下降57%。

反对枪支管制的另一个理由是，杀人的是人，不是枪，枪只是工具，如果想杀人的人手上没有枪，还可以用刀用棍杀人嘛。这点说得也没错，但是刀棍的杀伤力毕竟比枪小多了，凶手也容易被制服，不会说一个未成年人手里拿一支枪就可以射杀一大片。就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的同时，上海浦东机场也发生了一次自杀式袭击，凶手向人群扔了一个用啤酒瓶自制的爆炸物，有4名旅客被轻微划伤，随后凶手用匕首自杀。大家想想如果这名凶手像奥兰多的凶手拿的是半自动、自动步枪会有什么后果？

反对枪支管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大家都带枪，碰到枪击案可以还击。这种情形不能说没有，但是毕竟很少见，20年来总共才发生了大约10起平民用枪制止凶手进一步杀人的案例，而且其中有些案例还有争议，而美国几乎每天都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说明这种平民用枪制止凶手的例子少得可以忽略。即使有持枪的自由，一般人平时也是不带枪的，不会为大型枪击案做好预备，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会出现平民和凶手对射的情况的。如果鼓励每个人平时都带枪，就更容易出现一时冲动拔枪互相打来打去的情况，枪击案会更多。对于喜欢玩枪的人身边有枪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因为琐事造成悲剧。例如今年年初密西西比州珠江郡有人去一家枪店买枪，因为不满被收了25美元服务费，和店主吵起来，拔枪互射，店主父子被打死，顾客父子受重伤。如果当时身边没枪，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平民没有经过训练，在人群中与凶手对射也容易伤及无辜。以为见到歹徒，拔枪一射，歹徒应声而倒，那是电影看多了。

那些反对枪支管制的人，愿意他们子女所在的学校学生可以带枪吗？很多枪击案是学生在校园干的，为了反击这些坏学生，是不是要鼓励好学生平时就带枪？得克萨斯州通过法律，要求公立大学允许师生带枪入校园，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建筑学院院长因此辞职，认为允许带枪到校园会妨碍学术自由，让教师不敢给学生低分。以后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吵起架来，就不是互相斗殴，而是拔枪互射了。得州这项法律今年8月1日开始实施，刚好是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著名的大型枪击案发生50周年。那一天，有一个军人出身的工程系学生在杀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后，到校园钟楼上射杀了15人。那个学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不要说有意的枪击案了，美国每年死于枪支走火事故的人数，远远多于死于大型枪击案的人数。2015年美国有近2000起因为枪支意外走火导致的枪击案，而为了防身自卫的枪击案不到1300起，只占所有枪击案的2%。所以虽然允许持枪可以防身，但是跟持枪犯罪引起的伤亡相比，代价未免太大。

美国持枪自由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的形成据说是为了防止政府暴政。在两三百年前，平民手中的枪支和军队拥有的武器没有什么区别，都很简陋，也许平民持枪的确有防止暴政的意义。但是在现在，你能以枪支去对抗军队的飞机、坦克、大炮吗？显然不能，这种理由已失去了现实意义。一些人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2014年4月内华达州极右民兵组织（国内传成是“牛仔”）持枪与联邦土地局执法人员对峙，执法人员为避免流血冲突撤退。到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此事说民众有枪多牛。他们不知道或不想告诉你的是，这伙人今年初到俄勒冈故伎重演，这回联邦调查局出动，抓捕27人，杀死1人，连同2014年的事一起起诉，领头者不准保释，正在监狱呆着呢。执法人员怎么会害怕犯法者手中有枪就不敢去执法？

但是不管怎样，持枪自由已经变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的，要改变起来是很困难的。频频发生的大型枪击案，就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人发的讽刺奥巴马总统的图片，大致意思是，现在恐怖主义这么猖獗，奥巴马不为反恐而战，却为男人进女厕所而战。说得好像奥巴马放弃了反恐似的。发这个图片的人，如果不是反恐战士，用他的话反过来质问他更合适，他明显是在为不让“男人”进女厕所而战。

这里说的“男人”应该打引号，因为它实际上不是指男人，而是指那些生物性别是男人，但是性别认同是女人，并公开以女人身份表达自己的转性别者。反过来当然也有生物性别是女人，但是性别认同是男人并表达男人身份的转性别者。转性别者能不能进与其认同的性别相符的公共卫生间、更衣室，是现在美国一大热点。4月19日，美国第二大超市连锁店Target（仅次于沃尔玛）宣布欢迎转性别者在其超市自由使用卫生间，引起保守团体抵制，刚好碰上Target股票大跌，保守团体就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的抵制成果。相反地，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一个法律，禁止转性别者进与其生物性别不符的政府大楼和学校卫生间，倒是给该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重大经济损失：一些歌星为此取消原定在该州举行的演唱会，Paypal等公司取消在该州的扩展计划。引起更大风波的是，5月13日，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给公立学校发去指导意见，转性别学生不能在学校受歧视，有权根据其认同的性别选用卫生间、更衣室和参与体育活动。

美国公立学校归州政府管理，联邦政府是管不了的，所以它只能是给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指导意见。但是联邦政府如果要跟歧视转性别学生的公立学校较真的话，也有办法，可以撤销联邦政府对该校的经济资助，或者上法庭起诉该校歧视。因此，这个指导意见还是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弹，比如北卡、得州、密西西比这些保守州的州长就抨击这个指导，要求其州教育部门无视之。弗吉尼亚州Grayson郡的教育委员会通过决议拒绝联邦政府的指导，禁止学生使用与其生物性别不符的卫生间、更衣室——不过这个郡只有一个高中，目前并没有转性别学生。网上更是流行各种对奥巴马政府或充满愤慨或冷嘲热讽的段子，上述图片针对的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指导意见。

这些反对的声音源自对转性别者根深蒂固的歧视。保守派认为性别是天生的，如果你不认同生物性别，那是你不正常，把这当成“常识”。常识未必就对。一般人经常把“性”（sex）和“性别”（gender）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并不等同，“性”是生物的，由性染色体决定，“性别”是心理、社会的，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人的性别认同与其生物性别是一致的，少数人（有人估计大约占0.2%）会不一致，被称为转性别者。以前转性别者被认为是性别认同错乱，但现在心理学界认为，只要不因此困扰，就是正常的。当然，保守派对心理学界的看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学术界早就被自由派、左派把持，就像他们也以这个理由反对进化论、全球气候变暖或别的他们不认可的科学观点。

转性别者有的做变性手术改变第一性征，有的不做变性手术只是每天注射性激素改变第二性征，但也有的不做变性手术也不注射性激素。不管怎样，转性别者和其他人一样，也要上厕所，也要洗澡、更衣。在公共场合，这就会带来问题。转性别者想要使用他们认同的性别的公共卫生间、更衣室，保守派则要求根据其出生性别或生物性别使用公共卫生间、更衣室，甚至为此制定法律。按照保守派的要求，为了防止做了变性手术的转性别者蒙混过关，是不是还要查看出生证或检测性染色体？

美国一些公共场所除了有男女卫生间，还有混性卫生间：一个有锁的卫生间，男女都可使用，有些转性别者为了避免引起麻烦，也会选择使用。有些人提出，让转性别者都使用混性卫生间，不就皆大欢喜了吗？混性卫生间即使在美国也是个新生事物，并不是所有公共场所都有，比如大部分公立学校就没有。关键是，如果转性别者不愿选用混性卫生间，却强求其使用，不就是不承认其性别认同，不就是歧视吗？

有些人说，我不歧视转性别者，我担心的是如果允许转性别者自由选择卫生间、更衣室，会被变态、小流氓滥用。联邦政府的指导意见出来后，在网上抨击最厉害的，就是一些女生家长，他们担心的是，小流氓会以“转性别”为借口入侵女卫生间、女更衣室，侵犯其女儿的隐私和安全。有人还很夸张地说，既然性别可以随便变，以自己的认同为准，那么小流氓为了进卫生间，可以临时宣布自己转成女性，过把瘾后再宣布转回男性。这种担心不能说完全多余，但跟担心小流氓会潜入女厕所一样，是把小概率事件扩大化。对那些做变性手术、注射性激素的转性别者，很难想像他们会为了过把眼瘾如此折磨自己。需要担心的是，怎么区分那些没做变性手术、没注射性激素的转性别者和小流氓？联邦政府是不是完全不把这当回事呢？并不是。联邦政府的指导意见虽然禁止对转性别学生做医学鉴定，但是并不禁止（也不强求）对提出转性别要求的学生做确认。低年级学生的转性别要求是要由家长或监护人提出的，高年级学生可以自己提出转性别要求，但是如果学校对其动机有所怀疑的话，是可以做确认的。指导意见附了某些地方教育当局的确认政策供参考，比如洛杉矶学区要求的证据包括性别认同的一贯性，也就是不能随意改变；纽约州教育局建议了几种确认方法，比如学生的声明或熟悉该生情况的大人的信件；阿拉斯加Anchorage学区的指南认为转性别不能只是偶然提出的，建议校方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学生的要求。据此，小流氓为了过把眼瘾，平时就要装女人，以后还要继续装女人，未免太累了吧？

还有人说，我不歧视转性别者，但是我就是觉得和转性别者一起上卫生间、换衣服、洗澡不舒服，怎么保护我的隐私？指导意见里也附了一些地方教育当局的做法供参考，比如在卫生间、更衣室设立单间或拉布帘，供任何想要保护隐私的学生使用。

那些对指导意见不满的人，其实没有几个认真看了指导意见全文和附录，联邦政府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愚蠢、不近人情。这个指导只是在那些比较保守的州引起了惊涛骇浪，在自由派州则风平浪静，因为这些州已有法律保护转性别者的权利：到目前共有18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立法保护转性别者使用公共设施不受歧视的权利，和联邦指导意见不同，那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以加州为例，2003年立法保护转性别者不受歧视，2011年立法要求公立学校把介绍包括转性别者在内的弱势群体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贡献纳入课程，2013年立法保障公立学校转性别学生依据其选择的性别使用卫生间、更衣室、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当时有保守团体要求将这一问题在2014年大选时付诸公投，但是没能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加州是全美转性别者人数最多的，他们能自由使用公共卫生间、更衣室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也没见加州因此大乱。

不能说加州和其他自由派州就没有人歧视转性别者，也许那里的居民和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大部分人在内心对转性别者也有偏见，但克服偏见保障少数人的权益不正是民主、法治的应有之义？联邦政府的指导意见不过是把美国许多地方已经实施甚至实施多年的做法重述、推荐而已，当然不会在这些地方引起风波，倒是那些保守州民意沸腾，按他们的想像，自由派州的女生早就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需要他们来拯救。另一方面，自由派州也有人想要逼迫保守州一起进步，比如加州有一个州议员最近提了一个法案，要禁止公费到那些没有立法保护转性别者权利的州旅行，这个禁令即使通过，也很难执行下去。

对转性别者如厕权利的两极分化，反映的是美国发展的不平衡：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其实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民主党势力强大的自由派的美国，集中在东西两岸，是美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大都通过了保护转性别者权利法案。另一个是共和党和宗教势力势力强大的保守派的美国，集中在南方和中部，是美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被称为“红脖子州”、“圣经带”，仅仅在五十年前，这些地方还盛行着种族歧视，现在则还盛行着对同性恋、转性别的歧视。“保守”在中国是个贬义词，在美国并不是，很多美国人是以保守为荣的，共和党自称是保守党。但是保守就其定义而言就是想要维持现状或回到过去的好时光，代表的不是未来发展趋势。不能说保守派就一无是处，他们有时能起到制衡作用。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可阻挡，保守派最多只是拖一下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小。仅仅在一年前，同性婚姻问题在美国还是个争论的焦点，但在最高法院一锤定音之后，虽然在保守州有官员不惜坐牢抗法，终究也没能成为气候，同性婚姻其实在美国已不是问题了。关于转性别者的争议，迟早也会平息。

2016.5.24.

“人大硕士”雷洋事件的舆论已转了几个弯，再转下去得要求“嫖娼合法化”了。以前某个名人嫖娼被抓的事出来，就都有人要求“嫖娼合法化”。我3年前曾在搜狐微博上发表过反对意见。我的搜狐微博已经没有了，但有人搜集了我的有关言论，在此重发一下。

嫖娼不只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变相的强暴，把女性身体当成可买卖的商品，是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卖淫不是被人所迫，就是被环境所迫，无所谓自愿。所以对卖淫女应视为受害者予以宽容，而对嫖客应视为罪犯予以严惩。没有嫖客，就没有卖淫市场。目前已有瑞典、挪威和冰岛实行严惩嫖客放过卖淫女的法律。

美国很少有人主张卖淫合法化，中国现在有很多人主张卖淫合法化，包括那些推崇美国价值观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也都力主卖淫合法化，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歧视，理所当然地把女性当物品。一方面是对非婚性行为的歧视，一方面是对卖淫嫖娼的宽容，很精分。

卖淫女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那些男人，是在其他情况下她绝不会与之发生性关系的男人，因此金钱是一种力的形式，而不是愿意的表示，它就像强奸中使用的暴力。（这个观点是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Catharine MacKinnon说的）

把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我们当中最弱势的群体，划分出来供男人用于性用途，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性交易错就错在它是性剥削的生意。（这个观点是美国另一个著名女权主义者Melissa Farley的）

当今美国最大的社会争议之一，在中国人看来几乎就是个鸡毛蒜皮的问题，那就是能不能允许同性结婚。争论多年之后，今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应与异性婚姻享有同样的权利，总算在法律上让这一问题尘埃落定。但争端并没有因此消失，在一些落后地区，对此的争议反而更大。其中闹得最凶的是肯塔基州罗丸（Rowan）郡办事员金·戴维斯（Kim Davis）。她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认可同性婚姻，干脆不发任何结婚证。7月1日，四对被拒发结婚证的配偶（两对同性，两对异性）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下向联邦法庭起诉戴维斯。法官大卫·班宁（David Bunning）判决戴维斯必须颁发结婚证。戴维斯提起上诉，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都败诉。但戴维斯仍然不愿并且禁止其副手颁发结婚证。9月3日，班宁法官判决戴维斯藐视法庭，将她送去坐牢。之后戴维斯的副手们开始给同性和异性婚姻颁发结婚证。五天后，班宁法官在命令戴维斯不得禁止其副手颁发结婚证之后，将她释放。戴维斯在家歇了几天，于9月14日回去上班。她虽然本人仍然坚持不给同性婚姻发证书，但不禁止其副手这么做，算是满足了法官的要求。这一闹，让戴维斯成了美国最著名的郡办事员。

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奇怪，对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既然她违法不办事，让她的上司将她免职不就完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翻译引起的误解。郡办事员和公司办事员都用了同一个英语单词clerk，所以被译成办事员。这个翻译是不妥的。“郡办事员”其实不是办事员，而是一个政府部门的最高官员，这个部门负责该郡的文书、档案记录，并颁发结婚证之类的证书，有些像档案局长兼民政局长，或许更恰当的翻译是文书官。总之它是一个官。

要知道这个官有多大，需要先了解郡是怎么回事。郡（county）通常被不准确地翻译成县，其实它和中国的县完全不是一回事。郡是州的分支。美国由50个州组成，这些州的土地面积有大有小，最大的州阿拉斯加近150万平方公里，最小的州罗德岛才2000多平方公里。但是在没有汽车、火车，出行靠两条腿或马车的年代，即使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周边的人要去州政府办事也是不方便的。因此就要把州划分成若干个地区，在那里设置州政府办事机构。这些地区就是郡。可见郡类似于中国以前的地区或现在的地级市，而不是县。中国的县类似于美国的市，美国并非大城市才叫市，小城镇也叫市。一个郡的辖区里可以有几个市，一个市也可以涵盖几个郡，比如纽约市就涵盖了5个郡。

美国总共有3000多个郡。如果按中国的标准，美国对郡的划分很不规范。有的郡面积非常大（最大的有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非常多（最多的有近千万人），有的郡面积非常小（最小的才5平方公里），人口非常少（最少的只有几十个人）。因为郡是各个州自己划分的，每个州的情况很不一样，郡最多的得克萨斯有254个，郡最少的特拉华只有3个。肯塔基州的土地面积在50个州中才排在第37位，郡的数量却排在第3位，多达120个。在这么小的土地里挤进这么多的郡，是为了便民：肯塔基的郡几乎都是在十八、十九世纪时划分的，划分时为了保证辖区内的人去郡政府办事时一天之内就能来回，就不能划得太大。还有的郡是闹独立的结果。一个郡辖区内某个地方的人对郡政府不满的话，就可以上书州政府要求成立新的郡。

郡是州自己设置的，各个州的郡政府设置也就不一样。肯塔基州一个郡政府总共有10种官员，分别是：郡长官（county judge/executive）、治安官（sheriff）、郡检察官（county attorney）、郡文书官（也就是“郡办事员”）、典狱长（jailer）、验尸官（coroner）、治安法官（magistrate）、警官（constable）、郡土地测量员（county surveyor）、财产评估管理员（property valuation administrator）。可见郡办事员是一个郡的十大官员之一，非同小可。

现在办事员不办事了，怎么办？如果是公司办事员不办事，很简单，由其上司将其开除或调换岗位即可。那么对不办事的郡办事员能不能也这么做呢？不能，因为郡办事员和郡的其他官员一样，都是由选民投票选出来的，而不是任命的，他们的权力来自于选民，而不是别的官员，也就是说他们只对选民负责，没有上司，即使是州长乃至总统也没法开除他。刚才说郡类似于中国以前的地区或现在的地级市，其实有个很大的不同，郡和其辖区内的市没有上下级关系，郡的官员管不了市的官员，因为市的官员也是民选的，只对选民负责，他们也没有上司，不听郡、州官员乃至总统的指挥。

所以没有谁能把郡办事员开除或调换岗位。想让一个民选官员离职，只有两种办法：他自己辞职，或者等下次选举时把他选下去。有时对民选官员可以“召回”（recall），即搜集到足够数量的选民联署后，提前举行选举投票决定是否罢免该官员。但不是所有的州都有召回制度，只有19个州能够召回选举，肯塔基州不在其中。所以戴维斯拒绝辞职的话，只能等下次选举再看能不能把她选下去。她是今年1月当选郡办事员的，任期到2019年1月结束，在此之前没人能开除她。

那么在这四年内她是不是就可以胡作非为呢？非也。民选官员没有上司，但是必须守法。戴维斯做为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做为官员，却不能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于他人，不能不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她不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违法。对违法的官员，可以由议会进行弹劾将其罢免。郡官员的弹劾是由州议会负责的，具体的做法是，由州众议院表决是否对某个官员提出弹劾，如果表决通过，再由州参议院表决弹劾是否成立、将其罢免。在这个弹劾过程中，众议院的角色类似于检察官，而参议院的角色类似于陪审团。但是肯塔基州议会现在是休会期间，到明年一月才开会，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能启动弹劾程序。也可以由州长召集议员开一次特殊的会议来启动弹劾程序，但是州长以不愿为这件事浪费纳税人的钱为由拒绝召集特殊议会。戴维斯至少还可以当四个月郡办事员，等下次议会开会时看会不会启动弹劾她的程序，即使启动了，也不一定就会成功弹劾她。

看来要弹劾一个违法的官员很不容易。但除了弹劾，还可以走司法途径，对违法官员提起刑事或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是公诉案件，由检察官负责，但郡检察官不愿起诉戴维斯。那么剩下的就是民事诉讼了。这只要有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伤害，去法院起诉即可。法官受理、做出判决，戴维斯就必须执行。她不执行判决，法官就可以以藐视法庭罪判她去坐牢。这就是实际发生了的。但是即使在坐牢，她仍然是郡办事员。如果戴维斯是硬骨头，宁愿一直坐牢也不给同性婚姻发证而且禁止副手发证（副手是她雇的，必须听她的，不听她可以将其开除），那么在将其弹劾罢免或下次选举之前，这个郡是发不了同性结婚证的，而她也将一直坐牢坐到开始发证为止。

民选、法治、地方自治、三权分立，这些观念离中国还很遥远，所以我们往往理解不了发生在美国的政治、法律、社会事件，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事件，也有着几百年的政治历史沉淀。

2015.9.14.

    （根据2015年8月15日在父亲出殡仪式上的发言整理、补充）

我获悉父亲去世后，建议父亲丧事不按本地风俗，开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就可以了。我大姐说云霄已经有好多年不开追悼会了。但是我们还是决定不办丧事，开一个简单的追思仪式。第一，本地的丧仪是很繁琐的，我父亲是一个喜欢简单的人，他应该不会喜欢那些仪式。第二，本地的丧仪有很多崇拜鬼神的内容，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应该是不会接受这些内容的。

我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神论教育。云霄崇拜鬼神的风气很盛，几乎每家都拜天地，拜祖宗，拜鬼神，那些不拜的也是吃教的（信基督教）。我们家既不吃教，也从来不拜。父亲自己不信鬼神，也反对、反感别人信鬼神。有三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件是，我小时候我住在乡下的奶奶跟我说，她“拜公”要躲着我父亲偷偷地拜，如果被我父亲发现了，会把牌位、香炉给砸了。第二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从德国引进一部纪录片叫《面向未来》，是根据国外一个神学家的书改编的，介绍世界各地的一些所谓考古发现，然后说这些都证明了外星人到过地球。父亲很少去看电影，我忘了什么原因和他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我看完觉得很有道理，把它当成最新科学发现，父亲却说，这部电影是在变相宣扬鬼神，怎么会公映？第三件是，九十年代以来，号称要发扬传统文化，迷信活动越来越猖獗，父亲一说起哪个地方新建了庙，哪个地方恢复了迷信活动，就很气愤，感叹说：国民党时代也讲破除迷信，现在连那个时候都不如了。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教育的重视。父亲出生于农村贫苦家庭，奶奶很早就守寡，但父亲却能上云霄一中，据奶奶说，是因为父亲读书好，不仅不用交学费，学校还发米给他做为奖学金。我初中一个语文老师唐老师是我父亲的中学同学，他曾经对我说：“你爸爸当时是全年段第一名，你现在也是全年段第一名，遗传的。”其实我父亲读书比我厉害，因为那时候的云霄一中是从四个县招生的，他相当于四个县的第一名。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是人格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好人，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从1972年起一直到1990年退休，他总共当了18年法院副院长，主管民事审判。主管解决民事纠纷很烦人，但是也可以很有油水。从我开始懂事起一直到我去美国留学，我家里几乎天天都有民事纠纷当事人上门来找我父亲说事、请托、求情，分财产的、争地界的、闹离婚的。不管当事人是农村的还是城关的，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员，我父亲都很耐心听取、解释。那时候还很少有人敢直接送钱，当事人都是拿着礼品来的，在那个物质匮乏、很多日常食品和用品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礼品是很吸引人的。但我父亲从来不收礼，如果当事人强行把礼品留下，父亲就会追着把礼品还回去。甚至当事人给我买一块点心父亲也不许我接。

    父亲在秉公执法时也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怕得罪上级。有一年县委书记在农忙时下乡指导生产，命令插秧。一个老农认为那种天气插秧会害了秧苗，和县委书记争执起来，推了他一下，摔倒在地磕松一颗牙。这个农民被逮捕，县委书记要求判几年刑。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时，父亲力排众议，认为这个农民未达到量刑标准，坚决反对判刑，和在场主持会议的县委书记拍桌子争吵。这种性格注定了他升不了官，从1960年当县公安局副局长算起，到退休，当了30年副科。

现在人们很难想像曾经有过这么廉洁的官员。廉洁奉公的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我家以前一直住公房，父亲没想过要自己盖房。但住的公房是土改时没收的地主房，80年代后落实政策要还给台胞，才逼得父亲在退休后近郊农村盖房。他和母亲工作到退休的积蓄在农村还盖不起房，靠我哥哥工作后的积蓄和我去美国留学后每个月从奖学金分出一部分，这样过了两年才把现在这个房子建了起来。但是父亲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这才是最宝贵的。

今年4月份我们刚刚送走了母亲，不到四个月又来送父亲。每次都是大姐跟我语音通话，告诉我说老人家看来情况很不好，要我做好回国的准备，然后在通话过程中老人家就去世了，然后我就订了下一个航班赶回来了。母亲去世得很突然，我完全没有料到，但父亲去世我早有心理准备。这一两年来眼见着他越来越衰老，知道这一天很快会来。去年年初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我在起诉崔永元，还能在电话里跟我讨论案情。再后来在电话里他就讲不清什么话了。去年九月份我回家，父亲已经没法走路，搞不清楚我在美国还是在北京，也搞不清楚他自己是在家里还是在农场，但是有时还能回忆他小时候的事，我拿报纸给他看他还能读出新闻标题。今年四月份我回家，发现父亲变得更加糊涂，他一开始不认识我，后来认出来了，说了一句：“阿民，你坐客机来。”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一开始还听不明白，后来才想起“客机”是他那一代人对民航飞机的叫法。大姐基本上每天都会通过微信发来父亲的照片，看着他的生命一天天枯竭，越来越消瘦，越来越糊涂，最终去世，这是一种解脱。对这十个月来没日没夜、一天二十四小时在照顾父亲的大姐、大姐夫也是一种解脱，这十个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全身心地给父亲送最后一程，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都说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大姐、大姐夫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久病床前是有孝子的。

父亲活了86虚岁，对他那一代人来说，已经是难得的长寿。他最后的日子能够得到子女的精心照料，在昏昏沉沉中走得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是非常幸运的。他这一生活得清清白白,走得自自然然，他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遗憾，不必悲伤。我不相信有鬼神，但我相信，一个人死后还能给这个世界留下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还能被我们继承，他就还活着。

方溪芳，1930年9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莆美镇中柱村。毕业于云霄一中，华东财政学校学员。1950年参加工作，1960年起任云霄县公安局副局长、副教导员，1972年起任云霄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主管民事审判。1990年退休。他为人正直，生活简朴，孝敬父母，爱护兄弟，重视子女教育。他长期负责基层司法工作，廉洁奉公，不贪不取，从不收礼。他一生清清白白，是个清官，是个好人。因年老体衰，多器官衰竭，于2015年8月12日下午2点50分去世，享年86虚岁。

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同性婚姻合法的判决书中，引用了《礼记》记载的孔子的话。我在推特上说这句话原文是：“礼，其政之本与！”有个叫“邵井子1314”的反转控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说《礼记》原文没有这句话，原文应是：“爱与敬，其政之本与！”说我抄错古书，攻击我不学无术、以讹传讹等等。一群反转控、方黑跟着呱噪，崔永元一如既往地逢黑我的文章必转，也转了“邵井子1314”的文章，并评价其“给力”。既然崔永元也来凑这个热闹，我刚好可以就此写篇文章，让大家看看究竟是谁不学无术。

美国最高法院是这么写的：

【Confucius taught that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2 Li Chi: Book of Rites 266 (C. Chai & W. Chai eds., J. Legge transl. 1967). 】

翻译成中文是：

【孔子教导说，婚姻是政权的根本。《礼记》266页（C. Chai & W. Chai编辑，J. Legge翻译，1967年版）】

注明它引用的是翟氏父子编辑、J. Legge（即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礼记》英文本1967年版第266页。查该书的第266页：

【If there be ground for shame on account of (a deficiency of) resources, this is sufficient to stimulate and secure them; if there be ground for shame on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states, this is sufficient to revive and renew them. Ceremonies are the first thing to the attended to in the practice of government. Yes, (this) ceremony (of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这段话翻译自《礼记·哀公问》：

“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

前面是还有一句“爱与敬，其政之本与！”，但在上述英文本对应的翻译在第264页，并非美国最高法院引用的出处。可见反转控们去搜《礼记》，搜到了一句相似的句子，没有再往下看，就匆匆忙忙地跳出来说我抄错古书，反而自证其不学无术。

孔子是在回答鲁哀公问“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国君大婚，戴着礼帽穿着礼服亲自迎娶，是不是太隆重了？）”时说这句话的，孔子先是讲了一大通“大昏（大婚）”的重要性，最后总结说：“礼，其政之本与！”狭义地说，指的是大婚之礼是政权的根本，广义地说，指的是礼仪制度是政权的根本。理雅各将这句话翻译成：“(this) ceremony (of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这个婚）礼是政权的根本！）”大致不差。不管怎样，这里孔子强调的都是“礼”，而且是国君的大婚之礼，而不是婚姻，更不是普通人的婚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将其理解成婚姻，是不妥的。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承认他们引用的这些古文献说的婚姻指的是两个异性的结合。当然是这样。比如孔子为什么认为大昏之礼必须非常隆重呢？原因是：“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要而言之，大婚是为了国君传宗接代，所以必须隆重。

有人引孔子的话反过来证明婚姻必须是两性的结合，不能是同性的结合。如果孔子的话也能当证据的话，那么婚姻不仅应该是两性的结合，还应该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么那些故意不生儿育女的婚姻岂不也都应该非法？婚姻在多数情况下是两性结合生儿育女，但不能因此去歧视没有子女的婚姻或同性的婚姻这些少数情况，这才叫做对自由权利的尊重。

中国因为没有一神教的传统，一般中国人对同性恋相对来说比较宽容，但这不等于一般中国人就会赞同同性婚姻。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多中国人就不赞同。比如以“自由派”自居的南方报系，不去翻译代表自由派意见的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却去翻译代表保守派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反对意见，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这也不是中国“自由派”第一次这么反常，比如他们也和美国保守派一样鼓吹宗教，所以我说中国的所谓“自由派”，其实是伪自由的柿油派。

有人说，他不歧视同性恋，但同性恋同居就好了，没有必要结婚。这种人是不是也会对异性恋说同居就好了，没有必要结婚呢？在现代社会，结婚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为了传宗接代。在道德上，婚姻代表着某种承诺，在法律上，婚姻则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古代，经济利益也是婚姻的重要方面）。允许同性婚姻，同性配偶才能合法地享受婚姻的福利，例如继承配偶财产、使用配偶的医保、配偶共同报税（按美国税法，在某些情况下，配偶共同报税可以比两人分开报税少交税。有时则多交）。

也有人说，现在允许同性婚姻，以后是不是还要允许人与动物结婚、人与机器结婚？结婚是人的权利，允许同性婚姻是对人权的尊重，如果哪天动物、机器也拥有人权，当然也应该允许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结婚。但在现在，在动物、机器不享有人权的今天，这种说理方式，属于逻辑滑坡谬误。

    不管你是否赞同，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都必将成为其历史上最重要的判决之一，该判决书也将会成为一份经典文献，对它引用的一句话做一点考证，还是有必要的。

2015.6.29.

我的姨妈

作者：宇杰

我认识姨妈是从妈妈给我讲的故事开始的。姨妈用她赚到的第一桶金买了一整匹的黑布，给漳州老家的哥哥、姐姐、妹妹和父母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那时她不到20岁。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姨妈收留了我。我有四个听话上进的表姐兄弟，他们不但让姨妈省心，还让姨妈骄傲，与四个孩子比较，我简直是个异类，但是姨妈从来不拿我和她四个有出息的儿女作比较，我不爱读书，她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让孩子们聊名著，讲评论，我的四大名著和《古文观止》就是这么学来的。我爱惹事打闹，学校好多同学被我欺负过，但姨妈一次也没有拖着我去给同学赔礼过，每次都是她一个人带着礼物去给人家赔不是。我喜欢到处乱跑，在家呆不住，她每到中午就约我听每周一歌，让我每次离家都想到还有一项家庭作业要完成。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教育典范，其实她最成功的教育案例不是培养了四个高端人才，而是用她的大智和耐心调教了一个可能会成为社会负担的我，我这个连父母都调教不下去的孩子，被她调教成了大学生，而且还是本科。

我最后一次回云霄，她让我陪她到街上走走，看到街上有那么多人跟她亲热地打招呼，我心里特别感动，走完她熟悉的老街，她又让我陪她逛了刚开发建设好的新街，她的心情特别好，回家后马上用微信与美国的是民分享自己的高兴，在听到刚上学的孙女就得到学校的数学嘉奖时，她兴奋的问我什么时候能陪她去美国，但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兑现给她的这个最后承若。

住院期间姨妈最爱唱的一首歌是《十送红军》，她把歌词抄下来，夹在本子里要我陪她唱，我们一起唱着“一送那个红军，下了么下了山……”我们从福州唱到漳州，又唱回云霄，可惜的是我不能再继续陪她唱了，姨妈!我们才送了你五次治疗的机会，你就走了，以后我只能一个人唱《十送红军》了。

姨妈一生从来不拖累人，她最后实在是病到力不从心，才把不能自理的夫君交给儿女照料，姨父天天找姨妈，姨妈知道姨父离不开她，她知道自己时间不多，果断让儿子接自己去漳州，事后我们回想，她只要迟一天离开云霄，可能就再也离不开云霄，我姨父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妻子先他而去的痛苦，姨妈太伟大的，她是我见过最伟大、最完美、最替亲人着想的母性。

姨妈!我相信我们能在天上永恒相伴的，我会年年为你唱《十送红军》，我在地上没有把你送好!还让你到天上先为我去开路，我对你只能留下这一生的亏欠!姨妈!你等好!我马上就会与你会面的，那时我要和你一起唱完整版的《十送红军》。

你的第五个孩子: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