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这段时间，胡锡进和司马南掐得很厉害。胡锡进老是讽刺司马南在美国买了一个小房子，还建议司马南把小房子卖了，投资到中国的股市，一起为中国的金融安全做贡献。司马南回应说，当初在美国花25万美元买了一个小房子，现在价值已经达到150万美元了。把它卖了，扣掉3.2万税金，净赚146.8万美元，薅了美国146.8万美元羊毛，这买卖很合算，比买美国国债好得多，这不也是爱国吗？

其实，司马南高估了他美国小房子的价值，我不知道价值150万是谁告诉他的。根据房地产网站的估值，他的房子只有60万美元左右。而且他光算房产税是不够的，美国的房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

我们先来说一说司马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这个房子是旧金山湾区Fremont一个2居的公寓，2010年3月花25.7万美元买的。买下来还有其他一些费用。买方要先把钱存在第三方托管，这叫escrow。第三方不会白白帮你托管，要收手续费。各家的escrow手续费不一样，25.7万的手续费大约2000美元。这个钱有的地方由买方出，有的地方由卖方出，圣地亚哥是买方、卖方各出一半。司马南买房子那个地方刚好是由买方出，这样就多出大概2000美元。把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他买房子算起来要花26万美元。

以60万美元卖出去，增值34万，但还要考虑到14年中，房子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费用来维持。美国维持一个房子有三方面的费用。第一方面的费用是房产税。司马南说他花了房产税3.2万美元，这是少算了。那个房子交了多少房产税在网上都有记录，我给算了一下，这14年他交的房产税总共是5.3万美元。

除了房产税，每月都要交物业费。物业费各地、各个房子都不一样，独立的房子物业费很低，一般一个月就几十、一百美元。但司马南的房子是公寓，公寓的物业费非常高，他这个房子现在的物业费是一个月423美元，一年就有5000美元。十几年前可能物业费会便宜一些，但差别也不会很大，平均一年4000多美元总是有的。这样算下来，14年的物业费也要交6万多美元。

还有一个费用是买房屋保险。公寓的房屋保险，外面由物业负责，只需要买室内的保险，所以公寓的房屋保险反而比独立的房子便宜得多。加州这种公寓的房屋保险平均一年700多美元，14年也有1万美元了。这样杂七杂八地加起来，光平时维持房子的费用就要14万，增值的34万只剩下20万。

如果把房子卖出去，这20万能不能都拿到手呢？也不行，因为卖房子还会产生新的费用。其中一个费用是给经纪人报酬。在美国买房子，买方要找经纪人，卖方也要找经纪人，而且经纪人的报酬都由卖方出，再由买方的经纪人和卖方的经纪人平分。这个费用是根据房子卖价的比例计算的。加州给经纪人的报酬平均是房子卖价的5%，司马南如果现在将房子以60万美元卖出去，光是给经纪人的报酬就要3万美元。房子卖出去以后还要交税。首先要交联邦的投资税。房子增值的34万美元要交20%的投资税，差不多7万美元就没了。其次还要交加州的所得税。加州州税的所得税是递进式的，增益的34万美元，所得税大约3万美元。三个费用加起来又有13万美元没了。20万再扣掉13万，最终就剩下了7万美元，这才是净赚的部分。

26万过了14年最终才赚了7万，比买美国国债的收益低多了，而不是高得多。不是说在加州买房是很好的投资吗，问题出在哪儿呢？第一，司马南当初买的这个房子的确太小了，在湾区那种地方，20多万只能买一个小房子。投资少，回报当然也就少，杂七杂八的费用一扣就没剩多少钱了。如果司马南当初拿出100万在湾区买房，虽然也是很普通的房子，到现在变成200多万，增值100多万，扣掉各种各样的费用，还能够剩下很多钱。第二，他没有把房子租出去。在中国管美国的房子，租出去可能比较麻烦，或者空着，或者让亲戚朋友去住。如果租出去，按照房地产网站的估计，这个房子一个月的租金是2500美元，一年下来也有3万美元的收入，把各种各样的费用抵掉，还可以剩下不少钱。所以，如果真要投资房子，第一应该拿更多的钱买一个更贵一点的房子，第二应该把房子租出去，这样才比较合算。

胡锡进建议司马南把房子卖了投资股市，这个建议也对也不对。投资房子跟投资股市是两回事，各有优缺点。在加州投资房子，从长期来看肯定都会增值，或多或少都会赚。但投资到股市风险很大，相当于赌博。股票买对了可以赚很多钱，比投资房产赚得多；但买错了就血本无归了，可能最后一分钱都剩不下。如果真要投资股市，更保险的做法应该是买互惠基金，比如买一支跟踪美国股票指数标准普尔500 （S&P500）的互惠基金。因为这十几年来，美国的股市一直非常好，那就可以赚很多钱。司马南2010年刚买房子的时候S&P500是1100多点，到现在已经涨到5000点，那时候他如果拿出25万美元买跟踪S&P500的互惠基金，到现在就变成120多万，刨掉成本、交税，能赚80万，比他买这个房子要划算得多。那才是真的比买美国国债划算得多，收益大得多。如果真听胡锡进的建议投资到中国股市，那就惨了，中国的股票现在跌得一塌糊涂，股票指数比2010年还要低。那时如果真的买一个跟踪中国股市的互惠基金，现在不就亏了吗？

胡锡进号称拿出50万元买股票，现在当然也亏得一塌糊涂。他自己都说，如果我这50万元最后只剩下了5万元，就对不起父老乡亲，要跳楼去。他当然不可能真正去跳楼，也许就从一楼往下跳。但50万对胡锡进来说只是一点小钱，他炒股其实并不靠股票赚钱，而是靠股评赚钱。光是他发的股评赚来的流量钱，早就远远多于50万了，50万投资全部亏掉他也是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变成了中国金融的代言人，代言京东金融，这也是有代言费的，赚的也就更多了。胡锡进现在变成了新时代的股神，其实不靠股票赚钱，有别的赚钱的手段。如果说司马南是在薅美国的羊毛，那么胡锡进就是在薅中国股民的羊毛。

2024.02.09录制

2024.03.20整理

有人把北京检察院2020年起诉杨恒均犯有间谍罪的起诉书送上了网，不是全文，只有两页。从这两页可以知道，杨恒均被指控于1994年～2002年在海南国安局任职期间，通过他在香港的女朋友吴彦谚跟台湾军情局间谍联系，总共向台湾出卖了40份情报。经过国家保密局鉴定，其中有31份绝密情报、9份机密情报，获利22万美元和270万港币。杨恒均当时在香港的女友吴彦谚也同时被另案起诉，是不是也已判刑、判了多重不知道。起诉吴彦谚的起诉书也有一页被送上网，我们从中知道吴彦谚是从香港被抓回去的。她工作的公司是“香港足康健有限公司”，我查了一下，那就是一家洗脚店。

起诉书是谁送上网的呢？间谍案的起诉书是不公开的，手上有起诉书的只有政府、被告家属和律师，但因为是保密的案子，所以被告家属和律师都会被交代不能公开。杨恒均刚刚被起诉时，他的家属和律师都说看到了起诉书，但不能公开，所以他们没有胆把起诉书送上网。即使匿名送上网，在中国也很容易查出来，被追究起来很严重，他们应该没有这个胆。而且，吴彦谚的起诉书也同时被送上了网，杨恒均的家属和律师手上应该不会有吴彦谚的起诉书。手上同时有两个案子起诉书的就只有中国政府，所以很可能是中国政府的人把这两份起诉书送上了网。

送上网的不是全文，只有两页或一页，杨恒均的家属和律师没必要只送一页、两页，完全可以把全文都送上网。只送一页、两页表明送上网的一方不想让人们很详细地了解这个案子，只希望大家知道一个大概，细节不能公开。有这个顾虑的应该也是政府。

不管怎样，如果起诉书的指控是真的，那么杨恒均的确可以算是一名双面间谍。因为他那时的本职工作就是中国国安部的间谍，同时很长时间又将情报出卖给台湾，当然属于双面间谍。

杨恒均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朋友，曾经还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叫冯崇义。冯崇义对杨恒均间谍案很不以为然。他承认杨恒均曾经向台湾出卖过情报，但不认为杨恒均是双面间谍。他的理由是，杨恒均跟国安部的人一起去香港，目的是为了保证香港顺利回归，所以他是故意向台湾提供假情报，以骗取台湾情报人员的信任。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是有功的，不应该因此被处理。现在又翻出来处理，是因为杨恒均是异议人士，因此对他加以政治迫害。

冯崇义凭什么说杨恒均向台湾提供的是假情报，难道他还看过那些情报吗？因为起诉书里说国家保密局做过鉴定，所以中国政府应该知道这40份情报的具体内容，很清楚杨恒均究竟提供了什么情报，但为什么过了这么久居然还能知道他提供什么情报，是不是台湾有人把杨恒均的情报提供给了中国政府？即便中国政府知道他提供了什么情报，冯崇义又怎么知道情报的内容并能判断它的真假呢？

冯崇义说杨恒均提供情报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台湾军情局的信任，保证香港能够顺利回归，这个辩解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为什么需要、有什么必要骗取台湾军情局的信任呢？难道获得了台湾军情局的信任，他们就不会搞鬼，让香港顺利地回归吗？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根据起诉书，杨恒均一直到2002年还在向台湾提供情报，而香港1997年就已经回归了，可见后面提供的情报跟保证香港顺利回归更扯不上关系。

第二个问题，冯崇义回避了杨恒均提供情报获得了巨额报酬。90年代末、本世纪初，22万美元加270万港币是一笔巨款。据说杨恒均有千万元身家，说不定杨恒均捞到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来的。他找台湾要钱出卖情报，难道也是为了骗取台湾情报部门的信任吗？不找他们要钱就不信任他？这让我想起中国长期安插在美国的间谍金无怠，他提供情报给中国也找中国要钱。金无怠被抓之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解释就是，找中国要钱是为了让中国信任他。但这种辩解没人信，因为我们知道，金无怠出卖情报就是因为他很爱钱，并不是不爱财而通过要钱来骗取信任。

冯崇义说，杨恒均向台湾提供假情报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只强调是本职工作，而没有说是奉命行事，就说明不是上级命令他这么干，而是杨恒均自作主张。既然是自作主张向台湾出卖情报，不管情报是真是假，不管出卖情报是为了钱，还是为了骗取台湾情报部门的信任，那么被发现之后当然就认为他叛变了，在当双面间谍。

自从杨恒均被抓之后，冯崇义就好像变成了杨恒均的代言人，几年来时不时地发布关于杨恒均的消息。这一次杨恒均被判死缓，最早也是冯崇义透露出来的，中国官方后来才确认。这让我对冯崇义很感兴趣：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搜了一下，发现这个人的经历很有意思。他在中国拿的博士学位，是南开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1992年移民澳大利亚。为什么离开中国到澳大利亚呢？他说因为他是“六四”学生领袖，遭到了排挤，觉得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所以就出国了。突然之间就冒出一个“六四”学生领袖，跟王志安似的都想沾“六四”的光。由于“六四”期间的活动受到排挤，居然还能放出国到国外奋斗，出国之后还能把老婆孩子也都弄到澳大利亚。他老婆孩子后来都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但冯崇义本人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按他的说法是因为超级爱中国，所以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跟我一样不放弃中国国籍。

冯崇义1997年去了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的中国部，负责那里的工作，当上了副教授，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副教授。他在这个中国部也能够招博士生，但招的都是中国人，都是他的朋友、认识的人读他的博士，而且还都是些网红、名人。除了杨恒均，还有朱大可。我怀疑这些人可能都不怎么会英文。有人说朱大可的博士论文是用中文写的，还在中国出版了，叫做《流氓的盛宴》，骂那些中国搞文学的人。他的博士论文标题里的“流氓”居然用的是拼音，不知道怎么用英语翻译“流氓”这个词。杨恒均的博士论文在悉尼科技大学图书馆里查不到，说不定是用中文写的。悉尼科技大学居然允许这些中国名人用中文写博士论文，居然还授予了博士学位，是不是对冯崇义和中国来读博士的名人网开一面，给了优待？

冯崇义不像个学者。我看了一下他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中文文章，出的书也都是中文图书。而且这些文章和书都是时评类的，评论中国的时事和现在的政治。他也很热衷于中国的政治，曾经在2007年左右办过一个中文报纸，叫《悉尼时报》，听上去名头很大。在这家中文报纸里干活的都是他那些所谓的学生。杨恒均当了《悉尼时报》的一个负责人，另外一个学生邱岳首也是《悉尼时报》的负责人。不过《悉尼时报》办了很短时间就没了。冯崇义还搞过一个所谓的智库，叫做“和解智库”。从这个名称可知，他提倡和解，提倡中国朝野应该和解、上下应该和解。负责智库的也是他招的中国学生。

冯崇义频繁地出入中国，有一次出事了。2017年，他到中国调查维权律师被抓的事，见了不少的人。准备回澳大利亚时，在广州被限制出境。他声称在被限制出境的那段时间，频繁被国安的人叫去谈话，而且说法还不同，有时候说是过几天被叫去谈一次话，有时候又说天天都被叫去谈话几小时。后来说是由于国际的压力，被限制出境十天之后把他给放了。放出来后接受记者采访，他不谈是什么原因被限制出境，说是签了协议，保证不透露跟国安谈话的内容。既然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回国，既然敢老是在网上、在法轮功办的媒体骂习近平，骂得很难听，而且还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破口大骂，那还怕什么？还这么遵守诺言，不敢把跟国安谈话的内容透露出来？

杨恒均被抓之后，冯崇义在2020年突然说杨恒均早就跟他透露过他是国安的人：杨恒均2011年就给冯崇义写信，说他曾经长期为国安工作，收集台湾和美国的情报，后来洗手不干了，1999年就脱离了国安，移民到澳大利亚。居然还有人会主动向人透露曾经长期当过间谍，而且还不是口头透露，是写信留下文字凭证，而不是空口无凭。冯崇义说杨恒均早在1999年就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这显然不对。因为根据起诉书的说法，杨恒均一直到2002年还在出卖情报给台湾。也就是说，虽然杨恒均那时已经移民澳大利亚，他还是国安的人，还在当双重间谍。至于在那之后还有没有继续当双重间谍，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相信，像他这种人，一旦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一旦当上了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想罢手不干是不可能的事，人家也不会放过他。

2024.02.11录制

2024.03.20整理

柴静做了一期视频节目，采访测定朱令头发铊含量的华裔科学家贺敏。贺敏在节目里强调说，她是一名科学家，持中性立场，做这个研究不针对谁。但她那篇论文就是针对孙维的，就是要把孙维锁定为投毒的凶手，为此不惜在分析测得的结果时造假，我以前已经分析过了。这期节目也是针对孙维的，她们继续坚持一个非常弱智的结论：朱令头发的检测结果表明，朱令曾经有25次中毒，说明她曾经被投毒25次；如此频繁的投毒只能是身边的人干的。虽然节目里也说不能排除只投毒了一次而反复摄入的可能性，但整个节目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朱令被反复投毒。

我以前分析过，这种说法极其弱智。根据论文数据，朱令可不止中毒毒25次，而是只有25个比较明显的铊高峰。比较小的高峰没那么明显，是否中毒不很清楚，所以没算在内，实际上也很有可能是中毒，只不过量比较小而已。如果说朱令的每次中毒都表明被投毒一次，那就是有人在频繁地、不停地向她投毒，而且量还时多时少。谁会弱智到这种程度，如此频繁投毒就不怕被人发现？而且每一次的用量还差别那么大。更明显的、更简单的结论就是：毒是一次性投在某种经常服用的食品中的，比如咖啡、麦乳精，这些都是朱令以前反复食用的。每次食用有时舀到了铊，有时没舀到；有时舀得多，有时舀得少。由于每一次的量不一样，甚至没有，所以才会出现反复中毒。不过，如果采用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没法锁定孙维了，所以她们虽然也说没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仍然反复强调有人多次对朱令投毒。

在节目里，柴静也根据我对贺敏论文的质疑向她提了一个问题，虽然没有提我的名字，只说“有人”提出来。她说，有人说，根据你的论文，铊高峰还伴随着铅高峰，表明投毒者用的铊不纯，里面混杂了铅，所以应该是工业级的铊，而不是来自实验室。贺敏反驳说，如果铅是杂质，那么有铊高峰就应该一直有铅高峰，不会有时有，有时没有。贺敏对于杂质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她以为矿物中伴生别的矿，杂质会分布得很均匀，铊矿伴生了铅矿，铅跟铊就完全混匀了。其实，杂质混在一起往往是不均匀的，这儿多，那儿少，有的没有。之所以会出现铊高峰有时没有伴随铅高峰，有时又伴随着铅高峰，有时高峰又特别高，就是因为混杂得不均匀。

由于贺敏否认铅是铊里面的杂质，所以她就说投毒者有意在投入铊的同时也投入了铅。但是，铅比铊的毒性弱得多，既然已经投入了毒性很强的铊，又何必投入铅呢？这不多此一举吗？贺敏说，她也想过这个问题，想到一种可能性：如果怀疑朱令是重金属中毒，就会想到做铅的检测；检测出了铅，就会以为她是铅中毒，因为铅中毒和铊中毒的症状很相似，而铅在生活中、环境中到处都有，就不会怀疑有人用铅投毒了。她的意思是说，投毒者想得非常深远，怕事情败露，特意在铊当中加了铅，把水搅浑。

其实，急性铅中毒是极其罕见的，即使环境中、生活中的铅导致中毒，也是慢性铅中毒。所以，一旦怀疑某人是重金属中毒，马上想到的应该是砷中毒，而不是铅中毒。正因为如此，协和医院怀疑朱令可能是重金属中毒时也测过砷，没有测出高含量的砷就把砷中毒排除了。人们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砷，其次是汞，因为这是最常见的重金属中毒。而砷和汞都是中药里非常常用的物质，如果投毒者真的想把水搅浑，干嘛不投砷或汞，怎么会想到去投铅呢？这完全是贺敏为了锁定孙维、不愿意承认铊不是实验室的，而脑洞大开、胡思乱想出来的解释。

贺敏的论文里有一个结论说，朱令第一次中毒是在8月中旬。但那时是暑假，还没有上学。柴静在节目中试图消除人们的这一疑问，说她查了1994年的清华校历，发现朱令班那年8月份有一个小学期，到学校公益劳动一周。意思是，朱令是小学期待在学校那一周开始中毒的。难道孙维也是那一周到实验室偷铊来投毒的吗？而人们都说孙维是9月份大三开学时才进实验室参与课题的。

为了锁定孙维，柴静说她又去翻了一下，找出来一条依据，是孙维一个同学多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采访者问，孙维是什么时候进分析化学小实验室的？这个同学说，应该是在大二下学期吧。柴静想以此表明孙维早在大二下学期即暑假之前就已经进了实验室，有办法搞到铊了，那么朱令在暑假期间中毒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孙维的同学说得不是很肯定，用的是“应该是……吧”这种推测语气，因为大二进实验室是很不寻常的。一般来说，大一、大二都在学基础课，没必要进实验室去帮忙，除非学生特别上进，自己找实验室帮忙。但是愿意去实验室帮忙不等于进了课题组。孙维进童爱军课题组实际上是在做毕业论文。做课题都是从大三才开始的，不会大二就开始做课题了。更关键的是，虽然孙维进的课题组会用到铊试剂，但那是硝酸铊溶液，量很少，没法用来投毒。投毒要用固体铊，而孙维没法合法接触到固体铊。如果硬要说非法接触得到，那谁都有可能，并不只是孙维才能非法接触到。那些人之所以咬定孙维，就因为她是唯一能合法接触到铊的，好像非法接触到的铊就没法用于投毒似的。

再退一步，即使朱令在8月中旬在学校，有可能在学校中毒，但是该论文把朱令第一次中毒的时间定在8月中旬是错的，是为了锁定孙维而故意造假。我以前说过，他们定这个时间取的参考点是朱令10月底曾经有一次短暂的眼睛失明，又发现有一个铊高峰特别高，就认为这个铊高峰对应的就是10月底的眼睛短暂失明。他们说，为什么眼睛短暂失明呢？因为朱令有戴隐形眼镜的习惯，毒放在隐形眼镜的护理液里，铊通过眼睛进入身体，所以只是眼睛受到了损伤，身体没有别的症状。贺敏在论文里还引用了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个网页来证明这一点。我以前已经分析过了，这是造假，因为美国疾控中心的网页说得很清楚，如果眼睛接触到了铊，不会引起全身或局部症状，只会有温和的刺激，不会让人眼睛失明。柴静在节目里也拿我提出的这一点来问贺敏。贺敏说她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几年也查了资料，发现铊通过眼睛中毒的案例的确很少。她说“很少”，其实是一个都没有。她说有可能通过伤口进入眼睛，导致眼睛短暂失明，也是为了咬定孙维又脑洞大开编出的一个理由。

我查了一下，朱令10月份眼睛曾经短暂失明的说法，最早是朱令的同班男同学童宇峰化名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说的。我以前已经揭露过童宇峰谎话连篇，他关于朱令案、孙维的说法都在说假话，都与事实不符。他提出来的这个说法也很可疑，跟朱令的病例不符。因为朱令眼睛短暂失明是5月份，无论如何都跟铊中毒扯不上关系，所以童宇峰才把时间往后推到10月份，然后被贺敏为了锁定孙维而使用。但这是假的。

如果把铊中毒的最高峰定在10月份，往前推的确能推出第一次中毒是8月中旬，勉勉强强能够锁定孙维。但往后推就会推出，朱令那根用来测定的头发的掉落时间是第二年1月中旬，朱令已经住院了。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朱令12月23日住院之前，她的头发已经全部掉光了，不可能在医院里又找到一根头发来做检测。所以，贺敏为了咬定孙维，造假造得顾头不顾尾。我以前分析过，如果把那根头发掉落的时间最晚定在12月23号，往前推，朱令第一次中毒的时间就变成了7月中旬，就跟暑假小学期什么的扯不上一点关系了。

柴静为什么不把我的这个疑问提出来让贺敏解释呢？因为她知道没法解释，这是明显的造假，是为了锁定孙维造假数据。所以，整个节目貌似公正，实际上就是为了锁定孙维；貌似要追求事实的真相，但就是在说假话、编造事实。最可怕的，就是这种貌似要主持、伸张正义，其实是在参与网暴。

2024.02.25录制

2024.03.19整理

网上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公知杨恒均，本名杨均，澳大利亚公民，经常到中国活动。2019年1月，他又去中国时被抓。中国官方指控他犯有间谍罪，关了5年，最近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是毛泽东发明的一种处罚方式，意思是这个人犯的是死罪，但为了少杀人，不执行，以后出于某种原因，比如还可以改造好或者身份特殊不好杀，过两年再改成无期徒刑。这种判刑介于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意思是犯了死罪，但还给一点宽大处理。

但不管怎样，杨恒均判得很重。外籍间谍一般判得比较轻，不可能判死刑或死缓，判无期徒刑都不太可能。跟杨恒均差不多同时稍微晚一点被抓的，还有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籍华人成蕾，说是澳大利亚间谍，关了两年11个月之后就放了，也判了刑，但刚好判两年11个月，相当于判完就把她释放了。

如果中国官员当了外国的间谍，泄露了国家机密，就会判得非常重，判死刑、死缓的都有。有不少被判死刑的，比如一个叫刘连昆的解放军少将，因为出卖情报给台湾被判了死刑。全国社保基金会原办公室主任佟达宁出卖金融情报给台湾，也被判了死刑。不过这些案子都是秘密审判、秘密处决，后来才透露出来的，当时判刑、处决都没有报道。因为杨恒均是澳大利亚籍，没法秘密审判、秘密处决，而判死刑的话，国际上名声很不好，就判了死缓。所以，杨恒均是被按“家法”处置的。为什么按“家法”处置呢？因为他曾经是中国间谍，当外国间谍就成了双重间谍，相当于叛徒。中国人最痛恨叛徒，所以就要加重处罚，判个死缓。

杨恒均以前在中国网络上很活跃的时候，已经有人怀疑过他是间谍。那是2012、2013年的事。网上有一个叫张鹤慈的人曾经论证过杨恒均是混在所谓的自由派圈子里的间谍，有可能是一个卧底。我看了张鹤慈的论证，觉得有道理，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也做了一番调查。杨恒均那时曾把他在网上的博文合起来出过一本书《家国天下》。我把这本书找来看了。他在书里提到自己以前曾经当过中国的官员，还晒了一张1992年穿警服的照片。他说穿上警服很威风，就经常违规穿着警服上街。这张照片本来在他档案里，他拿出来晒。但我看那张照片，他穿的不是警服，而是国安部的制服。国安部官员和员工现在是不穿制服的，但在国安部刚刚成立的那几年曾经发过制服，只不过只能在工作时穿，去抓人或者去部里上班才能穿，平时不能穿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杨恒均会说他是违规穿警服外出上街。警察穿警服上街是不违规的，正因为他是国安部的，才不能把制服穿出去，所以从这张制服照片可以确定，他那个时候就是国安部的人。

他在书里还说，在九十年代香港回归前夕，他曾经被派到香港工作过几年。说是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去香港工作，实际上是被国安部派去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后，他离开香港，因为这时已经不需要他在香港当间谍了。那干嘛去了？去了美国。书里说他申请到美国一个叫“大西洋理事会”的智库去做研究，参与过美国军方的几个研究项目。还说曾经跟美国国防部一起做战争游戏，研究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争，中国方面介入了要怎样对付。据说在战争游戏中，杨恒均被请去当韩国一方的首长，他发现美国军方对中国很不了解，所以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让美国军方的人对他非常佩服等等。

这故事一看就是胡编的。首先，“大西洋理事会”是一个很著名的智库，杨恒均说他到那里当高级研究员，那就必须是已经有一些名气的专业人士。杨恒均去香港，表面上是在中国旅行社工作，还做外贸，根本就不做学术研究。他想去“大西洋理事会”，人家不会让他去。就算他到了美国，作为一个中国人，美国军方更不可能邀请他去参与研究，而且研究的还是怎样对付中国。这属于秘密的战争游戏，是机密项目，怎么可能找一个中国人参与？那不是泄密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他胡吹的。他那个时候应该是被国安部派去美国，至于是以什么身份去的就不知道了。国安的人一般会派到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到中资企业、中资媒体工作，不可能去“大西洋理事会”，这完全就是为了拔高自己的身份胡编出来的。

关于杨恒均曾经当过中国的间谍，后来他的朋友也确认了。他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朋友冯崇义，在悉尼科技大学当副教授。杨恒均在冯崇义手下读博，靠研究中国的互联网和中国的民主拿了博士学位。实际上就是通过朋友关系拿了博士，所以他跟冯崇义关系应该很好。杨恒均被抓之后，冯崇义才向澳大利亚媒体透露，杨恒均2011年给他写过一封信，承认自己当过中国间谍。杨恒均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毕业后（1987年），号称到外交部工作，实际上是到国安部工作。他被国安部派到外交部，又被国安部派到香港，然后又被派到美国，主要工作是搜集台湾和美国的情报。他总共在国安部工作了14年，2000年左右脱离国安部。

冯崇义说，杨恒均应该是跟国安部达成了某种协议，被允许脱离国安部自己干。这是不可能的。杨恒均在国安部干了14年，已经混到了一定级别，至少应该是一个中层官员。名校毕业的，干了十多年，应该是处级、副处级了。而且，他一直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掌握了很多国家机密，这种人怎么可能想走就允许他走呢？想离开国安部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回国，换到别的部门，不能再出国了；另外一种可能是叛逃，脱离国安部不再回国。他后来到澳大利亚，说是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貌似叛逃。但是如果叛逃，就不可能再回中国，他又频繁地出入中国，除了2011年左右回中国曾经失踪3天，其他都没有什么事。那3天估计是汇报工作去了。他不是叛逃，绝对不可能跟国安部达成什么协议，允许他脱离国安部。这不搞笑吗，国安部还能够跟他私了、允许他单干？他应该一直就是还在为国安部干活。

杨恒均现在被抓、被判刑，国外媒体都把他说成是由于在网上发表宣扬民主的言论，作为一个异议人士被抓、被判的。这很可笑。根据杨恒均发表的那些言论，如果是异议人士被抓、被判，不可能判得这么重。杨恒均后来变成了一个网上公知，自称“民主小贩”讲讲民主，但这是混圈子的一个手段，是为了混入中国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圈子。他很可能就是去当卧底，去搜集中国这些所谓自由派的情报。我当时之所以要指出杨恒均是间谍，也是要提醒人们，当心这人是卧底。杨恒均本人的言论虽然也会讲讲民主什么的，但并不属于异议人士，他跟中国政府的论调保持一致。他曾经搞过微信聊天群，因为他姓杨就叫做“羊群”。微信聊天群有人数限制，腾讯特批他没有人数限制，所以拉了很多粉丝进去。“羊群”也搞线下活动，主要目的是支持习近平反腐，这怎么能叫做“异议人士”呢？

2014年12月底，杨恒均还搞过一个“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把国外那些野鸡中文媒体拉拢在一起，在北京成立组织，自己当主席。他在成立会议上作为主席发言时说得很明白，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外宣传中国，要按习主席的指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也就是要做大外宣，是根据习主席的指示来的，这怎么能叫“异议人士”呢？所以，把杨恒均说成异议人士是极其可笑的。

杨恒均搞的“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自己当主席，后来成为他妻子、自称“五毛党总书记”的染香当副理事长，相当于开夫妻店。很可能在成立组织之前，这两个人就已经搞上了。在成立这个组织时，媒体做过报道，有一张照片是杨恒均坐主席，染香坐在他边上，已经以夫妻的身份出现。据网上一些女网友揭发，杨恒均很喜欢勾引女网友，而染香又很喜欢跟男网友混，据我所知她就曾经跟吴法天鬼混过。这两人一拍即合，凑在一起，2015年结婚。染香虽然自称“五毛党总书记”，其实只是“染香”账号的一个出镜人，本名叫袁瑞娟，也叫袁晓靓。但“染香”账号发的东西并不是她本人写的，她后面有一个团队在发这些所谓的爱国正能量文章、微博，染香只是作为一个出镜人到处活动而已。后来她嫁给了杨恒均，去美国、澳大利亚，从此就退出江湖了。

网上有人说，杨恒均90年代初在海南国安局工作时将情报出卖给台湾，赚了几百万港币，说是多么重要的绝密情报。当时杨恒均刚刚到国安部工作，还是一个低级官员，能够接触到什么重要的绝密情报？但他究竟因为什么事，为台湾、美国，还是为澳大利亚提供过什么情报，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对这种案子一向都是不公开的，不会泄露任何信息。由于杨恒均是外籍人士，也就说一下因为犯间谍罪判刑，不会具体讲案情。所以我们不知道杨恒均究竟因为什么犯了事，双重间谍究竟是为另外哪个国家干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恒均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间谍。我相信，他在申请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时，肯定隐瞒了这段经历，不会说他曾经是中国国安部的人。现在知道他曾经当过中国间谍，申请入籍时隐瞒了就属于欺诈。我不知道澳大利亚会怎么处理，如果在美国，归化欺诈是犯罪，是可以被取消国籍的。

2024.02.05录制

2024.03.16整理

纽约有一个流浪汉在中国火了。有人在纽约街头采访了一个华人流浪汉，他是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的，考上李政道主办的中国赴美留学项目CUSPEA，到美国大学读物理博士，毕业后到华尔街当程序员，2007年遇到金融危机失业了。据他的校友说，他失业之后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最终流落街头，变成了流浪汉。现在火了之后，美国的复旦大学校友会说要帮助他。这事为什么会火呢？因为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不如中国，连博士都找不到工作，变成流浪汉，所以可以用来进行反美宣传。就像胡锡进说的：“美国社会抛弃了他”、“他们把中国这么好的一个英才给毁掉了。”

无家可归当然是美国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不像很多人说的、想象的那么严重。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多达几百万。并没有那么多，总共也就50多万人。而且，美国说的“无家可归（homeless）”，跟中国人想象的流浪、乞讨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首先，这些人并不都到处流浪，绝大部分人还呆在原来生活的地方，所以称他们流浪汉是不准确的。其次，他们中很多人都有工作、收入，有些人没工作是因为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有退休金、社保，并不需要乞讨。只要没有固定的住址，就归为无家，比如相当一部分人有房车可住，也算是无家。这就不属于中国那种流浪乞讨人员的概念。连车都有，居然没有家，这在中国很罕见，有车的人在中国算是有一定财力。

因为中国没有类似的无家可归者的概念，所以非要跟美国比，还只能拿流浪乞讨人员来比。中国流浪乞讨人员有多少呢？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不像美国，具体多少人无家可归都有详细的统计。我能够找到的是2019年民政部公布的数字，说那一年接受收容所救济的流浪乞讨人员总共有104万人次。这显然只占流浪乞讨人员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不会去收容所，因为到收容所就会被遣返回老家。而且收容所的条件很差，在那里被打死的事都发生过，例如著名的“孙志刚案件”。所以，接受收容所救济的流浪乞讨人员应该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就是流落街头，人数肯定比被收容的多多了。中国这个问题应该也是非常严重的，只不过没有把它当成重大社会问题提出来而已。中国可能有别的社会问题比流浪乞讨人员严重得多。

胡锡进说，美国这些流浪汉“处在美国社会的边缘部分，周围缺少认真的救助力量”，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首先，美国政府每年都要花很多钱来救济这些无家者。联邦政府有住宅和城市建设部，它一年拨款30亿美元救助这些无家者，解决他们无家可归的问题。分摊到美国全国50多万无家可归者头上，每人一年能分到5000多美元，不算是很多，救济无家可归的主要靠地方政府。

加州人口占美国人口的12％，但加州无家可归人口占全美国无家可归人口的30％，无家可归在加州被认为是最重大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州政府每年要拿出72亿美元。加州17万无家可归的人，每人一年能够分摊到4万多美元。洛杉矶的无家可归是整个加州最严重的，有7.5万无家可归的人。洛杉矶政府现在一年要拿出13亿美元来解决这个问题，平摊下去一个人也有1万多美元。所有这些加起来，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每人一年能够分摊到的救济是6万多美元。这只是政府给的钱，还有一些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也在参与救济无家可归者。

美国的收容所跟中国的收容所性质不一样，不是政府办的，主要是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办的，有的收容所也会申请资金，拿政府的拨款来办。这些收容所都是临时的住所，但各个收容所规定不一样，一般最多不能超过90天就得离开。有些临时的住所不是收容所，比如政府把宾馆包下来供无家可归的人暂住。住收容所和住宾馆都是暂时的，真正要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应该是提供固定的住所。政府有各种救济手段，比如建廉租房，或者给租金补贴。政府还有别的一些救济手段，帮助就业、提供免费医疗、提供免费食品等等。所以，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社会不管他们，把他们抛弃了。中国的流浪乞讨人员才是基本上不管的，不信问胡锡进，中国政府一年拿出了多少经费救济这些流浪乞讨的人员？他拿得出数据吗？

复旦的流浪博士出名了，中国政府要做做样子。他的老家江阴的政府说欢迎博士回家，意思是政府要出钱养他养。但如果他没有出名，不是美国人，只是本国的普通流浪乞讨人员，中国政府会这么做吗？愿意养他们吗？肯定是不愿意的。中国本身的福利做得一团糟，社会救济也做得一团糟，有什么资格嘲笑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美国说无家可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是相比于其他社会问题和其他发达国家而言的。跟其他的发达国家比，美国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确比较差，但跟中国比就好太多了。中国在这方面嘲笑美国，又是太监嘲笑别人性生活不和谐。

加州跟其他州相比，无家可归问题要严重得多，是整个美国最严重的，30％的无家者在加州。最主要的原因是加州住房短缺。住房短缺导致房价、房租很高，住房负担就要比其他州严重得多。在美国，一般认为住房支出（房贷、房租）占收入的30％以下是比较恰当的，但加州低收入者有50%房租支出超过收入的30%，收入非常低的人有70％～80％房租支出超过收入的30%。房租占收入的比例这么高，一旦收入出了问题，比如工作丢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住不起房。这就是为什么加州无家可归问题这么严重的最主要的原因。房价高也导致政府很难解决无家问题，因为没有那么多钱。我刚才说了，要解决无家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必须政府出钱提供廉价住房，但因为房价太高，政府提供住房的费用就非常高。在洛杉矶，要彻底解决一名无家可归者的问题，给他提供廉价住房，政府要为每人拿出80多万美元，没有那么多的钱。

加州无家可归问题严重的一个次要原因是，全美国无家可归的人都喜欢往加州跑。当然最主要是加州本身的问题，90％的无家可归的人在失去家之前，就已经在加州有家了，算是本地人，但也有10％的人是从外州流浪过来的。为什么他们喜欢流浪到加州来呢？原因很简单，加州气候温和，适合流浪，夏天热不死，冬天冻不死。到加州流浪会比其他地方舒服，所以喜欢到加州特别是南加州，南加州的无家可归者占了整个加州的一半。一些外州政府，特别是保守派的政府，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解决当地的无家可归问题，最简单、最便宜的做法就是把人送到加州去。如果无家可归者愿意到外地去，就选一个地方，政府出钱让他过去。愿意离开的，首选都是南加州。这是多年以来的做法了。去年，阿拉斯加有一个市长把这个秘密给说出来。他说，我们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从阿拉斯加去洛杉矶，机票钱也就200多美元；如果他留在阿拉斯加，我们一天就要资助他100美元。这么一比，把人都送到洛杉矶去，当然经济上合算得多，总不能让无家可归者在阿拉斯加冻死吧？送到洛杉矶去不会冻死，这是人道主义的考量。幸好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还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否则加州无家可归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加州特别是南加州气候温和，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无家可归者不愿意住收容所和政府提供的宾馆等临时住所，因为住那种地方要接受管理、受到约束，没有那么自由自在。既然在外面露营冻不死，很多无家可归者就宁愿选择在外面住，住在车里，特别是住在帐篷里。他们住帐篷还喜欢跑去市中心，直接在街道搭帐篷。洛杉矶市中心整条街都搭满帐篷，因为住在市中心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由于市中心街道都扎满帐篷影响市容、卫生，市政府以前也想过清除，把他们赶到别的地方去，但被法院叫停了。美国宪法有一个禁止酷刑修正案，加州的联邦法官判决说，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本来就已经很可怜了，还把他们从市中心赶走，要清场，这种做法太残酷，违反了美国宪法禁止酷刑的修正案，所以就不能赶人了。不过，最近联邦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松动，还没有正式判决但已经开过听证会。法官说，如果有住所提供给无家可归者，比如收容所、宾馆里有地方，就可以把他们强制赶到那里去。现在有些地方已经以这个名义开始清场了。旧金山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人们发现旧金山市中心的无家可归者没了，就是以这个名义把他们赶到收容所去了。

这些无家可归者大都有吸毒史，这也是解决无家可归比较难办的地方，因为美国不可能强制这些有吸毒史的人去戒毒。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还有精神疾病，就像复旦的流浪博士，他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他有幻觉，明显也有精神疾病。这也给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美国也不能强迫精神病人去接受治疗。加州最近有个新的法律在这方面有所松动：如果家属提出申请，经过法官判决，可以强迫精神病人接受治疗。但这个新的法律争议也很大，因为涉及到人权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有吸毒史就抓到戒毒所去戒毒，有精神病就抓到精神病院去关起来。如果既没有吸毒，也没有精神病，只要政府觉得有必要，比如要开啥会或者要整顿市容，那也可以以“清除低端人口”的名义把人都赶走。赶走的那些人有没有地方住，那是不管的，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低人权优势”。自己没有做到保障人权，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尊重人权呢？

2024.01.08录制

2024.03.15整理

朱令案是中国已知第一起铊投毒案，在那之前可能也发生过铊投毒案，只不过不知道是有人用铊投毒。在朱令案之后，铊投毒案在中国频繁地发生。

紧接着发生的一起跟朱令案很相似的案件发生在1997年，作案人是北大化学系94级的本科生，姓王。王同学跟同班但不同寝室的江同学本来关系很好，可能有朦胧的同性恋关系，但江同学后来跟王同学疏远了，王同学就想下毒教训他。王同学到北大校图书馆查看毒理学，发现铊无色无味，毒性很强，用一点点就够了，很适合投毒。铊中毒的典型症状是头发脱落，如果及时用普鲁士蓝就可以解救过来，很适合用来教训别人。

王同学还查到铊的致死量是1克，他不想搞死江同学，在实验室里用天平称出了200毫克铊，5月1日投到了江同学的水杯里。第二天没有看到江同学有任何异样，他怀疑毒理学上说的量不准确，就想在同一寝室不同班的陆同学身上做实验。他于5月3日往陆同学吃的奶粉里投入了500毫克铊，但陆同学吃了奶粉也没有出现症状。直到5月9日，陆同学把奶粉全都吃完了也还没有症状。王同学就不管不顾地在江同学的水杯里继续投铊，5月10日投了200毫克，江同学还是没症状。15日又往江同学的水杯里投了300毫克铊，还是没症状。

16日，陆同学毒性发作，被送到301医院抢救，没查出究竟是什么病。17日，王同学听说江同学病了，就去寝室看望他。江同学告诉他，自5月初以来，身体就一直很不好，去校医院看过，医生说是感冒，但也一直没治好，现在越来越严重，非常痛苦。江同学于心不忍，良心发现，就赶快带着江同学去校外的大医院。到了医院，王同学对医生说，他是铊中毒，要用普鲁士蓝这种解药来救。医生不信，王同学就坦白说：是我给他下毒的。于是，知道陆同学也是王同学下的毒，也救了。

最终，王同学被以故意杀人罪判了11年的刑。他的律师认为罪名适用不当，判得太重。因为王同学没有杀人的意图，只是想对江同学和陆同学造成伤害，还控制了投毒的量，所以应该以故意伤害定罪。中国的故意伤害罪，定罪和量刑都要看伤害的后果，而江同学和陆同学经过救治，恢复得都还不错，公安鉴定的结果只是轻伤。故意伤害导致轻伤，按中国的刑法判刑3年以下，所以律师建议王同学上诉，但王同学不愿意上诉，这个案子就了了。

2007年，中国的校园又发生了一起铊投毒案，发生在江苏的中国矿业大学。作案人是2006级新生，姓陈。刚入学的时候，他跟三个同学住一个寝室，因为陈同学性格很古怪，不合群，大家都不愿意跟他玩。他疑神疑鬼，如果三个同寝室的同学一起说笑，陈同学就认为是在笑话他；他们说话，他也觉得是在说他的坏话。由于跟这三个同学合不来，陈同学就找辅导员换寝室，所以下学期他就换到别的寝室去了。但他这种性格换寝室也没用，跟新寝室的人也合不来。陈同学很恨原来寝室的那三个同学，想教训他们，就想到了用铊投毒。

为什么陈同学会想到用铊投毒，报道里没有说，我猜测是受到朱令案的启发。在2007年年初，朱令案成了中国的一个新闻热点，各个新闻媒体包括央视的“东方时空”都在报道，已经众所周知了。陈同学很可能就是从朱令案知道铊很适合用来投毒，而且没法破案。陈同学通过网购买了250克铊。这么多铊可以毒死200个人，但他不想毒死人，所以取出了5克，用水稀释后放到针筒里，小心翼翼地跑到他原来的寝室，往三个同学的水杯里各注入了2毫升。这个量很少。三个同学喝水之后都中毒了，送到校外的医院治疗，医生查不出究竟是什么病。

那时关于朱令案的报道铺天盖地，有一个医生想起了朱令案，觉得这些同学的症状很像铊中毒。他们就把这些同学的样品送到北京检测，测出来的确是铊中毒。警察到这三个同学的寝室，从他们的水杯检测出里面含有铊，表明就是有人投毒，而且明显是同班同学干的，才会知道那三个杯子是属于哪三个同学的，就很容易查了。问了同学们，都怀疑是陈同学，因为他性格古怪，跟大家都合不来。警察把陈同学叫来，他马上就招了，而且还问：我如果出医疗费，是不是就没事了？后来，陈同学的父母拿出了医生以前的诊断，说陈同学一直犯有抑郁症，检察院免于起诉。

中国矿业大学的铊投毒案还引发了另外一起投毒案，是在校外发生的。武汉有一个人，因为跟邻居发生了生意纠纷，想把邻居害死。他看过关于中国矿业大学铊投毒案的报道，也想用铊投毒。他从武汉一家化工公司买了铊，去邻居的厨房投毒，从开着的窗户把铊放到盐里，邻居炒菜放盐，铊也就到菜里了。夫妻两个都毒性发作，住院恢复后回家了。那个人又找那家化工公司买铊，再一次投到食盐里。这一次可能用量比较大，邻居夫妻两个都被毒死了。邻居的4个亲属刚好来他们家聚餐，也中毒了，但没有死。之前中毒警察根本不管，死了两个人才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开始破案。很快就查出是有人投毒把铊投在食盐里。然后调查武汉那些卖铊的化工公司，查出一家化工公司两次卖铊的时间跟中毒的时间很接近。又查出曾经有人在网上求购铊，留下了一个手机号，就是投毒的人的手机号。这个案子就这么破了。

更早以前，在中国的农村也发生过铊投毒案。现在能找到的最早一起是1999年在甘肃临洮农村发生的，是一个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作案。1999年，他们请一个仇人吃饭，把铊投在食物里，把这个人毒死了。这个人吃完饭，把剩下的饭菜带回工地让两个女工吃，这两个女工也中毒了，不过没死，可能量比较少。1999年朱令案还没有开始大肆报道，一般的人都还不知道。这个团伙为什么知道用铊来投毒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看过《白马酒店》，那本小说1990年就已经翻译出版。还有一种可能是，那时候的《参考消息》《故事会》之类的报刊会报道国外的铊投毒案件，像1988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发生过的铊投毒案，FBI花了一年时间才破案，这个案子算是一个奇案，当时在中国曾大肆报道，所以有可能是从新闻得到的启发。

甘肃临洮这个团伙后来反复用铊来谋财害命。他们把铊放到饮料里，给一个12岁的小孩喝。这个12岁的小孩中毒之后，他们找小孩的父母说有解药，给3000块钱就用解药救你的小孩。3000块钱那时候在农村是很大一笔钱，拿不出来，那个小孩就死了。他们还把铊放进伤风感冒胶囊给一个感冒的农妇吃，农妇中毒后，他们也是去找农妇的丈夫说，我这里有解药，给我钱就救你老婆。农妇的丈夫不相信他们有解药，后来这个农妇死了。农村发生这种中毒死亡案件，警察根本不管。过了7年，到2005年，这个犯罪团伙又用暴力方式杀了两个人，这才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把这些人都抓了，他们以前的铊投毒案件才被翻了出来。

这种事也不只是在甘肃发生过，湖北农村也发生过。差不多同时，在湖北鹤峰的农村有一个会计，心胸很狭窄，跟人打牌输了吵架后心怀不满，想用铊把那人毒死。这是2000年的事，所以肯定不是从朱令案得到的启发，应该也是看小说或者报道得到的启发。他去重庆买了铊，回来投到受害人的饭菜里，把人毒死了。他发现这个东西把人毒死了不会引起注意，警察还不管，所以就频繁下毒。谁跟他因为打牌或者做烟草生意有矛盾，他就把谁毒死。连续在几年的时间里毒死了4个人，还有3个没死的人残废了。直到2003年，他跟派出所所长也有矛盾，居然也给派出所所长下毒。这回引起重视了，警察很快就把他抓了。如果没有搞到派出所所长的头上，可能警察还不会管。

由于朱令案影响很大，2007年广泛地报道，2013年又再次广泛地报道，所以从那之后中国的铊投毒案就很多了。有的破案了，有的没破。2007年朱令案第一次大规模报道时，就有3个铊投毒案都没有破，这3个铊投毒案的受害者都是富豪。一个是湖南的富豪，一个是浙江的富豪，都明显是因为生意纠纷被人用铊下毒，后来救过来了，但下毒的量应该是非常大的，留下了后遗症。还有汕头的一个富豪，号称“亿万富翁”，被人用铊毒死了。

比较近的一个案子是2015年在淄博发生的。有一个农民工叫白怀忠，也是因为什么纠纷对施工队队长不满，在网上听说铊可以杀人于无形，很适合于投毒，就想用铊把队长杀死。他去化工店买来铊，投到队长办公室的烧水壶里。烧水壶是公用的，在队长喝水之前先有4个工友用烧水壶烧水喝，中毒送去了医院。白怀忠又特地把铊投到队长的水杯里，队长才中毒毒性发作。白怀忠也假装自己中毒，一起去住院。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已频繁发生铊中毒，所以医生处理这类病很有经验，马上就怀疑是铊中毒。一做检测，果然是铊中毒。警察破这个案子也很容易。白怀忠虽然一起住院，但是表现很反常，没有铊中毒的症状，警察怀疑是他干的，检查同时住院的6个人身上的铊，发现白怀忠身上没有铊，所以就确定是他干的。

中国的铊投毒文化还输出到了美国。有一个华人叫李天乐，北大毕业，在新泽西州的一家药厂工作。她于2013年正跟清华毕业的老公闹离婚，从药厂把铊带回家，投毒害她老公。她老公毒性发作之后跟医生说，怀疑老婆要毒死他，给他下毒。但医生不信，认为他是得了别的什么病，就按别的病来治疗。铊投毒在美国非常罕见，医生不会往这方面想。李天乐还以看望老公的名义去医院继续下毒。拖了一段时间之后，医生发现按别的病治疗没有效果，才怀疑是铊中毒，做了检测。检测结果确定是铊中毒，可是出结果的第二天李天乐的老公就死了。李天乐后来被判了终身监禁。

最近的一个案子发生在2018年。美国宾州理海大学化学系的中国留学生杨宇凯，性格也很古怪，跟谁都合不来。他唯一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是他的黑人室友。黑人室友毕业要走了。杨宇凯不想让他走，写了一封信骂黑人室友。又拿了铊投在室友喝的水和牛奶里，导致室友中毒。杨宇凯被判了7～20年刑，就是最少也要坐7年牢，之后可以申请假释，但从牢里放出来就会被遣返中国。

可见，铊投毒案五花八门，什么样的犯罪动机都有。铊的来源也多种多样，有从实验室偷的、有从公司要来的、有市场上买的，还有不知道是从哪来的。有人投毒是想杀人，也有人投毒并不想杀人，只是想教训一下或者只是为了出出气。但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投毒者往往性格比较古怪、孤僻，甚至有心理疾病。

2024.01.02录制

2024.03.14整理

2023年3月23日，美国众议院针对TikTok（抖音海外版）举行听证会，TikTok的CEO周受资去作证。美国国会的公开听证会专门有电视台做实况直播，这个听证会5个小时全程直播，但中国看不了，能看到的只是官媒允许看的片段。而且，中国没有国会听证会这种形式，一般中国人都不知道听证会是怎么回事，所以有评论员评论说：在听证会上，美国众议员表现得很蛮横、很傲慢。这种评论就是不了解听证会究竟是怎么回事，把它当成辩论会了。国会的听证会类似于法院的听证，为了审案把证人找来作证。议员们扮演的角色相当于既是法官又是检察官，找来的证人有的属于第三方证人，也有的是当事人，类似于被告。美国众议院之所以搞这个听证会，是准备针对TikTok立法。把TikTok的CEO找来，也就相当于把他当成了被告出庭作证。检察官盘问被告，态度怎么可能会好呢？当然会表现得很蛮横、很傲慢。

他们也不只是对外国公司的老总才是这个态度，对美国公司的老总也是这样，甚至对属于另外一个阵营的美国高官也这样。卡瓦诺法官以前被参议院叫去听证，被民主党参议员整哭了，共和党参议员还出面维护他。以前的听证会，有的证人因为有政治倾向，所以不同阵营的议员对他的态度也就不一样，有的要抨击他，有的要维护他。但是现在，美国两党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很罕见地达成了一致，有共同的立场，所以不管民主党议员还是共和党议员，都一起质问、抨击周受资。

周受资去参加这样的听证会，本来应该有心理准备，知道怎么表现才是最恰当的。那么，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司马南发帖赞扬他在回答美国议员提问的时候，显得极有礼貌、极有耐心、极为诚恳、极其专业。我想，司马南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听证会或者看了也不懂，只看了一点片段，就根据别人的评价或者别人提供的资料下这样的评语。如果看了听证会，就会发现跟司马南说的刚好相反，周受资的表现是极不礼貌、极不耐心、极不诚恳、极不专业的。

美国媒体对于周受资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有评论说“灾难性的”。他存在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说假话，而且说的是那种谁都不会信的假话。他说，我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虽然是中国企业，但它属于私人企业，所以中国政府控制不了。只要对中国的体制有一点了解，就知道这完全是在说假话。中国政府怎么可能控制不了中国的私人企业？字节跳动的老总张一鸣敢这么说吗？有个议员念了中国《情报法》第七条说：“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周受资说，我是新加坡人，意思是他不用配合中国的情报工作。即使他有这个胆不配合中国的情报工作，但他领导的是中国企业，中国的《情报法》规定了“任何组织”都要配合情报工作，作为中国的企业，TikTok敢不配合中国的情报工作吗？

对于那些简单的问题，议员一直要求他做“是”或“不是”的回答，周受资都不愿正面回答，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比如有议员问他，你来参加听证会，你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有没有跟你一起做准备？这么简单的问题反复地问，他都不予回答。还有议员问他，你是否同意中国政府在对维吾尔族人进行迫害？问了好几次，他也都闪烁其词不愿回答。议员问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无关的问题，因为以前有美国媒体曾经揭露TikTok屏蔽了反映维吾尔族人遭迫害的视频，所以美国议员才会问他这个问题。对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敢表态，怎么让人相信他领导的公司会不受中国控制呢？中国政府如果找他要啥资料，他敢不给吗？

周受资说美国互联网公司对隐私的保护记录不好，说得好像中国互联网公司对隐私的保护就有良好的记录似的。即使美国互联网公司对隐私的保护的确做得不好，但美国互联网公司并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他们的数据不会交给中国政府；而TikTok是中国的公司，如果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它必须把数据交给中国政府。这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周受资想跟人家比烂也没比好。

关于在TikTok上面有很多吸毒视频的问题，周受资说那是因为美国吸毒的社会问题很严重，我的祖国（他指的是新加坡）就没有吸毒的视频。一方面想要推卸自己对内容审核不力的责任，另一方面嘲笑、讽刺美国。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国会讽刺美国，美国的议员听了是什么滋味？将心比心，如果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讽刺中国，中国的官员听了是什么滋味？但很多中国人是不会将心比心的，所以周受资这段讽刺美国的视频在中国的网上传疯了，因为中国官媒都在推这段视频。

《环球时报》说，周受资在美国国会让美国出了丑，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听上去好像周受资把美国国会听证会当成了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表演给中国官媒、中国官员、中国人民看，就像战狼一样。但是，他的受众应该是美国议员、美国人民，而不能只为了让中国官员、中国人民听了觉得很爽。除非不想在美国做生意了，才觉得把美国议员得罪了无所谓，不管不顾，破罐子破摔。所以，听证会结束之后，美国议员都说要坚决把TikTok禁掉，甚至说应该立法禁止所有的中国公司的软件。周受资当战狼当爽了，结果不仅把TikTok连累了，把其他的中国公司也都连累了。

在开听证会之前，拜登政府已经通知了TikTok，要么卖掉，要么受制裁，在美国被禁止。TikTok的市值估计有几百亿美元，把它卖了，捞钱走人，相当于美国政府给了一个赚钱、减少损失的选择，也算是美国公平性的体现。如果中国政府要制裁某个外国公司，才不会给一个可以捞钱走人的选择呢。但是，中国商务部已经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出售TikTok公司，就是要逼着美国政府禁止TikTok。

美国政府禁止TikTok，不是禁止美国人使用TikTok软件，这肯定是违宪的。美国政府能做的是禁止TikTok公司在美国运营，要求苹果公司、谷歌公司把TikTok软件下架。这是2020年川普干过的事。川普当时发了一道行政令，要求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把TikTok软件下架，根据的是美国制裁外国公司的法律。但那条法律有一个对艺术创作豁免的条款，TikTok就说在我们平台上发布的那些视频属于艺术创作，不能被制裁。TikTok打官司受到了法院的支持，美国法官判决TikTok公司胜诉。所以，要禁止TikTok，就面临着法律的问题。不过，美国两院、两党现在都要求制定专门针对TikTok和中国公司的法律，允许拜登政府禁止TikTok，就避开了以前的法律问题。当然，TikTok公司还可以起诉这样的法律违宪，但是违宪的官司是很难打的。

禁止TikTok公司还面临着民意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美国年轻人都是TikTok用户，所以当初川普禁止TikTok引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反对，丢了很多的选票。不过，过了这么几年，虽然TikTok的用户增加了很多，但美国也推出了能够跟TikTok竞争的平台，像YouTube的短视频平台，如果这个时候禁止TikTok，反弹就没有2020年那么大了。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禁止TikTok，甚至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也有近40%支持禁TikTok。有了民意基础，拜登政府就有可能真把TikTok禁了。TikTok一禁就血本无归了，本来可以拿几百亿美元走人，也拿不到了。当然，中国战狼是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的。只要他们觉得能够逼得拜登政府禁了TikTok，让美国丢脸，少掉几百亿美元算什么呢？

2023.03.24录制

2024.03.13整理

《瞬息全宇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同时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编辑奖、最佳剪辑奖。可以说囊括了奥斯卡最主要的奖项，除了最佳男主角奖，因为影片没有男主角。

这个结果是意料中的。它是奥斯卡夺奖呼声最高的一部电影，此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拿了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奖项，还拿了300多个提名但没获奖。它获得的奖项中包括一些被认为是奥斯卡风向标的奖，比如电影导演行会、电影演员行会的奖。它还获得了11项奥斯卡提名，而获得这么多提名的电影，历史上一般都会横扫奥斯卡各个主要奖项。所以，它获奖是一点都不意外的。它最大的突破是杨紫琼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以前已经有亚裔电影获得过最佳电影奖了，韩国的《寄生虫》获得过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男配角奖，李安、赵婷获得过最佳导演奖。但这是第一次亚裔演员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所以是最引人注目的突破。

这部电影虽然号称是亚裔电影，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华裔电影，因为讲的就是关于一个美国华人的故事。它的主创人员也都以华裔为主，杨紫琼是华裔，获得最佳男配角的关继威也是华裔。关继威是越南的华侨，由于越南排华，全家于1978年逃到了香港，后来作为难民移民到了美国。获得最佳导演的也有一个是华裔。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华裔的电影获得了世界影坛的最高荣誉，在中国人中当然也引起了轰动。但是中国人对这部电影有两派针锋相对的看法：有一派想沾它的光，还有一派对它的获奖很反感。

我们先来说说想沾它光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还发了一条英文的推文，讲的是同一内容，说杨紫琼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中国崛起了，华人受到重视了。他这条微博或推文的内容，跟他前几天发的一条微博刚好互相矛盾。美国盖勒普公司每年都要调查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前几天发布了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发现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低到只有15%，是创纪录的低。胡锡进发微博评论说，因为中国崛起了，美国人有阴暗心理，嫉妒，所以大部分美国人都对中国看不惯，有负面的看法。但现在又变成因为中国崛起了，所以杨紫琼才能获得美国的奥斯卡奖，这不是在自打嘴巴吗？

杨紫琼虽然是华人，但她跟中国没有关系，也不是中国人，而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她的获奖感言并没有提到中国。她感谢了香港在她年轻时对她的培养，但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所以也跟中国扯不上关系。那个时候，香港是亚洲的影都，杨紫琼这些人才会去那里发展。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的影业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现在有了“国安法”，整个香港的电影就完蛋了，已经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到这个地步还要去蹭人家，去沾人家的光，这岂不是很搞笑吗？而且，杨紫琼并不是一门心思拍电影。她对社会非常的关心，很热衷于社会公益，为社会问题发声。说不定哪天小粉红去翻她以前的言论，找出什么辱华、反华的内容，就会像对赵婷一样把她也封杀了。杨紫琼以前拍的电影就有被中国大陆禁映的。她拍过电影《昂山素季》，在中国属于禁片。

有一些中国人看了《瞬息全宇宙》不喜欢，认为拍得不好。这很正常，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没有客观标准，拍得再好的电影也会有人不喜欢。但是，这些人不喜欢这部电影，就认为它获得奥斯卡不正常，说是因为好莱坞现在在搞政治正确，是照顾它。这就说不过去了。这部电影不只是获得了奥斯卡奖，还获得了大大小小300多个奖。难道能说除了好莱坞，世界各地全都在搞政治正确吗？而且，这部电影雅俗共赏，不只是在业界和影评人中深受好评，在观众中也很受欢迎。它的票房很好，预算只有2500万美元的小制作电影，现在票房已经达到一个亿了。美国有机构专门对观众做民意调查，对这部电影的民意调查发现，看了这部电影的观众89%都给了好评。网上对这部电影的评分也非常高。国际上有一个电影打分平台IMDb（豆瓣就是学它的），对它的打分高达8.0，满分10分。这个分数是非常高的，属于经典电影的分数，《音乐之声》得到的分数也是8.0。能说广大观众也都在搞政治正确？明明不喜欢还要给好评，还要花钱去看？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奖项，特别是能够获得表演类型的奖项，的确跟政治正确有关系，只不过这个政治正确表现在不歧视亚裔。国外的影界，包括美国的影界，以前对亚裔演员是有歧视的。杨紫琼在2000年演《卧虎藏龙》，本来应该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结果连提名都没有，就是因为美国那时的影坛对于亚裔演员有歧视，认为他们不配得奥斯卡。这次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关继威也受过歧视。他是一个童星，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演电影出名，演《夺宝奇兵2》里那个中国小男孩。他全家作为难民到洛杉矶，他在那里上小学，《夺宝奇兵2》到他们学校挑小演员，他被挑上，演得很成功。他准备干演电影一行，就去读了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但毕业以后很难找到工作。因为好莱坞写的剧本适合亚裔男演员演的都是反派人物，都是丑角，他不喜欢，所以毕业以后反倒不演电影，改搞幕后工作。直到最近几年，好莱坞对亚裔演员的歧视没了，他才复出。这就是得益于政治正确。

所谓“政治正确”说的就是不要歧视少数民族、亚裔这些所谓“弱势群体”。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得益于政治正确。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就是政治正确的结果。但是有很多华人，特别是从中国大陆移民的华人，自己享受着政治正确的好处，却跟白人种族主义者一样，对政治正确很反感，还要骂政治正确。这是不是有点变态，显得很下贱呢？

2023.03.14.录制

2024.03.11.整理

2020年下半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下了一道行政令，在美国禁用TikTok（也就是抖音的海外版），逼TikTok卖给美国公司。过了两个月，川普下台了，拜登上台就把这道行政令给取消了。但拜登并没有就此放过TikTok，还是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TikTok。美国联邦政府命令，属于联邦政府的设备在30天之内都要删除TikTok，不能用美国联邦政府的设备使用TikTok。

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有一些州发布过类似的命令，不能用州政府的设备使用TikTok。美国军方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禁止使用军方设备上TikTok。美国有一些大学在Wi-Fi上面把TikTok屏蔽了，学生用学校的网络上不了TikTok，但如果直接走手机的流量，还是能上的。不只是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例如加拿大禁止用政府的设备上TikTok，欧盟也禁止用欧盟的设备上ＴikTok。另外，印度在2020年就已经禁用了一大批中国软件，其中就包括TikTok。

美国政府目前对TikTok采取的行动，范围还比较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只是禁止用属于政府的设备上TikTok，这是政府的财产，怎么限制是它的事情，完全合法。但是，美国国会正在酝酿更大范围地禁止使用TikTok，这在法律上就可能有问题了。比如，禁止美国公民在个人设备上使用TikTok是不可能的，因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使法律通过了，也会被判决违宪。美国政府有可能做到的，是要求苹果、谷歌把TikTok从它们的应用商店下架，就不会有什么人再去用了，因为更新不了了。但是，如果强求苹果、谷歌这么干，在法律上可能就会有问题。如果苹果、谷歌主动配合，自愿把TikTok下架，那就没有问题了。

TikTok在美国很受欢迎，尤其在美国年轻人当中更受欢迎，用户非常多，目前美国用户多达1亿。美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担心一款在美国很受欢迎的软件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担心的是TikTok背后的中国政府。TikTok公司的母公司是字节跳动，也就是搞《今日头条》的那家中国公司。美国政府首先担心的是TikTok公司会把它的美国用户的数据交给中国政府，因为中国的法律明文规定，中国的公司有义务配合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找你要用户数据，你就必须交出去。其实，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中国政府找中国公司要数据，也没有哪一家公司敢拒绝。如果国安、公安给张一鸣打电话，找他要TikTok的美国用户的数据，不管有没有法律的规定，张一鸣有那个胆敢不给吗？

美国政府还担心中国政府利用TikTok在美国的流行程度，做虚假信息宣传。TikTok以前被发现在中国搞了一个内容审查部门，根据中国外宣的需要，屏蔽某些方面的视频（比如跟新疆、西藏、台湾有关的视频），推中国政府喜欢的某一方面视频。有关内容审查部门的报道出来以后，TikTok说他们做了改进，把内容审查部门从中国搬到国外，以此表示不再受中国政府的掌控了。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找张一鸣，要求他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需要，屏蔽某些内容的视频，推某一方面的视频，张一鸣有那个胆敢拒绝吗？

所以，美国政府之所以担心TiKTok，要对TikTok采取行动，限制它的使用，并不是像某些人想的是为了反华的需要，而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根本了解，是由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

针对美国政府限制TikTok使用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反击说，美国作为头号大国，这么害怕一款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软件，未免太不自信了；要求美国政府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不要滥用国家力量打压别国的企业。美国政府现在还只是限制在美国政府自己的设备上使用TikTok，跟TikTok受不受年轻人欢迎没有关系，并没有限制美国的年轻人使用TikTok。反倒是在中国的所有人都被禁止使用TikTok，只能用抖音的国内版，用不了抖音的海外版，中国自己就把TiKTok给禁了。

中国政府不仅禁了TiKTok，还禁了很多比TikTok更著名、用户更多的国外软件或者网站：谷歌、推特、YouTube、脸书等等，非常多。不仅禁大的软件、网站，还有无数比较小的、没那么著名的网站、软件也被中国政府禁了，而且禁了很长时间了。比如我们《新语丝》的网站，从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中国政府屏蔽着。而且每逢所谓的敏感时期，比如中国现在正在召开的“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又会加紧对网络的监控，又会新屏蔽一大批网站。我们《新语丝》有一个镜像点才开设几个月，现在也因为开“两会”的原因而被屏蔽掉了。

那么，中国大量屏蔽国外的网站、软件，如此多、如此严厉，难道是在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吗？难道不是在滥用国家力量，打压外国企业吗？中国作为二号强国，屏蔽这么多的外国网站、软件，难道就显得非常有自信吗？是不是“全过程自信”啊？中国外交部在反击美国的时候，忘了照照自己。镜子，对中国外交部的人来说，一向是非常贵的。

2023.03.06录制

2024.03.09整理

中国现在正在开“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中国这种会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本来没什么可看的，有一点看头的是，在两会期间，总会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出来发表一些特别奇葩的言论。中国现在进入了新时代，发表奇葩言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更多了，而且言论也越来越奇葩，甚至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

周小平现在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了。他当年被前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推举为网络作家代表，参加了全国文艺座谈会，爆得大名。我当时因为批了周小平，被鲁炜下令全网封杀。后来鲁炜落马了，现在还关在秦城监狱里，但对周小平的前途似乎没什么影响。他现在名利双收，不仅通过做爱国生意赚到很多钱，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就要表现表现，所以周小平就提了一个提案，建议国家搞一个台独分子的黑名单，对于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将其击毙，不仅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还要由国家给这些杀手颁发勋章。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人人得而诛之”，这本来只是一种形容，但周小平却要把这个成语变成现实，由国家出面，号召人人当恐怖分子去杀国家的敌人。这种做法当然就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径。在现代史上，我只想到一个这样的例子，伊朗的霍梅尼曾经针对《撒旦诗篇》的作者下过追杀令。但那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而周小平的建议是针对一大批人。周小平是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像俄罗斯、伊朗那样的恐怖主义国家，而且要比他们做得还恐怖。

全国政协里原来还有一位特别奇葩的委员，叫做凌友诗，本可以跟周小平联袂演出，但现在改当全国人大代表了。凌友诗自称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女孩。其实她根本就不是女孩了。她是1962年出生的，年纪比我还大。虽然她说话嗲声嗲气的，但不管用什么定义都算不上女孩了，也许她还生活在五六十年前。她也很难算是台湾人。她的确是在台湾出生的，但17岁就离开台湾了，跟着父母搬到香港，从此再没有回台湾生活过。中国政府的逻辑就是这么怪，一个人只要是台湾出生的，小时候曾经在台湾生活过，就可以代表台湾。按这样的逻辑，美国有非常多的美籍华人也是在中国出生的，也在中国上过学，这些美籍华人是不是也可以在美国代表中国呢？

凌友诗变成全国人大代表后提了一个关于台湾问题的提案，主要内容是说，对于台湾不能搞“一国两制”，要搞“一国一制”。台湾必须实行跟中国大陆一样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不能再搞选举了。台湾的领导人要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由中央任命台湾省委书记和台湾省长。

不知道凌友诗是不是在梦想着以后能当台湾的省委书记或者台湾省长，但她这么说就是在公然反对“一国两制”，那可是被中国政府当成统一中国的基本国策的。“一国两制”最早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意思是只要台湾在表面上、形式上同意跟大陆统一，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可以高度自治，保持自己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这本来是为了诱惑台湾统一，却被凌友诗以代表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把“一国两制”的假面具戳穿了。她说“一国两制”是不对的，台湾应该跟大陆搞一样的制度，就让“一国两制”这种诱惑台湾，甚至哄骗台湾统一的企图暴露了。这是不是高级黑呢？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一些人说成类似于国外的议员的民意代表。中国政府官员还吹嘘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制度。这些当然都是胡扯的，因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不是普通选民选出来的，跟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政协委员连个选举的形式都没有，是任命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一个选举的形式，说是由省人大选出来的，但那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不管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都是内定，由领导拍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不是民意代表，只是领导赏予的一种荣誉而已。既然是领导赏予的，那么老实一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只是举举手、投个赞成票。不那么老实的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现一下，给自己涨涨知名度、人气，所以就会发表一些奇葩言论，借此吸引眼球。

中国现在是老红卫兵在掌权，素质特别差的小丑、骗子就容易得到领导的青睐，也就能够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而这些骗子、小丑是最喜欢表演的，他们发表的言论会越来越奇葩，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恐怖。中国并不是有言论自由的社会，这种极端恐怖的言论能够发表出来，能够得到报道而没有被封杀，说明这些言论至少是得到领导默许的，说不定还得到了领导的背后支持。领导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内心的真实想法，由他们代为说出来了，这也是奴才要比主子更凶狠、更残暴的表现，而主子也希望借奴才之口来吓唬别人。

以前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说成花瓶，这个说法现在就未必恰当了。更恰当的说法，可以说这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像演戏时用的那种塑料或者纸板做的兵器、道具，是用来吓唬人的。

2023.03.06录制

2024.03.07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