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谈到了减少多音字是大势所趋。有人说，普通话是在清朝的时候被北京的满族人搞乱的，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而现在的北京话不是正宗的汉语，而是北京满族人讲的混合了满语的蹩脚汉语。这种说法近年来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过一段时间就会出来“历史发明家”痛心疾首地述说普通话的悲惨历史，例如前不久有一篇题为《“普通话”的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的文章就在网上刷屏。

这些“历史发明家”以为时间机器还没造出来，没人能够穿越到明朝去听听明人怎么讲话，所以就可以信口开河胡编汉语发展史。明朝没有录音机，明人怎么讲话，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十分确切地知道了。但是明朝留下了大量的语言文献，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我们是可以基本搞清楚明人是怎么讲话的。关于明朝时期的北京话，很重要的一份语言文献是万历年间一个叫徐孝的北京人撰写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记录了当时北京话的语音系统。这个资料已经被古汉语学家们研究了几十年，从中可以知道，晚明时期北京人讲话和现在的北京人讲话已经非常接近，差别很小，如果当代中国人穿越到晚明，用普通话和当时的北京人交流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觉得会有点口音。那时候满人还没有入关，无所谓受满语的影响。

“历史发明家”们当然不知道有什么《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这种专业资料，知道了也会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由相信北京话混合了满语。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理由能不能经得起推敲。

他们的第一个理由是，南方方言没有翘舌音，zi、ci、si和zhi、chi、shi不分，而北方方言有翘舌音，就是因为受了满语影响。我不懂满语，满语是不是有翘舌音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虽然汉语以前没有翘舌音，但是至少在明朝万历年间，汉语就有了翘舌音了。这个证据非常强。当时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编过一本《葡汉词典》，以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这本字典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利玛窦自己还留下了四篇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汉字文章。利玛窦学的可能不是北方官话，而是南方官话，例如南京话。但是从这些注音可以知道，当时的官话已经有了翘舌音，可见汉语演变出翘舌音并不是受满语影响。

“历史发明家”们的第二个理由是，汉语本来是有入声的，但是北京话等北方方言没有入声了，也是受满语影响。但是从《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我们知道，晚明时北京话已经没有入声了，徐孝说有些入声字读起来如平声，所以他另外创了一个声调，就叫做“如声”，相当于现在说的阳平，而以前的入声字被徐孝分别放进别的声调了。关于北京话在明末没有入声，还有一个很强的证据。明末清初高僧道忞禅师写过一本《北游集》，记载他与顺治皇帝的对话：“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师为展阅一过。上曰：‘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盖凡遇入声字眼皆翻作平上去声耳。’于是上亲以喉唇齿舌鼻之音调为平上去入之韵，与师听之。”道忞禅师见顺治皇帝，是顺治十六年的事，离清兵占领北京不过十六年，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让北京话发生根本改变的。人们学讲话是从小开始的，成年人的口音基本定型了。即使北京婴儿从清兵入关那天起才开始学讲没有入声的北京话，到这时候也还没成年呢，怎么可能成年人讲话都没了入声呢。顺治在学汉语音韵时发现北京话和古人用的诗韵不同，没有了入声韵，把这当成奇事讲给广东人道忞禅师听，可见北京话早就没有入声了，才会让学汉语的顺治觉得奇怪。

“历史发明家”们的第三个理由是，北京话有很多儿化，也被认为是受满语影响。其实汉语北方方言的儿化现象最迟在元朝就已经出现了。元杂剧、散曲里有大量的儿化，我随便举个例子：

“想人生最苦离别，三个字细细分开，凄凄凉凉无了无歇。别字儿半晌痴呆，离字儿一时拆散，苦字儿两下里堆叠。他那里鞍儿马儿身子儿劣怯，我这里眉儿眼儿脸脑儿乜斜。侧着头叫一声行者，阁着泪说一句听者，得官时先报期程，丢丢抹抹远远的迎接。”（刘庭信《折桂令·忆别》）

短短一段一下子出现了九处儿化。有人可能会说，有“儿”字不一定就是像现在的北京人那样读r音啊。“儿”的古代发音的确不读er，但是在元朝时北方官话已经把“儿”读r了，这也是有很强证据的。在《元史》里，用汉字音译外语人名、地名，里面多处出现的“儿”对应的就是外语里的r音，例如国名“马八儿”对应Maabar，地名“起儿漫”对应Kerman，族名“畏吾儿”对应Uighur。《元史》是明初根据元朝文献编写的，可知在元朝时“儿”读r了，儿化音的读法和现在是一样的。

总之，“历史发明家”们用于攻击普通话的理由是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普通话的发音是汉语自身演变的结果，与外语无关。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历史发明家”会因此改变看法，因为他们要的是符合自己“反清复明”政治意图的“发明”，并不是真的尊重“历史”。

201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