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黑龙江林口县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孩，因为发烧38度，被家长带到牡丹江的三甲医院看病。该院医生看了以后说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回老家的医院去看。他们回去，到林口县的医院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做体检说是细菌感染。打了10天点滴，发现病情没有好转，一直在发烧，医生就加了抗生素阿奇霉素。第二天，病情突然恶化，呼吸困难，医生认为很严重，要转院。女孩在转院途中不幸去世了，家长认为是医生用的阿奇霉素导致。网上有医生看过病历，发现用阿奇霉素之前已经打了10天点滴，打的是中药注射剂炎琥宁。因为中药注射剂经常引起不良反应导致死人，所以网上也有一些医生认为女孩的死亡不是阿奇霉素引起的，而是中药注射剂引起的。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女孩死亡，是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还是别的疾病引起的，需要做医学鉴定。如果是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究竟是哪种药物的不良反应，也没法贸然判断，需要做鉴定甚至做尸体解剖才能够知道。治疗的过程中用了很多种药，一开始打点滴用了抗生素头孢霉素，又用了中药注射剂炎琥宁，还用了祛痰的药、两种平喘的药，再打维生素C，最后又加了阿奇霉素，总共用了7种药。可见中国医院和家长对小孩发烧无比重视，这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

才发烧38度，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要住院，一住就是十几天。什么药都用，一用就是一大堆，好像用药越多就越好，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药物都可能有不良反应，多一种药就多一些不良反应的可能。而且几种药一起用，还有可能产生药物相互作用，更增加了风险，并不是用药越多就越好。

在这几种药当中，最不该用的就是中药注射剂炎琥宁，不管女孩的死亡是不是它引起的，这个药本来就不该用。中药注射剂频繁出问题，经常打了之后导致人死亡，特别是小孩。所以网上有医生怀疑是它引起的，也有道理，因为以前已经发生过太多类似的事故了，本来就不应该用。

中药注射剂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是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研发出来的。研发的过程很不规范，按现在的标准根本就不应该批准它上市。它只是简单地做了一些体外实验、动物实验，没有做人体的临床试验，没有证明它是有效、安全的就上市使用了。在使用的过程中被发现出了很多问题，不良反应率极高。有的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率竟然达到了25％，这是非常恐怖的。所以有些医院现在规定不使用中药注射剂了。

中药注射剂是一个不中不西的东西。它号称中药，但给药的方式不像中药口服，而是注射，这就是“不中”。中药本身的安全性就大有问题，但因为是口服的，消化系统还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中药里的一些有毒物质就没有被人体吸收。然而，中药注射剂是直接往血管里打的，中药里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就直接打入了人体，没有消化系统这道屏障保护，所以中药注射剂比中药还不安全。

中药注射剂采用的是注射方式，注射是西药才有的给药方式，但西药注射剂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是纯化的东西，成分是单一、明确的。而中药注射剂做不到这一点，它只是中药的提取物。简单地提取，没有经过纯化，根本不清楚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一大堆杂质，成分不单一、不明确，没有经过纯化就直接往人体里打，虽然用的是西药的给药方式，但并没有达到西药注射剂的标准，所以叫“不西”。中药注射剂就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本质上很危险、很不安全。

中药注射剂的安全问题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因为成分很复杂，过敏的风险高。中药注射剂里有一大堆杂质，每一种杂质进入人体就是一种抗原，一大堆杂质就是一大堆抗原，都有可能导致过敏。所以，中药注射剂导致过敏的风险要比别的注射剂高很多，也比中药本身高得多，最严重的会导致全身过敏、休克、死亡。中药注射剂之所以频繁导致死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全身性的过敏。

不过，全身性的过敏往往是用药之后几分钟、十几分钟马上就会发作，而黑龙江林口县女孩死亡时，中药注射剂已经连续使用了11天，不属于全身性的过敏死亡。但是，这不等于说中药注射剂就不是小孩死亡的原因，因为中药注射剂还有另外一个危险，那就是它很容易受到热原污染。热原是细菌产生的某种毒素，这种毒素会导致人体发热，所以叫做热原。人体被细菌感染之后为什么会发热？就是因为细菌产生了某种热原毒素，刺激人体系统导致了发热。中药在生长、生产和制作过程中都能受到细菌的污染，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热原。中药注射剂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经过纯化，所以热原是没有去除掉的。有人说，在生产中药注射剂时会加热、消毒，可以把毒素去掉。所谓加热、消毒，只是把细菌、病毒杀死，但细菌已经产生的毒素、热原是消不掉的，必须通过纯化才能去除。而中药注射剂没有经过纯化，如果在中药的生长、生产和制作过程中被热原污染，那么热原就保留在中药注射剂里了。使用有热原的中药注射剂，就会让人一直发热。所以，女孩用了中药注射剂，连续十几天都在发热，是不是跟中药注射剂里受污染的热原有关就不好说了。

中药注射剂第一容易导致过敏，第二容易受热原污染，这是中药注射剂本身的、天生的缺陷。本质上就是这样的，生产的时候质量控制得再好，这两点也都没法去除掉，这是中药注射剂的给药方式和剂型必然会带来的问题。所以，中药注射剂本身，天然的就非常危险，本来就不应该用。

当然，用药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并不是说某种药很危险、容易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有可能死人，就不能用。如果它能够救命，又没有比它更好、更安全的药，那就不得不用了。但中药注射剂不属于这种情况，目前并没有任何一种病是必须用中药注射剂才可以治疗的，完全可以不用它。既然本来就不应该、没有必要使用中药注射剂，而它又非常危险，那么中药注射剂导致的每一起严重不良反应、每一例死亡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中药注射剂本来就应该完全禁止，早就应该禁止了。禁止中药注射剂要比禁止中药容易得多，因为中医一般也不会反对。这本来就不是传统中药，而且有些中医对中药注射剂还相当反感，就因为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有很多西医也对中药注射剂很反感，他们不开中药注射剂，有些医院也已经把中药注射剂禁了。但为什么中药注射剂还是用得这么多，还是频繁地发生医疗事故呢？原因就是利益。药厂要靠中药注射剂赚钱，医院也要靠中药注射剂赚钱，赚的都是黑心钱，都是谋财害命的钱。

2023.11.21录制

2024.2.6整理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的团队宣布他们发现了经络。他们说，经络一向被认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他们用红外显像技术能够看到人体上面是有经络的，所以就号称发现经络了。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声称看到了人体上的经络，几十年来不断地有中国人、韩国人甚至朝鲜人宣布，用某一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现了人体存在经络。不久前国内也有一家公司的研究人员宣布通过注射显影剂的方法看到了人体上的经络。李辉团队说他们首次看到经络，肯定是不准确的。

所有的这些经络研究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热闹一阵以后就慢慢地被忘掉了，所以才会不断地宣布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经络，但是没有一次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一直到现在，生物学、解剖学的教科书都没有说人体存在着经络。第二，所有的这些发现写成的论文都是发表在很低档次的期刊上。像李辉团队的这篇论文发表在《定量生物学》上，虽然是一本英文杂志，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其主编、副主编、编委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上面发表论文的基本上也都是中国人。它的影响因子只有1左右，是档次低得不能再低的一份学术期刊。如果发现了人体存在着一个经络系统，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怎么把这么重大的发现拿到这么低档次的期刊上面发表呢？这说明了，只要稍微上一点档次的期刊都认为这种研究是不可信的。

李辉团队的这项研究有新颖之处，不是简单地发现了经络，而是号称要靠喝茶才能发现经络。他们声称试过了几百种中药、食品，最后发现只有喝茶“归经感最强”。意思是说，喝了茶以后才能够很容易地用红外显像技术看出经络，吃、喝别的东西都不行。这说明茶里头有某一种非常神秘的物质让人能够看到经络。按照李辉团队的说法，很可能是一种叫黄酮醇的物质。他们说，他们喝黄茶的时候一开始都是看不到经络的，后来在贵州找到了一株茶树，黄酮醇的含量特别高，这样才看到了经络。这不就意味着，他们认为能够让人看到经络的那种神秘物质就是黄酮醇吗？

但是，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不只是喝茶会让人看到经络，喝不同品种的茶看到的经络还不一样。喝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黄茶的“归经”都是不一样的，看到的经络叶是不一样的。这就奇怪了：难道这些不同品种的茶含有不同的神秘物质，才会有这么大的区别？这些茶只是在制作工艺上有差别，有的氧化程度比较高，有的氧化程度比较低；有的是经过发酵的，有的是没有经过发酵的……只是在制作方法上有一些差别，不可能存在本质的不同。为什么喝按不同的工艺制作出来的茶却有这么不同的结果呢？这就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他们说喝茶要看到经络很快，喝茶以后几秒钟马上就能看到经络。几秒钟的时间未免快得离谱。喝了茶先到胃里，还要到小肠里物质才被吸收，吸收以后由血液循环送到了全身。这个过程几秒钟绝对完不成。如果茶叶里含有黄酮醇之类的神秘物质，肯定不是通过人体的消化、吸收这种方式起作用的。只能是通过魔法起作用，只有魔法才会这么迅速地让人体马上发生变化，几秒钟之内立竿见影。如果是老中医做这种研究我还可以理解，因为中医在本质上跟巫术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作为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去做这种类似于魔法、巫术的研究，对得起你受的教育吗？

复旦的这些人说“经络一向被认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说法是错的。中国古人一向认为经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医最推崇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面说得清清楚楚，经络是通过度量活人的外表和解剖死人的尸体，用肉眼看到的。而且它还说，看到的经络大的叫做“经脉”，小的叫做“络脉”，统称就叫“经络”。《黄帝内经》还说，经络里面是走血的，血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清、有的浊。这就清清楚楚地说明，古人说的经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血管，“经脉”指的是大的血管，“络脉”就是小的血管，皮下的小静脉网络。经络不只是看得见，还摸得着。中医最讲究“号脉”，不就是在摸经脉吗？中医摸的那个地方号称是“手太阴肺经”，号称能够摸到的跳动是“气的跳动”，根据它就可以知道身体的情况。但我们现在知道，号脉摸的“手太阴肺经”其实就是桡动脉，“气的跳动”实际上是心脏跳动带动了脉搏。从这点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医说的“经络”指的就是血管。

但是，中国古人做解剖是非常粗糙的，他们虽然认为经络是走血的血管，但是乱画，跟实际的血管的走向很大部分是不重叠的。等到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医发现他们经络其实跟血管不重叠，是古人画错了，但是他们不认错，这时候他们就找到一条退路来给中医辩解，说经络不是西医说的血管，而是另外一个系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时候经络才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还没有被现代医学发现的一个“神秘的系统”。这是现代以来的事了。

但是，我们根据一些很简单的常识就可以知道，我们人体里头是不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的系统的。我举个例子：医生要开刀动手术，对于开刀的那个地方的血管、神经分布的情况都要知道得非常地清楚，避免一刀下去割错了血管、神经，麻烦可就大了。但是有哪一个外科医生在动手术之前还要研究一下，动刀的那个地方的经络是怎么样的？会有哪一个外科医生担心，这一刀下去把经脉给割断了？从来就没有人这么担心。。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中医认为我们人体“有12条经脉”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6条通过我们的下肢，下肢这6条经脉决定着我们人体五腑六脏的很多功能。经脉一旦不通、断了，人肯定是不行了，肯定是身体健康出问题了。但是，世界上有很多截肢的人，他们的下肢全部截掉了，6条经脉都没了，按中医的理论，6条经脉都断了，即使不会说马上就死，至少身体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截肢的人除了行动不方便以外，他们跟四肢健全的人没有区别，身体的状况其实是一样的。这不就证明了，说什么在下肢有6条无比重要的经脉，纯粹就是胡扯，就是想象出来的。

古人限于技术条件、认识水平，对人体有很多错误的认识，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有人去相信古人了不起，能够通过什么神秘的方式发现了现代科学还没有发现的一个神秘的系统。把古人当成像神一样来崇拜，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不是一个搞科研的人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治学态度。如果研究的是魔法、巫术那就无可厚非了，搞魔法、搞巫术都认为越古越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这帮教授，他们的思维就不是科学思维，而是魔法思维，是崇拜古人的魔法思维。所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还是改一个名称好了，叫做“复旦大学魔法学院”才名符其实。

2021.5.6.

最近香港著名演员吴孟达因为得了肝癌去世。大家经常听说某一个中国的名人得了肝癌去世，但是很少听说有发达国家的名人得肝癌去世。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是不是中国人比较容易得肝癌？是的。肝癌在发达国家是一个很罕见的疾病，在美国所有的癌症患者中，肝癌只占了大约2%。但是在中国肝癌非常常见，在中国所有的癌症患者中，肝癌大约占了10%，比美国多了好几倍。实际上，全世界的肝癌患者有一半左右在中国，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肝癌大国”。为什么中国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容易得肝癌呢？

肝癌最主要的风险因素是被肝炎病毒感染，之后导致肝硬化。由乙肝和丙肝导致的肝硬化占了肝细胞癌症的80-90%，或者说，80-90%的肝细胞癌症患者或者被乙肝感染，或者被丙肝感染过。乙肝要比丙肝更厉害，被乙肝感染，得肝癌的风险增加了30倍，而被丙肝感染，得肝癌的风险增加15-20倍。中国也是一个乙肝大国。在有乙肝疫苗之前，中国人大约15%都被乙肝病毒感染过。现在已经在新生儿中大规模推广接种乙肝疫苗，让中国乙肝感染率大为下降，目前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点几的中国人被乙肝感染，但是以前被感染过的那些人很多都还活着，中国大概还有9000万人是慢性乙肝患者。这些人得肝癌的风险就要高得多。而且，中国还有大约1000万的丙肝患者，他们得肝癌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肝癌的第二个主要风险因素是黄曲霉素。如果粮食、花生发霉，长了黄曲霉，就会产生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非常强烈的致癌物，它能够导致的癌症最主要的就是肝癌。黄曲霉素会引起基因突变，而且该基因突变有一定的特点。30-60%的肝癌细胞样本中能够找到黄曲霉素引起的这个突变。也就是说，30-60%的肝癌跟摄入黄曲霉素有关，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乙肝、丙肝患者得肝癌的风险。这些找到黄曲霉素的突变的肝癌细胞基本上都来自乙肝、丙肝患者。黄曲霉素本身也能引起肝癌，但是主要的风险是黄曲霉素跟乙肝或丙肝起到了协同作用。

中国在食品领域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黄曲霉素污染主要是因为粮食、花生存储不当造成的。中国在食品的储存、检测、监控这些方面都还很不健全，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品还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流通。此外，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养成饮食卫生的习惯，食品发霉了舍不得扔掉，觉得把霉擦掉就可以继续吃。跟饮食习惯也有关系。许多中国人喜欢吃腌制、发酵食品，这类食品也容易被黄曲霉素污染。

还有一个因素跟酒有关。很多中国人喜欢喝酒，特别是度数高的白酒。酒精也是导致肝癌的风险因素，只不过跟前面的两个因素比起来，相对比较小。一个每天都喝很多的酒的人，得肝癌的风险比不喝酒的人大概增加了两倍。这跟乙肝、丙肝、黄曲霉素相比，增加的倍数低很多。

肝癌还有别的风险因素，像抽烟、肥胖、糖尿病，也能够增加得肝癌的风险，但是跟前面说的那些因素相比比较低。例如抽烟增加肝癌的风险大概是50%，还比不上喝酒。

还有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特别的风险因素，但是经常被忽略，关于肝癌风险的文章、论文往往不提这个因素，那就是中药。中药跟肝癌的关系最近几年才引起注意，主要是因为2017年台湾和新加坡的研究人员在《科学.转化医学》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证马兜铃酸跟肝癌的关系。

马兜铃酸是马兜铃科的植物里面都含有的一种成分。马兜铃科的植物有好几百种，其中有几十种是中药，里面很多是很常用的中药。马兜铃酸会导致疾病，最开始是一位比利时医生替我们中国人发现的。他发现吃了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会导致肾衰竭。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慢性肾病全世界第一的原因。大约10%的中国人都得了慢性肾病，这跟吃中药、特别是吃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有关系。后来发现，马兜铃酸也能够导致癌症。一开始主要研究的是马兜铃酸能增加泌尿系统的癌症的风险。马兜铃酸之所以能够导致癌症，也是因为它能够导致基因突变。马兜铃酸导致的基因突变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基因突变，目前没有发现还有别的物质能够导致那种基因突变。如果在癌细胞中发现了这种基因突变，那么就可以断定，它是由马兜铃酸引起的。这种基因突变就像指纹一样，用它能够认定罪魁祸首是马兜铃酸。

前面提到的台湾、新加坡的研究就是去找肝癌患者的肝癌细胞里有没有这个马兜铃酸的“指纹”。他们最开始研究的是台湾肝癌患者的癌细胞，发现78%的癌细胞都含有这个马兜铃酸“指纹”。然后他们又去研究中国大陆肝癌患者的肝癌细胞，发现大约50%含有这个马兜铃酸“指纹”。这就证明了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是导致中国人肝癌高发的主要因素，中国大约有一半的肝癌跟马兜铃酸有关。在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肝癌很少跟马兜铃酸有关。比如说欧洲，只有1.7%的肝癌细胞样本含有马兜铃酸“指纹”。

能够导致肝癌的中药不止是马兜铃科的中药，别的中药以前已知道能够导致肝癌。有很多人一咳嗽就到药店去买“川贝枇杷膏”来吃，它里头就含有一味叫款冬的中药，中医经常用来治咳嗽。国外早就发现款冬是一种致癌物，而且主要就是能够导致肝癌。欧洲传统上也用款冬做草药。发现它能致癌后它就被禁止入药。中药还有别的的药材也已经知道能够导致肝癌，例如含有黄樟醚成分的中药。所以，由中药导致的肝癌比例肯定不止50%。50%只是跟马兜铃科的中药有关，没有计入其他的中药。

我们回头再来说吴孟达。吴孟达的父亲是开中药店的。吴孟达自己说从小就爱吃中药，到他父亲的中药店找中药吃。他一辈子都保留着吃中药养生的习惯。所以，他得肝癌的一个原因很可能跟中药有关系，特别是跟马兜铃科的中药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要知道，致癌物能不能导致癌症跟剂量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并不是像好多人想的，只要少吃一点就不会导致癌症，而是再小的剂量也能够导致癌症。特别是对于马兜铃酸来说，吃一点就对身体伤害一点。而且这个伤害是不可逆转的，并不是不吃了慢慢就可以恢复。它引起的基因突变、对肾脏的伤害是永久性的，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中国人肝癌高发的原因，就可以相应地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打乙肝的疫苗。乙肝疫苗已经普遍接种这么多年了，中国乙肝的患者会越来越少，慢慢地乙肝会变成一种罕见病。丙肝主要是输了被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引起的，控制的办法是对血液制品做检测。要做好食品安全的管理，减少摄入黄曲霉素。少喝酒，不抽烟，要减肥，预防糖尿病。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减少肝癌高发的措施。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吃中药。

2021.3.1.

近日网上流传一篇《中医老院士王永炎半年前准确预测了新冠疫情》的文章，文中称：

【2019年6月27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组织召开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候选人答辩评审会，遴选流感防治科学家。当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专家王永炎讲了一段话，无人意识到王院士在说什么，现在回头再看，简直神了。

他说：“要观天地之象，观万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所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厥阴风木司天已经描述了太虚元象，上半年是比较和缓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冬至前后，也就是连续到明年的春季，要有瘟疫发生。”

可惜，老院士的讲话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很多人以为王院士是根据“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来预测下半年要有瘟疫发生，其实不是，他是根据“厥阴风木司天”来预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和算命、风水是一个意思。所谓“司天”是中医“五运六气”学说中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掌管天气，预测上半年气候变化。下半年的气候变化则由相对应的“在泉”来预测。司天和在泉是根据干支纪年中的地支来确定的：

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丑、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寅、申年：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卯、酉年：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辰、戌年：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巳、亥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2019年大部分时间是农历的己亥年，那就是“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由于司天定了，在泉也就定了，所以只说2019年“厥阴风木司天”也未尝不可。“厥阴风木司天”预测的气候应该是风大，王院士却说预测的是暴雨成灾，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来证明预测正确。大概王院士对气象有独特见解，认为风雨是一家，有大风就意味着有暴雨。

我们姑且承认王院士的气象学，“厥阴风木司天”预测了会有暴雨。今年6月长江以南某些地方的确出现了暴雨。但是世界那么大，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暴雨，难道这些地方不受“司天”掌管？王院士也许会说，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国特色学说，只适用于预测中国。那好，中国不止长江以南，还有长江以北，难道它们也都暴雨了吗？即使长江以南，也并非所有地方都暴雨，而只是某些地方暴雨成灾，难道“司天”只管那些地方？王院士也许会再退一步，只要有某个地方暴雨成灾，就证明预测是准确的。但是以中国之大，哪一年没有某个地方暴雨成灾？尤其是长江以南，几乎年年会出现暴雨成灾。随便搜一下：

【2011年中新网6月20日电：南方暴雨洪灾已致175人死亡 86人失踪】

2011年是辛卯年，阳明燥金司天，那么是不是“阳明燥金司天”也意味着长江以南暴雨成灾？

【2016年新华社武汉７月１１日电：聚焦长江暴雨灾情六个热点】

2016年是丙申年，少阳相火司天，那么是不是“少阳相火司天”也意味着长江以南暴雨成灾？

今年暴雨再大，也大不过1998年长江暴雨洪水。1998年是戊寅年，也是“少阳相火司天”，看来“少阳相火司天”才意味着长江以南暴雨成灾了？

可见王院士以“厥阴风木司天”预言长江以南暴雨成灾之可笑了。有人也许会说，虽然不能说“厥阴风木司天”预测了长江以南暴雨成灾，但是它毕竟准确预测了新冠疫情啊。如果这么想，正上了王院士的当。注意，王院士只是说冬春会有瘟疫，并没有说是什么瘟疫，甚至没有说是大瘟疫还是小瘟疫，也没有说是新瘟疫还是旧瘟疫，那么只要有传染病，王院士就都可以说他说中了。然而，哪年没有传染病流行？冬春是流感季节，可以说每年冬春都会有瘟疫，所以王院士的预言永远会应验。

如果王院士说的是新瘟疫，也就是新型传染病，那才可以勉强说是预测到了新冠病毒传染病，可以王院士没法修改视频给加一个“新”字。如果非要狡辩他指的是新型传染病，那么，上一次“厥阴风木司天”是2013年（癸巳年），怎么没有出现新型传染病？事实上，每六年就会有一次“厥阴风木司天”，除了2019年，还有哪年有新型传染病？上一次新型传染病是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是己丑年，太阴湿土司天，那么是不是“太阴湿土司天”也意味着会有新瘟疫？2002年冬天有萨斯，与新冠病毒疫情最像，2002年是壬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那么是不是“少阴君火司天”也意味着会有新瘟疫？多数“厥阴风木司天”并没有新瘟疫，多数新瘟疫并没有“厥阴风木司天”，说明二者之间不要说因果性，连关联性都没有。

可见，王院士之所谓“观天地之象，观万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根本经不起统计的检验和逻辑的推敲。中医的这套预测理论与算命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只是在糊弄不会做深入思考的人。所谓“中医大师”，不过是变相的算命先生。这种人能当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中国工程院之耻，除非中国工程院改名中国巫术院。

2020.2.27

    人们说的中医药，指的是中国传统医术，它分为医和药两部分，也即治疗理论和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等）。有关中医药的存废，也就有了四种可能组合，即存医存药、存医废药、废医存药、废医废药。其中存医废药（保存中医理论、废除中药）在实际上不可行，应该没人会主张，所以我们这里只需考虑剩下的三种组合。

    多数中国人都是既相信中医理论又使用中药的，认为中医药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就一定都是正确、好用的，不比西医药（现代医学、现代药物）差，甚至更好。这种态度，就是存医存药。

    但是中医理论体系不过是古人对人体、疾病朴素而粗浅的看法，并不是一个科学体系，充满了缪误，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我们相信科学是普世的，医学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那么就只能相信现代医学，而抛弃中医理论，也就是废医。

    这也是现代以来最初质疑、批评中医的那些人，例如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看法。但是他们虽然否定中医，却并不否定中药，认为中药还是有用的，可以保留，用陈寅恪的话说，是“中医有可用之药，无可通之理”。这种态度，就是废医存药。

    但是“中医有可用之药”不等于中药就都可用，中药可以保留不等于中药都要保留。中药有的源自巫术、迷信，有的是经验的结晶。巫术、迷信固然不足为凭，经验也不一定可靠，里面会有太多的错觉、误传。那么怎么知道哪些中药是真正有效而且安全的？像中国药监部门那样认为长期使用的中药，甚至是只要在中药典籍里有记载的中药，就一定是安全有效的，就可以上市，这是很荒唐的。一种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只有经过了科学方法的检验，才能认定。所以在大约15年前，我提出对中医药应该采取废医验药的态度，废除中医理论体系，用现代医学取代，并用科学方法检验中药（以及针灸等其他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有很多人似乎也在做着“验药”工作，用生物医学方法验证了很多中药的有效性，发表了很多论文。但是这些研究是先认定了某种中药有效，然后再去证明，目的是为了推销中药或宣传中医的博大精深。它们要么非常初步，要么经不起推敲，要么干脆就是造假，总之，都不是我说的严格意义上的“验药”。目前还没有哪一种中药被严格地证明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否则就可以申请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了。中药厂家也是认可FDA的权威性的，一种中药完成了FDA认可的二期临床试验就可以当成重大成果吹嘘，误导国内消费者它已经获得FDA批准。实际上一种药物必须完成三期临床试验证实其安全、有效才能获得FDA批准，而目前并没有哪一种中药通过了FDA认可的三期临床试验。

    有些反中医的人因此采取更极端的态度，认为“废医验药”已经过时，应该废医废药。他们的理由是已经对中药验了这么多年了，没有一种能获得FDA认可，可见中药都是没有用的，没必要再验了。他们这么想其实是受了中药研究者的骗，把我前面说的那种旨在为中药做宣传的假验药当真了。其实真正从事验药的很少，按FDA标准来验的更是寥寥无几。不要说检验中药的有效性了，连相对比较容易做的中药安全性检验工作国内都没有系统地做，马兜铃酸中药的危害还要靠国外研究者发现，可谓中药界的耻辱。

    提倡废医废药的人还有个理由，认为从天然产物中发现药物的研究已经过时了。虽然在现在天然药物研发已不是新药研发的主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然药物研发已经过时，不可能再有所发现。例如，去年FDA批准一种治疗癫痫的新药，就是从大麻中提取的大麻二酚。在FDA批准的药物中，超过三分之一源自天然产物，其中大约一半源自哺乳动物，四分之一源自微生物，四分之一源自植物（Drug Discov Today. 2016 Feb;21(2):204-7）。在源自植物的药物中，80%与其传统用法有关。（Environ Health Perspect. 2001 Mar;109 Suppl 1:69-75.）这其中，几乎都与中医药无关，我知道的只有麻黄碱是源自中药麻黄。这并不意味着中药只有这一种可用。有些中药已被发现含有有望成为新药的成分。例如中医传统上用于治疗疟疾的常山很早就被发现含有抗虐成分常山碱，只不过毒性太大没法用于临床，但到现在仍有人在研究把它改造成抗虐新药（反倒是著名的青蒿素其实和中药没什么关系，我以前已多次论证过）。

    可见废医废药不过是一种偏激的观点。对待中医药的理性态度，依然是废医验药。除了研发新药，更紧迫的是系统检验常用中药的安全性。想要禁止人们使用中药不可行也没必要，但至少应该让人们知道所用中药的毒性和不良反应，不能一直以“尚不明确”糊弄人。

2019.9.2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称：今年7月初，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第一批合理用药目录，提出了规范中药处方，西医不可以开中药。我看了颇感意外，难道我一直在建议的“西医不可以开中药，中医不可以开西药”要实现一半了？于是把国家卫健委这份文件《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找出来仔细看了，有关部分如下：

“对于中药，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等，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开具中药处方。其他类别的医师，经过不少于1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后，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的，或者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2年以上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总学时数不少于850学时）并取得相应证书的，或者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有关规定跟师学习中医满3年并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既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

其实它并没有规定西医一概不可以开中药，而是说没有经过中医培训的西医不可以开中药，意思是西医如果不懂中医药不可以开中药，懂中医药才可以开中药。怎么算懂呢？经过1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就算懂了，就可以开中成药了，如果学习两年，就更懂了，还可以开中药饮片处方了。中医药不是号称博大精深吗？怎么恶补一、两年就算懂了呢？这一、两年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中医赚培训费的吧？

按中医的说法，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体系，那么西医学中医，和一般人相比并不具有优势，试想，一般人如果学个一两年中医就说自己懂中医了，中医不觉得是在羞辱他们吗？何况，中医据说还是经验的结晶，光靠学还不行，还得跟着老中医实习有了长期医疗经验才算懂中医。可见，西医不经过多年的中医学习、多年的中医实习是不能说懂中医开中药的。这样的西医应该很难找到，有的话也就变成中医了。所以只要求西医在开中药之前做短期中医培训是不行的，应该全面禁止西医开中药。

同样的原因，还应该禁止中医开西药，包括使用现代医学检测技术。否则的话，西医不懂中医不能开中药，中医不懂西医却能开西药、用西医检测，甚至连短期西医培训都不用，岂不意味着西医还不如中医具有专业性，谁都可以开西药、用西医检测，那还要医学院干什么？

据报道，中成药的70%都是中国西医开的。中国西医喜欢在正常的现代医学治疗之外再开中成药，除了一小部分西医是真的相信中药有效，更多的是纯粹为了赚钱，所谓“西药治病，中药赚钱”。目前并没有哪一种病被证明了必须使用中药来治疗，否则没有中药可用的其他国家的患者岂不太惨。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疾病医疗指南都不会使用中药。既然是西医，治疗标准就应该与国际接轨，然而中国西医为了赚钱，乱开中成药，不仅违反医学伦理，也滋长了中成药市场，成了帮助中成药厂家牟利、增加患者医疗负担的帮凶。如果禁止西医开中药，必然会大大减少中国医疗没必要的费用。

中医采用现代医学技术、开西药，则是为了掩盖中医无能、中药无效的真相，所谓“西药治病，中医抢功”。如果禁止中医用现代医学技术、开西药，中医没法再骗人，愿意去看中医的人就少了，患者就少折腾、少受骗，必然也会大大减少中国医疗没必要的费用。

中医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可能也没必要像日本、欧美那样禁止中医行医。但是“禁止西医开中药、禁止中医开西药”是有可能也有必要的，甚至有些中医也会支持这种政策。既然中医号称博大精深，不是西医能掌握的，那就应该禁止西医开中药。既然中医号称博大精深，没必要沾现代医学的光，那就应该禁止中医开西药。请中医和我一起呼吁：西医不可以开中药，中医不可以开西药。

2019.8.23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供各地在加强合理用药管理、开展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等工作中使用。该目录共收入了20种药，它们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成为重点监控对象，通知语焉不详。有媒体称这些药都是“神药”，但“神药”的说法，一般是用于讽刺某些声称包治百病的中药或保健品，而这20种药都是化药及生物制品，也就是俗称的西药。不知为何要由中医药局参与监控西药的使用，按理中医药局应该只管中药。不过仔细看一下这个药品目录，会发现里面有一些药虽然名为西药，其实更像中药，我称之为“中式西药”，例如脑蛋白水解物、骨肽。下面我就以这两种药为例进行分析。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研制的思路是中国传统的“以形补形”哲学，认为吃什么补什么。例如，中医认为虎骨能够祛风通络、强筋健骨，虎鞭能够壮阳，民间认为吃猪脑能补脑，依据都是吃什么补什么。更进一步的，是吃像什么补什么，例如，因为苁蓉样子像阴茎，所以认为吃苁蓉能壮阳；核桃仁样子像脑，所以认为吃核桃能补脑。当然，“中式西药”既然是“西药”，那就不一定要靠吃，有时也要靠注射，从“吃什么补什么”到“打什么补什么”，和中药注射剂一样，也算是“与时俱进”了。脑蛋白水解物是由动物脑组织蛋白通过酶水解获得的，所以就成了“脑功能改善剂”，这是吃（打）脑补脑；骨肽是用新鲜或冰冻的猪四肢骨提取的骨肽溶液制成的，所以就用于促进骨折愈合，这是吃（打）骨补骨。推而广之，动物全身都是宝，应该是什么器官都能制成药用于治疗相应器官的疾病。为什么只利用了脑组织、四肢骨呢？想必是因为这两个部位量多而又一般不吃或没法吃，所以就废物利用了。类似的还有没被收入这个目录的脾氨肽口服冻干粉，从猪脾脏提取的物质，也是因为猪脾脏没人吃。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的成分复杂、不清。本来，作为西药应该是成分单一、明确的，即使不是人工合成而是从动植物提取的，也是经过纯化的。“中式西药”则不然，和中药注射剂类似，它们只是简单的提取物、水解物。脑蛋白水解物是由动物脑组织蛋白通过酶水解获得的多种氨基酸和低分子肽混合物的水溶液，这还只是“活性成分”，里面还应该含有无数杂质。即使是“活性成分”，其实也是不清不楚的。骨肽是猪骨的简单提取物，主要成分为有机钙、磷、无机钙、无机盐、微量元素、氨基酸等，号称还含有不知何物的“多肽类骨代谢因子”。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的药理不仅讲不清楚，而且根本就讲不通。脑蛋白水解物的厂家声称其药理是，含有各种游离氨基酸，可通过血-脑脊液屏障进入脑神经细胞，促进脑细胞蛋白质合成。但是游离氨基酸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我们吃下的食物只要里面含有蛋白质，就都会被消化成游离氨基酸再被人体吸收，这些氨基酸也都可以通过血-脑脊液屏障进入脑神经细胞，促进脑细胞蛋白质合成。那么这岂不意味着吃任何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作用，跟注射脑蛋白水解物的效果是一样的？脑蛋白水解物的厂家声称脑蛋白水解物中的小分子肽也可透过血-脑脊液屏障并影响呼吸链。但是这些小分子肽是水解产物，并不具有特别的序列，而是杂乱无章的，怎么可能有特别的生理功能？同样，骨肽里面的各种成分也都是普通食品里具有的，而神秘的“多肽类骨代谢因子”即使不是胡编的词语，而是真的存在，在其简单粗暴的提取过程中也早就失去活性了。更可笑的是，脑蛋白水解物、骨肽还都和脾氨肽口服冻干粉一样有口服制剂，即使真的含有神奇的“多肽”，口服后也会被消化成氨基酸才被吸收，不可能进入人体发挥作用。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的疗效没有得到验证。真正的西药要经过体外实验、动物实验、三期人体临床试验，证明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后才能上市。人体临床试验还需要符合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双盲等原则才有说服力。而“中式西药”最多只做过很初步的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就上市了。就像中药通常用医案来证明疗效一样，“中式西药”用以说明其疗效的，是上市后的小型“疗效观察”，其实就是一些个案，而个案是不能证明疗效的。何况这种“疗效观察”往往是医院明里暗里接受药厂资助，为药厂做广告的。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治疗的那些疾病，都是现代医学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或疗效难以有客观的判断，或根本就无需治疗的。例如，脑蛋白水解物的适应症居然是包括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在内的各种痴呆，如果真能治愈，可以得好几个诺贝尔医学奖了。当然，脑蛋白水解物的厂家也不敢说他们研发出了能治疗各种痴呆的神药，只是模模糊糊地说改善记忆功能，至于怎么算“改善”，就要靠感觉了。骨肽的作用是用于促进骨折愈合，但是骨折后，只要骨接上了，就会自然愈合，不需要吃药促进骨折愈合，也没有这样的药物。在发达国家，没听说过骨折还需要吃药促进愈合的。但是中国民间向来就有吃骨补骨的传统，骨折后不吃点特殊的食物（例如猪蹄）或药物就不心甘，所以才会有骨肽这样的奇怪药物出现。而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是不会只满足于治疗一两种疾病的，为了扩大市场、增加销量，适应症多多益善。脑蛋白水解物除了治疗各种痴呆，还用于器质性脑性精神综合征、记忆障碍、神经衰弱、轻度婴儿大脑发育不全、脑震荡或脑挫伤后遗症、脑卒中、颅脑手术、脑膜炎及严重脑感染和休克症状乃至抑郁症等，只要和大脑有关的疾病，都包治。而骨肽除了用于促进骨折愈合，还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增生性骨关节疾病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等，只要和骨有关的疾病，也包治。但是这些疾病虽然发生于同一个器官，却有着很不同的病因、病理，是不可能由一种药来包治的。“包治百病”这一点和保健品很相似，“中式西药”实质上就是提供安慰剂作用的保健品。

这就注定了“中式西药”和中药一样难以走向世界，基本上只在中国上市、使用。中药属于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具有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科学没有什么关系——相信中医中药的人也往往认为“西方科学”不能用于验证中医中药。既然外国人不懂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中药难以在国外被接受，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现代药物（俗称“西药”）是根据医学科学研发出来的，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国外能用的西药，在中国也应该能用，同样，在中国能用的西药，在国外也应该能用。例如中国研发的“西药”青蒿素，就全世界都用了。只能在一个国家使用的“西药”肯定是不科学的，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西药”，所以“中式西药”乃是假西药。“中式西药”虽然与中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并非根据中医理论或民族传统研发的，所以也不是中药。既不是真正的西药，也不是中药，那么就只能是假药。对于假药，不能只是做“重点监控”，而是应该禁止。

    人们有选择使用自己相信的医术的权利。虽然中医药不科学，但是我并不认为应该禁止人们相信中医、使用中药。相信中医的人当然有权利使用中药。同样，相信科学的人有权利只使用经过科学验证的现代药物，或所谓“西药”。“中式西药”打着“西药”的招牌，却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甚至是反科学常识的，误导、欺骗了相信科学的人，他们不用中药，却不知不觉地上了实质与中药一样的“中式西药”的当。从这个角度说，“中式西药”更是骗人的假药，应该禁止。但是“中式西药”已经使用多年，有庞大的市场，涉及巨大的利益，要禁止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提醒患者要警惕，不要上当，即使是医生开的，也应该拒绝。

2019.7.13.

最近美国爆出了大学招生腐败大案，一些名人、富豪通过中介贿赂名牌大学体育教练、行政人员，把子女打扮成体育特长生，以确保子女能够被名校录取。这个案子已经抓了50人，其中33人是行贿的学生家长，包括两名著名演员。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中国土豪呢。《华尔街日报》首先透露说，花钱最多的是两个中国人，一个姓郭，花了120万美元让女儿上了耶鲁大学，东窗事发后该女生已被耶鲁开除；还有一个花了惊人的650万美元，身份不详。随后，《洛杉矶时报》挖出了这个花了650万美元的中国土豪是山东步长制药公司董事长赵涛，中介通过贿赂斯坦福大学帆船队教练和伪造帆船比赛成绩，让赵涛的女儿赵雨思进了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已将赵雨思和帆船队教练开除，该教练也已被检方指控犯罪。

赵家辩解说，他们对此并不知情，以为650万美元是给斯坦福的捐款。这个辩解很难让人相信。赵涛又不是傻子，如果真相信自己是在给斯坦福捐款，650万美元不是小数目，怎么可能没收到斯坦福的感谢信呢？造假的申请材料是其女儿提交的，怎么可能不知情呢？

赵涛不仅不傻，而且还是名中国“神医”。严格地说，应该叫新加坡“神医”，因为他早就加入了新加坡国籍。不过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又一直在中国赚钱，叫他中国“神医”也无不妥。这个“神医”神到什么程度呢？据赵涛自述，他在1992年和父亲赵步长一起去新加坡出席“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当场用针灸让一名瘫痪6年的病人“神奇般地站起来”，轰动整个新加坡：

“会后第二天，新加坡的电台、电视台、报刊纷纷报道了‘中国神针’，《联合晚报》写道：‘药气针治疗20分钟，瘫痪6年，药帽一戴，老妇就能走。’赵氏父子成了新加坡家喻户晓的‘中国神医’。一些长期经受心脑血管病折磨的新加坡人纷纷涌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求赵氏父子医治。面对各路患者的诚挚挽留，赵涛留了下来。3个月过去了，赵涛在新加坡治疗中风患者上千名，他受到的欢迎程度超乎想像。在新加坡，赵涛扎一针的诊疗费是300美元，90天时间里，赵涛得到了90万美元的报酬。”（《不断创新发展的步长集团》）

虽然其宣传材料说“新加坡的电台、电视台、报刊纷纷报道了‘中国神针’”，但只列出了一家媒体的名字——《联合晚报》。这家报纸虽然和《联合早报》只差了一个字，但却是一家专登各种耸人听闻的离奇故事的八卦小报，例如今天（5月3日）其头版头条是：《痴情帅哥上女友家 持菜刀求复合》《芽笼拍写真 洋女裸上身》《痛打少女 恫言烧脸》……如果赵涛事迹真的轰动新加坡，很难相信他们会只找到一家八卦小报的报道来作为证据。不过没有关系，中医不是越老医术越高超嘛？想必赵涛的针灸神术过了这么多年又突飞猛进了，在网上直播一下怎么用针灸让瘫痪多年的病人站起来如何？她女儿不是很喜欢搞直播嘛，曾经以“美国高考状元”的身份直播介绍自己作为“普通家庭的子女”是怎么考进了斯坦福的。我在美国这么多年，第一次听说美国还有“高考状元”，他女儿ACT（美国高校入学考试之一）没考满分也敢自称“美国高考状元”，ACT考了满分的无数考生岂不是“超级美国高考状元”？吹牛还真是有家学渊源的。

按赵涛自己的说法，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靠行医一天就能赚一万美元，为什么只赚了90天就不再赚了呢，想必是把新加坡的所有瘫痪病人都治好了吧。所以赵涛就想着要报效祖国了，然而不是回国继续行医把全中国的瘫痪病人都治好，而是卖药，当然是卖中药，其第一“神药”叫“脑心通”。这个药有的宣传材料说是赵涛父亲赵步长发明的，也有的说是赵涛发明的，不管谁发明的，其发明思路都是：想到虫子善于钻洞，应该也能疏通血栓，于是就用蚯蚓、蝎子、蚂蟥作为药材，发明了疏通血栓的“神药”。按这样的思路，把铁钻磨成粉吃了岂不更能疏通血栓？虫子再怎么善于钻洞，钻得过铁钻？

这样的“神药”如果能疏通血栓那得靠神迹，但肯定能大开脑洞。如此让人脑洞大开的“神药”能够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当然得靠钱买通。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决书，赵涛的父亲赵步长向当时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行贿1万美元，获得了“脑心通”国家批号。区区1万美元，不过是赵涛行医一天的收入而已，也拿得出手，可见当时赵家不像现在这么出手阔绰。除了国家批号，还得有“国际声誉”。步长制药集团的“发展历程”第一步就是走向世界：“1993年8月28日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成立。11月，步长脑心通荣获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发明博览会尤里卡金奖。”我们很早以前就揭露过了，中国满大街都是、卖中药的尤其喜欢拥有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发明博览会尤里卡金奖”全都是花钱买来的。一个产品博览会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不可能真去鉴定药物的真假、好坏，所以展销商只要愿意出钱，都给奖，出的钱越多，奖越大，而且是明码标价的。

这个“神药”要畅销全国，光有国家批号、“国际荣誉”还不行，还得花更多的钱开路。全国有众多医院院长因为收受步长制药公司推销员的贿赂而落马、被判刑。不管怎样，“脑心通”因此成了步长制药公司的拳头产品，销量最大的心脑血管类中成药之一，现在一年能卖几十亿元呢，所以赵家沿用其用钱开路的家传，拿出650万美元用于帮助女儿实现美国名校梦，不过是九牛一毛。

那些美国名人、富豪给中介也就是给个几万、几十万美元，还是中国土豪有魄力，一出手就是上百万、几百万，本来赚的就是智商税，来得容易，花得也痛快。不过中国土豪没想到的是，中美之间还是有点不同的。在中国，行贿是基本不会被追究的，郑筱萸被枪毙了，受贿院长被判刑了，赵家也安然无恙，不妨碍“脑心通”继续大卖。而在美国则不行，行贿事发后，虽然没像美国家长那样被捕、被起诉，至少其女儿学是上不成了。“中国神医”还是在中国花钱比较保险，斯坦福上不成了，还可以回国上北大、清华嘛。

2019.5.3

在《武汉大学校园惊现美国“中医大师”》一文中，我谈到：“一般人能读个博士学位已经到顶了，个别天才能读两个博士学位，超级天才可能会读三个博士学位，有四个博士学位的得是超超级天才了吧？”这当然只是在讽刺声称自己读了四个博士学位的美国“中医大师”吴奇。读的博士学位多，并不意味着是天才，天才也用不着去读多个博士学位，有一个博士学位就够了。例如爱因斯坦就只有一个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虽然他还有很多荣誉博士学位，但是那不是读出来的，而是赠送的。

读博士学位其实是在接受学术训练，而博士是一个领域的最高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就意味着完成了该领域的学术训练，没有必要再去读同一领域的博士学位再接受一次学术训练。所以再大的天才，也只要读一个博士学位就够了。如果有人嫌自己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不太好，要去一所名校把博士学位重读一遍，一般是不会被接受的，因为这是在浪费教育资源。所以美国正规大学招收博士生，只要求有本科学位，如果有申请者亮出自己有该领域的博士学位，反而不会被录取。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必要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一种情况是第一个博士学位是从不被认可的野鸡学校或外国学校获得的，为了找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再去读一个正规的博士学位。另一种情况是改行了，原来的博士学位派不上用场，只好再去读一个别的领域的博士学位。例如有的人在美国读完生物学博士之后，想改行去当医生，而美国医生都要有医学博士学位，这时候就不得不再去医学院读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有的医学院有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双学位项目，这是读一次博士同时获得两个学位，跟这里说的先后读两个博士学位不是一回事）

那个美国“中医大师”获得的四个博士学位有三个是“东方医学”博士学位，还有一个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给的“医学”博士学位，这里的“医学”显然是中医，也属于“东方医学”，所以这不属于改行。也只有野鸡学校，才会一次次地接受已经有同领域博士学位的学生，因为本来就是在卖文凭嘛。“中医大师”不知道获得博士学位不过是表明完成了某个领域的学术训练，把博士学位当成了一种荣誉，以为获得的博士学位越多，就表明自己的学问越大，所以才会一次次地去“读”同一种博士学位。如果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只要一个就够了，哪里用得着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读”，直到五十多岁了还在“读”博士？这不禁让人想起以前相声的一个段子：口袋插一支钢笔的是文化人，插四只钢笔的是修钢笔的。其实，口袋插一支钢笔的未必是文化人，有一个博士学位的未必就是货真价实，但是有四个博士学位的，则肯定不是真博士。

2019.3.25.

有一次我和一名被称为“国医大师”的著名中医在网上做视频直播辩论，“国医大师”越说越激动，节目结束了还刹不住，忿忿地对我说：你敢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说中药都没用，我真应该带一些大黄，看你敢不敢吃？这个“国医大师”是在歪曲我的观点。我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医中药”，也没有说“中药都没用”。我并不否认中医药里头含有医疗经验，中国古人有可能通过长期的摸索发现了一些有效的药物。但是经验有用，却也有限。药物是不是真的有效，有效的话是不是安全，是不能靠中医典籍的记载、“国医大师”的“医案”或患者的体会来证明的，而是要用科学方法加以检验才能确定，才能获得世界的承认的。我把这个观点叫做“废医验药”。

有些人比我还激进，提出“废医废药”，认为中药都不可能有效，都应该废了。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否认中国古人靠医疗经验有可能发现有效的药物。事实上，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都可能发现有效的药物，中国古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笨。动物学家甚至观察到黑猩猩也知道吃草药治病，它们会通过吞下一种菊科植物的叶子来治肚子痛、清除肠道里的寄生虫。中国古人未必连黑猩猩都不如。

那么哪些中草药有可能有效呢？很多人认为中药治疗慢性病有优势，这恰恰搞反了。对慢性病的疗效是很难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人们之所以认为中药能够治疗慢性病，是因为慢性病的病情往往会有波动，时好时坏，对慢性病的疗效医生和病人都不容易判断，所以容易出现错觉。通过经验比较容易摸索出来的，反而是治疗某些急性病的药物。这和通过经验比较容易发现急性毒药，不容易发现慢性毒药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种吃了马上就会要人命的毒药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是如果一种东西吃了很多年后才会让人得癌症，这个后果就不可能通过经验发现，而需要做动物实验和长期的观察。

世界各国人民的确通过经验摸索出了一些治疗最常见的急性病的草药。这些急性病非常常见，得的人很多，症状很明显，得了以后到处找草药吃，就有可能碰巧发现能缓解症状的药物，就认为很有效，从而流传下来。这大概包括这几类药物：

缓解感冒症状的药物。古代西方人很早就发现了吃柳树树皮能够镇痛解热，后来从里面提取出了苦味粉末用做退烧药，有机化学建立以后，1827年这种苦味粉末的有效化学成分水杨苷被分离、提纯出来，后来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了阿司匹林。中国古人也发现了麻黄能够缓解鼻塞和气喘，日本科学家在1885年从中提取出麻黄碱，这可以说是第一种被现代医学证明有效的中草药。

通便的泻药。古代西方人发现了番泻叶能够通便，中国古人也发现了大黄——也就是那个“国医大师”威胁要让我吃的草药——能够通便，这是因为番泻叶和大黄都含有蒽醌类化合物，这类化合物能够刺激大肠的蠕动，减少大肠对粪便中的水分的吸收，从而引起腹泻。反过来，也可能发现止腹泻的药物。例如古代西方人发现颠茄能够缓解胃肠绞痛和腹泻，这是因为颠茄含有阿托品，而阿托品是一种胆碱受体阻断剂，具有松弛内脏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解除胃肠道平滑肌痉挛，降低蠕动幅度和频率。

止痛药物。古代西方人发现了鸦片能够止痛，后来从中提取出吗啡。中国古人发现延胡索能够止痛，我国药物化学家赵承嘏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从中提取出延胡索素，临床上用做镇痛、镇静剂。类似的，某些传统药物能够有效地止咳，也是利用了止痛药的麻醉作用。例如国内很流行的止咳药复方甘草片，其中起止咳作用的有效成分是阿片，也就是鸦片，鸦片能够抑制咳嗽反射中枢，因此起到了暂时止咳的作用。

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有效药物偶尔也能碰巧被发现。例如秘鲁的原住民发现了金鸡纳树的树皮能够治疗疟疾，后来西方科学家从中提取出奎宁。中国古人也发现了能够治疗疟疾的草药，不过不是现在很出名的青蒿（古人用做草药的青蒿并不能抗疟疾，和今人用于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不是同一种），而是常山。古籍记载最多的治疗疟疾的草药是常山。屠呦呦经常说她发现青蒿素是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她没说的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常山出现了13次。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药物理家张昌绍用实验证明了常山能够治疗疟疾，之后赵承嘏从中提取出它的有效成分常山碱。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有些貌似很有药效的草药是利用了人体的自愈功能，而不是真正有效。例如，有的草药号称止血非常有效，其实人体本身就能制造极为有效的止血药：当血管破损时，血小板会在伤口处聚集起来，释放凝血酶和多种血液凝固因子，收缩血管，形成血栓，堵塞创口。只要不是罕见的血友病患者，只要伤势没有严重到要上医院急救的地步，伤口经过包扎后都能自行止血，如果同时敷上某种草药，当然觉得其止血效果灵验无比，其实是错觉。

由此可见，通过长期经验摸索的确能够发现一些有疗效的草药，但是这些药物大多只是起到镇痛、解热、通便、止泻、止咳等缓解疾病症状的作用，并不神奇，治疗效果很有限。中国古人更不可能发现能够治疗癌症、艾滋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中国古人不知道这些疾病的存在，当然不可能摸索出治疗它们的药物。所以有效的草药是很少的，用途也是很有限的。而且有些草药的副作用很强，更是限制了它们的用途。例如大黄虽然能够通便，是市场上“排毒养颜”保健品的主要成分，但是长期服用大黄抑制了排便反射，反而能够导致便秘，而且还能导致结肠黑变病。鸦片能够止痛、止咳，却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毒品，有很多人就因为止咳吃了复方甘草片上瘾。又如常山碱抗疟疾的效果虽然很好，但是有很强的肝毒性，所以不适于作为抗疟疾药物。

如果某种草药的确对治疗某种疾病有效而且比较安全，那么就可以找出它的有效成分，研发出化学药。与草药相比，化学药有很多优点。草药中的有效成分含量是不固定、不可控的，变化很大，这就影响了其治疗效果，而化学药的含量是固定、可控的。草药除了有效成分，还含有非常多的其他成分，吃下这些杂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有害，而化学药的成分是纯粹的。我们在研究清楚了草药的有效成分后，还可以对它的结构进行修改，研发出更有效、更安全的化学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司匹林。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之后，科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就用水杨酸取代了水杨苷当镇痛解热药。再后来科学家又发现，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可以减轻水杨酸的副作用，从此乙酰水杨酸——也就是阿司匹林——又取代了水杨酸。另一个例子是青蒿素。实际上从黄花蒿提取出来的天然的青蒿素本身的抗疟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在用的都是半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比如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蒿甲醚和青蒿琥酯，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非天然的化学药。

所以即便有些草药可能有治病效果，今天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使用它了，因为有了更有效、更安全的化学药。在今天，谁还会为了镇痛解热去吃柳树皮而不用阿司匹林呢？谁还会为了治疗疟疾去吃黄花蒿而不用青蒿素衍生物呢？不幸的是，却还有很多人为了“排毒养颜”去吃大黄，为了止咳去吃鸦片（复方甘草片），为了止血撒上药粉……

2019.2.2.

（《科学世界》2019.3）