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胡锡进晒了一张他和方芳一起吃饭的照片。胡锡进说方芳是美国的“中国美女间谍”，加了引号，意思是被美国污蔑为中国的间谍。这个方芳是何许人，为什么会在美国被当成中国的美女间谍呢？

在中文网上搜不到任何关于方芳的资料，可见她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但胡锡进这一次提供了关于方芳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胡锡进说，方芳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跟他的女儿是校友。很多人认为国际关系学院有国安背景，是国安培养间谍的学校，这么说肯定夸大其词了。国际关系学院每年要招那么多学生，中国怎么可能每年培养那么多间谍呢？国安也许会从国际关系学院学生中物色人才，把他们培养成间谍，是不是方芳因此被看中了，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但根据胡锡进的介绍，方芳的经历的确很奇怪。

胡锡进说，方芳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当了7年空姐。国际关系学院不管怎么说也是很好的一本大学，从这样的学校毕业怎么会去当空姐呢？空姐需要从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里招吗？而且一当就当了7年，让人怀疑她去当空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任务。

根据胡锡进的说法，方芳当了7年空姐后，2009年去美国留学。她毕业7年之后才去美国留学，那时应该29岁，年纪很大了，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美国留学？她去美国哪所大学、学的什么、读的什么学位，胡锡进没有说。根据方芳的脸书记载的事件，她于2009年12月入学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是一所教育型大学，属于比较差的，根据《美国新闻》的排名在美国大学中排第280位。因为它是教育型大学，所以没有博士学位，一般都是去读本科的，也有个别人会读一个硕士。

那么方芳到这所学校是读本科还是硕士呢？我到学校的网址去查了一下，能查到方芳2012～2013年度和2013～2014年度两次获奖的信息，因为她当了学校的中国学生会主席，学校颁发给她服务奖。说明她至少2014年还在这个学校，这与她的脸书事件说2015年5月毕业相符，也就是说她在该校读了5年半，那么她读的是本科，而不是硕士，因为硕士一两年就读出来了。她快30岁了，跑到美国一个末流学校去读本科，而且一读就是五年，这是不是很奇怪？她本来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又去美国的末流学校读本科，更让人觉得她到这个学校读本科，也是带着任务读的。

她于2015年回了中国。为什么回中国呢？胡锡进说是联邦调查局找上她了，要求她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给100万美元报酬、提供美国国籍。如果不接受，就要毁了她。方芳三天后就独自逃回中国了。这个故事好像电影一样，一听就是编出来骗中国人的，骗那些对美国情况不了解的中国人。联邦调查局不会那么有钱，一下子要给100万美元，也没有权力给美国国籍。要不要给美国国籍归移民局管，跟联邦调查局是两个不同的机构，他们不会听联邦调查局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联邦调查局把美国国籍奖励给谁，最多是帮助申请政治避难给张绿卡。

再退一步说，即使联邦调查局有权力给人国籍，而且还要给100万美元报酬，它为什么要给方芳呢？按胡锡进的说法，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大龄留学生而已，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会看上她呢？如果联邦调查局认为方芳是国安部的特务，要发展她当双面间谍，那么方芳能够逃得掉吗？联邦调查局实行边控的权力还是有的，如果已经认定她是国安的特务，怎么可能就把她给放走了？这个故事当然是方芳告诉胡锡进的，完全就是胡编出来的，更让人怀疑方芳很神秘，是一个很让人觉得蹊跷的人。

再看看美国对方芳的说法，会更觉得方芳的确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美国关于方芳的说法是2020年由美国情报部门透露给媒体才引起轰动，变得众所周知的。根据美国的说法，我们知道方芳2011年～2015年在美国留学的那段时间非常活跃，频繁参加美国的政治活动，跟美国的政客见面、合影。她在脸书上晒跟各种各样的政客的合影，这些政客主要是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湾区是民主党的地盘，所以晒的都是跟民主党政客、大佬的合影，湾区重要的民主党政客几乎都有，包括佩洛西议长。还有一个民主党的新星索沃威尔，是代表湾区的众议员，她也跟他有合影。这件事之所以会在2020年捅出来，索沃威尔认为是川普或者川普的手下要搞臭他。因为2020年索沃威尔一直在抨击川普，川普当时还在当总统，所以把他跟方芳的关系捅给媒体就是要搞臭他的名声。

方芳频繁地参加民主党的活动，按照民主党官员的说法，她几乎什么活动都参加，去当义工、帮助募捐、推荐实习生。他们当时也觉得方芳很奇怪，显得非常有钱，开的是一辆奔驰，让他们觉得这个人不像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当然当时没有怀疑她跟中国政府、国安部有啥关系，只是觉得这人可能是中国富家子弟。但为什么他们愿意跟她打交道呢？因为旧金山湾区一带，华人选民很多，而方芳是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的中国学生会主席，又是全国性组织“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委员会”在该校的一个负责人，她是以华人社区领袖的身份参加这些活动、帮着拉票的，所以民主党的政客也愿意跟她一起搞这些活动。

方芳是怎么被联邦调查局盯上的呢？联邦调查局当时盯的是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一个外交官，认为他实际上是中国国安部的人，所以一直在监视这个外交官。在监视过程中发现方芳频繁地跟国安部的人联系、见面，就怀疑方芳有特殊的背景，也去监视方芳。结果发现方芳不仅热衷于参加旧金山湾区的政治活动，还全美国到处跑，到各地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跟全美国各地的政客联系，而且用色相去引诱他们。这就更让联邦调查局觉得她很可疑。她是一个中国公民，并不是美国公民，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美国政治，跟这么多美国政客有联系，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呢？他们怀疑方芳是中国的特务，在收集政治情报。但因为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所以并没有对方芳采取控制行动，只是在监视她。同时也通知了跟方芳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几个民主党大佬，比如众议员索沃威尔，跟他说方芳很可疑，有可能是中国政府的人，不要再跟她接触。民主党大佬们切断了跟方芳的联系，不再让她参加活动。方芳一看到民主党大佬都不再理她，当然就知道事情败露了，所以2015年就匆匆忙忙逃回中国，从此就消失了，直到现在又被胡锡进捅出来。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方芳用色相勾引美国的政客，美国共和党的人因此一直在嘲笑民主党新星索沃威尔，说他跟中共特务上床了。索沃威尔在被记者问到有没有跟方芳上床的时候，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说这属于机密，不愿意回答。那是他结婚之前的事，那时候索沃威尔还是单身，跟方芳有性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不愿意确认，我们也就没法确定。但美国情报部门的人透露，方芳至少跟三个美国官员有性关系，其中有两个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市长。有一个市长曾经带着方芳去参加市长大会，方芳是以市长女朋友的身份出现的。参加会议的其他市长还觉得奇怪，因为两人年纪差别很大，怎么带着一个那么年轻的人作为女朋友来参加会议。另外一个是俄亥俄州的市长，哪个市没有说。联邦调查局那时已经在跟踪、监视方芳，拍下了方芳跟俄亥俄州的市长在车里玩车震的视频，记录到市长问方芳：你为什么要跟我交往？方芳回答是为了学英语。也就是说，她认为这个市长英语很好，所以要通过跟他发生性关系学英语。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曾经颁发给方芳一个奖状，表彰她为促进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做出了宝贵贡献，其实说她为促进中美性交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更恰当。

2024.03.14录制

2024.04.15整理

2023年3月30日下午，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表决通过，同意起诉川普涉嫌犯罪。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前总统被提起刑事诉讼，轰动了世界。这个案子跟川普当年给一个成人片女星“风暴姐”（她的艺名叫做风暴·丹尼尔斯，我们就叫她风暴姐）封口费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2006年，川普的小儿子才几个月大，川普跟风暴姐有了一夜情。2016年，川普竞选美国总统，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风暴姐看到一个发财的机会，联系了一家小报，想把她和川普不得不说的故事卖给它。小报的老板跟川普是朋友，于是把这事捅给了川普。川普派他的私人律师科恩联系风暴姐，跟她讨价还价达成了协议，给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2018年，这事被美国媒体捅出来，就闹大了。因为川普害怕这事捅出来后会影响到他竞选总统，所以这笔封口费应该被当成竞选捐款，而他在竞选财务报告里却没有申报这笔捐款。何况13万美元也大大超过了个人给竞选人捐款最多3000多美元的捐款额度，违反联邦选举法，涉嫌犯罪。科恩就被联邦调查局抓了。那时候川普已经当上了总统，而总统对于联邦罪有赦免权，科恩本指望川普赦免他，没想到川普一脚把他踢开。川普把这事怪罪于科恩，说自己一点都不知情，都是科恩干的。科恩一看自己成了替罪羊，从此就跟川普掰了，成了川普的一个积极揭露者。科恩跟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认罪之后被判刑3年，现在已经刑满释放。

给风暴姐封口费本来是川普指使科恩干的，川普是主犯，科恩是从犯。从犯被抓了，而且被判了3年刑，川普作为主犯也应该被抓，被判更重的刑。但当时川普是总统，总统有司法豁免权，而且总检察长是川普的人，他是不会起诉，甚至不会去调查川普的，这事本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纽约曼哈顿的检察官觉得应该就此做进一步调查，追究川普的刑事责任。不过川普涉嫌违反的是联邦选举法，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无权追究川普的联邦罪，他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调查川普，找川普公司要财务报告和纳税记录。川普不愿意给，就打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川普败诉，要川普交出纳税记录和财务报告，但被川普这一拖就拖了18个月。直到2021年，曼哈顿检察官才拿到了川普公司的财务报告和纳税记录。

曼哈顿检察官本想起诉川普涉嫌虚报自己的财产（为申请银行贷款虚报财产属于商业欺诈罪），已经把材料交给大陪审团去审。但那一年轮到曼哈顿检察官换届，检察官没有竞选连任，新的检察官上台以后就把案子撤了，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导致主办这个案子的两名检察官愤而辞职抗议。但大家没想到的是，新检察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调查川普。川普当时给风暴姐的13万美元封口费，在财务报告里写成给科恩的律师费，这就是造假报告了，也属于商业欺诈罪。

根据起诉书，川普被指控了34项重罪，都跟川普给“风暴姐”封口费这事有关，没有别的事。为什么一件事变成了34项罪名呢？因为川普当时给他的律师科恩报销封口费，是以律师费的名义给的，每个月付一次。科恩总共给了11张账单，川普给他开了11张支票，公司的账目里就记录了12条。每一个账单、每一张支票、每一条记录都算一项重罪，加起来总共就有34项重罪。

但是，根据纽约的法律，财务报告造假属于轻罪，而检察官是以重罪起诉川普的。财务报告造假变成重罪，必须是为了掩盖或协助另一起犯罪，或者有实施另一起犯罪的企图。究竟是哪一种犯罪，在起诉书里没有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检察官没有必要去说他的起诉策略，所以他没有透露。但在起诉书后面附了一个事实陈述，列举了川普的犯罪事实。从这些犯罪事实，我们可以推测检察官准备以另一个什么样的罪名，作为把造假变成重罪的基础。

检察官要用什么样的附加罪，让财务报告造假变成重罪呢？一种可能性是检察官指控川普违反了联邦的选举法。但是，在州的法庭上指控川普违反联邦选举法，在管辖权上会有异议，川普的辩护律师肯定会提出，纽约州的法庭无权管联邦的犯罪。所以，检察官还会指控川普违反了纽约州的选举法，这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了。纽约州的选举法规定，如果一个人试图用非法的手段影响选举结果，就属于犯罪，但没有规定是什么样的选举。既然没有局限于地方的、州的选举，那么联邦的选举当然就可以包括在内了。川普给封口费的目的是为了影响选举结果，却把封口费变成了律师费，这就属于非法了。而他以非法的手段试图影响选举的结果，就变成了一个罪名。

检察官为了证明川普给封口费的目的是为了影响选举的结果，而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人感到难堪，举了两个类似的例子。一个是川普公司以前的看门人要向小报卖一条消息，说他知道川普有私生子。小报的老总就花了3万美元把他这条消息买下来封杀了，没有报道，因为小报的老总是川普的朋友。另一个例子是一个模特也在找小报卖消息，说她曾经跟川普私通好几个月。小报的老总把这条消息也买下来了，也是不报道就封杀了。川普曾经考虑过要给小报报销这笔钱，后来也没有真给，把账赖掉了。不过，川普当选之后还特地感谢小报老总在选举中帮了大忙，邀请他参加就职典礼，还邀请他到白宫吃饭。

这两个例子有一样的模式，都是给封口费，担心事情会泄露出去影响到选举的结果。而且，川普也向科恩表示过，给“风暴姐”的封口费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当时还想把这笔钱赖下来。他说，如果能拖到选举结束，就可以不给了，反正那个时候她再把这事说出去，已经影响不到选举的结果了。不过最后没能赖掉，还是在快要大选的10月底把这笔钱给了风暴姐。但是，从川普给科恩的指示可以表明，川普给封口费的确是为了选举。

另外，检察官还指控川普，给封口费这事违反了纽约州的税法。川普给科恩报销封口费是以律师费的名义给的，律师费就是收入，收入就必须报税；而且税是很高的，把联邦税、州税加起来，税率高达50%，就要多给科恩钱，让他把报税的这部分也报销了。科恩说，除了给“风暴姐”13万美元封口费，另外还有5万美元的支出，加起来川普就必须报销18万美元；再交50%的税，就应该给他36万美元。川普觉得科恩这事干得不错，又另外给他6万美元的年终奖金，总共给科恩42万美元，只不过是分成十几次按月给他的。本来是报销，却伪装成收入，而且考虑到要报税还多给了，就属于报税造假，就是一种犯罪。把报税造假作为一个附加罪是很简单明了的，不会引起什么争议。

所以检察官把财务报告造假从轻罪变成重罪的理由还是能够成立的，而且证据也比较充分。首先，他有人证。不仅科恩愿意出庭作证，小报的老总也必须出庭作证，因为他以前已经跟联邦检察官达成协议，当污点证人来换取不被起诉。其次，还有物证。他们当初商量怎样给封口费、怎么掩盖封口费都留下了文字记录，都有电子邮件和短信往来。既然有人证、有物证，这个案子对川普就相当不利，很有可能被陪审团定罪，而且每一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四年。这34项罪名要么都成立，要么都不成立，因为实际上涉及的是同一件事。如果都成立，最高可以判100多年刑。法官当然是不会这么判的，他有可能判川普“同期服刑”，也就是最多服刑4年。也很有可能看在川普已经是70多快80岁的老人份上，或者看在他是前总统的份上判一个缓刑。

司马南评论说，川普投案自首、出庭表现得很从容。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必胜的把握。他认为这个案子最后肯定会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而川普在下台前任命了几个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些法官肯定会袒护川普，所以川普最后肯定胜诉。司马南这些评论表现得对美国的司法制度非常无知，他以为美国最高法院跟中国的最高法院一样，什么案子都可以管。美国最高法院有它的管辖范围。这个案子是州的案子，州的案子一般只能上诉到州的最高法院，只有一种特殊情况：除非案子跟联邦的法律有关，或者涉及到美国宪法问题，才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如果检察官以川普违反了联邦选举法作为附加罪，那就跟联邦法律有关。而且，在州的法庭上指控别人犯有联邦罪，也会存在法理问题，那么最高法院是有可能受理的。但是检察官指控川普违反的是州的选举法、州的税法，跟联邦的法律没有关系，也不存在法理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是不会受理这样的案子的。

退一步说，即使它受理了，也不等于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就会公然袒护川普，以前判决的几个案子，这些大法官都没有袒护川普。例如关于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案子，川普认为选举舞弊，不停地起诉，也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予受理。还有川普该不该把他的税表交给纽约检察官、众议院的委员会的案子，他也是一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并没有袒护他，判决他必须交出税表。司马南是以中国的逻辑、中国的思维看待美国的问题，以为美国跟中国一样，如果在最高法院有人，官司肯定就会赢，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的。

大陪审团起诉川普的消息一传出来，共和党大佬都纷纷跳出来表示反对，谴责说这是对川普搞政治迫害。这些共和党的政客连大陪审团究竟起诉川普什么罪名、有什么样的证据都还不知道，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说这是对川普搞政治迫害。在他们看来，川普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不管犯了什么罪、证据充不充分都不能起诉、追究他。所以，共和党的政客试图干预美国司法，让美国的司法独立、美国法治变成了笑话。

2023.03.30、04.05录制

2024.04.15开庭审理之日整理

（一）

现在中美两国在互相抓间谍，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间谍案，号称是最大的中美间谍案——金无怠的案子。网上可以搜到不少讲这个案子的文章，但都是胡编乱造的。维基百科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关于金无怠的介绍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不可信的。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时办这个案子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早已退休，所以他们就会接受媒体的采访，谈当初办案的经过。而且，当时审案的法庭记录，包括金无怠的供词，也都是公开可查的，美国并没有秘密审判这回事。所以根据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访谈，还有法庭的记录，我们就可以大致地还原这个案子的真相。它很有意思、很曲折、很精彩，比网上那些胡编乱造的文章要精彩多了。

最常见的说法是，金无怠之所以会东窗事发，是因为国家安全部的高官（有的说是北美司的司长，有的说是外事局的局长）俞强声，1985年叛逃美国，把金无怠供出来。这样，这个已经在美国潜伏了30多年的中国间谍才被抓了。这个说法很流行，但是不符合事实。

第一，俞强声并不是国家安全部的高官，他叛逃美国时只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副处长。

第二，金无怠早在1982年就已经暴露了，并不是等到1985年俞强声叛逃才暴露的。不过，金无怠的暴露，的确跟俞强声提供的情报有关系。当时俞强声还没有叛逃，但也不在安全部工作。国家安全部是1983年才成立的，金无怠暴露的时候还没有国家安全部。俞强声当时在公安部工作，我推测是在公安部外事局。因为俞强声关于金无怠的情报跟公安部外事局接待金无怠有关，他很可能参与了接待，所以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在外事局的官职应该也不高，因为他后来到新成立的国家安全部也只是当副处长，所以原来在公安部可能也就是科长。金无怠到中国去的经历在他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录，见了谁、跟谁一起吃饭都写下来了，并没有提到俞强声。可见俞强声当时官职比较小，还没有资格上饭桌跟金无怠一起吃饭。

第三，金无怠的暴露虽然跟俞强声提供的情报有关系，但俞强声仅仅提供了一条破案的线索，并没有直接指认金无怠。联邦调查局根据俞强声提供的这条线索，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大量工作，才把这个案子破了。

接下来，我就讲一讲破案的经过。我先从俞强声说起。俞强声有一个很著名的弟弟俞正声，后来当了全国政协主席。他爹叫俞启威，后来改名黄敬，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曾经跟江青同居过一段时间。建国以后，黄敬当了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后来当了一机部部长。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反右倾”的南宁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公报私仇，当众把黄敬臭骂一顿，羞辱了一番，不久黄敬就死了。

网上有一个说法，说俞强声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其实不是，俞强声是警察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到北京公安局当便衣警察，这是文革期间的事。文革结束之后，俞强声调到了公安部。我刚才说了，很可能就到了公安部外事局。在公安部外事局有机会跟外国人接触，特别是跟驻华使馆的人接触。美国驻华使馆里当时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大概在1982年，俞强声被中央情报局的人策反，成了中情局的线人。

1982年9月，俞强声向中情局提供了一条情报，说美国情报界潜伏着一个中国间谍，已经很多年了。中情局得到这条情报之后，就去找联邦调查局，要他们破案，把这个中国间谍找出来。联邦调查局的人说，这条情报这么模糊，我们怎么破案呢？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应该让你们那个线人提供更详细的情报。所以中情局又去找俞强声，陆陆续续地搞到了更详细的情报。

这些情报汇总起来是这样的：1982年2月6日这一天，这名中国间谍从纽约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了北京，入住前门饭店553房间，跟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朱恩涛联系。两个人为了安全起见，用英语交谈。公安部举行了一个仪式，任命这名中国间谍当副局长，奖励他5万美元。还搞了一个规格很大的宴会，中国情报界的高层人物都出席了。2月27日，这名间谍回到了美国。

得到这条情报，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泛美航空公司，索要那一天的航班乘客名单。但那是1982年，还没有电子化，泛美航空公司并没有保留以前的乘客名单。而且联邦调查局还发现，2月6日那天泛美航空公司并没有从纽约飞北京的航班。情报不准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者把时间搞错了，或者把航班搞错了。联邦调查局在调查的同时，也去查了以前监听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记录。发现2月6日有一个男人在机场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的人，用汉语说，我的飞机会晚点，你要告诉北京的人。联邦调查局看到这个窃听记录以后，认为这不寻常。如果是一个普通乘客，怎么可能告诉大使馆飞机会晚点呢？那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推测，这就是那个中国间谍。2月6日那天，有暴风雪导致航班晚点，这就对上了。

既然时间是对的，那就是把航空公司搞错了。应该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呢？联邦调查局的人去纽约肯尼迪机场调查，发现泛美航空公司跟中国国航共用一个柜台，就合理地推测他们在北京也是共用一个出口，而且2月6日正好有国航的飞机从纽约飞北京。于是他们推测，中国间谍实际上坐的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只不过因为它跟泛美航空公司共用一个出口，让接机的俞强声搞混了，把它误当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样就确定了中国间谍坐的是国航的飞机，但又不可能去找国航要乘客名单。有一个FBI探员想到，中国间谍2月27日回美国，入关时要报关，而申报的记录都保存着。于是，联邦调查局就去查2月27日从北京乘坐国航飞到纽约的报关记录。查到一个报关的乘客在2月6日乘坐国航飞机去北京，这个人是个男的华人，就全都对上了。

这个人叫金无怠。联邦调查局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有没有一个叫金无怠的雇员。中情局的人说没有。FBI让中情局再查查以前有没有一个这样的雇员。中情局一查，说有，这个人已经在1981年退休了。这样，FBI就锁定了金无怠。

接下来还必须证明金无怠的确是中国间谍，怎么证明呢？

等到FBI锁定金无怠，几个月过去了，已经到了1983年4月。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监视金无怠，发现他在那一年5月底要去香港。FBI就在机场偷偷地搜查了金无怠的行李。在搜查之前还先把行李拍照，再原样放回去，怕金无怠发现。但也没有搜出可疑的东西，没有情报在行李里，只搜出了一把北京前门饭店553房间的钥匙，这就跟俞强声的情报完全对上了。从那个时候开始，FBI就百分之百地肯定金无怠是中国的间谍。为什么那把钥匙会在金无怠的行李里呢？因为金无怠离开前门饭店时忘了把钥匙交回去，就一直放在行李里。

金无怠下一次再去香港是那一年的9月。这一次FBI全程监视，就知道金无怠到香港见了一个叫区启明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是金无怠的上司。他见区启明是为了三件事。第一，跟他说中情局有一个华人雇员是他的朋友，现在要去中国，你们可以试着去策反他。第二，金无怠虽然退休了，但在帮美国国家安全局干活，掌握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把国家安全局的情报给了区启明。但这是骗人的，金无怠退休之后被中情局雇佣当合同工，并没有为国家安全局干活。他当合同工没有涉密资格，搞不到情报。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局情报，是根据当时美国新出的一本关于国家安全局内幕的书，东抄西凑拼接起来，拿去骗中国国安部的。就是为了让国安部的人认为他虽然退休了，但还有价值，还能搞到有价值的情报，继续给他钱。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到钱。第三就是找国安部要钱。他说现在正跟老婆闹离婚，希望国安部给他15万美元离婚费。从此，FBI也掌握了金无怠去见中国国安部人员的证据。

但是，FBI也并不着急抓金无怠。首先，金无怠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虽然还在中情局当合同工，但是没有涉密资格，所以已经没有什么情报可以提供给中国。其次，FBI还想放长线钓大鱼，想看看金无怠在美国有没有同党，所以就继续监视金无怠。结果发现金无怠是一个花花公子，到处寻花问柳，跟很多女人有染。其中有一个是纽约的女华人，金无怠请她到华盛顿幽会。在电话里跟她说：你别忘了带那玩意儿。监听的FBI很奇怪，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是不是某种间谍工具？所以他们就在机场偷偷地搜查了这个女人的行李，没搜出什么，发现那玩意儿指的是一个性玩具。那个女的并不是中国的间谍，他们也没有发现金无怠跟哪一个中国的间谍在美国有联系。第三，如果抓了金无怠，就有可能暴露俞强声，所以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去抓金无怠。

但是到1985年，情况发生变化。俞强声跟中情局的人说，他想洗手不干了，要去美国定居。中情局的人就把俞强声弄到了美国。1985年10月，俞强声叛逃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认为可以收网去抓金无怠了，11月22日以了解情况的名义去家里找他，问他跟中国的情报人员有没有联系。一开始，金无怠很镇静，矢口否认。等FBI的人点出了区启明这个名字，说这是你的上司，金无怠就精神崩溃了。他以为FBI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就老实交代了。

（二）

上次谈到，联邦调查局根据俞强声提供的情报，花了很长时间破案，抓捕了金无怠。

金无怠是何许人呢？我们先说一说他的家世。根据金无怠本人的说法，他家本来不姓金，姓爱新觉罗，也就是清朝的皇族，派驻广州。这个说法很可笑，是金无怠为了拔高自己编造出来的。对这个人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不能轻信，因为他很喜欢吹牛。金家是驻扎广州的旗人没错，但是并不是满族，而是汉族，属于汉军正黄旗。他家驻扎的那个地方，现在属于广州海珠北路金氏巷，这个地名就是根据他家命名的。以前那个地方属于南海县，所以金家也自称是广东南海人。

金无怠的父亲叫金国宝，在光绪年间中了举人，被保送到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法语。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从译学馆选派学生留洋，金国宝因此去法国留学。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他到京广铁路局工作。一开始当局长的法文秘书，后来步步高升，最终做到了京广铁路局的总务处长。他还曾经到北京交通大学当过总务处长，后来就一直住在北京。金无怠就是1922年在北京出生的，是小妈生的。

1940年，金无怠考上燕京大学。他后来说自己是1947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我怀疑他是因为要到中央情报局的外国广播情报处工作编造出来的，显得自己正好专业对口。实际上，在燕京大学的历届毕业生名单中没有金无怠的名字，因为他没有毕业就出来工作了。由于他的英语很好，找到的工作是给当时的驻华美军当翻译。

他1944年去了美军在福州的联络处，在那里当翻译时认识了同样在联络处工作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姓王的医生。王医生是共产党员，但那时没有打算发展金无怠。到了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美军撤出中国大陆。美国的大使馆、领事馆还没有撤出来，所以金无怠就改到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当翻译。这时，王医生带了一个警察来找他。这个警察也姓王，金无怠叫他王先生。王先生对金无怠说，希望他能够为人民政府工作，如果美国有什么情报，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愿意给你报酬。金无怠答应了下来。所以，可以说是从1949年开始，金无怠才被吸收成为中国间谍。网上有说金无怠早在1944年就被周恩来亲自派到美军当间谍，也有说是中共特务头子李克农亲自派金无怠当间谍，这都是为了夸大金无怠的作用、拔高他的地位编造出来的。

1950年，美国领事馆撤到了香港，金无怠就跟着去了香港。1951年，美国国务院派金无怠到韩国釜山战俘营当翻译。他在那里待了一年时间，回到香港把战俘营的情况报告给了警察王先生。王先生给了他一笔钱，2000元港币，在当时算是很大一笔钱了。

金无怠究竟报告了关于战俘营的什么情况呢？有一种说法是，金无怠让中国政府知道了，战俘营里有很多志愿军战俘不愿意回中国大陆，想去台湾，中国政府就坚持要求把这些人遣返到中国大陆，导致停战协议没法签订，让战争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停战协议当时迟迟没签订，的确主要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本来都应该遣返，但是联合国方面了解到，有很多志愿军战俘想去台湾。他们为了表示要去台湾的决心，写血书、在身上刺青刺上反共标语或中华民国的旗帜。如果把这些人遣返回中国大陆，他们就会受迫害，所以联合国提出根据自愿的原则遣返。中国政府不同意，认为这是反共的阴谋，要求全部遣返。为这事谈判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了，新的苏联领导人上台，命令中国政府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尽快结束战争，中国政府才不得不让步。但中国政府不需要从金无怠那里了解有很多志愿军战俘想去台湾，因为这些战俘都公开表示自己要去台湾，还采取了极端的举动。而且，当时有共产党的特务和游击队打入了战俘营，甚至还策划过暴动。所以，中国政府对于战俘营这方面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不需要从金无怠知道。

还有一种说法，由于金无怠把想去台湾的战俘名单报告给了中国政府，而这些战俘里后来有一部分反悔了，又回了中国大陆，有一些还被中央情报局策反派他们回大陆当特务，而中国政府就根据金无怠提供的名单，把这些人抓的抓、杀的杀了。但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当时的志愿军战俘有2万名，其中有14000名表示要去台湾，金无怠怎么可能把这么多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交给中国政府呢？更何况我刚才说了，这些人都是公开表示要去台湾的，不需要金无怠秘密提供名单。后来的确有400多人反悔了，改回中国大陆，但这些人想去台湾和后来反悔也全都是公开的。所以，中国政府知道究竟有谁反悔，不需要从金无怠那里搞名单。更何况那是1953年的事，金无怠已经不在战俘营了。这些战俘回到中国大陆以后，命运都很悲惨，被抓、被开除、被斗，倒是没有听说被杀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命运跟金无怠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金无怠究竟提供了战俘营的什么情报给中国政府，我们无从得知。但网上流行的这两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是为了夸大金无怠的作用，把他说成是改变了朝鲜战争的人，而编造出来的。

1952年，中央情报局在冲绳成立了一个机构“外国广播情报处”，金无怠跳槽去那里工作。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收听中国大陆的广播，整理成情报。1961年，金无怠到了美国加州，在外国广播情报处继续当翻译，并在1965年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还在冲绳时，王先生把跟金无怠的工作关系移交给了区启明。区启明从那之后就成了金无怠的上司，布置给金无怠的任务就是收集美国对华政策的情报。金无怠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就把它们从办公室带到家里拍成照片，然后把文件放回去，再找机会把这些照片带到香港交给区启明。不过，金无怠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没有涉密资格，所以他能够看到的文件都不是保密文件。

1969年，中央情报局决定撤销在加州的机构，人员都改到中央情报局总部上班。那样就有涉密的资格了，所以要求归化的美国公民必须是入籍5年以上的。但金无怠那时入籍还没满5年，没办法去中央情报局总部工作，只好又跳槽了。他申请去联合国当翻译，但中央情报局舍不得放他走。金无怠会4种中国方言，这种语言人才在中央情报局很少，所以就挽留他。为此还特地让加州的机构延长了半年时间才撤销，就是等金无怠满足涉密资格的要求，好把他调到中情局总部。

金无怠除了当翻译还当分析师，有了涉密资格，能够看到保密的文件。但那时已经是1970年，中国正在搞文革，区启明被抓起来坐牢。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金无怠跟区启明失联了，即使有保密文件也送不出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金无怠1970年知道了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有变，把情报递出去报告给了周恩来，让中国政府有了准备，并因此影响了中美关系。但这个说法是金无怠本人编造的，因为他那时跟区启明失联了，即使能看到这方面的情报，也是递不出去的。还有一个说法是越南战争期间，金无怠传递了关于越南战争的情报，改变了越南战争的进程。这也是胡编出来的，同样也因为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正在搞文革，金无怠跟区启明失联，即使看到了关于越战的情报，也没法报告给中国政府。这些说法都是为了夸大金无怠的作用而编造出来的。

等到文革结束，区启明复出，才又跟金无怠联系上。他跟金无怠说，你如果要到香港来，就给黄先生写信或者寄明信片，告诉他你要去香港；如果有情报要送，也可以去多伦多找李先生。从1979年到1982年，金无怠总共去送过4次情报，都是到多伦多找李先生，每一次都先找一个电话亭给李先生打电话。李先生是广东人，两个人就用广东话交谈。金无怠坐飞机到布法罗，在布法罗租车开到多伦多，在多伦多的一家商场门口跟李先生见面，把情报交给他就离开。整个交接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

金无怠交给李先生的情报很多、很杂，有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农业等等。这么多，这么杂，一年才送一次，表明里面不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情报。如果有特别重要的情报，不是应该搞到手就赶快专程送出去吗？怎么会等上一年的时间，再跟其他那么多无关紧要的情报混在一起送出去呢？而且，金无怠在中情局的地位并不高，虽然有涉密的资格，但也接触不到什么特别重要的情报。有一种说法说他是中情局东亚政策办公室的主任，甚至还有人说他差一点成为中情局的副局长，这都是胡编的。金无怠一直就是翻译加分析师，地位并不是很高。他在1981年7月1日退休的时候，中情局副局长举行了一个仪式表彰他。但这对于一个在中情局工作了30年的老员工，也是常规的做法，并不能以此证明金无怠在中情局的地位有多高。

总之，金无怠就是一个普通的分析师，接触不到什么绝密情报。当然，中国政府的高层从金无怠提供的那么多情报中，也许能了解到美国的一些情况，但是要说这些情报价值有多大，那也未必。

（三）

1985年11月22日，联邦调查局特工到金无怠家，将金无怠逮捕，案子进入了审理阶段。美国审理间谍案跟审理其他案件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公开审判，不像中国审间谍的案子，只要涉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就秘密审判。由于金无怠不认罪，还要由陪审团来决定他有罪还是无罪。陪审团的12个成员是从普通公民随机抽取组成的，要12个人一致同意有罪，才能够定罪。所以定罪的门槛很高，定罪比较难。不过，对金无怠定罪很容易。第一，他已经承认自己向中国情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交代得很详细。第二，联邦调查局从金无怠家里搜出了6本日记。

金无怠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对跟中国情报人员接触的行踪记录得非常详细，哪一天见了谁、收到了多少钱都详细写着。例如，他1981年7月1日退休，7月9日飞到香港，入住香港百乐酒店，住一天230美元，还有20%的优惠，这些都记着。日记里还写，7月11日，他见了区启明和一个姓盛的人，区启明给了他5000港币，存入百乐酒店的保险箱，还答应再给他5万美元。

金无怠那次去北京日记也有详细的记载：乘国航的飞机从纽约飞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飞北京，目的地是上海，推迟了5小时抵达北京。1982年2月6日，金无怠抵达北京，入住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一天80元人民币。那一天，朱（指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朱恩涛）来见他。当天晚上，李副部长（应该是公安部副部长）请他吃饭，吃了熊掌。他在日记里特地说这是一种美味。

我们也从日记知道2月25日这一天公安部给他颁奖，奖励5万美元，任命他为副局长。那一天跟李、魏、朱、区4个人“谈生意”，事后一起涮火锅。“李”指公安部副部长；“魏”不知道是谁，我推测可能是公安部的外事局局长，因为按他的写法排在“李”后面，但又排在外事局副局长“朱”的前面；“区”就是区启明。“谈生意”是他用的隐语。

他写得非常详细，对自己的行踪、收到的钱都一一记录下来。他的机票，住饭店的信息，全都保留着。这么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间谍。一个优秀的间谍是不会记录自己行踪，还记录得这么详细的。他没有受过间谍的专业训练，之所以长时间潜伏都没有暴露，原因就是他送出去的并不是特别重大的情报，不会让中央情报局的人发觉泄密了。

这个案子审起来很简单，3天就结束了，1986年2月4日开庭审理，2月6日就审完了。金无怠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辩护。他承认自己向中国方面提供了情报，但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提供情报是在帮美国。他说他爱中国，也爱美国，通过提供情报的方式能够改善中美关系。他举例说，他在1970年知道尼克松总统要改善中美关系，就把这条情报递出去让周恩来总理知道，中国政府就有了准备。但是，这是他编出来的。我前面已经谈到了，中国那时候正在搞文革，而金无怠的上司区启明被打倒投入监狱了，所以在文革期间，金无怠跟区启明失联，没法传递情报。在金无怠的日记里，1968年～1976年这段时间也没有任何传递情报的记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也出庭作证说，金无怠刚被抓的时候交代，在1968年～1979年的中国文革期间，他没有传递过情报，送不出去。现在又改口说1970年送过这么重要的情报，显然就是编出来为自己脱罪的谎言。

金无怠为什么要向中国提供情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钱。金无怠本人虽然否认出卖情报是为了钱，说之所以接受中国方面的报酬，是想让中国方面信任他，不怀疑他的动机。但是，他就是为了钱出卖情报的。这个人很看重钱财，根据我刚才从他的日记记录里举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收到多少钱、对方答应给多少钱，都记录得很详细。甚至住酒店一天多少钱、得到了什么样的优惠也都很详细地记录，说明这个人是很看重钱的。中国方面先先后后总共给了他大约18万美元，这些钱都打到金无怠在香港的银行账号。

为什么金无怠这么需要钱呢？第一，他需要钱搞投资，拿这些钱来作为种子资金，钱生钱。他的投资方式是买房地产，在华盛顿周围和内华达总共买了31处公寓。这听上去很多，但他买公寓的那些区都是比较差的，买来之后租给低收入的人住，所以房产虽然很多，但价值并不是很大。他被抓时，这些房产的总估价也就几十万美元。第二，我以前也谈到，金无怠很喜欢寻花问柳，这也需要钱。第三，金无怠有赌瘾，经常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赌博。他喜欢打21点，还向人吹嘘，打21点从来就没有输过。但这完全是吹牛。在1976年～1982年这段时间，他开给赌场的支票累计多达10万美元。他赌博输了很多钱，也就需要钱。所以他卖情报就是为了钱。他被抓之后，香港的银行账户里还剩大概10万美元。他曾经让他老婆以后有机会去香港把钱拿出来。后来他老婆果然去香港拿那笔钱，发现钱已经被冻结，拿不出来，应该就是中国政府要求银行冻结的。

这个案子只用3天时间就审理完了。2月7日陪审团开始讨论，只花了三个半小时就做出了判决，检察官指控金无怠的17项罪名全部成立。一项罪名是跟别人阴谋从事间谍活动，一项罪名是向中国政府提供了韩国战俘营的情报，有4项罪名是去多伦多向“李先生”提供情报。剩下的罪名是关于偷税、隐瞒外国银行的信息，属于经济犯罪。定罪之后，法官定在3月4日判刑。可以预料，肯定是判终身监禁、不能假释。而且，由于涉及到经济犯罪，还要罚款，预计要罚300多万美元。

一开始，金无怠还很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会跟美国政府谈判、做交易，把他保出去。但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金无怠是中国间谍。金无怠刚刚被抓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就说了：“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金无怠被定罪之后，他还抱有一丝希望，觉得自己对中国的贡献很大，中国政府最终还是会来解救他的。他老婆到监狱去探望他时，金无怠还让她去北京找邓小平，说让邓小平给里根总统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出狱去中国生活了。

但是2月19日，监狱里来了一个记者，是纽约一份叫《中报》的中文报纸的记者。他来采访金无怠，让金无怠彻底失望了。美国检察官怀疑这个《中报》记者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这个怀疑没有证据。但是，美国的一些中文报纸是中国政府办的，里面的工作人员跟中国政府是有关系的。这个记者到监狱里，也许向金无怠传递了中国政府的意思：我们不会来解救你的，不承认你是我们的间谍。所以金无怠才会对这个记者说：“至少要做给世界看，是不是？人员出了事情，结果，好，就一句‘我根本不理’，这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个国家不负责任，不会永远不负责任，对不对？”说这话显得很伤心、绝望。

在这个记者采访后才过了两天，2月21日早上，金无怠在监狱里自杀了。他用监狱发的塑料垃圾袋套在脸上，又用鞋带把垃圾袋的口子扎紧，窒息而死。金无怠的儿子是医生，参与了尸体的解剖，确认了金无怠是自杀窒息死的。不过，金无怠的妻子不承认他是自杀。她的理由是金无怠死的时候，面容很安详，不像是窒息死的。这是很外行的看法，是从小说、电影看来的，以为窒息而死会非常痛苦，会吐舌头什么的，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到监狱里去杀他，美国政府又没有杀金无怠的动机，让他一辈子坐牢就完了。

金无怠的三个子女都在加州，所以金无怠死后就埋葬在加州旧金山郊区的一个公墓。北京的香山还有金无怠的一块墓碑，是他的子女给他立的。因为金无怠家以前住在香山，香山有他家的墓地，他父亲金国宝就埋在香山，金无怠的子女就在他父亲墓地的边上给他立了一块碑。有人拍到过这块墓碑，说这表明中国政府最终还是承认了金无怠是间谍，是我们的人。不是的，那只是他的子女私自立的一块墓碑。如果中国政府承认金无怠的话，就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给他立一块碑了。

最后顺便谈一谈俞强声的结局。网上有传言说，因为俞强声出卖了金无怠，所以中国国安部派人到美国下毒，将俞强声毒死。也有人说，俞强声有一次到危地马拉游泳，被国安部的人盯上，把他拉下水淹死了。这些都是革命小将意淫出来的，觉得叛徒要不得好死，必须给予惩罚，处死才对。其实，中国共产党很早就立下了一个规矩，不搞暗杀，更不会跑到国外去暗杀。这跟苏联、俄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是旧时代的事，新时代也许会搞暗杀，我们就不好说了。但那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那时候是不会搞暗杀的。而且几年前，当年负责金无怠案子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了，那都是谣言，俞强声还活得好好的，在美国定居。他应该是加入了联邦证人计划，隐姓埋名在美国的某个地方隐居。但具体住在哪里，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不能透露。不过，俞强声其实也并不是很低调，所以也有认识他的人认出他来了，透露说，他改姓张，娶了一个台湾人，住在洛杉矶郊区。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80岁了，因为他的弟弟俞正声今年已经78岁了。

金无怠这个案子之所以重大，并不是因为金无怠传递了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像网上有人说的改变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进程，改变了中美关系，而是因为他是美国抓的第一个中国间谍。从那以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在美国有中国间谍，于是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后来陆陆续续又抓了一些中国间谍。

2023.08.12.录制

2024.01.07.整理

一、定义的争论：什么算“南京大屠杀”？

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上海有一个高校教师在课堂上顺便谈了一下南京大屠杀。她说，当时日本在南京发生了反人类的行为，但是不是杀了30万中国人，没有史料依据，有可能杀的人数比这少，也有可能比这多。她这段话被一个学生录下来，放到了网上，引起了一番风波。《人民日报》微博痛批这个老师，说她是在否认日本人的罪行，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铁证如山。那个学校赶快就把这个老师开除了。

《人民日报》说南京大屠杀死的人数30万铁证如山，引用的证据是抗战胜利后，南京军事法庭判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主犯谷寿夫死刑时，判决书里说的，被日军射杀并且焚尸灭迹的中国军民有19万人，由慈善机构收尸埋葬的有15万人，加起来死者有30万人以上。这个判决书只要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它是靠不住的。它说被焚尸灭迹的有19万人，既然已经焚尸灭迹了，尸体都找不到了，怎么统计出来的19万人？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军事法庭，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们也判了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死刑。但是，那个判决书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人数变成了10万人以上。一个是30万人以上，一个是10万人以上，为什么认为30万人以上是铁证如山，10万人以上就不是？判决书不能作为铁证，因为它不是原始的史料。它只是法官在判决的时候采纳的某一个数据、某一个说法。法官不会做一番仔细的研究再把它写进去。

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究竟有多少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重视，用的都是判决书靠不住的说法。一直到1967年，才开始有日本历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说死了20万人。这在日本历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没死那么多人，夸大了。也有一些人认为，的确死了20万。这个问题在日本历史学界变成了一个热点。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只不过那些人都是外行，不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严肃的历史学家没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只不过对具体的死亡数字有争议。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又让南京大屠杀变成学界的热点，西方的历史学家也研究这个问题。这本书并不是严肃的历史著作，甚至算不上是学术著作，里面有很多想象的、虚构的、夸大的、跟历史不符的内容。而且张纯如还不承认错误，拒绝做修改，不能把它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引用。

关于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在历史学界有很多争议。有的认为只死了几万人，有的认为死了10万人以上，甚至多达20万。目前普遍认为在4万～20万这个范围内。

为什么数字范围这么大，有这么大的争议呢？一个原因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什么样的死亡可计入大屠杀？如果是平民、战俘被杀了，算成大屠杀没有异议。如果是阵亡的士兵算不算呢？一般来说是不应该算的。但是有一些日本历史学家认为要算。那些认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20万的日本历史学家，就是把阵亡的中国士兵也算进去了。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是在溃逃，渡江逃跑，被日本兵追杀了，也是大屠杀。还有中国士兵伪装成平民，被日本兵抓到枪毙了，算不算是大屠杀？这也是有争议的。对什么算大屠杀有争议，那么对死亡的人数也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其次，说是“南京大屠杀”，那么“南京”这个范围有多大呢？这也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这个范围应该很小，只包括所谓的“国际安全区”。根据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在日记里的估计，里面居民只有20～25万人，那么显然不可能被屠杀了30万。但是，一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整个南京城，或者把南京郊区也算进去。这样的话，显然死亡的人数就会增加。有的认为，除了南京，应该把周边的6个县也都算进去，这样死亡人数当然就更多了。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把无锡、苏州、嘉兴全部都算进去。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死亡的人数当然就更多了。

还有，对于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要怎么算，这也是很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应该从南京沦陷的那一天——12月13日开始算，持续了6周。这是最短的。有人认为应该把时间往前推，从12月初开始算。甚至有人认为应该从11月份就开始算。还有人认为要把时间往后推，算到一月底，或者算到二月份，甚至算到三月份。时间跨度越长，当然算的死亡人数也就越多了。

这是对定义的争论。对定义的争论比较容易解决。我们把空间、时间、什么算大屠杀给定下来，有一个共识以后，是不是在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范围内，死亡的人数就可以确定下来呢？也不能。由于缺乏可靠的记录，只能用估计，但是要怎么估计呢？这同样有很大的争议。

二、方法的争论：怎么估计死亡人数？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是根据以下的几种来源进行估计的。

一个资料来源是目击者当时的叙述，或者是幸存者事后的回忆。但是，这种个别人的叙述、回忆其实是很靠不住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做非常详细的调查，不可能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靠直觉、目击很难评判。例如，拉贝在日记、书信里估计南京当时中国人被杀了5～6万人，这里面还包括阵亡的中国士兵，说至少有3万。那样的话，被屠杀的人数实际上就很少了，也就两、三万。这明显是偏低的。这种个人的判断是靠不住的，而且他当时也不可能把整个南京城里里外外都去看一遍估计死亡人数。所以，即使是当时的目击者的记录也是靠不住的，更何况很多目击者、幸存者都是事后过了很多年以后的回忆，那就更靠不住了。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当时负责埋葬尸体的慈善机构收尸的记录，这是军事法庭判决书说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但是，这个记录也是靠不住的。这些慈善机构收尸的记录大部分不是当时的记录，而是过了很多年以后为了审判的需要交上去的，所以就有编造的成分。即使是当时的记录也不一定可靠。慈善机构要雇人收尸，被雇的人要收费。收费是根据尸体的数目来算的，每一具尸体收多少钱。这样的话就容易产生虚报，为了多赚钱夸大尸体的数目。即使尸体的数目是可靠的，也并不都是大屠杀死难者的尸体，里面会有很多是阵亡士兵的尸体，没法分。所以，收尸的记录也是靠不住的。

还有一个资料来源是当时日军的记载，记了杀害的中国战俘的数量有多少。但是，这也是靠不住的。当时日军是把杀害战俘作为一个战果报上去的，报战果往往会夸大。更何况这种记载只记载杀的战俘，没有记载平民死了多少。

还有一个来源是当时做的社会调查。当时有一个美国传教士，是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过社会学，受过社会学的训练，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在1938年的三、四月份做了一次社会调查，查大屠杀之后人员死亡的情况。他用的是抽查的办法，每50户抽一户做调查。根据他调查的结果，在南京城内死了12000人，在城外——农村、郊区死了26000多人。加起来接近4万人。但是，这个抽查的结果也未必是可靠的，它可能偏大，也可能偏小。他的抽查方法是每50户抽一家，但是抽查的是那些还有人活着的人家。如果住宅空了，绝户了，那就没被抽到，这样的抽查结果数目就会偏小。但是也有可能偏大，因为他调查的是死亡的人，死亡的人未必就是被屠杀杀害的，有可能是别的原因死的，甚至有可能没死，是战乱的时候失踪了。所以这个数字并不可靠。

还有一个办法是根据当时南京居民的人口，以及中国军队防守的人数，作为基数进行估算。但是，对此也有争议，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口、多少军队，也并不是很确定的。

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究竟有多少，有很大的争论，估计的范围就很大。这很正常，因为史料不足，证据欠缺，只能用估计。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也就会有争论。

三、争论死亡人数不等于否认大屠杀

对死亡人数有争论不等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即使是最低的估计，像剑桥《中华民国史》采用的数据，说至少有4.2万中国人被杀害，那也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不能说只有几万人死了不算大屠杀，要30万人死了才算大屠杀。所以，质疑30万这个数字，并不等于否认南京大屠杀这回事。

但是，中国政府显然不这么认为，不允许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根本就不重视，提都不提。我上中学时读的历史课本根本就没有提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引起重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建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原因可能是当时日本出现了“教科书事件”，为了反击日本右翼分子否认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后来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到现在变成了“国家公祭日”，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煽动民族情绪，激发人们对日本人的仇恨。所以，官方对南京大屠杀的重视，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带着政治目的的。既然是政治，就不允许质疑了。一开始就拍板定下了，可能是某一个领导定下的，死难者就是30万，不容质疑。我上大学时候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时就有一面墙写着：死难者30万。

这个数字在国外历史学家当中没有人接受。现在一般认为死亡人数上限也就20万。而且，认为20万的那些人都是把阵亡的中国士兵也算进去，如果把这一部分刨掉，那就不到20万。

但是，在国内没有人敢去质疑30万这个数字。中国历史学家也没有人敢质疑，私下会认为没死那么多。外国有一个历史学家曾经到南京做过私下调查，问了中国历史学家，他们估计的数据，大概在4～15万人之间，没有人认为死了30万。但公开没有人敢说，公开说出来就变成了汉奸，变成了是在否认南京大屠杀，就会受处理。

为什么中国官方非要一口咬定就是30万，不准人们质疑这个数字呢？我怀疑除了是某一个大领导拍板之外，可能是为了跟日本比惨。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以后，死难者最新的统计是308725人，刚好是30万。所以，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不能低于30万，不然的话就没有广岛惨了。

广岛死的人数不仅精确，而且每一个死者都有名有姓，有100多个花名册详细记载。每年有一天要把这些花名册拿出来晾晒，防止发霉。有很详细的记录，所以可信、可靠。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没有可靠的记录，大部分人连个名字都没有。后来说是要开始搜集死难者的名字，到现在也就搜集了一万多个名字。这一万多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很可靠。姑且认为很可靠，那也距离30万差得远了。也许听我这么说，某个大领导又一拍板：给我造一个30万的花名册出来！

中国历来对平民的死亡根本就不会重视，所谓的数字都是随口一说，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夸大或者缩小，才不管有没有详细的记录，也不会真正做很详细的调查。不要说南京大屠杀这种已经过了很多年的历史事件了，最近的事件，比如说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期间死了多少人？是一个谜。2021年的郑州洪灾死了多少人？也是一个谜。都没有公布死者名单，都变成了国家机密。中国平民百姓的死亡向来不被官方重视，就是一个统计数字，甚至连统计数字都算不上，就是随口胡编的一个数字，就变成了一个历史之谜。除了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人数是一个历史之谜，还有很多很多惨案的死难者的人数也是历史之谜。

2021.12.19.录制

2023.12.13.整理

中国媒体喜欢说美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的美国果然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水深”指的是加州最近遭到了热带风暴“希拉里”的袭击，“火热”指的是夏威夷火灾。

我们先来说一说加州遭到的热带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像佛罗里达经常会遭到飓风的袭击，平均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两次。加州基本上没有飓风，历史记录只有1858年曾经遭到过飓风袭击。为什么加州没有飓风？因为加州的海域海水比较冷，飓风从墨西哥海域过来就失去了能量，没法持续，所以会减弱变成热带风暴，甚至连热带风暴都不是。另外，还因为在北半球飓风、热带风暴通常是往西北方向移动的，在西海岸往西北方向移，就偏离大陆了。所以热带风暴登陆加州也是非常罕见的，上一次登陆加州是1939年。这一次预报又有热带风暴要登陆加州，加州政府、加州人民如临大敌。过了80多年又要来一次，那真的是百年一遇，所以早早地发了警告，要人们做好准备。尔湾的华人吓得赶快去抢购物资、囤积物资，好像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热带风暴是从墨西哥来的，进入美国之后，首当其冲的是圣地亚哥。但这一次热带风暴的移动路径比预报的偏东，圣地亚哥的东边是高山，高山把风、雨都给挡住了，所以对圣地亚哥的影响就没有预计的那么大。风暴绕过圣地亚哥后，又回过头往海岸移动，刚好就抵达了洛杉矶的市中心。但那时候的风力已经减弱了，对洛杉矶的影响主要是下了很多雨，创纪录的雨。不过洛杉矶的泄洪道还是发挥了作用，并没有造成洪灾。洛杉矶还趁机拦截了很多雨水、洪水，可供30多万户人家用上一年。加州本来就缺水，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这次对加州沿海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受灾比较严重的是山区和沙漠，高山过去就是沙漠，但这些地方本来就人烟比较稀少，高风险地区也早早地把居民撤离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可能正因为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又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损失，而且，中国不久前才遭遇了特大的洪灾，所以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五毛们就不好意思幸灾乐祸了。他们幸灾乐祸的是夏威夷的火灾。

夏威夷毛伊岛有一个天堂小镇拉海纳，这回全都烧毁了，死了至少101人。死了100多人已经是美国100多年来死人最多的一次火灾了，于是中国的媒体、中国的五毛们就可以幸灾乐祸了。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比如，说这次火灾是美军使用激光武器引起的。对于这么弱智的阴谋论，如果有人相信，你再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胡锡进也跳出来，再一次替美国操心。他说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是因为没有发出预警，救火不力，完全是人祸。

我们先说没有发出预警。毛伊岛本来有一套预警系统，这次没有拉警报，美国媒体也在批评。但当地官员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拉警报，是因为这套预警系统是用于预防海啸的。如果拉了警报，人们就以为海啸要来了，就会往山上跑，那就适得其反了，因为山上是起火的地方，所以他们决定不拉警报，而是通过手机发出警告。但没有想到的是，手机信号基站已经被飓风刮倒了，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接到警告。

再说说救灾不力的问题。《纽约时报》根据视频还原了整个火灾的经过：凌晨6点半左右，一根电线被风刮断，掉到了地上，点燃了灌木丛，火就这么起来了。消防人员及时赶过去救火。过了3个多小时，说是火控制住了，当时的野火还在山上。但到了下午三点半左右，狂风大作，飓风的时速达100多公里。火势失控了，从山上蔓延到海边的居民区，整个小镇两小时就烧光了。所以并不是不去救火、救火不力，而是因为风太大、火势太严重，根本就救不过来。

中国人、中国网民老是不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么发达，火灾却这么多？因为他们难以想象，美国这些地方的植被茂密到了什么程度。而且居民还都喜欢住在森林边上，甚至森林里头，所以火灾就容易发生，一烧起来就很严重。加州一年就有几千次森林野火，如果碰到大风天气，只要有哪一次野火控制不住，就会很严重。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中国时而“退林还耕”，时而“退耕还林”，把森林祸害光了，至少居民区已经见不到什么树了，当然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火灾了。

回头看，夏威夷的这次火灾是有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的。夏威夷以前虽然也有野火，但不像加州那么严重，所以就没有加州那种防范野火的意识，没有那么完善的防范野火的系统。比如警报系统以后是不是应该改进？不要只是用来防范海啸了，应该把防范野火加进去，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模式来表示。还有，火势蔓延得那么快，除了风的原因，还因为夏威夷有很多入侵植物，到夏天都干了，这些都是很好的点火的材料。加州也存在这种情况，但加州对于居民区、房前房后的入侵植物有清理要求。你不清理，市政府会来帮你清理，清理完了就给你账单，找你要钱。夏威夷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另外，夏威夷的房屋这次烧掉那么多，就是因为这些房屋都不是用防火材料建的。大家从视频上可以看出来，有个别房屋没有烧掉，就是因为它们防火做得比较好，用的是防火材料。加州对于房屋的建筑材料有防火的要求，甚至因为房屋防火做得非常好，有的就要求野火来了待在屋里不要跑，而夏威夷没有。所以，灾后重建就应该像加州一样，对建筑材料也有防火的要求。

这次的夏威夷火灾，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胡锡进也在替美国人反思，他反思的结果是，因为美国人不对官员进行问责。他说美国发生了无数次灾害，从来就没有对官员问责过，所以才会一直发生严重的灾害。他的意思就是，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中国每次大的灾害发生之后都要处理一大批官员。这是胡锡进觉得非常自豪、骄傲的地方。但是，中国每次都处理了一大批官员，那只是这些官员比较倒霉而已，他们未必真的负有什么责任。而且，处理完了以后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下一次又发生大的灾害，再处理一批倒霉的官员，起不了什么作用。更应该做的，是去汲取每一次灾难的教训，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哪些地方应该改进，从而防止下一次灾难发生。而不是找几个倒霉的官员处理了，就万事大吉了。

另外，美国的体制跟中国的体制不一样。美国是民主体制，这些地方的行政官员是民选的，不是像中国那样，官员都是上级任命的，中央政府就可以处理掉。拜登没法开除州长，州长也没法开除市长。拜登想要开除夏威夷的州长、拉海纳的市长，是做不到的。人家是选民选出来的，如果要问责，也该选民来问责。下一次选举，觉得你抗灾、救灾不力，就把你选下去，并不是由总统、中央政府决定。

胡锡进对于拜登也很不满，认为拜登对夏威夷的火灾漠不关心，只顾着自己去骑车、到海边去晒太阳。其实，在夏威夷火灾发生之后，拜登就已经出来向受灾的人民表示慰问，宣布处于紧急状态，调动联邦资源抗灾，还命令部队去抗灾。所以，这一次夏威夷火灾，美国的陆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国民卫队，全都出动救灾。不像中国那些军队现在不救灾。而且拜登也表示，在不影响救灾的前提下，他会跟第一夫人去灾区视察。果然，后来他就和拜登博士一起到拉海纳视察了。

反过来看中国那些领导人，这次水灾就发生在家门口，就发生在北京、河北，有哪一个出来表示慰问了？根本就没有。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去灾区慰问、视察，只是说大领导当时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救灾工作。拜登是不是也要学中国的大领导，不去灾区、不出来表示慰问，而只是躲在白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救灾工作，才表明自己对灾区人民很关心？胡锡进这么说是不是高级黑？是不是在讽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2023.08.22录制

2024.04.11整理

一、毛岸英被炸死前是不是在做蛋炒饭？

江苏联通的微博号经常发菜谱，在10月24日这天发了一个蛋炒饭的菜谱。有一个政治嗅觉特别敏感的小粉红说，这是在造谣、侮辱毛岸英烈士——死在朝鲜战场的毛泽东的儿子，因为10月24日那一天刚好是毛岸英的生日。然后一大帮小粉红跟着起哄，导致江苏联通的微博号被禁言。

这应该是冤枉了江苏联通微博号的编辑。毛岸英的生日并不是众所周知的，一般人不会知道，我不查也不知道。江苏联通的编辑怎么可能惦记着毛岸英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在那一天特地发一条蛋炒饭的微博？而且“蛋炒饭”这个梗知道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多。这件事闹大了以后有很多个人问，“蛋炒饭”跟毛岸英什么关系？这是因为有传言说毛岸英是在做蛋炒饭时暴露了目标，才被美军的飞机炸死的。在大约十年前有人用“蛋炒饭”讽刺毛岸英，曾经在网上热闹过一阵子。但那毕竟是十年前的事了，而且知道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因为后来都不准说了，年轻一点的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想江苏联通的编辑可能不知道“蛋炒饭”这个梗。即使江苏联通的编辑知道，也绝对不敢讽刺、侮辱毛岸英，因为现在谁都知道这方面抓得可严了，会因为“侮辱英雄烈士罪”被抓起来。江苏联通的编辑有这个胆量吗？如果有这个胆量，真要用“蛋炒饭”这个梗侮辱毛岸英，那也应该选在其忌日那一天再发蛋炒饭。“蛋炒饭”跟毛岸英的出生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完全就是巧合，是小粉红们疑神疑鬼。这种巧合其实也没那么巧。网上发菜谱的微博号、微信号太多了，蛋炒饭又是很著名的一道菜，碰巧在某一个比较敏感的日子发蛋炒饭，并不是小概率的事件。有人翻找《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的微博号，发现它们都曾经在敏感的日子发过蛋炒饭。本来很多人不知道“蛋炒饭”这个梗，现在被小粉红这么疑神疑鬼地一炒作，反而更多的人知道了。以后是不是“蛋炒饭”要变成一个敏感词，不能在毛岸英的生日、忌日这些敏感的日子吃蛋炒饭，饭店也不准卖蛋炒饭了？

我刚才说，蛋炒饭会闹出风波，是因为有一个说法说毛岸英之所以会被敌军炸死，是因为他做蛋炒饭暴露了目标。那么这事究竟是真是假？是不是像小粉红说的是造谣呢？

关于毛岸英死亡的最原始的资料，是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这个电报现在已经解密了：

“军委，高贺：

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　二十五日十六时”

但是，电报写得很不详细，没有说毛岸英他们在房子里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去防空洞，这就留下了一个谜。

1998年，曾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出了一本回忆录《我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里面提到了毛岸英死亡的经过。他说，在11月24日那天突然来了两架敌人的飞机，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走了。当时他们估计目标已经暴露了，第二天敌人有可能派轰炸机来轰炸，所以就开始部署防空，说第二天天亮之前要把饭都做好，天亮就躲进防空洞。杨迪负责防空部署。第二天早上：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囱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炒米饭吃。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还在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毛岸英当时身份保密，作为彭德怀的俄文翻译，代号叫“刘秘书”，所以杨迪不认识他。

这是1998年初版的描述，里面提到他们在炒米饭，没有说在炒什么样的米饭。这本书出版后很畅销，2003年、2008年又再版了两次。再版时做了很多补充，其中关于毛岸英死亡的那一段加了很多的情节，包括说他们当时在炒鸡蛋炒饭。鸡蛋哪里来的呢？说是朝鲜人民军派到志愿军当副政委的朴一禹送给彭德怀吃的。那时候鸡蛋是很稀罕的东西，送了十几个鸡蛋，没人敢动，但是毛岸英身份很特殊，敢炒鸡蛋吃。

因为这书很畅销，很多人因此知道，毛岸英在死之前在炒鸡蛋炒饭。网上十年前炒这事，来源就是杨迪的这本回忆录。那些反驳这种说法，说是造谣的那些人因此在骂杨迪。如果到网上去搜一下，有很多篇“毛左”写的文章都在骂杨迪造谣。

其实，最早说毛岸英在炒鸡蛋炒饭吃的不是杨迪。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出处，是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的彭德怀传记《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里面谈到：

“作战处的参谋高瑞欣和翻译毛岸英因为没赶上吃早饭，他们认为敌机大概不会来轰炸了，于是从防空洞里溜出来跑到木板房里，从彭德怀的行军床下拿出几个鸡蛋，想利用那火炉子作鸡蛋炒饭……不料四架敌机很快又从北方返回飞到大榆洞上空，成普立刻跑出门外观望，他突然发现飞机下面飘下近百个银白色球状的东西，他大声向木屋内喊：‘敌机投弹了，快跑！’话音刚落，一阵巨响，一片火光，炸弹已铺天盖地的落下来了，徐参谋因靠近门口，他冲了出来，但高瑞欣和毛岸英因正在作饭没及时跑出，被敌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吞噬而不幸牺牲。”（第21篇《大榆洞空袭脱险》）

这本书的作者是彭德怀传记编写组，是由曾经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的人、研究彭德怀的人集体写的。也就是说，当时这些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的、研究彭德怀的人一致认为，毛岸英死之前在做鸡蛋炒饭。

更早一点的说法，是说毛岸英在热饭吃。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的军事秘书兼办公室主任杨凤安和志愿军的参谋王天成合写的《驾驭朝鲜战争的人》（2000年再版时改名《北纬38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就是这么说的。书中说，当时杨凤安和彭德怀已经到防空洞去了，还留了一些人在彭总办公室。彭德怀派杨凤安去了解一下情况，有没有接到什么情报。杨凤安去了以后，向徐亩元和成普了解情报（就是后来逃出来的那两个人），同时看到：

“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因昨晚睡觉晚了，早饭未来得及吃，他俩正在围着火炉热饭吃。”（第66章《彭总作战办公室被炸，毛岸英牺牲》）

1985年，当过志愿军作战处处长的丁甘如接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毛岸英是因为饭冷了，在热饭吃。志愿军司令部的朝鲜语翻译赵南起后来当了很大的官，一直做到了解放军的上将。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和毛岸英一起进了防空洞，但是毛岸英还要去处理文件，所以又下山到办公室去了，感到肚子饿就去弄饭吃，碰到敌机的轰炸。赵南起说，后来说成毛岸英是因为去弄饭吃被敌人炸死的，其实他是去处理文件，只不过顺便弄饭吃。所以，赵南起不否认毛岸英是弄饭吃的时候被炸死的，只不过他认为应该强调的是处理文件去了，而不是为了弄饭吃才被炸死的。

赵南起和丁甘如虽然当时也在司令部，但是不算目击者，不像杨凤安和杨迪都说自己亲眼看到。但是赵南起和丁甘如也都说毛岸英是在弄饭吃时被炸死，说明是当时的调查结论。毛岸英被炸死以后，司令部肯定要了解究竟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他会在房子里，目击的人都说他在弄饭吃。因此丁甘如、赵南起这些人也知道，所以后来在回忆的时候也都这么说。说明在当时的志愿军司令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虽然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是公认有这么一回事。

二、为什么要否认毛岸英与蛋炒饭的关系？

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个逃出来、受了烧伤的成普说这完全是胡说。他的理由是：第一，前线没有鸡蛋。这个理由没说服力。前线没鸡蛋，司令部弄点鸡蛋不稀奇。何况人家说的是人民军的首长送的鸡蛋，他找当地的老百姓要鸡蛋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第二，彭德怀办公室里面没有炊具，有一个铁桶炉子，没法用来做饭。如果要做饭，应该去炊事房。所以，他否认毛岸英是在弄饭吃。

那么毛岸英当时在干嘛呢？成普说，当时没有鸡蛋，但是有苹果，说毛岸英在吃苹果，把削下来的苹果皮放在炉子上面烤着吃。这事听上去有点怪，一般的人不会烤苹果皮吃。他说这是志愿军战士发明的一种吃法。但是烤苹果皮跟热饭吃也没啥大的区别。可能后来他也觉得这么说不太妥，所以他的回忆文章后来把毛岸英烤苹果皮吃的描述删了，只说毛岸英拿了一个苹果在吃。

还有一个人也反对得很厉害，谁呢？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她说这完全是谣言，当时志愿军连米饭都没的吃，只能吃没剥壳的高粱米，吃了没法消化，又原封不动地拉出去了。在前线的战士也许是那样的，志愿军司令部难道连米饭都没的吃吗？这让人没法相信。何况刘思齐当时没有在朝鲜战场，不算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其说法不足为凭。她骂那些说毛岸英炒鸡蛋炒饭的人很没良心。那些人都是毛岸英的战友，作战处的副处长、处长、参谋、翻译。他们也没有诋毁毛岸英的意思。怎么能够说他们没有良心呢？

按成普的说法，彭德怀办公室没有炒饭的工具和条件。那么，热饭总可以吧？炉子能够热苹果，也能够热饭吧？饭已经在上午做好了，冷了，然后热着吃，我觉得这是最可信的，有那么多的人，当时在场目击的，或者听目击的人说的，都说毛岸英在热饭吃或热鸡蛋炒饭吃。

他们为什么要否认呢？成普否认可以理解，因为他参与其中，跟毛岸英、高瑞欣一起在那里弄饭吃。按照杨迪的说法这么做违反防空的要求，所以成普要撇清责任，极力否认他们是在弄饭吃，最多只是承认在烤苹果皮吃。其次，弄饭吃被炸死，这有损毛岸英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好吃懒做，因此死了。为了拔高他就要否认有这事。此外，官方一直宣传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很苦，没的吃，只能吃高粱米、炒面（其实是炒面粉），啃冻的土豆。鸡蛋炒饭是一道美食，毛岸英在弄鸡蛋炒饭吃，跟朝鲜战场的艰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战士们在战场上吃苦，毛岸英躲在司令部享受。这也很影响他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要极力否认有这事，甚至要把鸡蛋炒饭变成一个敏感词，说都不能说了。

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毛岸英不是在弄饭吃，那么他待在彭总办公室干什么呢？成普在1972年给中央专案组写过一份关于毛岸英的报告，里面说毛岸英之所以当时会待在那个房子里，是因为那是志愿军的作战室，必须有人在那里值班，24小时必须有人，不能离开。毛岸英当时就是在那里值班、接收电报。

成普这个说法跟别人的回忆冲突。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说，当时定下来了，那一天大家都要进山洞防空，没有安排毛岸英去值班、接收电报。志愿军司令部在毛岸英死后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也说得很清楚，敌人飞机来的时候他们四个人（毛岸英和其他三个参谋）已经出来了，敌人飞机过后他们又返回房子内。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求必须有人一直待在那个房子里值班。这种要求很不人道，难道敌人来轰炸了还必须在那里等死？所以成普的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现在官方的说法其实就是按成普的这个说法来的。十年前刘思齐指导拍摄的歌颂毛岸英的电视剧，说毛岸英本来已经逃出来了，为了去接收情报、抢救文件，跑回去被炸死了。电影《长津湖》的情节则是毛岸英要去抢救屋里的地图，又回去才被炸死的。这样形象就变得很高大了，不是为了一顿饭而死的。这两种说法，不管是抢救文件还是抢救地图，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真的有文件、地图要去抢救的话，完全可以派别人去，没必要让毛岸英去，他是重点保护的对象。叫一个警卫员去不就可以拿回来了？即使毛岸英自告奋勇要去，一个人去就得了，干嘛还带着三个参谋一起去？

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1991年出过一本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里面也提到毛岸英被炸死这件事。他的说法是：“那天早饭吃得很早，饭后毛岸英同我们一道上山疏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跑回屋里去了。”洪学智的说法很奇怪。主席的儿子被炸死了，这么大的事肯定要调查。司令部调查，肯定会问那些幸存者、目击者，为什么毛岸英又跑回那个房子。洪学智当时是负责司令部安全工作的副司令，调查的结果他肯定知道。如果调查的结果是毛岸英是去值班，或是去抢救重要的文件、地图，这是很光荣的事，他完全可以写下来。为什么不写？就是因为从调查的结果知道，毛岸英回屋里的目的不是那么光彩，所以他只好装糊涂。

所以，毛岸英为什么要回到屋里，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那就是去搞吃的，不管是去做蛋炒饭，是去热饭，还是搞别的什么吃的。

三、是不是做蛋炒饭导致轰炸？

接下来的问题是，毛岸英做蛋炒饭是不是暴露了目标，导致敌机轰炸呢？

志愿军司令部过后做过分析，认为是因为那段时间频繁地发电报，被敌人检测到。前一天有美军的两架飞机过来侦察了一个多小时再飞走，他们认为美军应该是认定这里是志愿军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不一定是司令部），要进行轰炸。

这个推断有道理，但是跟轰炸的经过矛盾。轰炸那天有四架敌人的飞机飞过来，但是并没有轰炸，而是飞走了。之后飞回来才炸的。如果美军已经根据频繁发电报认定这是志愿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那么飞机过来肯定是一顿狂轰滥炸。为什么不炸，反而是飞走了，之后再回来炸？

很可能当时美军（或者联合国的军队）还没决定究竟要不要炸这里。第一次飞过来时没有看到啥动静就飞走了，再飞过来时发现有动静，才顺便炸一下。也不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据点轰炸，因为只是把一个房子炸掉了。如果要炸一个重要的据点，就会是把整个村、整座山都炸了，不会只炸一个房子。志愿军司令部给军委的报告说敌机扔下来近百颗的燃烧弹，是夸大其词。那时候他们可能还不知道美国燃烧弹的厉害，一看到那么大的火就以为扔下了几十颗燃烧弹，其实燃烧弹要炸掉那个房子只要有一颗足够了，因为它的威力非常大，一颗燃烧弹扔下来，方圆几十米就是一片火海。

所以，显然是美军飞行员发现那个房子有动静，临时决定把它炸了。什么动静呢？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冒烟。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当时发现毛岸英他们在做蛋炒饭，烟囱在冒烟。成普极力否认在做蛋炒饭，但是说毛岸英在烤苹果皮，那也是有火的。而且成普还说，那个炉子是一个铁桶炉子，有一个烟囱通到外面，就是说是会冒烟的。所以，不管是支持蛋炒饭还是反对蛋炒饭这个说法的，都承认当时那个炉子有火，烟囱在冒烟。那么就有可能引起敌人飞机的注意，但不知道里面在干嘛，顺便炸一下就飞走了。

所以，之所以挨炸，很可能跟做蛋炒饭有关系。即使没有关系，那也违反了防空纪律。当时大家定下来天亮以后不能生火，但是毛岸英还是去生火，去烤苹果皮也好，去热饭也好，都违反了防空纪律。这就是为什么那帮毛泽东的粉丝要极力否认，说这是造谣，因为这影响到毛岸英的形象。

四、毛岸英去朝鲜是不是去镀金？

毛岸英参加志愿军，是去镀金的。有一些人反对这种说法，说毛岸英没必要去镀这层金，因为他在苏联时已经是金光闪闪了，上过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以后又当了坦克连指导员，指挥攻打柏林。这不已经是一层金了吗？没必要再镀了。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编出来的，毛新宇等毛家的人胡编的。苏联垮台了，毛岸英在苏联的档案也已经公开了，可以知道他在苏联的履历。他并没有上伏龙芝军事学院，上的是莫斯科的另外一所军事学院——列宁红军军事政治学院，1943-1944年在那里读书。在1944年8月-11月，他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当见习生。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快打完了，见习生不上战场，只参加军事演习。何况，毛岸英不是苏联国籍，苏联也不会让他去打仗。所以，毛岸英在苏联没有打过仗，更不要说攻打柏林了。

毛岸英在生前跟亲友说过，他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在苏联时没有打过仗，去朝鲜战场就是要弥补这个遗憾。他说他下乡、土改都搞过，但没有搞过军事生活，没有真正打过仗，在苏联只搞些军事演习，所以要去朝鲜战场。毛泽东也曾经对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同学周世钊说过：“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锻炼过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没有打过仗，这是很不够的。”所以要让毛岸英去朝鲜战场锻炼，就是镀金。

既然是镀金，所以也没有真正让他上战场，而是在大后方，在志愿军最安全的地方——司令部、总司令的身边，把他保护得好好的。只是让他当俄文翻译，别的事都不让他干，没有让他值班，甚至没有给他配枪，怕出意外。当时军官都要查哨兵的岗，但没有让毛岸英去查岗，也是怕出意外。

毛岸英的身份是保密的，只有彭德怀和副司令员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司令部其他的人都不知道的。但是他们能够猜到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司令部里只有毛岸英一个人有手表。那时候手表是非常贵重的东西。毛岸英后来跟高瑞欣一起被炸死，尸体烧焦了，就是靠他手上的手表辨认出毛岸英的尸体的。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小小的翻译，但是他却能够参加军事会议，在彭德怀、副司令员面前高谈阔论，讲他的作战方案，但别人又觉得这个人不懂军事。但是，彭德怀、副司令员都默默地听他说。他在彭德怀发火的时候还敢顶嘴，别人可不敢。所以，司令部的其他参谋觉得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没有猜到是毛泽东的儿子，由于毛岸英俄语很好，他们猜测是斯大林派来的人。

另外一个可以说明毛岸英是去镀金的证据是，他只是准备短时间地去一趟朝鲜就回国。他是从北京机器总厂调走的，是该厂的副书记。走的时候，他的书、衣服、被子都还留在那个工厂，跟同事们说他会回来的。他跟他的岳母告别的时候说，这次去朝鲜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就回来了。可见本来打算也就是在朝鲜待上几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的计划也是让毛岸英两三个月就回来。11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给中央军委发的报告毛岸英死讯的电报被周恩来压下来，说毛主席那个时候身体不好，不敢让他知道。一直到第二年1月2日，毛泽东提出要让毛岸英回来，没法再隐瞒下去了。周恩来就写了一封信解释，连同那封电报让杨尚昆交给毛泽东（杨尚昆1月2日的日记）。毛泽东1月2日提出要让毛岸英回来，距离毛岸英去朝鲜才两个多月。可见他的计划就是让毛岸英去两三个月就回来，那不就是镀金吗？

毛岸英在乡下干过，参加过土地改革；在工厂也干过，当过工厂的副书记；在机关也干过，曾经在社会部工作；留过苏。缺的就是从军去战场打仗的经历。如果镀了这一层金，他的履历就非常完美，毛泽东要培养他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不料毛岸英却为了镀金死了。毛岸英的死完全是意外，为了吃鸡蛋炒饭，违反了防空规定，很不幸地被炸死了。司令部本来的确是很安全的，志愿军的司令部就死过这两个人——毛岸英和高瑞欣，之前、之后没有死过人。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在那么安全的地方也会被炸死。

所以，毛泽东是很看重这个儿子的，他的死对毛泽东的打击很大。表面上毛泽东表现得很豁达。杨尚昆在1月2日的日记说，他告诉了毛泽东毛岸英的死讯，毛泽东长叹了一口气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再说了。”彭德怀回国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指责他，但实际上还是耿耿于怀。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导火线是彭德怀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饿死人了。毛泽东做报告批彭德怀，说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是我发起的，“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这话说得很悲痛，说明他对毛岸英的死一直是放不下的，本来是要培养唯一一个有点出息的儿子，结果死了。

毛泽东未必要把毛岸英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培养。要培养他是肯定的，但未必想到以后让他接班当主席。那时候毛泽东还是年富力强的，不会考虑到接班人问题。但到了毛泽东晚年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晚年信不过别人，很相信自己的亲人，他的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在毛泽东晚年都是独揽大权。如果毛岸英那个时候活着，肯定权力会很大。横向地比较，朝鲜同样是共产党的国家，金日成传给了儿子，儿子再传给了孙子。而都是中国人，蒋介石传给了蒋经国。不管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还是共产党的传统，或是毛晚年的习惯、倾向，毛岸英都很可能会接班。

有人说，毛岸英接班未必是坏事。蒋经国接了蒋介石的班，后来台湾因此变民主了。但是毛岸英接班跟蒋经国接班，结果可能不会一样，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毛岸英和蒋经国是很不同的。首先，蒋经国虽然也在苏联留过学，但时间很短，回国后就反共了。所以，苏联对他的影响不深。毛岸英在苏联待了那么多年，苏联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其次，国民党虽然也搞独裁、专制，但是跟共产党比起来就差远了。中国大陆没有反对派，台湾则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派，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会逼着国民党、蒋经国放权、搞民主。

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国民党、台湾是亲美的，一直把美国当偶像、榜样。国民党认为，中华民国最终是要实现宪政的，只不过现在属于戡乱时期，没法实行宪政，只能实行训政。到蒋经国决定要放权了，就可以以终止戡乱时期、结束训政的名义，自然而然过渡到宪政，顺理成章地取消了党禁、报禁，实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偶像、榜样则是苏联，希望中国能够像苏联那样，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是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毛岸英能够接班的话，是不可能变成蒋经国的。当然，随着他的死，这个问题没有了确切的答案，我们没法很肯定地说，毛岸英就不会变成蒋经国，或者他就不会变成金正日。

总之，如果毛岸英不死，毛泽东就剩这么一个还正常的儿子，很可能让他接班。按照中国的传统，很可能大家就接受了。中国很可能就像现在的朝鲜一样变成“毛家王朝”了。那一顿蛋炒饭真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2021年10月26日、28日录制

2023年12月4日整理

王志安经常发表各种各样非常浅薄无知的言论，有人把他的言论收集起来在网上传。我注意到他有一条在评论世界各国的饮食：“要论吃，哪也比不了中国。”“日料再好吃，充其量也就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料理中的一个流派。当然，日本比欧美还是好很多的。美国的饮食实在是太单调，汉堡薯条牛排，程咬金就三板斧。”

王志安对美国饮食的这番评论代表了相当多中国人对美国饮食的看法。很多中国人对美国饮食的了解，只限于麦当劳、肯德基，偶尔去中国式西餐厅吃一次牛排，就觉得美国的饮食也不过如此，非常单调。即使有机会到美国旅游，还是喜欢去中餐馆吃饭。即使当地朋友请他们去美国餐馆吃饭，因为看不懂菜单，点菜也只会点牛排尝尝，不会尝试美国各种各样的美食，所以依然觉得美国的饮食非常单调。

如果王志安说美国饮食不好吃，可能没人会跟他争，因为某个东西好吃不好吃是很主观的判断，也很受人们从小养成的口味的影响。有些人就认为全世界只有他家乡的饮食好吃。但说到美国的饮食是不是单调就可以争一争了，因为这是有客观标准的。只要有一点脑子，智商比王志安高一点就知道，认为美国饮食很单调完全是胡说八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大熔炉，世界各国的人都跑到美国来一起生活；而美国又是特别多样化的，食品、食材极其丰富，并不是连饭都吃不饱的落后国家。世界各国的美食都汇集在这里，美国的饮食怎么可能很单调呢？

相比而言，美国的饮食要比中国丰富得多，中国饮食反而比较单调，因为中国人吃的主要还是中国菜，外国饮食很难进入中国市场。除了美国那几家快餐店，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还能在中国开比较多的店，中国人有时候也会去吃，其他的就很难进入。东亚国家的饮食跟中国饮食比较接近，大城市可能还有日本料理、韩国烤肉之类占领一定市场，其他国家的饮食基本上就没有了，超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可能会有那么一两家，但平时大家也不会去吃，也没啥竞争，质量也就马马虎虎，好不到哪里去。

这跟美国完全不一样。世界各国饮食真正融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平时也都在吃。在中国约饭局，朋友们问吃什么，就是问想吃川菜、湘菜、湖北菜还是广东菜，最多再问一下要不要吃日本料理、韩国烤肉；在美国问起吃什么，问的就是吃意大利餐、泰国餐、中餐还是日餐，世界各国的饮食都有，因为这是大家平时都在吃，而且从小就在吃的。

举一个例子。我女儿学校周围有很多餐馆，明显都在做学生的生意。学校只管早饭和午饭，不管晚饭，有些学生下午放学后有活动，在学校待得比较晚，就顺便在周围吃晚饭。高年级学生只上半天课，下午不上课，午饭就到外面吃。聚集在学校周围的这么多饭店是什么样的饭店呢？

有三家墨西哥餐馆，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圣地亚哥就在美墨边界上，很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所以墨西哥餐馆是最多，也是最好的。还有两家越南餐馆，一家卖越南米粉，一家卖越南式三明治。越南移民在圣地亚哥非常多，因为南越沦陷后，相当多难民被安置到这里，所以这里的越南餐也非常流行，有很多越南餐馆。夏威夷生鱼片饭是夏威夷的一种特色食品，米饭上面放生鱼片和各种各样的冷菜，目前在美国西海岸也很流行，光学校周围就有两家在互相竞争。有一家意大利餐、一家印度餐、一家泰国餐、一家美式中餐、一家日本铁板烧。以上这些算是比较正规的餐馆。还有一些属于快餐店，有的是连锁店，包括一家披萨店、一家赛百味。有一家卖“超级食物碗”，这是南加州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食品，在碗里放上各种各样的“超级食物”，也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主要是水果，像火龙果、蓝莓、草莓都混在一起，挺好吃的，小孩也喜欢。有一家可丽饼（法国式薄饼，里面裹上各种菜或甜点）。有一家鸡翅店卖各种口味的鸡翅。还有卖糕点和饮料的，一家甜甜圈店专门卖美式甜甜圈，一家星巴克和一家波霸奶茶。如此丰富的各式餐馆、快餐店，看上去就像小联合国。

有人可能认为，说美国饮食就不该把外国饮食也算进来。其实，这些外国饮食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就该说是美国饮食。即使特指美国本土的饮食，那也不单调。美国很大，跟中国一样，各地也有自己的特色饮食。我刚才说的夏威夷生鱼片饭就是夏威夷特色的饮食，因为大家觉得好吃，就传遍了全美国。世界著名的“卡津饮食”就是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的特色饮食，因为是出名的饮食，所以美国各地都有专门的卡津饮食店。

美国全国性的、有代表性的饮食也不单调，而且有些大家都觉得很好吃，比如美国烧烤(Barbecue)。美国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烤箱或室外烤炉，聚会时习惯一起烧烤，有群众基础，也有经验，对烧烤的口味就比较挑剔，餐馆的烧烤必须做得很好吃才能吸引回头客，不然谁会去吃？所以，美国的烧烤很有特色，可以说是一绝，特别是烤猪排、烤鸡翅做得非常好。中国几户人家会有大烤箱、室外烤炉？所以中国人在烧烤方面不如美国，这点必须承认。

即使是汉堡包这个美国的“国食”也不单调，之所以觉得不过如此，那是因为只吃过麦当劳。像麦当劳这种全国性的快餐店，在美国就有好几十家，因为麦当劳经营比较成功，开遍了美国的各个角落，也开遍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被当成了美国汉堡包的代表。美国那么多全国性的连锁店互相竞争，而且都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比麦当劳差，很多都公认比麦当劳好吃。除了全国性的连锁店，还有地方性的连锁店，甚至不是连锁，只有一家店的。在南加州，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吃汉堡包，所以有无数的汉堡店。有的是地方连锁，有的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些地方店往往比全国性的连锁店做得好吃，出了这个地方就吃不到了。不只是快餐店，正式的餐馆也会提供汉堡包，而且是所谓的“精致汉堡”，用料比较讲究、丰富，也比快餐店的汉堡包做得好。所以，即使是汉堡包也非常丰富，绝对不单调。

对于饮食的态度可以反映出中美的文化差异。中国人在饮食方面比较自大，没有包容性，认为全世界的饮食只有中国菜最好，其他国家的都不行。这种心态导致外国的饮食很难进入中国市场。另外，中国人在饮食方面也比较保守，称赞某家餐馆做得好，就说他做得“正宗”，我们家乡则说是“有古早味”，意思是跟古人做出来的味道一样，所以是最好的。这就导致不追求创新，不愿意去尝试新的，也就很难有发展。

美国人对于饮食很包容，也很愿意尝试新款饮食，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饮食都能在美国扎根并发扬光大，成为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女儿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写一下“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菜”，我注意到写得最多的是寿司，也有的说喜欢吃中国的饺子。这反映了美国人从小就已经接受了外国饮食，显示出对外国饮食的包容。如果哪个中国小孩说最喜欢吃麦当劳、寿司，那还不得被骂成崇洋媚外？

2024.02.23录制

2024.04.6整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经常写一些介绍中国情况的文章，往往显得很无知、弱智，我多次批过。她最近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极其弱智的专栏文章，值得再批一批。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有几千名纳瓦尔尼，只不过隐藏着不为人知。连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人她都知道，消息可真是灵通。

纳瓦尔尼是俄国的反对派领袖，曾经被普京下毒，去德国治好了之后又冒险回到俄国。回国又被抓，并判了20年刑，最近死在监狱。人们都怀疑他是被普京搞死的。像这样很有影响的反独裁的反对派领袖，俄国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袁莉竟然说在中国有好几千个这样的人，是不是在侮辱纳瓦尔尼？纳瓦尔尼首先是一个很有勇气、有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袁莉说的中国那几千个人都隐藏着不为人知，当然算不上什么反对派领袖，更没有谁被抓或者被杀，怎么能说这些人都是纳瓦尔尼呢？这不是非常可笑吗？

袁莉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推出两个人。一个是任志强，以前可能是袁莉的朋友。她在文章里也说以前认识任志强，任志强被抓之后失联了。另一个是“李老师”，就是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出镜人李颖。袁莉这篇文章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时，中文标题就叫做《从任志强到李老师：中国的纳瓦尔尼》。可见重点推出的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先说一说任志强。任志强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也敢反独裁、骂习近平，这一点跟纳瓦尔尼敢反普京独裁倒是很像。任志强也有勇气，他知道发表骂习近平的文章会被抓、获重判，果然被判了18年。纳瓦尔尼被判20年，这一点也很像。但任志强跟纳瓦尔尼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因为他根本没有纳瓦尔尼那种政治影响力。任志强以前粉丝很多，有一定影响力，但那时他是公知，并没有成为异议人士，更不是反对派。虽然他也反对中国政府的某些观点和做法，但又说自己是优秀共产党员，甚至还说过中国目前不适合搞民主，所以他算不上反对派，更不要说反对派领袖了。他成为异议人士是在2020年，写文章反对中国的防疫政策，把习近平骂为小丑，这时才算变成了一个反对派。但他那篇文章在中国国内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只是在国外比较轰动而已。他被抓、被判刑在中国也没有引起反响，不像纳瓦尔尼死了，几千人参加他的葬礼，表示对普京的抗议和蔑视。任志强没有这样的影响力，怎么能把他当成中国的纳瓦尔尼呢？

至于把“李老师”比作纳瓦尔尼就更为荒唐可笑了，因为“李老师”和纳瓦尔尼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任志强好歹还有那么一点共同的地方，李颖跟纳瓦尔尼完全不一样。我以前写文章论证过，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有团队在运作，背后很可能是中国政府。“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实际上是一个钓鱼号，李颖只是这个账号的出镜人而已。不少人不同意我这个观点，特别是那些在国外混的前中国媒体人，他们对我群起而攻之。《美国之音》的不良记者文灏还反过来说我是中国政府的打手。袁莉显然也不认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是中国政府的钓鱼号，说这个账号就是李颖一个人在运营。退一步说，就算“李老师”等于李颖，“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就是李颖一个人在干，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那他究竟干了什么能跟纳瓦尔尼相提并论呢？

首先，李颖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更没有像任志强那样敢反独裁、骂习近平。“李老师”做的事不过就是转发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群体事件的视频，特别火的时候转发过“白纸运动”的视频。“白纸运动”很快就没了，他继续转发的视频就只剩下反对拆迁、讨薪之类了。光转发这些视频怎么就变成异议人士了？作为异议人士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观点，成为反对派甚至反对派领袖人物，应该有能够引起很大影响的政治言论。“李老师”发表过什么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言论？没有。

其次，李颖也没有任志强的勇气。任志强敢在国内发表那么敏感的文章，被抓去坐牢，而李颖却躲在在意大利。哪有“纳瓦尔尼”是躲在国外的？纳瓦尔尼虽然在国外治病，明知回俄国就要被抓，会被害死，可他还是要回去。而李颖没有任何勇气，只会卖惨说自己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受到死亡威胁，还吓得搬了好几次家。袁莉甚至在文章里说，李颖做好了被谋杀的心理准备。我以前分析过，且不说共产党很早以前就已经定下政策不搞暗杀，即使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要破坏以前定的规矩，也犯不着暗杀李颖或者“李老师”。他算哪根葱呀，有啥影响力？百万粉丝有什么了不得的，里面可能有一半都是买来的粉，剩下可能一半在国外，还有一些是翻墙的粉丝。就算有几十万翻墙粉丝，跟中国的几亿网民相比算得了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还没被封杀的时候有几千万粉丝，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有几十万翻墙粉丝就觉得自己影响力大得可以影响到中国政局，让中国官方非常忌惮，甚至想要暗杀他了，这不是极其可笑吗？如果真那么想，他就属于受迫害妄想狂，真是病得不轻。

如果非要在中国找一个很像纳瓦尔尼的人物不可，那么彭立发倒可以算一个。彭立发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也反独裁，敢于指名道姓要习近平下台。他也很有勇气，明知道肯定会被抓、被重判，也敢跑到四通桥上点火、喊口号。他果然被抓了，然后就人间蒸发消失了，至今也还没有被起诉。不知道啥时候会被起诉，会不会被起诉，也许就这样完全消失了。彭立发既有勇气，也有影响力，后来的“白纸运动”喊的口号都用的是彭立发提出来的口号，而且“白纸运动”在全国有好几个城市爆发，所以可以说他有全国性的影响。但他的影响力仅此而已，因为“白纸运动”很快就消失了。“白纸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解封、取消“清零”政策，虽然有政治诉求，但不是主要的。一旦中国政府对疫情彻底躺平，“白纸运动”也就消失了，彭立发的影响力也就没了。

彭立发本来就是突然冒出来的，来得快去得快，虽然有影响力，但很快就没有了，跟纳瓦尔尼没有可比性。纳瓦尔尼长期从事反对运动，影响力不仅大，而且是持续性的，不像彭立发这样昙花一现。纳瓦尔尼有很多追随者，所以他被抓、被害才会有很多人起来抗议。彭立发没有追随者，他被抓也没有引起任何抗议。在这一点上，彭立发跟纳瓦尔尼也没有可比性，他毕竟不是纳瓦尔尼。只不过非要在中国人当中找一个最像纳瓦尔尼的人不可，那就只有彭立发，至少他比任志强更像纳瓦尔尼。奇怪的是，袁莉在这篇文章里根本就不提彭立发，难道她那么无知，连彭立发都不知道吗？不可能。那就是因为提了彭立发会得罪中国政府，才吓得袁莉不敢提。因为中国政府肯定非常恨彭立发，可能比对任志强还要恨，所以他才会人间蒸发。

但不管怎样，严格地说，彭立发也不是中国的纳瓦尔尼。中国不存在纳瓦尔尼，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出现纳瓦尔尼。原因很简单，中国不存在反对党和别的反对派组织，也没有反对运动。中国对社会的控制比俄国严密得多，不允许有反对派组织、反对运动。只要有一点点萌芽，马上就会扼杀掉。所以中国的反对派或者单枪匹马，或者有那么几个朋友、同党，有一个小团伙，不能形成势力，也就无所谓反对派领袖，当然也就没有纳瓦尔尼，因为纳瓦尔尼首先是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只要对中国的国情有一点点了解，就知道中国不存在产生纳瓦尔尼的条件。袁莉和那些在国外媒体混的前中国媒体人，说中国有几千个纳瓦尔尼，连一个在国外混的小网红也号称是“中国的纳瓦尔尼”，这就是极其弱智的说法，是对中国国情的极度无知。

袁莉还在文章里说，李颖因为发现中国政府请他的粉丝喝茶，就在网上发出警告，要求粉丝取消对他的关注，然后他的粉丝很快就少了20万。这也极其可笑。我以前说过“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是个钓鱼号，所以有人给我发私信说，他因为在“李老师”的推文下留言，被公安找去喝茶。我把这事登出来了。过了几天，“李老师”发现他的粉丝在大量减少，可能就想到我的推文指出在“李老师”的推文下留言有可能被钓鱼，被公安找去喝茶。他拿这个作为依据，说明他的粉丝为什么会大量减少。他的粉丝大量减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推特管理方这几天在清除僵尸粉，特别是中文推特号的僵尸粉，所以所谓的中文大V的粉丝都在大量减少，包括我的粉丝这几天也少了1万多。为什么我不像“李老师”或者王志安的粉丝减少得那么多呢？因为我不买粉，他们大量买粉，买来的僵尸粉就会被清除掉。我被清除掉的粉丝并不是我买来的粉，很多都是机器粉，还有杀猪盘营销号，所以我的粉就没有少那么多。

这种事只要稍微研究一下、观察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海外中文媒体这些人，包括在英文媒体混的前中国媒体人袁莉之流，居然都相信所谓的“李老师”和王志安的说法，把他们粉丝的大量减少说成是因为他们的粉丝害怕中国公安、国安的迫害，所以吓得赶快删掉。把掉粉变成了一个重大的事件，不仅海外的中文媒体在报道，英文媒体《纽约时报》、美联社也都把这事当真了，这不也是非常弱智吗？正因为有一大批中国的前媒体人在美国媒体上混，导致美国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显得非常弱智，所以像袁莉这种极其弱智的文章才会在《纽约时报》登出来。

2024.03.02录制

2024.03.28整理

我以前说过，在杨恒均之前，曾有多名中国官员由于向台湾出卖情报被判了死刑。只不过中国官方对台湾间谍案说得很少，往往过了很多年才会被透露出来，所以人们不了解这些案子的详情。

在台湾间谍案中最著名的是解放军少将刘连昆被台湾策反的案子，中国官方对此闭口不谈。但台湾军情局负责这个案子的官员庞大为退休之后出版了一本书，详细地讲了刘连昆的案子。他还因为泄密，在十几年前被台湾判了刑。

刘连昆是被他的部下邵正宗策反的。刘连昆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邵正宗是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大校。邵正宗由于负责军械工厂的管理，认识了到大陆投资办厂的台商张志鹏，而且关系很好。张志鹏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是台湾军情局的交通员。邵正宗跟张志鹏认识后表示想投靠台湾，想退休后到台湾或者国外生活。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那个时候军人出国是非常难的。1990年，邵正宗有了一个机会，随团出国考察，会经过香港。他跟张志鹏说，到了香港就脱队投奔台湾。张志鹏汇报给台湾军情局，军情局认为邵正宗叛逃没啥用，就派了一个军情局的军官到香港跟邵正宗见面，劝他继续留在解放军，给台湾提供情报。按照台湾上校的待遇，每个月给他2500美元报酬，算是工资。在90年代初，对大陆来说，那是非常高的工资。而且还会根据邵正宗提供情报的价值再给他奖金，并答应等邵正宗退休，再把他弄到国外。邵正宗同意了。邵正宗本来想逃到台湾，已经带了一些情报到香港，就把这些情报作为见面礼交给了台湾军情局的人。后来又陆陆续续提供了一些情报给台湾。

1992年，邵正宗到了退役的年纪，就对台湾方面说，你们答应等我退休就把我弄到国外生活，现在应该实现诺言了。台湾向他提了一个条件：找一个接班的人继续提供情报。邵正宗就想到策反他的上司刘连昆。为什么想到去策反他呢？因为刘连昆本来想晋升中将后退休，但他那年出了经济问题，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晋升中将没希望了，很不满。所以邵正宗去策反他一拍即合。刘连昆专程去广州跟台湾军情局副处长庞大为见面。庞大为那时还不是少将，为了让两个人级别相同，以表示对刘连昆非常重视，台湾特地给了庞大为少将身份。同时参与见面的还有台商兼交通员张志鹏和邵正宗。作为见面礼，庞大为给了刘连昆2万美元，同时答应给他台湾少将的待遇，每个月工资3500美元，这更是一笔巨款。而且也跟邵正宗一样，答应根据提供情报的价值给他奖金。

张志鹏到广州还有一个任务，帮助邵正宗出国。因为邵正宗是军人，没法出国，就由台湾军情局伪造了护照，想让邵正宗靠假护照混出国。邵正宗拿到假护照一看，发现假护照用的印泥不对，出海关会被认出是假的，没法用。台湾方面提出用偷渡的方式把他从福建弄到台湾去，但邵正宗又不愿意。表面理由是偷渡的风险太大，真实原因是他想把情妇也弄出国，两个人一起去国外生活。邵正宗的情妇是南京军医院的医务人员，叫何昌丽。情妇不能也用偷渡的方式弄到台湾，所以邵正宗就拒绝了。台湾除了偷渡没有别的办法，邵正宗就说他洗手不干了。台湾给了邵正宗10万美元作为分手费，其中有3万是给何昌丽的。1997年，在台商张志鹏的帮助下，何昌丽移民去了西班牙，但邵正宗是军人没法出国，只好继续留在中国。

刘连昆被策反之后非常积极地向台湾提供情报，每个月大概要提供一两次，通过张志鹏转交。因为级别比邵正宗高，所以他提供的情报价值就大了。里面有中国军队对外购买武器、军事演习的情况，还有中国军队的战略部署，包括对台的战略部署。其中价值最大的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提供的关键情报。1996年台湾第一次直选总统，中国政府为了吓唬台湾选民，不让他们选李登辉当总统，想到搞军事演习。本来定下的军事演习计划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的中线，出动潜艇，还要攻占台湾的外岛。刘连昆把演习计划泄露给台湾，台湾又提供给美国，美国就派出两支航空母舰舰队到台湾海峡。这样一来，解放军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演习计划变成不越过台湾海峡的中线，也不攻占台湾的外岛，而且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不是实弹。李登辉后来在一次拜票竞选时说漏了嘴，他对选民们说，大家不要害怕，共军发射的导弹是空的哑巴弹，见雨就点不着火了。他这大嘴巴就泄密了，让人们知道共军演习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但是知道这个机密的人很少，所以中国政府马上就知道高层里有人泄密，开始排查。查了几年，知道是刘连昆泄密，1999年3月就把他抓了，同时把邵正宗也抓了。肯定是刘连昆供出了邵正宗，因为邵正宗已经洗手不干很长时间了。台湾军情局刚好在那时候派了一个交通员到上海跟刘连昆联系，给刘连昆打电话，也被抓了。

中国政府当时还想抓台商张志鹏。他平时在香港，就以他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要开会分红的名义，让他到石家庄。但邵正宗被抓之后，他已经移民西班牙的情妇何昌丽知道了，告诉了张志鹏。张志鹏就警惕了，派了他的女秘书去开股东会议。女秘书一进入中国大陆就被抓了，张志鹏吓得赶快从香港逃回了台湾。他后来还在台湾起诉台湾政府，说是由于李登辉大嘴巴泄密，导致这么多人被抓，而且导致他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血本无归，造成了重大损失，索赔1亿台币。后来台湾政府跟他私了，赔了他几百万台币，每个月又给他一些生活费。刘连昆和邵正宗被抓之后，过了几个月，很快就在8月份被处决。台湾被抓的那两个交通员被判了死缓，后来改判无期徒刑，再后来又减刑判20年，现在已经刑满释放。

这个案子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刘连昆的地位已经那么高了，当到了少将，为什么要叛变当台湾的间谍。我刚才说他因为经济问题受到处分而不满，所以被策反，那只是一个诱因。为什么他后来非常积极地提供情报，总共提供了100多条情报？按照庞大为的说法是因为刘连昆对“六四”事件很不满，所以要投靠国民党。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钱，这么积极地提供情报是因为都会给奖金。按庞大为的说法，前前后后连工资带奖金，台湾总共给了刘连昆150万美元左右，这在90年代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些钱都换成了美金，有的当面交给了刘连昆，有的打入了在国外的账号。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刘连昆想让自己的儿子去国外定居，就像邵正宗想跟自己的情妇到国外生活一样。庞大为后来改去加拿大负责情报工作，刘连昆还跟庞大为联系，希望他帮忙把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也答应了，但后来发现刘连昆的儿子是一个军人，没法移民，这事就不了了之。因为有这层关系，刘连昆的儿子也被连累了，判了15年刑。

这个案子留下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怎么破的只有中国政府才知道，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只是推测。一般认为，由于李登辉大嘴巴泄露了秘密，引起中国政府的警觉，才知道有内鬼。而台湾方面的说法是他们有内鬼，军情局里有中共的双重间谍。庞大为1994年再次去广州跟刘连昆见面，发现被人跟踪。但他去广州只有一个同事知道，这个同事叫李志豪。他怀疑李志豪是内鬼，刘连昆被出卖跟李志豪有关。所以刘连昆被抓、被处死之后，台湾也开始抓内鬼。在那年的10月份果然发现李志豪是中共特务，是个双重间谍，就把他抓了，判了无期徒刑。一直关到2015年，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见面，即所谓的“习马会”，两岸关系缓和，才用李志豪交换了两名台湾间谍。

还有一个著名的台湾间谍案是沃维汉的案子。沃维汉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读硕士。毕业之后，1987年公派到德国莫尼黑科技大学读生物物理博士，之后又做了博士后。做完了博士后，他既没有回国，也没有继续做研究，而是去了奥地利，在那里做生意。他把老婆孩子都弄到了奥地利，加入了奥地利国籍，但沃维汉本人没有加入奥地利国籍，还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按他的说法是为了方便到中国做生意，后来也的确到北京办了生物技术公司，号称研发药物。但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沃维汉在德国和奥地利期间就被台湾军情局发展为间谍，刺探中国情报，每个月给他1000美元工资。沃维汉是很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学的又是生物学，不是涉及到什么机密领域的学科，台湾为什么会看中这个人，发展他成为特务，而且让他到中国以办公司的名义刺探情报呢？我觉得更可能是沃维汉有某种特殊身份，才会跟台湾方面挂上钩。

不管怎样，沃维汉在九十年代初回到中国办公司，家还是在奥地利，他就两头跑。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九十年代初，他在一个婚礼上见到了远房亲戚郭万军。郭万军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工程师，据说参与了设计某一款战略导弹。沃维汉就策反了郭万军，让他提供这款战略导弹的数据，他再提供给台湾方面。台湾军情局先后给了沃维汉40多万美元，沃维汉只给了郭万军几万美元和一块手表，大部分都被沃维汉吞了。2006年案发，沃维汉和郭万军都被抓了，在2007年判死刑，成了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欧盟向中国抗议，美国也向中国抗议，说判死刑侵犯了人权。虽然国际上抗议，但到2008年，沃维汉和郭万军还是被处决了。

沃维汉的女儿承认，沃维汉的确向台湾提供了那种战略导弹的数据，但她说战略导弹的数据当时并不是保密的，而是公开的，在杂志上就可以查到，只不过后来才变成了机密。所以她觉得很冤。但不管导弹的数据是不是保密的，沃维汉毕竟收集了这个数据，而且的确卖给了台湾，所以也算是提供了情报。这就像杨恒均一样，他的前导师和朋友冯崇义也不否认他向台湾出卖过情报，但说那些都是假情报。不管是真情报、假情报，总之还是出卖了情报。

从这两个案子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向台湾出卖情报的人，特别是中国政府的自己人，叛变向台湾出卖情报，处理起来都特别狠，都要判死刑。杨恒均没有被判死刑，判了死缓，那是外籍身份保护了他。

2024.02.13录制

2024.03.25整理

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批法轮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批法轮功的。1996年，李洪志刚刚移民美国，想在美国招兵买马，在中国留学生中招收信徒，由他的信徒把《转法轮》发到ACT上。ACT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扎堆的地方，相当于一个网上的论坛。我那时在ACT比较活跃，看到有人贴《转法轮》，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非常荒唐可笑，一一做了驳斥。但那时的法轮功还没有做大，李洪志后来也没有继续在ACT上散布他的言论，所以我当时对法轮功的批驳，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搞大规模示威抗议，震惊了全世界。事情的起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登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这篇文章只是泛泛地反对练气功，并没有刻意针对法轮功，只不过说他们研究所有个学生因为练法轮功精神失常了。这个学生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送进精神病院时还在说“李老师会关注我”，何祚庥注明“李老师”指的是法轮功的头头李洪志。这本杂志发行量很小，读者很少，但何祚庥的文章不知怎么被法轮功看到了，引起了注意，突然之间起来抗议。

法轮功兵分两路，一路是4月19日到天津教育学院抗议，几千人包围了天津教育学院，要逼着天津教育学院赔礼道歉。另一路到北京何祚庥的家去堵他，要跟他辩论。换了我就不会理睬来堵我的人，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跟他们争辩。当年罗永浩曾经到电视台门口堵我，我理都不理，头都不转过去就走了。五岳散人也曾在晚上跑我北京的家门口敲门，我也不理他，直接报警，让警察把他带走了。所以，如果换做我，跑我家跟我辩论，我根本就不会理睬。但何先生很有意思，他居然还跟上门来的法轮功信徒辩论。何先生在屋里，法轮功信徒在外面，隔着防盗门辩论。过了5天，4月25日，包围天津教育学院的法轮功突然之间都消失了，跟何先生辩论的法轮功信徒也没来。他们跑哪去了？去包围中南海了。有上万名法轮功信徒包围了中南海，这一下就震惊了世界。

法轮功的人刚刚包围天津教育学院时，《美国之音》的记者就来找我了。那时候的《美国之音》是通过电台对中国大陆广播的，影响还挺大，收听的人不少。《美国之音》当时跟我关系也不错，经常因为中国发生什么事来采访我。《美国之音》在洛杉矶的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法轮功，几千人包围了天津教育学院，你知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说知道，早在1996年就研究过，把《转法轮》看过一遍了，对他们很了解。记者说：太好了，我去找一个法轮功的人来跟你辩论行不行？我说行。

当时确定的时间是4月21日，让我跟法轮功在南加州的负责人李建中辩论。李建中还算是我的校友，也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只不过是学物理的。他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很痴迷法轮功，还成了法轮功在南加州的一个头目。到了4月21日，李建中听说是跟我辩论，不敢来了。结果辩论节目变成了对我的采访，时间有20分钟。采访完后，我感到意犹未尽，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来得及谈，就写了一篇《法轮功解剖》，发在新语丝网站上。后来法轮功越闹越大，我就看了更多的资料，包括李洪志各种演讲的记录稿，又一篇一篇地写解剖、揭露法轮功的文章，总共写了10篇。

我当时听说，因为何祚庥揭露法轮功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中央高层有人怪何先生。中国政府对于气功、人体特异功能这些东西有一个“三不政策”：不宣传、不批评、不讨论。现在因为何祚庥一篇批评气功的文章闹出这么大的事，有人指责他违反了中央的“三不政策”，何祚庥的压力就很大了。我知道后就发起了一个网上签名，叫做“声援何祚庥院士批判法轮功”。这可能也是中文网上第一次搞签名，最终有1400多人签名支持何院士。

法轮功包围中南海震惊了世界，中国政府也吓蒙了，不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开始，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这事还没有定性时，禁止人们谈论和评论。我写的批法轮功的文章当时也寄给了国内跟我有关系的一些报刊，想让他们发，他们没一个敢发，都觉得这个问题很敏感。中国政府都还没有表态，他们自然是不敢登的，所以那时候关于法轮功的讨论只是在国外。

我参加过几次《美国之音》的辩论节目，跟法轮功的人辩论。李建中因为不敢跟我辩论被我嘲笑之后，硬着头皮跟我辩论了一次。李洪志为了吸引留学生、知识分子，很喜欢在书里谈科学问题，弄一大堆科学术语。但他的教育程度很低，据说只有小学毕业，所以一谈科学问题就都是错的。错得最离谱的是把“光年”望文生义当成了时间单位，我辩论时就问李建中：你们法轮功号称提倡什么“真善忍”，第一位就是真；但你们李老师的《转法轮》里一大堆假的东西，这就不真了。比如他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不就搞错了吗？李建中居然回答说：这是一个物理问题，我是学物理的，我比你更懂物理。我们李老师是不会错的。之所以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是因为用上更高级的手段，光年就可以成为时间单位……

当时最主要的讨论平台是我们新语丝网站，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防火墙，新语丝还没有被墙，国内有很多人在读新语丝。中国有三个月时间禁止谈论法轮功问题，而国内有很多人跟法轮功有亲身接触，他们对法轮功也是有看法的，于是就向新语丝投稿。我给登出来后，法轮功的人也会来反驳，做所谓的澄清，我也给登出来。只不过法轮功的东西，我是作为“读者来信”登出来的，汇集起来，一天登一批，而不是作为单篇文章登出来。因为我们必须表明立场，我们就是要批法轮功的，你不满、有意见，就只能作为读者来信登出来。所以，有三个月时间，新语丝非常热闹。

到了7月22日，中国政府终于定下来，法轮功是非法组织，要取缔。在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的那一天，中国第一次建起了互联网的防火墙，把法轮功的网站都给屏蔽了，把我们新语丝也给屏蔽了。只要跟法轮功有关的国外网站，不管是支持还是批评的都给屏蔽了。新语丝网站可以说是批法轮功的资料最齐全的，媒体或其他人要批法轮功，都得看新语丝网站。中国政府是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主管处理法轮功问题，他也在看新语丝网站。新语丝网站被墙的那一天，他上不去了，就问手下的人咋回事：怎么新语丝上不去了，是不是被法轮功给搞掉了？手下人去问网监，才知道原来建了防火墙之后连大领导也上不了这些敏感网站。怎么办呢？赶快拉一条专线到中南海，让他们能够通过特殊渠道，想上啥网站就上啥网站。

一直有人觉得很奇怪，新语丝是批法轮功的，怎么也被屏蔽了？法轮功的网站被屏蔽可以理解，批法轮功的应该是跟中国政府一致的，怎么也给屏蔽了？更搞笑的是，虽然把新语丝网站屏蔽了，《参考消息》却仍在连篇累牍地转载我批法轮功的文章。我事先不知道，他们转载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批法轮功完全是独立行为，中国政府控制不了。而中国政府一旦自己要批法轮功，就不允许别人批，只能由它来批。它要垄断批评权，就把独立批评的声音都给屏蔽掉，把国内能管到的地方全都打压下去。比如杭州有一个网站当时也在批法轮功，而且把新语丝批法轮功的文章全都转过去，在7月22日这一天也被关掉了。

一直有一帮人，特别是海外的民运人士说，方舟子当年批法轮功是接到了中国政府的指示，是拿了任务来批法轮功的，至少也是跟在中国政府后面批法轮功，跟中国政府配合的。这些纯粹是谣言。我批法轮功比中国政府早多了，而且我一开始对法轮功的定性也比中国政府准确多了。我一开始就说法轮功是一个邪教，因为它的主要特征符合学术界关于邪教的定义。邪教都认为世界没落了，世界末日要到了，需要靠他们的救世主来拯救，要崇拜一个活着的教主。对法轮功来说，救世主、教主就是李洪志。邪教的另一个特征是有很严密的组织，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他们特别排外，尤其排斥批评，容不得一点点批评，对别人的批评反弹特别强烈。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古怪的行为规范，比如生病不上医院，法轮功就是这么提倡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法轮功是邪教。

但中国政府有三个月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法轮功问题，等到处理法轮功时，还不敢说法轮功是邪教，只说它是一个非法组织。中国国内开始批法轮功之后，郭正谊就把我批法轮功的文章拿到国内去出了一本书，叫《法轮功解剖》。由于中国政府那时还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只说它是非法组织，所以把我文章里凡是说法轮功是邪教的地方全都替换成了非法组织，改得有些地方都不通。一直到后来，中国政府才改口说法轮功是邪教。中国政府是跟在我后面批法轮功的，而不是我跟在中国政府后面批法轮功。

另外，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政府处理法轮功的方式，认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反应过激了，处理方式不当。人应该有信仰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包括信邪教的自由。邪教大大小小的头目如果犯法、犯罪，比如诈骗、偷税漏税、性侵，当然可以抓他们，治他们的罪。但对那些受骗上当的普通信徒就要宽容，最多只能采取教育、劝说的方式，他们不改就算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信法轮功，就把人抓去劳改、坐牢。侵犯人们的信仰自由是不对的。人有愚昧的权利。

2024.01.06录制

2024.03.23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